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染性疾病问题和“安全”概念的重新界定
传染性疾病问题与人类社会的演进、国际交往的发展息息相关。近年来，随着跨国传染性疾病问题日益凸显以及“安全”概念的扩展，这一领域不仅成为现实政治中各国首脑、百姓关注的议题，也逐步吸引了国际关系研究者的兴趣。
公元前323年，亚历山大大帝计划远征阿拉伯半岛，暂驻于巴比伦。6月3日，这位皇帝在酒宴之后开始发烧，当晚便一夜未眠。翌日，他就在寝室玩骰子，勉强度过一天。接下来的数日，他持续高烧不退，本来还能在寝室指挥部下，但到了6月9日，连说话都觉得困难。终于在6月13日，这位南征北战的英雄死于远离家乡的巴比伦。尽管众说纷纭，但其死因以疟疾说最有说服力——幼发拉底河畔蚊虫聚集，而亚历山大大帝在发热后十日死亡，与疟疾病程非常相似。[2]
此次远征并非仅有的因传染病而改变进程的军事行动。查士丁尼大帝重振罗马帝国的梦想就因鼠疫的爆发而破灭，拿破仑远征俄国的军队也因伤寒和痢疾而元气大伤。事实上，直到20世纪初期，历次大战中因传染病而死的士兵数，都大大高于战死的人数。那时，由于医学技术的匮乏，并没有对付传染病的好方法。无论帝王将相，还是布衣百姓，若逢瘟疫，生死枯荣都只能听天由命。
随着技术的进步，应对传染病问题的可能性大大增加了。它也逐步成为军事行动必须关照到的一个方面。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后，日军猛攻爪哇（今印度尼西亚），其目的之一就是为了夺取原来由荷兰管理的金鸡纳农园，以断绝同盟国的奎宁来源。由于奎宁是当时预防与治疗疟疾最为重要的药物，日军此举一度影响了非洲战线的局势。
在冷战期间，尽管医学进步，而美苏军队又可谓铁甲雄师，军事行动却依然被小小的病菌所影响。无论是美国入侵越南，还是苏联入侵阿富汗，均因当地气候条件与恶劣的卫生环境而在士兵中出现腹泻等传染病症状。美军在越南尽管有所准备，还是出现疟疾流行的情况。当时世界上技术最为先进的两支军队，未上战场便已疲乏不堪。[3]
即便是如此浮光掠影的一瞥，也可看出传染病对于国家历史与国际关系的进程有着重大的影响。传染病是由包括病毒、衣原体、细菌、真菌等病原微生物所引起、能在人群中相互传播的疾病。不同的病原体引起的症状各不相同，有些仅仅会带来轻微的不适，而有些则会造成终生的残疾甚至是死亡。从医学角度对传染病进行研究古已有之，近代医学体系更是形成了传染病学与流行病学这两门密切联系、相互配合的学科，分别从恢复个体健康与预防、控制、消灭传染病在人群中的传播两个角度共同应对这一健康问题。
与医学上的深入研究及较为成熟的学科化相比，传染病问题在国际关系的研究中是一个被长期忽视的话题。在经典著述中，这一问题往往被一笔带过。爱德华·卡尔（E.H.Carr）在《二十年危机》中写道：“国家相互合作，比如……防止流行病的传播……被称为‘非政治’活动，或是‘技术性’合作”。[4]而巴里·布赞（Barry Buzan）在对世界历史上的国际体系进行分析时，尽管承认疾病的传播曾是“古代和古典社会的一个主要的特征”，但却忽略了它对现代国家造成的影响。[5]
但是，自冷战结束以来，国际关系研究者轻视传染病问题的现象已经有了很大改变。就传染病问题与国际关系展开论述的学术著作、文章大量出现，[6]还出现了一批以此为专长的研究者。就中国学者而言，也开始涉足这一研究议题，尤其在2003年SARS危机之后，出现了一批从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的角度对传染性疾病问题进行研究的初步成果。从现有文献的研究视角看，主要包括以下四种：第一，政治经济学的视角。这一视角关注传染病问题的社会经济根源，并分析疾病流行为国民经济带来的损害，并主要从“公共物品”提供的角度为这一跨国问题提出解决之道。第二，国际法与国际组织的视角。这一视角着重分析19世纪中期以来，在传染病问题上出现的国家间协调机制及相关国际组织。第三，安全研究的视角。这一视角尤其强调传染病对武装冲突、国家与国际安全带来的影响。而且，其中大量论述突破了传统安全研究主体限于国家与国际体系的限制，而着眼于“人的安全”（human security）问题。第四，女性主义的视角。这一视角集中关注各国女性由于生理特性与社会地位上的不平等而在传染病问题中所处的特别脆弱的地位。
可以说，实践需要与理论演进两方面的原因促成了国际关系研究对传染病问题的重视：
一方面，传染病问题对国家与人类社会构成的挑战日益严峻，已经成为国家、政治领袖不得不考虑和应对的问题。而且，在跨国流动激增的全球化背景下，对国家间协调的需求空前增强。
20世纪70年代，随着抗生素、疫苗的开发与使用，许多传染病得到显著的控制。尤其随着天花这一古老的传染病被彻底根除，一种乐观主义情绪弥漫在各国之中。人们相信，等到世纪交替之时，许多传染病将被“根除”，即便是最贫穷的国家也能顺利实现卫生体系的转型，世界范围人均预期寿命将得到大幅提高。[7]但实际情况却是，全球传染病问题不断恶化。自那时起，新出现的传染病就以每年新增一种或多种的速度被发现。如今有近40种疾病在一代人以前是不为人知的。[8]而且，许多在过去能够很容易得到治疗的疾病，例如疟疾和肺结核，也由于出现了具有抗药性的变体，治疗上变得更困难，甚至是不可能。
与此同时，全球化的发展，尤其是跨国流动的增加，让传染病能够以过去无法达到的速度进行传播，任何地区或国家都很难独善其身。[9]在现代化的交通工具问世以前，漫长的航行以及许多国家（主要是地中海沿岸国家）在港口实行的长达四十天的“隔离检疫期”远远超过一般传染病的潜伏期，[10]如果外来人员感染了疾病，此时都出现了明显的症状，很容易识别出来。但在今天，现代交通工具让过去长达数月的跨国、跨洲旅行缩短为朝发夕至，而效率意味着收益，使得很少有国家愿意，或能够承担让所有人员、货物在港口滞留40天的经济代价。同时，机场、港口，检疫手段虽然被广泛使用，但常常效果不佳。1994年，为了防止从印度输入鼠疫病例，美国纽约肯尼迪国际机场可谓戒备森严，所有可能与乘客接触的机场工作人员与纽约市卫生署官员都接受了培训，确保他们能够识别出鼠疫感染者的症状。但是，在其后纽约确诊的10例输入性鼠疫感染者中，只有2例是在机场检出的，其余都是入境之后才发病。这一经历让美国的卫生官员认识到，使用在机场进行筛查的方式阻止传染病进入国内，是代价高昂而又成效甚微的。[11]
与威胁日益增大背道而驰的是，各国的应对能力普遍不足。一味强调市场作用的发展模式使得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公共卫生预算被大幅削减，医疗基础设施严重匮乏。为了获得更高的工资和更好的工作条件，发展中国家本来就十分匮乏的医护人员还常常向经济更为发达的国家移民，[12]疾病控制计划往往由于经费紧张而被搁浅。少数发达国家尽管应对能力较强，能够较好地控制那些已被了解、具有解决手段的普通传染病，但在新出现的、未知的疾病面前，它们同样脆弱。而且，发达国家工业化水平更高，对食品进口往往更为依赖，食源性传染病，如疯牛病，就对欧美国家造成了很大威胁。生物医药产业的发达还让它们经常从发展中国家进口试验用的动物，使得遥远非洲丛林中的病毒借由猴子等动物突然出现在德国和美国的实验室中，造成人员的感染和公众的恐慌。[13]
简而言之，在当代的条件下，没有一个国家能够面对跨国传染病问题而高枕无忧。它带来的巨大挑战，已经不是医生和专家在医院和实验室中就能够加以解决的了。传染病问题常常成为全国性、国际性的焦点事件，由政府、政治领导人出面制定政策、调度资源、寻求国际合作已经成为屡见不鲜的现象。
另一方面，“安全研究”范围的扩展与“安全”概念的重新界定也成为传染病问题进入国际关系研究视野的理论通道。传统上，“安全”（security）的概念模糊不清。皇皇巨著《国家间政治》中尽管大篇幅地讨论“安全”问题，但仅仅只有一句话来解释这一概念的定义——“国家安全必须界定为国家领土和国家制度的完整”。[14]许多学者指出，在二战之后的很长一个时期中，“安全研究”基本等同于对美苏之间冷战关系的研究，而且，对这一概念的讨论严重地偏向于军事方面。[15]到了70年代与80年代，国际关系学者开始了拓宽视野的尝试，重视经济领域的事务对安全的影响，逐步出现了安全研究与政治经济学整合的趋势。[16]与此同时，“安全”概念也得以被重新思考与界定。1983年，理查德·厄尔曼（Richard.H.Ullman）发表于《国际安全》（International Seucrity）杂志的论文《重新界定安全》（Redefining Security）认为，将安全限定在军事领域内是具有误导性和潜在危险的。一方面，这让国家忽略了其他可能更为严重的不安全因素；另一方面，国际关系的军事化从长远来看会增加全球的不安全程度。他将国家安全的实现界定为避免两大类威胁：在短时间内造成一国居民的生活水平严重下降的威胁，以及极大限制一国政府与私人、非政府实体（个人、群体、公司）政策选择空间的威胁。[17]同年，巴里·布赞的著作《人、国家与恐惧：国际关系中的国家安全问题》（People，States，and Fear：The National Security Proble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出版。与厄尔曼的研究相比，布赞不仅将安全研究的范围拓展至非军事的领域内，而且进一步丰富了安全研究的层次。他认为，安全问题应包括军事、政治、经济、社会、环境等领域，并可以从个人、国家与国际三个层次去理解。不过，由于国际关系中的安全指的是针对群体而非个人的保护，研究层次应放在后两者上。[18]“安全”概念的拓展为日后“非传统安全”研究的兴起作出了理论铺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