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从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到波兰临时政府

第一节 米科拉伊奇克访问莫斯科和波兰流亡政府1944年8月29日备忘录

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的成立，以及苏联政府与它签订的协定与协议，使波兰问题的解决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一个能为苏联所接受的政权事实上已经成立，苏波边界的基本走向已经由双方确定，波兰西部边界划分的原则也已定下，只是由于战争尚未结束而有待最后敲定。这就是说，未来波兰的政权核心、领土范围基本已经形成，它意味着苏联解决波兰问题基本框架的落实工作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现在，摆在苏联面前新的课题，是如何在已有的框架基础上最后解决波兰问题。

要完成上述任务，最关键的问题，是要让波兰国内外的政治力量以及西方盟国承认并最终全部接受这一框架。在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成立后，各方对波兰问题的注意力都被吸引到这里，政府问题成了整个波兰问题的焦点。换句话说，波兰问题最终如何解决，苏联的框架能不能完全落实，现在关键就在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能否立得住，能否取代波兰流亡政府而为国际社会所普遍接受。

在解决这个问题上，兰格教授曾经提出并得到苏联领导人认同的建议，就显得非常重要了：即要使新的政府具有更广泛的代表性，不要让它给人形成“苏联傀儡”的感觉。兰格教授建议的具体办法之一，就是吸收伦敦流亡政府中的某些人士加入新的政府。当然，有资格被选中的人士可以不是亲苏分子，但不能是对苏联持敌视态度的，而且还要能被盟国所认可。这样的人选，在伦敦流亡政府中，政府总理米科拉伊奇克是一个代表。作为波兰最大的政党之一——农民党的领导人，考虑到他的党的政治影响力，贝奈斯和兰格都曾在苏联领导人面前重点提到过他，绝不是偶然的。

1944年7月20日，丘吉尔在给斯大林的信中提出米科拉伊奇克想访问莫斯科。这是两国首脑在2、3月份的激烈交锋之后，英国首相第一次在信中提及波兰问题，这对苏联来说是一个争取米科拉伊奇克的好机会。7月23日，斯大林对此迅速作出反应，允许米科拉伊奇克前来莫斯科。7月30日至8月10日，米科拉伊奇克在流亡政府外交部长罗梅尔、流亡的民族委员会主席格拉布斯基等人的陪同下，访问了莫斯科。其间与苏联领导人、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领导人举行了一系列会谈。从这些会谈中，可以看出苏联领导人为把米科拉伊奇克纳入已有框架而进行的努力。当然，作出这种努力并不是盲目的，在苏联有关部门提供的材料显示，存在着把米科拉伊奇克争取过来的可能性。

7月29日，主管中南欧事务的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第四欧洲司司长瓦·佐林在莫洛托夫、维辛斯基等人的一份关于米科拉伊奇克的材料中写道：“他是西波兰富农的典型代表……在‘农民党’内，米科拉伊奇克始终坐头把交椅……在外交方面，米科拉伊奇克在1939年以前是与法国、捷克斯洛伐克和罗马尼亚密切合作的主张者、是国际联盟和集体安全的拥护者。他激烈反对贝克的亲德政策。他出于策略的考虑很少撰写关于苏联的文章，但是人人都知道他有反苏情绪……”但佐林又说，“米科拉伊奇克在他的公开声明中，特别是在1944年，不止一次声明，他的政府渴望与苏联建立友好关系。但是，米科拉伊奇克一直把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西部各州并入波兰作为实现其政府这种‘渴望’的前提条件。”佐林认为米科拉伊奇克“在波兰本国有一定影响……考虑到波兰最近形成的现实条件，米科拉伊奇克有可能与苏联政府、与波兰民族委员会（即指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作者注）讲和，试图为波兰侨民及其主子挽救能够挽救的利益”。

7月31日莫洛托夫首先会见了米科拉伊奇克。米科拉伊奇克表示他想谈两件事。一件是“波兰政府正在积蓄力量，以便在关键时刻协助苏联部队和德国人作斗争。”他说，“波兰政府有一个动员一切力量与德国人斗争的计划。在这一决定性的时刻，为了给将来波兰与苏联的友好合作奠定基础，必须找到苏联和波兰两国政府的共同语言。”第二件事，就是他向苏联领导人证实自己及其流亡政府所具有的影响和地位。米科拉伊奇克告诉莫洛托夫，“几乎所有的波兰人都拥戴他（即米科拉伊奇克——笔者注）。他代表着波兰那些愿意与苏联合作，并且与那些不太愿意与苏联合作的党派作斗争的政党。”当莫洛托夫对此表示怀疑，指出波兰政府中有不同党派的代表，其中包括那些毫无疑问对苏联怀有敌意的党派时，米科拉伊奇克称，波兰政府中没有这样的党派，参加政府的4个政党都愿意和苏联合作。在经过一番铺垫后，米科拉伊奇克谈到了他此行的最关键的问题：“苏联政府和波兰政府没有大的分歧。他（米科拉伊奇克）愿意就所有的问题与苏联政府谈判，并使苏联政府相信波兰政府的真诚愿望。”

莫洛托夫建议米科拉伊奇克最好与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直接会谈，因为它“更了解波兰的情况”，获得的消息要比其他人多。米科拉伊奇克非常清楚，和苏联政府与和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商谈的结果会大不相同，“和委员会只能讨论一部分问题”，而和“苏联政府能谈判所有的问题”，而他“是全波兰人民意愿的表达者”。很明显，米科拉伊奇克并不把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看得很重，至少在表面上是这样的。他的另一个用意是，通过与苏联政府正式、公开的谈判，为流亡政府争取有利的地位，即便不能完全取代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也要造成与它平起平坐的印象。但是莫洛托夫对此态度也很明确：“和苏联政府应当讨论那些与苏联有关的问题”。换句话说，苏联这时不想给人造成“越俎代庖”的感觉，避免主动为“波兰民族解放委员是苏联傀儡”增添新的证据。同时这也是在提醒米科拉伊奇克，事情既然已经发展到现在的局面，无视和回避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的存在是不可能的。在莫洛托夫的坚持下，米科拉伊奇克最后终于表示，他准备和委员会谈判。这就是说，米科拉伊奇克必须要去正视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这个新的政权的存在。就在第二天，即8月1日，苏联政府正式同意与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交换代表。

8月3日，斯大林接见了波兰流亡政府总理。斯大林提醒他不要忽略了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已经存在这一事实，这就再一次强调了它的地位和价值。斯大林指出，波兰国内的基本问题是成立联合政府，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已经是国内存在的政权，没有它就不可能解决这一问题。斯大林表示，流亡政府应与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达成协议，今后苏联只想同一个而不是两个波兰政府打交道。而这个政府就是同苏联已经缔结了一系列条约，并且苏联给予帮助的那个政府。针对米科拉伊奇克在苏波边界问题上的立场，斯大林认为承认寇松线是必须的，但这条线可以作有利于波兰的调整。从斯大林的谈话中不难看出，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的地位，在苏联领导人看来是无法替代的，寇松线的问题已经不再是可以从根本上进行讨论的问题了。

8月6日和7日，米科拉伊奇克、流亡政府外交部长罗梅尔、流亡的民族委员会主席格拉布斯基与全国人民代表会议主席贝鲁特、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主席奥苏布卡-莫拉夫斯基、副主席华西列夫斯卡、波兰军队总司令罗拉一日米尔斯基在莫斯科举行了两次会谈。双方的争论集中在三个问题上，即内阁席位分配问题、宪法问题和东部边界问题。考虑到米科拉伊奇克所领导的农民党在波兰有不小的政治影响，新政权一方同意将来在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基础上成立联合政府，并把18名内阁席位中的4个让给米科拉伊奇克及其支持者。米科拉伊奇克、格拉布斯基都可以入阁，米科拉伊奇克甚至可以出任联合政府总理，但条件是他必须真诚与新政府合作并完全承认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的纲领，即“七月宣言”。新政权一方要求在新的宪法制定颁布之前，应实行更具有民主色彩的1921年宪法，而不是流亡政府现在遵循的1935年宪法。对东部边界问题，新政权的态度一如既往。米科拉伊奇克在这三个问题上都持完全不同的观点。他认为自己不可能在不合乎现行宪法、有违波兰最高利益的条件下，与新政权达成协议，并回国当总理。接受这些条件，对米科拉伊奇克来说，有可能会导致现有的政治生命的结束。而重新开始的政治生涯——如果说还能够开始的话——也将前途未卜。米科拉伊奇克当然不会轻易拿自己的政治生命去冒险、去赌博，至少在没有受到巨大压力之下不会轻易这样做。不过，他从几天的会谈中也已多少看出，苏联和新政权的态度是相当坚定的。

在米科拉伊奇克离开莫斯科的前一天，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再次接见了他。不到10天的时间两次接见，表明苏联领导人对他、或者说是对解决波兰问题的重视。米科拉伊奇克向斯大林表示，在没有征求他的同僚们的意见之前，他无权继续与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的谈判。斯大林再次向他解释了苏联对波兰问题的态度：“我们政策的基础是与波兰联盟，”“需要的是苏联和波兰一道反对共同的敌人——德国人。”他在重复了德国20年左右会重新站起来的看法后说：“对这种情况需要持剑以待，这柄剑就是波兰和苏联的联盟以及将组建的支持和平的国际组织所掌握的军队。”

米科拉伊奇克在这次会见中曾表示相信，伦敦波兰政府将与民族解放委员会合作，“因为波兰政府有此企望”。然而事实证明，流亡政府并没有真正理解和抓住实现合作的关键，因为它试图抛开苏联已经确定好的框架，另搞一个。这集中体现在8月29日流亡政府同时向苏、美、英三国转交的备忘录上。这份备忘录可以说是波兰流亡政府的政治纲领。它主张，未来波兰政府的基础最初应由5个政党即农民党、民族党、波兰社会党、劳动党和波兰工人党构成；由政府总理与各政党就进入政府的候选人进行协商后，根据总理的建议由总统任命新的政府。一旦形势许可，政府将组织立宪会议选举，并尽快通过新的民主宪法。在立宪会议召开之前，将任命一个民族会议作为咨询机关向政府提供帮助；民族会议将由上述5个政党的同等数目的代表组成。政府将在占领期间由国内人民代表机构和国外波兰政府发布的宣言和确定的原则的基础上，实行社会改革。备忘录提到了政府要与苏联政府达成协议，以共同进行反对德国的战争和为战后苏波的长期友好奠定基础。但在苏联最关心的边界问题上，只是说“波兰政府将本着与苏联在友好和尊重波兰人民的基本利益精神下达成协议的原则行事。”并且不无所指地表示，“波兰在这场战争中遭受巨大牺牲并是惟一一个处于希特勒占领下而没有出一个卖国贼的国家，它不能带着变小的领土离开这次战争。”它要求在东方应该把主要的波兰文化中心和对波兰经济生活必不可少的经济中心留给波兰。

这个计划与苏联确定的解决波兰问题的框架之间的差异是显而易见的。当然，如果从纯理论的角度进行比较，应当承认，流亡政府的计划中并非没有合理的成分，至少它把农民党这个具有极大影响的党派充入了未来政府的基础之中，从而使它的代表性可以进一步扩大；同时，它更注重各党派之间的力量平衡，并为构筑波兰国家的政治系统规定了一套比较规范、也更接近现代西方民主制的办法。但是它的最大缺陷，或者说它难以行得通的关键，就在于它与苏联的框架之间的不可融合性。可以看到，除了反对德国以外，苏联框架的几个关键点，在流亡政府的计划中不仅没有相对接近的表示，相反却是完全对立的。它既不提在建立新政府时一定要以目前的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为基础，或是为核心，也实际上抹杀了全国人民代表会议作为立法机关的惟一性，并且把被称为历史性宣言的“七月宣言”，降到了与其他党派的主张、与流亡政府的政策方针相等的地位，使其纲领性、指导性意义丧失殆尽。当然，就更不用说它对寇松线的再次有意回避，对波兰在东部的领土提出了明确要求，甚至以波兰在战争中的遭遇为资本准备在领土上讨价还价了。英国学者西德尼·洛厄里认为米科拉伊奇克有些天真了，他说：“人们可能怀疑米科拉伊奇克是否知道，当他把这一方案送交莫斯科时，根据过去几次会谈的情况来看，这个方案要得到俄国人赞成，是极不可能的。”需要明白的一点是，苏联确定的框架以及一步步地落实它，所依托的是它对波兰问题能够发挥现实的、巨大的影响力。这种影响力就是在反法西斯大国中也是得到认可和重视的。流亡政府的计划可能不错，但是如果它不能融入苏联的框架中去，无论是在推行它还是在争取对它的支持上，都是很难和后者抗衡的。

也许流亡政府对此时正在华沙进行的由国家军发动的起义还抱有极大的希望，因为如果起义获得成功，他们将先于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回到华沙，这将使他们获得宝贵的机会和政治资本来实施上述计划，或者是以这个计划、而不是以苏联和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的方案为基础，讨论国家政权和政府组成问题。如果说这种想法在8月下旬华沙起义的结局尚不明朗的背景下，还不是毫无根据的话，那么在同年10月中旬，米科拉伊奇克第二次来到莫斯科讨论波兰问题时，情况对流亡政府就更为不利了。

第二节 波兰流亡政府的改组

1944年英苏之间的莫斯科十月会谈，虽然主要不是讨论波兰问题，但这一问题仍属于双方关心的问题。丘吉尔此行的主要目的，就是谋求与苏联在东南欧地区达成划分势力范围的协议，而且实际上已经基本成功了。在中欧，例如波兰，大国的势力范围应该怎样划，自然也要考虑。丘吉尔仍然希望早些把苏波边界确定下来，因为这不失为对苏联势力扩展做出某种限定的一种办法。因此他不仅坚持要米科拉伊奇克等人赶来莫斯科，而且力劝米科拉伊奇克仔细考虑两件事，即“事实上接受寇松线……和同卢布林波兰委员会进行友好商讨，以便成立一个统一的波兰政府。”丘吉尔认为这对米科拉伊奇克等人来说“是最重要的”。

但波兰流亡政府的政治家们，仍然不愿作出实质性让步。虽然9月30日波兰总统瓦·拉茨凯维奇解除了索斯恩科夫斯基波兰武装力量总司令的职务，去除了一个让苏联最不能接受的当权人物，向着符合原来苏联提出改组流亡政府的要求接近了一步，但流亡政府仍然不愿意放弃8月29日备忘录提出的主张和计划。而这些主张和计划又是苏联和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全国人民代表会议难以接受的。现在的问题已经很明显了，苏联要求的不是1943年夏秋时提出对流亡政府进行改组，而是要抛开它，在现有的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的基础上，仅仅通过吸收流亡政府的个别人士的办法，组成一个新的政府。换言之，流亡政府的改组实际上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尽管它指挥的波兰军队还在欧洲战场上作战，苏联还需要它的个别成员发挥特定的政治作用，但作为一个政治实体，它在苏联已定的框架内，完全失去自己的位置了。加上它所寄予希望的华沙起义最终以失败告终，红军和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指挥的波兰军队解放波兰已经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挡，这一切使流亡政府的地位变得更加脆弱。

另一个不利于流亡政府的事实是，英国政府，或者说丘吉尔和艾登，这时也基本上接受了苏联的框架，尽管在有些问题上——如承认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新组成的波兰政府的成员比例等等——还有一些保留。丘吉尔和艾登不仅在寇松线问题上同意了苏联的安排，而且开始利用自己的影响向米科拉伊奇克施加压力。在10月莫斯科会谈期间，丘吉尔与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的几位领导人进行了商谈，然后就竭力劝说米科拉伊奇克，要他不要害怕“某些波兰人”，敢于承担起承认寇松线的责任；他向波兰流亡政府总理指出，要是他们在1944年1月就听从他的建议接受寇松线的话，就不会有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了。英国首相告诉米科拉伊奇克，现在是决定波兰命运的关键时刻，英国在25年前帮助过重建波兰，现在又在作同样的努力。在与斯大林谈到波兰问题时，丘吉尔说他感到沮丧的是，“这个造成许多麻烦的波兰问题竟会在英国和苏联之间长期得不到解决”，并将成为“苏联和盎格鲁一萨克逊国家之间的一个脓疮”。斯大林认为，在红军进入波兰领土后，米科拉伊奇克仍然坚持不与苏联合作的态度是不明智的，他“认识不到这一事实对他造成多大的危害”。斯大林进而分析到，“米科拉伊奇克受到他周围的人的影响。这些波兰人想利用盟国之间可能发生的冲突而从中渔利。”丘吉尔表示他将进一步努力说服波兰人同意苏联的要求和认清形势，他也说“处于波兰人目前的境地固执己见是愚蠢的”。

但米科拉伊奇克仍然没有、也不敢放弃流亡政府的那个计划。尽管他表示愿意说服他的伦敦同僚必须接受寇松线，但他就是不肯自己先迈出第一步。他给美国驻莫斯科大使哈里曼的印象是：“他被内阁备忘录的那些条款束缚住了。”而艾登从同情的角度分析说，米科拉伊奇克“知道迫切需要同俄国人和民族解放委员达成协议，但又不能走在他在伦敦的同僚们和他在波兰的追随者的前头太远。没有这些人，他不可能对他的国家有什么贡献，因为斯大林对没有权利的人是不感兴趣的。”丘吉尔指责米科拉伊奇克不懂得这里涉及的利害关系有多大，甚至威胁波兰流亡政府领导人，如果他们再一味固执下去，英国政府将“不再过问这件事”。这样，至少在苏波边界问题上，本来就很虚弱的米科拉伊奇克和它的政府，现在面对的是一道由苏联和英国共同构筑起来的长城。

米科拉伊奇克仍然不愿意屈从，他甚至当面要求丘吉尔把他空投到波兰，因为他宁可现在去死，“也不愿意将来当着你们英国大使的面被俄国人绞死。”于是，米科拉伊奇克在莫斯科最终还是在苏联的框架前面止步了。他只承认可以把寇松线作为苏波之间的“分界线”，而不是苏联所说的“国界线”。另外，他与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之间的会谈也收获甚微，双方在组成联合政府问题上意见无法取得一致。

莫斯科十月会谈本身在解决波兰问题上没有取得直接的积极成果，但它却在客观上促使流亡政府内部发生了致命的分裂。莫斯科之行表明米科拉伊奇克和伦敦流亡政府的“伦敦波兰人的谈判能力已接近于零”，“丘吉尔决心迫使米科拉伊奇克接受苏联的决定，意味着波兰总理已经没有行动的自由了。”回到伦敦后，米科拉伊奇克仍然不能说服绝大多数政府成员接受苏联和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提出的条件。他想借助英国和美国政府能给波兰在西部领土上得到补偿和未来波兰的独立提供保证的办法，来换取他的同僚们接受寇松线。10月26日，米科拉伊奇克致电罗斯福，通报了莫斯科会谈的基本情况，申诉了波兰要求保留利沃夫和该地区油田以及钾矿的理由。他还提到罗斯福曾经答应在适当时候愿意为波兰人保留利沃夫进行调解，希望美国政府现在能在这个问题上表明肯定的态度，特别是罗斯福总统能够运用他的权威和影响。

10月31日，波兰外交部长罗梅尔在波兰驻英大使的陪同下，拜访了英国外交部常务次官亚历山大·卡多根爵士，向他通报前一天晚上波兰内阁会议的内容。罗梅尔说，米科拉伊奇克和他会尽可能公正地把整件事向他们的同僚讲清楚，并且知道如果他们不能和苏联政府达成协定将会面临巨大的危险威胁。罗梅尔向英国政府提出以下问题：

首先，英国政府是否已经确定，即便美国不同意波兰西部边界的变更，英国政府也仍然认为自己必须在和约中支持这一变更。

其次，英国政府是否明确支持把波兰边界推进到奥得河一线。

第三，英国政府是否将保证新波兰的独立和完整。

在罗梅尔看来，如果对波兰在东部的损失有明确的规定，那么对他们在西部获得的赔偿也应有同样明确的规定。与此同时，罗梅尔还表示了对前景的不安和疑虑，他觉得波兰政府可能因过于疑虑重重而无法与苏联保持较好的关系。“如果寇松线强加给波兰而又没有任何补偿的话”，他担心将无法“维持波苏持久良好关系”了。而且，如果米科拉伊奇克现在回到莫斯科进行谈判的话，罗梅尔非常担心米科拉伊奇克“在单独面对斯大林元帅时将完全受到后者的支配”。总之，用波兰外长的话说，“米科拉伊奇克希望弄清英王陛下政府究竟是将参加一项对波兰的联合保证，还是将在不久以后要重新签订的英波盟约中加入一些适当的条款。”

卡多根一方面表示将把这些情况转告丘吉尔首相，另一方面也对波兰人施加了压力。卡多根认为，波兰政府的拖延“是极端危险的”和“灾难性的”。他理解波兰政府面临的困难和当前所处的困境，但他仍坦率地告诉罗梅尔“他们必须准备冒一定的风险。”他说，英国政府刚刚得知苏联政府要求接受波兰民族委员会加入欧洲内陆运输会议，这“它表明事情的发展方向以及每一天的拖延都会增加出现不可挽回的情况的危险。”

可见，米科拉伊奇克和他的支持者虽然深知问题的严重性，但他们仍然试图在各种力量的夹缝中寻找一条相对“保险”的出路：即要保证波兰的领土“完整”，或者不受、少受损失，也要保证波兰重建后的独立。如果能够做到这些，米科拉伊奇克本人乃至流亡政府的政治生命还有希望延续。在苏联态度越来越坚决，政府内部的反对派越来越不满的情况下，米科拉伊奇克只能更加依赖能够得到英、美两国的支持，由它们出面对波兰的未来命运作出保证。然后，再以这种保证去平衡政府内部的分歧，甚至与斯大林讨价还价。应当说，在当时的背景下，米科拉伊奇克的这种做法是可以理解的，但却难以达到他所期望的那种效果。要求英、美做出保证，无非是希望它们能够在苏联面前捍卫波兰的利益，为波兰在领土上和政治上争取尽可能好的结果。然而，波兰问题仅仅是大国手下国际政治棋盘上的一粒棋子，罗斯福也好，丘吉尔也好，都不会以波兰的利益作为自己政策的出发点。即便它们可以做出相应的保证，但这种保证在激烈变化的形势面前，又有多大分量和价值呢？包括米科拉伊奇克恐怕也不会忘记，英法在1939年做出的保证除了失望没给波兰带来什么。

对波兰流亡政府的要求，丘吉尔政府很快作出了答复，11月2日卡多根告诉罗梅尔，对第一个问题英国政府的回答是肯定的；对把波兰边界推进至奥得河一线，将什切青港口包括在内，英国政府“的确认为波兰应该有权力将其领土扩展至这一范围”；对是否将保证新波兰的完整和独立，英国政府的答复要婉转得多：“英王陛下政府准备和苏联政府联合提供这种保证。如果美国政府也能找到办法参加进来的话，那将是最有利的，尽管英王陛下政府不会以此作为和苏联联合提供保证的条件。在英王陛下政府看来，这一英苏保证将在设计中的世界组织可以指望提供的全面保证将它包括进去之前一直有效。”同时，卡多根还转达了丘吉尔对波兰边界问题的看法，后者认为，与苏联谈判波兰政府改组问题能否成功“将取决于边界问题的解决”，如果谈判在其他问题上而不是在边界问题上破裂，“波兰政府就会处于一个好得多的地位”，他们就会获得英国政府，也许还有美国政府的支持。几天后，等得有些不耐烦的丘吉尔当面向米科拉伊奇克明确表示，除非波兰政府能在边界问题上做出一个明确的答复，否则他将不再继续纠缠在这些问题中了；如果波兰政府不能慎重对待这一问题，“惟一的结果就是在波兰解放后由卢布林人控制整个波兰”。他告诉米科拉伊奇克现在“惟一要做的就是返回莫斯科并接受寇松线”，这是波兰“必须要贡献的”，并且，“他们不能指望任何人会在这个问题上为了他们的利益去与俄国人作战”。

受到英国越来越大压力的米科拉伊奇克把最后的一线希望寄托在罗斯福身上。11月中旬，波兰流亡政府驻华盛顿大使杨·切哈诺夫斯基通过副国务卿斯退丁纽斯向罗斯福政府提出三个问题，并希望尽快得到美国政府的回答。首先，他希望知道美国对所建议的波兰新边界的态度是什么。他们询问美国政府是否准备接受所建议的东西，或至少他们是否不会反对所建议的方案；其次，波兰政府希望知道美国政府能否至少许诺尽其所能支持和鼓励维持波兰的独立；第三，他们询问美国政府是否许诺帮助波兰政府应付在新波兰可能出现的局势，在人口迁移方面他们的态度如何，或者他们能否以租借法案或其他的安排来帮助波兰恢复经济。斯退丁纽斯先向波兰大使表明他个人的观点，对第一个问题，他是肯定的，总统也会坚持他曾经表达的观点；至于第二个问题，斯退丁纽斯也基本予以肯定，美国政府将对以后构成欧洲总解决一部分的欧洲安排表示赞同；关于第三个问题，斯退丁纽斯表明这一点可能有些困难，因为据估计国会可能会对在没有互惠援助条件下的大规模帮助欧洲之举进行批评。然而，他肯定这个问题将得到同情的研究，并认为存在着美国提供帮助的前景。虽然斯退丁纽斯强调这只是他个人的观点，但切哈诺夫斯基“从斯退丁纽斯那儿得到的印象是，总统在和首相以及斯大林元帅会晤前不愿将自己进一步卷入这些问题。”

正在忙于大选的罗斯福，对米科拉伊奇克的询问直到11月17日才做出正式答复。他重申希望看到一个“强大、自由和独立的波兰国家”，波兰人民自我管理的“权利不容干涉”；对边界问题他表示，如果波、苏、英三国政府就波兰边界达成协议，美国政府不会反对；但美国政府的传统政策是不保证具体的边界，但正在努力创建的新的国际组织，将“负责维护普遍的安全，其中也包括各国边界的安全”。罗斯福所能承诺的，仅是在波兰形成新边界后，“在迁移少数民族的工作中提供帮助”，以及“帮助波兰国家的战后复兴工作”。把罗斯福的复信带给米科拉伊奇克的哈里曼，还当面转达了罗斯福对波兰政府现在处境的关切，并答应“在目前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给予米科拉伊奇克和他的政府以支持，这其中包括如果米科拉伊奇克愿意的话，哈里曼可以出面为波兰保留利沃夫及其附近油田向斯大林进行斡旋。尽管如此，还是不难看出，罗斯福政府这时对帮助流亡政府解决波兰问题的热情是有限的。政治经验丰富的罗斯福，即便是在获得了大选胜利之后，也不敢在没有绝对把握的情况下，贸然对复杂的苏波关系问题采取大的、直接的行动。

英美两国政府的态度不但没有减轻、反而某种程度上进一步增加了米科拉伊奇克的压力。除了米科拉伊奇克所在的农民党外，流亡政府中的其他党派坚决反对在领土问题上向苏联让步。在11月6日与丘吉尔的会见中，米科拉伊奇克坦言，他遇到了来自于他的同事方面的强烈反对，“他们问为什么波兰应该在战争结束之前作出领土上的让步”；对哈里曼带来的答复，特别是关于美国愿意为复兴波兰经济提供帮助的表示，有些出乎波兰政府的预料。对哈里曼在利沃夫问题上所作的表示，米科拉伊奇克个人表示感谢，并说得到了他的农民党成员的支持，但“其他人谁也不支持他”，他们认为一旦在利沃夫问题上接受了美国的斡旋，也就等于接受了其余的“寇松线”了。而且，支配他们反对现在作出领土让步的一种认识是，“他们认为苏联人在通过卢布林委员会控制波兰事务的过程中将会遇到如此之大的困难，以至于他们将不得不请求波兰政府的帮助。”这种认识使波兰政府“不可能和俄国人做交易”。

这样，流亡政府最终决定拒绝接受莫斯科会谈时苏联提出并得到丘吉尔支持的建议。米科拉伊奇克感到不可能继续领导政府了，于11月29日正式辞去总理职务。波兰社会党右翼领袖托·阿尔齐舍夫斯基接任总理。米科拉伊奇克及其支持者开始更积极地寻求回到波兰发展。新的流亡政府对待苏联和国内新政权的敌意更浓。它也因此而受到苏联更加彻底的排斥。用斯大林的话说，它“已经不像一个政府的样子了”。英美看到这个流亡政府在解决波兰问题上不会发挥什么有价值的作用，对它的态度也日益冷淡和疏远。丘吉尔谈到英国政府对阿尔齐舍夫斯基政府态度时出言谨慎，只说对它的态度“应该是冷静的”。与它的关系自然不能像以前那样“亲近和充满信任”。实际上，阿尔齐舍夫斯基的流亡政府，很快就从波兰问题的舞台上销声匿迹了。

第三节 1944年12月英国下议院关于波兰问题的辩论和对苏联框架落实的进一步认可

不管怎样，波兰流亡政府的这种分裂，对于按苏联的框架解决波兰问题不能说是不利的。丘吉尔和艾登在莫斯科与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和全国人民代表会议代表一起进行了会谈，这起码说明他们已不可能忽略后者的存在了。同时，十月会谈以及嗣后的事态表明，英国、某种意义上还有美国，对苏联在波兰东、西两条边界线上的立场，都给予了比在德黑兰会议上更明确的支持。丘吉尔和艾登在1944年12月15日下议院关于波兰问题的辩论中，为自德黑兰会议以来英国政府在波兰问题上的政策，进行了长篇解释和辩护。从他们两人的发言中，不难看出丘吉尔政府处理波兰问题的考虑和宗旨，同时也从另一个方面反映出苏联框架落实的时机和条件是如何随着形势的发展逐渐成熟的。如果说德黑兰会议使苏联解决波兰问题框架基本上得到了盟国接受，那么，英国议会的这场辩论，进一步肯定了德黑兰会议以来丘吉尔政府在波兰问题上推行的政策。

为了尽可能展现英国政府对这一问题政策的全貌和丘吉尔、艾登富有特点的表达风格，笔者尽可能保留他们的发言的原貌，这可能会使下面的材料看起来略显冗长，不过像这样能真实地转达出当时的气氛并集中阐述英国政府对波兰问题看法的材料并不多见。更重要的是它能给我们理解苏联解决波兰问题框架的落实条件提供难得的参照。

丘吉尔的辩护是从回顾德黑兰会议后他在议会关于波兰问题的发言开始的。他想说明的是，英国政府那时对解决波兰问题的看法和主张，今天看来仍然是正确的：

为开始这场辩论，我发现自己将不得不再次向下院宣读

今年2月我从德黑兰回来后及今年10月向他们所作的某些

精心考虑的声明的摘要。我的发言依赖这些声明，而当我昨晚为这次辩论作准备而重读它们的时候，我发现很难对它们再加完善或以任何方式对它们进行修改。这也许可以归咎于我思路贫乏，但这也给了我一些信心，即我没有因事件突然的和不可预见的变化而误导国会或自相矛盾。一个人并不是经常想重复两个月前说的话，更何况不到10个月前他已经说过一遍了。但我准备这么做是因为我认为没有其他方式和途径可以提醒下议院并让他们了解波兰问题不祥的梗概。2月22日我说：

在德黑兰我抓住机会亲自向斯大林元帅提出了波兰未来的问题，我指出正是为了履行我们对波兰的保证，大不列颠才对纳粹德国宣战并从未削弱我们自己的决心。即使在我们孤军作战的时候，波兰国家的命运在英王陛下政府和英国议会的思想和政策中都占首要地位。我非常高兴从斯大林元帅那里听到他也决定创立并维持一个强大、完整和独立的波兰作为欧洲的主要大国。他几次公开重复这些宣言，我相信这代表了苏联的既定政策。在此我提醒议会，过去我们从未以英王陛下政府的名义对波兰的特定边界线作出过保证。在1920年我们并未批准波兰占领维尔诺。1919年英国的立场反映在所谓的寇松线中，它企图解决，至少部分解决这一问题。我一直持这样的观点，即所有解决和调整领土的问题应搁置起来直至战争结束，而到那时，胜利的大国将把欧洲作为一个整体来达成一个最终和正式的协议。这仍是英王陛下政府的希望。然而，俄国军队推进到波兰地下军十分活跃的地域使得人们必须达成某些友好的协议来处理战时局势，并让所有反希特勒力量一起合作，尽最大努力对抗共同的敌人。

在过去几周，外交大臣和我一起与伦敦的波兰政府努力工作拟定一个安排，来指导战斗力量的行动，而我相信这将增加俄国人和波兰人之间善意的和同盟的关系。我对波兰人抱有深切的同情。几个世纪的苦难都未能磨灭这一英雄民族的民族精神。但我也对俄国的立场表示同情。在我们这一代人的生活中，俄国人曾两次受到德国的野蛮入侵。德国一再入侵的结果是几百万人被杀和大片土地受到蹂躏。俄国人有权确保防止未来另一次来自西方的攻击，我们应该采用一切办法，不仅让它凭借其庞大的武装力量，而且通过联合国的批准和赞成，来获得这种保证。波兰的解放要以俄国军队在粉碎德国军事机器的斗争中付出几百万人伤亡的代价才能实现。我并不认为俄国要求对它西部边界的保证超出了合理和公正的限度。斯大林元帅和我也谈到并同意波兰以德国为代价在西部和北部获得补偿的要求。

接着，丘吉尔又引用了他在1944年10月莫斯科会谈后讲的几段话，说明那时波兰问题在他看来还是很有希望的：

最迫切和紧急的问题当然是波兰问题。在此我又一次表示出希望，由于信任而加强的希望。

恐怕现在人们已不抱有同样程度的希望了。

在此问题上抛弃希望就意味着向绝望投降。在这方面有两个关键问题：一是波兰与俄国的东部边界和寇松线的问题；二是波兰政府与卢布林民族解放委员会的关系问题。在这两方面，除辅助性的和附属的问题外，我们与双方举行了一系列的会议。……我希望我能告诉下院，在这些问题上我们已经达成协议。这肯定不仅是想试试而已，我肯定我们双方已经向着问题的解决迈进了一大步。

我希望米科拉伊奇克不久将回到莫斯科去。而如果这种使他能在波兰领土上组织波兰政府——这个政府将会被所有大国承认，而且将被现在只承认伦敦波兰政府的所有联合国家政府所承认——的良好安排不能实现的话，会让所有波兰真诚的朋友们感到极大的失望。尽管我并未低估现有的困难，但我仍高兴地认为，英国和苏联，而且我毫不怀疑还有美国，都坚决同意重建一个强大、自由、独立、主权的、忠于盟国并与它伟大的邻国和解放者俄国保持友好的波兰。尤其是对英王陛下政府来说，我们的长远目标是，波兰人民在经历了苦难和变迁之后，将在欧洲能够找到一个尽管与战前的波兰边界并不完全吻合，但仍足以满足波兰要求、总体面积和质量与他们以前拥有的国家相比并不逊色的居留和休憩之所。

这是关键的日子，如果把时间浪费在犹豫不决和拖延谈判上将是一大憾事。如果波兰政府接受我们在今年年初向他们提出的建议，因卢布林委员会的建立而导致的新增加的复杂情况就不会出现。而对解决方案的进一步耽误只会导致波兰国内的波兰人之间发生分裂并妨碍波兰人、俄国人以及其他盟国共同进行的反对德国的行动。因此，正如我说的那样，我希望不要继续在这些讨论上浪费时间，而要把它们用在有效的行动上。

不过，事态并没有像丘吉尔希望的那样发展，正如上面所说，米科拉伊奇克和波兰流亡政府在这一问题上的争执不下，让丘吉尔毫无办法，只能眼巴巴看着希望慢慢破灭：

……希望渐渐暗淡了。当米科拉伊奇克离开莫斯科时，我希望他会在一周左右带着伦敦波兰政府的授权回去，在寇松线以及向南延伸为所谓“寇松线A”的基础上接受波兰边界，它将把利沃夫城包括在俄国一方。我曾几次提醒米科拉伊奇克先生注意拖延的危险。如果他能回去与斯大林元帅进行非常友好的会晤，并和卢布林民族解放委员会进行会谈，如果他能带着同僚的拥护回去，我相信与卢布林委员会联合组织波兰政府的困难可能已经解决。现在他可能已成为在波兰领土上建立的、受所有联合国家承认的波兰政府的首脑，并作为一个摆脱德国统治的国家的首脑等待俄国军队在波兰境内的进一步推进，他也将变得更有把握获得斯大林元帅的友谊和帮助。因此他可以在任何阶段在波兰地下运动和向前挺进的俄国人之间建立友好关系，随着重新解放地区的扩大，将由他来建立这些地区的行政机构。

我十分尊重米科拉伊奇克，以及在莫斯科与我们合作的他的那些能干的同僚罗梅尔和格拉布斯基，我相信他们比其他任何波兰领导人都更适合担任西科尔斯基将军的职务。自米科拉伊奇克从莫斯科回来后就开始的无休止的讨论中，我们参加了其中一些，但最终波兰人未能达成协定。结果11月24日，米科拉伊奇克、罗梅尔和其他许多波兰部长从波兰政府中辞职。波兰政府已经用一种就其某些方面我肯定是无法赞成的方式进行了改组。米科拉伊奇克和他的朋友们，在英王陛下政府看来，在最近的将来仍是波兰惟一的一抹光辉。

正如我所说，如果波兰政府在今年早些时候接受边界线就不会有任何苏俄亲自支持的卢布林委员会，现在我想说，如果米科拉伊奇克能在11月初回到莫斯科，正如他所希望的那样，被给予在边界线问题上签订协定的权力，也许现在波兰在对德作战的国家中已经有一个合适的地位了，并且肯定可以获得斯大林元帅与苏联政府的充分支持与友谊。这一机会现在暂时已经变得令人怀疑了。这一前景像上一个前景一样在渐渐消失。人们也许还记得希伯莱书的故事，每次价钱不变但书的卷数不断减少，最后人们不得不以最不利的条件买下它们。米科拉伊奇克所受的考验是严峻和痛苦的。他被对他的国家的热爱和与它庞大的东方邻国达成协议——这对他的许多同胞来说令人厌恶——的渴望所撕裂，面临着他在伦敦的同事们顽固的，死硬的抵抗，他们的反对就像张伯伦的反对票一样，在毁灭波兰的过程中发挥了重大作用。在这种情况下，米科拉伊奇克决定辞职。从那时起几乎过了一个月了，现在我认为波兰政府和受苏联支持的卢布林委员会之间和好的希望已经明显地减少了，尽管如果为了波兰民族的命运，米科拉伊奇克如果可以再一次用权威的声音讲话的话，仍有可能取得进展。

俄国人和波兰人之间达成协议的希望破灭的后果，在英国人眼中，被俄国军队沿漫长的维斯杜拉河战线按兵不动这一事实所掩盖。但是一旦他们向前推进，他们是肯定会向前推进的，以及随着德国人撤出大片的波兰领土，由卢布林委员会统治的地区将会扩大，而它和苏联政府间的联系将更加紧密和加强。我不知道这种发展会带来什么样的不幸。没有一份协定对波兰来说是可悲的，而在向前挺进的俄军和波兰地下抵抗运动间的关系和误解，可能以一种对所有真心希望波兰繁荣以及她与俄国能建立良好关系的人来说最痛苦的形式表现出来。总理辞职和新政府组成这一事实并没有影响我们两国间正常的外交关系。我们承认伦敦的波兰政府为波兰的合法政府，就像自从战争初期他们一踏上我们的海岸时我们所做的那样。这一承认由所有的联合国家延续至今，只有俄国例外，它是与波兰关系最密切的大国，也是其军队第一个进入波兰腹地的大国。对我而言，悲伤的原因在于所有这些力量不能更快地联合起来反对共同的敌人。丘吉尔为英国政府在波兰边界上的政策进行了辩护：

认为我们所建议的新波兰边界的安排是不稳固的和不能令人满意的，或者认为它没有向波兰人提供一个我在2月份对下院所说的“居住地”的观点，我不能接受。如果波兰人让出利沃夫并根据所谓的寇松线A线交出南方的地区，对此我尊敬的朋友外交大臣将在下面的辩论中详细提及这一问题——如果波兰作出这一让步并把这些地区并入乌克兰，它将在北面获得整个东普鲁士，在西面和南面获得包括全世界最好的城市和港口之一的哥尼斯堡这个大城市和但泽港在内的地区，几世纪以来但泽港一直是波罗的海地区，其实也是全世界的贸易集散地。这片地区将归波兰所有，它不是一个受威胁和人为的走廊，在上次大战后费了很大力气才建立起这条走廊。波兰在波罗的海将有一条延伸200英里的海岸线。就俄国和大不列颠而言，波兰人可以向西以德国为代价自由扩展它们的领土。我不愿涉及具体细节，但这一扩展将受到由它们为期20年的盟约团结起来的英俄两国的支持，是很重要的。因此，他们在西面和北面获得的领土比他们在东面失去的领土更重要，发展程度也更高。我们听说有1/3的波兰领土被割让，但我必须指出那1/3包括普里皮亚特沼泽的大片地区。这是一个荒无人烟的地区，尽管面积很大，但并不会给它的拥有者增加财富。

因此我粗略地向下院提出承担着主要解放任务的俄国人提供给波兰人的东西，我不相信这些东西会被波兰人拒绝。当然，这肯定将伴随着北部和东部几百万人口的交换。几百万人从东部向北部和西部迁移，同样这也会排斥德国人——因为建议的内容就有：把德国人从波兰在北部和西部获得的土地上全部驱逐出去，因为这种驱逐是一种我们所能预见到的最令人满意的和最持久的方式。这不会导致将引起无休止麻烦的人口混合，像阿尔萨斯-洛林那样，还会有一种彻底的清洗。我对于人口交换，甚至大规模迁移的前景感到担心，但这可能给他们带来比过去更加现代化的环境。

解决上次大战后发生在土耳其与希腊之间的人口纠纷——我尊敬的反对派朋友可能还记得——在很多方面是成功的。并且从那以后导致了希腊和土耳其的友好关系。这一解决，起初看起来不可能成功，据说这会破坏许多在安纳托利亚好的行业中工作的土耳其人的生活，而就希腊的土地和人口而言，它也无法养活额外的人口。我说这一人口交换解决了过去导致紧张纠纷、战争和战争谣言的问题。我也看不出为什么德国没有空间容纳东普鲁士和我刚提及的其他地区的人口。毕竟在这场可怕的战争中已有600～700万德国人被杀。这场战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在一代人的时间里第二次把整个欧洲拖了进来。现在我们得知在德国有1000～1200万外国犯人被作为奴隶使用，我们希望在获胜后这些人能回到自己的家园。另外，我们还可以指望在春天和夏天发生的、将是这场战争中最大和最残酷的战斗中会有更多的德国人被杀。

在众多原因中丘吉尔强调了军事形势的变化对处理波兰问题的影响：(https://www.daowen.com)

当这些在德黑兰会议上提出的思想首先由我向下院传达时，英美军队尚未登上欧洲大陆，法国还未解放，她软弱无力，不像现在这样在世界各国中崛起并占有一个强有力的地位，当这些事情被讨论时，艾森豪威尔将军还没有站在莱茵河边，他们仍聚集在这个岛屿上，而没有随美国人源源涌过大西洋，发起一场威力波及莱茵河的十字军运动。俄国人也没有进抵维斯杜拉河，且离波兰边界还很远，在以默麦尔和利堡为基地的柯兰半岛上的那支庞大的德军也尚未被孤立。在它们的右翼，俄军在极地北部还没有控制有利地位，而在它们左翼，俄军在南方也没有越过布达佩斯威胁奥地利的心脏。罗马还未被占领，亚平宁山脉也未被突破。在这些日子里，如果波兰想的话，它有理由问盟国是否有能力向波兰提供新的领土以补偿他们在东部放弃的领土，但局势已经变得对盟国十分有利了，而且在我看来极不可能的是，在春天和夏天的战役进行之后……德国还会有力量反抗和会或拒绝停火协议。在德黑兰第一次讨论了这些事情之后的那些日子里，对盟国来说最终胜利的前景是稳固和宽广的。因此正如我所说的，当我们和波兰人讨论这些事情时他们常说：“我们知道我们必须放弃什么，但我们在其他地区能肯定获得什么作为补偿呢？”对此，他们现在比去年肯定得多了。实际上，我看不出对大国来说，如果他们同意的话，在人口迁移的问题上可以导致什么值得怀疑的结果。

美国政府没有给予丘吉尔及时有效的支持，这让英国首相多少有些无奈，但他还不能表示出对美国过多的失望：

在讨论这些事情时我遇到了极大的困难，因为美国并没有像英国政府认为是明智的那样精确地表明自己的态度。美国与波兰政府间的友谊并不比我们少，大批波兰人在美国定居，成为或正在成为美国公民。美国在签订每一项条约和对外协议上所面临的立法困难——所有这些都使这个伟大国家不能以我认为我有责任，在我的同僚们的支持下，在下院使用的这种语言讲话。然而，我们知道，美国政府与人民的心思集中在用世界组织来防止下一次大战的爆发上，而这个世界组织将会因为组成联合国家大联盟的三个最强大的帝国间的争吵而受到致命打击。总统了解所发生的以及在俄国人和英国人的脑子里考虑的每件事。在莫斯科，艾夫里尔·哈里曼大使是一个最有才干的代表，在我们上次出访时，他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了全部或几乎全部就波兰问题进行的会谈。因此总统不仅通过英王陛下政府，而且通过他自己十分能干和杰出的代表，以及国务院各种不间断地保持开放的各种渠道和来源充分了解情况。

我非常小心不要假装自己在以任何大国的名义讲话，除非实际接到这种授权，而且我希望下院能允许我在这一点上谨慎选择词句。我所能说的就是，在这漫长的几个月里，我收到了许多对这种规划、或正在规划的波兰未来的方案的非正式的反对意见。一旦到了时候，无疑美国将作出它自己关于这些事情的声明。应该像他们那样记住他们所起的实际作用，以及三大国无法一起工作将破坏我们对未来结构——一个世界政府的希望，不管在其他方面有什么失败之处，它仍然有必要的力量来防止未来战争的爆发。

对涉及最多的问题，即为什么不能把波兰问题留到战争结束后解决，丘吉尔回答说：

有人问，为什么不能把所有这些问题留到战争结束后解决。我认为这是一个恰当的问题。实际上，这就是我和外交大臣对几乎每一个向我们提出的问题的回答。好，先生们，我理解这一论点。据说，军队可以从这儿移动到那儿，他们的阵线会前进或后退，这个或那个国家的这片或那片土地处于占领之中，但只有在谈判桌上一片土地或人民的命运才能被永久决定。为什么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能这么说呢？在波兰之外的每一个问题或几乎每一个问题上都可以这么说，但为什么波兰要被排斥于这一总原则之外呢？它只会付波兰人有利并可以避免将会发生的大灾难。俄国军队——我不知道他们的企图是什么，我只是说那些对研究战争地图的人是十分明显的事——将可能在明年年初横贯波兰的大片土地，驱赶德国人。如果在这些进军中，在大部分波兰人和俄国军队间发生激烈的争执和战斗，可以避免极大的苦难就将不可避免地发生，而给那些在和平中相邻生活的人们留下创伤。如果要保证欧洲的平静，或者为了维护和平而在世界组织中密切合作，就必须建立和维护信任和睦邻关系。

所有这些事我们今天都以最严肃认真的眼光加以考察。我们英国的原则认为，正如我所说的，一切领土变动都必须留待获得胜利之后到和平会议桌上解决，但这一原则有一个例外，这个例外就是双方都同意的变动。我认为，大西洋宪章中写入的一个条件不要忘记，即除双方都同意之外在和会之前不应有任何领土和边界变动。我绝对相信波兰长远的未来利益，就在于在俄国军队横越波兰主要领土之前在东部有争议的边界问题上与俄国人达成协议，现在这一协议可以冠以双边协议的名称，不然就得拿到和会上争论。然而，我必须说，因为我非常渴望下院能理解整个局势，以英王陛下政府的名义用一种我相信可能会束缚我的继任者的方式说，在会议上我们将追随今天我在下院所表示的路线，并毫不犹豫地声称，俄国人应受到公正的、也是正确的对待，承认他们所提出的以所谓的寇松线为边界线的要求。

丘吉尔作为一位杰出政治家的深谋远虑，在下面两段话中表现出来：

外交大臣和我好几个月来努力工作，我们不怕旅行的劳累，政治挫折的风险和对后果的责难，我们力图在我们所承认的波兰和沉重打击德国军事机器的强大盟国之间达成一个友好的理解。我们在任何方面都未削弱我们决心恢复波兰作为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并保卫它，让其自由规划它的社会制度及它的人民选择的制度。我必须说，条件是这些制度中不包括法西斯主义，而且波兰将忠实地成为俄国对抗来自西方的德国侵略的堡垒和盟友，当然，在这一任务中波兰将充分获得俄国和英国的保证和帮助。并且，我毫不怀疑，尽管我不能这么宣布，它也将获得美国和至少是通过我们决心建立起来的、整个联合国家都决心建立的、把人类从战争重新爆发的恐怖中解放出来的世界组织提供的支援。

另一场大战，尤其是一场意识形态的战争，将以人类至今尚无法支配的、具有大得多的毁灭力量的武器，不仅在边界上而且在每个国家的中心进行，这也许会导致自有记载的历史开始以前人类历经许多世纪建立起来的文明的毁灭。这也是由各党派组成的、很晚才团结起来对德作战的本届联合政府，作出的最好判断。这将是我们努力工作力图避免的灾难。当我们面对其他大国，甚至比英帝国和英联邦更强大的国家的时候，我们只能尽自己的最大努力。如果我们不能解决这一问题，至少我们能保证在剩下的时间里人们可以用应有的重视态度面对它。

对三大国首脑的再一次会晤，丘吉尔抱着热切的期望。在他看来，正是在这样的会议上，可以解决许多至关重要的政治、军事和经济问题和国际问题，其中当然包括波兰问题：

我已谈及假设的希望和对未能达成的苏波协定的失望。但还存在着另一个失望，即不能安排另一次三大国会谈。……因此，现在不仅在苏波问题上，也在许多至关重要的政治、国际、军事和经济事务上，除了那些能通过通信和个人访问取得的成果之外，还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有权威的、哪怕是临时的决定。至少应该在尽可能早的时候举行一次三大国会议。就我和我尊敬的朋友外交大臣而言，我们只能一再重复常说的话，我们将在任何时候，前往任何地点，在任何情况下和我们两个主要盟国的首脑会晤，而且，我们首先欢迎在这个岛屿上举行会晤，在大不列颠——它从一开始就进行这场战争并胃着民族灭亡的风险为了自由而决不屈服地作战——进行会晤。

如果说丘吉尔的发言从整体上解释了英国政府对波兰问题的政策及其考虑，那么外交大臣艾登的发言更多的是从历史的角度，针对一些议员的问题，进行了专题性的阐述。艾登的发言与丘吉尔的发言相互呼应，互为补充。

艾登选择回答有关大西洋宪章的问题，作为自己发言的切入点：

在今天谈及这一事务时，我力图尽可能不是以波兰或俄国的角度，而是从这个国家里我们这些在整个这段漫长时期中不得不处理这个苦恼问题的人们的角度提出这个问题。我将尽最大努力，我希望我能做到这一点，不以党派的语言讲话。无论如何我请下院相信，因为我已经面对这一问题如此之久，所以我不能站在这一党派或那一党派一边。我全心希望的是一个能被双方接受的解决方案，如果能找到的话。

我从我尊敬的朋友剑桥大学的老资格议员（皮克索伦先生）向我尊敬的朋友首相提出的有关大西洋宪章的问题开始。我先说因为我乐于在进入辩论主题之前先澄清我的方式，我尊敬的朋友企图表明的是，在英王陛下政府看来，对于在和会召开前不应有任何领土变动的总原则而言有一个例外。我尊敬的朋友正确地指出这一例外并不是在大西洋宪章中，它存在于变动是获得双边同意的具体事件上，而不是大西洋宪章的一部分中。它是我们在1940年9月发表的政策声明的一部分。当时首相说：

自从战争爆发以来任何时候我们都没有采取过各国的领土结构不能变动的立场。另一方面，我们也没有建议承认在战争中发生的任何领土变革，除非它们是由有关双方的善意和自愿造成的。

我尊敬的朋友指的正是这个，而不是大西洋宪章。我尊敬的朋友在做此评论时是相当正确的。

接着，艾登指出苏波关系的重要性以及英国政府为协调、维护这种关系做出的努力：

现在我涉及辩论的主题，波苏关系及其所包含的问题。从英王陛下政府的观点看，我毫不犹豫地说，这就是过去3年或更久的时间里我们所应付的令人苦恼焦虑的问题。最重要的不仅是必须维持盟国间的联合，而且除非盟国达成总体上的一致，否则这种联合就无法有效维持。这不仅是因为对于与应达成理解的双方都有盟约的我们来说是重要的，也因为除非能有某种理解，否则我们很难看出在战争结束时在东欧如何能实现和平、信任和解决，而如果没有这种信任，我们所有的人都会感受到它的影响。

我说过，这两个国家都是我们的朋友，我们是自愿以我们自己的行动履行我们对波兰的保证而卷入战争的，我们是惟一一个在战争中原封不动地保持了我们的领土——我们岛国的领土——的国家。这就是为什么我说我们是自愿进入这场战争的原因。我们应不时地提醒我们自己和其他人这一点。随着战争进展，我们不仅日益尊重而且爱戴我们的波兰盟友，尊重我们所认识的人，尊重那些我们看见的人，尊重他们的武装力量，尊重他们发挥的勇敢作用，还有比这更多的东西。我们也看见，在所有处于这场战争压力之下的国家中，波兰也许是受苦最多的国家。所有这些都考虑到了。但如果这些考虑在我们解决这些问题时对我们有很大影响的话，我并不认为自己、也不认为任何尊敬的议员先生会承认自己是感情用事的。

另一方面，我们与俄国订有盟约。我们理解这一点，我们相信他们和其他国家也知道，欧洲未来的和平是多么依赖我们的互相理解与合作的能力。我们记得在两场大战中我们并肩作战打到最后，尽管一开始我们也许不是盟友，而且在每一场战争之后我们都分裂了。我们知道如果再这样，欧洲和平的前途将真的非常暗淡。当我们面对这些问题时，就像我们现在必须面对它一样，这些考虑都影响了我们。

的确如此，自从1941年夏德国进攻俄国时起，我们就不停地为解决波苏分歧而努力。我们并不是经常成功的。但我们有时的确获得成功。在这儿，在伦敦，实际上是在外交部我的房间里，1941年夏波苏签订了盟约。尽管历经分歧、争论、批评和反批评时起时落，这一盟约仍持续到去年2月被废除——我不知道“废除”这个词是不是合适——或在当时它被认为被苏联政府中止了。从那时起，我们力图恢复关系，有时我们几乎认为，目标和其他前景再次暗淡了。因为我对这些漫长的谈判十分关心，今天我应该向先是由西科尔斯基将军，然后由米科拉伊奇克和罗梅尔表现出来的勇气和耐心，他们对我们的工作所作的贡献表示真心的赞扬。现在，我必须汇报说前景不像应有的那么好，但我们将尽我们所能，保证有一个强大独立的波兰作为我们的盟友，而且我们相信，它也会是苏联的盟友。

现在我谈到在这场辩论中针对我尊敬的朋友首相的发言而作的批评之一——也许不是批评而是评论。在此我不引用他的原话，但我认为这些话是说，我们正在应付两个和我们一样强大——如果不是更强大的话——的伟大的盟国。我不认为这些话被正确理解了。我十分肯定我尊敬的朋友一点都不想说，在和其他大国会谈时我们有任何低人一等的感觉。我们肯定没有。我请那些了解首相的尊敬的朋友们设想一下，如果他们能这么做的话，我尊敬的朋友在这些问题上会有低人一等的感觉，而这是一种我在国内和国外都未见到过的形象。

我想略有不同地表明我们的立场。我说我们在世界上的地位可以和哪怕是地球表面最强大的国家平等。这种完全平等的感觉，并不是基于地理、幅员和人口因素而言，我不认为这些是我们的力量和威望的基础。我认为我们的力量和威望是出于不同的东西，我认为它们是出于以下事实，即由于我们岛国的位置，我们的传统和悠久的历史，我们表明自己能够在伟大的斗争中，一再成为反对任何企图将其意志强加给欧洲的侵略者的联盟的领袖。这就是为什么我说任何人都不必认为在这些讨论中，我们感到比我们的盟国——不管它有多么强大——低一等的原因。我们必须和它们对话并向它们表明我们的立场。此外，我必须说，如果我们今天在欧洲的地位是如此崇高的话，没有人比首相本人在其中起了更大的作用。

我想谈谈对米科拉伊奇克、罗梅尔和格拉布斯基所做的和我们为与俄国盟友达成协议所做的努力的一些批评。它们不是在今天作出的，而是以前我曾听见的，尤其是在波兰方面的批评。任何这类批评都是错误的。事实是，据我所知，这些波兰领导人知道他们作出的解决这些古老争执的努力，伟大的努力，对波兰和整个欧洲来说是多么必要，哪怕其中包含着一些痛苦的牺牲。

当皮萨里克议员认为苏波边界早在1939年就已解决并对艾登发问时，艾登谈了自己的看法：

几个世纪以来边界问题都是一个非常令人苦恼的争论问题，如果我们以这种方式对待它的话，就把事情过分简单化了。我会尽可能公正地说出我所知道的一切。我不认为我们可以说：“它在5年前就已经解决了，而现在没有更多的事可做了。”我不认为任何波兰领导人能够，或有理由，或者明智地将它看成是最终解决这一问题的途径。

我想涉及另一个问题，我必须强调在伦敦的这些讨论中，苏联方面从未建议过，作为苏联人和我们达成安排的结果，波兰应修正与西方的联系。相反，斯大林元帅向米科拉伊奇克强调，他希望波兰和我们的盟约，以及波兰和法国的盟约，波兰和美国根据美国宪法而形成的任何可能的关系，应继续下去，而且，如果必要的话，能有所加强。我认为他是公开地说这些话的，而且我认为应该强调这一点，因为在我看来，认为苏联政府希望波兰国家和政府应该在苏联的轨道上运转而不能和其他政府之间有领土和政治联系的观点是错误的。

艾登不失时机地把话题转入了一个争议更大、因而也是备受关注的问题，即寇松线及其与之相关的边界问题，这是英国内阁成员对寇松线作的较为详细的一次描述了。在这个问题上，艾登先回顾了历史：我将简单介绍，我希望是精确地介绍一下寇松线的历史，在辩论过程中有几位议员曾提到过它。这条线的起源是什么呢？它一开始是由巴黎最高委员会所属的波兰事务委员会划定的。他们划定这条线是为了表明波兰领土在东部无可争议的界限，以便波兰政府能立刻在这片无争议地区接管行政权力，同时它对俄国的地位仍很模糊不清。那是在1919年。而仅仅一年以后这一建议才与寇松勋爵的名字联系起来，当时这一建议被再次提出，并送交双方希图结束敌对状态，然后它被称为寇松线。但划定它的工作是在一年以前进行的，公正地说，它只是想表明波兰在东面有权统治的领土的最小限度。的确，英国代表在和会上一再坚持，波兰领土超出寇松线进一步进行扩张对波兰来说是极为危险的。而且在1921年里加条约签字前，英国代表就几次警告波兰政府不要进行这种扩张。因此，就我的朋友今天早些时候表明的观点而言，在这一问题上他并不像有些议员们认为的那样，我们的立场有了一个180度的转变。

……

我将涉及下一个有意义的阶段——1920年8月。当时出现了扭转以前所发生的事的机会。早些时候我们向苏联政府所建议的寇松线得到了波兰政府的批准，而在我提及的后一阶段中，苏联政府向波兰政府提出了一个建议——实际上它与寇松线相近，波兰政府就此询问我们的意见。1920年我们告诉波兰政府——苏联政府向我们转达了建议的原文——我们认为这种条件将给波兰一个不破坏人种完整的边界，我们建议他们，波兰政府，不要拒绝这些条件。我仅仅提到这些事实是因为它会给议会对过去事件的一个公正描述，尽管我本人没有充分强调其重要性。

另一个我认为我们必须正确对待的问题是加里西亚问题。在寇松线向南延伸时，最高委员会下属的波兰事务委员会提出了两个选择。在此也许我应该提到我们在委员会中的代表是耶尔·克罗尔爵士，他肯定是我方立场的杰出支持者。当时存在着两个建议：一个是A线，也就是现在苏联政府声称应该作为边界基础的那条线。所提出的A线，是作为波兰所统治的加里西亚和希望在波兰的宗主权之下成立的自治的东加里西亚之间的边界。B线则更为偏东，把利沃夫留给波兰，它被推荐在一旦东加里西亚被排除出波兰并且未能在其宗主权之下建立自治州的情况下使用。我希望在此我已经澄清了这一相当复杂的问题。

我们的代表团支持A线——现在苏联人所要求的这条线——并最终被最高委员会采纳并在条约草案中作出了具体规定。在当时促使我们作出决定的原因中，一个原因是欧洲那部分地区的经济局势以及——正如一个汇报者所认为的——把加里西亚经济区保持为一个整体的必要性。第二个原因是那里可能会出现一个更大的独立国家，也许成为一个更大的乌克兰的一部分。我认为最后一个原因是人口问题。与领土相比，当时在A线与B线之间地区的人口是争论的核心——如果我们的波兰盟友能获得B线，他们的态度也许会有很大的改变。我个人很理解他们的态度，因为当时这一地区的人口总数在150万上下，其中乌克兰人超过50万，波兰人略多于25万，其余的是犹太人。我想这就是当时那些人关心要建立一个自治政权的原因。

我想请下院暂时注意一下在里加边界和寇松线A线之间地区的人口问题。在这儿我提出1931年波兰的人口统计数字，它们是我们可用的最新资料，尽管从那时以来也许发生了巨大变化。它们表明那一被称为有争议地区的人口是1070万，其中讲波兰语的人是390万，罗马天主教徒是320万。我认为在这种问题上，人们可以说宗教人数比语种人数更接近于真相。因为，例如，犹太人可能是包括一个而不包括另一个讲波兰语的犹太人。因此在没有比1931年更新的资料可用的情况下，说波兰人在该地区的人口组成中从未超过1/3也许是公正的。

皮萨里克议员继续追问艾登，对波兰和俄国之间1939年以前一直生效的里加条约如何评价。外交大臣说：

我没有提及里加条约。但我不知道我尊敬的朋友希望我对它作什么样的评价。我的观点是，这一地区的历史是一个长期争论的历史。在条约签订以前，我们建议波兰人——我并没有说我们是对还是错——不要像里加条约给他们的边界那样向东走得那么远。俄国人的确接受了这一条约，对此没有争议。但你不能说：“这就是我们的立场，然而我拒绝回到这一立场上去。”因为如果你这么做，你就不可能达成协议了。的确，在莫斯科是我们——首相和我——再一次主动提出波兰问题。我们去莫斯科就是为了讨论这一问题，并向我们的俄国盟友表明我们的观点的。我乐于让我尊敬的朋友们相信，即使在盟友面前，我们也能相当强硬地表明我们的立场，尽管我们没有必要用在下院讲话的方式来表达它，而且我也希望我们不要以在下院讲话的方式表达它。我们问的第一件事是，作为以前谈判的参加者，格拉布斯基和米科拉伊奇克能否再次前来莫斯科。我希望——对此我并不否认——作为这次讨论的结果，可以在相当大的范围上达成一致，足以使会晤进行下去并最终达成问题的解决。但在米科拉伊奇克回来和波兰政府进行改组之后，这些希望破灭了。

（有人说在莫斯科会议上）波兰政府被要求立刻投降，从而进入了一个暗淡的，尚不能确定能得到些什么的未来。如果我同意的这一立场，那么从波兰人的观点来看，这是不能接受的。但这不是问题所在。问题在于将要作出让步——我不喜欢这个词，让我们称之为边界变动吧。这在我们和俄国人以及波兰人之间，对于西部边界应有变动这一点上，是绝对一致的。除非，作为这些讨论的结果能最终达成协定，波兰政府在米科拉伊奇克的领导下能回到波兰并确立其地位，否则波兰人不会同意寇松线。毫无疑问，我请波兰人放弃某些不能达成协议的东西，其中包括委员会的组成问题，我尊敬的朋友问他们是否能在委员会中获得75％的多数。

莱克斯议员对波兰人是否能立刻在西方获得补偿提出了疑义，他认为整件事情应该和寇松线一起搁置起来：“因为俄国人已经占有东波兰，而且不管在莫斯科说了些什么，波兰人在德国战败前不能获得任何所建议的补偿。”对此，艾登解释说：

俄国人占领东波兰的事实正是我们想达成协议的原因之一。我会解释为什么这么说，我不知道卢布林委员会想要什么。但我从未想过这一协定有可能立刻达成。实际上，在未来波兰政府组成问题上惟一一致的事是米科拉伊奇克本人应出任总理。这是一件似乎每个人——我们自己，俄国人，卢布林委员会和伦敦的波兰政府——都同意的事。

美国政府虽然对波兰作出过一定的保证，但它是否在美国宪法上行得通，还是个问题。对这一点，波兰人无法回避，艾登也无法回避：

我们的确坦率地把这些事告诉了我们的盟友。我们不想骗人。我们明确地向我们的波兰朋友表明了这一点。我不相信我尊敬的朋友充分理解——我不是说理解，而是充分权衡了首相在这一问题上所说的话……他在今天说了同样的话，我认为我们可以说，我们从未允许我们的波兰朋友认为，他们可以获得我们无法提供的保证。我毫不怀疑波兰人像我们一样理解美国面临的宪法困难。考虑到在美国的波兰人的数量，肯定有大量的人打电报告诉他们这一点。

艾登还特别提及“波兰走廊”，认为应把这一问题与波苏问题分开考察：

关于波兰的东部进行了大量的讨论，但对波兰走廊却几乎未置一词。多年来我个人一直持有这一观点，对波兰来说，在有一个永久存在的走廊的情况下，它不可能获得独立的国家状态。我也曾有一两次向下院指出这一点。我曾作为令人苦恼的但泽问题的报告起草人参加了日内瓦会议，实际它并未起作用。似乎一些人相当错误地认为，这一走廊是德国人的。但它并不是。走廊的人口是波兰人。但即使如此，横贯走廊的交通和无休止的但泽自由市问题，以及德国官员对波兰人日益增长的主宰民族的态度，使那里绝不可能根据这些路线作出解决。我对下院说，它完全独立于波苏问题。很久以前我认为我对此所说的话就已经记录在案。惟一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是将东普鲁士并入波兰并将东普鲁士的人口迁出。这是惟一一个获得永久解决的途径。

最后，我想对人口迁移问题说几句。当然，我尊敬的朋友是对的——这是一个非常困难的问题。我并不认为它是不可能的，而且，如果这是解决走廊问题的惟一办法，正如我设想的那样，那么我们必须面对它。下院应该记住，当东普鲁士在波兰统治时，那里有一定数量的波兰人后裔。我重复我相信这是我们可以指望获得持久解决的惟一希望。

与丘吉尔一样，艾登对把一切问题都留待战后和会解决的观点不屑一顾。同时他把这一问题巧妙地与盟国间的合作联系在一起：

现在我将涉及我们需要考虑的问题，如果我能这么说的话。对于我刚听见的批评和评论，它们只提出了一个选择，那就是等到和会来解决这些事务而在此期间我们则袖手旁观不承担任何义务。我认为我尊敬的朋友之一向我的建议，即“不要说或做任何不光彩的事，不要让你自己采取卷入东欧事务的政策，这一政策以后将会受到指责”。这个考虑并不具备它应有的分量，因为，就我自己的经历而言，不管你做什么，你肯定会被某些人指责。因此这些观点并没有什么分量。同时这是惟一的选择——不采取进一步的行动，把事情留给和会解决。我尊敬的朋友之一问为什么我们没有从一开始就这么做。我的回答是我们预见到将会出现的局势。随俄军横越波兰向前推进，同时又和我们认为它代表了波兰大多数意志的波兰政府没有达成任何协议，没有作出任何安排，除建立一些执行政府职能的行政机构外没有作出任何民政事务安排，或和俄国人其他的直接交涉，我们认为这一切都会不可避免地导致紧张局势。我们知道，因为俄国人告诉了我们这一点，如果边界问题解决的话，他们准备和米科拉伊奇克政府达成一项与他们和捷克人，或我们和比利时人、荷兰人和法国人达成的同样的安排。

……我说的是如果我们能在苏联和米科拉伊奇克政府之间达成一项理解，我们知道苏联政府将按我们和比利时人与法国人达成的协议和波兰政府达成一项民事安排。这样一种安排将许诺建立一个获得波兰人民信任的波兰政府，而我们应避免在没有达成协议的情况下，那些我们预料会出现的事情和麻烦，也许是严重的麻烦。这就是我们愿冒这一风险的原因……但它是一个如果我们没有作出努力，就会不可避免地出现困难的问题。

现在的局势怎样呢？一位尊敬的先生刚才问我我们是否会继续努力。我真诚地说，现在，达成协议的前景已经相当脆弱。说老实话，它们在本届波兰政府不像上届波兰政府和苏联政府之间那样好，但只要还有任何机会，不管风险如何，我想我们有责任去试一试。我想，在可能出现的许多灾难中，我所能看到的最坏的灾难就是未能解决这一问题，因为我认为由此导致的倒退，可能会影响我们和我们的苏联盟友的关系，以及美国和我们的关系，甚至我们所有人间的关系，这将破坏必不可少的广泛合作。

我能对我尊敬的朋友们说明，我们很可能会失败并得不到另一次机会。如果这种事发生了，我们的地位会怎样呢？我们承认伦敦的波兰政府就像我们承认它的前任一样。然后这一问题将留待在所有大国聚集的和会上解决。我只能说我祈祷那些处理它的人会比我们更加成功，而且当我尊敬的朋友们说他们会成功时，我也准备相信他们。但仍然存在着某种风险，它将会导致我认为不利于联合国家团结的情况出现。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力图避免这种局面到来的原因。

我最后的话也是关于联合的。首相在他的演说中提到了这一点。而有两位发言人说，三大国不会会晤是一个令人不快的和黑暗的预兆。我将进一步说，就承担主要责任的三个人来说，他们很渴望会晤，我认为就通常的外交规则而言，外交部长们也应会晤。我认为如果可以用这种正规手段来进行的话，也许我们能在某些问题上消除误解并避免由此导致的某些困难，也许我们能帮助三巨头的亲自会晤铺平道路。

就我们来说我们准备在任何方案上互相合作，前往任何地方与他们会晤，和他们一起工作。但我们不能做得比这更多，而且别人也应该表示一些姿态。首相是三个人里年纪最大的，并且在三个人中承担着最重的战争负担，在过去四年里这种负担一直压在他的肩上。我认为别人也该行动起来，我希望他们会这么做并迅速行动起来，这样可以解决一些问题。

从丘吉尔和艾登的发言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英国政府在德黑兰会议以来对波兰问题的态度和所做出的政策的调整。这种调整，表面上是基于军事形势的变化，实际上，在这背后，意识形态上的考虑起了相当大的作用。与后来战争即将结束时和“冷战”时期相比，他们这时的用语还相当温和，在与苏联合作1表现出的愿望，比与其对立的情绪要强烈得多。这些正好说明，随着苏联红军在战场上取得的巨大胜利以及不可阻挡的向西推进，西方国家不得不正视和尊重苏联在解决波兰问题上的地位和作用。与此同时，它们也在做着准备，力求尽可能地限制苏联在东欧地区的行动，降低它对这一地区的影响。苏联与西方大国在解决波兰问题上合作会继续进行下去，苏联的基本框架也会不断得到落实，但它与英美之间的争执也会随之出现并引发更严重的意识形态冲突。

第四节 波兰临时政府的成立

1944年底至1945年初，红军渡过维斯瓦河向西继续进攻的作战准备基本完成，把德军赶出剩下的波兰领土，解放整个波兰的那一天已为期不远。在这种形势下，波兰问题的解决进人了最后的、也是最关键的阶段，即巩固和扩大在苏联框架下已取得的成果，并最终使这个成果无论是在波兰国内还是在国际社会，都得到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承认。由于解决波兰问题的框架，其根本立足点是要维护苏联的切身利益，因此，正像它为完成这一框架作出不懈的努力一样，为使在这个框架下取得的具体成果得到承认，更直接地说是使苏联的利益得到承认，苏联会付出更加顽强的努力。

把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正式改组为波兰临时政府，这是在1944年和1945年之交，苏联巩固已有成果的一个重要措施。此前，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已迁至波兰东部重镇卢布林，因此很多人习惯地称之为卢布林政府。1944年12月1日，在波兰工人党倡议下，全国人民代表会议第六次会议一致通过了关于把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改组为波兰临时政府的法令。新政府的组成说明联合在全国人民代表会议中的民主党派仍然牢牢控制着政权。政府17名成员中，波兰工人党、波兰社会党、波兰农民党各有5人，民主党2人。米科拉伊奇克及其原来在流亡政府中的支持者，失去了本来在莫斯科十月会谈时准备提供给他们的职位。斯大林在给罗斯福的信中明确表示：“在我看来，我们现在必须注意支持全国委员会和所有那些愿意和有力量与之合作的人们，这……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对苏联来说，目前对波关系“意味着同这样一个权力机关的日常的、密切的和友好关系，这个权力机关是波兰人民在自己的土地上创立的，它已经壮大起来，而且有了自己的武装力量，这支武装力量正同红军一起打击着德国人。”波兰工人党也宣布，人民波兰将首先致力于巩固和发展与自己伟大的邻邦——苏联的友好关系。波兰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的顺利发展，只有依靠苏波友谊。贝鲁特说：“苏波友谊对波兰、对苏联都是需要的，但对波兰有比对苏联更多十倍的意义和分量。”1945年1月3日，莫洛托夫代表苏联政府，正式接受了波兰临时政府的建议，承认了它并与之建立了大使级外交关系。

摆在波兰临时政府面前的是一个百废待兴的国家。在已解放的波兰地区，迫切需要解决的是经济问题。食品和生活必需品的极度匮乏，让新政府感到了巨大的压力，而只有苏联政府能够给他们帮助。提供这种帮助的首先是在波兰作战的红军部队。1945年2月初，白俄罗斯第二方面军向罗兹居民提供了2000吨面包，500吨面粉，100吨肉，90吨食糖，8031吨马铃薯。方面军还给了当地波兰政权600辆载重汽车，使它们可以从卢布林运来急需的物资。1945年3月，东布罗瓦和上西里西亚也得到红军提供的2000吨面包和36车皮的食糖。在奥波莱，红军提供了4618吨黑麦，1412吨小麦，1184吨燕麦，852吨大麦。同年4月，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拨给煤炭工业管理总局907吨黑麦粉，60吨小麦粉，120吨食糖，55吨油脂，253吨肉。在克拉克夫解放后，居民得到了12939吨谷物和面粉，1970吨食糖，178吨黄油。

苏联还为扩大波兰新政权的国际影响进行了外交努力。1944年12月2日至12日，法兰西共和国临时政府主席戴高乐访苏，讨论缔结苏法同盟互助条约。在斯大林与戴高乐、莫洛托夫与法国外交部长皮杜尔之间的多次会谈中，波兰问题是一个重要的内容。

会谈双方之所以关心波兰问题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对德国问题的考虑。德国问题对解决波兰问题的影响又一次体现出来。肢解德国，这是“冷战开始前法国安全的中心目标。”从这一目标出发，戴高乐对让波兰占领至奥得-尼斯河一线的德国领土，欣然表示同意。同时他还表示，他不反对把“在德国政策中总是一个丑恶因素的东普鲁士交给波兰人”，也不反对寇松线。“如果将能保证波兰得到在它西部边界的德国领土，法国人认为，沿寇松线的波兰东部边界是可以接受的。”皮杜尔也向莫洛托夫说明，“法国政府既不反对在苏联的文件中描述的那样的波兰东部边界，也不反对波兰的西部边界。归根到底，法国政府对一个强大和独立的波兰，成为欧洲平衡和保证欧洲安全因素的波兰感兴趣。”当然，这就不仅仅是边界问题了，而是要从国际政治的角度看待波兰问题了。于是莫洛托夫抓住机会，建议法国政府与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交换官方代表，就像英国和苏联那样，既与南斯拉夫民族解放委员会，也与南斯拉夫王国政府保持关系。为了诱导法国方面迈出这一步，莫洛托夫把与法国签订互助条约，与巴黎和卢布林之间建立官方接触联系在一起，提出这两个问题应当同时解决。他对波兰问题在苏法关系中的作用是这样看的：“波兰问题对我们是一个政治问题。如果法国人不能在这些方面前进一步，那么就将引起对条约政治基础的怀疑”；“苏联政府和法国政府在波兰问题上立场的靠近，是缔结苏法条约的基础。”斯大林还借助英国向戴高乐施加压力。丘吉尔曾提出，希望把苏法双边互助条约扩大为苏、法、英三方条约。英国传统的大陆均衡政策，使丘吉尔政府对法苏的结盟抱有高度警觉。斯大林最初支持丘吉尔的这个建议，但戴高乐反对，他担心这样一来又可能使苏法条约节外生枝，当然，说到底还是对英国并不完全信任。斯大林抓住这一点向戴高乐建议：“让法国人在巴黎接受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的代表吧，而我们签订双边条约。”一年以前，在苏捷互助友好条约签订时，波兰也曾是缔约双方关心和考虑的焦点。并且在条约中特意为它预留出了一个“位子”。现在，波兰问题又一次被赋予了更广泛的政治意义，在共同对付德国，维护战后和平上，苏联找到了把它与苏法关系联系起来的结合点。体会苏联领导人的思想，不难看出，如果苏联把一个友好的波兰视为抵御日后德国侵略的屏障的话，那么法国也应该有理由把它当作制约德国侵略的战略伙伴。既然如此，为什么法国临时政府不能与波兰实际存在的新政权及早建立正式关系呢？

在苏联的多方努力下，法国临时政府虽然没有和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马上建立外交关系，但还是与后者建立了相对固定的接触。1944年12月23日，原法国驻苏使馆一等秘书福舍作为法国代表来到卢布林，与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保持有效接触；26日恩德里赫夫斯基作为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的代表被派往巴黎。次年2月，波兰临时政府与法国临时政府交换了军事使团，把双方关系又推进了一步。此前和此后，波兰临时政府还在苏联的帮助下，与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南斯拉夫王国政府、意大利和瑞典政府建立了官方接触。

当然，这些接触还都不是正式建立真正意义上的政府间的外交关系。波兰临时政府距成为被国际社会普遍承认的国际主体还有一段距离。但是，用历史的眼光看，一个国家、一个新政权在国际舞台上打开局面的第一步，不管事后看来好像多么微不足道，它的意义都是不能抹杀的。

在当时的情况下，要使临时政府得到普遍认可，没有英、美两国的支持是很难办到。刚刚在大选中获胜但尚未宣誓就任美国新一届总统的罗斯福，对苏联在承认波兰临时政府问题上，没有给三大国留下进行协商、以便协调行动的时间，“感到不安和深为失望”。虽然他表示“在苏联军队进一步深入波兰境内以前，使波兰政权问题得到澄清是适宜的，”但他更担心，在这时盟国分别承认不同的波兰政府，“这对世界舆论和敌人士气将会产生多么不幸甚至是严重的影响。”他对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是否能真正代表波兰人民表示怀疑，因此也不准备立即承认波兰临时政府。丘吉尔除了表示英国政府的原有的态度——即保持与流亡政府的关系——不变以外，还认为，不能把现在的波兰问题看作是一个孤立的问题，应当“联系到有关战争和向和平过渡的总的国际形势来讨论。”罗斯福和丘吉尔都把即将召开的苏美英三国首脑会议作为讨论波兰问题的最好场所。这就决定了雅尔塔会议在解决波兰问题上，具有特别重要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