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苏联与华沙起义

第一节 华沙起义的双重政治目标和苏联对起义的最初态度

8月1日，就在米科拉伊奇克一行到达莫斯科的第二天，华沙起义正式发动。

由忠于流亡政府的国家军士兵、波兰全国人民代表会议所属的人民军部队和农民营战士等抵抗力量组成的约5万起义者，用简陋的武器装备，向华沙城内的德国军政机关、发电站、军火库、警察局等发起攻击，试图把德国占领者赶出华沙。

如果不是孤立的、而是把它放到战争的背景下，与法西斯在波兰的占领统治和华沙居民不屈不挠的反抗斗争联系起来看待这一事件，应当承认，这是一次群众性的反法西斯起义。纳粹德国在波兰实行的残暴统治，使这里成为欧洲所有被占领国家中遭到破坏最严重、死亡人数最多的国家之一。在德国法西斯占领期间，有600多万波兰人被杀害，占当时波兰人口总数的1/6，240万人被赶出家园，运到德国充当劳力；法西斯占领者给波兰造成的物质和文化破坏也极其严重，给波兰人民留下了刻骨铭心的伤痛。1944年7月中下旬，前线的战事对法西斯德国愈发不利了，由康·罗科索夫斯基元帅率领的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和贝林格将军指挥的波兰第一军，跨过苏波边界，攻克波兰东部重镇卢布林，月底直抵华沙近郊的维斯瓦河东岸，波兰首都的解放指日可待。在这种情况下，华沙的法西斯占领当局已经开始纷纷撤离。正像华沙区总督、冲锋队总队长路德维希·菲舍尔在给国会议员、波兰总督管辖区的总督汉斯·弗兰克的报告中所说的，正是德国在前线的失败，唤起了波兰人民的斗争热情：

1944年初，东线战事的惨重失败又唤起了波兰人的很大希望。外国宣传机构到处报道说，帝国的威力已被摧毁，胜利的时刻就在眼前，并号召波兰人要做好迎接胜利之日的准备。

当1944年7月德国中央集团军群被粉碎，德国数万军队开始向西撤退时，大部分波兰人坚信，德国军队已被击溃，到帝国彻底失败之日仅剩几个月，甚至很可能只剩几周了。

当波兰人得知，盟国成功地在西方登陆后（尽管多少年来德国宣传机构总声称这种登陆是不可能的），他们的这一信念就愈加坚定。

所以，在业已形成的这种情况下，这一点并不奇怪，即波兰抵抗运动认为实施坚决打击和推翻德国人统治的时机已经到来。

在1944年7月初，党卫军和警察局第22团和第17团被调到了前线，这些当然也没有瞒过波兰人。他们十分准确地了解到守卫华沙的德国兵力少到了什么程度。

1944年7月23日，危机达到顶峰。有消息说，在此之前已经越过总督区边界的布尔什维克军队在不停的进攻中正通过卢布林省，向华沙挺进，他们的坦克已拿下普瓦维！华沙总司令部就此发布命令，建议军事机关的所有女性人员当日离开华沙。

这一命令和急忙执行这一命令，再加上仓皇撤退时不可避免的所有伤脑筋现象，在华沙引起了真正的慌乱。……对于波兰民族主义分子来说，在紧急关头德国指挥部仍把许多部队调往后方的这种举动，成了德国统治末日来临的勿容置疑的证据。

因此，军事形势的变化为华沙起义创造了条件，而“德国法西斯对波兰人民长达五年的残酷统治和血腥屠杀是华沙起义的根源”。它的打击对象，毫无疑问，首先、也是最主要的指向了华沙的法西斯占领当局，从这一意义上说，它是大战初期华沙9月保卫战和1943年4月华沙犹太人起义在新形势下的继续和发展。

另一方面，起义的主要组织者和领导者在打击法西斯占领当局的同时，也还有另外的政治打算。起义的主要领导指挥机关是国家军总司令部，由波兰流亡政府任命的国家军司令布尔-科莫罗夫斯基将军，是这次起义的实际领导人。流亡政府在波兰国内的代表处代表杨·杨科夫斯基，是起义的主要策划者和组织者。从起义前他们与伦敦流亡政府的来往电报和给部队的指示看，发动起义，把德国占领者赶出华沙的一个主要政治打算，就是要以合法“主人的身份”控制首都以及其他“波兰领土”，为流亡政府接管政权创造条件。

早在1943年，国家军和在伦敦的波军总司令部就酝酿和制定了在国内发动起义、暴动等军事行动的计划。这一代号“风暴”的计划，应从波兰的东部地区开始，由各地国家军发动起义，像波浪一样向西推进。在苏波中断外交关系，苏联与波兰流亡政府之间在边界等问题上分歧矛盾无法调和的情况下，“风暴”行动计划的政治目的，也越来越明确了。1944年7月7日，波军总司令索斯恩科夫斯基在给国家军司令部的一份命令中分析道：“从开始进攻的一刻起，苏联政府的立场在坚决不希望达成协议或是哪怕开始与我国政府谈判上，更加强硬了。一切都表明，苏联政府已经决定在对待波兰上要沿着‘既成事实’的道路走下去。”虽然他认为现在发动“风暴”行动的时机并不合适，但他也没有排除形势发生变化的可能，“如果近期在发生了德国人的撤退和红军的逼近同时发生的情况下，出现了由我们哪怕是暂时占领维尔诺、利沃夫、其他大城市或是一些不大的地区的机会，就应当这样做，并在这种情况下充当全权的主人角色。”7月14日，国家军司令布尔-科莫罗夫斯基将军向伦敦的波军总司令部报告说，苏联打算趁德国占领者的疲惫和波兰社会渴望解放，“试图在波兰工人党的帮助下号召在波兰起义”，为此他们加紧了渡过布格河的军事行动，并向波兰居民提供武器。布尔-科莫罗夫斯基认为，“如果我们不从我们的阵地用我们的行动抵制他们，苏联的意图将可能实现。”他说，“这种武装发动的成功也许能减轻苏联军事行动的负担，但主要的还是它具有政治意义。”因此，他主张国家军不能再按兵不动了，“在苏联向我国领土推进的关头，国家军按兵不动也许就给波兰工人党提供了倡议进行反对德国人斗争的机会，社会的绝大部分有可能被联合到这一运动中去。那时，实际上国家就会与苏联合作，任何人都无法阻挡这一切了。”他甚至提出，“那时也无法阻止他们违背波兰人民的意志，建立起第17个苏维埃共和国。”用他的话说，“形势迫使我们开始积极的行动”。在另一份形势分析报告中，布尔-科莫罗夫斯基认为，苏联试图本着惟一的、符合苏联利益和政治目标的方针解决波兰问题。他们希图做出波兰人与他们合作的样子来解决这些问题。“苏联在波兰事务上的这种立场，实际上是敌视我们捍卫的波兰共和国利益的。因此，苏联一方面是我们在与德国人战斗中强大的盟友，而另一方面是压制我们独立的凶恶敌人。”根据这一认识，他提出，“我们与苏联相互配合进行的反对德国人的斗争，不能被苏联利用来作为证明波兰想与他们合作，以及同意丧失东部领土的政治王牌……”他向索斯恩科夫斯基明确表示，“在给予苏联最小的军事帮助的同时，我们当然要给他们制造政治困难。国家军应该强调人民对独立的意愿。这将迫使苏联用强力压制我们的意志并从内部给他们造成困难。”他要求“动员一切波兰力量投入我们应该把其引向反对俄国并战胜它的政治运动”，一方面“从精神上动员国内全社会进行反对俄国的斗争”，另一方面在苏联“试图占领波兰的情况下开始公开反对苏联的斗争”。同时，红军和内务部部队在一些地区对国家军部队进行了缴械，逮捕了其中的一些军官，这也使国家军领导人更加认为，“苏联想消灭作为一支有组织的和不服从他们的力量的国家军”，他要求波军总司令部必须尽快把此类事件“通报英国人，要他们注意，苏联的这种做法应当引起我方的坚决反击。这将迫使我们进行自卫。”就连德国的情报机关也察觉到，“国家军认为俄国人和我们是他们的敌人”。

所有这些因素，促使“风暴”行动的策划者和组织领导者从一开始就赋予了它另一层政治含义，使其在具有反法西斯性质的同时，也包含着——至少在那些领导者的主观意图中——抵制苏联和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的政治倾向。由于苏联红军在7月中下旬迅速推进，使“风暴”行动在东部地区进行得没有预想的那样快和引人注目，这使国家军司令部萌生了新的想法，要进行一次大规模起义，以能充分引起国际社会，尤其是美英等西方盟国的注意。选择华沙举行起义，正体现了国家军领导人和流亡政府政治家们的上述考虑。而作为“风暴”计划的一个特殊组成部分，华沙起义自然也就兼具了双重性质。

由于起义策划组织者发动起义的目的之一，就是抵制苏联和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控制波兰首都，这就决定了他们不会把有关起义的准备情况事先通报苏联。这倒不是他们不希望得到苏军的支援与配合，而是想让苏联接受一个既成的事实。因此，对苏联来说，华沙起义多少有些出乎意料。

7月31日，访问莫斯科的米科拉伊奇克在与莫洛托夫首次会谈中，谈到“波兰政府现正积蓄力量，以便在苏军同德军作战的关键时刻协助苏军”，并暗示波兰流亡政府武装力量司令部作战处处长斯·塔塔尔将军从波兰国内带来了一份“波兰人的行动计划”。但米科拉伊奇克既没有指明这就是华沙起义的计划，也没有告知波兰流亡政府已经授权国家军司令部和代表处相机发动起义。不过米科拉伊奇克又说，波兰政府已经建议英国政府将该计划转交苏联政府。对此莫洛托夫表示，他是得到了一些消息，但性质却不是这样的。米科拉伊奇克随即强调，在这个关键时刻，“苏联和波兰政府间重要的是找到共同语言，以便为今后波苏间的友好合作奠定基础。”之后的谈话中，米科拉伊奇克又一次提到起义，说“波兰政府仔细考虑了在波兰全面起义的计划”，并请求苏联政府轰炸华沙周围的机场。

只是到了8月2日，即华沙起义已经开始后，红军总参谋部才从英国驻莫斯科军事使团得到从伦敦转来的两封电报，这两封电报都发自华沙，除了报告已经开始起义外，主要是请求支援武器装备，请求盟国在意大利的基地向华沙空投军用物资和反坦克武器，并特别提出：“由于我们已开始夺取华沙的公开战斗，我们请求俄国人用毫不拖延的行动从外部帮助我们”。短短的电文中间，传达出华沙的起义者迫切希望得到支援的焦虑心情。而这种心情又成了起义者处境的最好反映。它至少说明，力量对比的优势从一开始并不在起义者一边。不幸的是，事实的确如此。起义开始后，德军的兵力迅速增加，到8月中旬已有包括党卫军部队在内的51500人投入镇压起义的行动，德军的装备——600辆坦克和自行火炮，1158门大炮和迫击炮，也是长期进行地下斗争的国家军部队无法比拟的。

尽管如此，在8月3日与斯大林会谈时，米科拉伊奇克似乎对起义的胜利抱有极大希望。他虽然提到华沙起义，但他并没有请求红军用作战行动帮助华沙起义者，也没有提出协调双方行动的要求，只是请求向指定地点运送武器。他告诉斯大林，华沙的解放近在眼前，虽然外部的帮助极为必要，但起义部队已经取得了很大战果。他请求帮助把他送回华沙。也许正像有的历史学家写的那样，他“感兴趣的首先是利用起义作为政治牌局中的一张王牌，而不是千方百计地与苏联方面就起义的军事行动问题达成协议”。

非常看重军事力量对比的斯大林，在起义最初的几天，就至少从两条渠道获得了不利于华沙起义者的信息。一条是上面提到的英国驻莫斯科军事使团转来的电报；另一条是前线苏军发回的报告。早在7月30日，执行华沙方向作战任务的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所属第2坦克集团军司令部，根据被俘德军军官的口供，提供了德军在华沙的布防情况。8月3日，副最高统帅朱可夫接到红军总参谋部驻前线部队代表军官的报告，分析了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所属第8近卫集团军未能顺利渡过维斯瓦河向前推进的原因，其中，德军的顽强抵抗是重要原因之一；而与德军相比，第8近卫集团军的重武器和航空兵，都显不足。不仅如此，德军的增援部队还在源源不断向苏军进攻方向调动。同日，据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所属第2坦克集团军报告，德军85辆坦克和步兵从华沙东北的拉济明地区，向华沙东面的沃沃明地区发动猛攻，突破了苏军防线；另一支由近40辆坦克组成的德军部队也从华沙近郊杰隆卡发起反攻。第2坦克集团军被迫转入防御，曾一度在8月3日渡过维斯瓦河，并在对岸建立了登陆场的波兰军队第1集团军也被德军的反攻击溃，以及德军发起的强有力的反攻，这些都从不同侧面证明华沙地区的德军力量非同一般。8月5日，第2坦克集团军又更准确地报告，参加8月3日反攻的德军部队有党卫军“骷髅”师、党卫军“维金人”师和“赫尔曼·戈林”师等，仅坦克和自动火炮就投入了约170辆。稍微了解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的人都知道，希特勒的这三个师可以说是德军中的“王牌”部队，其装备和战斗力在德军中都是一流的。在它们面前，苏军部队一度遭受了重创，更何况装备和作战经验上不如苏军的华沙起义者呢？

因此，斯大林从一开始就认定，在德军重兵布防并要全力保卫的华沙，只有4万名手持轻武器的波兰地下军队，在没有得到苏军的帮助和配合下便发动起义，只能是一次冒险。上述两条信息在斯大林8月5日给丘吉尔的电报中，显然起了作用：“波兰人的国家军是由一些被误称为师的队伍组成的，它既没有大炮、飞机，也没有坦克。我不能设想，像这样的队伍能够攻下华沙，为了保卫华沙，德国人布置了4个坦克师，其中包括赫尔曼·戈林师”。

在8月9日与米科拉伊奇克会见时，斯大林再次发表了对华沙起义的看法，认为“华沙的波兰地下军队所有这些起义举动都是不现实的，因为起义者手里没有武器，而德国人仅在布拉格地区就有三个坦克师，还不算步兵。德国人会轻而易举地打死所有波兰人。”不过，斯大林也表示，“苏联部队当然会制服德国人的抵抗并夺取华沙，但这需要时间。”米科拉伊奇克则对德军的力量另有评价：“情况是这样的：德国人现在并不是强大到足以把波兰人从他们占领的华沙那些地区赶出去。波兰人需要武器是为了坚守阵地。”他请斯大林向华沙起义者提供武器援助，斯大林当即说，“我们不吝惜武器。我们可以向波兰人提供诸如机枪、反坦克炮这样的武器”，但又对怎样完成这件事存有疑虑：“重武器不能从飞机上空投。此外，如果从市区上空空投武器，也没有把握确信这些武器不会落入德国人手里。”米科拉伊奇克说，市内有可供空投武器的地点，不致让武器落入德国人手里，并说在华沙的波兰部队司令部里有一名苏联大尉卡卢金，他希望和罗科索夫斯基元帅取得联系，以便向他介绍必要的情况。斯大林表示，“空投武器容易，因为我们的部队就在华沙附近。”但最好向波兰部队驻地空投一名苏联军官以便联络。

尽管斯大林答应援助华沙起义者，但苏联对起义的军事冒险性质的指责并没有改变。8月13日，塔斯社发表声明，把流亡政府事先没有向苏军指挥部透露任何有关起义的消息、没有与其协商向华沙进攻事宜，公布于众。16日，在给丘吉尔的信中，斯大林明确表示，在进一步了解华沙事件后，他“确信华沙之举是一个轻率的、骇人的冒险举动”，表示“苏军统帅部同华沙的冒险行为无关”，对此不承担任何责任。几天后，斯大林干脆把发动华沙起义的人称之为“一帮罪犯”，说他们为了夺取政权，而“把很多几乎是赤手空拳的人民推向了德国大炮、坦克和飞机的虎口”。他还特别强调，“从军事观点来说，这种局面不断把德国人的注意力引向华沙，对于红军和对于波兰人一样是毫无好处的。”显然，对起义的这种定性，使苏联不可能向起义者及时提供他们急需的援助。

第二节 苏军在华沙方向上的作战行动与对起义者的援助

还在1944年7月27日，苏军最高统帅部大本营就给罗科索夫斯基率领的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下达命令，指示方面军向华沙总方向发动进攻，任务是不晚于8月5日至8日，夺取华沙东部的布拉格，并在维斯瓦河西岸占领登陆场。为加强对华沙方向上作战的领导，7月29日，斯大林命令副最高统帅朱可夫不仅要负责协调，而且要指挥在这个总方向上作战的三个方面军。可见，苏军最高统帅部对这一作战方向是非常重视的。7月30日，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部队进抵维斯瓦河，部分部队渡过该河。但是，前线的苏军马上发现，在维斯瓦河西岸以及华沙附近有德军重兵布防。第2坦克集团军从被俘的一名德军少将口中证实，德军在华沙周围构筑了坚固的筑垒地域，“赫尔曼·戈林”坦克师、党卫军“骷髅”坦克师和“维金人”摩托化师也都被调到此地加强防御。在第2坦克集团军的进攻地域内，德军集中了51500人，1158门迫击炮和火炮，600辆坦克和自行火炮。可能正是这些情况，给斯大林留下了深刻印象。

与此同时，这时在华沙方向上作战的苏军，由于长距离快速推进已呈疲惫状态，人员损失补充不及时，后勤保障一时未能跟上，华沙附近的几条大河对重武器的使用造成一定障碍，加之没有完全料到德军会把如此多的精锐部队调来投入固守华沙，因此强攻维斯瓦河防线的苏军部队遭受了重大损失。从7月20日到8月8日，第2坦克集团军牺牲991人，负伤2852人，损失T-34坦克155辆，其他各种类型坦克55辆，自行火炮34辆。整个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在8月份前10天牺牲6668人，负伤21850人，坦克和自行火炮114辆，飞机35架。其中，在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中作战的波兰第一集团军牺牲290人，负伤684人，逃跑565人。尽管如此，苏军在8月上旬还是多次发起进攻，但由于德军的反击力量强大，总的进展不大。

面对部队不断加大的人员伤亡和敌人抵抗力量的强大，苏军统帅部重新调整了计划。8月8日，朱可夫和罗科索夫斯基联名报告斯大林，请求改变华沙作战行动计划。他们认为，只有在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右翼各集团军进抵纳累夫河并在其西岸占领登陆场后，方面军才可开始华沙作战行动。方面军右翼各集团军必须在8月10日至20日完成上述任务。这就是说，原订8月5日至8日攻占华沙东部布拉格地区并在华沙以南维斯瓦河西岸建立登陆场的计划，势必要被迫推迟了。同时，还要从乌克兰第一方面军中抽调第一坦克集团军转归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指挥；两个方面军的作战界线也要进一步确定，等等。因此，朱可夫和罗科索夫斯基建议：“考虑到必要的准备时间，1944年8月25日才能开始华沙作战……”

不过，苏军强渡维斯瓦河的作战行动还是提前开始了。8月21日，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司令部命令所属第48、第65、第28、第70集团军渡过维斯瓦河，占领对岸的登陆场。但是，从文件上看，苏军的战斗进展得仍不顺利。第48集团军受到德军意想不到的顽强抵抗，8月25日集团军向方面军司令部报告：“敌人用自行火炮和坦克的行动掩护自己的撤退。这种情况极大增加了与敌人步兵战斗的困难，并不能像预计的那么快地攻下他们占据的阵地……给我们提供自行火炮和部分坦克是必须的，这是由集团军每天遭到巨大损失提出的。仅1944年8月24日一天就死亡224人，伤717人。”担负进攻布拉格地区任务的第47集团军在整个8月份都在不断争夺这一地区。“战斗残酷并相当激烈。……战斗的残酷性和集团军推进速度慢，是由敌人精锐部队防御的极其顽强造成的。”该集团军的一些师人员伤亡严重，部队急剧减员，第129步兵师每师不足3500人，第77步兵师每师近4000人；在步兵团里每团只有300人，每连只剩20～30人。第8近卫集团军从8月1日至26日损失了35694人，但仅补充了10237人。这使该集团军各步兵师减少到每师4000～4200人，步兵连每连35～40人。整个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8月份因伤亡和各种原因造成的人员损失为114400人。

给作战部队派来的新兵，不仅数量上弥补不了这些部队遭受的损失，而且军事素质也很差。前线部队指挥员对他们的评价很能说明问题。第48集团军在给方面军司令部的报告中引用基层指挥员的话说：“这些战士需要练习再练习。他们完全没有受过任何军事训练，不习惯军事纪律，没有参加过战斗，……他们中的很多人在三年战争期间只是躲避德国人，在各地逛来逛去。应当对他们进行长时间和耐心的训练，那时才能把他们用于作战”红军总参谋部驻近卫第8集团军代表8月底也向朱可夫反映，从白俄罗斯军区派给该集团军各师5488人，“其中5102人是布列斯特和平斯克区的庄稼人。所有人都没有受过训练。”他提出，考虑到要把第8近卫集团军作为进攻的突击集团军使用，从国内各地向该集团军增派人员，使各师达到6000～6500人，“是极其必要的。”可见，前线部队人员损失严重和补充的不力，已经严重制约了这些部队的作战行动。加上德军的顽强抵抗，苏军向华沙的推进不能不受到极大影响。8月29日，斯大林和红军第一副总参谋长兼作战部主任阿·因·安东诺夫签发命令，指示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左翼部队转入防御，右翼部队继续进攻，9月4日至5日进抵纳累夫河岸，在河西岸占领登陆场后也转入防御。同时接到转入防御命令的还有白俄罗斯第二、第三方面军和乌克兰第四方面军。这就意味着除个别部队外，苏军不仅暂时停止了向华沙的进攻，而且停止了这一战略方向上的进攻。

虽然苏军在整个8月份在华沙方向上多次发起进攻，也在缓慢地向前推进，并一度攻入了布拉格地区，在维斯瓦河西岸建立了登陆场，但这些行动并没有改变华沙城内起义者的困难处境，很多人希望看到的那种红军趁华沙起义之机一鼓作气攻克华沙的场面，实际上并没有出现。只是到了9月中旬，苏军才占领了布拉格地区的德军筑垒阵地和维斯瓦河上的一些支撑点。这是一种“故意”，还是“巧合”，不同看法的争论甚至从起义开始后不久就出现了。不管是哪种情况，最重要的是要找到苏联这样做的理由。从上面根据前线部队的报告进行的分析可以看出，苏军在华沙方向投入的力量不能算少，作战部队也不能说不努力，但德军在华沙地区投入的防御力量，德军抵抗的顽强程度，以及德军使用的重装备的数量，的确出乎苏联意料之外。在这种情况下，苏军对计划和部署进行必要的调整，也是正常的。

换一个角度看，人为地推迟这条战线的推进速度，从大的国际政治背景上看，也并非有利于苏联。自盟军在诺曼底登陆后，随着大批盟军部队源源不断涌入欧洲，在这块战场上，苏军孤军奋战的局面被打破，这在给苏联减轻军事压力的同时，也无形中增加了一个它在政治上的竞争对手。攻入德国，捣毁希特勒最后巢穴的荣誉只有一个，现在却有两支力量来竞争了。还有，战后安排问题也没有商定，谁在战后欧洲安排上拥有更大的发言权，谁能得到最理想的利益满足和保证，军事成果毕竟还是当时惟一有分量的东西。因此，尽可能扩大军事成果，加快向德国本土前进速度，从战略上是有利于苏联的，这一点相当清楚。

退一步讲，苏联真是“故意”在华沙城下停止不前的话，它的根据是什么呢？或者明确地说，在8月份，它是不是已经清楚地了解到起义者的政治目的了？尽管不少人都一直这样认为，然而从材料中得到的答案却是否定的。

实际上，在9月上旬之前，苏联对华沙城内起义者的情况并不了解。国家军的起义计划和打算一直是在秘密状态下酝酿的。起义的爆发也多少出乎苏联的意料。不管是米科拉伊奇克还是英国驻莫斯科军事使团，他们给苏联关于起义的消息中，不可能有任何起义政治目的的表白，哪怕是暗示。斯大林在起义初期给它的定性，明显主要是从军事力量对比意义上讲的。如果当时苏联领导人掌握了华沙起义组织者真实的政治目的，以它与波兰流亡政府的关系，不可能不抓住这一点大作文章。

本来，苏联要更多地了解起义情况还是有机会的。这种机会可以从两条渠道获得：其一，是当时就在华沙城内国家军司令部中的原苏军军官；其二，是前线部队与起义者之间的联系。米科拉伊奇克在8月9日与斯大林会见中曾经提到，在华沙城内国家军司令部中有一名苏军军官卡卢金大尉，愿意与罗科索夫斯基联系，说明华沙城内的情况。同一天，英国驻莫斯科军事使团也转来索斯恩科夫斯基将军提供的材料，其中主要是卡卢金从在华沙的波兰国家军司令部获得的情报。这样，卡卢金的名字也因此留在了这段历史中。康·安·卡卢金是苏军炮兵大尉，1942年被德军俘虏。次年他作为在苏军战俘中进行工作的“宣传员”来到华沙，年底与人民军和波兰工人党的代表建立了接触，受领并执行人民军交给的任务。1944年7月底，他偶然来到华沙区国家军参谋部，了解了国家军准备起义的情况，表示愿意与莫斯科，或是与正在逼近华沙的苏军取得联系，以一名苏联军官的身份通报华沙的情况。在由国家军转来的情报中，卡卢金写道：“我同华沙卫戍部队司令部进行了个人接触。这支部队进行着保卫家乡、反对希特勒匪徒的英勇的游击战争。此外，在了解了基本状况后我得出结论：尽管部队和全体华沙公民表现出英雄主义，但他们还存在不足。如果能圆满解决这些不足，就会加快打败我们共同敌人的胜利。”他告知起义者需要自动武器和弹药，手榴弹、反坦克武器，指明了武器空投地点和识别的信号。还说，“英勇的华沙居民相信，过几个小时，您会给予他们武器支援。”但是，从斯大林的反应上看，他对这位毫不知名的苏军大尉和所提供的情报并不信任。对此，米科拉伊奇克当时就感觉到了，并把这种感觉告诉了华沙。只是到了9月19日，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参谋长米·马利宁将军，在波兰第一集团军贝林格将军的司令部见到了刚刚从华沙来到这里的卡卢金，亲自向他了解了华沙城内的情况并报告给了方面军军事委员会。在卡卢金的讲述中，虽然提到起义者曾对苏联和红军持敌视态度，但又说，由于苏军向起义者空投了武器和装备，这种敌视已经发生了变化，相反，英国和美国在起义者心目中的地位倒是有所下降。

前线部队对起义情况的了解，也只是到了9月中旬苏军攻入布拉格地区后，才比较多起来。9月15日，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军事委员康·费·捷列金将军通过直通电话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向红军总政治部报告了华沙的情况。根据总政治部主任的指示，莫斯科向捷列金提出三个问题：

1．华沙过去和现在都发生了什么，有没有起义，还是欺骗。如果是起义，有多大规模，起义者胜负如何？

2．布拉格发生了什么，伦敦人多不多，他们有多大力量。

3．波兰师作战怎样？

从这些问题来看，莫斯科，至少是红军总政治部，对华沙的情况并不清楚，或者更准确地说，并不十分清楚。捷列金根据所掌握的情况——这些情况部分是来自于卡卢金9月12日发送来的报告，部分是两名自称是波兰工人党中央委员会派来的姑娘提供的——他对起义者的政治态度是这样介绍的：“起义者相信，只有红军能从德国人手中解放华沙。根据他们的声明，所有人民军参加者，以及国家军士兵和下级指挥员，都承认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国家军上级军官对它抱有敌意。但他们也声明，伦敦流亡政府和布尔的威望在急剧下降，起义参加者更多的是承认他们的代表作用。”

对第二个问题，捷列金回答说，布拉格没发现伦敦人，“他们在这里的影响很小”，相反，“居民们异常热情地迎接红军和波兰军的到来，积极帮助从战场上搬运伤员并给与他们最好的照顾，自发地在炮火下收敛牺牲的战士和军官并安葬他们，在墓上围上鲜花并且每天更换鲜花。”从这些来自前线部队的报告中，还看不出起义者有明确抵制苏联红军和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的政治目的。另外，据英国一家电台9月17日20点报道，布尔将军告知，他已和罗科索夫斯基元帅的参谋部建立了联系。这似乎意味着起义者和苏军已经开始准备联合行动了。(https://www.daowen.com)

莫斯科从前线部队第一次得到关于国家军具有反苏政治目的的文件，是9月19日苏联红军总参谋部驻波兰部队第一集团军代表莫洛特科夫少将向朱可夫呈报的。报告中说，在布拉格西区发现了波兰国内武装力量总司令布尔将军的命令文稿。用莫洛特科夫的话说，“这是一份充满民族主义、法西斯主义的文件”，“它清楚地表明了波兰流亡政府和波兰一些政治派别面目的性质”。他特意呈报了该文件结尾部分：“波兰同胞们，在我们英勇斗争的紧要关头，需要我们每一个人拥有对胜利坚定不移的信念，服从领导，准备为民族作出牺牲。我发布如下命令：布尔什维克兵临华沙，他们宣称自己是波兰人的朋友，这是阴险的谎言。我们的边境地区，维尔诺和卢布林都在疾呼复仇。布尔什维克敌人会遇到无情的打击，这种打击已使德国占领者摇摇欲坠。有利于俄国的行为是对祖国的背叛。波兰起义的时刻还未到来。我废除苏联走狗颁布的命令。国家军司令有权镇压一切支持苏维埃的企图。德国人在仓皇逃窜。来同苏维埃斗争。自由波兰万岁。”此后，捷列金于9月22日也向总政治部报告，据苏方人员送来的情报，“维斯瓦河对岸不同倾向的政治组织之间发生了严重的内讧”；“国家军和人民军有很大的矛盾。国家军的领导人宣称：红军没有力量进攻，不能把波兰居民从德国人的枷锁下解放出来。只有英国在国家军的帮助下才能解放波兰。地主和富农支持国家军，工人和贫农支持人民军”等等。

10月上旬，有关起义的国家军领导人和军官政治态度更详细的材料，被源源不断地报往莫斯科。其中，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司令部侦察员“奥列格”发回的报告最为详细。“奥列格”即伊万·安德烈耶维齐·科洛斯中尉，于9月21日被空投在华沙市内，已与华沙起义部队建立了联系。他在10月1日至2日从华沙中心区发回的报告，于10月9日由苏联政府驻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代表尼·阿·布尔加宁寄送给斯大林。他通过与国家军和人民军上层的直接接触，了解了有关起义的多方面情况。在他的报告里，专门谈到了起义领导者和国家军上层军官对红军和苏联所持的态度：

根据伦敦政府的命令，国家军领导在起义者及平民中间开展了公开的反苏宣传。出现了“在维斯瓦河创造‘第二奇迹’”的口号，即不让俄国人进入华沙。国家军宣传断言，红军将把波兰人大规模地从波兰迁往西伯利亚并让俄国人在波兰地区定居。卡廷的名字不只一次被提到。

起义初期，苏联和红军受到了大肆攻击，因为他们未能像英美一样援助起义者。在苏联空军开始向华沙空投物资之后，国家军领导人依然认为空投的物资来自英国，它先运到莫斯科，再从那里由苏联飞机运送。

反动政治组织选派一些专门宣传员，让他们深入到士兵与平民中间，鼓动他们反对苏联红军。

众所周知，苏联飞机是在低空、不用降落伞空投物资的，所以一些物资破损了。上面提到的反动宣传员对此解释为，破损了的物资都是苏联的，而完好的物资都是英国的，英国的物资包装得好。

随着苏联红军空投物资和从空中掩护华沙行动的开始，苏军炮兵炮轰了德国人在城里的炮兵阵地，国家军反苏宣传在广大群众和起义者中开始失去立足点。平民开始改变对红军的态度，特别是在把来了一名红军联络官的消息公之于众后，这种态度上的转变更加明显了。

如果说一开始在国家军宣传的影响下贝林格的波兰军队被认为是“来自西伯利亚的投敌分子”，那么在占领了布拉格之后，居民们开始转向支持红军和卢布林政府的民主组织一边了。

利用有利形势，人民军及其他民主组织积极开展工作，每天发布若干公告阐明形势和卢布林政府的要求。到起义后期，所有居民都急切地期待着红军的到来，并指责国家军发动了导致数千和平居民丧命的起义是犯罪。类似的情绪也出现在国家军内部。

在国家军指挥部里，对我这个红军联络官的态度都很谨慎。我的各种要求曾多次被拒绝。比如，当我要求把一张字条转交给在若利泊日地区的苏联军官时，开始他们保证过三个小时一定会送去，后延长至三天，到最后表示不能办到。

那些反动分子，首先是国家军地下战斗组织，即所谓的“波兰保安军”，他们很明显地奉行民族主义政策。

所有留在城中的乌克兰居民都被驱逐或是枪杀。德国人没来得及杀害的犹太幸存者也被“波兰保安军”消灭了。

“波兰保安军”发动了几次对从德国人手里跑出来的苏联战俘的专门搜捕，他们企图抓住这些人质以便今后同苏联红军作交换。例如，在国家军手中作人质的有尼古拉·鲁米扬采夫大校，尼古拉·戈洛杰茨基少将和医学博士亚利山大·达尼洛维奇·叶尔绍夫。

国家军代表曾企图枪毙沃尔科夫少将，而且一名军官扬言：“在卡廷你们枪杀了我们的人，我们也要枪杀你们的人。”这样被杀害的有波兰第一集团军第9团的官兵，他们是在切尔尼古夫地段被德国人击溃后跑到中心区的。告诉我这些情况的梁赫诺团的一名中士在同我谈话后不久就被杀死在街角。

考虑到居民和士兵总体情绪的变化，国家军官方宣传机器很快被迫调整了自己的宣传政策，由会开污蔑苏联变成间接的中伤。例如当苏联飞机开始大规模空投物资后，国家军的政要们不能像以前那样对事实保持缄默了。仅是在近日的一份公告上发表了一篇以《感谢丘吉尔，罗斯福和斯大林》为标题的文章。这是第一次官方承认红军参与了援助华沙的行动。而同时国家军并未放弃诋毁苏联和红军的机会。

曼达尔将军几次把必需的武器的清单转交给我，同时交了一份他自己的“战略计划”，在这份计划中，他建议红军以侧翼迂回突击、而不是正面强攻的方式火速夺取华沙。在曼达尔司令部，军官们对为什么红军至今没有发动进攻曾多次表示不满。

同时，“奥列格”还提到两个重要情况，一是伦敦政府代表的活动。他报告说，“起义初期，在国家军的伦敦政府代表，其中包括米科拉伊奇克的副手，从地下转入公开活动。但在开始显现失败迹象后，他们很快就重新转入秘密活动。”其活动主要是：“1．动员所有居民帮助国家军。2迫害所有试图同红军接触的人。3．解决涉及平民的问题。后来伦敦政府代表倡议把和平居民移交给德国人和让起义者投降。”

二是国家军准备投降和为今后活动进行秘密准备：“由于起义失败，国家军指挥部开始准备将来的投降并转入地下活动。伦敦政府通过自己的代表下令将国家军指挥部的几个处转入地下，准备几个秘密仓库等等。”“转入地下的波兰保安军的任务是：在红军进入华沙后，进行针对波兰贝林格军队、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和准备在城里发动第二次起义的领导人的阴谋活动。为了达到这一目的，要启用藏在华沙城外的未曾动用过的武器弹药储备。此外，在苏联空军向华沙空投军用物资期间，国家军部队将获得的武器弹药藏了起来。包括曼达尔指挥部在内总是将得到的物资数字少说一些。”

“奥列格”报告的情况稍后得到了证实，几名从华沙逃出来的人民军军官提供了更多的“内情”。他们说，国家军曾印发传单，其中说，第二个占领军（红军）正进入华沙。传单提醒人们特别注意共产党员及其同情者“比盖世太保的代理人更加危险”。还在9月中旬，右翼的“自由、平等、独立”组织印发简报，其中声称，“苏联对华沙遭到破坏和居民贫困负有全部责任，因为它不准许英国人在它领土上建立空军基地。”布尔将军也在简报中一再强调，苏联空军给予起义者的援助微不足道。人民军军官说，布尔的话在所有的人看来是明显的谎言。国家军还散布流言说，红军故意不进军华沙，要等到全部居民被残杀一光的时刻。用来到苏军指挥部的人民军军官的话说，国家军的全部宣传都“好像这个组织准备采取反对红军而不是反对德国人的行动”；他们的口号是：“德国人已被粉碎，还留有更加强大的敌人——布尔什维克”。国家军还把贝林格的波兰军队，说成是苏联的特务机构，与波兰没有任何共同利益可言；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也遭到亲伦敦的各个组织的抨击。这种宣传也被德国法西斯分子注意到了。当时任华沙地区总督的路·菲舍尔写到：“华沙起义再次肯定了大多数波兰居民有反布尔什维克情绪这一事实。……在这种形势下，波兰人觉得自己完全孤立无援。所以，许多人开始清楚地意识到，欧洲有一个惟一的大国——德意志帝国，波兰人民应指靠这个国家。”

这些情况说明，国家军上层和流亡政府在国内的代表处发动起义之初和在起义过程中，的确提出和宣传过敌视苏联和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的思想，并且对苏联军官和亲波兰工人党、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的力量采取了敌视性行动。但是，苏联对此并非从一开始就非常清楚，对这种政治目的的认识有一个过程。同时，问题的复杂性还在于，参加起义的各种力量之间，在对待苏联和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的态度上差异极大，苏联在起义过程中得到的信息，是多方面的而且性质迥然不同。至少在9月上旬之前，莫斯科对起义政治性质——具体说就是对苏联和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持什么态度——的判断，并没有掌握大量可资为证的材料，否则，苏联也不会在此之前又是向起义者空投武器和物资，又是派侦察员深入华沙与起义者建立联系，实地进行调查了。这一切都证明，认为苏联早已知道起义的政治目的，因而故意延迟进攻华沙的部队向前推进，借德国人之手消灭异己的看法，是没有事实根据的。从上面的材料中可以知道，还在起义过程中，国家军里的部分人就提出了这种看法。暂且抛开他们的政治目的不说，身处当时及其险恶的环境，他们希望及时得到盟军有力支援的心情不难理解，而在一时没有得到这种支援的时候，以言论甚至行动来宣泄不满情绪，也属正常。但是，提出这种看法和进行这种宣泄，并不是由于他们掌握了什么确凿的证据，恰恰相反，就像苏联不清楚华沙城内起义者的真实状况一样，他们同样也不可能切实了解进攻中的苏军当时遇到的各种各样的困难，无法知道在前线部队上下级司令部之间往来电报中反映出的那些情况。因此他们的看法流于片面和感情用事，也就在所难免。而他们为自己的看法和宣泄付出的代价，不是苏联“故意”没有提供支援，而是在苏军进入华沙和随后解放波兰的过程中，对国家军及其支持者的清剿。

在华沙起义的期间，苏军没有用有效的军事行动给起义者提供他们希望得到的帮助，不管怎么说，这是不幸的。苏联本身的军事原因是造成这一不幸结果的主要因素。推进过快，部队疲惫，补给不力，以及对地形条件的困难和对德军防御力量和决心的估计不足，都影响到了苏军作战计划的实现。华沙近在咫尺但却久攻不下，对一路势如破竹进行大反攻和不希望在与盟国的竞赛中落后的苏联来说，的确不是一件值得炫耀的事。为此，斯大林需要找一个理由进行解释。长期以来，斯大林的一个观点被忽略了，即他认为正是华沙起义引起了德国人的注意，吸引来了德军大批精锐部队，从而给苏军带来了巨大的麻烦。这就把上述苏军本身存在的种种问题，在盟国面前掩盖起来了。由此应该认识到，苏联对华沙起义的军事冒险性的激烈指责，实际上是一种自我保护。

第三节 盟国与华沙起义

华沙起义也影响到了盟国之间的关系。英美两国对华沙起义从一开始就给予积极的支持和援助。当时正值西方盟军在诺曼底登陆后不断遇到德军调来的部队的猛烈反扑。华沙起义的确给希特勒增添不少麻烦，如果它在客观上有利于苏军加强进攻的话，那无疑又会使希特勒不得不把更多的兵力投入东线，这对西方盟军来说，自然更为有利。8月8日，从意大利西南部巴里机场起飞的英国飞机，向华沙起义者空投了武器和补给品，但其中不少物资落到了德军控制地区。8月13日、14日，英国驻苏军事使团军事处主任布林克曼上校和美国驻苏大使哈里曼，分别致信红军总参谋部和莫洛托夫本人，寻求在向华沙提供援助上与苏联配合行动的可行性。布林克曼转达了波兰起义者的要求，希望增加提供武器装备，轰炸华沙的某些地区和空投波兰伞兵部队。但是，英国空军参谋部又同时提出英国向华沙进行空投行动存在着种种困难，如夜间空投命中率低，通过地中海沿岸基地提供必要数量的补给武器存在一系列的限制因素等；美国空军也认为在白天从高空空投补给的行动实际上难以实现，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确保补给落到只控制着华沙相对不多地区的波兰人手中。因此，英方建议让“美国人从他们在俄国的基地完成此项行动，从那里他们可以向波兰人提供缴获的德军武器”。就波兰起义者指定的需要轰炸的目标，英方也认为“只有从低空执行此次行动的俄国战术空军，能对准确轰炸目标给予惟一可能的帮助。”实际上，这是要苏联承担援助华沙起义者的主要担子。哈里曼则希望苏联空军司令部，能与英美飞行员配合行动：“英美联军司令部认为，我们所能提供的最有效的行动是在苏联基地上的美国轰炸机部队在白天的穿梭飞行。我国政府非常希望这一尝试能得以进行，尽管它有些冒险又存在一些难度。”他请求最好第二天就付诸行动。

与此同时，当时正在意大利那波里的丘吉尔下令从13日起的三个夜间，派出100余架次重型轰炸机，给华沙起义者空投总数约3吨的武器和装备。为了提高空投的准确性，飞行员被命令大大降低飞行高度，结果导致了巨大损失。该计划在执行两夜后被迫中止。

对西方盟国要求的配合行动，苏联没有应允。8月16日，苏联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通知英国大使克尔：“苏联政府当然不会反对英国或美国飞机向华沙空投武器，并认为这是英国美国自己的事。但是苏联政府坚决反对美国或英国飞机完成向华沙地区空投武器的任务后在苏联领土降落。因为苏联政府不想直接或间接地被牵扯到在华沙的冒险中去。”次日，斯大林在给丘吉尔的信中也表示了同样态度。苏联不愿与盟国配合行动，在丘吉尔看来，这对与苏联的未来关系将引起“深远影响”，他对此“深感不安”。虽然丘吉尔没有指明“深远影响”表现在什么地方，但一向把政治考虑放在突出位置的他不会不明白，如果德国人镇压并清剿华沙起义者，那么英国支持的流亡政府重返波兰执政的机率将又一次大大降低。其最直接的表现，就是他寄予希望的米科拉伊奇克的地位会受到进一步削弱。丘吉尔把这种担心告诉了罗斯福：在米科拉伊奇克已经与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就组成政府问题进行交涉的时候，“我担心华沙沦陷不仅会使任何进展的希望破灭，而且也注定要危及米科拉伊奇克自身的地位。”丘吉尔建议罗斯福与他一起联名致信斯大林，表示三国都“应该竭力来尽可能地挽救华沙的爱国者”，希望苏联“把急需的物资和军火空投给华沙的波兰爱国者”。对此斯大林在答复信中，把苏军的军事行动，而不是对起义者的直接帮助称作是对反纳粹的波兰人的“最好的和最有效的帮助”。

苏联拒绝向西方盟国开放机场，为援助华沙起义者提供方便，除了前面提到的苏军本身力量不足，进攻乏力之外，另一个原因就是苏联已经感觉到，西方盟国事先知道了起义的计划与具体安排，并实际上背着苏联支持波兰人这样干。莫洛托夫曾当面向克尔问过这个问题，克尔在8月18日把英国政府对此的答复转交给了莫洛托夫。在答复中，英国政府承认它知道伦敦流亡政府及其国内的支持力量的起义计划。英国政府“自然一直就波兰地下军队的组织，活动和对其供应问题同波兰军事当局保持着紧密联系。在入侵法国前波兰当局通报我方说，他们预计进行三个阶段的行动：（1）积极的牵制措施和小规模的进攻行动，例如一直在进行着的袭击火车等。（2）为了同已转入进攻的苏联武装力量配合，在相应地区进行部分动员，如沃伦地区。（3）进行总动员并在波兰全境总起义。如果不能同尚未实现合作的苏联当局形成合作的话，他们就想根据盟军在西线战场的军事行动而调整自己的计划并请我们来决定各阶段主动行动的日期。”对这些计划，“当时我们提出的观点是，为对号召波兰人投入第三阶段行动负责，行动地点对我们来说相距过远。并且这只有与苏联当局取得一致才能富有成效地实行。”答复信中承认，7月底波兰的部长们多次通知英国政府，他们有消息表明，在华沙和全总督区举行起义的准备工作已经就绪，并于7月26日向英国提出给予这次起义积极援助的若干请求。“我们告诉波兰人，很遗憾，他们的要求我们一个也不能满足。我们同这些部长们和波兰政府商定，总起义的日期应由在波兰的波兰总司令决定。”同时，正是苏联红军指挥部曾多次号召波兰人更加积极地行动起来，以及“苏联部队直接向华沙地区推进的行动及德国人开始从华沙撤退的事实，无疑对波兰总司令作出决定产生了影响。”答复信最后说：“形势的发展开始与计划背道而驰，但是地下军借助非常有限的外援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并在华沙坚持了两个多星期这一事实说明，起义的准备工作进行得并不像苏联政府想像的那样糟糕，而且它成了德国人一个很大的麻烦。”

英国的答复信证实了苏联的感觉，这让苏联多少有些被别人丢在一边的失落感。尤其是信中把这次起义与苏联的号召和苏军的推进联系在一起，暗示了苏联对此也负有一定责任，这让苏联难以接受。维辛斯基在8月25日致信克尔，专门对苏联号召起义一事进行澄清，“众所周知，是波兰流亡政府发出在华沙起义的号召。”

苏联政府对西方盟国援助华沙行动的不配和态度，既给敌视它的力量提供了新的证据，也在盟国关系中造成了新的紧张气氛。受到国内舆论压力的英国领导人，于9月5日再次通过外交途径致信苏联政府，对苏联不允许英美飞机利用其机场向华沙起义者提供援助表示不满：“由于贵国政府拒绝让美国飞机在俄国机场降落”，使华沙不能得到援助“这一事实，现在广为人知了。”“本战时内阁很难理解贵国政府拒绝支持英国和美国政府向华沙的波兰人提供援助的义务。”苏联对此给予强烈的反驳。在苏联政府的答复信中说：“苏联政府希望成立一个公正的委员会来查明，是以谁的名义下达了在华沙开始武装起义的命令，谁对没有提前通知苏联军事指挥部负责。世界上没有一个指挥部，无论是英国的或是美国的，能够容忍自己前线的军队未经指挥部同意并违反其作战计划在大城市进行武装起义。”在这里苏联第一次向盟国承认苏军本身存在的问题：“毫无疑问，如果华沙起义前，有人询问苏联指挥部，在8月初在华沙进行武装起义的安排是否合理，那么苏联指挥部会劝阻放弃这种想法，因为苏联军队离作战地点有500多公里远并已相当疲惫，当时没有准备以强攻夺取华沙，因此德国人有足够的时间从西部调来坦克封锁华沙地区。”信中语气强硬地写道：“没人能指责苏联政府没有向波兰人民提供足够的援助，其中也包括华沙。最有效的援助方式是，已解放了波兰1/4以上地区的苏联军队，对占领波兰的德国侵略者的积极军事行动，所有这些都是苏联军队作出的，也只有苏联军队为了解放波兰而流血牺牲。……至于您试图让苏联政府在一定程度上为华沙的冒险行动和华沙人的牺牲负责，苏联政府不能听任别人嫁祸于人。关于苏联政府就华沙问题的立场似乎违背了盟国合作精神也一样。不能怀疑，如果英国政府采取措施，让苏联指挥部及时得知打算在华沙起义，那么华沙的情况就会完全不同了。为什么英国政府没想到有必要预先通知苏联政府？同样的事情不是没在1943年4月发生过。当时波兰流亡政府在英国政府不反对的情况下，怀着对苏联的仇视发表了关于卡廷的诋毁性声明。我们认为，盟国合作精神提示了英国政府另一种行动方式。至于说一个或另一个国家的社会舆论，那么苏联政府表示完全相信，华沙事件的事实真相为毫无保留地指责华沙冒险事件的制造者和正确理解苏联政府立场的社会舆论，提供了充分的依据。”

苏联在信中重新提起卡廷事件，并且第一次把英国置于“知情未报”的地位，恐怕是出乎英国意料之外的。以前，苏联并没有公开把卡廷事件作为一个英国对苏联关系中的反面例子提出来，在人们对卡廷事件以及苏联对此的激烈反应记忆犹新的情况下，苏联这样提出问题，的确让人觉得非同一般。在战争越来越接近结束的时候，盟国之间的合作向着哪个方向发展，这个问题的政治军事意义有多重，稍有常识的人都掂得出来。事实已经表明，随着时间的推移，华沙起义成功的希望日益渺茫，丘吉尔和罗斯福都不会、也不想让苏联把有关盟国合作的文章沿着上面的思路再作下去了。罗斯福在9月5日就认为，对华沙起义已经无能为力了。而9月23日，哈里曼和克尔在与斯大林的会谈中，也只是简单询问了一下有关华沙的形势和起义者的消息。斯大林介绍了华沙前线的军事形势和盟国，包括苏联援助起义者遇到的种种困难，如空运效果不好、无法向起义者提供重武器、维斯瓦河阻碍了苏军的进攻等等。两位大使都表示对这些消息十分感兴趣，却对援助之事只字未提。丘吉尔的表现更能说明问题。他在10月5日在国会发表了那篇有名的“华沙史诗”的演说，其中对英美苏三国对华沙起义者的支援给予了充分肯定，对盟国的合作大加赞扬：“英国、美国、波兰和苏联飞行员做了他们力所能及的一切去支援华沙的波兰人……”丘吉尔知道，在即将到来的莫斯科之行中，他需要用新的方式与苏联解决一系列迫在眉睫的问题，其中也包括波兰问题。如果在这个时候，因为一次越来越没有希望的起义而与苏联闹僵，在政治上无疑是因小失大。

从另一方面说，西方盟国对华沙的积极援助，不能不说对苏联也起到了某种“带动作用”。在援助起义者上，苏联也投入了一定的人力物力。这即便从军事角度上说意义不是很大，但它的政治影响还是不能完全忽视的，特别是在红军越来越逼近华沙的情况下。从捷列金的报告中可以看到，从9月13日起，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空军频繁向华沙城内起义者控制地区空投武器弹药和食品。其中，9月16日，苏军向华沙1号地区空投了反坦克枪68支，自动步枪439支，反坦克枪子弹4960发，毛瑟枪子弹1500发，TT型手枪子弹442000发，冲锋枪子弹15000发，面包干1940公斤。9月18日又向这一地区投掷了102支反坦克枪，504枚50mm迫击炮弹，400枚手榴弹，7640发反坦克枪子弹，43980发步枪子弹，12500发毛瑟枪子弹，2142公斤压缩食品，1338公斤肉罐头，760公斤面包干和4公斤烟草，并执行了轰炸1号地区周围敌军迫击炮阵地。一家英国电台9月18日援引华沙起义司令部的消息称：“布尔将军告知，他的行动现在要同罗科索夫斯基元帅的行动协调一致。苏联飞机不断空投武器和粮食。苏联空军和高射炮保卫了华沙免遭德军飞机的轰炸”。至9月29日，仅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就向起义者空投了45毫米炮1门，50毫米迫击炮156门，反坦克枪505支，冲锋枪1378支，步枪170支，卡宾枪522支，德制步枪350支，45毫米炮弹300枚，50毫米迫击炮架37216个，50毫米迫击炮弹11658发，反坦克枪弹57640发，步枪子弹1312600发，图卡列夫式手枪子弹1360984发，7.7毫米子弹75000发，驳壳枪子弹2606000发，巴拉贝伦自动手枪子弹312760发，手榴弹18428枚，德制手榴弹18270枚，电话机10部，电话电缆9600米，电话交换机1部，电话电池10箱，巴斯-80型电池22组，药品515公斤，食品126681公斤。

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的这些援助行动，受到莫斯科的高度重视。捷列金的每份报告都由红军总政治部主任亚·谢·谢尔巴科夫直接呈报给斯大林等人。同时，对给予起义者武器弹药、粮食援助的规模，捷列金也向莫斯科请求指示。他除了报告“起义者的情况确实严重，他们除了红军以外不能指望得到任何别人的援助”的情况外，还需要给方面军申请进行援助所必需的物资，9月25日他请求：“为了给予最大限度的援助，必须拨给前线500吨6-70航空汽油，2000具载重降落伞。”

与英美两国提供的援助相比，由于苏军距华沙距离近，它可以充分利用航程短，空投时间灵活，战术空军低空飞行实施空投等盟国不具备的有利条件，大大提高空投的效率和准确度。在这一点上，英美两国空军确实有些相形见绌。来自华沙起义者的材料证实，英国和美国空军空投的物资，绝大多数情况下实际上没帮助起义者，而是供应了德国人。例如，9月18日15时20分至15时25分，一百架“飞行堡垒”飞机，在华沙上空4000米高度空投了1000个携带物资的降落伞，但其中落入起义者占领地区的只有21个，落入苏军占领区的19个，另外960个降落伞都落入德国人之手。最远的降落伞降落在距华沙40公里处。

苏军持续进行的空投行动一直到10月1日结束，当时前线部队通过不同渠道，包括“奥列格”提供的情报，得知起义者已经准备向德军投降。当天，针对美国军事使团团长迪恩少将就向华沙继续提供援助而请求苏方协助，红军副总参谋长安东诺夫将军建议莫洛托夫，“能否通知迪恩少将，由于波兰起义者已停止抵抗，不宜继续实施向华沙空投食品的行动。”

苏联与英、美两国在援助华沙起义者上并没有采取联合行动，这不能不影响到对起义者援助的有效性，也损害了盟国联合抗敌的形象，从而降低了这种援助本身包含的政治意义。不管怎么说，华沙起义毕竟也是一场反法西斯斗争，尽管起义的时间、地点选择和起义领导者的主观政治意图上，都有让苏联难以接受的地方，但这不应该成为拒绝与盟国配合的理由。更何况在当时这种拒绝对苏联来说并没有什么好处。当然，如果把华沙起义失败的责任归咎于苏联的不支持，也没有充分的、完全令人信服的根据。起义者在力量对比上所处的绝对劣势，最终导致了起义悲剧性结局。

第四节 对国家军的清剿

华沙起义期间，苏联与波兰流亡政府在国内的支持力量之间的矛盾进一步加大了。从双方来说，这是一个互动的过程。自苏波断绝外交关系后，苏联和由它支持的波兰政治力量，与波兰流亡政府及其国内追随力量之间，斗争和较量日益公开化、表面化，敌视的程度大大加深。斯大林在不同场合几次提起1943年8月的博洛沃村事件，就很能说明问题。

苏军越过“寇松线”进入波兰领土后，对国家军采取了收编和镇压的两手政策。早在1944年7月16日，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就组织力量对刚刚解放的维尔诺市展开了“肃反”工作。在副内务人民委员伊·亚·谢洛夫亲临指挥之下，19个内务人民委员部和克格勃小组采取了大规模“肃反措施”，他们除了“搜查残存的德国人并肃清了他们”外，还对国家军比较集中的地区给予特别注意，“关注着他们部队的分布和人数”，并用与白俄罗斯第二方面军司令员见面为借口诱捕了当地国家军领导人和26名军官；缴了3500名国家军军人的武器。在其他地区也有类似情况发生。正如上面所说，国家军对此反应强烈，他们有理由认为，苏联是要消灭这支有组织、且不服从他们的军事力量；这迫使他们进行自卫。

米科拉伊奇克这年8月的莫斯科之行以及与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谈判，一度让华沙居民，其中包括部分国家军官兵和其他亲流亡政府力量，对苏波关系解冻重新燃起希望。这种希望在起义力量处于明显劣势的情况下而越发强烈。华沙《民主派》报记者波贡斯基·列什科就当时居民的这种心态说道：“当居民们看到起义者如此差的武器装备时，他们知道没有外部支援要与武装到牙齿的德国人斗争是力所难及的。因此，他们焦急和紧张地等待着来自莫斯科的关于米科拉伊奇克和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谈判的结果。……在米科拉伊奇克谈判失败并离开莫斯科以后，所有的亲伦敦报刊仿佛听到口令一样猛烈抨击卢布林政府，骂它是莫斯科的奸细，是祖国的叛徒，是把波兰并入苏联的支持者，是共产党等等。……他们也把波苏协定的支持者叫做共产党，人民的叛徒。”莫斯科谈判的失败，表明波兰流亡政府还没有被苏联和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接受，再进一步说，苏联支持的卢布林政权，随着红军的推进而成为波兰实际的统治者，已经只是时间问题了。这势必加深了国家军上层的危机感，进而更加激起他们对苏联和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的敌对情绪。因此，国家军中出现种种反苏言论和行动——像“奥列格”和其他人提供的情报中描述的那样，是不足为奇的。

然而一旦这样的情报被苏联有关机关和领导人掌握，又肯定会在不小的程度上坚定他们对国家军采取严厉措施的决心。尤其是在华沙起义失败后，苏联内务部明显加大了打击国家军力量的力度。10月中旬，谢洛夫自卢布林向贝利亚报告，鉴于国家军近来活动积极，“为了给无论是在波兰军队中，还是在各县的国家军起义部队以决定性打击”，他建议必须加强波兰军队中的反间谍机构，为此应派来不少于500名国防人民委员会反间谍总局（“斯梅尔什”）的特工人员；把发现并逮捕的国家军分子送往集中营；另派15名业务熟练的克格勃工作人员加强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安全部的工作。

国家军针对苏军和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的反抗活动也在不断升级。他们不仅在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所在地卢布林市的街头刷写“国家军万岁”之类的标语，而且在已解放的各省组织劫狱、攻击地方工作工人、杀害公安人员和红军战士。据统计，仅在赫尔姆、扎莫希奇、卢布林、比乌戈拉伊、克拉斯内斯塔夫等县就有10名红军战士、20多名民族解放委员会的地方工作人员被国家军分子杀害。到10月21日，又有3名民警、5名地方工作人员、2名红军军官在国家军分子武装暴动中被打死。国家军领导人还向扎莫希奇县的国家军下达命令，10月底将组织国家军部队发动军事行动，以从后方对红军实施打击。

针对国家军和其他一些地下组织的活动，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会同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安全机关，在红军部队的配合下，开展了严厉的打击行动。10月22日，谢洛夫向内务人民委员贝利亚报告，10月14日至20日期间，在卢布林和比亚威斯托克两市及各县，由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所属部队和行动组抓获的国家军和其他地下组织成员944人；21日以前由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安全机关逮捕的各类敌对分子915人。为了加大对国家军分子的打击力度，10月29日，贝利亚向斯大林请示，建议派国防人民委员会反间谍总局主任维·谢·阿巴库莫夫和白俄罗斯国家安全人民委员拉·费·查纳瓦到比亚威斯托克，以采取必要措施加强肃反工作。一个由“斯梅尔什”工作人员组成的小组和内务人民委员部部队的两个团，将与他们一同前往。这样，在比亚威斯托克的内务部部队将达3个团，总兵力4500人。11月3日，阿巴库莫夫和查纳瓦从比亚威斯托克发回报告，他们已经逮捕了国家军积极分子、伦敦流亡政府的代理人、德国间谍和其他犯罪分子499人，另有1080名国家军官兵被缴械后送往波兰军队的后备部队。这样，在华沙解放之前，谢洛夫在卢布林，阿巴库莫夫和查纳瓦在比亚威斯托克，一南一北指挥着对国家军和其他地下组织成员的清剿行动。截止到1945年1月5日，谢洛夫那里从10月15日算起共逮捕了13142人，其中国家军分子9101人，非法持有武器者264人，乌克兰民族主义分子168人，其他地下组织成员3 609人。一批国家军和其他地下组织的骨干分子纷纷落网，指挥系统遭到严重破坏。到1945年初，国家军已无法作为一个整体组织活动了。

国家军根据新的情况迅速改变策略，由公开活动重新转入了地下，斗争矛头指向了苏联和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以及后来成立的波兰临时政府。1944年11月18日，在华沙和克拉科夫省的国家军得到了由国内“部长会议”批准的指令，要求根据在波兰东部领土出现的形势，“有必要在这些领土上进一步开展地下工作”。地下工作的目的是“在社会舆论中树立坚定不移的信念，这场战争的最终结果将是独立波兰的复兴。在伦敦的总统和波兰共和国政府是波兰的代表者。”为了达到上述目的，指令要求“分散归苏联的领土上已经存在的国家军地下游击队。保证网络主体处于完全秘密状态，如有可能，应该依靠此前已有的各政党组织和国家军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目前还存在的领导机构系统。”指令给国家军下达的任务是：在社会中保持不妥协地坚持波兰独立和有义务为祖国的自由而献身的思想；向政府提供情报，首先是政治情报，使政府有可能以适当方式评价局势；通过社会自助组织直接提供物质帮助；保留自卫权直至使用武力。1945年1月19日，国家军国内武装力量司令发布的命令里写到：“快速发展的苏联进攻完全可以导致红军对整个波兰的占领。然而这不是我们从1939年为之而战的正义事业的胜利。虽然制造出了自由的样子，就其本质而言，这意味着一个占领者取代另一个占领者，它以卢布林临时政府这个俄国手中软弱的工具为掩护……”命令还说：“按俄国的方案，波兰不是我们与德国人作战六年而争取的那个波兰，那个我们为之抛洒鲜血和国家承受巨大损失与破坏而争取的波兰。我们不希望与苏联进行战斗，但除了作为一个拥有完全主权、独立和得到公正安排的波兰国家之外，我们任何时候都不接受另一种生活。”可见，国家军已经把苏联视为其实现目标的主要障碍和波兰国家的又一个“占领者”。政治目标的坚定明确和对自卫权的提倡，使国家军为实现目标而采取的行动，不可避免地带有相当的顽固性与暴力色彩。当红军在波兰领土上的军事行动尚未结束之际，这种发生在红军后方的秘密抵抗活动，势必会给苏军的军事行动造成一定影响，并给苏联上上下下留下强烈的恶劣印象。斯大林在雅尔塔会议上专门谈到这一问题，足见它已经引起苏联领导人的极大注意。其进一步后果，就是苏联对亲波兰流亡政府的地下力量的重拳打击。

与此同时，国家军和亲流亡政府力量也在不断分化。在形势的巨大压力之下，一些国家军组织和其他地下组织，如部分亲流亡政府的“农民营”部队，不得不走出地下状态，交出武器，并到有关部门进行登记，完成了所谓“合法化”的过程。被逮捕的人员，一部分被转入波兰军队，继续服役；一部分被送往奥斯塔什科夫战俘营。另外，在搜捕国家军和其他地下组织成员过程中，苏联内务部门还非常注意收集有关各个地下组织与伦敦流亡政府的关系、对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和1945年1月后的波兰临时政府态度的情报。这些情报被及时上报莫斯科，其中一部分则直接提供给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以及临时政府领导人，为苏联和波兰临时政府确定对这些地下组织和它们的领导人采取进一步打击措施，提供了参考和依据。

在苏联解决波兰问题基本框架的落实过程中，华沙起义产生的影响是巨大的。这是苏联在扶植建立了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后，遇到来自反对力量的最大一次挑战。虽然，反对苏联及其亲苏联力量不是起义的惟一政治目的，但它的的确确带有拒绝苏联框架的动机和意图。通过这次起义，苏联一方面更加清楚地认识到，波兰流亡政府和其国内支持力量对苏联、对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的敌视态度，以及在边界、领土等问题上的不妥协立场；另一方面，这支力量的基本实力，它本身的缺陷，也通过这次起义暴露出来了。不管是起义期间捷列金的例行报告，“奥列格”的侦察情报，还是在起义之后谢洛夫、阿巴库莫夫等人从刚刚解放的波兰领土上汇集起来的情况，都可以发现其中一个共同点，即他们对国家军和其他原来处于地下状态武装力量的军事实力、规模、组织指挥系统、内部的派别以及政治倾向等方面情况，非常重视，而且了解得极为细致。这些情况苏联靠平时一点一滴的情报收集，是很难迅速了解和掌握的。如果说，这支力量是苏联落实解决波兰问题基本框架的主要阻力的话，那么，这场起义无疑使它大大削弱了。从起义领导者角度看，他们需要借助红军的力量进行某种“投机”，这就决定了无论在计划起义时还是在起义期间，他们都不想真心和红军合作；对苏联他们只是要“借力”而不是依靠。但矛盾的是，他们对苏联的期望和要求不仅没有因此降低，反而随着起义形势的恶化不断增加和提高。甚至还在起义进行当中，就有一种舆论，把造成起义困难和失败的主要原因——在一些言论中，差不多就是惟一原因，归结于苏联的袖手旁观，见死不救，直至借刀杀人。这使他们更加难于接受苏联的框架，从而也就很难在这个框架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可以缓冲、甚至某种意义上可以修正苏联框架的力量，在德国法西斯的镇压下受到削弱，而残存的力量在德国人被赶走之后，马上又转入地下与苏联和亲苏政权为敌，这对苏联来说并不见得是件坏事。苏联和波兰的亲苏政权可以更加清楚地划出敌我之间的界限，更加便当地消灭那些本来就不适合苏联框架的异己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