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从苏德战场战略转折完成到德黑兰会议期间的“波兰问题”

第一节 苏联与盟国关系的再度紧张与苏德战场战略转折的完成

1943年下半年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使苏联解决波兰问题的态度趋于明朗。在与盟国的接触中，苏联不仅越来越公开地提出解决波兰问题基本框架中的某些主张和思想，而且开始更为积极地尝试着落实它。在新组成的波兰军队在苏德战场投入战斗之后，波兰政府问题——即在解放后的波兰组成什么样的政府和怎样组成这个政府，波兰边界问题——即承不承认苏联坚持的苏波边界和允不允许波兰的西部边界向西推移，成了落实苏联基本框架的主要内容。

这年的6月份，反法西斯盟国关系中再次掀起了一场风波。以苏联为一方和以英美为另一方又一次爆发了激烈的争执。

苏联曾寄予希望的英美首脑会议于5月中旬在华盛顿召开。丘吉尔在率团前往华盛顿途中写信告诉斯大林，“此行的目的是解决在‘爱斯基摩’之后，在欧洲进行进一步打击的问题，以及劝美国不要过分偏重太平洋方面，……”这里的“在欧洲进行进一步打击”和“劝美国不要过分偏重太平洋”，对非常关心开辟欧洲第二战场的苏联人来说，无疑是一个好消息。经过近两个星期的讨论，5月25日，两国首脑批准了英美参谋长联合委员会起草的报告。该报告确定的主要战略目标是“同俄国和其他盟国合作，尽早促成欧洲轴心国家的无条件投降。”对横渡英吉利海峡的战役，决定“将在联合王国集结兵力和物资，以便在1944年5月1日开始这一战役。”按照英美军事领导部门制定的时间表，参加这一战役的29个师，要到1943年11月1日以后才开始在英国集结。6月4日，斯大林收到了罗斯福通报华盛顿会议决定的信。罗斯福把此次会议确定的基本战略分为五项，在对苏支援上决定“将加紧进行现在正在对欧洲敌占区进行的空中攻势”，以摧毁敌人的工业，削弱德国战斗机的力量和粉碎德国平民的斗志。另外，为“在尽可能早的时间内使意大利退出战争”，艾森豪威尔已接到命令，“当‘爱斯基摩人’胜利结束的时候，他要准备立即发动攻势，以使意大利崩溃。”由于盟国牢牢控制了非洲，使“在英国重新集结地面部队现在是可行的。”他有些讨巧地告诉斯大林，“英美联合参谋部过去和现在一直忙于使必要的计划订得十分精确，以便立即利用敌人在法国或挪威的任何弱点。”罗斯福重申了1944年春季在英国集中兵力和物资对大陆进行全面进攻的计划，并最后总结说：“上面列举和说明的一些决定据信会使敌人被迫把他们的地面部队极度分散，……当轴心国软弱的迹象在任何一个地方变得明显的时候，实际的进攻和进攻的威胁将会很容易和迅速地变为胜利的作战行动。”

罗斯福的通报虽然涉及苏联最为关心的问题，但从行文中不难看出英美承担1944年春进攻欧洲大陆是有条件的。而且，就是在法国开辟第二战场的时间，也与苏联所希望的差得太远。苏联驻英大使麦斯基6月9日在伦敦与丘吉尔谈过一次话后报告国内：“从丘吉尔关于法国战役的通篇议论中可以看出，他极力想利用各种适当的托词来回避这些战役。”这无疑又传达了一个更坏的信息：英美有可能连在1944年春开辟第二战场的承诺也不想兑现。6月11日，斯大林复信罗斯福和丘吉尔，字里行间流露出被蒙骗和受愚弄后的愤怒。他回顾了开辟第二战场时间被数次推迟后写道：“你们的这一决定给倾其全力对德国及其仆从国家主力作战已经两年的苏联造成了异常巨大的困难”，“开辟第二战场的一再推迟，和遭到如此重大牺牲的我军仍然无法指望得到英美军队的有力支援，这两个事实在苏联——在人民以及军队中——引起了令人沮丧的消极印象，难道还需要我说吗？”对此，丘吉尔6月19日来信进行了解释；斯大林在6月24日复信中几乎逐条进行了驳斥，并指出：“你和总统决定取消过去关于进攻西欧的决定是在没有苏联政府代表参加的情况下进行的，并且根本就不想邀请苏联政府的代表参加华盛顿会议。”“不言而喻，苏联政府是不能容忍在反对共同敌人的战争中这样来忽视苏联的根本利益的。”然后，他把问题的严重性又提高到了盟国间相互信任的高度：“问题并不仅仅在于苏联政府的失望，而是在于维持它对盟国的信任的问题，这种信任现在正遭受严重的考验。”

坚持占领西西里后盟军首先在意大利登陆的丘吉尔，有着自己的战略考虑，而且坚持其主张极为顽强。他认为英国“有权利和义务根据我们的信念进行活动”，自然不会向斯大林措辞强硬的指责低头。丘吉尔甚至曾打算中止与斯大林的直接通信，因为这只能导致双方的“摩擦和相互生气”。斯大林对罗斯福的态度也明显冷淡下来，他对罗斯福让美国轰炸机在执行完轰炸罗马尼亚的普洛耶什蒂油田后，在苏联南部某地着陆的请求，没有马上应充。

的确，这是盟国史上“最灰暗的时刻”，而且笼罩在盟国关系上的这块灰暗阴影并没有马上散去的迹象。英美两国首脑仍然撇开斯大林商讨盟国战略问题。8月14日～24日，英美两国首脑再次会晤于魁北克，斯大林仍然未被邀请与会。斯大林对这种状况的不满，以英美没有及时通报有关意大利的情报为由发泄出来。他在8月22日给罗斯福和丘吉尔的信中说：“直到现在都是这样的情况：有事美英两国商量，两国商量好了通知苏联，把苏联当作一个消极旁观的第三者。应当告诉你们，这种局面不能再容忍下去了。”

斯大林也开始单独行动了，苏联既然不能在重大军事战略问题上左右西方盟国，那么它就要在它可以发挥影响的地方做出相应的姿态。7月12日，“自由德国”民族委员会在苏联宣告成立，德国共产党著名活动家威廉·皮克、瓦·乌布利希等都是委员会主要成员。这件事让西方敏感的政治家感到，“看来仿佛俄国人正在为战败后的德国筹划一个傀儡政权。”这件事斯大林没有向丘吉尔和罗斯福打招呼，更没有征得他们的同意。很明显，斯大林是想用这一行动表明，与盟国的协商固然重要，但是如果没有必要的信任，协商的基础和气氛也就很难存在了。一旦失去这种基础和气氛，谁又能禁止谁的单独行动？同时，这也是一个信号，既然苏联能够这样单独办理未来德国的问题，也可以同样办理其他国家——例如波兰——的问题。仅仅三个月后，当波兰爱国者联盟的主要领导人酝酿在苏联成立“自由波兰”民族委员会时，只要把上述事件稍加联系，没有人会感到意外和突然。

就在盟国关系经历着严峻考验的时候，苏军在战场上取得了一连串决定性会战的胜利。在被苏联官方战史著作称为其规模、激烈程度和结果都属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最大会战之一的库尔斯克会战中，苏军挫败了希特勒“在东线最后一次……夺回主动权的尝试。”斯大林在把此次会战与斯大林格勒会战比较时说：“如果说斯大林格勒附近的会战，预告了德国法西斯军队的覆灭，那么，库尔斯克附近的会战，就使得它已经处在覆灭的边缘。”苏军最高统帅部的战略大反攻也由此开始。8月中旬至年底，苏军又展开了第聂伯河会战，不仅收复了具有重要经济价值的第聂伯河左岸地区，而且在第聂伯河右岸建立了几个战略登陆场，为完全解放白俄罗斯、乌克兰和克里木，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这些会战胜利的取得，进一步证明了在缺少西方盟国的军事配合下，苏联可以击溃德国的进攻，并完全有能力把侵略者驱逐出苏联领土直至彻底消灭它。9月17日，罗斯福总统在给国会的关于战事进展的咨文里指出：“俄国人正朝着从俄国土地上消灭最后一个德国人进军——指向德国本土的进军。”罗斯福在这里有意无意地承认了一种可能：即位于德国和苏联之间的东欧各国将由苏联解放。这也意味着苏联对这些国家的影响，是其他国家无法比拟的。如果说，这一点在1943年下半年以前，只是一种估计和假设的话，那么现在，苏联以其取得的巨大军事胜利，使它成为难以逆转的前景了。在此情况下，苏联按自己的意愿解决东欧各国问题的信心和决心，无疑将大大增加。在这方面，首先碰到的就是波兰问题。随着红军越来越接近西部边界线，波兰流亡政府及其支持者的态度和行动，也在客观上增加了苏联彻底排斥它们的决心。

第二节 苏联与波兰流亡政府关系的继续恶化

苏联单方面中断与波兰流亡政府的外交关系，随后又迅速帮助波兰爱国者联盟走上前台并组建新的波兰军队的行动，使波兰流亡政府和其支持力量原有的反苏情绪，被急剧调动起来。尽管西科尔斯基总理本人比较理智，表示愿意保持与苏友好关系，甚至谈到过改变波兰东部边界的必要性，但以他为首的流亡政府中的温和派，终因受到来自政府内外的巨大压力而无法走得更远。在这种情况下，对于苏联提出的改组流亡政府的主张——这也是恢复双方关系的前提条件，后者很难采取什么实质性的迎合步骤。用艾登的话说，“这是一个相当棘手的问题，不要指望任何政府能够在外国的压力下重建。”更不幸的是，1943年7月4日，西科尔斯基总理在从埃及视察安德尔斯的波兰军队返回英国途中因飞机失事遇难。波兰失去了一位还能够在温和派与保守派及倾向于对苏持强硬态度的激进的职业军人之间保持平衡的政治家。但是，这也给改组波兰流亡政府提供了一个机会，或者说，给苏波重新恢复外交关系提供了机会。然而，受当时大环境的影响，新组成的政府仍不能令苏联满意。虽然农民党领袖、主张与苏联保持友好关系的温和派政治家斯坦尼斯瓦夫·米科拉伊奇克继任总理，但内阁中大部分官员和武装力量中的高级军官，都是原毕苏茨基分子，也就是说，他们从思想观念上就是“俄国人和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死敌。”新任波兰武装力量总司令索斯恩科夫斯基将军，更让苏联难以接受，他曾因西科尔斯基政府于1941年7月30日与苏联恢复外交关系而辞去国内事务委员会主席一职。艾登和英国驻波兰大使奥马雷，也一度对索斯恩科夫斯基将军的任命在政治上是否正确持怀疑态度。他们认为这项任命所“产生的与此相反的后果将是十分不幸的”，是“可能导致严重后果的最不幸的决定”，因为他“是以富有反苏情绪而闻名的”。而米科拉伊奇克本人在一些场合表示支持其前任在苏波关系中断后某些对苏联不友好的言论，也让苏联认为这仍然是在进行反苏的煽动，“除非把它视为针对苏联的侮辱性的诽谤外，不能当成别的。”

流亡政府对苏联的政治态度，也间接地反映在波兰国内受其领导的地下政治和军事力量与以波兰工人党为代表的亲苏的政治力量的关系上。正是在西科尔斯基遇难前后，波兰国内亲政府的地下武装力量国家军上层与波兰工人党领导的民族统一战线日益疏远，甚至使用恐怖手段对后者进行攻击。1943年6月19日，国家军司令斯·罗维茨基将军在给西科尔斯基的信中说：“从纯军事观点来说，尽快对一种最坏的可能有所准备，即把俄国尽快视为我们的敌人而不是盟友，是必要的。此外，我们当前已有的防御性立场，即根本上敌视的立场，是在对俄国态度上惟一适合的和有根据的立场。”他要求政府作出决定，并表示他将根据这一决定通盘考虑相互关联——包括在对德国人关系上——的国内行动计划。这里暗示的意思，再明确不过了。

国家军领导人还对在白俄罗斯地区敌后活动的苏联游击队与国家军部队之间的合作，规定了明确的前提条件。国家军司令部在6月30日发布的一项专门命令，规定了与苏联游击队合作的条件，其中包括：苏联游击队必须把国家军作为这些领土上的惟一合法主人。可以肯定，这种限制最直接的结果，就是扩大了双方游击队之间的隔阂，为本已非常艰苦的斗争环境制造了新的困难，并使双方的敌对情绪有增无减。在波兰国内，国家军内部一批极右分子组成了“民族武装力量”的武装派别组织，宣布苏联和波兰工人党是他们的“头号敌人”，并展开恐怖活动。1943年8月9日，该组织一个小队在卢布林省的博鲁夫村打死了26名由波兰工人党领导的人民近卫军战士。同年底，在流亡政府驻波兰国内代表处的倡议下，成立了“公共反共产主义委员会”，以煽动和协调亲流亡政府的组织团体的反苏反共活动。

在西白俄罗斯地区，国家军的活动引起了苏联游击队的极大不安。10月8日，苏联游击运动中央司令部领导人波诺马连科向斯大林报告，白俄罗斯的维列伊卡州的波兰民族分子正在积极组建自己的地下部队。“该组织的主要任务就是在波兰政府号召进行积极活动之前纠集力量，准备好武器。”根据国家军领导机关的命令，所有原有的军事和准军事组织都必须联合为一个组织。在维尔纽斯和附近林区，波兰民族分子的活动也异常积极，在他们散发的传单上号召武装起来，等待合适的时机进行起义。11月22日，波诺马连科又向斯大林提交了一份关于波兰人试图在西白俄罗斯成立国家军的详细报告。据统计，仅在维尔诺市、维列伊卡州、巴拉诺维奇州，已经组织起来的国家军各类组织达1.5万人。这些组织有明显的反苏性质，在红军顺利西进的情况下，一些军事组织走出地下，“不是去与德国人，而是去与苏联游击队战斗。”它们有些小组“消灭居民点的苏维埃政权，在村里实行恐怖活动。”报告指出，这些行为并不是孤立的现象，它是在“设在波兰境内和西乌克兰的伦敦中心领导下实施的各种措施的一部分。”针对这种情况，苏联游击运动中央司令部也采取措施，对进攻苏联游击队的波兰小股部队予以消灭。波诺马连科认为这些问题很重要，“因为这意味着从个别事件的处理向跟敌对的波兰民族主义地下分子进行有计划斗争的过渡。”由此不难看出，苏联与流亡政府及其指挥的地下武装的斗争，其性质已经慢慢发生了质的变化。这种质变进一步发展下去，双方水火不能相容将是肯定的了。

第三节 成立一个新的波兰政权的尝试

苏联对盟国的失望和由此产生的信任危机，它与波兰流亡政府关系的继续恶化，几乎同时苏联在战场上最终取得战略主动权，这些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是使它在解决下一步战争和政治问题上，可以选择采取更主动的步骤。随着红军从东向西的战略反攻的开始，波兰——在此之前还有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将是红军跨出国界的首批战场之一。怎样保证红军在这里军事行动的顺利完成，对苏联来说意义重大。波兰国内各种政治力量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特别是波兰流亡政府对领土、边界等问题的态度，势必将给苏军的军事行动带来不利影响。对苏联领导人来说，如何在波兰国内建立一个新的政治中心或是政权机关，与前进中的红军相互配合，就成了日益紧迫的问题了。

同时，这也是落实解决波兰问题基本框架的要求。随着苏军向西的大步推进，在收复的领土上重建政权是必然的。在涉及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地区时，除了政权之外，还有与未来波兰国家的领土和边界问题。当苏联红军还在远离这一地区作战时，这些问题尽管已在进行讨论，但毕竟没有真正提上议事日程。现在的情况不同了，这些问题已经被战争进程推到了苏联面前，换句话说，解决波兰问题的工作重心，已经有必要从对该问题基本框架的务虚，转到逐项落实上来了。在框架的落实过程中，没有一个能与苏联相互配合的波兰政权机关的辅助，将是难以想像的。

酝酿成立一个新的波兰政权的信息，首先来自于波兰国内。早在1943年3月初，波兰工人党在其第一个《我们为什么而斗争？》的宣言中就明确表明了取消旧政权，建立新政权的主张。宣言宣布，“以前被派任的各种（委员、乡长、村社主任等等）委任无效，选出包括乡、市委员会到政府的各级临时政权。立即着手于准备进行国民会议（立法会议）的民主选举，以便选出总统和政府……”这就等于宣布由流亡政府在波兰国内建立的地下政权机构是非法的。“宣言实际上提出了建立新的政权机关，包括组建不是位于国外而是在国内的政府问题。”同时宣言还指出这是波兰工人党的最低纲领，没有包括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的全部要求和希望。但“国民会议（立宪会议）将来应该作出决定：永远挖掉产生帝国主义战争和人剥削人的根子。”一个月后，季米特洛夫代表共产国际对波兰工人党的政治纲领进行了补充，其中一点提到，“政府应当依靠反法西斯民族阵线”，并建议据此确定未来波兰的政治制度：即“民主的而不是苏维埃的制度。”可见，共产国际强调反法西斯民族阵线的重要性，把它作为建立政府的基础。这与共产国际此时总的方针政策是相符的。

其实，波兰工人党早在1942年就开始尝试建立全民族反法西斯阵线。1941年夏，波兰工人党中央委员会与“波兰社会主义者”党领导人就加强抵抗斗争和发展游击运动进行了谈判。1943年1月，两党在华沙达成协议，在组织自卫和破坏活动上进行合作。之后，波兰工人党很快又提出在所有工人政党和组织实现统一基础上建立地下工会的主张。“因此，波兰工人党考虑的民族阵线不仅是各政党的联合，而且也是工会和其他社会组织的联合。”另外，波兰工人党也把吸收党外人员参加人民近卫军作为联合波兰广大社会阶层的一种方式。如果说最初人民近卫军的指战员基本是波兰工人党党员的话，那么到1943年春夏，一些地区的人民近卫军部队中，已有80％的战士是非波兰工人党党员了。某种意义上，这一军事组织承担起推动民族统一阵线发展壮大的政治任务。

对流亡政府及其在国内的代表处，波兰工人党的态度有一个变化过程。在波兰工人党组建之初，苏联与波兰流亡政府正保持着外交关系，出于团结一切力量投入反抗德国占领者斗争的策略考虑，波兰工人党认为，在战争和丧失国家独立的情况下，有一个在流亡状态下的政府是适宜的；而且认为西科尔斯基在处理与盟国关系上，特别是对苏关系上和在苏联建立波兰军队问题上，做出了一定的贡献。当然，它也指出，目前的流亡政府组成并不能真实反映国内现实的政治力量对比。对排斥波兰工人党的流亡政府国内代表处，波兰工人党也要求对其进行积极的改造，但这并不意味着完全断绝与它的一切联系。1943年1月15日，波兰工人党中央委员会在其机关报《自由论坛》上发表了致代表处的一封公开信，在这封由哥穆尔卡起草的公开信中，对流亡政府及其支持力量的“等待观望政策”给予了批评，呼吁展开积极的武装斗争，对占领者的暴行给予严厉的回击。信中指出，达成民族一致和把所有国内的健康力量联合在与占领者的斗争中，是恢复波兰独立的必要条件，“如果伦敦政府和它在国内的代表处在这一问题上明确照顾到波兰人民的利益，那么毫无疑问它们会对波兰做出巨大的贡献。如果伦敦政府和在国内的代表处明确表明完全放弃战前萨纳齐政策，特别是对苏政策的立场，那么民族阵线的事业，民族统一的事业就将是完全现实的事业”。但代表处和国家军司令部经过讨论认为，这仅会对波兰工人党有利，使它在国内的政治影响得到提升。因此，代表处未对公开信进行答复，也没有在自己掌握的报刊上予以转载。

波兰工人党并未因此而放弃努力。就在发表三月宣言前十多天，波兰工人党建议国内的代表处和国家军司令部代表，双方就合作抗敌事宜直接进行谈判。1943年2月18、22和25日，双方举行了三次谈判。代表波兰工人党出席谈判的波兰工人党中央书记处书记瓦迪斯瓦夫·哥穆尔卡提出了双方进行两方面合作的建议。首先是军事方面合作：国家军要在人民近卫军推进方向上积极行动；在保持人民近卫军组织独立原则基础上，并在让人民近卫军代表进入国家军从中央到地方的参谋部的条件下，把人民近卫军并入国家军。政治合作包括承认波兰工人党是与进入政治协商委员会的其他政党一样的政治力量；除了那些与“萨纳齐”和民族激进阵营有直接关系的政党外，所有在国内的政党达成协议；最后，在被占领时期就着手建立反映国内社会意志的政府。谈判中针对对方提出的如何对待流亡政府问题，哥穆尔卡回答说，在波兰全国或部分地区解放后，应立即由一个临时政府掌握政权，通过协商途径把全国主要政党吸引进来，波兰工人党不排除同意加入包括西科尔斯基将军和其他伦敦流亡活动家在内的未来的临时政府，但这个临时政府必须是民主的，而且必须是联合政府。波兰工人党的立场很明确，未来波兰的临时政府绝不是目前波兰流亡政府的简单回归，它应是一个有更广泛政党联合基础和更多新鲜成分的新政府。

波兰工人党的这些要求让对方很难接受。最根本的原因，是流亡政府及其支持力量不希望在战胜德国之后，自己在波兰原有的政治和经济利益受到损害，而以苏联为背景的波兰工人党正是他们利益的最大威胁者。承认它作为一支与其他政党平等的政治力量，也就等于赋予了它参加未来政府的资格，这无疑是对这一威胁力量的加强。最关键的，现在如果就按波兰工人党的提议开始着手建立临时政府，对于以前并没有积极开展反法西斯抵抗斗争的流亡政府及其在国内的支持力量来说，能不能进入政府、在政府中占有什么位置、拥有多大影响，都是一个并不乐观的未知数。同时，也应考虑到，双方举行谈判的时候，正是苏联与流亡政府关系趋于恶化的时候，波兰工人党的建议很容易会被认为是别有用心。在谈判中，国内代表处和国家军司令部提出的条件也让波兰工人党无法接受，如果波兰工人党接受无条件地承认波兰流亡政府，无条件地归属代表处领导，承认根据1921年的里加条约确定的波兰东部边界的不可侵犯性的话，它的政治特色将无从体现，它在政治上的“靠山”苏联也不会答应。因此，双方谈判没有取得实际成果。同年4月底，苏波中断外交关系后，代表处正式致函答复波兰工人党，仍然坚持上述条件。这样，“实际上意味中断了谈判和勾销了将来恢复谈判的可能。”在苏联与流亡政府之间出现严重危机的时刻，出现这种结局是不奇怪的。随后，西科尔斯基将军的遇难，以及在对待苏联和波兰工人党态度上更为强硬的波尔一科莫罗夫斯基出任国家军总司令，都使双方接触的余地越来越小了。

1943年夏秋波兰国内外事态的发展证明，米科拉伊奇克领导的流亡政府及其在国内的相关机构与波兰工人党之间的合作几乎不可能了。这也就是说，建立全民族的反法西斯阵线的目的已经很难实现。但随着波兰解放的日子越来越近，政权问题也就越来越迫切地摆在波兰各政治力量面前了。在各种因素作用下，国内各种力量内部和各种力量之间的分化组合进程明显加快。在代表处的积极活动下，5月中旬，成立了没有左翼党派参加的国内政治代表会议。这意味着把以波兰工人党为代表的政治力量排斥在“波兰地下国家”之外了。8月15日，国内政治代表会议发表了关于在战时和战后初期合作的宣言，宣言表明了明显的反苏反共倾向，认为未来的波兰政府“将是即没有那些对前政权的错误负有责任的人参加，也不受任何极权主义倾向影响”的政府。波兰工人党曾想联合人数众多的小资产阶级——农民党，把它纳入民族民主阵线，该党曾表示政治上“自由行动”。但终因农民党上层签订了上述宣言而未能如愿。另外，1943年4月，“波兰社会主义者”党改组为波兰社会主义者工人党。在一些问题上，如与占领者斗争的方式方法、对流亡政府及其国内代表处的态度以及对社会党右翼“自由、平等、独立”派的态度，该党都与波兰工人党的政策相同或相近；但该党拒绝与波兰爱国者联盟合作，不主张建立民族阵线而是建立人民阵线，认为前者是向资产阶级让步。而波兰工人党是把民族阵线当作人民阵线的基础和组成部分。另外在对未来波兰的设想，在对苏联的态度上，两党也有分歧。10月，以它为主联合了其他几个较小的政治组织，组成了“社会主义、民主主义和工联主义政党联盟”，即“最高人民委员会”，执行与波兰工人党拉开距离，同时反对流亡政府的方针。但由于农民党拒绝参加，使该委员会的代表性和影响力都受到不小的限制。

在这种情况下，流亡政府为了扩大自己的影响，奠定在解放后的国家里的政治地位，也展开了积极活动。国家军这时放弃了消极斗争的方针，根据3月12日国家军总司令签署的命令，扩大了国家军破坏小队的活动范围，并组织了游击队，在一些地区开始了“有限的斗争。”7月底，国家军司令部在发往伦敦的紧急情报中承认，“对德国人采取积极行动是必要的。”农民党上层也要求自己掌握的武装力量——“农民营”，加入国家军系统，号召与“一切侵略者”而不仅仅是对“占领者”进行武装斗争。在波兰，这两个词意之间有着并不相同的含义。

激烈的形势变化，对波兰各政治力量也造成了巨大冲击。苏波关系破裂，客观上要求各种政治力量在新的政治分野面前，做出自己的选择。在这种具有决定其政治生命意义的选择中，最容易导致一种政治力量内部出现裂变。正是在这时，波兰国内政治力量内部分化加剧，形成了一批在政治上倾向苏联和波兰工人党的新派别，出现了所谓“激进化”的局面。波兰社会主义者工人党内部，很快形成了以爱德华·奥苏布卡一莫拉夫斯基为首的反对派。10月中旬，哥穆尔卡与奥苏布卡一莫拉夫斯基进行了一系列会谈。在“最高人民委员会”组成后，这一派加快了与原党分裂的步伐，到1943年年底，它已成为波兰工人党组建新的代议制机构的一支主要支持力量。在农民党内部，其上层执行的政策引起下层党员群众的不满和抵制。并入国家军系统的农民营士兵，直到战争结束时不到总人数的25％。不少农民营的小队还是不顾上层只允许在“自己”范围内进行抵抗活动的指示，与波兰工人党领导的人民近卫军相配合，积极投入对德国占领者的武装斗争。1943年9月，农民营司令部也不得不承认，在农村中存在着“相互对立的”两派。甚至在国家军部队中，参加与德国占领者直接斗争的要求也日益强烈，而这种要求又不可避免地促使国家军中的普通士兵与坚决主张进行积极抗德斗争的波兰工人党及其人民近卫军的部队接近，国家军上层领导们开始担心，如果再“禁止有组织的行动并对其加以领导，可能造成这方面的主动权落入波兰工人党手中的结果……”更重要的是，这种日益积极和高涨起来的斗争，越来越具有群众性。对此，作为占领者的德国驻波兰的法西斯当局有着最直接的感受。驻格旦斯克的党卫军安全警察头目韦尔里赫向党卫军领导人希姆莱报告，他感到当地的游击队很难对付，他们不仅在森林地区神出鬼没，而且依靠着对他们颇有好感的普通居民的帮助积极活动。另一个党卫军军官弗兰茨也报告说，游击运动已遍及“所有格旦斯克-西普鲁士的北部省份，格旦斯克旧城区，希韦切、科希切目纳、卡尔图齐、普茨克、图霍拉、格丁尼亚。”

正是在这种国内政治力量分化组合、各种力量之间的政治分野趋于清晰的情况下，根据客观形势，波兰工人党对自己的政策作了重大调整，对民族阵线的口号进行新的解释。1943年11月1日，波兰工人党发表了第二个纲领性宣言《我们为什么而斗争？》，提出建立反法西斯民族民主阵线，作为波兰工人阶级、农民和知识分子的政治联盟。“波兰工人党提出了建立民族民主阵线的方针，这个阵线将联合一切真正的波兰抵抗爱国力量并准备在国家从法西斯占领下解放出来时掌握政权。”宣言确定了波兰工人党的斗争目标，把为建立劳动人民的政权而斗争提到首要位置，进一步明确一切政权机关，包括临时政府，都要在反法西斯民族民主阵线基础上在国内建立。它的一切举措都应符合民主和自由精神。而工人阶级的团结和工农联盟则是民族民主阵线的主要支柱。人民近卫军是其武装铁臂。宣言还就对大型企业、银行等实行国有化、土地改革、维护社会秩序、确定广泛的公民自由，以及组织和发展教育、科学、文化艺术事业等，阐述了波兰工人党的主张。宣言在重申了该纲领没有包括劳动群众的全部要求和愿望之后，明确表示“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在民主国家范围内将致力于向社会主义制度过渡。”宣言还特别强调，必须把那些不仅现在被希特勒德国占领的，而且几个世纪一直被分割的波兰西部和北部领土——从奥得河到波罗的海沿岸——归还波兰；在东部，波兰承认乌克兰和白俄罗斯人民的自由选择权利，指出，重新获得解放的波兰“不可能也永远不会是1939年以前的波兰。”而与苏联结盟和保持友好，是波兰国家自由和独立的保证。

与三月宣言相比，十一月宣言进一步表明了波兰工人党在建立新的政权上的态度。如果说三月宣言在批评流亡政府及其国内代表处执行的政策的同时，并没有完全放弃在流亡政府改变其政策后与之合作的可能的话，那么在十一月宣言中则明确表示“坚决反对在波兰解放后把政权转交到它们手中”。因此，宣言的发表是波兰工人党和波兰工人运动史上的重要事件，“因为它开创了为争取人民政权而直接斗争的时期。”宣言还突出了把一切进步的和爱国力量联合为民族民主阵线的重要作用，把它视为完成民主改造纲领所必须的条件。正如哥穆尔卡所说，号召波兰所有反法西斯和反对反动派的力量达成协议并联合起来的目的之一，就是要“消除在国外的波兰反动分子针对波兰的、有致命威胁的各种阴谋诡计。”由于此前波兰工人党与波兰社会主义者工人党中的奥苏布卡-莫拉夫斯基派进行了接触，并就一些联合行动的基本问题取得初步共识，这就使波兰工人党有信心在建立由它领导的民族民主阵线上迈出实质性步伐。

11月7日，波兰工人党中央书记处召开会议，讨论建立一个民族民主的代议制机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问题。哥穆尔卡等人在十一月宣言发表之前就曾有此设想，这个代表会议是在各左翼政党协商基础上成立的地下国会，是与流亡政府及其支持力量相抗衡的政治中心，同时它也是未来波兰人民政权的雏形。1943年7月份从苏联回国并直接成为中央书记处书记的鲍莱斯瓦夫·贝鲁特，在这次会议上进一步指出，不仅要建立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而且在各省、县、市和乡都要建立人民代表大会的各级机构，从而形成完整的代表会议体制。经过讨论，会议赞成成立全国性代议机构，名称最后确定为“全国人民代表会议”。此后，波兰工人党在国内为建立全国人民代表会议展开了积极活动。波兰工人党在与波兰社会主义工人党奥苏布卡-莫拉夫斯基派谈判基础上，就建立统一战线问题达成政治协议，使两个工人政党部分地实现了统一。在争取农民党进行合作不成的情况下，波兰工人党转而与该党内激进派接触，并成功地把后来组成农民党“人民意志”派的部分活动家争取过来，从而为宣言中提出的建立工农联盟创造了条件。在华沙地区活动的民主青年组织——青年斗争联盟，也与波兰工人党建立了联系。此外，人民近卫军司令部还发出倡议，建议组成人民军，作为联合所有赞成波兰工人党与占领者进行武装斗争纲领的地下武装力量的军事组织。12月15日，14个在国内活动的政治组织和派别共同签署发表了《民主的社会、政治和军事组织宣言》。宣言阐述了全国人民代表会议的目的和任务，宣布在适当的时候成立有一切民主政党和团体参加的临时政府，并将在其领导下把波兰建成一个广泛民主的国家。宣言为成立全国人民代表会议奠定了政治基础。

1944年1月1日，全国人民代表会议在华沙正式宣告成立。出席成立会议的22名代表选举波兰工人党的贝鲁特为全国人民代表会议主席团主席。来自波兰社会主义者工人党的爱·奥苏布卡-莫拉夫斯基和来自农民党左翼激进派的代表瓦·柯瓦尔斯基为副主席。代表会议决定把国内反法西斯民主阵线的武装力量统一起来，组成“人民军”。新组成的人民军主体是波兰工人党领导的武装力量人民近卫军，波兰社会主义者工人党的民兵、农民党的农民营以及一小部分国家军部队，也成为人民军的组成部分。波兰工人党党员米哈乌·罗拉-日米尔斯基将军被任命为人民军总司令，弗朗齐舍克·尤兹维耶克上校任参谋长。全国人民代表会议的各级机构迅速建立起来，到波兰解放之前，已经建立了8个省级、近100个县和市级、约300个基层人民代表会议。全国人民代表会议的影响日益扩大。

这样，在国外有伦敦的波兰流亡政府，国内有由流亡政府的国内代表处和国家军构成的“地下国家机关”，有由参加流亡政府的四个政党——农民党、波兰社会党、国民党和劳动党——组成的国内政治委员会的情况下，全国人民代表会议的成立，虽然不是波兰国内外惟一的政权，但却是惟一公开反对伦敦流亡政府及其国内机构的政权。它建立的政治意义，除了表明波兰国内反法西斯民主力量已经拥有了一个政治中心以外，还在于它强调了一种对立，一种两种不同政治力量之间的对立。对此，哥穆尔卡作过很好的说明。他在1944年1月解释全国人民代表会议成立时提出三点理由：“1．国内政治委员会垄断了代表人民的权利，而那些有权决定国家和人民命运的其他政治势力则被排除在外；2．国内和国际形势使得波兰工人党感到自己有义务在决定人民命运的关键时刻站在群众的前列；3．有必要向盟国表明，波兰国内并不支持流亡政府的政治路线。”当然，对立双方的力量还不平衡，但这并不能从根本上否定出现这种力量的对立的意义。对于全国人民代表会议来说，如何改变当前的力量对比状况，逐渐壮大自己，扩大影响，进而建立起宣言中所说的临时政府，是其面临的一个紧迫且至关重要的问题。不过，在解决这一问题过程中，它们有一个其他政治力量所不具备的有利条件，那就是苏联和红军的巨大支持与援助。

第四节 莫斯科会议、德黑兰会议与“波兰问题”

1943年下半年，苏美英三大国外交部长和政府首脑都首次举行了三方会晤，“波兰问题”在这两次具有历史意义的会议中都占有重要地位。可以看出，盟国谈判桌上的观点交锋与前线军事形势的发展和波兰国内政治形势的变化之间，有着密切联系并且形成相互作用和影响。总的结果，是使波兰问题的解决朝着有利于落实苏联解决波兰问题基本框架方向，发生了不可逆转的转变。

10月19日至30日在莫斯科召开的苏美英三国外长会议，是在苏军取得库尔斯克会战胜利后，又接连收复第聂伯河左岸乌克兰领土并进人白俄罗斯东部地区的背景下举行的。与此形成对照的是，美英军队在意大利的作战进展远没有预想的顺利。到10月中旬，盟军距罗马仍然很远，德国在亚平宁半岛东西方向最狭窄处布防的“冬季阵地”，对盟军来说，又是一块难啃的“骨头”。在意大利的战斗拖延时日已在所难免，这使美英领导人感到不安。战场上的形势，不能不对谈判产生影响。不论是在三国外长的正式会谈上，还是在斯大林与艾登的私下会晤中，苏联对盟国应允的物资支援和军事行动再次发生迟延，表现出以前少有的从容与大度，这让西方盟国代表出乎意外。其实，这种从容的背后，是对自己力量的自信。当时任美国国务卿赫尔的苏联外交政策顾问兼美国代表团翻译的查尔斯·波伦事后承认，“莫斯科外长会议取得成功的真正原因，在于军事局势大为改善，暂时消除了对军需供应这一棘手问题的压力，以及在较小程度上减轻了苏联要求开辟第二战场的压力。”

为使这次会议不是“狭隘的探讨性质，而是应当具有实际筹备性质”，斯大林、丘吉尔和罗斯福一致同意在会前制订尽可能详细的讨论纲目。1943年9月19日，英国驻苏大使克拉克·克尔把一份开列了13项内容的讨论提纲交给莫洛托夫。其中包括“苏波关系和关于波兰的总政策”，“未来波兰、多瑙河各国和巴尔干各国，包括邦联问题”，以及“盟国内部主要国家和小国之间就战后诸问题达成协议事宜”。10月1日，英国又补充了一项：“对待因盟国武装力量进攻而获得解放的盟国领土的政策”。这些问题都直接或间接涉及波兰，从而不可避免地要牵涉波兰问题，并在会上就此进行了一番讨论。美国政府在自己的建议中虽然没有这直接提到波兰问题，但表示“美国政府准备在10月莫斯科会议上讨论其他两国政府中任何一国政府提出的，被认为需要及时协商的当前任何问题。”

莫斯科外长会议上有关波兰问题的讨论，主要是在艾登和莫洛托夫之间进行的。美国国务卿科德尔·赫尔推脱他没有得到总统有关波兰问题的指示，不便越权。由于在来莫斯科之前，米科拉伊奇克和波兰外交部长罗梅尔要求艾登不要讨论波兰边界问题，所以围绕波兰问题的讨论主要集中在苏波政府关系，以及波兰与其他国家组成联合体问题上。艾登在会上提出了三点建议：希望苏联与波兰政府恢复外交关系，苏联向波兰国内的抵抗力量增加空运军事物资的可能性，以及组成包括波兰在内的欧洲小国联邦问题。对第一个问题，莫洛托夫回答说，“波兰是我们的邻国。无论谁都不会像我们——波兰的邻居那样，对与它的良好关系感兴趣。我们支持波兰的独立，并准备帮助它，但是在波兰应当有这样一个政府，它对苏联有友好的感情。现在这还不够。苏联……要求的仅仅是波兰政府对我们的友好态度。”作为邻国，他主张最好由它们自己来解决相互关系问题。“如果说，苏波关系只是两个邻国的事的话，那么一涉及与其他国家关系，事情就更复杂了。”

莫洛托夫的这番话，转达出一个显而易见的信息，即苏联已决心更加独立地解决波兰问题，更加主动地推动它的解决波兰问题基本框架的落实。它不希望别的国家插手此事，特别是那种在苏联看来只能会把事情弄得更加复杂的干预。莫洛托夫突出强调了苏联与波兰的“邻国”关系，实际上是赋予这种关系一种特殊性，正是因为有了这种特殊性，苏联才可以更加理直气壮地要求，现在乃至未来的波兰政府，在对苏的态度上必须是友好的。这样，从两个邻国这个最基本的事实，到两国相互关系应有的类型，再到苏联对邻国态度的主观要求，形成了一条明确而简单的逻辑思路，一旦纳入这条思路，要么人们愿意冒风险让两个邻国永远像敌国那样对立，从而引出众多的紧张与危险，要么作出努力去满足这种“友好”中所包含的全部要求。在这种“选择”面前，那些在当前的战争中还指望着苏联力量的大国政治家们，实际上是没有选择的。其实，丘吉尔在会议开始之前就已经想到要满足苏联的要求了，他在给艾登起草的备忘录中写到：“我们应该欢迎波兰和俄国所达成的任何协议，这种协议一方面应保证实现一个强大的和独立的波兰，同时使俄国的西部疆界获得必要的安全保障。”而一心希望能够促成美苏英中《四国关于普遍安全的宣言》和苏联参加对日作战的赫尔，在会上也仅是泛泛表示“当两个邻国有分歧时，其他邻国，当然在不涉及事情本质的情况下，可以表达希望这些邻国恢复良好关系。”当他看到有可能不讨论边界问题时，他为能把这只“装满数不尽的纠纷的潘多拉盒子”原封不动地丢在一边，而“感到如释重负。”

艾登也接受了这条思路。他转达了米科拉伊奇克和波兰外长罗梅尔希望与苏联有一个良好关系的意愿，并询问莫洛托夫波兰人怎样做才能有助于推动此事。莫洛托夫提到了相互关联的两点，即除了在苏联的波兰师外，其他的波兰军队尚未与德国人作战，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由于有像波军总司令索斯恩科夫斯基将军这样的人。换言之，不与敌人作战和有反苏分子盘踞在波兰流亡政府政治军事部门的要害职位，是使波兰流亡政府在与苏联重修良好关系方面裹足不前的原因。莫洛托夫的意思很明显，改善双方关系的前提条件之一，就是流亡政府要把军队投入对德作战和进行必要的人事变动。当然，这不是新的要求，是苏联以前主张的再版，从这里可以看出苏联在两个问题上，基本主张是连贯的。但是，也应该明白，这不是苏联的全部条件，因为，比这大得多、也复杂得多的领土和边界问题并未包括进来。莫洛托夫之所以提出这两个问题，更多的恐怕是想试探流亡政府在改善对苏关系方面到底有没有诚意，想不想采取实际步骤。这也是苏联为落实自己的框架进行的一次“火力侦察”。

至于给波兰国内的抵抗力量提供武器，莫洛托夫回答的也很简单，那就是“武器应该只提供给靠得住的人”，“在这种人手中，武器才是有益的。”“因此，一切都取决于武器送给的那些人的可靠性。”莫洛托夫的这番话并非泛泛而谈，波兰工人党有关国内情况的汇报材料，尤其是有关博洛沃事件的报告，是使苏联政府得出这一结论的直接依据。这些材料，在几个星期后举行的德黑兰会议上再一次被斯大林引用，可见它给苏联留下了深刻印象。

有关中欧和东南欧小国组成联邦或邦联问题，也涉及波兰。大战爆发后先后流亡到伦敦的一些国家政府，在考虑如何共同抗敌以及战后欧洲和平与安全问题时，提出了扩大双边的或多边的经济、政治和军事合作并在此基础上建立某种形式的地区性、区域性联合体的主张与构想。在这方面，波兰的西科尔斯基政府表现出很高的参与热情。

早在1940年11月，西科尔斯基政府与捷克斯洛伐克流亡政府就发表联合宣言，宣布两国在战争结束后将进行更紧密的政治和经济联合，这种联合将成为中欧新秩序和保证这一地区稳定的基础。1941年1月中旬，波捷两国成立了混合委员会着手准备有关未来合作的文件。这种合作也在越来越多的场合，被称为“波捷邦联”。按照两国设计者的想法，邦联的参加者要放弃自己的主权；相邻的大国不能参加；每个成员国的社会制度将以同一种政治社会原则为基础。在这一构想中，排斥苏联的意图还是很明显的。在英国政府的支持下，在伦敦的各国流亡政府和流亡者，又相继提出许多在未来的欧洲建立不同类型联邦的主张。1942年1月19日，波捷两国再次发表联合宣言，公布了它们就波捷邦联达成的协议内容。其主要内容有：两国政府希望波捷邦联包括与两国利益相关的其他国家；邦联的目的是在对外政策、军事、经济财政、社会邮电等方面实行共同的政策；成立共同的总参谋部筹备国防事宜，在战时要成立统一的最高司令部；建立共同的邦联机构等等。就是西方舆论界也认为，这种形式的邦联比已有的其他联合形式“走得更远”了。但混合委员会的波方代表斯特伦斯基在1942年11月的一次公开演讲中，提到在中欧和东南欧建立国家联盟即联邦或邦联时，竟进一步把已成为苏联加盟共和国的立陶宛、拉脱维亚，与波、捷、匈、罗、南、希、土等国相提并论。这种提法本身对苏联来说如果不是心怀恶意，至少也是极不友好的。

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及其他国家提出的成立欧洲地区性联合体的主张，得到了英国政府的赞许与支持。一则这些国家的流亡政府至少当时还不想摆脱英国的卵翼，二则如何填补战后在欧洲很有可能出现的政治真空，在欧洲大陆维持一个用一种政治力量与苏联相制衡的局面，也是丘吉尔政府非常关心的。从根本上说，这还是英国传统的“大陆均衡”政策的新翻版。同样，曾长期处于被孤立、受敌视状态的苏联，对排斥它的欧洲任何形式的联合，警惕性都是极高的。对正在拟议中的中欧和东南欧国家的联合，特别是所谓的波捷邦联以及它的设计者表露出的种种令人不安的倾向，不能不引起苏联的高度重视，尤其是在苏联与波兰流亡政府中断外交关系，伦敦的波兰人反苏情绪激烈的情况下。

针对英国提交给莫斯科外长会议的有关此问题的提案，苏联代表团在关于《未来的波兰、多瑙河和巴尔干国家加入联邦问题》的声明中表示了两种忧虑。首先它对各国流亡政府在这个问题上能否代表本国人民的意志表示怀疑：“不管是现存的流亡政府，还是缔结和约后、在还不是完全正常的条件下立即建立起来的政府，都还不能保证完全表达本国人民的实际意志和真实愿望。”“各流亡政府由于自身特殊的境况不可能与本国人民有足够坚固的联系，由它们决定建立的这种联邦，可能作为强加给人民的，不符合人民意愿的决定被接受。”其次，上述那些拟议中的联邦或邦联，无论从形式、政治目的、还是背后的支持者，都让苏联很容易联想起两次世界大战之间那条“反对苏联并因此而受到苏联人民否定的‘防疫线’”。众所周知，在那条“防疫线”上，波兰不仅是其中的一环，而且是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说，在与波兰流亡政府关系尚好的时候，苏联对任何有导致重建“防疫线”可能的举动都不会漠然置之的话，现在，它就更有充分的理由“坚决反对恢复反苏‘防疫线’政策的一切企图，不管它们是以什么伪装的形式出现。”

苏联采取的既可以打击“防疫线”、同时又孤立波兰流亡政府的措施之一，就是与捷克斯洛伐克签订友好互助及战后合作条约。1943年2月，捷克斯洛伐克总统爱·贝奈斯向苏联驻伦敦各国流亡政府大使博戈莫洛夫提出，希望与苏联签订一个类似1942年5月苏英友好互助条约的条约。由于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同时也在与波兰流亡政府谈判组成邦联问题，而此后苏波关系又发生了急剧变化，因此，如何处理与波兰流亡政府的关系，实际上成了横在苏捷之间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起初，捷克斯洛伐克政府试图说服苏联达成一项苏、捷、波三方协议，但随着苏波关系难见好转迹象，特别是在苏联领土上相继组成了波兰爱国者联盟和“自由德国”民族委员会，捷政府领导人担心在苏联也出现类似的捷克斯洛伐克组织，于是放弃了达成三方协议的主张。

在莫斯科会议上，三国外长讨论了苏捷友好互助条约问题。莫洛托夫指出，这个条约“从苏联和捷克斯洛伐克的利益方面看只有积极的意义，它是由两个有共同边界、防止德国未来侵略的国家，两个在当前的反对德国的战争中是盟友的国家缔结的。”艾登在来之前曾担心这时缔结这样一个条约，会产生孤立波兰人的效果。但哈里曼认为贝奈斯的做法——即“在红军还没有控制捷克斯洛伐克之前，就设法与苏联建立一种持久的关系”——是明智的。艾登于是撤回了他对这个条约的异议。

莫斯科会议表明，在苏德战场上军事形势已经完成有利于苏联的重大转折，苏军解放全部领土并越过边界进入东欧指日可待的情况下，苏联对战后欧洲安排问题的看法有了新的变化。如何使自己在未来的欧洲有更坚实的安全保障，使新的、复仇性侵略不致重演，已经被放到与尽快结束战争几乎同等重要的地位上来了。由苏联代表团提出并列入本次会议日程的议案有两个，一个是关于战争进程的，即缩短反对希特勒德国及其在欧洲的同盟国的战争期限的措施；另一个就是关于战后安排设想的。苏联建议成立苏美英三大国委员会，三国代表在该委员会中“就与建立保证国际和平和安全的国际组织相关的各种问题预先交换看法。”下面的事实也表明苏联对战后安排的高度重视。1943年9月初，根据联共（布）中央委员会政治局的决议，在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下，成立了“和平条约和战后重建问题委员会”，由马·李维诺夫任主席。与此同时，还组成了由叶·伏罗希洛夫领导的“停战问题委员会”。这两个与战后安排问题密切相关的委员会在这时成立，应该不是偶然的。同时，美英两国代表团都把讨论的重点放在了战后的安排上。这就使本次会议在总的时间使用上，花在战后和与战后有关问题上的时间，至少不比讨论战争进程本身用的少。在苏联看来，获得安全保障和防止侵略最实际的一个办法，就是不能让欧洲，尤其是苏联周边的国家恢复战前的样子，重新成为反苏阵地和新的侵略者用来侵略苏联的跳板与走廊。莫洛托夫对苏捷条约的评论和苏联代表团就未来波兰、多瑙河和巴尔于国家问题提交的声明，就是这种思想的最好反映。从这一指导思想出发审视波兰问题，不难发现，苏联对与波兰流亡政府恢复关系的“要求”提高了：不仅要求它投入对德作战，要求它承认虽然这次会议上没有提出、但苏联一贯坚持的1939年9月17日以后形成的苏波边界，要求它更换某些让苏联不能接受的政界、军界领导人，而且必须要与苏联友好，并像捷克斯洛伐克那样，愿意并保证与苏联在战后合作。更值得注意的是，在苏联提高要求的同时，苏联对流亡政府能否达到这种要求的信心——如果说还有的话——已明显不足了。在缺乏信心的情况下反而提高要求，按说是不合乎常理的；但从另一个角度看，这又是很自然的。这是一个信号，它表明苏联已经有意抛开整体意义上的波兰流亡政府，或者说在对流亡政府进行彻底改造的同时，按照自己解决波兰问题的基本框架重建一个新的波兰。

苏联更积极地开始落实上述框架的行动，还可以从发生在莫斯科会议前后的两件事上得到印证。其一，在苏联领土上组建的波兰部队首次开赴前线并投入战斗。波兰爱国者联盟主席华西列夫斯卡和以科希秋什科命名的波兰第一师司令员贝林格，这年8月联名致信斯大林，强烈要求在9月1日即德国入侵波兰四周年纪念日这一天，让波兰第一师开赴前线。信中说得很明白，部队的战斗准备尚未完成，但在9月1日让部队开赴前线“对我们来说在政治上很重要。”10月12日至13日，波兰第一师在奥尔申以东30公里的列宁诺与德军进行了一场激战，并很快撤回后方。10月16日，华西列夫斯卡在泛斯拉夫委员会第六次会议上说：“对我们来说重要的一点是联合波兰人，在这里，在苏联的领土上建立波兰武装力量，并证明，影响在伦敦的流亡政府的亲希特勒的反苏情绪，这不是波兰人民的精神面貌，这是不尊重、不信任波兰人。”她还强调，由安德尔斯建立的波兰军队撤出苏联已经两年了，“至今还毫无行动。”几天后，莫洛托夫在三国外长莫斯科会议上，赞扬了在苏德战场投入战斗的波兰师的出色表现，暗示这支军队与流亡政府领导下的军队有着巨大差别。可见，波兰第一师开赴前线和投入战斗的政治意义无疑要比其军事意义大得多，它就是用来说明波兰流亡政府及其军事领导人——总司令索斯恩科夫斯基将军之流，仍然在执行着亲希特勒的反苏政策，仍然在反希特勒的战争中袖手旁观，仍然不想为促进波兰的解放事业承担责任与履行义务。华西列夫斯卡和莫洛托夫想说明的都是一个意思，即如果不对这样的政府进行彻底改造，不把某些消极人物从其中清除出去，指望苏联接受它，与它恢复外交关系，是无论如何说不过去的。

其二，酝酿成立“自由波兰”民族委员会。同年11月9日，华西列夫斯卡在面见斯大林后，提供了一份成立“自由波兰”民族委员会的书面建议和一份委员会名单。4天后，即13日，最高统帅部负责苏联境内外国军队事务的茹科夫，把上述除万达·华西列夫斯卡一人外17人的简历材料上报斯大林。种种迹象表明，成立波兰民族委员会这样的重大事件，是经过斯大林等苏联领导人首肯的，否则，华西列夫斯卡不会在会见斯大林后马上报来委员会成员名单，茹科夫更不可能迅速完成对这些成员背景材料的整理工作。另外，在11月9日，茹科夫把华西列夫斯卡的信转呈斯大林时还提到：“万达·华西列夫斯卡请求明确，能否在11月11日国庆节时宣布委员会的成立，以及能否在苏联报刊上公布这一消息。”这些都说明，成立“自由波兰”民族委员会，是先由苏联最高领导层确定下来，然后再讨论人员组成及选择公布的时机。

委员会的职能按照最初的设想，是由它充任波兰的临时代表机构，在临时政府成立之前行使一切权力。既然如此，它就应该具有尽可能广泛的代表性。这不仅是维持波兰反法西斯民族统一战线的要求，而且也为了能让西方盟国更好接受。但从上面提到的那份名单看，客观地讲，其代表性有限。因此，1943年剩下的时间里，在波兰爱国者联盟总理事会范围内举行了一系列会议，对上述名单进行了扩大和补充。虽然“自由波兰”民族委员会的酝酿和筹建活动一直是秘密进行的，但斯大林允许进行这项工作的意图是显而易见的：他是在为落实苏联解决“波兰问题”的基本框架创造条件。在这个框架中，一个能够接受苏联意志，同时又能在政治上立得住的波兰人自己的政权是一个主要的支柱。同时这项工作的另一个意义今后将越来越明显，那就是以后流亡政府的改组都要在这个基础上进行，而不是在流亡政府现有的结构内进行。说得通俗一点，是以我为主，适当吸收流亡政府某些人士参加，而不是相反。

发生在莫斯科会议前后这一明一暗的两件事，与莫斯科会议上苏联代表团对涉及波兰问题的态度联系起来看，不难发现，苏联已经开始着手准备用更积极的方法手段，推进自己解决波兰问题框架的落实。在红军仅距波兰领土三四百公里的情况下，苏联有必要，也有能力这样做。对此站在不同立场的政治力量和政治家从不同的角度，得出了基本一致的看法。密切关注莫斯科会议的波兰工人党中央，在莫斯科外长会议结束后发表文章指出：“三方会议证明：苏联不仅是一支军事力量，而且也是一支强大的政治力量，以伦敦为支柱的波兰反动派和流亡政府的政策破产了，把红军视为击溃德国占领者和让解放的那一天日益临近的惟一力量的广大波兰人民群众，对此愈加深信不疑。”参与了莫斯科会议全过程的美国驻苏大使哈里曼，在11月初给罗斯福总统的报告中谈到：“波兰问题甚至比我们所料想的更难办……他们决心不让东欧再有类似旧时‘封锁线’的想法。……他们在建立自己所满意的关系方面，对这些国家是要采取单方面行动的。”艾登的感觉与哈里曼的差不多。他也感到“在伦敦的波兰政府目前处于极端的窘境”，由于“他们是流亡政府，这个事实削弱了他们的权威。”面对即将在德黑兰举行的第一次大国政府首脑会议，他开始“替波兰担心”了。

波兰流亡政府对目前的形势及其进一步发展前景，也疑虑重重。它不甘心在解决有关波兰问题时，仅仅充当一个看客，也不愿意在一无所获的情况下，屈从于苏联的要求。在这方面，它最关心的就是边界问题。莫斯科外长会议之前，米科拉伊奇克希望艾登在会议上不要谈及苏波边界问题，理由是流亡政府尚未就此形成一个比较成熟的方案。结果，莫斯科会议果真没有涉及这一问题。但是流亡政府很清楚，回避问题绝不等于解决问题，拖延并非对它有利。于是，11月上旬，波兰外长腊曾斯基和米科拉伊奇克又先后会见艾登，表示如果英美政府能对波兰的未来提供某种保证，并不是不可以在德黑兰会议上讨论波兰边界问题。艾登指示外交部为他起草一份可以让苏波都能接受的方案，以把波兰问题的解决纳入英国计划的轨道。英国外交部的方案建议，“寇松线”是未来苏波边界惟一可行的解决办法，但应把历史名城利沃夫划归波兰；同时，波兰应从战败的德国那里得到东普鲁士、但泽和上西里西亚。但这种解决办法波兰人是不会轻易接受的，只能强加给它，同时为了消除他们的疑虑应给予他们必要的保证，如要求苏联恢复同流亡政府的关系，在军事情况允许时，尽快让流亡政府回国参与行政工作，并在没有外来压力之下进行自由选举等等。可见，在这个被艾登称为“写得很出色”的文件中，实际上接受了苏联早在1941年12月就提出的未来波兰的国界与疆域整体西移的设想。不过，英国方案的新意在于把边界问题与恢复苏波关系、流亡政府回国参政、以及实行自由选举等重大政治问题挂上钩，用英美在后几个问题上作出的保证，换取流亡政府放弃在领土、边界问题上的原有立场。在操作方法上，先是撇开流亡政府，由大国在这些问题上达成协议，然后再把它强加给波兰人。比较而言，在三大国中，英国与波兰流亡政府的关系最为密切，与流亡政府的观点、主张、想法更为接近，流亡政府自然也把英国视为自己在国际社会的第一“靠山”。但现在连这个“靠山”，也根据新的形势，要强行把一种现成的决定硬塞给伦敦的波兰人了。对波兰流亡政府来说，这也许是他们的“悲哀”，但对解决波兰问题来说，这未必不是一种更快捷的解决办法。

1943年11月末至12月初，斯大林、丘吉尔和罗斯福在德黑兰举行了三大国首脑的第一次会晤。这次会晤中主题虽然不是波兰问题，或是战后安排问题，三国首脑花在讨论波兰问题上的时间并不多，但它仍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从这时起，以后在解决波兰问题上一个具有典型意义的现象就表现出来了，即在波兰问题上，更多的是苏联与英国之间的意见交锋，而美国——不论是罗斯福还是杜鲁门，都更善于充当协调人的角色。这与“冷战”时期的情景是不同的。

从德黑兰会前和会中的情况看，美国在这时候同样也不希望因为波兰问题而与苏联发生争执和直接的对抗。虽然哈里曼在罗斯福从开罗赴德黑兰之前提醒总统，如果在德黑兰不把波兰问题提出来，波兰的命运“很可能会因拖延而完蛋”，但罗斯福在12月1日第四次会议上除了提出希望苏联能与波兰政府开始谈判和恢复关系外，在丘吉尔和斯大林热烈讨论波兰问题的几乎所有时间里，他一直是一个静静的旁观者和听众。罗斯福在波兰问题上的“超脱”态度，并不是他不知道这个问题重要性，而是觉得，美国对此多少有些无能为力。11月初，罗斯福就一些波兰人对苏军向波兰边境推进感到惶恐不安对波兰驻美大使说：苏联难道“为了讨你喜欢或者讨我们喜欢就会罢休吗？如果他们越过你们从前的边界，你希望我们和英国对约·斯大林宣战吗？即使我们想这样做，俄国仍然能够把它比我们混合兵力大一倍的军队投入战场，到那时我们就根本不会有发言权。”他还对通过公民投票决定领土归属问题的方案表示怀疑：“我不能保证，即使有公民投票，一次公开合理的公民投票也不会表明那些东部省份不愿回归俄国。”当然，不希望在即将到来的1944年大选之前引起上百万波兰裔美国选民的不满，也是罗斯福的一个现实政治方面的考虑。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他只想把波裔美国公民的不满爆发的时间推迟到选票统计出来以后，而不是想改变政策去迎合他们，消弥这种不满。这就是说，罗斯福在德黑兰会议上对波兰问题的“超脱”态度，是策略性的。这种策略的实际效果，是使波兰流亡政府的要求，在三大国中又少了一个支持者。

斯大林借这次同盟国最高首脑会议的机会，比较全面地描述了苏联解决波兰问题框架的基本轮廓。他对波兰流亡政府及其在国内的代理人的看法，与一个月前莫洛托夫的看法几乎没有变化，只有一点不同，即斯大林明确表示了把波兰和在伦敦的波兰流亡政府区别对待的观点。就是说，苏联更关心同波兰建立友好关系，也赞成恢复波兰，加强波兰，但这同与波兰流亡政府搞好关系没有必然的联系。斯大林说：“我们将同号召和德国人积极斗争的政府保持良好关系。现在伦敦的波兰流亡政府本应如此，但它是不是这样我没有把握。”斯大林所说的“号召和德国人积极斗争的政府”可以理解为是一种泛指，不过，值得注意的，斯大林此处用的是将来时，这只能有两种解释了：一是现在的波兰流亡政府改变政策，去做它“本应该”去做的事情；二是在对流亡政府还“没有把握”的情况下，只好再成立一个符合要求的政府，苏联将同这个政府“保持良好关系”。至于罗斯福指出的希望苏联能与波兰流亡政府开始谈判和恢复关系，斯大林也作了区分：他只提出了与流亡政府开始谈判的条件，即流亡政府要和游击队合作，保证其在波兰的代理人不再与德国人勾结，屠杀游击队员。但这并不是苏波恢复外交关系的全部条件。谈判和复交区别对待，分两步走，这样理解可能更符合斯大林讲话的原义。

围绕波兰问题讨论比较多的是边界问题。与在莫斯科外长会议上回避边界问题不同，丘吉尔与斯大林就这个问题单独进行了磋商。丘吉尔接受了波兰边界向西移以保证苏联安全的思想，用艾登的话说，“我们只有一个愿望，那就是：我们希望防止波兰问题成为我们两国之间不愉快的根源。”当艾登把这个意思告诉莫洛托夫时，后者表示“这是超越局势的最佳出路。”艾登还主动提出由他去说服波兰人“让他们同意我们的建议”，并建议事先最好把波兰问题研究一下。

在三国领导人正式会议上，丘吉尔首先强调了波兰对英国的特殊意义。他说，波兰问题对英国来说是个重要问题，英国所以对德宣战，就是由于德国进攻波兰。英国的张伯伦政府没有为捍卫捷克人而进行斗争却在1939年3月向波兰提供了保证。“为了波兰，也为了履行我们的诺言，虽然除了海军，我们没有战争准备，可我们向德国宣了战，并在促使法国参战方面起了很大作用。”丘吉尔说，“我理解我们和俄国的波兰观的历史性区别。但我们对波兰予以较大关注，因为德国对波兰的进攻迫使我们开始现今的努力……”接着，他又提起用三根火柴做的比喻：“这三根火柴，一根代表德国，另一根代表波兰，而第三根代表苏联。所有这三根火柴都应向西移动。”英国首相强调，这是基于“波兰的要求无疑应该由德国来满足”和同时“解决盟国面临的一项主要任务——确保苏联西部边界”的考虑。按此方案，波兰的领土应位于寇松线和奥得河之间，包括东普鲁士和奥别尔省。丘吉尔认为波兰人“不能指望比这更好的方案了”。

苏联对波兰边界问题的基本态度，还在莫斯科外长会议之前就基本确定了。苏联外交部有关部门起草了一系列建议供苏联代表团参考，其中有多份文件涉及波兰边界问题。例如，1943年10月3日的一份文件谈到苏联对苏波边界问题的立场时写到：“西科尔斯基政府以及其后的现波兰政府，过去和现在都对苏联政府持敌视的立场。波兰政府的这种立场和行动不仅无助于苏联与希特勒德国进行殊死斗争，而且相反，把纠纷带入到盟国的共同事业中并因此而加强了它的敌人的地位。因此，苏联政府不能信任现在的波兰政府并被迫修改了自己在苏联和波兰国界线方面作出某些让步的意图。众所周知，苏联政府一直告诉英国政府准备在对被称为‘寇松线’的这条界线，稍加有利于苏联的改动的基础上与波兰人签订边界条约。然而，波兰人不同意这一建议，而波兰政府在对待苏联上持有明显的敌视立场。因此，苏联政府决定在边界问题上不向现在的波兰政府做任何让步，边界线就是1941年6月22日即德国破坏这条边界线那一天的边界线。”建议接着说：“至于波兰其他边界线，包括借助东普鲁士扩大波兰的问题，由于苏联政府对因此而扩大自己边界的波兰将不再敌视苏维埃国家这一点没有信心，苏联政府认为，关于战后波兰其他边界的问题，应视波兰的行为和它对正与希特勒德国进行斗争的各国的态度另行研究。”

由于莫斯科外长会议未讨论波兰边界问题，苏联的以上立场没有机会阐述。在德黑兰会议上，斯大林对这一立场进行了阐述并提出了具体要求。他认为，苏波之间的边界线，是1939年以后由苏联宪法规定的边界线，也就是说已经归还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领土，是受苏联宪法保证的，从法律上说不能再有改变。此外，斯大林还提出了苏联“需要哥尼斯堡和默麦尔这两个不冻港及东普鲁士相应的部分领土”。在能满足苏联这些要求后，他对波兰西部疆界扩大到奥得河没有意见。同时，英苏双方还再次确定了“寇松线”的具体走向，明确了利沃夫及附近具有重要经济意义的油田的归属。无论是丘吉尔，还是斯大林，都对波兰能获得这样的疆域感到满意。据丘吉尔记载，斯大林当时说，这片地区确实会使波兰“成为一个工业的大国。”

德黑兰会议的正式决议中虽然没有直接提到波兰问题，但参加会议的三国领导人都清楚，至少他们在未来波兰边界问题上达成了初步共识并且记录在案，因为丘吉尔提出的以下提案斯大林和罗斯福都没有否定：“原则上通过，波兰国家及人民的领土应该位于寇松线和奥得河之间，包括东普鲁士和奥别尔省。但边界的最后划定还需要仔细研究，有些地区可能进行移民。”这一共识的另一个意义在于，“在德黑兰会议上，丘吉尔不仅接受了斯大林在1939年9月的领土调整以及波兰以德国为代价获得补偿的基础上提出的领土要求。更值得注意的是他强迫波兰政府接受这一决定……现在英国完全承担起保证波兰人接受苏联要求的责任。”对苏联而言，这不能不说是解决波兰问题上的一个重要突破，也是其框架落实过程中的阶段性胜利。此后，一切有关波兰边界问题的讨论，实际上都是在这个基础上进行的。尽管波兰一些政治力量曾试图努力推翻这个框架——当然主要是针对寇松线，但最终都未能成功。战后波兰边界也正是根据这一原则最后确定的。这再次证明了，在反法西斯战争中起主要作用的反法西斯大国之间达成的共识和协议所具有的权威和力量。对于大国来说，达成共识和协议并不容易，认真遵守则更难，它不仅需要在保护自己利益的同时去设法满足别人的利益，而且需要在寻求新的利益的过程中，不断调整与其他大国的利益关系，力争找到新的利益交叉点。对于小国来说，承认这种权威和接受这种力量的摆布，往往是一个让出利益的痛苦过程。对于以后的波兰政府——不管是流亡政府，还是即将成立的新政府来说，都将面临这种痛苦过程的严峻考验。

第五节 贝奈斯的莫斯科之行和对波兰问题的讨论

捷克斯洛伐克总统贝奈斯对莫斯科的访问，在苏联解决波兰问题过程中占有重要地位。在与捷克斯洛伐克总统的交谈中，苏联领导人从一个新的角度对波兰流亡政府主要政治家进行了了解，同时，更重要的，苏联为把流亡政府纳入自己的框架，设计了一种新的接入方法。这就使贝奈斯的莫斯科之行，无论是对苏捷关系还是对苏波、捷波关系，都具有特殊意义。

1943年12月11日至23日，贝奈斯对苏联进行了正式访问。虽然他此行的主要目的是签署苏捷友好和互助条约，但是波兰问题却是他与苏联领导人交谈的主要话题之一。在12月12日斯大林与贝奈斯的第一次会谈中，斯大林开始就说，他有“一个重要问题”想问问贝奈斯是怎么想的，“我们想与波兰签订条约；请说说应该怎么做和是否有可能？”斯大林这样问，是因为他知道面前的客人在伦敦与波兰人有过直接的接触并且了解后者。在贝奈斯即将访苏之前，波兰流亡政府的政治家们，包括米科拉伊奇克，都一再要求与贝奈斯谈谈，波兰人的目的很明确，他们希望通过贝奈斯这条渠道，了解苏联对波兰问题的态度，试探改善苏波关系的方法和途径。11月13日，米科拉伊奇克与贝奈斯进行了几小时的交谈，话题涉及苏波边界、苏联对波兰的打算，及其恢复苏波外交关系的可能性等问题。波兰人的表现说明他们考虑过改善苏波关系的问题，并对此非常关切。而从斯大林在会谈刚一开始就单刀直入提出上述问题来看，他对发生在伦敦的这些接触是了解的，也同样抱有很大兴趣。

但是，深知苏波关系现状以及症结所在的贝奈斯，并不想让自己看起来像是伦敦波兰人的朋友和代言人，他先把捷克斯洛伐克政府与波兰的关系拉得远一点，以免给完成此行的主要任务——缔结苏捷条约，造成不必要的麻烦。因此他表示，他们对伦敦波兰人的态度相当冷淡，直接交往不多，但对这些波兰人还是了解的。他提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法国希望波兰在苏联和德国充当“防疫走廊”，“现在，在法国崩溃后，波兰人重又认为，自己注定要起这个作用。”另一方面，波兰人还认为，“英国总是需要欧洲处于均衡之中，如果没有法国，就要为此利用波兰人。”用贝奈斯的话说，波兰人“不相信法国会在战后重新迅速崛起。他们也没能正确意识到自己作为二百万人口国家的能力。”

同时，贝奈斯也向苏联领导人提供了一些有关伦敦波兰人的重要信息。他说：“伦敦波兰人今天面临着以下形势：他们看到红军正接近波兰领土，你们只要在那里一出现，他们就完全不能对那里所发生的一切施加影响了。因此与你们达成协议的意向在他们那里越来越强烈了；他们想首先恢复与你们的外交关系。”这是一个重要的信息，但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只是注意地听着，未置可否。贝奈斯把他与米科拉伊奇克的谈话内容归结为两点：“1．他们想与你们恢复外交关系；2．想知道你们的意图。”贝奈斯对苏联领导人说，波兰人不了解你们，也不信任你们。贝奈斯举了一个例子，波兰一位驻捷克斯洛伐克公使格拉福·达尔诺夫斯基曾再三问贝奈斯：您真的认为俄国将保留你们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吗？您没有想到会成为俄国的一个组成部分吗？您相信他们吗？而当米科拉伊奇克看到苏捷条约文本时，也不敢相信苏捷将签订这样的条约。正像贝奈斯在与米科拉伊奇克谈话后记下的那样，“他们（波兰人）完全不知道苏联在对待他们的关系上考虑什么。想使波兰布尔什维克化？就苏联的某些行动判断，这有可能发生……他们也相信，苏联不能使波兰长时间地布尔什维克化。”也许，正是由于苏波之间在中断外交关系后，愈发缺少沟通的渠道，使双方对对方的意图和想法没有一个基本的了解，更加加重了伦敦波兰人在对苏关系上的矛盾心理，从而很难沿着改善关系的方向迈出实质性的、乃至决定性的步伐。要知道，在红军已经接近波兰领土的情况下，衡量苏联与波兰流亡政府之间力量对比的天平，越来越偏向前者。流亡政府政治家们在处理对苏关系上的犹豫不决，实际上只会使他们更加被动。米科拉伊奇克等人试图借贝奈斯访苏之机，向苏联领导人转达希望改善关系的信息，可以说是一种聪明的姿态。但像以往几次一样，他们没有充分利用再次出现的机会。处理对苏关系上的矛盾心理和流亡政府内部的意见难以统一，使这次机会又一次从眼前溜走了。

12月12日在莫斯科正式签订的苏捷友好互助和战后合作条约，一个最大特点，就是为一个有明确指向的第三国预留了一个可以接入这一条约的入口，这个第三国就是波兰，而这个入口就是苏捷条约附加的补充议定书。补充议定书中规定，“如有毗邻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或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之某第三国成为此次战争中德国侵略之对象时，欲参加此条约”，经两国政府相互同意，则可参加此条约，“此条约将因此获得三国条约之性质”。这里尽管没有明确指出“第三国”就是波兰，但实际上符合议定书所规定条件的只有它了，对此任何人都没有疑义。当米科拉伊奇克在贝奈斯那里看到这个议定书时，惊诧之余也对它表现出“特别感兴趣”。但是，要想从这个入口接入苏捷条约，还必须符合另一个条件，即苏捷条约的第五条，该条规定：“缔约双方不得与任何反对缔约国的另一方订立盟约，不参加反对缔约国另一方之联盟”。这个条款一方面堵死了捷克斯洛伐克政府与被苏联认为有反苏倾向的国家和政府，包括波兰流亡政府在内建立任何形式的联盟的道路，另一方面，也给波兰政府出了一道难题：如果它们希望把苏捷两国条约变成苏捷波三国条约，那就必须放弃一段时间以来对苏关系中实行的政策，包括要付出在边界、领土等重要问题上做出让步的代价。对伦敦波兰人多少有些了解的贝奈斯当时就说：“我们关于波兰的议定条款将会有很大意义，波兰人中间会就此展开争吵，这将加剧他们的内部困难”。

波兰流亡政府曾认为波捷邦联是构筑中、东欧更大范围国家共同体的基础，现在，这个基础本身已经受到这项正式条约的限制，如果不是说几乎被粉碎了的话。很显然，波兰流亡政府要想接入其中，关键是要看它能否被苏联政府承认和接受。而达到这一点，最起码它要放弃与苏联为敌的政策。这就好像一道上着暗锁的玻璃门，看上去它可以供人出入，但实际上必须要有“钥匙”。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说，这也是能够打开改善苏波关系之门的“钥匙”，它掌握在双方手中，只不过这两把钥匙要同时使用才会有效。问题的关键是，苏波双方愿不愿意使用手中的“钥匙”，在什么条件下使用它。

对波兰流亡政府而言，贝奈斯的莫斯科之行，也还给他们带回了一点“好消息”，这就是苏联准备在“寇松线”基础上，对波兰作些领土让步。据贝奈斯说，米科拉伊奇克担心苏联不会接受寇松线，而是要占得更多。波兰人向贝奈斯说到过两个地点：比亚威斯托克和罗姆扎。莫洛托夫对此表示：“在比亚威斯托克，白俄罗斯居民占多数，这没什么好说的，罗姆扎当然有所不同，波兰居民在那里占多数，罗姆扎是波兰的。”当时负责记录的捷克斯洛伐克总统办公室主任扬·斯姆特内在此处加了一个括弧，其中写到“显然，他们也许会把它还给波兰人。”在贝奈斯离开苏联之前与斯大林最后一次会谈中，斯大林特意在地图上给前者指出用红铅笔标出的苏波边界线。斯姆特内发现这很接近原来的寇松线了，“这意味着利沃夫留在苏联一边，但斯大林也许会在南部的别列梅什利作出让步并可能在北部把罗姆扎和直到格罗德诺的比亚威斯托克地区还给波兰。”在说明了波兰西部边界的安排后，用斯姆特内的话说，斯大林认为，“波兰因此将能成为一个强大、得到加强的国家，并会因在东部失去的、对波兰没有任何价值的领土，但却得到极为有价值的补偿而极为富有。”

会谈中，斯大林还向捷克斯洛伐克总统了解流亡政府主要成员的个人情况，对总统给予他们的评价很感兴趣。斯大林先后问到了米科拉伊奇克、索斯恩科夫斯基、拉茨凯维奇、扎腊斯基、格拉布斯基，并在交谈中提到了20年代两次出任波兰总理的老资格政治家弗·维托斯，以及新任波兰外交部长罗梅尔。对米科拉伊奇克，贝奈斯认为，这是一个诚实的人，但不是一流的政治家，不具备民族领袖的性格，但却是一个很好的党派政客，在他背后有一个全国性的有力的政党。在贝奈斯看来，索斯恩科夫斯基将不会起什么政治作用了。对拉茨凯维奇贝奈斯的评价也不高，说他能当上波兰总统是由于人选不足，“我想不出他有很大影响或是能起很大作用。”贝奈斯评价扎腊斯基是一位过时人物；而格拉布斯基完全没有任何影响。贝奈斯对这届波兰流亡政府不抱什么希望：“总体上我完全看不出伦敦政府有能力解决新波兰的问题和与你们的关系问题……在波兰领土上随时都将建立一个与伦敦政府毫无共同之处的新政府。这样，我们有可能与他们签约。把现在的封建分子和贵族赶下台是与波兰共存的条件。”对此，苏联领导人表示赞同。斯姆特内得到的印象是，斯大林等人“对来自伦敦政府的任何人都不信任，并且在交谈过程中加强了一种印象，他们可能对米科拉伊奇克和他那一派感兴趣，如果这些人走上与俄国谈判道路的话。”从日后的实际看，斯姆特内的印象还是比较准确的。

在苏联解决波兰问题的过程中，贝奈斯的莫斯科之行，其作用无疑是多方面的。他充当了沟通双方思想的媒介，尽管他转达的信息不会百分之百准确，但双方对此都给予了应有的重视。应当说，在苏波中断外交关系之后这段时间，像这样传递信息的机会和渠道并不很多，这就愈发显得“贝奈斯渠道”宝贵了。同时，他来访莫斯科的主要任务——签订苏捷友好和互助条约，也为苏波改善关系设置了一个现成的接入端口，从另一个意义上说，这个条约也是为波兰流亡政府竖起的一个“样板”。当然，要想使苏波关系接入这个端口，波兰流亡政府必须要在关系到国家和民族利益与命运的重大问题上做出让步，而恰恰在这方面，苏捷条约的签订没有给波兰提供捷克斯洛伐克做出同样牺牲的“先例”。这样，波兰人有理由认为，他们要做出的牺牲将超过所有国家，这就使他们认为失去了与其他国家的可比性。但是，如果这种牺牲无论如何是不可避免的，——当时的形势已经使这一点越来越明显了，那么，苏捷条约的签订，特别是那项专门为波兰制定的条款，不能说不是一个改善苏波关系的机会。双方都意识到这个机会，但谁也没有牢牢把握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