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波兰爱国者联盟的建立及其作用

第一节 波兰爱国者联盟的建立和重新组建在苏联的波兰军队

就在苏联与流亡政府之间的关系不断恶化并走向破裂的过程中，一个以团结苏联境内波兰进步侨民并组织他们投入争取重建新的、民主波兰的斗争为己任的政治中心，即波兰爱国者联盟，逐渐形成了。

波兰爱国者联盟的创建者和骨干基本上都是原波兰共产党人。早在苏德战争爆发当天，明斯克的波兰共产党人就建议组建一支由波兰人组成的部队与红军并肩作战。在苏联政府多方帮助下，波兰共产党人出版报纸杂志，利用广播电台进行政治宣传工作。其中1941年8月，在萨拉托夫出版的《新视野》杂志，影响日大，成为团结波兰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的核心和反映他们政见的喉舌。1942年底至1943年初，随着苏联与波兰流亡政府关系不断恶化，聚集在古比雪夫、萨拉托夫、乌法、莫斯科等地的波兰共产党人纷纷倡议在苏联成立波兰侨民的民主政治组织。1943年1月4日，《新视野》杂志以编辑部名义致信苏联人民委员会第一副主席莫洛托夫，表示波兰进步力量决心与波兰剥削阶级试图把波兰塑造成为同共产主义进行斗争的斗士的传统政策决裂，请求在苏联建立一个新的波兰民主政治中心，把共产党人和左翼人士聚集起来，与聚拢在波兰使馆周围的那些力量分庭抗礼。信中提出这个新的政治中心的任务是在波兰侨民中进行政治工作，组织活动和出版报刊书籍，向苏联人民委员会和联共（布）中央提交有关波兰事务问题的建议。同时，信中再次提出了组织波兰侨民中的进步力量加入红军、或是以其他形式参加反对希特勒法西斯斗争的问题。

1943年2月下旬，在斯大林格勒战役期间繁忙军务告一段落之后，斯大林接见了积极倡导成立波兰侨民新的政治中心的万达·华西列夫斯卡、吉良雷·明茨和瓦·格罗什，同意在苏联成立广泛的波兰爱国者联盟。同时，《自由波兰》周报第一期出版，它的编辑部成为联盟实际上的组织部门，该周报也被确定为联盟的机关报。

苏联政府给予了波兰爱国者联盟以极大的支持。正是在苏联的帮助和支持下，波兰爱国者联盟的影响迅速扩大，其地方委员会到4月初已达143个，《自由波兰》短时间内发行量达4万份。渐具影响力和号召力的波兰爱国者联盟领导人希望在军事和组织上进一步发展。4月，华西列夫斯卡致信斯大林，主要谈了两个问题：一是组建波兰部队，二是有必要使波兰爱国者联盟从组织上固定化。就第二点她建议，1．成立比《自由波兰》编辑部更广泛的组织委员会；2．派人到波兰居民集中的地区挑选联盟的宣传员；3．召集外地最积极的波兰同志来莫斯科举行会议；4．在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中找一位负有一定责任的工作人员负责波兰事务。波兰爱国者联盟领导人的第二点建议得到苏联领导人的认可，组织委员会很快组成，并立即着手制定联盟纲领和开展组织工作。但在组建波兰军队问题上却未采取什么实际动作。很可能，苏联领导人考虑到，由于与波兰流亡政府还保持着外交关系，根据两国政府之间的协议，在苏联领土上组建的波兰军队，都是波兰流亡政府领导下的波兰武装力量的组成部分。

苏联中断与伦敦流亡政府的外交关系，使情况发生了急剧的变化。波兰爱国者联盟以流亡政府对立者的面貌公开走上了前台。就在苏联公布与流亡政府断交照会后的第三天，即4月28日，万达·华西列夫斯卡在莫斯科通过广播向居住在苏联的波兰人发出呼吁，指出：“西科尔斯基将军的流亡政府不是波兰人民的代表。这个政府反对波兰人民同德国占领者进行武装斗争，把准备投入战斗的军队带出了苏联，而这支军队至今没有参加任何战斗，它对苏联持敌视立场，以期破坏盟国间的关系。”华西列夫斯卡还多次呼吁在苏联的波兰人，积极地就地投入到劳动和斗争中去：“在这里，在苏联，我们完全可以为祖国服务，”用自己的战斗和劳动“证明是怎样的波兰爱国者”，“为自己赢得重返波兰……的权利”。而波兰爱国者联盟一再倡议的重建在苏联的波兰军队，也迅速得到落实。

如前所述，安德尔斯军队在苏联处于逆境时撤离苏联，不仅破坏了苏波军事协定，也极大地损害了波兰军队在苏联的声誉，客观上给仍留在苏联境内的波兰居民造成了不利的影响。“波兰人应该问问自己：波兰的军队在哪里，它为我们做了些什么？住在苏联的波兰人被迫沉默了，对此他们无法回答……人们意识到，当人民在为自己的生存而斗争时不能袖手旁观。”从万达·华西列夫斯卡的这番话中，不难体会出一种难言的苦涩。

在苏联解决波兰问题的基本框架中，促使波兰军队与苏军一起参加对德战争占有重要地位。这不仅是当前军事形势的需要，而且也是战后建立苏波共同对德联盟，保证苏联安全的需要。安德尔斯的军队没有为苏联落实这一框架做出实际的贡献，而苏联既从军事意义、更从政治意义上需要这样一支军队，那么，重新组建它，就是一个时间与时机的问题了。

由于苏波中断外交关系，苏波原有的军事协议失去了约束力，使重建波兰军队有了新的可能。已经公开活动的波兰爱国者联盟，成为此事的积极倡议者。在1943年4月致斯大林的信中，华西列夫斯卡提出，在短时间内组织一支波兰军队是必需的，按她的想法，这支军队夏天就可以投入军事行动。她建议可以先成立一个师，兵源可以从来自波兰和苏联西部地区的波兰和苏联公民中招募；而派去一些红军指挥员——波兰人和俄罗斯人——帮助波兰部队是“非常必要的”。

5月6日，苏联国防委员会通过了第3294号决议，决定“满足波兰爱国者联盟在苏联领土上组建塔什乌德·科希丘什科波兰陆军师的请求”。同时也根据波兰爱国者联盟的建议和请求，任命拒绝与安德尔斯撤离的西格蒙德·贝林格上校为该师司令员；在波兰族原波兰公民中征召中下级指挥人员和士兵，并首先从苏联各人民委员部包括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建筑工程营及劳动营中开始征兵；从红军中选调必要数量的指挥员和波兰政治工作人员到所组建的波兰部队中服役。决议还责成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和红军最高统帅部大本营主管在苏境内波兰军队事务的加·瓦·茹可夫，在波兰师的组建和保障方面采取实际措施。国防委员会中分工负责武器、装备、医护、作战准备的各部门负责人，有义务完成茹可夫为组建波兰部队提出的所有申请。同时，决议中还特别指出：“师的文教部按特别人员编制组建。委托茹可夫同志与‘波兰爱国者联盟’一起参与制定人员编制和波兰陆军师文教部条例。”次日，华西列夫斯卡和茹可夫前往克里姆林宫，与斯大林、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贝利亚、马林科夫等进行了会谈。同日，茹可夫给红军后勤部主任赫鲁廖夫中将下达命令，让他为在莫斯科军区谢尔采营地组建的波兰陆军师，发送各种必要的军用物资和制式装备。5月9日，《消息报》报道了波兰第一师科希丘什科师已开始组建。同一天，在莫斯科举行的第三届泛斯拉夫大会上，贝林格以科希丘什科波兰第一师师长的身份发表讲话，表示了坚决抗敌的决心。他说，“我们是幸运的，由于我们有一个伟大的盟友，我们可以用行动证明，为了共同的伟大目标我们准备抛洒鲜血。”

从上述科希丘什科波兰第一师组建的过程中可以看出，波兰爱国者联盟确实在其中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而苏联与波兰流亡政府关系的变化以及苏联解决波兰问题基本框架的进一步明确，是使波兰爱国者联盟的努力能够迅速见效并获得成果的重要条件。苏联对波兰流亡政府和安德尔斯的军队在与苏联共同抗敌上的无所作为，非常不满；相反，当波兰爱国者联盟把投入对德作战作为组建新的波兰军队的首要目的并强调要与红军并肩作战时，这两支波兰军队之间的不同就非常明显了。它们在规定的军事目标上，而且更重要的是在政治目标上，即如何对待苏联，如何对待德国的态度上，是持“反苏”还是“反德”立场上，存在着极大的反差。同时，与希特勒匪徒作战，也是苏联化解外界对苏联和波兰爱国者联盟关系的种种猜测和臆断的有效的盾牌。西科尔斯基就曾向艾登表示过他对这支在苏联组建的波兰师的忧虑，他担心在这个师之后会有更多的波兰师在苏联出现，“无论是现在还是将来同苏联关系恢复后，一定会给波兰政府造成很大的麻烦。”5月17日，莫洛托夫在给英国驻苏大使克拉克·克尔的信中，针对英国抱怨苏联对在莫斯科发行的《自由波兰》周报上登载批评西科尔斯基政府抵抗不利的文章听之任之时，意味深长地说：“在苏联，我们不可能干预积极的波兰人士在波兰加强有组织地抵抗希特勒政权的努力……苏联政府怎么能够干预波兰爱国者号召自己的同胞进行积极的抵抗或是加强这种反对德国法西斯占领者的抵抗呢？”

对于波兰爱国者联盟来说，积极倡导并参加组建这样一支波兰军队，最直接的结果，就是使自己划清了与流亡政府的界线。同时，它也借此高高举起了为恢复波兰的独立、自由、主权而奋斗的大旗。在国家沦亡的情况下，在身处异地他乡的流亡者中间，绝不可低估这面旗帜的号召力与凝聚力。像华西列夫斯卡所说的“在波兰部队的旗帜下用手中的武器去证明我们对波兰的爱，我们向往波兰的权利”，或如贝林格所言“我们通向祖国的道路将穿过激战的土地”，无非都在说明，对祖国波兰的挚爱和向往的最好表现方式，现在就是战斗。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不是投入到为祖国而战的行列中去，在当时很自然地被作为一把衡量每一个公民爱国心的尺度。当爱国与战斗在特定环境下被联系在一起时，波兰爱国者联盟无形中为自己的存在与发展奠定了民族的，因而也是广泛的、群众性的基础。有了这一基础，又反过来促使这支波兰军队迅速发展壮大。8月10日，苏联国防委员会又通过了3904号决议，应波兰爱国者联盟和波兰步兵第一师司令部请求，决定在苏联组建波兰军团。到1944年初，由三个步兵师，共25000人组成的波兰第一军团组建完毕。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苏联对其给予的帮助力度和波兰爱国者联盟高举的那面旗帜在流亡苏联的波兰人中的号召力。

就在波兰军队宣告组建不久，苏联又给波兰爱国者联盟布置了一个引人注目的舞台。1943年6月9日，波兰爱国者联盟第一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开幕。大会听取了组织委员会的报告，通过了波兰爱国者联盟政治纲领宣言及组织章程，并就社会保障和文化教育工作作出决议。大会选举了由万·华西列夫斯卡、西·贝林格、安·维托斯等19人组成的总管理委员会，代表大会主席团在会议闭幕当天，向斯大林发出了致敬信，对苏联政府和斯大林本人对波兰人民解放斗争和恢复自由、独立、强大波兰事业的忠诚友好态度和在组建波兰军队、组织援助波兰难民、满足他们文化教育需求方面的全面帮助，表示热烈和由衷的感谢。斯大林在6月17日的回信中表达了对波兰爱国者联盟的希望，希望它“有成效地进行工作来团结自己的力量和巩固波苏两国人民的友谊”，并表示“你们可以相信，苏联一定尽一切可能来加速粉碎我们共同的敌人——希特勒德国，巩固波苏友谊，并尽力协助重建强大和独立的波兰”。波兰爱国者联盟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召开，表明这一政治团体在组织上最终确立起来。一个以它为代表的、团结流亡苏联侨民的新的力量中心正式形成。很快联盟就成了一个拥有众多下级机构的庞大团体。它有99个省级、近940个地区级和2944个地方级组织，领导着1107个社会保障委员会和645个文化教育委员会，会员达10万人。

毋庸置疑，波兰爱国者联盟从筹建成立到迅速发展，得到了苏联巨大的帮助。华西列夫斯卡在给莫洛托夫的信中就明确表示，波兰共产党人以及新的波兰政治中心，没有中央和地方的苏维埃政权的支持，是不可能开展活动的。苏联对波兰爱国者联盟的积极态度，放到苏联与流亡政府分手的特定环境下，很容易给人一种感觉，即苏联正在尝试着组建另一个波兰政府。不论是苏联的敌人还是盟友，对这一点的认定，也是出奇地一致。希特勒阵营自不必说，它出于进一步挑拨离间的目的，大肆宣传苏联是在另立一个新的波兰政府。罗斯福还在4月26日给斯大林的信中就表示，他倾向于认为西科尔斯基政府在卡廷问题上的举动是一时失去了理智。这大概也是侧面提醒斯大林千万不要以错对错。丘吉尔则借戈培尔之流的口，巧妙地点明了一个令英国非常关心的问题：苏联是否在自己的领土上组织另一个波兰政府并只同这个政府打交道？虽然这个问题尚待进一步澄清，但丘吉尔还是率先表明了态度：“我们不便承认这样的政府，并且将保持我们同西科尔斯基的关系。”他认为，苏联与波兰流亡政府的关系必须恢复，因为“这是希特勒最不喜欢的，然而他最不喜欢的东西，我们偏要去做才对。”

面对来自国际社会的种种反应，苏联最初的态度至少有两点是明确的：第一，否认在苏联领土上建立起了新的波兰政府，这在斯大林致丘吉尔的信中说得很清楚，他认为希特勒分子的谣言不值一驳。第二，明确提出苏联恢复与流亡政府关系的条件，即必须对流亡政府加以改造。莫洛托夫和苏联驻英大使麦斯基分别向美国驻苏大使威廉·斯坦德利、英国外交大臣艾登通报说，如果波兰流亡政府人员组成没有实质性改变，苏联则看不到与其恢复关系的可能。斯大林也在给丘吉尔的信中再次强调了这一点。他认为“英国、苏联和美国从巩固盟国反希特勒统一战线这一观点出发”，应“采取措施来改进目前波兰政府的组成”。而且“这件事做得越快越好”。他还引用艾登向麦斯基提供的消息，说在美国拥护罗斯福总统的人认为，“目前的波兰政府是没有良好前途的，并且怀疑它能否回到波兰掌握政权”。斯大林明确表示，“对目前波兰政府的前途的看法美国人是更接近于真理。”斯大林这些话的意思非常明白，苏联认为未经改组的波兰流亡政府是没有前途的，它重新回国掌权的可能性很小，如果不是说没有的话。至少苏联不会支持它这样做。这样，一个今后将成为“波兰问题”中核心问题之一的问题，现在不容回避地摆在了盟国面前：苏联与波兰流亡政府的关系能否恢复？如果不能，苏联和西方主要盟国之间将如何处理必须有波兰政府的参与才能解决的波兰问题？再说得明确一点，苏联和英、美现在和今后是共同承认同一个波兰政府呢，还是分别承认一个波兰政府、同时默认另一个波兰政府的存在？从丘吉尔给斯大林的信中可见，英国首相明显倾向于前者。这就引出了一个问题，苏联到底如何看待波兰爱国者联盟及其应起的作用？

第二节 波兰爱国者联盟的作用

苏联领导人是否从一开始就把波兰爱国者联盟作为未来的波兰政府来培养和扶植？它到底对成功改造流亡政府有多大信心？目前还没有直接的材料能够给予确切的说明。但是，综合其他材料和事实进行分析，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尽管斯大林对波兰流亡政府表示了极大的失望，但至少在1943年上半年，苏联还没有另组波兰政府的计划。从客观上讲，建立新的波兰政府的条件尚不成熟。

首先，与波兰流亡政府中断外交关系，已经在盟国中引起极大震动，英美两国对苏联如此处理这件事的遗憾与不满是显而易见的。罗斯福总统考虑到美国的实际情况，在4月26日提醒斯大林：“在美国有几百万波兰人，其中很大一部分在陆军和海军里服役……如果让人们得知苏联政府和波兰政府的外交关系完全断绝，这对整个局势是没有好处的。”虽然罗斯福没有说明这几百万波兰人中有多少人可能会被派往英国执行开辟第二战场的任务，但信中的最后一句，可谓意味深长。丘吉尔最初希望把中断关系理解为最后警告，并建议“至少在用尽其他方法以前，这项决定无论如何是不能公布的。”当得知苏联已使中断关系成为既成事实，他带着失望的心情指出，苏联此举有违1942年5月签订的英苏“战时同盟和战后互助合作条约”精神，因为根据条约精神，“对这样重要的问题，特别是当这些问题涉及同盟国家的联合力量时，我们将永远彼此协商。”这都表明，英、美不会跟着苏联一起“抛弃”西科尔斯基的政府，盟国之间在这个问题上的分歧难以避免了。盟国间关系将面临一场新的考验，而这种考验对苏联来说，包含着相当大的危险成分。因为这个时候，苏联对英美开辟第二战场的希望，随着盟军在北非战场上大获全胜的日期临近而又处于高值期。

1943年4、5月份，美英军队在北非战场的“火炬”行动进展顺利，攻势势如破竹，并最终以在比塞大的成功合围，结束了长达34个月的北非战场战事。这意味着苏联一直非常关心、念念不忘的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问题，按照开始“火炬”行动之前西方盟国作出的承诺，又将再次提上盟国的议事日程了。尽管在同年1月的卡萨布兰卡会议上，丘吉尔和罗斯福就已确定了进攻西西里的作战计划，但无论是计划内容本身，还是他们把自己的决定通报苏联时的措辞，都在小心地淡化计划的主要部分，同时竭力给斯大林“留下一线希望：毕竟‘在1943年还有开辟第二战场的可能’。”“他们几乎在半年时间内，一直对苏联政府隐瞒这一决定。他们始终含糊其辞地谈所谓在1943年可能开辟第二战场，以迷惑苏联。直到1943年6月4日，他们才直截了当地声明，今年不准备在欧洲登陆。”苏联驻外的外交机构，把斯大林格勒的胜利与在英美统治集团中引起的震动，甚至“惊恐”联系起来，从另一个角度加强了英美会很快开辟第二战场的印象。1943年2月13日，苏联驻伦敦大使馆在给苏联外交人民委员会的报告中认为，英国政府现在害怕过分延迟开辟欧洲第二战场，因为这有可能使苏军先于盟军到达柏林。因此，何时开辟第二战场就成了英国内阁的一个主要问题，而且对解决此问题起主导作用的与其说是出于军事上的考虑，不如说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这些材料和情报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苏联领导人对本年开辟第二战场可能性的评估，无法确切判明，但斯大林在5月1日颁布的《最高统帅令》中的表述，至少在表面上绝不是悲观的。他说，盟军在北非战场对德意军队的一连串打击和对德意军事工业中心的毁灭性轰炸，“这是开辟反对意德法西斯分子的欧洲第二战场的预告。”

在期待早日开辟第二战场的情况下，尽可能地避免某些间接因素影响到盟国之间的关系，以免给加快战争进程造成阻碍和让苏联多付出也许可以避免的代价，对苏联领导人来说，是一个清楚易懂的问题。在苏联仍然期望西方盟国在军事上提供更直接、有效的支持与帮助的情况下，把已经让盟国大吃一惊并深感不安与不快的举动，进一步推向极至，给盟国关系中投下更大的阴影，怎么说也是不明智的。

第二，如果在苏联领土上建立以波兰爱国者联盟为基础的新的波兰政府，与苏联这时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作出的重大政策调整，既不适应、更不协调。众所周知，已有近25年历史的共产国际，于1943年5月15日宣布即将解散。这是继苏联中断与波兰流亡政府关系后，两个月中从莫斯科传出的第二个令人震惊的消息。斯大林在5月28日就此问题专门回答了路透社记者。斯大林把共产国际的解散概括为是“正确的和适时的”。因为它揭穿了希特勒匪徒的关于莫斯科干涉其他国家的生活，使之“布尔什维克”化的谎言；它使各国爱国者进行工作，把进步力量不分党派和宗教信仰地联合起来，把所有爱好自由的人民和国家联合起来，组成统一的民族解放和反法西斯国际阵营，“共同进攻去反对共同的敌人——希特勒主义。”当然，共产国际解散后，苏联对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即原国际的各个支部——的帮助和指导并没有减少，更没有就此中止。但毕竟原有的那种帮助和指导的方式变了，那种由某个国际中心来解决每一个国家工人运动的各种问题的方法，被允许让参加反法西斯联盟的各个国家的共产党、工人党独立解决所面临的特殊任务所替代，以前那种公开的和半公开的联系方式，也转变成一种比较隐蔽的联系方式。这种政策调整虽然针对的是国际工人运动，主要涉及曾参加共产国际的各国工人政党，但对国际工人运动的政策，历来都是苏联总的对外政策的一个组成部分，它需要与其他方面的政策相互协调与配合。波兰爱国者联盟的主要发起者和领导人都是原波兰共产党人，这个组织的政治倾向性是非常明显的。如果一方面宣布莫斯科与各国工人政党“脱钩”，另一方面又另立一个有那样政治背景的波兰政府，至少在政策上显得不大协调。另外，也不能排除这种可能，即斯大林希望以解散共产国际的行动，去影响此时正在华盛顿举行的英美首脑会议结果。这次会议于5月12日即公布解散共产国际决定的前两天召开，主要讨论决定盟军下一步作战计划。也就是说，苏联非常关心的能不能在1943年下半年开辟欧洲第二战场问题，将由此次会议作出最后决定。如果说，苏联与西方盟国的关系因苏波断交变得有些紧张，那么借此来缓和一下紧张的关系，也不失为一种考虑。既然如此，就更不能在这种时候横生枝节，自添麻烦了。

除了波兰爱国者联盟之外，这时在波兰国内还有另一个接受莫斯科领导的政党组织：波兰工人党。苏联在波兰进步力量的这“两个中心”中间，更重视哪一个，也是在分析这个问题时需要注意的因素。自波兰工人党于1942年1月成立后，它通过一系列积极的宣传组织工作，不仅使党的队伍逐渐壮大，而且还组成了受其领导的武装力量——人民近卫军。波兰工人党也很快成为波兰国内反法西斯抵抗力量的领导中心之一。“在1943年，波兰工人党已成为一支巨大的政治和组织力量，它领导着强大的游击运动。”在共产国际宣布解散之前，虽然波兰工人党宣称自己不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但它的中央委员会和领导人一直保持着与共产国际的联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季米特洛夫亲自对波兰工人党的纲领和行动提出建议和给予指示。对波兰爱国者联盟在苏联的出现，一些著述中只是笼统地说，“这实际上意味着，与国内由波兰工人党领导的革命力量中心存在的同时，在苏联也形成了一个由共产党人领导的波兰左翼力量的中心。”但是这两个“中心”之间的关系，尽管常常被忽视，但却并非无足轻重，因为以后事态的发展，少不了要从这种关系中找到可信的答案。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委员会委员，党史研究所所长达尼舍夫斯基对此的阐释值得注意，他写道：“波兰爱国者联盟是由波兰工人党宣告建立的反法西斯民族战线的一种特殊形式。构成波兰爱国者联盟领导力量的波兰共产党人，把自己在流亡者中的活动作为人民群众在波兰工人党领导下进行的解放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这就清楚地说明了两个“中心”之间应该是一种从属关系，而不是并列关系。从国外的斗争为国内的抵抗运动服务，国外的行动是为了最终在国内取得实际结果这个角度思考，上述观点也合乎逻辑。

从道理上讲，对这两个“中心”，苏联都要依靠，因为它们会从不同角度为达到同一个目的——落实解决波兰问题的基本框架，创造条件，作出贡献。但是在对具体环境下的具体问题进行分析后，还是能发现其中存在着差别。

斯大林格勒战役结束后，苏德战场上的形势发生了根本的转折。苏军取得的重大军事胜利，极大地鼓舞了反法西斯国家和人民的斗志。被占领国家的抵抗运动，在胜利曙光的激励下，掀起新的高潮。与此同时，遭到沉重打击的法西斯集团，特别是纳粹德国，也还试图重新夺回战场主动权。对最后失败的恐惧使他们变本加厉地利用战役之间的间隔期，调动人力、物力资源，集聚新的力量，准备反扑。在这种具体情况下，对于苏联来说，一方面全力准备迎接正面战场上下一个轮次的激烈交锋，另一方面，充分调动处于敌后的抵抗力量，破坏敌人人力物力资源的开发、调动、集结计划，打乱其战略部署，配合正面战场的军事行动，也是至关重要的。有鉴于此，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于1943年2月10日通过了《关于在战争根本转折情况下的宣传任务》的决议。决议在分析了战争转折阶段的新形势后认为，希特勒和法西斯匪徒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自愿放下武器，他们叫嚣着要打一场总体战。“这就意味着，他们打算榨干仆从国的一切。这意味着，他们要彻底把被占国劫掠一空并逼迫全体居民为其军事机器工作。这意味着，针对不仅是德国本身，而且首先是被占领国家和仆从国人民的恐怖和血腥措施，将数十倍地加强。”决议指出，“在已形成的情况下，一个基本和迫切的任务就是不给希特勒匪徒进行‘总体动员’欧洲各种力量和资源的可能，使它失去发动新的进攻的可能性，……通过在各被占领国家、仆从国和德国本土极大开展群众性积极的战斗行动来加快推翻法西斯制度。”决议要求，共产国际的宣传工作应该全面转入攻势，应该证明，现在反法西斯的斗争条件比任何时候都更为有利。决议还针对不同类型国家提出具体的宣传口号。对被占领国家的口号包括“不要等待，不要消极观望，全力付之于行动，用一切手段，直至武装起义来驱逐占领者”；用全体人民的战争反对希特勒的总体战。决议中还特别注明，在宣传扩大人民战争时，可以引用南斯拉夫、法国、保加利亚、波兰的例子。这个决议虽然是共产国际通过的，但它也代表着苏联的意见。它说明，动员在法西斯控制下的国家和地区的人民积极行动，已被放到了极为重要的位置上了。就波兰而言，能把这种口号变成苏联希望看到的实际行动并取得满意效果，当然首先要依靠以波兰工人党为代表的“国内中心”。试想，如果这时忽然在苏联成立一个以流亡苏联的人士为主的政府，对国内的抵抗运动将会带来什么影响？

更为重要的是，波兰工人党在1943年春就已经提出了建立政权的构想。这年2月底，波兰工人党领导人芬特尔致电斯大林，庆贺红军建军25周年。芬特尔在电报中表示，将与占领者进行英勇斗争，直至准备发动人民起义，驱逐占领者并“建立工农政权”。考虑到当时建立更广泛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需要最大限度的团结一切力量，季米特洛夫——很可能是受联共（布）中央的委托——在3月2日复电芬特尔，指出波兰工人党的斗争口号应该是“建立真正的人民民主政权，而不是工农政权”。可见，共产国际对波兰工人党在波兰建立政权是给予肯定和支持的，只不过在建立什么性质的政权上有不同看法。季米特洛夫的建议与上面提到的共产国际此时宣传和工作的总思路是吻合的。在尚未接到季米特洛夫的回电的情况下，3月1日，波兰工人党发表了党的最低纲领宣言《我们为什么而战？》。4月2日，季米特洛夫针对此宣言再次致电芬特尔，指出宣言中提出了一系列正确的思想，但同时也有一些不足，需要在今后就此问题可能再发表的新的、更广泛的文件中加以纠正。这里，季米特洛夫再次肯定了波兰工人党建立政权的主张，同时又一次强调了要确定政权机关的民主性质，政府应该依靠反法西斯民族战线，波兰的政治制度，应是民主的、而不是苏维埃的制度。这些情况说明，苏联和共产党国际对由波兰两个中心的哪一个承担组建政权和政府的任务，不是没有考虑的。这种考虑与对整个形势的认识与分析是一致的，因而也是明确和一贯的。当然，这里所说的“一贯”只是在一定的时期内，它不排除出现新的变化的可能。况且，任何事情都不是绝对的，随着形势的发展，新情况的出现，两个中心扮演的角色，彼此相互接近甚至逐渐融合，既完全有可能，也可以理解。

波兰爱国者联盟在苏联的发展壮大，是在苏联与波兰流亡政府关系恶化并最终中断外交关系的背景下实现的。它在苏联领土上的积极活动，得到了苏联政府的大力支持与帮助，因而，在流亡苏联的波兰人中间迅速成为一个政治色彩鲜明的力量中心。但尽管如此，从推进战争进程的大局着眼，从有利于处理与西方盟国关系的角度出发，也是为了适应在国际工人运动中作出的重大政策调整，并贯彻战争转折时期总的工作思路和既定安排，苏联并未急于把波兰爱国者联盟变成另一个新的波兰政府。在1943年春，西方盟国和其他国际舆论对波兰爱国者联盟具有政权性质并起到了政权作用的议论，是没有什么事实根据的。波兰爱国者联盟直到1946年自动解散为止，都是一个群众性政治组织，其职能和活动并不具备国家政权的特点。尽管后来它的许多著名活动家都成为波兰新政权——民族解放委员会的重要成员，但这并不能改变波兰爱国者联盟本身的性质。

第三节 波兰爱国者联盟在苏联解决“波兰问题”框架中的定位

既然波兰爱国者联盟不管在主观上还是事实上并非像许多人认为的那样，是苏联在其领土上建立的、并准备只跟它打交道的另一个新的波兰政府，那么它存在及其活动的意义何在呢？它在苏联解决“波兰问题”框架中处于什么位置，发挥什么影响呢？对这些问题，应该从波兰爱国者联盟的主要活动中去寻找答案。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在苏联的波兰人高达200万人。应当说，这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在苏联与波兰流亡政府建交和保持外交关系时期，对这些波兰人影响较大的是流亡政府驻苏大使馆。1942年2月26日，已被派入安德尔斯部队中工作的原波兰共产党人卡斯曼和维尔科夫在给季米特洛夫的信中说，到1942年初，在流亡苏联的波兰居民中进行工作的只有波兰流亡政府驻苏大使馆的代表机构，这些人的思想总体上与主导安德尔斯军队干部的思想意识差不多。而安德尔斯对苏联和共产主义的敌视是众所周知的。这就是说，至少在当时，在对苏联境内波兰群众的影响上，流亡政府占有相当优势。1943年1月，华西列夫斯卡等人致信莫洛托夫，在谈到建立一个新的政治中心时，就是把它作为一个与聚集在波兰大使馆周围的力量相平衡的力量定位的，目的是把共产党人和其他具有左翼政治倾向的活动家吸引到这一中心周围。可见，争夺对在苏联的波兰人的影响，为进步力量建立一个联合与协作的组织依托，是建立波兰爱国者联盟的初衷。这个初衷在安德尔斯的军队以及大批波兰人一起撤出苏联之后，随着苏联与流亡政府关系日趋紧张，就越来越显示出它的现实性和迫切性了。

这种初衷也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这一组织的主要活动方向。波兰爱国者联盟基本上在两个方面开展活动。一方面，针对流亡政府的某些作法，联盟有意识地反其道而行之，充分显示与流亡政府的对立与区别。前面述及它倡议在苏联领土上组建新的波兰军队，并突出强调这支军队将和红军一道并肩与德军作战，是最突出的一例。此外，在涉及到未来波兰的领土与边界问题上，也是如此。1943年4月，波兰爱国者联盟的发起者和积极活动家，原波兰共产党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阿尔弗德·兰普，在《自由波兰》上发表了《波兰在欧洲的地位》一文。文中公开提出并论证了未来的民主波兰有权在奥得河与波罗的海之间立国安邦。这与波兰流亡政府此前和此后在波兰边界问题上坚持的立场，有着极大区别。相反，“这篇文章的基本思想与苏联将来在德国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威胁下保证安全的构想相吻合。”而在苏联与流亡政府关系破裂后，波兰爱国者联盟利用报刊和广播，对流亡政府的政策进行了猛烈抨击，其力度之大，引得英国外交大臣亲自出面，通过外交渠道对此表示关注。流亡政府也不示弱，利用自己掌握的宣传媒介，对波兰爱国者联盟进行攻击。结果，两者在表明它们的分歧的同时，也进一步拉开距离。虽然后者尚不是一个政权实体，但这并不影响它在政治上起一种对比和导向作用，为落实苏联的框架进行舆论准备。从这个意义上说，波兰爱国者联盟担负着示范和宣传工具的职能。

另一方面，联盟积极展开社会救助和文化教育工作，对流亡苏联的波兰人提供尽可能的帮助。这是上述作用和职能的物质体现。波兰爱国者联盟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了两项决议，一是关于社会保障的决议，一是关于文化教育工作问题的决议。前一个决议针对波兰人流离失所、无依无靠，沦为难民的情况，决定给予他们物资帮助与关怀，使“在苏联的波兰人有可能按职业得到一定的有偿工作，”而且首先应该帮助加入在苏联的波兰军队的战士的家属、在英国和近东服役的波兰军人家属等。“代表大会希望，合理地组织社会保障和物资帮助将极大地改善在苏联的波兰人的日常生活条件，以及帮助他们度过战争时期，并为他们在后方为加速胜利和使波兰难民重返波兰而卓有成效地工作提供可能。”

第二个决议规定，要在波兰流亡者中，特别是儿童和青年中间教育和培养他们的波兰民族意识，培养他们对祖国和人民的挚爱，对德国侵略者及其帮凶的仇恨，准备投入争取波兰自由、进步和民主的主动斗争。代表大会要求联盟组织负责此事的机构，在苏联建立波兰学校、幼儿园、俱乐部，在波兰军队中成立艺术团体等等。根据波兰爱国者联盟总管理委员会成员、波兰议员、波兰农民党著名活动家安·维托斯的建议，1943年8月16日，苏联人民委员会通过决议，决定在人民委员会下成立“波兰人社会保障委员会”，与波兰爱国者联盟下设的相应委员会配合工作。维托斯和总管理委员会另一名成员、物理和化学家鲍·德罗布涅尔作为波兰爱国者联盟的代表参加该委员会工作。而在一个半月前，苏联人民委员会通过了成立“在苏波兰儿童事务委员会”的决议，由来自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教育人民委员部的4位代表、波兰爱国者联盟的3位代表和苏联卫生人民委员会、商业人民委员部、轻工业人民委员部和劳动资源总局的各1位代表组成。

早在1941年12月31日，苏联政府与波兰流亡政府签订了向居住在苏联领土上的波兰公民提供财政帮助的贷款协定。根据该协定，苏联政府向流亡政府提供1亿卢布无息贷款，用于此项开支。波兰流亡政府统计，到1942年底，波兰驻苏使馆在苏联建立了85个孤儿院、128个幼儿园、62所学校和125个食品救济站、69所小型医院、医疗站，以及66处共能容纳2900名残疾人的住所，22个能为1100人提供食物的公共食堂。虽然通过这些机构受益的波兰人有限，可它毕竟是一种关怀的表现。苏波中断关系后，这项工作不但不能中断，相反更要加强。这就需要有一个能与在苏联的波兰人更好接近，让他们更好接受的机构接管此事。波兰爱国者联盟是最合适的一个。它充分利用所拥有的近百个州管理委员会、近3000个基层组织、串联着60～70％在苏波兰成年人中的优势，特别是与苏联中央政府和各级苏维埃组织的良好关系，不仅可以迅速开展工作，而且还把这项工作推进了一步。到1944年3月之前，它就满足了28万份困难申请，发放3100万卢布的救济补助。1944年仅在奥什斯克州一地，就把来自苏联政府、国外有关组织团体和互助会总值近104万卢布的援助物资，送到那里的波兰人手中。同时，为了配合把原居住在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的波兰人迁往苏联内地和南方一些地区，在苏联商业人民委员部下还成立了专门帮助在苏波兰公民局，负责组织对被迁移波兰人的食品和工业品供应，其供应标准与相应苏联公民的标准相同。该局先后建立了15个供应基地，上面提到的维托斯和德罗布涅尔就是波兰爱国者联盟派驻该局的首批代表。据1946年8月15日的《自由波兰》统计，这个局所属系统向被迁移的波兰人发放了总计价值6530多万卢布的食品和工业品，其中包括1077吨面粉、526吨大米、280吨油脂、234吨糖、188吨食盐、152吨肥皂、23.2万米棉布和8382双鞋等等。不仅如此，波兰爱国者联盟还尽可能地帮助波兰人改善生活环境。在它的恳请下，1944年4月5日苏联人民委员会通过决议，把原迁到阿尔汉格尔斯克、新西伯利亚、伊尔库斯克州、雅库什和科米自治共和国的约2.7万名波兰人，迁往南方自然环境较好的斯塔夫罗波尔、克拉斯诺塔尔斯克边疆区、萨拉托夫州、沃罗涅什州，以及乌克兰地区。之后又于同年7月4日决定把3万名波兰人迁回已解放的乌克兰地区。结果有3.8万名波兰公民回到了乌克兰南部、东部和中部各州。同时，在1944年4月和7月，苏联政府还两次提高了波兰居民的生活待遇水平。

至于在流亡苏联的波兰人中开展文化教育工作，波兰爱国者联盟也起了巨大作用。在波兰儿童事务委员会和波兰爱国者联盟的共同努力下，专门为儿童开办的中小学校从1943年的57所，增加到同年12月15日的114所，1946年1月又达248所。57所学校的在校学生从1943年夏的1740名，扩大到1946年春的18659名。此外，保育院、幼儿园也成批开办。波兰爱国者联盟主席安·尤兹凯维奇在1946年2月充满感慨地说：“波兰儿童在苏维埃国家里不仅避免了不幸、饥饿和由希特勒分子传播的巨大的道德沦丧，而且受到……了父亲般的关怀……民主的教育。对于复兴波兰来说，这些儿童——到那时他们中大多数已经长大成人——是一笔巨大的精神和政治资本。”

波兰爱国者联盟进行或协助进行的这些务实、能帮助流亡苏联的波兰人解决不少实际困难的工作，在那些历经磨难、国破家亡的波兰流亡者和难民中引起的反响是可想而知的。尽管这还不足以彻底改变他们的生活状况，但至少能让他们感受到一点来自同胞的关怀和温暖。这些工作并不是苏联自己不能做，而是有了波兰爱国者联盟这样一个波兰人“自己”的组织，做起来更自然、更顺畅。这是别的组织所无法比拟的，是只有它才具有的优势。也许正因为如此，在进行这项工作的同时，波兰爱国者联盟除了大张旗鼓地宣传苏联政府为此给予的帮助和贡献之外，还常常把它们与宣传一种民族精神、民族感情联系在一起。华西列夫斯卡在波兰爱国者联盟第一次代表大会上说：“波兰爱国者联盟有责任为了保护波兰高贵的名字而工作。我们有责任发展波兰的民族文化。我们有波兰的儿童，他们应当作为一个波兰人返回波兰。”毫无疑问，实际的帮助加上一种民族感情、民族意识的调动，使这种帮助在更易于被接受的同时，也使联盟在波兰人中的声望和凝聚力与日俱增，波兰爱国者联盟影响力的增强，真正起到一个政治中心的作用，意味着流亡政府影响的削弱，这也正是苏联希望看到的结果。在争夺民心上、在对在苏联的波兰人施加影响上，一方面与流亡政府分庭抗礼，另一方面为波兰进步力量和苏联所用，这正是该联盟所能起到的最重要也是最主要的作用。

从各方面分析，波兰爱国者联盟并不是作为波兰流亡政府的直接取代物而成立的，虽然它接管和继续了波兰流亡政府原驻苏大使馆及其在各地代表机构的部分工作，但它仍然不是法律意义上的国家政权机关。毫无疑问，波兰爱国者联盟是一个具有鲜明政治倾向的政治力量中心，并且在波兰侨民和那些1939年9月后并入苏联地区的原波兰居民中，发挥着重要影响。也正是因为如此，它在苏联解决波兰问题的过程中可以发挥它的特殊作用，在苏联解决波兰问题基本框架里占有一定的地位。它是在苏联领土上成立新的波兰军队的积极推动者和组织者，但它对这支军队并不像波兰流亡政府对安德尔斯军队那样拥有主权意义上的统率权。形象地说，它是这支军队的“召集人”。它把在苏联的亲苏活动家和反法西斯民主人士汇集起来，靠他们在波兰侨民和居民中的影响以及与波兰国内的联系展开工作，特别是与苏联政府配合工作，充当了一条“纽带”，起到了苏联政府有时起不到的作用。同时，这里也是吸引、培养、锻炼干部的“孵化器”和“集散地”，在苏联组建对苏友好的波兰政府过程中，在帮助波兰解放和重建过程中，从这里选拔的干部起到了中坚作用。在与苏联以外的波兰民主进步人士的联系上，波兰爱国者联盟还充当了桥梁。最后这一点，在苏联解决波兰问题的框架中，也同样具有不可低估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