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　记

后　记

很多年前，我便留意美学了。记得最初直面的美学概念，便是黑格尔的“悲剧”。我被其中的苍凉、命运感所吸引，而借之以论香山居士的《长恨歌》。那是1995年前后的事情。后来，很自然地跟随栾栋先生治美学思想史。栾先生教育很是特别，三年中让我们读得最多的是哲学。还记得我们人文研究所孤零零地在理科大楼里有一间教室，不大，仅可容纳九套桌椅，但或许因为以前是实验室，水电却方便，可以闭门在里面安心读书。读得最多最用心的，有两本，一本是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另一本是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

可惜我们还没有毕业栾先生就已经远走他校了，而我的那两本书最多算起来也都只读了一半。带着很多的问题，我又跟随潘富恩先生念中国哲学。潘先生的教育又是另一种风格。他并没有特别地指定什么，而是让我们在自由涵泳中去体会。不知不觉间，我选择了牟宗三作为研究对象，而有了《感应与心物——牟宗三哲学批判》那本书。

如果从1997年第一次接触到牟宗三的完整著作算起，到2005年出版研究他的第一部著作，我对牟宗三的关注也可以说久了。不过，由于牟宗三的论题实在是太广博了，那本书写完之后，我总觉得还有一些话要说。而且，那本书主要是揭示差异的，更多地关注牟宗三与康德、海德格尔、王阳明等人的不同，故而质疑居多。在那之后，我又一次次翻阅牟宗三的书，继续练习着欣赏这个世界的美，而沉思究竟再说些什么呢？我就想，那些东海、西海、南海、北海的圣人，包括牟宗三自己，这些人除了以牟宗三的方式结成两层存在论之外，他们之间是否还有其他的融通之道，又如何融通呢？这个大纲确定下来，心思便收拢了。但由于天性散慢，再加上教学活动的牵系等，还是不能专心著书。这期间，又花了一段时间阅读荀子，而留意于所谓的确定性、客观精神。这样，虽然一直都没有停止过思考牟宗三，但写写、停停、想想、看看，这本书竟然在六年之后的今冬，才最终告成。现在这本书要付梓了，其中病痛肯定不少，或许有轻议过来人的地方，但修辞立其诚，文字有来历，也求沉潜含玩，有得于心。是这样的吗？不是这样的吗？牟宗三已经逝去了，我们没有办法起而与之语，那就留待今天的高明君子来评判吧。

就个人的感受而言，六年前后的这两本书可以对应两个字，即“甘”和“苦”。人们常喜欢说，“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但这里的甘、苦二字却都是用来形容牟子的。所谓“甘”，是说《感应与心物——牟宗三哲学批判》更多地看到了牟子智的直觉“上窥青天，下潜黄泉，挥斥八极，神气不变”的那个爽；而所谓“苦”，是说《智的直觉与审美直觉——牟宗三美学批判》更多地体会到了牟子奋木铎时“怵然有恂目之志”的那种无奈。不过，无论怎么感受牟子，有一点却是确定无疑的：这本书更是对逝去的牟子的一种纪念。

当然，应该纪念还有很多。在这六年间，我的祖父祖母也都先后逝去了，我在此同样纪念他们。他们一辈子生活在农村，一想到他们，就能感受到一种静穆。现在的我们也算是城里人了，但总不自觉地会在大上海的繁华喧嚣中念起这份静穆，以至于我已经不知道，我们究竟是在念想祖父祖母老人家，还是在希冀那属于农村的静穆，因为老人家的生命已经让这两者本己地合而为一，怎么也分不开。可我们为什么不回农村，而要身居上海，在城市与乡村之间往返奔波呢？这或许是我们的命运。我们仿佛知道，城市将最终战胜乡村，一切坚固的东西也都将烟消云散；可我们还是愿意相信，人总需要个念想，总希望有个根基，总应该留个作念。这或许是人的一种自然的形而上学倾向。当然，在一个大变革的时代里，就如同狄更斯《双城记》开头所描写的那样，最好与最坏、智慧与愚蠢、信仰与怀疑、光明与黑暗、希望与绝望、样样都有与一无所有、天堂与地狱等都挤在了一起而需要以形容词的最高级来表达自身的时候，念想、根基和作念的具体内容也就可以根本不同了。也就是说，生活在“同一个世界”，人们的情感竟然可以如此不同，甚至根本对立。就这种人对世界的感受方式的大转变而言，个人的经历也便不再只是私人的了，而要求道说它的公共部分。还可以再提及一点，儿子阳阳身份证的开头已经是310104了，他在享受上海文明、给耀州的申申弟弟炫耀上海文明的同时，一直声称自己是陕西人，而不是上海人。他对自己爷爷、奶奶的那种亲近感还是第一位的，因而三年级的他并不曾感觉到这其中有任何的不顺适。

所有的这些都是在暗示，今天的阵地战已经很难再打响了，我们最多也就是一名游击队战士。不过，人们也不应一味地为此而感到难过。既有着丰富情感、又有着健全知性的那种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人，或许已经在其中缓慢长成了。荀子曰：“能定能应，夫是之谓成人”，此之谓乎？

感谢上海人民出版社欣然接受此书，感谢于力平兄的精心编辑，感谢上海市哲社规划项目及华东理工大学文科项目的资助，还要特别感谢华东理工大学党委副书记、我们学院院长沈炜教授的大力支持。

　　　陈迎年　　　　

2011年10月18日于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