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论 苏联与“波兰问题”：背景、条件与框架特点

一

伴随第二次世界大战而出现的“波兰问题”，不仅贯穿在整个战争进程中，而且在战后最初几年仍然是一个引人关注的问题。有关波兰的战后安排，是反法西斯同盟国大国在战时讨论得最多的、最详细的问题之一，苏美英三国领导人不仅亲自参与了讨论，而且不止一次地达成了协议，但这仍不能避免在东西方国家之间围绕“波兰问题”重新出现分歧和引起新的争执。这充分说明“波兰问题”的重要性和复杂性。

“波兰问题”的重要性首先表现在它同时牵涉到苏联和德国两个重要的国家。这两个国家从在“波兰问题”上的合作到后来彼此为敌的变化，注定了“波兰问题”的解决要经历一个一波三折的过程。同时，“波兰问题”从一开始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政治军事进程的一个组成部分，战争无论是对法西斯国家还是反法西斯国家都是必须放在首位的问题。虽然波兰算不上这场战争中的一个主要战场，对双方的军事意义都没有达到至关重要、生死攸关的地步，但是没有人能否定，它已经成了一个标志，一个到底按哪个交战集团的意志安排欧洲政治地图的标志。作为这样一个标志，如何解决“波兰问题”的政治意义，就非同一般了。在反法西斯同盟内部，“波兰问题”也占有重要地位。是让战后的波兰重新扮演“防疫线”上的哨兵，还是按苏联的民主概念加以重塑，成为封闭对苏侵略通道的一道大门，是盟国政治家们展开较量的一个重要问题，而且是最激烈的问题之一。正是在这个问题上的几次较量，如1943年苏联与波兰流亡政府中断外交关系，1944年组成亲苏政权，华沙起义，1945年为履行雅尔塔会议有关“波兰问题”的协议召开的莫斯科会议，以及波兰东、西边界的确定，自由选举等等，给苏联与西方盟国的关系造成了震动，并影响到日后。当然，盟国在“波兰问题”上达成的一系列协议，至少是在大战当中对维护它们的团结与合作，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波兰问题”蕴含着双重功效，它的复杂性也由此可见一斑。

二

苏联在“波兰问题”的解决过程中，处于一种特殊地位。

毋庸讳言，苏联是“波兰问题”的始作俑者。正是它在1939年8月至1941年6月间的一系列行动，与德国一起完成了对波兰的又一次瓜分。苏联也是反法西斯大国中从波兰获得实际领土利益的惟一国家。这种利益与“波兰问题”的解决紧密联系在一起，这就使苏联有理由更关心“波兰问题”的解决及其结果。斯大林在雅尔塔会议上针对丘吉尔所说的英国是为维护保护波兰的荣誉而战讲的那番话，便是最好的证明。在斯大林看来，“波兰问题”既然与历史上对苏联的伤害联系在一起，与现实中苏联政府的“自尊”联系在一起，与今后苏联的安全联系在一起，就不应该不考虑苏联的意愿，不应该不尊重苏联在解决这一问题上提出的要求和主张。把自己放在曾经是“受害者”的位置上，同时明确强调自己的利益，这就是斯大林在解决“波兰问题”上获得特殊地位的“杀手锏”。

苏联与波兰毗邻，也使它在解决“波兰问题”中拥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历史上波兰多次成为外国势力入侵苏联的走廊。这些历史经历，在斯大林那里，成了维护苏联安全的一条重要理由和要求“波兰问题”作出有利于苏联的解决的根据。应当说，实际上这相当管用，因为西方国家似乎找不出什么能与苏联在这一点上抗衡的理由。领土上的接壤，使苏联更便捷、更容易对波兰事态的发展施加更直接的影响。苏联通过与波兰游击队建立的联系，通过对波兰国内以波兰工人党为首的政治力量和武装力量的多方帮助和支持，通过红军的进攻在波兰领土上形成的军事存在，逐渐确立起自己在解决“波兰问题”上第一主角的地位。越到后来，这种地位就越无法动摇。在边界问题上，三大国最后达成的协议，跟苏联坚持的最初主张相差不大；在波兰政府组成上，不满足苏联条件的人选无望入阁；苏联解决“波兰问题”基本的框架从酝酿、形成到最终落实——这一切如果离开了苏联所处的地位，离开了它独具的那种能力和作用，是不好理解的。尽管丘吉尔和杜鲁门后来成了“冷战”的斗士，但是他们在大战之中，在“波兰问题”上，还都是很现实地尊重苏联的这种特殊地位。这种特殊地位，是苏联能够基本按照它的框架最终解决“波兰问题”的基础。

苏联框架的落实，需要具有一定的条件。

苏联解决“波兰问题”的一些基本构想和主张，并非一开始就得到盟国和波兰各种政治力量的认可和接受。当1941年12月斯大林在莫斯科与来访的艾登第一次谈起对未来波兰东、西边界线的设想并希望能得到英国认可时，后者以没有政府的训令、没有与美国协商，没有跟波兰人打招呼，拒绝了斯大林和莫洛托夫，甚至连表示愿意转达苏联建议的话都没讲。西科尔斯基直到不幸遇难，他的继任者米科拉伊奇克直到雅尔塔协议已经达成，都坚持拒不接受寇松线作为苏波边界。但到1943年德黑兰会议之前，丘吉尔在没有争得波兰流亡政府同意的情况下，率先接受了寇松线；第二年10月莫斯科会谈时又基本接受了波兰向西移动的安排，并反过来向米科拉伊奇克等人施加压力，埋怨他要是早就承认了寇松线为苏波边界，就不会有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了。米科拉伊奇克也在1945年6月公开表示承认雅尔塔会议关于波兰的协定。这种转变，首先是他们适应变化了的形势的表现。形成这种形势的主要原因，一是战争进程的发展，一是苏联在战争中不断增长的作用。说到底，是制约战争进程和结果的主要政治军事力量之间的力量对比发生了变化。苏联学者特鲁哈诺夫斯基就波兰边界问题的解决说过，苏联领导人明白波兰边界问题的解决，最终是要依赖战争结束时的力量对比。其实整个“波兰问题”又何尝不是如此呢？我们的确不难发现这样一个现象：随着苏联在战争中的作用越来越具有决定性的意义，随着红军从东向西横扫盘踞在波兰、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等国的德国占领者，苏联解决“波兰问题”基本框架的落实，也越来越明显了。尽管一些西方政治家为此感到不安，甚至认为在“波兰问题”上对苏联让步太多，走的是“单行道”，但促使他们当初作出让步，走上“单行道”的根本原因又是什么呢？面对由苏联在战争中作用提升而形成的新的力量对比，像巴黎和会那样排斥苏联参加战后事务的解决是不可能的，像20年代初苏波战争时期那样威逼和强迫苏联接受别人的意志也不可能了。那么，听取苏联的意见，通过协商解决问题，恐怕是战争条件下惟一现实的选择了。(https://www.daowen.com)

苏联在战争中的作用的提升，固然可以使它在解决波兰问题时有更大的主动权和自主权，但“波兰问题”毕竟是一个具有国际性质的问题。一个国家可以在解决这一问题的过程中起主导作用，它的意志别国不能轻视，但如果没有与其他国家，首先是反法西斯大国的合作，是不可能最终解决“波兰问题”的。战争中的经历使苏联领导人深知，除了自己首先要具有相当的实力外，大国之间的协商和合作，也是不可缺少的。其实，历史上以往各次“波兰问题”，都不是由一个国家制造的，也不是靠哪个国家的单独力量能够解决的。在这次战争中，“波兰问题”与德国问题密切联系在一起，而后者又是欧洲和平与安全的核心问题。“波兰问题”如果解决不好，对欧洲和平与稳定的影响是有目共睹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关心欧洲和平与稳定的国家，对“波兰问题”的解决就不会无动于衷。纵观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波兰问题”的解决过程，虽然其中不乏各种观点、主张和做法的对立、矛盾，甚至冲突，苏联虽然有几次在“波兰问题”上先行行动，比如与波兰政府中断外交关系、扶植成立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和临时政府，把由红军占领的奥得河以东地区交给波兰地方当局管理等，但在大的方面和总的原则上，它还是寻求和看重盟国之间的协商与协议。反法西斯大国之间的协商与协议，仍是解决“波兰问题”的重要前提。从1941年12月斯大林与艾登的莫斯科会谈，到1945年5月霍普金斯的莫斯科之行，从三大国领导人在战时的信函往来，到德黑兰、雅尔塔、波茨坦会议的讨论与达成的协议，都可以看到盟国为解决“波兰问题”作出的努力。当然，正如前面所说，“波兰问题”因负荷着不同国家赋予它的不同政治含义而变得十分复杂，指望盟国间达成一两个协议，就能使它的解决让各方都满意，是不现实也是不可能的。矛盾——协调——新的矛盾——新的协调，“波兰问题”的解决就是在这种对立统一的运动中向前发展的。

在这里也必须指出，反法西斯大国之间的协商与协议，并不都是在首先考虑波兰的民族利益和人民的普遍要求的基础上进行和形成的。这就不可避免地使波兰问题的解决蒙上大国强权政治的色彩。“波兰问题”的国际性和复杂性，它本身所包含的和别的国家所赋予它的政治内涵，使它极易成为国际政治棋盘上一粒棋子。它的最终解决，首先是在战争中起主要作用的大国利益平衡的结果，而不是所有有关各方利益平衡的结果。

培养一支亲苏力量，用它来体现和贯彻苏联的意志，既是苏联确立解决波兰问题框架的支撑，也是落实这一框架的得力依靠。因此可以说，苏联在解决波兰问题上的成功，是在波兰的政治力量配合之下取得的。波兰工人党、在苏联的波兰爱国者联盟、全国人民代表会议、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直到波兰临时政府，都在不同程度上充当了配合苏联落实其框架的角色。它们在波兰国内外拥有的政治影响，掌握的武装力量，使它们往往能够起到苏联自己无法起到的作用。当然，这支政治力量在亲苏上过于鲜明的倾向性，并不总是给它们赢得赞誉，但即便是对它再难以容忍的个人或政治集团，都不能不承认，这支政治力量是真正投入反法西斯斗争，真正积极抗击德国占领者的战士。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大背景下，谁在这一点上得到绝大多数人民的认同，谁就从根本上站住了脚跟。而西科尔斯基、米科拉伊奇克和阿尔齐舍夫斯基先后主持下的波兰流亡政府，虽然也是反德的，它们领导的军队及国内抵抗力量也加入了反法西斯战争并立下功勋，但其思想深处并没有真正清除“两个敌人”的意识，仍自觉或不自觉地把提防苏联置于取得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之上。结果，造成了自己目标上的主次颠倒和策略上的混乱，既授人以柄，也引出了内部的矛盾与分歧。这正是流亡政府的悲剧所在。

三

在解决“波兰问题”过程中，苏联的框架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可以说，波兰问题的解决过程，就是苏联框架与盟国对波兰问题的观点、主张不断磨合的过程，也就是这个框架基本落实的过程。

苏联的框架最终被盟国接受并在波兰基本落实，除了上面谈到的条件外，也是这个框架本身具有的特点决定的。这个框架最突出的特点，一是它的反德即反法西斯性，二是它的自利性。

苏联解决“波兰问题”的框架是在苏德战争爆发后逐渐明确、逐渐形成的。这就使框架的基本思想和立意，不可能脱离当时正在进行着的苏德战争的背景，因此也不可能背离这场战争的性质。苏联与波兰流亡政府恢复外交关系的出发点，就在于“苏联与波兰有同一个敌人——希特勒德国”，它们愿意“在当前反对希特勒德国的战争中相互承担彼此给予各种帮助和支持的义务”。苏联同意在苏联境内先后两次组织波兰军队，也是希望它能与苏联军队一起投入反对德国的战争。从安德尔斯的军队撤离苏联这件事上，从波兰流亡政府在“卡廷事件”上的表现上，苏联一直抓住不放的，是认为它们不想与苏联一起参加对德作战，以及实际上与纳粹政权的同流合污。正是由于波兰流亡政府及其领导的武装力量，在反德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上至少没有用最直接的行动赢得苏联的信任，所以在苏联形成的解决“波兰问题”的框架中，它们渐渐地失去了自己的位置。扶植波兰爱国者联盟、在苏联组建新的波兰军队、帮助波兰国内以波兰工人党为首的抵抗力量、援助游击运动、支持成立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及临时政府等等，无一不是把反对德国置于首位的。在波兰领土和边界问题上，也体现出这一特点。从斯大林在1941年12月初与西科尔斯基首次谈到对波兰西部边界的设想时起，用德国战前的领土补偿波兰的思想，苏联领导人一直都没有放弃，并为此与盟国展开了积极的磋商与斗争。结果，波茨坦协定以及1950年7月波兰与民主德国的边界协定，体现和落实的恰是苏联的主张。在苏联支持的波兰权力机构和政府问题上也是如此。尽管西方对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波兰临时政府等多有微辞，认为它是苏联的代理人，甚至是傀儡，但所有反对它的力量无一能否认，这个权力机构和政府直接参加并领导着反对德国法西斯占领者的斗争，没人能够忽略这个权力机构和政府在争取波兰解放的斗争中起到的巨大作用，更没有理由能够怀疑，参加这个机构和政府的主要党派鲜明的反法西斯性质。由此可见，苏联解决“波兰问题”基本框架的反德即反法西斯性质是相当明确的。对此，苏联领导人在多种场合，对不同的谈话对象，做过很好的说明。

框架的自利性特点同样也很突出。可以说整个框架的设置和逐步落实，首先是以苏联的利益为出发点的。这种自利性的表现之一就是保证苏联的安全利益。斯大林不止一次强调，波兰问题对于苏联而言，是一个安全问题。历史上波兰屡次成为外国势力入侵俄国和苏联的走廊这一事实，是他用来说明自己观点的有力佐证。苏联从出兵侵入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到后来一再坚持寇松线，固然有打破《里加条约》规定、满足乌克兰和白俄罗斯民族统一要求的考虑在内，但要知道，它最初还是构筑“东方战线”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东方战线”虽然没有经受住实践的检验，但这并不意味着扩大战略防御纵深，使国界线尽可能远离苏联欧洲部分的最重要的行政和工业中心，打掉进攻苏联的基地，以改善苏联战略态势的思想，也被放弃了。相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苏联出版的大量军事史著作，都肯定了这一思想，说“这对于巩固国家安全具有重大意义”。因此，不管是占领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还是后来坚持“寇松线”，如果忽略了其中的安全考虑，而仅仅从民族的、领土的动机去认识，至少是不全面的。

自利性的另一个表现，反映在苏联领导人对重建一个什么样的波兰以及希望它起到的作用的考虑上。苏联领导人在不同场合反复强调，苏联希望战后重建一个独立、强大的波兰，为此甚至主张让波兰获得一部分德国的领土，使它不致因在东部失去领土而比战前衰弱。但是，解决“波兰问题”框架中设计的这个强大的波兰，是有重要前提的，那就是必须要对苏联友好。只有在这一前提下，波兰的强大才是对苏联安全的一种保证，因而才是符合苏联利益的。相反，如果不能保证这一点，波兰的独立和强大，不仅对苏联无益，反而有害。麦斯基在1944年1月写的那篇题为《未来和平的最佳基本原则》的内部报告里，直言不讳地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一个过于强大的波兰是不是对苏联更为有利？而未来波兰能不能成为苏联的朋友，是这位经验丰富的外交家提出并考虑这一问题的惟一出发点。苏联要求波兰有一支在对德作战中经受考验、不断壮大的军队，要求把奥得河以东、拥有一定资源和工业能力的地区交给波兰，要求有一个反法西斯的、对苏友好的波兰政府，所有这些，如果单单用纯意识形态的理由来解释是不能完全令人信服的。正是由于苏联的框架有这样的特点，它首先要满足苏联的安全的利益，从苏联的角度考虑问题，要让波兰的利益服从于自己的要求，所以，它并不能保证在落实框架的过程中不伤害波兰的利益（例如在领土、人口、农业和石油资源方面），也无法保证在每一项具体措施上都要事先征得主要盟国的同意。相反，它对某些可能对会危及苏联安全利益的建议和做法，本能地作出排斥反应。这就不可避免地要引发矛盾和斗争，使“波兰问题”变得更加敏感和更为复杂。

苏联解决“波兰问题”基本框架的这两个特点，是与当时的战争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是反法西斯战争背景的反映，也是苏联在战前就推行的对外政策的自然延续。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都在客观上加强了这个框架的坚固性。尽管许多人，包括丘吉尔、罗斯福在内，都对这个框架本身以及它的落实过程，提出过种种疑问，也表露过不满，但他们都不可能从根本上推翻它，彻底否定它，相反，只能去适应它，在适应的过程中加以修正。当然，还要苏联能够接受。在战后“冷战”的环境下，不少西方学者在探究“冷战”原因时，不约而同以波兰问题为例，责怪丘吉尔和罗斯福在这个问题上对苏联让步过多，认为丘吉尔和罗斯福作此选择是由于他们在战争中有求于苏联。但这并不是问题的实质所在，或者不是它的全部。苏联框架所具有的鲜明特点，在当时那种环境下，是难以找到强有力的理由进行抗拒的。就两个特点本身的关系看，它们又是相辅相成的。反德是为了更好地维护苏联自身利益，而要维护苏联的利益，在当时的情况下就必须反德、防德，这就又使框架的特点具有了内在的联系，使它具有一种整体性。对苏联来说，这个框架首先是利己的，但同时也有利他的因素和成分。因为，这一框架的落实过程，与反法西斯战争的总进程并不相违背。正是框架的这种多层面性，使人们即使不愿意一下子接受它，也不能全部否定它。不过，这里所说的利他，不是绝对而是相对的。抹杀甚至有意掩盖这个框架及其落实过程中给别的国家带来的损害，也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