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钱师之集外文，大致可以厘出四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戏曲文献学，如《宋元南戏目录》；二是民间文学和民俗文献学，如《宁波梁祝庙墓现状》、《从祭祀说起》、《张大帝》、《毛际可〈灯谜〉校勘记》；三是人物传记，如《秀水张涟传》、《孙诒让传》；四是学术随笔及回忆散文，如《介绍几种讲考据的报纸副刊》、《回忆吴梅先生》、《我的书是颉刚老友鼓励下写出来的——悼念顾颉刚兄》。

王国维《宋元戏曲史》论南戏渊源，颇多创获，而《曲录》不为南戏专立一目，且将宋元南戏都误入于明无名氏传奇之下。钱先生以此为憾，1934年撰著出版了《宋元南戏百一录》（哈佛燕京学社），辑得46种南戏佚曲，与赵景深的《宋元戏文本事》（北新书局，1934）、冯沅君、陆侃如伉俪的《南戏拾遗》（哈佛燕京学社，1936）一起，共同推动了南戏资料的整理研究工作。其任浙江省立联高国文教员期间^[3]，又撰得《宋元南戏目录》一文，笔者据所见粗略统计，是文辑录戏文114种，对宋元南戏进行了全面盘点，不仅钩稽其目，且时加疏证，至1956年《宋元戏文辑佚》出版，共辑得宋元戏文123种（包括不注年代戏文1种、失名戏文3种）。这种学术上的不断求索和孜孜不倦的自我完善，正体现出老一辈学者踏实严谨的学风。

宁波俗谚云：“若要夫妻同到老，梁山伯庙到一到。”1930年，钱先生于将赴宁波县立女中任国文教员之际，通过田野考察，写出了《宁波梁祝庙墓现状》一文，对现存之梁祝庙、墓进行了详尽的介绍，纠正了明清府志关于庙、墓地址相沿之误。至于民俗学方面的其他集外文，如《从祭祀说起》，语言幽默，称“人因祭祀而得福免祸，鬼因祭祀而免馁赐福，这是很公平的交易，所以人们都乐于祭祀了”，又从祭祀者的身份引申到古人对子嗣传承的重视。《张大帝》，资料翔实，对江浙一带颇为流行的张大帝传说进行了解析，认为大帝化身为猪就是从大禹化身为熊的故事转变而来的，且该民间信仰之流布不止安徽、浙江、江苏、福建四省。《毛际可〈灯谜〉校勘记》，以其所见诸多版本，如清康熙霞举堂《檀几丛书》本、嘉庆元年振贤堂《解人颐》本、坊刻《坚瓠集》本、石印《娱萱室小品六十种》本等，对该书进行了细致校勘，用力甚勤。应该说，钱先生民俗学研究的显著特点大致有二：一是文献功底扎实，坚持论从史出，在纷繁的史料里寻求最切近历史本相的答案；二是并不脱离生活本身，不尚玄虚的理论，而是力图用各种各样的现实场景去还原被异化的故事，使之能够纳入普通人的视野，而易于接受。

集外之人物传记，多为钱先生受命之作。但即便是此等糊口之“差使”，也立志还历史人物本来面目，“以汉还汉，以魏晋还魏晋”^[4]，拒绝“注水”和“戏说”。如《秀水张涟传》，篇幅仅千余字，而引用文人别集、史乘笔记等多达20余处，真可谓“无一字无来历”。《孙诒让传》，篇幅亦不过千余，却频频纠正史籍之误。如《续通志》谓诒让光绪二十八年又荐经济特科，实应为光绪二十九年，虽为京外大臣先后交章推荐，皆不赴；《清史稿》谓孙氏宣统元年礼制馆征，亦不就，实应为光绪三十三年，征为礼部礼学馆总纂，不就；《清史稿》谓诒让宣统元年卒，年六十二，实应为光绪三十四年卒，年六十一。江庆柏编著《清代人物生卒年表》，据朱芳圃《孙诒让年谱》载述孙氏行年，同此。^[5]钱先生治学之严谨，于此可见一斑。其名篇《琵琶记作者高明传考》在收入《汉上宧文存》之前，曾有两个版本，一是《瑞安高明传》，载《浙江省通志馆馆刊》第一卷第三期（1945年8月15日出版），页77—79。是期杂志“编后记”即谓：“钱分纂之《高明传》，无一字无来历。”二是《“琵琶记”作者高明传》，载上海《大公报》1946年11月。前后文字亦不断修订，以臻完善。钱先生评价历史人物，强调客观公正，不粉不诬。《钱南扬先生评语及意见》一文，曾对时人“诬古人”的做法提出明确批评，认为“既知古今环境思想不同，便不应把现代目光，衡量古人，经（轻）易将古代伟人贬价”，“诬古人”就是没有“历史的眼光”。

精深严谨的学术研究之外，集外文中尚有一些学术随笔和回忆散文。如《历代名家日记续选》，编选于1940年3月24日，前言自谓“生平好读古人日记”，遂仿王季思先生之作，就手边书籍资料，撮钞而成。是文节录自唐至晚清26家日记，包括唐李翱《来南录》、宋赵抃《御试备官日记》、宋张舜民《郴行录》、宋张礼《游城南记》、宋范成大《揽辔录》、元刘郁《西使记》、明许浩《复斋日记》、明归庄《寻花日记》、清谭献《复堂日记》、清王闿运《湘绮楼日记》等，可见先生寓目之广。而每选一目，南扬师多有按语附于其后，或申发议论，或略作考辨，于今日学者观书，亦有裨益。如其于宋韩淲《涧泉日记》后按曰：“此书多识旧闻，不同剿说，可补史传之缺。盖日记之变格也”，于清郁永河《采硫日记》后按曰：“此公颇具胆识，全书三卷，于台湾山川形势，番俗民情，纪之特详”，于清钱大昕《竹汀先生日记钞》后按曰：“卷三‘策问’，以类相从，为其弟子何元锡所改编，既失原状矣。”

南扬师发表于1947年的《介绍几种讲考据的报纸副刊》，则可视为民国报纸文史副刊小史。文章向读者介绍了近十种“讲从前所谓考据之学的”著名副刊，如胡适编的《大公报·文史周刊》、顾颉刚编的《益世报·史苑》、罗根泽编的《南京中央日报·文史周刊》、魏建猷编的《上海东南日报·文史》、谭其骧编的《杭州东南日报·历史与传纪》、赵景深编的《上海中央日报·俗文学》、《神州日报·俗文学》、《上海大晚报·通俗文学》以及上海博物馆编的《上海中央日报·文物周史》等。并引胡适之语曰，“文化是一点一滴造成的。文化的研究，依我们的愚见，总免不了无数细小问题的解答。”钱先生认为，“报纸的副刊是不及各大学及各研究院期刊的专门深奥，因为前者的目的在推广，后者的目的在提高”，“五四运动后的副刊，破坏多而建设少，通论多而专题研究少；现在我们都能知道从小处入手，一点一滴的建设，这正是二十几年来的进步”。反思目下，这类话语仍有警示的作用，且对当今各类报刊之栏目设置、稿件编选，都不无启迪。

钱先生笔下的师生情谊、朋辈交往，亦颇令人感慨。如《回忆吴梅先生》作于南扬师八十六岁之时，文章内容虽见诸《自传》^[6]等，但补充的一些细节，却使人物更加鲜活。当时，钱先生专程到苏州拜谒吴梅，吴先生十分高兴，坚持让钱南扬住到他家里去，且“亲自跑到旅店”，将“行李拿到他家”。这一点，在王季思的回忆中得到印证。王先生讲，吴门弟子“任中敏、钱南扬、万云俊等都曾住在（吴）先生家中，向先生讨教，任意翻阅先生的藏书”^[7]。在南扬师眼中，吴梅“不仅待人诚恳热情，没有架子，而且在学问上，也循循善诱，有问必答，悉心指教”。吴先生的为人处世，显然影响了作为弟子的钱南扬。可以说，钱先生的弟子，均沾溉先生恩泽，笔者亦不例外。再如写交往六十多年的老友顾颉刚，虽寥寥数笔，亦满怀真情，催人泪下，让人在历史的折光中，看到老辈学人间相互扶持、相互鼓励的真挚友情。

当然，以上所考集外文，仍难免有所遗漏，望有心者再辑先生佚作，与上述之12篇合为《汉上宧文存三编》，并入中华版钱南扬先生《文集》，以成全璧。届时，先生之学术功德，当更加彰显学林。为学界忽略的是，钱先生不光是南戏及民俗研究领域的著名学者，书法亦别具格调。《民国书法史》谓其“书法入颜学堂奥，又融刘墉、钱南园风采，拙而不涩，情趣悠然”，可谓有识之见。笔者藏有多幅南扬师手札，深深折服其苍秀古朴、端正清雅之书风。只是作为书法家的南扬先生之造诣，已不是这篇小文所涉话题能够容纳的了。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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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原载台湾《戏曲研究通讯》第七期，2011年3月，此处系转载。

[2]因手头资料有限，集外文标明之出处未必为最早出处，且个别文章或有缺页。

[3]参看俞为民：《钱南扬先生行年略考》，《汉上宧文存续编》，中华书局，2009年，第355页。

[4]胡适语，见《钱南扬先生评语及意见》，《战时中学生》1940年第6期，第65页。

[5]江庆柏编著：《清代人物生卒年表》，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224页。

[6]钱南扬：《汉上宧文存续编》，中华书局，2009年，第352—353页。

[7]王季思口述、康保成整理：《回忆吴梅先生的教诲》，《王季思全集》第五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36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