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为组建波兰新政权而努力

第一节 苏联与波兰流亡政府恢复关系的最后一次尝试

德黑兰会议后，波兰流亡政府深深地陷入了一种两难境地。一方面，它们仍然不想承认寇松线，担心会因此而失去本不坚固的政治基础；另一方面，它寄予希望的英国政府在没有征得其同意的情况下，已经与苏联就苏波边界问题达成了共识，并希望它吞下这枚苦果。一方面，它企望在解放后的波兰发挥更大、更主要的政治作用，这就需要从英美方面得到积极的支持；另一方面，它又不甘心让英美事事处处代表“波兰的利益”。德黑兰会议结束后不久，12月中下旬，艾登在伦敦向包括米科拉伊奇克在内的流亡政府主要官员介绍了德黑兰会议的有关内容，把斯大林对流亡政府的看法以及就波兰边界问题进行的讨论，转告了波兰人。在艾登看来，波苏问题实际上有两方面内容，恢复关系是一方面，波兰未来的地位和它的边界是另一方面。他希望波兰政府发表一个声明，说波兰同德国人之间没有联系，并保证波兰人准备和俄国人讨论他们对德国作战的计划；至于边界问题，艾登转达丘吉尔的意思，认为波兰与苏联有在此问题上取得一致的基础，并愿意及早促其实现。实际上这是向波兰人“摊牌”了。当时正在迦太基的丘吉尔致电艾登，让他把在德黑兰会议上讨论的波兰东、西两条边界的大致界线告诉波兰人，丘吉尔强调，“波兰人当然应当理解，这些都只是非常笼统的试探性建议，但是如果他们使这些建议不能实现，那是极不明智的。”他要求艾登告诉波兰人，如果他们把边界问题完全抛在一边，“我就不知道英王陛下政府还能用什么办法为他们提出更多的要求。”他通过艾登进一步向波兰人指出其中的利害关系：“俄国军队可能在几个月内就要越过波兰战前的疆界，因此，使波兰政府获得俄国的友好承认，而且在这以前，就商定的关于战后疆界的解决办法取得大致的谅解，看来是非常重要的。”

稍后，刚刚访问过莫斯科与斯大林、莫洛托夫讨论过波兰问题的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总统贝奈斯，返回伦敦途中，在迦太基与丘吉尔进行了会晤，他给英国首相带来了苏联领导人对波兰边界问题的最新主张，并把一张斯大林亲自用笔画出了苏波边界线的地图，展示给丘吉尔看。那上面，东北部把比亚威斯托克留给了波兰，东南的利沃夫仍然划在了苏联一边；至于西部边界，大体上沿奥得河划分，波莫瑞的大部分属于波兰。贝奈斯在会谈结束后告诉捷克斯洛伐克驻苏大使兹坦尼克·费德林格，“丘吉尔完全同意斯大林关于波兰问题，与德国的边界和波兰与苏联边界问题以及我们的事的观点。”英国首相还希望，“大不列颠、苏联和美国的合作就能赢得战争并保证世界和平。”丘吉尔更加有理由相信，“波兰人得到了一个很好的可住的地方”，他告诉罗斯福，“等我一回国，我就要竭尽全力使波兰政府同意这个方案或类似的方案。”

深感内外压力越来越大的波兰流亡政府，既不愿意承担与德国勾结的罪名，也不愿意顺从地接受被“强加”给自己的“寇松线”以及看上去像是给乖孩子的糖果——那块直到奥得河的德国领土，于是接受艾登的建议，决定发表一个声明，一来洗刷斯大林对它不与德国斗争的指责，二来表明在领土问题上的态度，三来借此机会试探与苏联直接进行谈判的可能。

1944年1月5日，即全国人民代表会议在华沙宣告成立后的第4天，苏联红军越过1939年9月1日前的苏波边界作战的第二天，流亡政府在伦敦发表声明，列举了波兰人民、国内地下抵抗运动和波兰武装力量在抗击德军中的英勇表现，重申流亡政府“作为得到国内和国外波兰人自愿承认的惟一合法的波兰人民意志的体现者，意识到本国人民在战争中的贡献并对它以后的命运负责，确认波兰不可破坏的独立权利，这种独立受到作为所有同盟国人民共同原则的‘大西洋宪章’和各种现行国际条约的保护。”指出“波兰人民以自己在这场战争过程中的地位证明，它过去和现在都不承认强加的决议。”声明还希望苏联承认波兰及其公民的权利和利益，希望波苏政府之间和进入波兰的苏军与国家军之间达成协议。

1月11日，苏联政府也发表声明，对上述声明作出答复。苏联的声明指出，流亡政府关于苏波边界的提法是不正确的，重申了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地区并入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共和国的合法性，它“不仅没有损害波兰的利益，相反为波兰人民和与其为邻的乌克兰、白俄罗斯和俄罗斯人民之间巩固和持久的友谊奠定了可靠的基础。”“波兰的复兴不应靠占领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土地，而应靠把德国人从波兰割占的历来属于波兰的领土收归波兰。”苏联表示，它“不认为1939年的边界是不可改变的。可以对这条边界线作出有利于波兰方面的修正，以把波兰居民占多数的地区转交给波兰。”在这种情况下，苏波边界可以按“寇松线”来确定。至于波兰西部边界，苏联在英美之前第一个公开表示，承认和支持波兰把以前被德国占领的历来属于波兰的领土收归波兰。声明还提出波兰人民如果愿意可以加入苏捷友好互助条约，但同时重申了对流亡政府对苏联的不友好态度和在抗德斗争中的消极做法的批评。

也是在苏联政府发表上述声明的同一天，苏联驻英大使麦斯基向莫洛托夫提交了一份关于“未来和平最佳基本原则”的长篇报告。报告是在麦斯基经过“多方考虑”并与莫洛托夫进行了沟通的基础上形成的。因此，麦斯基的观点与苏联政府在声明中的提法有很多地方完全相同。麦斯基赞成“波兰的东部边界应按1941年的边界或是接近这条边界走向来划分（例如，按‘寇松线’划分），而利沃夫和维尔诺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应划归苏联。在西边，应当把整个东普鲁士，或是也许最好把其中的一部分，以及西里西亚的某些地区划归波兰，但必须将德国人从那里迁走。”更为重要的是，在这份标有“绝密”等级的内部报告中，麦斯基直言不讳地提出了这样划分波兰边界的理由：“苏联的目的应当是建立一个独立的和富有生命力的波兰，但我们并不想出现一个过于庞大和过于强有力的波兰。过去波兰几乎一直是俄国的敌人，未来的波兰是否会成为苏联真正的朋友（至少在最近一代人的日子里），谁也无法做出明确的说明。许多人对此心存疑虑，应当公正地说，这种疑虑是有足够根据的。”据此，他认为“应当更加谨慎地建立一个版图尽可能小的战后波兰，而且要严格按照民族原则划分边界。”这种考虑并不是凭空的，它与苏联所要追求的未来和平的总体目标联系在一起。用麦斯基的话说，“我们在建立未来和平和战后秩序时的具体目的应当是：造成一种局势，使得在长时间内，至少在欧洲和亚洲，苏联的安全得到保障”，这就首先要求“使苏联在这场战争结束是拥有有利的战略边界。这样的边界应当以1941年苏联边界为基础。”麦斯基的这些主张和考虑在多大程度上与苏联领导人的考虑相符和，暂时无法得到明确的印证。但这份报告可以为理解苏联在波兰问题上的基本立场及其真实考虑，提供一个指南。耐人寻味的是，英国外交大臣艾登在稍后给英国驻法国临时政府代表德·库比尔的信中也表示，“波兰在与苏联友好关系的情况下才能成为一个强大的、独立的和繁荣的国家，波兰在与苏联关系不好的情况下，可能成为对国际和平和对英国的威胁。”

流亡政府的政治家们仍然对“寇松线”难以接受。但已经与苏联达成共识的英国政府担心流亡政府的犹豫不决会错过与苏联达成协议的机会，使苏联借助红军已有的、并且肯定还会不断扩大的军事存在，可以更不受限制地在波兰行动。艾登向米科拉伊奇克等人施加了压力。用腊曾斯基的话说，艾登明确表示，如果流亡政府对苏联的声明给予否定的或是激烈的答复，那么“英国政府不想也不能同意我们的立场，它将认为它对我们的道义责任已经完成，更确切地说，不再承担这种责任了。”

1月17日，塔斯社对此发表评论，说波兰流亡政府回避和忽视寇松线，除了表示拒绝外，不能有别的解释。同时还以苏联政府不能与中断外交关系的政府进行正式谈判为由拒绝了流亡政府与苏联直接谈判的建议，并认为“现在的波兰政府不想与苏联建立睦邻关系。”这时，美国政府发来一份备忘录，表示愿意为组织开始苏波谈判提供友好帮助。美国驻苏大使哈里曼在会见莫洛托夫时问，苏联政府在什么条件下才与波兰流亡政府谈判恢复关系，并想知道苏联要求怎样具体改组流亡政府。莫洛托夫表示，“应该由正直的、与法西斯分子没有牵连的和真诚准备与苏联合作的人组成新的波兰政府。”如果建立了这样的政府，就为“苏联与波兰之间的合作开辟了前景，也符合盟国的共同利益。”1月23日，莫洛托夫正式照会美国国务卿赫尔，认为调解的条件尚不成熟，因为流亡政府在没有改变西科尔斯基政府时期与德国共同污蔑苏联的方针和继续支持进行反苏宣传的情况下，“在伦敦的波兰政府呼吁美国和大不列颠政府进行调解，不是为了与苏联政府达成协议，而是为了使冲突加剧并使盟国卷入其中。”同时，莫洛托夫还重申莫斯科会议上的观点：“在我看来，根本改善波兰政府的构成，即排除亲法西斯的帝国主义分子，接纳民主人士，就能为恢复苏波关系和解决边界问题，并为有成果的调解提供有利的基础。”

丘吉尔和罗斯福也亲自参加了这场外交讨论。前者于1月底，后者于2月上旬分别致信斯大林，表明了他们两国政府及个人对波兰问题的态度。总的看，英美这时还是站在维护德黑兰会议精神立场上的，特别是对边界问题，丘吉尔和罗斯福都没有表示异议。相反，丘吉尔明确表示，虽然英国“是由于波兰的缘故才加入了战争，但是我们这样做并不是为了什么肯定德国界线，而是为了强大、自主和独立的波兰的存在……”在他看来，“把波兰从德国压迫下解放出来这件事主要是靠苏联军队的重大牺牲换来的”，“因此盟国有权要求波兰在它将拥有的领土的边界问题上在很大程度上符合盟国的意见”。他认为就“波兰新国家的边界尽快达成原则协议是极其适宜的”。罗斯福也承认要尊重“俄国的利益所在”，俄国“国家未来的安全”自然是需要“首先关心的事”。

但是对改组流亡政府问题上，丘吉尔提出了不同意见，他认为这有干涉别国主权之嫌，并表示“在华沙组织另一个波兰政府”将使“大国之间现存的非常和睦的关系”遭受损害。罗斯福也劝说苏联，在波兰政府问题没有按苏联意愿解决时，“不应该做任何事情把这个特殊问题变为对将来国际合作的一些较大的问题产生不利影响的问题。”

斯大林分别于2月4日和16日复信丘吉尔和罗斯福，坚持苏联政府在上述文件中表明的立场。在给丘吉尔的信中，斯大林就干涉主权问题重翻旧账，指出正是丘吉尔在1943年5月首先表示英国政府可以帮助波兰政府调整其成员，当时丘吉尔和英国政府并没有认为这是对波兰国家主权的干涉。在回答罗斯福时，斯大林进一步指出，伦敦的波兰政府“不可能同苏联建立友好关系，不可能期望它不在民主国家之间散布不和，……由此可见，彻底改进波兰政府的组成是一项紧迫的问题。”

苏联政府和波兰流亡政府、苏联与西方盟国之间持续了一个多月的外交文件和信件往来，掀起了一次通过外交途径讨论波兰问题的高潮。尤其是苏联和流亡政府之间如此密集地公开交换外交文件，在双方关系史上是仅见的。然而，讨论的结果，并没有使苏联与流亡政府关系得到任何改善，反而使它们之间的分歧更加突出了。边界问题仍然没有实质性突破，尽管苏联认为自己已经从莫斯科会议前的立场上作出了让步，即明确了1939年的边界线可以进行有利于波兰方面的变动，但流亡政府仍然不愿意承认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归属苏联的事实，这让苏联觉得米科拉伊奇克的政府固执得几乎到了不尽情理的地步，因而对其更加失去了信心。波兰流亡政府仍然在民族主义与现实主义之间犹豫不决，它清楚无论是政治力量对比的现实，还是战争进程发展的现实，都使波兰很难在1939年9月1日前的疆界内重新立国，但就是无法摘下民族主义的眼镜。在现实主义政治家们看来，波兰人的想法和举动，过于天真和一厢情愿，有时甚至到了愚蠢和怪异的地步。看问题的不同出发点，自然使苏联政府与波兰流亡政府之间一时难以找到一个进一步接触的基础，除非有一方改变或放弃自己的立场。

在改组流亡政府的问题上，虽然在公开的外交文件中没有明确提出，但在三大国领导人的通信中对此进行了坦率的讨论。可以看出，苏联在这一点上仍然毫不让步。从一开始，苏联领导人就没有把波兰流亡政府进行的反苏宣传和表现出的反苏情绪，仅仅看成是一种孤立的倾向和政府中某个人的政治态度问题，而是当作在这场生死攸关的战争中，波兰政府到底站在哪个阵营的问题。简单说，是“非友既敌”的问题。因此，没有调和与抹稀泥的可能。而流亡政府中某些人不积极投入反希特勒德国的战斗，仍然继续着诋毁苏联的反动宣传，迫害波兰国内开展游击运动的游击队员，以及置三大国原则上协议于不顾，拒不接受边界线的安排，都被苏联视为是损害盟友、帮助敌人的证据。依斯大林的思维模式，有了这些证据就足以把流亡政府中的某些人从盟友或合作者的名单中划去了，而不必考虑这样会给流亡政府、它的支持者们、以及盟国关系带来什么影响。相反，如果不这样做，才是贻害无穷的。但斯大林的思维方式毕竟不能代替所有苏联以外政治家的思维方式。他们会从不同的角度观察这一问题，用不同的理由解释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因而也会得出不同的结论。这就使改组波兰流亡政府的问题，比确定一、两条边界线要复杂得多。但是，有时候看上去很复杂的问题，往往被实际生活本身顺利解决了。随着进入波兰领土作战的苏军不断向前推进，被解放的地区越来越广大，成立政权机关，维护社会秩序，管理居民生活的要求也就日益迫切。实际生活把在解放区成立一个新的政权机关的问题提上了日程，并且迫使它以最快的速度落实。而一旦新的政权机关在波兰国内开始行使自己职能，改组流亡政府也就失去实际意义了。

第二节 “自由波兰”民族委员会波兰游击运动司令部和波兰的民主人士

在与流亡政府进行外交讨论的同时，苏联与波兰反流亡政府政治力量之间的配合日益加强。红军进入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这些原属波兰的领土作战并迅速接近苏联承认的苏波边界线，在波兰国内外各种政治力量中间引起的反响是复杂的。亲近苏联的政治力量，希望借助红军的威力，在驱逐法西斯占领者的斗争中，进一步巩固和扩大自己的政治影响，并最终把政权掌握在自己手中。亲流亡政府的政治力量，虽然也不反对由红军在解放波兰的军事行动上冲锋陷阵，但却畏惧随红军之后而来的那股政治力量，以及由它们建立起的完全不同于1939年9月前的政治制度。因此，它们不阻止红军的进攻，甚至有时还能与苏军部队配合行动，但对所谓的“布尔什维克化”运动，却一直保持着高度警惕，持敌视态度。还有相当一部分波兰居民，痛恨纳粹德国的占领制度，但又在竭力倡导和坚持反对在波兰实行新型社会政治制度的两种舆论之间，茫然犹豫，不知何去何从。更有一些极端的民族主义分子，把俄国人、乌克兰人、白俄罗斯人等一概视为洪水猛兽，甚至不惜在行动上与占领者合作，直接与红军为敌。

距前线、也是距波兰最近的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党政机关，以及在前线作战和在敌后从事游击活动的那些部队和游击队，对苏波边界地区和波兰国内复杂的政治形势，有直接的感触，上报了许多这方面的材料。1944年5月24日，白俄罗斯游击运动司令部在给白俄罗斯共产党（布）中央委员会的报告中谈到波兰地下组织的政治态度和行动时说：“在一些组织成员中，仍然传播着在1939年边界、甚至是在1772年边界内恢复波兰的思想，提到斯摩棱斯克、明斯克和基辅都是说‘波兰的’，还谈到‘从海到海的波兰’。这些组织对我们游击队的政策，最初在口头上故意说得好听，后来，随着我们的部队推进到原波兰领土，就发生变化了，采取越来越公开的方式，直至合乎逻辑地完成与德国人的公开合作，以进行反对苏联的斗争。”这种状况在为组建苏联境内波兰军队而进行的征兵工作中也出现了。一名叫马祖列克的波兰军官，在苏梅地区参加了对600多名波兰公民进行应征登记工作，据他报告，这些波兰人来自西乌克兰各地，其中有一大部分在索斯恩科夫斯基的部队里服过役。“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并不清楚索斯恩科夫斯基部队和我们部队的差别。”他还提到，在西乌克兰地区有一支由绰号“布耶克”大尉领导的游击队与伦敦流亡政府有密切联系，从伦敦来的飞机给他们“送来游击队领导人、武器装备、黄金和钱。在红军攻占这一地区前不久传来命令，要求队伍撤过布格河并中断与苏联游击队和科希丘什科人的一切联系。”同时，根据报告人掌握的情报，上述游击队中的一部分已受命打入在苏联的波兰部队。

这些情况说明，不管是在红军已经解放的原属波兰的地区，还是在即将解放的波兰国土上，政治形势都远比预想的要复杂。除了来自战场上公开的敌人的阻击外，其他的一些阻力也不能小视，否则会直接影响前线的军事形势，干扰乃至破坏红军的军事部署和作战行动。对苏联和由它支持的政治力量来说，当务之急是尽快在已经解放的地区确立稳定的局面，为前线的军事行动排除后顾之忧，进而为落实解决波兰问题的基本框架扫除障碍，奠定基础。要完成这一任务，除了红军更坚定果断的军事行动外，筹组波兰新政权，并使之获得尽可能广泛的群众基础和国际社会的承认，是苏联领导人的议事日程上需要尽快解决的问题。为此，苏联在三个方面与波兰共产党人和波兰爱国者联盟配合行动，展开工作。

首先，在特殊情况下，以在苏联的波兰政治力量为主加紧筹组可以接管波兰解放区的政权。

前文说过，在波兰国内和在苏联形成两个得到苏联支持的政治中心后，苏联对两个中心都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和支持。自1943年下半年起，苏联把大批在苏联受过培训的波兰干部派回国内，领导抗敌斗争。联共（布）中央有关部门与波兰工人党中央也保持着密切联系，这都说明苏联对波兰国内政治中心的重视。但是，正当以波兰工人党为首的国内政治力量积极筹组全国人民代表会议的时候，1943年11月14日，波兰工人党中央委员会书记帕·芬特尔和中央委员玛·福尔纳尔斯卡被捕。由于与莫斯科联系的密码只有他们两人知道，这就使波兰工人党与莫斯科的通讯联络一度中断了。甚至有消息说，波兰工人党中央委员会已不复存在。此后在长达三、四个月的时间里，波兰工人党决定并成立全国人民代表会议，组建人民军等一系列活动，莫斯科并不知道；而此时已经开始酝酿成立的“自由波兰”民族委员会，波兰国内也一无所知。但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是，红军即将解放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地区，用不了多长时间，就会进入波兰领土。如果国内的政治中心真的遭到破坏，那么，参照苏联的做法，派一些干部随红军之后进入被解放地区，组成行政机构，接管解放区，就成了最可行的办法了。所以，波兰爱国者联盟在讨论“自由波兰”民族委员会职能时，有一种意见认为，可以在解放区以波兰民族委员会的形式建立行政机构，把政权掌握在自己手中。在1943年12月23日与苏联政府领导人会见时，波兰爱国者联盟领导人提出了这一问题。看来，它并没有遭到苏联领导人的否定，因为两天后，波兰爱国者联盟总理事会便召开会议，讨论组成上述委员会的具体步骤，并成立一个专门委员会制定一系列相关文件。

1944年1月上旬，与波兰国内的联系仍未恢复。在苏联的波兰共产党人又酝酿成立自己的党的领导机构——波兰共产党中央局。1月10日，一些在苏联的波兰共产党活动家致信莫洛托夫，认为“鉴于解决波兰未来及其与苏联的关系问题日益迫近，特别是鉴于在苏联境内波兰武装力量的扩编和波兰民族委员会筹建，根本改变在苏联的波兰共产党人工作方式的必要性已经成熟。”信中特别强调了在苏联的波兰共产党人要完成一系列紧迫的工作任务，与他们没有一个统一组织之间出现的不相适应的局面：“当前正面临建立波兰民族委员会和准备波兰武装力量开进波兰领土的复杂任务，波兰共产党员缺乏组织的情况可能导致苏联境内现有的波兰各种政治组织和军队不能完成自己的基本任务，甚至可能出现更危险的情况，即这些政治组织和武装将被敌视苏联的力量所利用。毫无疑问，这种危险现在就已经存在了。当军团一旦开进西白俄罗斯、西乌克兰和随后的波兰领土，将会受到在这里活动的各种政治力量的影响，这种危险便会急剧增长。在波兰解放区成立的波兰民族委员会的所有机构毫无疑问也将遇到这类困难。”针对这种状况，信中提议成立一个波兰共产党人的组织“作为苏联境内波兰工人党的国外（波兰以外）组织”。他们建议成立一个由7人组成的组织委员会，“领导在波兰民族委员会、波兰爱国者联盟、相关组织以及波兰军团中的波兰共产党员的工作。在所有政治工作中，包括当红军进入波兰国境后在波兰各解放地区内，保证与波兰工人党相互配合。”该组织的工作方式不予公开；组织委员会成员的任命及工作将在联共（布）中央领导下进行。

1月18日，季米特洛夫——很可能是受莫洛托夫之托处理此事——向莫洛托夫报告了初步拟定的波兰共产党中央局组成名单。24日，季米特洛夫又将经过审查的中央局成员名单、职能、规章上报斯大林和莫洛托夫。按季米特洛夫的方案，波兰共产党中央局由5人组成。他们是：书记亚·萨瓦斯基，副书记斯·拉德凯维奇，成员卡·斯维尔切夫斯基、万·华西列夫斯卡、雅·贝尔曼。26日，联共（布）中央批准了中央局的成立，波兰共产党中央局的主要任务是：全力帮助波兰工人党及其地方组织进行政治工作和开展反对德国侵略者的游击运动；通过相应机构，全力帮助波兰境内的游击运动（派遣人员、运送武器和弹药）；协助波兰爱国者联盟制订和贯彻正确的政治路线；对“自由波兰”联盟、在苏联的波兰文广播电台编辑部、波兰部队文化工作部门人员实行思想领导等等。从成立中央局的倡议者自己规定的和联共（布）中央最后批准的该机构的任务上看，它从属于波兰工人党，但又有相当大的独立活动自由。它的活动范围并不局限于波兰国外的各种组织中，而是要深入到国内。而且，不难看出，随着形势的发展，后一方面将成为它更主要的活动方向。可见，如果说此前面对波兰形成的以波兰工人党为主的国内中心和以波兰爱国者联盟为首的国外中心，苏联领导人对前者给予了相当大的希望的话，那么，在联系中断、国内情况不明的情况下，考虑到红军在波兰领土上作战将会遇到比在国内作战更为复杂的问题，苏联对在苏联境内组织党、政配套的波兰政权机构，态度明显又积极起来。

同样，苏联对成立专门的游击运动司令部，统一指挥和推动扩大波兰的游击运动，也给予积极的支持。这是它与波兰共产党人和波兰爱国者联盟配合行动的第二个方面。

很多在苏联的波兰爱国者积极参加了敌后游击运动。特别是在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地区，这种现象更为普遍。据白俄罗斯游击运动参谋部干部处1944年4月的一份统计表明，在1053名游击队员中，波兰人就占了697人。他们或是与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族战士混编在一支游击队中，或是组成自己的游击队，但仍受当地联共（布）党的机关和苏军最高统帅部大本营游击运动中央参谋部领导与指挥。虽然他们与上述各族游击队员共同和一个敌人作战，他们相互关系的主流也是好的，但也出现过发生摩擦甚至冲突的情况，特别是在某些比较敏感的地区。1943年10月初，乌克兰共产党（布）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尼·赫鲁晓夫就曾致信季米特洛夫，希望他能出面采取相应措施，制止在西乌克兰地区由波兰共产党人领导的波兰游击队与苏联游击队之间发生的武装冲突。(https://www.daowen.com)

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随着波兰解放的日益临近，波兰国内游击运动蓬勃发展，客观上需要有一个领导机构进行指挥和协调，特别是能及时有效地向游击力量提供他们急需的武器装备。从政治意义上说，领导群众性的游击运动并给他们提供帮助，无疑是扩大政治影响，拓展群众基础的有效方法。同时，也可以加强敌后游击活动与红军军事行动之间的配合，减少战争进程中的阻力。正是基于上述考虑，1944年1月18日，波兰爱国者联盟总理事会向莫洛托夫提交了一份报告，说鉴于当前情况下扩展全民游击运动的必要性，要求解决成立波兰游击运动参谋部的问题。报告中列出该参谋部的任务，包括为在波兰的游击运动建立若于作战基地；联合在波兰活动的游击队，组建新的游击队，并向他们提供武器；以波兰民族委员会的名义统一领导游击队的作战行动等等。一个月后，波兰共产党中央局副书记拉德凯维奇在关于给波兰游击运动提供帮助的报告中再次建议：“军事和政治形势的发展迫切地提出了迅速扩展波兰全民游击运动的必要性，它是破坏德国人的防御，削弱伦敦的波兰政府国内代表处和被称为波兰国家军的敌对活动，以及把大多数波兰居民吸引到围绕波兰爱国者联盟组成的、与德国占领者进行斗争的团体的波兰民主力量方面来的最主要的因素。”他建议向波兰国内的人民军和游击队，在他们急需的武器、技术装备、军服、指挥人员、政工干部等方面，提供全面帮助，用与波兰爱国者联盟有直接联系的波兰干部充实在西乌克兰和西俄罗斯的波兰游击队。他指出，要完成上述任务，必须成立波兰游击运动参谋部。它“在与国内保持紧密联系的同时，既要领导于部的培养，也要在与红军总参谋部协商基础上领导在波兰的波兰游击队的作战行动。”从这些设想和建议不难看出，成立波兰游击运动参谋部，除了具有领导、协调敌后游击队军事行动的功能外，它所能起到的政治作用，也同样受到波兰政治活动家们的高度重视。

同时，为了使这一机构能产生更强的吸引力，减少一些受苏联支配的色彩，使它更便于为波兰居民接受，拉德凯维奇和贝尔曼在另一封给季米特洛夫的信中还建议，“在莫斯科建立的波兰游击参谋部，形式上服从于波兰爱国者联盟，但受总参谋部的领导，从实际上看是最适宜的。”为了在波兰那种极其复杂的政治形势下解决所面临的任务，还要拉开游击参谋部与在苏联的波兰军队司令部之间的距离，“一个假如服从于波兰军队司令部、甚至把自己的存在与其联系在一起的游击参谋部，无论是在作战上，还是在组织上，都不能完成这些任务，它的活动要远在波兰军队作战行动的界限以外。”同时，波兰军队中已经存在的某些政治不稳定现象，也是他们考虑使游击运动尽量不受波兰军队影响的另一个原因。

对波兰共产党中央局和波兰爱国者联盟就成立波兰游击运动参谋部列举的种种理由，有些季米特洛夫是认同的。3月7日，他在就此问题写给联共（布）中央的报告中认为，“建立波兰游击运动参谋部是由我们政治和军事利益提出的。”“正是现在，由于红军已经逼近波兰边界，在波兰形成一个由统一的中央领导的大规模游击运动，与前进中的红军相互配合，是尤为重要的。”同时，他还从自己负责的国际情报工作角度提出：“波兰游击运动参谋部的建立，可以依靠波兰国内广泛的情报来源，这有助于消除波兰共产党中央局和波兰爱国者联盟与国内相脱节的状况。目前波兰共产党中央局和波兰爱国者联盟与本国的联系很弱，有很大的偶然性，而且很不可靠，因此对我国、对红军都不能提供任何实质性帮助。”在这种情况下，4月3日联共（布）中央委员会通过决议，同意在波兰军队军事委员会下成立波兰游击运动参谋部，确认萨瓦茨基为参谋部主任，普里蒂茨基为副主任，谢里茨基为作战处处长。看来，在波兰游击运动参谋部的隶属关系上，苏联领导人考虑了拉德凯维奇等人的意见，但却采取了一个折衷的办法：没有让参谋部直接隶属红军总参谋部，也没有把它归波兰军队司令部领导，同时也没有让它“形式上”服从于波兰爱国者联盟，而是让它隶属于一个新成立的波兰军队军事委员会。它是在4月3日当天，由国防委员会批准组成的。该军事委员会由贝林格、斯韦尔切夫斯基、萨瓦茨基三人组成。同时联共（布）中央还责成白俄罗斯、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把在两个地区游击队中由波兰人组成的特别分队划出，按波兰游击运动参谋部命令在波兰领土上使用。

4月8日，苏联国防委员会通过第5593号决议，在5月5日前组建波兰游击运动参谋部，红军总参谋部于4月21日下达命令，指定洛夫诺为该参谋部配置地点，并为其确定了人员编制。此后，在很短的时间内，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也作出决定，向波兰游击运动参谋部提供了各种帮助，包括选送了一批经验丰富的干部充实波兰游击队。红军各军事部门也抽调了大量武器装备提供给波兰人，其中有可供装备3万人的武器、弹药，60部无线电台，200多人的医护人员。苏联财政人民委员部还为参谋部拨款50万卢布、5万波兰兹罗提和25万在波兰流通的德国马克。在苏联大量人力物力帮助下，波兰游击运动参谋部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截至同年10月底，在卢布森、赫尔姆、鲁库夫、雅诺夫采森林、拉多姆、维斯瓦沃北部地区，以及捷克斯洛伐克的奥博奇诺地区，建立了大批游击运动基地。游击队总人数5个月内增加到7400人；打死打伤敌军官兵8000多人，击毁坦克17辆、汽车120辆。波兰游击运动参谋部还向各游击运动基地运送了大批的枪支弹药、医疗药品、食品等等，得到统一指挥和改善了后勤保障的游击队积极活动，给占领者以更沉重的打击，客观上对红军的军事行动给予了很大的帮助。

苏联做的第三方面工作，就是向旅居其他国家的波兰侨民领袖展开宣传工作，以期为苏联对波政策和波兰亲苏力量奉行的政策，争取更广泛的支持和国际认同。这方面，在旅居美国的两位享有声望的波裔美籍社会活动家奥斯卡·兰格教授和天主教神父奥尔列曼斯基的访苏上，得到了集中反映。

1944年春，持续了几个月的苏联与波兰流亡政府之间的外交讨论最后毫无结果，不欢而终，给苏联与流亡政府关系再次蒙上一层阴影。苏联坚决拒绝与拒不承认寇松线和进行人员调整的流亡政府恢复关系的态度，在红军一天天逼近寇松线的衬托下，显示出一种特有的强硬。国际舆论中一种看法越来越被人们所接受，即苏联会完全抛开流亡政府，把一个“傀儡政权”用刺刀强加给波兰。丘吉尔就是这种观点的代表。他在3月7日给斯大林的信中希望苏联不要封死同伦敦波兰人签订工作协议的大门，建议苏联在红军到达寇松线时先要征得波兰流亡政府的同意再进入波兰领土，并暗示用武力不可能征服“全世界善良的意志所支持着的力量。”两个星期后，他又告诉斯大林，在苏联与流亡政府达成协议的尝试失败后，英国政府将继续承认流亡政府，并认为“关于改变领土的一切问题都应当延迟到停战或者战胜国的和会的时候再说，我们也不承认任何用强力达成的领土的转移。”这种提法与英国领导人在德黑兰会议上和会议刚刚结束后乐观、而且是明确的主张有所不同，至少在斯大林看来，英国人这是在从德黑兰的立场上往回倒退。斯大林在回信中指责丘吉尔在破坏德黑兰协议，把苏联看作是敌视波兰的力量，实质上是否定了苏联进行的战争具有反侵略的解放性质，是“对苏联的不公正的侮辱”。苏波关系再次在反法西斯大国之间引起了一场风波。在这种情况下，利用一切场合宣传苏联对波兰问题的政策，讲清苏联的目的，为下一步在波兰的军事行动和政治安排减少阻力，争取更多的舆论支持，就显得很有必要的了。这也就是莫洛托夫和斯大林都亲自出面会见两位以私人身份访苏的波裔美籍活动家的重要原因。

4月21日，莫洛托夫会见了兰格教授。双方的谈话紧紧围绕着现实问题，其中主要是波兰未来的政府问题展开。在1943年11月由华西列夫斯卡提供的组成“自由波兰”民族委员会的名单中，兰格是被纳入其中的3名在苏联以外的人选之一，因此他在海外波兰人中的影响力非同一般。在与莫洛托夫会见之前，兰格会见了除贝林格以外波兰爱国者联盟的主要领导人，所以他对正在筹组中的以在苏联的政治力量为主的新的波兰政权一事已有所了解。当莫洛托夫问及此事时，兰格的回答切中了问题的要害。他认为，组成这样一个政府并不难，这只是个“技术性问题”，“但是，波兰人民接不接受这个政府是个更重要的问题。坦率地说，切不可让这个政府被视为‘苏联的傀儡’政府。”他说，在美国和英国“有一些人认为，苏联并不力求将波兰并入苏联，而是想建立一个有名无实的独立的波兰，主宰波兰的是苏联傀儡政府。麻烦在于波兰不论建立什么样的临时政府，它都是在红军占领波兰时建立的。回到捷克斯洛伐克的是来自伦敦的贝奈斯，而回到波兰的人则是与红军一起，可能有人会议论他们说：这是‘傀儡’。”

兰格的看法引起莫洛托夫的兴趣，显然，这种局面也不是苏联愿意看到的。莫洛托夫当即问兰格，有什么办法可以摆脱这种局面。兰格认为相对好一点的办法就是吸收伦敦政府的一些成员参加新的政府，例如米科拉伊奇克。他认为，像米科拉伊奇克这样的人，虽然“不是举足轻重的人物，但是这样做能解决国际问题”，否则就会授人以柄。“假若能和米科拉伊奇克达成一致意见，那么成立波兰政府的问题就解决了；这样的话，人们就会说这不是苏联傀儡政府。”他还提到他在2月14日一份备忘录里提出的想法。当时他建议，政府成员中应有一半是战争期间在波兰国内的人士，另一半由旅居苏联、英国和美国的民主人士组成；他认为这样的“政府才会是波兰人民真正的代表。”莫洛托夫表示“苏联领导人对兰格的建议持肯定态度，而且他们认为，把这一建议作为基础是有益的。”

从莫洛托夫与兰格的会谈中可以看出，为了不使未来的波兰政府着上太浓的受苏联操纵的色彩，苏联领导人还是愿意听取有益的意见，并采取相应措施的。兰格关于吸收伦敦流亡政府某些人员入阁、关于组成政府的成员中应有相当一部分来自国内的建议，之所以能够引起苏联领导人的认同，就在于这样组成的政府更具有代表性，更便于被波兰老百姓接受，也因此能减少在盟国之间发生不必要的纠纷和摩擦。说的再直接一点，也能减少和避免在落实苏联基本框架中可能遇到的某些阻力和麻烦。当然，这一切不可缺少和替代的前提必须是，这个政府是对苏联友好的，是与苏联有共同语言的。莫洛托夫举了苏捷签订互助合作条约的例子，说明苏联不想干涉邻国内政，而捷克斯洛伐克政府也放弃了原来对苏联持有戒心的态度。莫洛托夫对在波兰找到同苏联有共同语言的人士持乐观态度：“倘若在波兰人士中找不到愿意与苏联建立友好关系的强大派别，那倒是不可思议的。”这样的态度，应当说还是一种现实主义的态度。

另外，会谈中双方还提到了全国人民代表会议。这证明苏联领导人已经得知了有关这一组织机构成立的消息，只是对它在波兰到底具有多大的代表性——用莫洛托夫的话说“有多大声望”，还没有掌握更详细的材料。但是它还是能转达出一个信息，即苏联领导人在帮助苏联境内的波兰政治力量筹组新政权的同时，并没有忽视波兰国内新的政权机构的出现。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苏联要放弃支持和帮助在苏联的波兰共产党人和波兰爱国者联盟，也不是说它在提供这种支持和帮助上的三心二意，而是说明，它一直在考虑、并且一有机会就愿意尝试，怎样才能让这种支持与帮助收到更理想的效果。

如果说莫洛托夫与兰格的会谈侧重于讨论苏波关系中的实际问题，那么斯大林在与奥尔列曼斯基的会谈中，则是从历史的角度阐释了对苏波关系的看法。斯大林表示，苏联人希望波兰有这样的政府：“它能理解并且珍惜与它东邻的良好关系，为了和共同的敌人德国作斗争能同意保持这种关系，因为德国不论被我们打得怎么惨败，它都会再度崛起。我们的主要目的就在于此。”他回顾了自1870年普法战争至今德国三次对外侵略的历史，指出德国侵略行动的间隔越来越短，然后由此得出结论，即便是德国这次再战败，它在15～20年后仍能恢复元气，东山再起，这就是“俄国和波兰结盟绝对有必要的原因。”他又回顾了自拿破仑时代起，150年中俄国三次遭到入侵的历史，三次对俄国的入侵都是经过波兰完成的，“波兰似乎成了外国侵略者的走廊。”而且，波兰并未从中得到什么好处，反而也“蒙受了苦难”。因此，“就像俄国人讨厌大批侵略者经过波兰进军一样，波兰人也讨厌当走廊。”反之，“如果波兰和俄罗斯结盟，那么由此受益的只有波兰人和俄罗斯人，而受损失的是德国侵略者。”他还举出了1410年格林瓦尔德会战的例子，说明波兰、俄国、立陶宛、乌克兰、白俄罗斯等斯拉夫民族联合起来就会变成一支强大的力量，因为正是在这次会战中，他们打败了曾经横行不可一世的日耳曼条顿骑士团。斯大林表示，“需要使格伦瓦尔德会战政策在广泛的基础上复生。这是他的夙愿。”

斯大林还谈到了波兰的东、西边界。他说寇松线是在巴黎和会上炮制的，波兰、苏联当时都没有接受。不过，俄国、波兰、乌克兰、白俄罗斯之间，“只有在上述任何一个国家不占有别国土地的条件下才能搞联盟。”正是从这一点考虑，苏联政府现在才提出关于寇松线作为苏波边界的建议。至于波兰西部边界，他在德黑兰会议上提出，它应沿奥得河走，甚至再往西一些。他曾告诉过罗斯福，待打败德国后，“到那时我们帮助波兰办成这件事。”

借助历史来说明当前的问题，这在以后斯大林和其他人的谈话中还多次出现，但是，应当说都没有这次这样集中和独具气势。铁一样的历史事实，使斯大林的论点和结论，看起来是不可动摇的。它的说服力，就在于在只言片语的结论背后，有着几百年历史事实和经验作出的诠释。在近两个小时的会谈中，斯大林没有就波兰流亡政府及其支持力量，对苏波关系、波兰问题的立场、态度，进行什么谴责与批评，但是由历史事实得出的结论本身，自然而然会起到一种对比和映衬作用，让一切与此相悖的政策和作法相形见绌，显得浅薄与短视。当然，斯大林首先是个政治家，他的谈话，包括这次在内，都有宣传的成分。但是他的高明之处就在于，对一个远在美国的宗教界人士，他采用的是这种宣传的方法，而不是简单的口诛笔伐。当奥尔列曼斯基在不断重温历史的过程中，渐渐地接受了斯大林的观点，并在回国之后向成千上万在美国的波兰人，讲起斯大林对他讲过的话，那时，前一种方法的好处，就显而易见了。也许斯大林并没有指望藉此会完全消除美国波兰人对苏联、对亲苏的波兰政治力量带有的误解与偏见，但至少可以让他们有兴趣把这些话在各种各样有关波兰问题的言论中进行比较，想一想谁更有道理。能达到这一步，对苏联、对未来新的波兰政府，也算是有益的。

总之，在与波兰国内暂时失去联系的特殊情况下，苏联在以上三个方面积极与在苏联的波兰共产党人配合行动，推动了新的政府的筹组，为使它不仅得到波兰国内群众，而且也包括国际社会、首先是流亡在外的波兰人的认同与支持，进行了多方努力。苏联的这些行动，更主要的是基于对现实情况的考虑，当红军很快就要进入波兰领土之际，在与波兰国内由波兰工人党领导的抵抗力量失去联系，并且有些消息真假难辨的情况下，它需要做必要的准备，需要有多个备选方案。这些方案中哪个能成为最终的定案，不到最后的时刻是很难定下来的。因为，谁也无法预见实际情况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尤其是在瞬息万变的战争时期。但是，不容否定的是，不管准备什么方案，有一条原则苏联是一定要坚持的，那就是对取得战争胜利有利，对保证战后苏联的安全利益有利。可以说这是苏联的最高利益。落实苏联解决波兰问题的框架，就是为了维护和保证这一利益。为此，苏联可以接受让米科拉伊奇克等来自流亡政府的人士参加新组成的波兰政府，可以表示将为波兰获得西到奥得河的领土而奋斗。应当承认，这是一种首先从苏联利益出发的现实主义政策，它具有相应的灵活性与原则的坚定性。解决波兰问题的过程，实际上也就是贯彻和实践这一政策的过程。

第三节 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的成立

在与波兰国内失去联系期间，莫斯科，至少是原共产国际、现在的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国际情报局，对波兰国内形势，特别是一度失去联系的波兰工人党中央委员会的情况，仍然非常关心，千方百计设法了解那里的情况，恢复联系。早在1943年6月，经季米特洛夫批准，在苏联组织了一个由15人组成的波兰特别小组，准备潜入波兰，一方面建立波兰国内与莫斯科的一条并行的联络渠道，一方面由他们在白俄罗斯游击队员中挑选合适的人员，组建波兰游击队或小组，深入敌后开展游击运动。1943年下半年，以列·卡斯曼为首的一个游击小组在卢布林东北的帕尔切夫森林中建立了游击队基地，并与莫斯科建立了无线电联系。同时，苏联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也利用自己的情报系统积极收集有关波兰工人党的情报。1944年2月9日，苏联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第一局负责人巴·菲京，将从华沙获得的有关波兰工人党新的领导人的情报转告了季米特洛夫。尽管情报非常简单，但至少说明，波兰工人党领导机构仍然存在并且还在活动。大约在1944年1月底至2月中旬，一些重要文件经设在帕尔切夫森林的游击队基地送到了莫斯科。这些文件包括一份署名韦斯瓦夫写的关于国内情况的报告，全国人民代表会议宣言及纲领等。通过这些文件，莫斯科对波兰工人党在中断联系期间的主要活动，以及全国人民代表会议的组成、性质等有了更多的了解，但“韦斯瓦夫”到底是谁，以及全国人民代表会议的主要领导人有哪些，莫斯科尚不清楚。同时，在看完送来的文件后，季米特洛夫的副手德米特里·曼努伊尔斯基担心波兰工人党“对其他党派和组织参加全国人民代表会议的作用估计不足”，从而造成一种假象，“仿佛波兰工人党在推行波兰‘苏维埃’化的方针”。他认为如果在全国人民代表会议中过于突出波兰工人党的领导作用，有可能导致宗派主义方针。可见，尽管莫斯科对波兰国内的情况有所了解，但对波兰工人党及其领导下的全国人民代表会议能否组织起真正的反法西斯民族民主统一阵线能否担当起掌管解放后波兰的责任，还存有疑虑。

为进一步了解有关全国人民代表会议的情况，3月17日，季米特洛夫向莫洛托夫建议，由全国人民代表会议派一个代表团来莫斯科，当面汇报莫斯科想了解的一切情况。这一建议被接受。代表团一行4人，在游击队基地和红军情报局的帮助下，于5月16日晚抵达莫斯科。

代表团团长是波兰工人党中央委员、人民军参谋长马里杨·斯彼哈尔斯基，成员有波兰社会主义者工人党副主席、全国人民代表会议副主席塔杰乌什·华西列夫斯基，波兰社会主义者工人党中央委员、全国人民代表会议成员杨·斯特凡·哈涅曼，波兰工人党党员、全国人民代表会议成员、卢布林区人民代表会议主席和卢布林区人民军参谋长西多尔·卡泽米尔。代表团此行的目的，就是要“与苏联政府建立联系，为人民军获得武器援助，与在苏联的波兰爱国者联盟达成密切合作。”

5月19日，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会见了代表团。会谈中，代表团介绍了此行的目的，全国人民代表会议的情况，以及迫切需要解决的武器装备问题。斯大林就工业国有化、民主、全国人民代表会议与在苏联的波兰军队的关系等发表了看法。斯大林建议代表团到在苏联的波兰军队去走一走，看一看，以使两者互相了解，取长补短。用他的话说，“全国人民代表会议没有军队，而在苏联的波兰军队没有政府”。代表团表示，他们认为在苏联的波兰军队就是自己的军队。谈到波兰流亡政府，代表团表示它不是波兰人民的代表，既不反映波兰人民的政治思想，也不反映它的民族志向。但是，由于它的存在，给全国人民代表会议在国际舞台得到正式承认带来一定困难，而这种承认对波兰、对民主阵营都具有极大的意义。代表团提到，在波兰有的民主力量没有加入全国人民代表会议，因为它们认为苏联还有承认流亡政府的可能。对此，斯大林特别强调指出：“可以相信，有现在这些成员的伦敦政府永远不会得到苏联的承认。至于我们承认全国人民代表会议，则没有阻碍。在你们从前线的波兰部队回来后，我们会考虑此事的，但你们应该首先建立某种执行机关。”

全国人民代表会议代表团在莫斯科逗留了两个多月，其间有斯大林参加的会议就举行了8次。在会谈中多次讨论了组成新的政府问题。斯大林在6月22日说，红军已越过布格河一线，使波兰准备接管被解放的土地的问题大为临近，也更加有利了。值得注意的是，斯大林是对全国人民代表会议代表团讲这番话的。而且在以后的会谈中又多次重申这一思想。这表明，斯大林不仅接受了全国人民代表会议，而且对它在未来波兰新政权建设中的作用寄予希望。哥穆尔卡后来也谈起过这一点，他说：“斯大林在接见了全国人民代表会议代表团后就正确地理解了成立全国人民代表会议的意义，并认为只有依靠国内产生的代表机构才能在解放后的波兰建立政治中心。……斯大林很快就意识到，依靠国内产生的机构来建立波兰政权的主张是最为正确的。”波兰爱国者联盟在7月1日发表宣言，承认全国人民代表会议是波兰人民意志的惟一和最高代表；18日它又宣布，波兰爱国者联盟加入全国人民代表会议，把自己在政治上和组织上取得的一切成果，首先是在苏联组建的包括10万名指战员的波兰军队，交由全国人民代表会议管辖。波兰爱国者联盟则在满足在苏联的波兰侨民的物质和文化需要方面继续工作。这样，波兰国内外的两个都有很大影响的政治中心实现了政治统一。这为新政府的组成最后铺平了道路。

7月17日，华西列夫斯卡、奥苏布卡-莫拉夫斯基等人，从莫斯科同时给在国内的哥穆尔卡、在伦敦的波兰社会活动家斯·维利亚诺夫斯基和在美国的波兰社会活动家兰格教授发去电报，邀请他们前来莫斯科。在给哥穆尔卡的电报中，要求他立即组织全国人民代表会议全体成员、所有适于担任部长或副部长的著名活动家及认为所需要的其他政党的工作人员，前来苏联，人数不得少于60人。7月21日，全国人民代表会议宣布成立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作为波兰的临时政府。第二天，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在刚刚由苏军解放的第一个波兰小城赫尔姆发表《告波兰人民书》，正式宣告了波兰人民政权的诞生。

这份被称为“七月宣言”的历史性文件宣布，全国人民代表会议是波兰政权惟一合法的源泉；伦敦流亡政府及其在国内的代表机构是欺世盗名和非法的政权；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代表全国人民代表会议执掌解放后的政权。宣言确定当前民主政权和波兰人民的主要任务是击溃法西斯德国。它还提出了一系列进行民族民主改造的社会纲领。宣言主张以民族分界线划定波兰东部边界，使之成为一条与邻国友好、而不是相互仇视的边界线；西部则以奥得河至乌日茨-尼斯河为边界。

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由来自波兰工人党的5人、波兰社会党左翼的3人、农民党左翼的4人、民主党1人和无党派人士组成。奥苏布卡-莫拉夫斯基担任主席兼外交部长，两位副主席分别是农民党活动家安·维托斯和波兰爱国者联盟主席万·华西列夫斯卡；波兰工人党的罗拉-日米尔斯基将军任国防部长，贝林格将军任副部长。同时前者还任由波兰国内的人民军和在苏联的波兰军队合并组成的波兰人民军的总司令。最先来到苏联的全国人民代表会议代表团四人成员之一、波兰工人党活动家马·斯彼哈尔斯基任波兰人民军总参谋长。

7月26日，苏联政府承认了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双方在莫斯科签订了互助合作协定，规定了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行政机关与红军指挥部之间在波兰领土上的关系。同时，双方还就边界问题达成协议。苏波边界基本沿寇松线划分，但在某些地区作出对波兰有利的调整，把比亚威斯托克地区、普热梅希尔地区、利沃夫地区的一部分划归波兰，并预先规定把东普鲁士南部、格但斯克地区连同但泽港交给波兰。未来的德波边界，将沿奥得河和乌日茨-尼斯河划分，什切青交给波兰。这些边界的划分，不仅是对当时苏波关系，而且对战后的欧洲调整，都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对苏联来说，要想使这些边界线最终成为实际上的边界线，就需要保证目前与其签订条约的政府一直存在下去。因此，仅从这一意义上说，苏联也有义务和责任，支持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虽然，苏联政府公开表示，“苏联政府并没有在波兰领土上建立苏联行政机关的意图，认为这是波兰人民自己的事情”，但在苏联人民委员会为其驻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代表尼·亚·布尔加宁规定的职责任务中，反映出对波兰新政权进行“监控”的意图，是明确而具体的。

这份机密文件要求苏联代表，要“代表苏联和红军的利益，本着友好和紧密合作的精神处理与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及其地方机关的关系”；“尽一切可能协助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组织政权机构，领导政权机构的活动，以及实施全国国家建设和经济建设的措施”；“尽一切可能帮助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实施组织、创建和补充波兰军队的措施”；“如果苏联军事机关和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机关之间出现某种误会或意见分歧，应采取消除这些误会的措施，本着与波兰权力机构友好和密切合作的精神加以解决”。同时，苏联代表对苏联解决波兰问题的基本框架要有明确和毫不含糊的意识，“在波兰领土的作战地区，所有作战事务的最高权力和责任属苏联军事指挥部。应当注意到，在寇松线以东的全部领土上，一切权力属苏联机构和苏联军事指挥部，它们是这一领土上的全权主人。”对“在波兰领土上的其他任何权力机构不予承认，其中包括波兰流亡‘政府’的权力机构；自称为这些权力机构代表的人员应视为冒名者作为冒险分子予以逮捕。”他还必须“严格监督，使最高统帅部关于在红军后方清除流亡‘政府’的各种团体和部队、清除国家军武装部队的指示得到不折不扣地执行，还要监督解除上述团体和部队的武装，监督‘锄奸’机构。”最后，苏联代表应定期向苏联人民委员会报告波兰的形势和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的活动情况，及时汇报自己的工作和采取的措施。可见，苏联政府对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的帮助是多方面的，不容否认，这种帮助也带有明显的监控色彩。

对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和全国人民代表会议来说，如何克服来自反对阵营的阻力和攻击，如何进一步扩大自己政治基础，将是一个回避不了的、而且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十分严峻的问题。既要接受苏联解决波兰问题的基本框架，又要争取更广大群众的拥护与支持，的确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哥穆尔卡对此深有感触。在回答为什么波兰工人党在筹建全国人民代表会议时没有尽可能地多吸收其他党派参加时，哥穆尔卡说：“迄今波兰工人党未能在波兰建成像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或法国那样的人民统一阵线。这是事实，但这并不是由于我们无能，而是由于我们当时对波兰东部边界问题的态度。……在波兰，如果圣安托尼兄弟会赞成修改波兰东部边界的话，那么反动派同样会称它是莫斯科的代理机构。”作为原来对寇松线持否定态度的各政治力量，情况也是严峻的：他们要想在未来的波兰政府中占有一席之地，在波兰政治舞台上发挥自己的政治影响，接受“七月宣言”和1944年7月的苏波协定与协议就成了对它们最基本的要求之一了。同样，在盟国之间也会遇到类似的问题：斯大林会因坚持苏波边界协议而遭遇丘吉尔等人的挑战。因为，在后者看来，波兰边界问题仍然是一个有待解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