第十三章 雅尔塔会议、波茨坦会议和波兰问题的解决

第一节 雅尔塔会议：苏联框架得到盟国认可

雅尔塔会议期间，苏美英三国对围绕苏联解决波兰问题的框架，进行了讨论并作出了补充与修正。针对波兰边界问题，罗斯福和丘吉尔都表示可以接受寇松线，但又抓住最后机会，希望在该线南段作出对波兰有利的调整。具体地说，就是把利沃夫及其附近的油田划归波兰。罗斯福说，美国离波兰很远，但却有500～600万波兰裔人士生活在美利坚合众国。他在波兰东部边界问题上的立场，同他在德黑兰谈过的立场是相同的，即赞成寇松线；实际上，大多数波兰人也同意这条线，可是波兰人十分关心“不失面子”。“所有波兰人希望得到一些东西，以便保住‘自己的面子’。假如苏联政府给予波兰人一种保住面子的机会，作为总统，他的处境就会好一些。”他提议，最好研究一下关于在寇松线南段向波兰人作出让步的问题，但又表示不坚持自己的建议，只是希望苏联政府对这事给予注意。

丘吉尔首先肯定，不列颠政府承认苏联政府所解释的寇松线，也就是把利沃夫划归苏联，因为“在俄国为抵抗德国侵略，捍卫自己，而经受那场悲剧以后，以及在俄国为解放波兰而付出那些努力以后，俄国人对利沃夫和寇松线的要求就不是建立在兵力之上，而是建立在权利之上了。”但他同时又认为，苏联若能放弃利沃夫，就会因“这一宽宏大度的行动”而受到热烈欢迎和赞赏。与此同时，西方盟国对波兰的西部边界到底应该划在哪里，提出了较为强硬的不同意见。丘吉尔针对苏联以奥得河和西尼斯河为波德边界的主张，提出一种“适度论”，即“波兰只应当有权取得它希望得到并且有能力管理的那么多的领土。”他提醒不要让波兰因获得领土过多而“消化不良”。同时他也还把从交给波兰的领土上将要迁出大批德国人作为反对的理由。而在这一点上，英国战时内阁也持强烈的相同立场。罗斯福也觉得，“把波兰边界移到西尼斯河是没有充分理由的。”

斯大林为苏联的主张进行了辩护。关于寇松线，斯大林首先从历史谈起。他说，寇松线不是俄国人想出来的，它的始作者是参加1919年巴黎和会的寇松、克雷孟梭和美国人。俄国人没有参加那次会议。寇松线是以人种学资料为基础确定的，这并不符合当时俄国人的意愿。列宁不同意这条线，他不想把比亚威斯托克和比亚威斯托克州让给波兰。他接着说：“苏联政府已经放弃了列宁的立场。你们想要什么呢，想让我们成为比寇松和克雷孟梭还少替俄国着想的俄罗斯人吗？大概你们要让我们丢脸。假如我们接受了你们的建议的话，乌克兰人会说什么呢？也许，他们会说，同寇松和克雷孟梭比较，斯大林和莫洛托夫是更靠不住的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的捍卫者。那时，他，斯大林有什么脸回莫斯科呢？”至于奥得河至西尼斯河一线，斯大林只是说，请罗斯福和丘吉尔支持这一主张。但他认为丘吉尔对从这一地区迁出德国人数量的估计，有些夸大其词。

波兰边界问题的讨论反映出在苏联原有的框架中，波兰东、西两条边界的划定依据存在着强弱不平衡的特点。以寇松线为基础划定的苏波边界，无论是从历史起源上，从人种学上，从民族成分上，从国家利益上，苏联都可以找到比较有利的根据。而且这条边界已经由红军的军事力量在事实上予以肯定了。因此，对它的认定是一种对客观事实和强大实力的认定。在这一点上，英美自然都是没有什么可说的。波兰西部的边界就不同了。虽然它也得到领土的历史归属因素的支持，但不能否认，最根本最主要的考虑是借机削弱德国，并同时给予波兰进行领土补偿。而这种补偿从一开始又不是按照“等量”原则考虑的，因此，补偿领土的大小多寡本身就没有一定之规，那么与此相关联的边界也就缺乏有利的法理依据了。而且，也许是最关键的，这条边界还只是一条设想的边界，在德国没有被最后打败，盟国的力量尚未在这一地区实际存在时，预先确定它的具体位置，不仅对瓦解德国人的抵抗不利，而且缺乏一种实力的依托。正因为如此当丘吉尔和罗斯福都对西尼斯河的提法提出异议时，斯大林也没有过硬的根据去力争。不过，英美首脑并不反对“补偿原则”，作为战后限制与削弱德国的一种方法，对德国的原有领土进行分割，也是他们想到过的。不管是丘吉尔还是罗斯福，都一致认为让波兰的西部边界延伸到奥得河是合理的。这就有了谈判和达成协议的基础。也就是说，在波兰边界问题上的苏联框架，既不致于被全盘否定，也不会被一点不变地接受。而在雅尔塔协议中，对东部边界比较确定、具体的规定与西部边界原则性、概况性的表述，正体现了框架中存在的这种不平衡的特点。需要注意的是，这种不平衡是一种动态状况，它会随着客观情况的变化而变化。当红军攻克柏林之后，摆到三大国首脑波茨坦的会议桌上的波兰边界问题，特别是波德边界问题，又是一个样子了。

与边界问题相比，波兰政府问题更受英美两国首脑重视。波兰临时政府的代表性，成了西方盟国在这个问题上攻击苏联框架的突破口。罗斯福和丘吉尔都认为，目前的波兰临时政府，仅仅代表波兰人民的一小部分，甚至1/3都代表不了，并且也不是吸收了所有党派代表参加。因此他们不能承认这样的波兰政府。这就重新提出了改组或重组波兰政府的问题。美国代表团提出的方案是：

（一）成立由3人，也许是贝鲁特先生、格拉布斯基先生和萨佩基主教，组成的总统委员会，以便赋予波兰共和国总统职务。

（二）总统委员会将着手组建政府。该政府则由设在华沙的现波兰临时政府的著名活动家、波兰国内其他民主分子和生活在国外的波兰民主活动家组成。

（三）这个过渡性政府从它成立时起就承担起在波兰举行自由选举的责任，一旦情况允许，立宪会议应制定波兰新宪法，按照新宪法推举常设政府。

（四）一旦波兰民族团结政府成立，三国政府即承认它是波兰临时政府。

按照这个方案，应首先由三国（苏美英）两方（来自波兰临时政府的代表和来自波兰国内外的其他民主人士）协商组成一个三人总统委员会，它再“组建由华沙现政府中人士及波兰国内外民主人士组成的政府。”这个政府还只是一个临时政府，而在波兰建立永久性的政府，还要经过两个步骤，即进行立宪会议选举，再由立宪会议选出“永久性的波兰政府”。由于在这两个步骤中，最关键的是立宪会议的选举，所以丘吉尔又特别强调进行真正自由的、不受限制的自由选举的重要性。不难看出，在这个“三国两方”+“总统委员会”+“两步走”方案中，目前的波兰临时政府和全国人民代表会议的地位被大大降低了。如果说它们在该方案的前两部分还可以在起主导作用的各因素中拥有一席之地——也仅仅是一席之地——的话，那么在最后成立永久性的政府过程中，它充其量只是参加者之一，而完全失去了主导者的位置。这与苏联框架之间的差异与冲突是不言自明的。苏联的框架要求的是一个对苏友好的政府，而且这样的政府现在已经有了，并在波兰发挥着作用。把一个基本令苏联满意的现成政府的命运，托付给一次并没有绝对把握的大选，在苏联看来是难以接受的。因此，苏联尖锐地提出了对美国方案的置疑。

苏联的置疑主要有两点，其一，是根本改组现有的波兰临时政府，还是增加某些人数来扩大它？美国的方案显然是前者。而苏联认为，讨论波兰问题应“以波兰的某些现存的实际情况为根据”，“不能忽视目前波兰政府的存在”。况且，目前的波兰临时政府在国内有很高的声誉和威望。他们是“绝不同意根本改组临时政府的解决办法”的。因此，苏联坚持，要想“取得实际效果，那就必须在扩大现政府的基础上进行工作”。其二，如何看待总统委员会与目前存在的国民议会的关系？苏联认为，建立总统委员会很可能造成更多的困难，不如扩大目前的国民议会，因为在波兰举行自由选举之前保证它的内部稳定，“是非常重要的”。斯大林在不同场合，还从现在的波兰临时政府领导人对流亡政府的态度以及从军事角度对两个政权——临时政府和流亡政府及其在国内的代表处——孰益孰害的分析，论证了苏联支持目前的波兰临时政府的理由。

斯大林特别从军事角度对波兰政府提出了要求。他说，作为一名军人，他对那些已经被红军解放的国家的政府只有一个要求，即这个政府要能够保障红军后方的秩序和安宁，防止在我们战线后面发生内战。“政府到底是什么样的，对军人来说，归根到底是无所谓的；重要的只是别从背后向我们开枪。”斯大林在这里引用了内务部提供的材料说，在波兰，现在有个华沙政府，也有伦敦的波兰政府的代理人，后者同号称“国内抵抗力量”的各个地下集团有联系。作为军人，在把这些集团的活动作了比较后，斯大林得出这样的结论：“华沙政府相当胜任保障红军后方的秩序和安宁这一任务，而从‘国内抵抗力量’那里，除了害处我们一无所获。这些‘力量’已经杀害了21名红军军人。他们攻击我们的仓库，借以夺取武器。他们破坏我们关于在红军所解放的地域进行无线电台登记的命令。‘国内抵抗力量’破坏一切战时法律。他们抱怨我们逮捕他们。”斯大林直截了当地宣布：“如果这些‘力量’继续进攻我们的士兵，我们就枪毙他们。”这样看来，“从纯军人的观点看，华沙政府是有益的，而伦敦的波兰政府及其在波兰的代理人是有害的。无疑，军人们总是支持那些保障后方的秩序与安宁的政府，缺了这一条，红军就不可能取得战绩。后方的安宁与秩序是我们取得战绩的条件之一。这一点，不但军人，而且甚至非军人也都懂得。”

与此同时，苏联也接受了美国方案中的一些建议，例如，举行“三国两方”的磋商，从美国政府圈定的名单中选择可以进入政府的波兰民主人士，以及同意举行自由选举。斯大林甚至保证，波兰很快就可以举行自由选举。

这样，雅尔塔会议最终就波兰问题达成了协议。这个协议的几个关键点是：组成一个新的波兰临时民族统一政府，它是在吸收国内外民主人士参加下，在更广泛的基础上对现在行使职权的波兰临时政府改组而成；改组的具体办法由“三国两方”共同磋商确定。波兰临时民族统一政府应保证尽快进行自由的和不受限制的选举，所有反纳粹和民主党派都可以参加选举和提出候选人。一旦波兰临时民族统一政府成立，三国将与之建立外交关系。波兰的东部边界以寇松线为准，但作有利于波兰的适当调整；波兰北部和西部领土应有较多扩增，西部边界留待和会划定。

雅尔塔会议是西方盟国对苏联解决波兰问题的基本框架进行的一次最集中、最全面的考察。从会议形成的有关最后协议看，苏联的框架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得到了认同与肯定。究其原因，最根本的还要归结于苏联在这次战争中所起到的无法替代的作用，以及它在解决波兰问题上具有的独一无二的影响。毕竟，在三大国中，如何解决波兰问题，与苏联有着最直接的利害关系，对苏联的切身利益可以产生直接的影响。因此，苏联在这个问题上的一些要求和主张，西方盟国是不能不予以满足和接受的。因为在战场上，在最后结束这场战争上，他们还不可能不依靠苏联这支强大的力量。从这个角度说，它们对苏联框架的认同与肯定，也是英美两国领导人现实主义精神的反映。

另一方面，不容否定，西方盟国对苏联的框架也进行了补充和修正。波兰西部边界的暂时“虚化”，对扩大目前波兰临时政府代表性的重视和直接参与有关工作，对自由选举的种种考虑以及针对此提出的保障措施，表明了作为自视对战后欧洲和世界都将承担责任和义务的英美两国，不想在波兰问题上仅仅充当场外观众。原因很简单：因为在他们眼中，波兰问题不是孤立的，它是与其他问题错综复杂交织在一起的诸多问题中的一个。在这里产生的结果，必然会对其他问题的解决产生效应。罗斯福表示，他想把波兰树为“实施被解放的欧洲宣言所提的原则的范例”，就是突出的证明。西方大国希望对波兰问题的解决施加影响，按照自己信奉的观念和原则去校正波兰问题的解决方向，以使它不致与自己的战后安排构想偏离太远。从会议的结果看，它们的建议被部分采纳了。但是，协议归根结缔还是纸面上的东西，这种兼容在实践中到底效果如何，是不是比较准确地反映了西方大国的初衷，只有假以时日来检验了。

值得注意的是，三大国领导人在雅尔塔会议上，都希望给人们形成他们之间团结一致的印象，希望能就波兰问题达成一个共同的协议。其实，整个雅尔塔协议就是一个三方彼此妥协的结果，波兰问题的协议，当然也不例外。苏联的基本框架没有被推翻，但同时它也必须接受在这个框架中加人一些新的概念和内容。它们虽然被归纳在最后协议的简单条文中，但原有的框架和新概念与内容的关系，即它们是不是能够真正相容，有没有矛盾、冲突、甚至排斥的地方，则是需要更多时间和精力才能弄清楚的复杂问题。对此，仅仅一个雅尔塔会议是不够的。事实证明，就在雅尔塔会议结束不久，盟国之间在落实雅尔塔会议有关波兰问题协议时，常常会受到对同一个概念或协议内容却作出不同界定和解释的困扰。

第二节 落实雅尔塔波兰问题协议引出的分歧

雅尔塔会议结束不到两周，苏美英三国政府代表莫洛托夫、哈里曼和克尔，于1945年2月13日在莫斯科开始商讨改组波兰政府问题。这是实现“三国两方”方案的第一步。但三国代表马上发现，摆在他们面前有待解决的和遇到的新问题，远比已经确定下来的东西多得多。

“改组”波兰临时政府的具体步骤与方法，是其中一个最具代表性的问题。以苏联为一方，以美英为另一方，在对吸收参加新政府的波兰国内外民主人士的政治资格要求上，在应邀到莫斯科参加磋商的波兰“两方”的人数上，在是应“首先”与现在的临时政府“一方”成员进行磋商，还是与波兰“两方”代表一起磋商等一系列问题上，有着不同的看法和解释。

苏联在解决波兰政府问题上的一个基本原则，就是要以现有的波兰临时政府为基础，说得明确一点，就是要以它为主、为核心。这是苏联在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成立后一贯坚持的原则立场，也是苏联解决波兰问题框架的一个关键点。正因为如此，苏联对雅尔塔协议关于波兰临时政府“应该在更广泛的基础上进行改组”一项的“改组”一词，只能接受对临时政府进行有限度的“扩大”这样的解释，而不是抛开这个政府，重组一个新政府。既然是以这个政府为基础，那就只能对它进行个别人员的调整与增补。因此三大国首先听听这个政府的意见也是很自然的。苏联对在莫斯科举行的“三国两方”磋商，正是这样准备的。2月16日，苏联第一副外交人民委员维辛斯基向莫洛托夫提出会议程序建议，包括“小组讨论所有问题，一开始就要吸收贝鲁特、奥苏布卡一莫拉夫斯基和罗拉一日米尔斯基参加。政府组成的人员名单应与贝鲁特、奥苏布卡-莫拉夫斯基和罗拉-日米尔斯基协商。”同时提出新增加的政府成员最好限制在5人，即从国内吸收3人，国外吸收2人。值得注意的是，在维辛斯基提供的“可能的人选”名单中，并没有米科拉伊奇克。这个建议无疑有利于波兰临时政府。它使波兰临时政府实际上不仅获得了与三国代表一起讨论政府组成问题的优先权，而且，更重要的是，它的代表有权与三国代表共同确定来自波兰“另一方”的代表名单。这样，它就可以在邀请谁和不邀请谁的问题上，拥有很大的发言权。由此可见，以现在波兰临时政府为主的原则，在这份建议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该建议成了莫洛托夫在三国代表会议上的主要依据。

以后，西方国家对此多有指责，认为这是苏联违背雅尔塔协议的例证。那么，苏联的这个立场是否明显违背了雅尔塔协议呢？前面提到过，在苏联的框架和新的概念与内容之间的关系，雅尔塔会议并未真正理顺，一些问题协议中未予澄清。所以，回答这个问题不能用简单的是或否。这里，苏联把协议中的“在莫斯科首先与现临时政府以及波兰国内外的其他民主领袖进行磋商”这句话，做了一种分层处理，即把“首先”一词仅仅用来限定“现临时政府成员”这一层意思，而把“波兰国内外的其他民主领袖”作为第二层意思。何况，斯大林在会议最初只提找“华沙的波兰人”谈一谈。至于请来莫斯科进行磋商的波兰“两方”的人数和人选，在三国首脑间有过议论，但并未形成协议。

对苏联的建议，美英两国代表难于接受。他们也根据对协议条文的理解，坚持不应让波兰中的“一方”实际上拥有对“另一方”的否决权，而且“三国”中每一方都可以提出自己人数不限的邀请名单。3月19日，英国驻苏大使克尔向苏联政府提交备忘录，不仅逐词逐句引用英文文本的雅尔塔协议否定了“首先”应与来自华沙的波兰临时政府代表磋商的提法，而且提出了一个更为严重的问题：按照英国政府——当然还有事先了解了备忘录内容的美国政府——对雅尔塔协议的理解，三国政府是要“帮助成立一个新的波兰临时民族统一政府”，而不是把“正在华沙行使政府权力的临时机构”承认为波兰临时政府。这就是说，西方盟国认为自己的任务是“重组”一个新的政府，而不是苏联一贯坚持的把现有的临时政府加以“扩大”，然后更名为波兰临时民族统一政府。同时，英国的备忘录还把请来莫斯科磋商的波兰人分成三部分。指出现在的华沙临时政府成员只是其中之一。言外之意，他们的名额不能太多。针对苏联建议邀请的名单中没有米科拉伊奇克，克尔在备忘录中声称，“米科拉伊奇克参加磋商这一事实将对委员会工作取得成效具有头等意义”，让他从一开始就参与磋商是必要的。哈里曼在争辩中比克尔走得更远，他宣称，可能华沙临时政府成员连一个也参加不了拟议中的新政府。

对这种直接触动苏联框架的主张和提法，苏联不会听之任之。3月22日，苏联政府也以备忘录形式对英国政府作出答复，明确表示，波兰临时民族统一政府“应在现正在波兰行使政权的临时政府的基础上建立。对克里米亚会议决议的其他解释，都是对这一决议的破坏”。对“首先磋商”的看法，备忘录仍坚持认为“首先与波兰临时政府磋商的必要性源于克里米亚会议决议思想本身，因为磋商的最终目的是把现在的波兰临时政府改组为民族统一政府。……根据上述决议的思想，与其他波兰民主活动家的磋商，应当是对与临时政府磋商的补充，目的是在更广泛的基础上通过吸收波兰国内外民主活动家的加人来改组这个政府。”在参加磋商的人选上，苏联亮起了自己的“红灯”：那些“波兰流亡政府的拥护者”和“明显敌视苏联和克里米亚会议决议的人”，如阿尔齐舍夫斯基和安德尔斯等人，就不能参加磋商；而英国政府力荐的米科拉伊奇克，苏联认为他是反对雅尔塔会议协议的，当然“也不属于那类可以与之磋商，以促进克里米亚决议执行的波兰活动家。”最后苏联提出，为使三国代表委员会能顺利工作，应一致接受以下4点：（1）波兰临时政府是新的波兰民主统一政府的基础；（2）立即着手进行磋商，为此首先应邀请波兰临时政府代表前来；（3）也应立即邀请那些三国代表委员会一致同意的波兰国内外民主活动家前来磋商；（4）此后，再决定邀请其他的波兰国内外民主活动家，“与他们的磋商将被认为是委员会希望有利于执行克里米亚会议决议。”

这份备忘录表明，在有可能危及苏联框架落实的重大问题上，苏联不会轻易让步。它会顽强坚持在雅尔塔会议上已经被美英两国认可的东西。同时，与维辛斯基提出的建议相比，苏联在有的地方立场有所松动。特别是最后提出的四点建议中，虽然仍赋予临时政府“首先邀请”的地位，但并没有坚持应与它“首先磋商”。尽管，这使临时政府的代表失去了与三国代表一起确定邀请名单的权力，但有了“首先邀请”，也可以把它与其他的波兰代表区别开了。与此同时，苏联对可以邀请前来的人选提出了新的标准，即他们对雅尔塔协议的态度。单就这一条，就可把那些对雅尔塔协议持反对态度的人拒之门外，其中就包括米科拉伊奇克。

英、苏两国的备忘录说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在解决波兰问题上，苏联的框架与雅尔塔关于波兰问题的协议中加入的新概念和内容之间，还没有找到结合点。这恰恰证明了三大国首脑及其代表团，由于种种原因，在雅尔塔会议期间并没有真正把波兰问题搞透。因此，他们现在不得不再次花费相当多的时间和精力来讨论对协议的理解，甚至是某一个具体词汇的含义。这就必然要使解决波兰问题——这时主要是组成临时民族统一政府问题——的时间，大大延宕了。同时，波兰问题解决的不顺利，也直接影响到另一个重要问题，即联合国的成立。由于美国政府以波兰临时民族统一政府尚未组成，而它并不承认现在的波兰临时政府为由，拒绝了苏联邀请波兰作为创始会员国参加旧金山联合国成立大会的要求，于是苏联也拒绝与会。这把对联合国寄予厚望的美国政府置于了尴尬的境地。(https://www.daowen.com)

对波兰问题的现状和给其他重大国际问题造成的影响，丘吉尔和罗斯福深感忧虑与不安。他们在事先沟通之后，分别于3月31日和4月1日致信斯大林，集中谈了波兰问题。两封信都不得不从对雅尔塔有关波兰协议的释义入手，阐述了英美两国对波兰政府问题的立场。与英国政府的备忘录比较起来，两封信在波兰临时民族统一政府的组成方式上，有了某些微妙的变化。这种变化在罗斯福的信中更加明显。他虽然也认为要组成的是一个新政府，但是他更强调的是，不要给人们形成这个新政府是目前华沙政府的简单继续，尤其是“不加掩饰的继续”的印象；同时，他承认现在的波兰临时政府的成员在新政府中“将起显著作用”。这种显著的“作用”与苏联坚持的“基础”、“核心”之间到底还有多大距离，恐怕只能去体会了。对于三国代表委员会，罗斯福和丘吉尔都强调了两点：第一，目前的华沙政府无权选择或拒绝由委员会提出的邀请前来磋商的波兰人选，其中罗斯福明确表示，如果不与华沙政府代表“首先磋商”，那么他不反对让它“首先前来”。第二，委员会成员选择波兰人的权利不应受到限制。实际上，罗斯福的第一点已经与苏联的备忘录的相关主张十分接近了。在第二点上，由于罗斯福已婉转保证美英两国“不会提出任何反对克里米亚会议决议意图的波兰人”，可以说，他已经接受了苏联提出的选择标准。只是人数上不受限制，对于苏联来说，还不好接受。最后罗斯福又提出两条建议：盟国各自施加影响，保持波兰国内的政治安定；允许美英代表访问波兰以了解情况。

应当说，罗斯福和丘吉尔的两封信是向着弥合盟国之间分歧的方向努力的。因为罗斯福看到了“波兰问题公平合理和迅速的解决对我们国际合作计划的有成效的发展是多么重要。”而丘吉尔觉得，波兰政府问题的解决，“本来可以向全世界证明，我们有能力和有决心为世界的未来共同努力”。但是，苏联捍卫波兰问题解决框架的决心非常坚定，在斯大林4月7日给罗斯福和丘吉尔的复信中，看不出苏联准备在波兰临时民族统一政府组成上做丝毫让步。斯大林仍然坚持扩大目前的华沙政府就是改组，而华沙政府就应成为新政府的核心。对这个“核心”或“基础”的含义，斯大林给出了一个参照，即现在南斯拉夫政府中所实行的新老部长的那种比例。对波兰人的邀请应由整个三国代表委员会发出，而不是由每个委员分别发出；被邀请的波兰活动家除了要承认雅尔塔会议协议外，还应致力于建立波苏友好关系。不过，在邀请人数上，斯大林有所放松，允许邀请8位波兰活动家；5位来自波兰国内，3位来自伦敦。值得注意的是，此时苏联同西方盟国之间因“伯尔尼事件”正处于新的“信任危机”之中，苏联在波兰问题上的强硬态度，也许不应排除是受了这一因素的影响。

但斯大林并没有把大门关死。他的两条建议被证明对推动波兰问题的解决具有现实意义。他告诉丘吉尔，只要米科拉伊奇克满足苏联的两条标准即公开声明承认雅尔塔会议关于波兰问题的协议和拥护建立苏波友好关系，他不仅不反对米科拉伊奇克参加磋商，而且还准备说服波兰临时政府采取同样的态度。同时，如果美英政府能接受波兰临时政府的代表，那么就会消除他们的观察家到波兰去的一切障碍。这样，斯大林在把“球”踢出去的同时，也随之捎去了希望。

雅尔塔会议刚刚结束不久，盟国在解决波兰问题时就出现如此严重的分歧，并不奇怪。毕竟，这是它们把纸上的协议转化为现实结果的第一次尝试。作为苏联来说，尽管解决波兰问题的基本框架不是这时才提出来的，也不是现在才开始尝试着落实，但是与两大西方盟国一起就此进行操作，还是第一次。在落实雅尔塔会议有关波兰问题协议的实际操作中，一些在纸面的协议中被忽略的、甚至是被掩盖了的矛盾暴露出来，对苏联按自己的框架解决波兰问题，并不是坏事。它有利于苏联尽快弄清盟国对这个框架真正理解了多少和能够接受的程度到底有多大。在战争尚未结束，苏联的军事力量还要为盟国所仰仗的情况下，弄清楚这一点，无疑会取得更大的主动。有了这种主动，苏联可以利用更有力的手段，迫使盟国在雅尔塔协议的新概念与新内容和苏联框架之间向着前者适应后者的总方向寻找结合点。曾经历了这段历史时期的政治家们，在当时和以后，都把“波兰问题”有意无意地当成了作为检验苏联是否接受西方的政治观点、并按其行事的“试金石”。然而，应当承认，这种“试金石”式的检验作用，其实是双向的。西方国家既然用它来检验苏联，那么同时，苏联也可以以此来检验西方对苏联的框架的接受程度。从前面叙述的总的情况看，在苏联并没有做出大的原则性让步的情况下，双方在波兰政府上的立场，距离不是在扩大，而是相反。

第三节 波兰临时民族统一政府

1945年4月12日，罗斯福总统逝世，反法西斯阵营和法西斯集团都受到巨大震动。在这种情况下，反法西斯阵营尤为需要体现出一致与团结。苏联放弃了对联合国成立大会的抵制，决定派莫洛托夫前往旧金山，这被西方看成是个“好消息”，至少也是“一个公开的姿态”。当然，他们最关心的还是波兰问题刚刚接任的杜鲁门总统在给丘吉尔的第一封电报中表示，他把波兰视为一个“紧迫而危险的问题”。国务卿斯退丁纽斯也指示哈里曼向斯大林表达这样的意思：“我们两国之间的问题，罗斯福总统临终最为关切的，就是有关波兰的谈判迄今未见成效”。

4月18日，杜鲁门把罗斯福在世时已经写好的一封信稍作修改，征得丘吉尔同意后，以他和丘吉尔俩人的名义发给斯大林，作为对斯大林4月7日来信的答复。信中第一次以美国总统和英国首相的名义正式承认，“在组成新的民族统一临时政府的三批人中间，目前华沙政府的代表毋庸置疑地将起重要作用”，同时接受了斯大林提出的邀请8人前来磋商的方案。但是，他们仍然坚持华沙政府不能对参加磋商的个别人选行使否决权。而且明确表示，“绝对不会认为南斯拉夫的先例是可以适用于波兰的”。同时，丘吉尔还满足了斯大林的另一个要求，给斯大林寄来了米科拉伊奇克同意雅尔塔会议有关波兰问题协议的声明。

限定邀请人数（8人）和米科拉伊奇克作出公开声明的问题基本解决了，剩下的、也是最关键的问题，就是怎么理解和确定目前的波兰临时政府在要组成的临时民族统一政府中所起的作用了。斯大林4月24日给杜鲁门的复信。是雅尔塔会议后在与美英两国领导人通信中，写得最直截了当的一封。他索性明确指出，南斯拉夫的先例应该成为解决波兰政府问题的榜样，拒绝照此办理，就是“认为波兰临时政府不可能被看作是将来的民族统一政府的基础和核心”。而且，斯大林直截了当地重申了波兰问题对苏联的安全意义，指出，仅仅凭苏联人在波兰领土上流过血这一点，就要求“苏联政府不能同意波兰有一个敌视苏联的政府”，并对“在讨论波兰问题的时候，有人不愿意从苏联的安全的观点来考虑苏联人利益”表示不解。安全利益是苏联的根本利益，因此也是苏联在为自己的主张申辩时最理直气壮的理由。对此，西方国家的确找不出什么更好的反驳根据，这是苏联确立解决波兰问题框架的根本支撑点和落实这一框架的最有力的理由，也是它在这个问题上的最后一道防线。西方国家提出的民主、自由、“真正具有代表性”、“真正代表波兰人民的民主成分”的主张，不能说对波兰当前的现实，对它日后的发展，全无实际意义，完全是别有用心和杞人忧天。但是，只要是还不可能抛开苏联来解决波兰问题，只要是还必须与苏联进行协商，上述主张在苏联的这道最后防线面前都会显得软弱无力，难以与苏联的理由抗衡。

此后，斯大林与丘吉尔和杜鲁门之间虽然又有过几次关于波兰问题的信函交换，但仍然没有取得什么进展。而苏联安全机关对波兰国内地下政权和组织领导人的逮捕，也给盟国处理波兰问题带来了不利影响。

前面说过，华沙起义失败后，随着红军和波兰临时政府的向西推进，支持波兰流亡政府的力量，重又转入地下，开展抵制红军和波兰新政权的活动。雅尔塔会议上通过的有关波兰问题的决议，认可并接受了苏联在波兰问题上的基本主张，这也让流亡政府及其在国内的支持力量深感失望，它们对雅尔塔协议的抵触情绪见于言行。

就在雅尔塔会议公报发表的第二天，波兰流亡政府便发表声明，以盟国没有同波兰合法政府协商，把寇松线“强加给波兰”和使“苏联干涉波兰内政合法化”等为由，拒绝承认雅尔塔会议有关波兰的决定。2月18日，波兰流亡政府还向英国政府提交了长篇声明，从无视波兰政府的存在、割去了波兰近一半领土、违反了《大西洋宪章》、侵犯了波兰民族主权、没有规定自由选举的必要条件等方面，为自己“不能承认并抗议”雅尔塔协议，提出根据。波兰国内的“民族统一代表会议”和各地下政党代表也在2月份秘密召开会议，认为盟国实际上是拒绝让波兰人参加解决波兰问题，雅尔塔会议拖延了解决成立政府问题，并且招致了波兰民族精神的衰落。会议通过决议“民族统一代表会议抗议克里米亚会议强迫波兰做出的牺牲”。

另一方面，为了加强对战线后方的整治工作，更好地保证前线的作战，苏联领导人认为加大对亲流亡政府力量的打击力度是当务之急。雅尔塔会议结束不久，谢洛夫便被任命为波兰共和国临时政府公安部顾问，“斯梅尔什”副总指挥巴·雅·格什科同时被任命为内务部顾问。谢洛夫根据贝利亚的指示，积极领导和组织了对亲流亡政府地下力量领导人的搜捕工作。1945年3月17日，谢洛夫报告，他们逮捕了地下武装“波兰军”总司令勃卢斯基，“民族统一代表会议”主席团副主席兹维仁斯基、主席团成员多曼斯基，以及国家军比亚威斯托克军区司令部军官维德利霍维奇、华沙战区司令马尔舍夫斯基等人。其中，有的人在审问中声称，他们“完全支持流亡政府”，“抗议雅尔塔会议的决定”，波兰东部边界要在和会上确定。这就使他们不仅被指责为反对苏联，而且很现成地被指责为反对盟国刚刚通过的雅尔塔协议。

不过，真正引起国家社会广泛关注的，是逮捕包括波兰流亡政府副总理扬-斯坦尼斯拉夫·扬科夫斯基、“民族统一代表会议”主席卡齐米尔·普扎克、国家军新任总司令列奥波德·奥库利茨基等在内的16名著名地下政权和组织领导人。这次逮捕是在3月中旬进行的。从已经解密的文件上看，整个过程都是直接按照贝利亚的指示，由谢洛夫亲自计划指挥进行的。波兰临时政府主要领导人贝鲁特、奥苏布卡-莫拉夫斯基对此也完全知情。整个行动是一次经过精心策划典型的诱捕。在苏联和波兰新政权越来越大的压力下，这些地下政权和组织的领导人感到地下活动越来越困难和危险；而雅尔塔协议中有关组成波兰民族统一政府的规定，也让他们从另一个方面看到了某种希望。驻波兰的苏联安全机关和军事机关正是利用这一点，以举行协商会晤和谈判为名，实施了诱捕。诱捕成功后，根据贝利亚的命令，被捕者被立即押上飞机送往莫斯科。

波兰流亡政府得知此事后，一面向英美政府发出紧急呼吁，希望他们出面与苏联进行交涉，一面在4月6日发表公告，把此事公之于众。英、美两国曾就此向苏联提出询问，但得到的答复是这纯属谣传。由于当时谁也无法弄清真相，波兰国内传来的消息常常相互矛盾，因此波兰流亡政府一时也拿不出什么有力的证据。直到4月28日丘吉尔在给斯大林的信中还只是把它说成是有待证实的“传言”。

与此同时，在莫斯科对上述被捕人员的审讯工作却在紧张进行着。审讯的情况由贝利亚和国家安全人民委员弗·尼·梅尔库洛夫及时呈报给斯大林和莫洛托夫。

5月3日，在旧金山出席联合国成立大会的莫洛托夫突然宣布，苏联政府逮捕了16名从事破坏活动的波兰地下政权和组织的成员。这就证实了前一阶段的传闻。斯大林在5月4日致丘吉尔的信中针对此事说，这批以奥库利茨基将军为首的16人，“被控曾在红军后方策划和进行破坏活动，使红军中100多名军官和战士遭到牺牲，并被控在我军后方设立非法的无线电发报台，而这是法律所禁止的”。他们“将视审讯的结果交由法庭处理”。斯大林强调“这是红军为了保卫自己的部队和自己的后方以防止破坏分子和捣乱分子的阴谋所必须做的”。两天后，塔斯社也发表了内容相似的公告。5月31日，贝利亚和梅尔库洛夫就审判16名波兰人案（这一案件已被称为“奥库利茨基集团案”）的有关事宜向斯大林和莫洛托夫提出建议。6月13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就此案的审判时间、法庭组成、新闻报道等通过决议。

尽管这件事曾在国际社会和盟国关系中引起了关注，但与这期间发生其他一系列重大事件——像罗斯福总统逝世，联合国成立，欧洲战场战争结束——相比，它的分量就显得轻多了。因此，这一事件对盟国落实雅尔塔协议有关波兰的内容，最终没有产生致命的影响。

盟国在解决波兰问题上的真正进展，是在霍普金斯访苏时取得的。从5月25日到达莫斯科至6月7日离开，霍普金斯与斯大林共举行了6次会谈。双方就广泛的问题交换了看法，波兰问题是其中主要问题之一。霍普金斯着重向斯大林谈了美国国内对解决此问题的关注和对迟迟不能形成波兰临时民族统一政府的疑惑不解。他不只一次向斯大林强调，波兰问题“已经成为我们是否有能力同苏联解决问题的一种象征”，“它直接关系到美国愿意在世界范围的基础上参加国际事务这样的问题”。他向斯大林转达了在美国一种很普遍的观点，即“要是我们不能就波兰问题取得一致意见的话，我们怎么还可能同苏联一起解决其他事情”。作为这一观点的进一步延伸，霍普金斯找到了一个更具说服力的证据。他说：“倘若波兰问题的解决要拖到7月15日柏林会议的那个时候，这将激起没完没了的麻烦，并有可能占去柏林会议的大部分时间”。在会谈中他还多次使斯大林相信，美国政府没有理由不希望有一个对苏联友好的政府。斯大林在会谈中再次强调了苏联希望有一个对苏联友好的波兰的理由，同时，他也驳斥了似乎苏联要干涉波兰内政、把其纳入苏联轨道的言论。斯大林表示可以在未来政府中给华沙政府以外的其他民主人士留4个部长席位，其中包括米科拉伊奇克，并与霍普金斯一起详细地讨论了可以邀请前来莫斯科进行磋商组建政府事宜的候选者名单。最后的名单在6月初分别得到了杜鲁门、丘吉尔的认可，三国代表委员会里一度出现的僵局就此打破。

6月13日，波兰全国人民代表会议和波兰临时政府代表贝鲁特、施瓦科别、科瓦尔斯基、奥苏布卡-莫拉夫斯基、哥穆尔卡、罗拉一日米尔斯基先期抵达莫斯科。17日，他们与来自伦敦的米科拉伊奇克、斯坦契克、科罗特杰伊和来自波兰国内的民主人士库切巴、科罗特杰伊斯基、茹拉夫斯基、科申热夫斯基、凯尔尼克在波兰驻莫斯科大使馆举行了会谈。21日，他们达成协议，文·维托斯和瓦·格拉布斯基加入波兰全国人民代表会议主席团，而瓦·凯尔尼克、切·韦采赫、米科拉伊奇克、扬·斯坦契克和米·杜古特则进入政府。28日，波兰临时民族统一政府在华沙正式宣告成立。奥苏布卡一莫拉夫斯基任政府总理，哥穆尔卡和米科拉伊奇克任副总理。在21个政府职位中，原波兰临时政府成员占16个职位，流亡国外的4名活动家占了剩下的5个职位，其中米科拉伊奇克还身兼农业和土改部部长，这与斯大林向霍普金斯允诺的，即允许4名流亡者进入民族统一政府完全吻合；与南斯拉夫临时政府中国内与流亡者之间的比例也基本相当。西方国家中，法国第一个承认了波兰临时民族统一政府（6月29日）。稍后，美英两国在同一天（7月5日）也予以承认。随后，挪威、加拿大、意大利、瑞士和瑞典也履行了承认手续。同时，这些国家还中断了与伦敦流亡政府的外交关系。苏联政府没有发表专门文件表示承认这个波兰政府，因为它认为，这个政府在法律意义上是1945年1月成立的那个波兰临时政府的延续，并且它的政治和法律结构也没有根本的改变。如果把广泛的国际承认作为一种标志的话，那么，雅尔塔协议赋予三大国解决波兰政府问题的任务，至此可以算是完成了。但是，雅尔塔协议给这个新组成的波兰临时民族统一政府规定的任务还没有完成，而那又将是一场激烈的斗争。

雅尔塔会议后，经过4个多月的交涉与交锋，波兰临时民族统一政府终于组成。应当说，这首先得益于欧洲战场上战争的胜利结束。正是由于德国最终战败投降，才使盟国必须要把处置德国及其仆从国的工作，作为一个现实的紧迫任务，提上议事日程。在对德作战中贡献最大的、也是最关心如何不让德国东山再起的国家之一——苏联，无疑会把这项工作放在突出的重要位置上，特别是在已经定于7月中旬召开的新一次“三巨头”会议上。霍普金斯关于不要让波兰问题拖到新的三巨头会议开始，以免耽误讨论更重要的事情的提醒，不是没有道理的，而且对斯大林也并非没有一点说服力。虽然不能就此断定霍普金斯的提醒就是波兰政府问题解决的一个真正转折点，但至少不能排除这是一个促成因素，而且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因素。德国问题的重要性，它所牵连问题的广泛性，都远远大于波兰问题。德国问题不解决，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这场战争还没有打完，欧洲的局势就无法进一步澄清。而没有澄清的局势，往往孕育着新的危险。而来自德国的危险-这是苏联最不愿意看到的。我们还记得，斯大林在谈到苏波关系时，反复强调的一点就是如何防止德国东山再起，避免它再次成为给苏波两国带来灾难的祸水。那么现在为了解决德国问题，以期更稳妥地保证这种灾难不致再次降临，在波兰问题上打破僵局，促使它早日解决，对苏联领导人来说，绝不是因小失大。另外，组成一个让美英两国都能接受的波兰政府，是苏联落实其波兰问题基本框架的关键一步，是它在进一步落实框架中需要依靠的一个主要策应力量。德国问题的解决，至少在领土方面要牵涉波兰，这是雅尔塔协议中有明文规定的。假如没有一个让三大国都承认的波兰政府，西方盟国很有可能以此为借口拒绝或者拖延履行雅尔塔协议的有关内容，从而影响到整个德国问题的解决。反过来说，有了一个得到普遍承认的波兰政府，西方大国在讨论德国问题时就要考虑它的存在，特别是在苏联坚持要求进行这种考虑的时候，波兰政府就会成为苏联手中一张很有价值的“牌”。这一点在波茨坦会议上得到了充分反映。

第四节 波茨坦会议与波兰西部边界的确定

波茨坦会议上对波兰问题的讨论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即交接问题和西部边界问题。前者属于由承认伦敦的波兰流亡政府到转而承认华沙的波兰临时民族统一政府引起的连带问题，与承认还是不承认某个合法政府这样更带有根本性问题相比，只能属于低一个层次的问题。而波兰西部边界问题，是三大国领导人之间反复讨论、在雅尔塔协议中有所涉及、但至今仍悬而未决的问题。它的重要性，无论是在苏联框架中还是在盟国处理战后欧洲问题的安排与考虑中，都是不容低估的。这两个问题比较起来，后者无疑拥有更重的分量，在波茨坦会议上占有更重要的位置。

波兰西部边界的确定，并不是简单地确定一条边界线的走向，在当时具体的大环境下，它与一系列问题交织在一起，格外复杂。由于在战争的最后阶段，苏联红军根据与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及其之后的波兰临时政府签订的协议，把奥得河至西尼斯河一线以东的德国领土交给了波兰管理，从而形成了波兰居民和其行政机构在这片领土上实际存在的既成事实。因此，杜鲁门联系雅尔塔协议中有关盟国在德国的分区占领规定认为，“现在还有一个政府得到了占领区，并且没有和我们协商就这样做了”，“我们过去没有、现在也没有任何权力给波兰一个占领区”。当斯大林对此作了否定的答复后，杜鲁门又提出在占领德国期间，这块地区到底应该归属谁，是否还属于苏占区的一部分？因为这马上又和另一个问题——赔偿问题联系起来了。杜鲁门说：“如果德国的一些主要部分将处于不在四大国之列的国家的占领之下，那么将很难就合理解决赔偿问题取得一致意见。”

丘吉尔从居民的迁移和对居民的供应上，对目前的做法提出质疑。他根据战前统计，认为在目前交给波兰的原德国地区有800万居民（当然后来他对这一数字作了重新订正），这些居民在波兰行政机关接手管理前后，或是主动西撤，或是被波兰行政当局西迁，造成大批人口从东向西——即向西方占领区的流动。而他们的原居住地、现在转交给波兰的那些地区，曾是德国的主要农业区和一部分产煤区，因此，丘吉尔认为，“没有任何粮食来源的大量德国居民留在我们这里”，将给“德国居民的粮食供应造成灾难性的局面”。由此，他提出两条原则性建议：一是波兰在寇松线以东失去的领土，与它从德国得到领土补偿，包括它从寇松线以东迁出的波兰居民，与它从重新获得的领土上西迁的德国居民之间，应该相等。若用这个原则去衡量，丘吉尔认为“波兰获得的领土太多”，“这对波兰本身也不会有什么好处”，并“给我们大家都带来困难”。二是把德国1937年疆界内的粮食和燃料产品，不管现在在哪个占领区，均按人口比例加以分配。与前一个建议类似的思想，丘吉尔以前在不同场合不止一次地表达过，可以说是他比较一贯的思想，只不过这次又找到了新的论据。后一个建议听上去不错，但实际操作起来将非常困难，如果不说几乎不可行的话。其实，丘吉尔真正担心的是怕英国和它在德国的占领区将来会面临这样一种局面：“粮食和燃料在波兰人那里，而人口在我们这里。这些人的粮食供应问题是我们身上的一个沉重的包袱”，“我们不愿意面对一大群饥饿的人”。从这个角度出发，丘吉尔更急于在会上就波兰西部边界问题达成协议，否则，在他看来，就“意味着这次会议的失败”。

斯大林对付美英两国首脑提出的上述种种问题有两个“法宝”：一是把造成这些问题的根本原因归之于战争，让提出问题的人明白，无论是让波兰接管德国领土，还是人口迁移和粮食、燃料供应出现不平衡，都是战争的结果，要负责任的首先是“当时的环境”。其二，坚持解决波兰西部边界问题，一定要首先听取波兰临时民族统一政府的意见，因为雅尔塔协议中正是这样规定的。否则，斯大林宁愿让这个问题仍然悬着，或者交给以后召开的外长会议去讨论。对斯大林的这个态度，杜鲁门和丘吉尔之间出现了分歧。急于解决问题的英国首相不得不在会议上费一番口舌让美国总统明白，现在不解决这些问题，那就可能要面对更加难以改变的既成事实了。

波兰临时民族统一政府对西部边界的态度，集中反映在7月10日给苏美英三国的一份备忘录中。该备忘录从道义基础、领土变化、民主要求、历史权利、西部领土的波兰性以及它与波兰的地理和经济联系等方面，阐述了波兰“希望沿奥得河和乌日茨一尼斯河、包括什切青在内建立自己的西部边界线”的主张。7月20日，波茨坦会议开始后，贝鲁特和奥苏布卡一莫拉夫斯基向三大国政府发出呼吁，指出“在反对德国的斗争中遭受巨大损失的波兰人民认为，任何别的解决西部边界问题的办法都是危险和不公正的，并让未来的波兰民族和波兰国家承受危险。”在美英终于同意邀请波兰政府代表团到会以听取他们对波兰西部边界意见后，7月23日，波兰代表团在三国外长会议上再次重申，应沿奥得河一西尼斯河确定波兰西部边界并把什切青划归波兰。波兰政府的上述立场，应当不出乎人们的意料，因为这条边界线早在1944年7月下旬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成立之初，就已经公开宣布了，并在以后一系列文件中被反复加以重申。

苏联对波兰政府上述立场的支持自不待言，因为这是与其解决波兰问题的框架完全相符的。如果说在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成立之后到波兰临时民族统一政府组成之前，苏联主要是在继续落实这一框架过程中，努力使这个框架得到广泛的国际承认，首先是美英两国的承认的话，那么在此之后，如何保护在这个框架下已取得的成果，并在此前提下最终解决波兰问题，就成为更重要和紧迫的问题了。临时民族统一政府的组成无疑是已经取得的最显著成果，而要保持这个政府的稳定及其政策的连续性，一个关键问题就是要使它能够迅速在波兰的恢复工作中取得成绩，这是获得更广泛的群众基础，从而真正站稳脚跟的最佳办法。而获得西部领土对于波兰的恢复与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据估算，如果得到奥得河一西尼斯河一线以东的领土，波兰的甜菜、亚麻、大豆的产量分别可增加90%、73％和23%，燕麦、马铃薯、大麻等作物也有一定的增长。这在波兰因转让东部领土而不可避免地遭受一定资源损失的情况下，就更显得珍贵了。有了这块地区，至少“波兰可以发展健康的农业经济了”。同时，还可以得到一些大型工业企业，对波兰来说，它一方面可以吸纳多余的农业人口，另一方面可以扩大销售市场。这将“保证它的工业发展和有利于国家恢复”。正因为如此，苏联在波茨坦会议上，坚持在规定波兰西部边界之前，一定要先听取波兰临时民族统一政府的意见，让民族统一政府出面为获得西部领土而斗争，这不仅提高了波兰政府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而且有利于它重塑民族利益维护者的形象。对美英来说，它们没有拒绝听取波兰政府意见的理由，因为这个政府是它们刚刚正式承认的。由此可以看出，为什么恰恰是在召开三大国政府首脑会议之前不久，苏联与美英两国就组成能让它们接受的波兰政府迅速达成协议的“奥妙”了。

在另一个问题即交接问题上，苏联也是尽力维护波兰临时民族统一政府的利益，让它在面对按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不得不正视的一些问题时，多有所得，少有损失。在英美等国不再承认波兰流亡政府为波兰合法政府之后，自然提出把原归流亡政府管理的国家财产（主要是在国外的黄金储备以及军舰、商船和军用装备等）转交给波兰临时民族统一政府的问题。但英美两国随即提出在转交上述财产时也应偿还由流亡政府所欠的债务。按丘吉尔的说法，流亡政府保存在伦敦的有2000万镑黄金，而5年中英国政府花在流亡政府及其军队身上的经费大约是1.2亿英镑。杜鲁门也表示美国政府不可能在不讨论波兰政府债务的情况下承担向它移交全部资产的义务。斯大林表示，虽然苏联也曾向西科尔斯基提供了一定的资金，也为在苏联境内成立的波兰军队投入一定的资金，“但我们认为，波兰人民已用自己的鲜血偿还了这笔债”。

波茨坦会议就波兰问题表明了以下立场：承认波兰临时民族统一政府为波兰国家政府；英美政府撤销对伦敦波兰政府的承认，并保护在两国境内及其控制下的波兰国家财产，以不使这些财产转与第三者；波兰政府可通过法律措施收回上述财产；侨居海外的波兰人可以返回波兰，并享有与国内公民同等的权利；波兰临时民族统一政府同意尽快举行自由的、不受限制的选举，盟国记者有就此进行报道的充分自由。

三国政府还就波兰西部边界达成协议。自施维纳明德（今希维诺乌伊希切）稍西的波罗的海起，沿奥得河至西尼斯河会合处，再沿西尼斯河到捷克斯洛伐克边界的原德国东部领土，归波兰政府管辖，不得视为苏联在德国占领区的一部分。至此，波兰西部边界的基本走向被确定下来。虽然协议中尚有“波兰西部边界的最后划定，应待和会解决”的规定，但已有的历史经验证明，三大国一致明确肯定下来的东西，再发生大的更改的可能性极小。另外，也正是由于三大国确定了波兰政府在规定的边界线之内的主权，所以会议还就从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遣返德国居民问题达成协议，同意进行此项工作。根据此项协议，波兰在当地的行政机关，先后把230万德国居民，迁往奥得河-西尼河一线以西。

1945年8月16日，苏波签订两国国界条约，正式确定了两国边界的具体位置。次年1月13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批准了这一条约。1950年6月6日，波兰和民主德国政府在华沙签订了协定，相互承认由波茨坦会议确定并已存在的波德边界为永久边界。但联邦德国随即发表声明，不承认这一边界。1970年12月7日，波兰和联邦德国签订了“两国关系正常化基础协定”，终于在25年后正式确认了波茨坦会议决议规定的波兰西部边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