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与蒙夹击金，重蹈宋与金夹击辽的覆辙。宋企图乘机收复黄河以南之地，抢占开封、洛阳，蒙军反扑，宋军只得退出洛阳，蒙军又决黄河灌开封城，宋军弃开封南逃。南宋帮助蒙古灭亡金朝的结果，是使自己面临着更强大的敌手。此后，蒙古军队在四川、襄樊、蕲黄以及江淮之间，对南宋展开了全面的攻势。

蒙哥大汗命其弟忽必烈从吐蕃进攻四川，并吞大理，完成对南宋的包围。尔后忽必烈回到漠南，治理漠南汉地民户。1257年蒙哥率大军征伐南宋，次年进入四川。1259年初蒙哥包围合州钓鱼山（今四川合川市东），连攻五月僵持不下。忽必烈奉命率师南下，围攻鄂州（今武汉），南宋权臣贾似道在鄂州向忽必烈求和，表示愿意向蒙古称臣纳币。此时忽必烈获悉蒙哥死于钓鱼山下，急欲北返争夺大汗之位，就秘密与贾似道签订和约，撤兵北归。

中统元年（1260年）三月，忽必烈在开平召开忽里台大会，即大汗位，建元中统，建立中书省及负责汉地政务的燕京行中书省，其后不久，以开平为上都，加号燕京为中都，巩固了在中原地区的统治。然后派郝经去南宋要求履行和约。贾似道秘密议和后谎称大胜蒙古，此时恐真相毕露，把郝经拘留在真州。这就成了蒙古大举南侵的借口，定下的战略方针是，先夺取上游的襄阳、樊城，然后顺江而下，攻取杭州，消灭南宋王朝。

至元八年（1271年）十一月忽必烈诏告天下，采纳谋臣刘秉忠的建议，采用《易经》“大哉乾元”的卦辞，定国号为大元，正式建立元朝。第二年升中都燕京为大都，作为元朝的首都。蒙古国时期以哈剌和林为都城，忽必烈即位后以大都（今北京）为都城，上都（开平）为并立的都城，哈剌和林成为岭北行省的治所。蒙古人把大都叫作“汗八里”（Khan—baliq），意即汗的都城。定国号为“大元”以后，原来的“大蒙古国”称号并没有取消，蒙古文献中称为“大元大蒙古国”。

至元十二年（1275年）元朝名将伯颜从建康、镇江分兵三路直插宋都临安，次年正月，南宋年幼的恭帝投降。早从临安逃出的宰相陈宜中与张世杰、陆秀夫在福州拥立益王赵星（shì）为端宗，作最后的抗争；后为元朝军队所逼，逃往海中，死在州（今广东吴川县南海中）。南宋大臣文天祥、陆秀夫继立卫王赵（bĭng）为帝，流徙于南海中的崖山（今广东新会县崖门山）。至元十六年（1279年）元朝遣大将张弘范率水师追击，文天祥抗击于潮阳，兵败被俘。张弘范派人要文天祥写信劝降，文天祥抄自己的诗“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断然拒绝。崖山被切断饮水，陆秀夫背赵投海而死，张世杰也溺水自尽，南宋王朝至此灭亡。被俘的文天祥于至元十九年十二月九日（1283年1月9日）在大都（北京）从容就义，临刑前拒绝了元世祖忽必烈的劝降，坦然答道：“天祥为大宋状元宰相，宋亡，只能死，不能活。”临刑时赋诗明志：“天荒地老英雄丧，国破家亡事业休。惟有一灵忠烈气，碧空长共暮云愁。”与他在囚禁时所写《正气歌》——“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下则为河岳，上则为日星。于人曰浩然，沛乎塞苍冥”一样，令人肃然起敬。

宋亡后，中华大地上再度出现一个王朝统治的格局。元朝是蒙古建立的王朝，不可避免地带有民族压迫的色彩，但它继承并发展了历代中原王朝的传统，因而与其他王朝有着承上启下的一致性，它对中国的治理是卓有成效的。元朝的创建者元世祖忽必烈，在藩王时代便热心于学习汉文化，向刘秉忠、元好问、张德辉等文士请教儒学治国之道；在担任总理漠南汉地职务时，加深了对实践汉法的认识；在即大汗位后，提倡文治，改革蒙古旧制，实行汉法。因此他一手创建的元朝总体上取法于中原王朝的传统政治体制，当然也保留了一些蒙古旧制。正如萧启庆《蒙古国号考》所指出的那样，建立“大元”国号后，蒙古人并没有放弃“大蒙古国”的蒙语国号，有时径称“大元大蒙古国”。元朝的皇帝对于汉族臣民是皇帝，而对于蒙古民众仍然是一个大汗。以下对最有特色最有影响的几个方面略作介绍。

（一）中书省与行中书省。元朝中央政府主要由中书省、枢密院和御史台构成。中书省相当于金朝的尚书省，领六部，总理全国政务，枢密院掌管全国军事，御史台掌管全国监察。中书省长官中书令由皇太子兼任，未立皇太子时则空缺，所以实际长官是右丞相、左丞相（各一员），另有平章政事（四员）为副丞相，右丞、左丞（各一员）、参知政事（二员）为执政官。中书省又称都省，它直辖称为“腹里”的地区（约相当于今河北、山西及河南、山东、内蒙古一部分），吐蕃地区则由宣政院兼管，此外全国的一级行政区都由中书省的派出机构——行中书省管辖。行中书省简称行省或省，是元朝的创制，一直沿用至今。忽必烈即位初期，有十路宣慰司，又委派重臣以中书省官“行某处省事”名义，到地方行使中书省职权。至后来行省逐渐由临时性的中央派出机构定型为常设的地方一级行政机构。根据李治安的研究，世祖末、成宗初，随着大规模征服战争的结束，行省由临时派出处理军政事务的机构，逐步过渡为地方最高政府，但仍长期保留着派出机构的性质。除了腹里与吐蕃外，全国共设十一个行省：陕西行省、甘肃行省、辽阳行省、河南江北行省、四川行省、云南行省、湖广行省、江浙行省、江西行省、岭北行省、征东行省。前面的九个行省从其名称大体可判定其地域范围，唯后面两个行省需略加解释：岭北行省——其地域相当于今内蒙古、新疆一部分和今蒙古国全境、俄罗斯西伯利亚地区；征东行省——设于高丽，行省丞相由高丽国王兼任，保留其原有政权机构和制度，赋税也不上缴中书省，与其他行省有所不同。

（二）对吐蕃的管辖和边疆的统一。在蒙古灭金前，吐蕃部分地区已对蒙古表示臣服。灭金后，窝阔台的次子阔端进驻河西走廊，和吐蕃发生密切的接触。阔端一面派军队深入吐蕃地区，一面召请吐蕃宗教领袖，笼络地方势力。1247年喇嘛教萨斯迦派首领班弥怛 · 功喜监藏代表各部僧俗官员在凉州会见阔端，表示归顺蒙古。此后功嘉监藏通告吐蕃各地，确认吐蕃是蒙古大汗管辖下的领土，要清查户口，建立驿站。1251年功嘉监藏去世，八思巴（本名罗古罗思监藏）继为萨斯迦派法主。中统元年（1260年）忽必烈即帝位，封八思巴为帝师，总领天下释教（佛教）。至元元年（1264年）忽必烈又命八思巴掌管总制院，管辖全国佛教和吐蕃政务，这一机构以后改称宣政院。《元史 · 百官志》说：“宣政院，秩从一品，掌释教僧徒，及吐蕃之境，而隶治之。遇吐蕃有事，则分院往镇，亦别有印。如不征伐，则令枢府议。”第一任帝师八思巴喇嘛（blama）入灭后，忽必烈追封他的名号中有“佑国如意，大宝法王，西天佛子，大元帝师”等字样，表明他是弘扬佛法的西天佛子，也是佑国佑民的法王。《元史 · 释老传》说：“及得西域，世祖以其地广而险远，民犷而好斗，思有以因其俗而柔其人，乃郡县吐蕃之地，设官分职，而领之于帝师。”元朝中央政府把吐蕃地区作为宣政院辖地，在那里分设了三个宣慰使司都元帅府。宣慰使司都元帅是当时吐蕃地区的最高官吏，直接由朝廷任命，元朝通过他们推行中原实施的各项制度，清查户口，制定赋税，设置驿站。西藏地区在元朝正式成为中国行政区划的一部分。

八思巴见忽必烈壁画(www.daowen.com)

元朝对其他边疆地区的统一也是卓有成效的。蒙古灭大理后，在当地设立了十九个万户府进行统治；忽必烈即位后，在那里改设云南行省，行省之下分别设立宣慰司、宣抚司和路府州县。云南地区从南北朝以来长期割据的局面至此结束。在北方蒙古草原，设立和林宣慰司，后改为岭北行省。在西北的阿力麻里地区，忽必烈派遣自己的儿子镇守。在哈剌和州（吐鲁番）、别失八里（吉木萨尔）和斡端（即和田）等地，分别设立中央派出的元帅府、宣慰司等机构。元朝设立澎湖巡检司，是中原王朝在澎湖列岛建立政权的开始。总之，元朝的统一，使中国广大地区处于一个中央政权的直接控制之下。

（三）建立民族等级制。二三百万的蒙古人为了统治7000万左右的汉族人口，把全国人口分为等级。这使元朝的统治带有浓重的民族歧视色彩，把全国人民按照民族和被征服的先后，区分为四个等级：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第一等级蒙古人是统治民族，当时称为“国族”，享有一切特权和自由。第二等级色目人，即“各色各目”的“诸国人”，是指蒙古以外的西北各民族乃至中亚、西亚、欧洲各民族，包括吐蕃、乃蛮、汪古、回回、畏兀儿、钦察、阿速等，其地位、待遇仅次于蒙古人，其中有不少是军队将领、政府官员、富商大贾。第三等级汉人（又称汉儿），是指淮河以北原金朝统治下的汉人、契丹人、女真人，以及高丽人。第四等级南人（又称蛮子、新附人），是指原南宋统治下的遗民。

这种民族等级制度，也是一种身份制度，正如《至正直记》所说：“色目与北人以右族贵人自居，视南人如奴隶。”中书省的丞相必用蒙古人，平章政事多用蒙古人、色目人；各行省的丞相、平章也大都如此。元朝忌讳汉人掌军权，枢密院长官除少数色目人外都用蒙古人。在法律面前各等级是不平等的，法律规定：“蒙古、色目殴汉人、南人者不得复”；蒙古人殴死汉人只征烧埋银、断罚出征，不必偿命。根据至元十七年（1280年）的户口调查，蒙古人、色目人仅占总户数的3%，汉人占15%，南人占82%，可见享有特权的蒙古、色目人是一个很小的数目。

不过占总户数的97%的汉人、南人中的上层人物，也是统治阶层中的成员。《元典章》所载大德年间（1297—1307年）内外官员状况：朝官中蒙古人、色目人938名，汉人、南人1151名，汉人与南人占55.23%；京官中蒙古人、色目人155名，汉人、南人351名，汉人与南人占70.15%；外任官中蒙古人、色目人5689名，汉人、南人14216名，汉人与南人占71.42%。汉人史天泽在1261年至1266年曾任中书省右丞相，是中书省最高长官（中书令虚设）；汉人充任各路达鲁花赤的人数更多。当时人说汉人中的上层人物“无爵邑而有封君之贵，无印节而有官府之权”。这表明，民族问题说到底是一个阶级问题，民族歧视本质上是阶级歧视。

（四）宽容的宗教政策。元朝领土辽阔，治下民族众多，宗教信仰不一，元朝统治者采取兼容并蓄的政策，允许自由传播与信仰，因此也里可温、答失蛮、佛、道都十分流行。

也里可温即基督教（聂思脱里派），也即唐初传人中原的所谓景教，后遭禁锢，辽金时期仅盛行于西北游牧民族地区。随着蒙古西征，大批西方信仰基督教的各色人等进入中国，元初仅大都一地就达三万多人。大都附近房山的基督教教堂“十字寺”一直留存至今。之后，天主教徒也大批东来，大都就有教堂两所。元朝中央政府专设“崇福司”掌管也里可温。

答失蛮即伊斯兰神职人员，伊斯兰教当时也称回教。元朝东西交往频繁，中亚、西亚伊斯兰教徒大量东来，在各大城市都有他们的聚居区。当时把阿拉伯的穆斯林译作木速蛮，通常叫作回回。从陆上丝绸之路进入中国的伊斯兰教带有明显的波斯文化痕迹，而从海上丝绸之路进入东南沿海地区的伊斯兰教则带有强烈的阿拉伯文化色彩。答失蛮、木速蛮与也里可温、和尚、先生（道士）可以享受豁免赋役的特权。元朝中央政府设“回回哈的司”，掌管伊斯兰教事务。

蒙古人原来信奉原始的萨满教，后来又尊奉喇嘛教（藏传佛教），被它那种华丽的仪式和神秘的祈祷所折服。藏传佛教在大都留下了许多凝固的痕迹，如居庸关南口红门的过街塔，镌有梵文、藏文、蒙文、畏兀儿文、西夏文、汉文书写的陀罗尼经咒语。大都城内的释迦舍利灵通塔（俗称喇嘛塔），与居庸关过街塔形制相同，一切由吐蕃喇嘛设计。但蒙古人并未因为自己信仰喇嘛教而压制其他宗教，表现出很宽容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