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常心之发见：政治问题

第三章　平常心之发见：政治问题

以前熊先生有两句话：“人不志于圣贤，能免于禽兽乎？人以圣贤自居，能免于禽兽乎？”此语最见人生严肃与人生艰难之意。

——牟宗三　《人文讲习录》

如果对事理有正解，就不会怨天尤人，心就会平。没科学没民主，科学民主也没什么了不起，努力去学去做就行，骂孔子反而于事无补。

——牟宗三　《客观的了解与中国文化之再造》

超凡入圣者，虽不无遗憾，但却即真即善即美，一体而化，其实是不用理会政治的。政治要讲阴谋、权术、利益、斗争等，是那些陷落于经验界的既凡且俗之愚夫愚妇们的事情。但正如人们所常见的那样，在一场悲剧之后是需要一场喜剧的，超凡入圣者均发誓有情既病则我即随病，而自愿落入凡俗之世，此所谓不舍众生、吉凶与民同患者也。

这样一来，凡圣之间便免不了生出些拉扯纠缠的迹象：既然是凡俗之事，圣心在此也就不适用了，代之而起的是平常心、经验心，甚至对抗心、罪恶心；但既然是现身有疾而并非真疾，圣心又寂静地潜回，以不可思议力为平常心作主。不过牟子又认为，这些拉扯纠缠其实只是一些假象，圣心是光明红轮，自岿然不动。因此，牟子必欲在西方群畜式的“经验的自由主义”、“经验的个体主义”之上，建立中国圣人式的“超越的自由主义”、“超越的个体主义”，此所谓良知坎陷也。也即是说，牟子虽然也认识到了圣心与平常心之间的界限和张力，但最终却不能容许这种界限或张力的存在，必欲除之而后快。

牟子的问题是清楚的。一方面，牟子看到中国民族文化的大病即在于其所宣扬的那个作为最高的无限体的大实体（great substance）没有经过理性的安排，只是一种虚浮的统一，是随意挥洒的自由（arbitrary will），是放纵恣肆，因而不能成有机的组织。“故中国的民，虽是羲皇上人，但没有主体自由（subjective freedom），即没有自觉到自己是个独立的个体。用现代的话来说，你是天民，但你没有达到公民；即通过你的自觉，肯定自己是个独立的个体。”就此而言，牟子要求确定每个人如数学般精确的权利和义务，变传统的“天民”为“近代化的公民”^[1]。牟子说，儒家在这方面“无办法”，其德化的治道只是事后的一种“补救”，真正要转变“即是西方近代化的民主制度之贡献”^[2]。另一方面，牟子又看到社会上流行的自由主义背后实有一种“经济主义与功利主义的态度”，顺之而下，富而无教，一切坏事跟着都来了，“人”必然丧失道德的勇气，生活腐败，没有是非，不负责任，最终变成一个只知道生产、消费和打架的“物”^[3]（禽兽？）。就此而言，牟子又要求转公民为天民。面对“政治立场”与“道德立场”这两方面所形成的促逼，牟子最终解决问题的思路和态度都是明确的，思想问题一定要先于政治、经济的问题，西方的公民与中国的天民当然不可以同日而语。^[4]牟子强调，此义“深度地讲，是人禽之辨（函义利之辨），广度地讲，是夷夏之辨”^[5]。

如果说，作为“认识心之批判”的贯通问题和作为“超越心之建立”的创造问题还可以更多地表现为一种纯粹理论的建构的话，那么，作为“平常心之发现”的政治问题则绝对缺乏这种幸运，它必然会全方位地触及现实生活的方方面面，而表现出极端复杂的结构。过去与未来、道德与技术、本体与现象、理与势、隶属与对列、中国与西方等等的争斗，都纷纭杂沓而要求汇合于当下的文本解释之中。对于它们的细致分疏，宜列专书^[6]，本章无力具体展开，仅撮其要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