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章节安排
本书除去导论与结论，共分为五章。各章大致安排如下：
第一章“不同层次的安全化与国际合作形式的选择”。这是本书的理论部分，主要任务是厘清使用的基本概念，包括“安全化”、“多边合作”、“双边合作”等等，并提出一个基本的分析框架。简单地概括一下，本书认为议程塑造，或曰具体的安全化进程对于国家的政策选择是至关重要的，对美国这样具有政策选择空间的大国来说尤其如此。当国家将某一议题看作国家安全问题时，更偏向于选择多边合作；而当它将其看作国家安全问题时，由于往往掺杂了本国的特殊偏好，在合作形式的选择上则更加偏好于双边合作。
第二章“艾滋病问题及其与安全议程的关联”。本章可视作全文的背景介绍，主要从较为客观的角度，总结全球艾滋病传播可能对国际安全与国家安全造成的威胁。从安全化理论的角度看，则是说明艾滋病问题作为安全威胁的实在性。艾滋病问题对人类社会提出了双重挑战，它不仅在医学上难以克服，而且社会中存在的偏见与歧视又为其解决设置了另一层的障碍。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艾滋病在普通人群中的广泛传播已经造成社会的“空心化”，它威胁到维持国家与社会整体稳定的关键性部门，如军队、政府、教育等等，已经是不可回避的国家安全问题。即便是艾滋病问题直接威胁不甚严重的国家，由于跨国相互联系的发展，同样无法避免其负面影响。由艾滋病传播带来的经济损失、地区冲突、国际维和能力减弱等等问题，同样对国际安全构成了威胁。可见，艾滋病问题进入安全议程并非空穴来风。
第三章“美国安全议程中的艾滋病：一个国际安全问题（1999—2001）”。从这一部分开始，本书进入对具体分析对象——美国在艾滋病问题上的对外政策——的分析。尽管其国内的艾滋病传播已被控制在一定范围内，但90年代以来，美国从普通民众到政治领袖，都开始日益重视全球范围的艾滋病传播造成的威胁。在此背景下，美国将这一问题纳入了安全议程加以应对。由于在这一阶段美国将艾滋病问题主要定位为国际安全问题，它在对外政策上的主要目标是通过多边合作的形式，引起各国政府对该议题的重视，以集体行动的方式共同应对威胁。为此，美国推动联合国安理会讨论这一问题，使得艾滋病传播是安全威胁的观念作为一项国际规范逐步得到了确立。在具体的多边合作中，美国不仅在现有机制框架下改变、调整政策，促进国际合作，而且推动了新的多边机制——全球基金的成立。
第四章“美国安全议程中的艾滋病：一个国家安全问题（2002—2008）”。“9·11”事件彻底改变了美国安全政策的重心。在对恐怖主义根源的探寻中，美国认为艾滋病传播与脆弱国家的结合将成为恐怖主义滋生的理想场所，要实现反恐事业的胜利，必须从根本上铲除其产生的“基本条件”。在这一阶段，艾滋病问题在美国的定位中主要是一个国家安全问题。在新的安全定位下，美国希望在本国选择的地点、以本国偏好的方式应对艾滋病问题，并借此宣扬本国价值的优越性。因而，多边合作的形式不再能满足它特殊的国家安全利益，双边合作从而成为美国主要的政策选择。为了实现这一目标，美国在国内动员了大量资源，发起了规模之大前所未有的PEPFAR计划。与此同时，美国对全球基金这一多边机制的支持却明显减弱了。
第五章“美国国际合作的政策后果”。希望通过这一章的分析检视美国多边与双边合作的政策效果。尽管有一些国家对美国的政策有所不满，但大多数国家依然欢迎美国提出的关注维和士兵中的艾滋病问题、建立全球基金以及放松对艾滋病药物贸易政策的限制等做法。而且，艾滋病问题是安全问题的观念得到许多国家的认可，这一议题在国际政治中的重要性也得到显著提升。而以PEPFAR计划为核心的美国双边合作投入了大量资源，改善了发展中国家众多艾滋病毒感染者的生活，获得了许多国家及其人民的欢迎与感激，提升了美国的国际形象。但是，在双边合作框架下，由于屈从于国内特殊利益集团的影响，小布什政府的药物采购政策、预防资金的分配政策广受批评。而且，通过对舆论压力与国内党派斗争这两种可能的政策调整动力发挥作用的实际情况来看，双边合作的框架缺乏政策纠偏的机制，削弱了对艾滋病威胁应对的有效性。因而，小布什政府的国际合作政策只是部分地实现了其确立的国家安全目标。
在最后的结论中，在总结观点的基础上提出值得进一步关注和研究的两个问题，一是西方国家在政策议程塑造中的话语霸权问题；二是大国在全球问题的解决中承担更大责任的问题。
【注释】
[1]朱锋：《“非传统安全”解析》，《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4期，第140页。
[2]滨田笃郎：《疾病的世界地图》，曾维贞译，北京：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1—3页。
[3]滨田笃郎：《疾病的世界地图》，曾维贞译，北京：三联书店，第63、107页。
[4]爱德华·卡尔：《20年危机（1919—1939）——国际关系研究导论》，秦亚青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年版，第98页。
[5]巴里·布赞、理查德·利特尔：《世界历史中的国际体系——国际关系研究的再构建》，刘德斌译，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200页。
[6]主要学术著作包括：William Muraskin，The Politics of International Health：The Children's Vaccine Initiative and the Struggle to Develop Vaccines for the Third World，New York：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1998；Farmer Paul，Infections and Inequalitie：The Modern Plagues，Californi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9；Andrew T.Price-Smith，ed.，Plagues and Politics：Infectious Disease and International Policy，New York：Palgrave，2001；Andrew T.Price-Smith，The Health of Nations：Infectious Disease，Environmental Change，and Their Effects on National Security and Development，Cambridge：The MIT Press，2001；Robert L.Ostergard，Jr.，ed.，HIV/AIDSand the Threat to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Security，New York：Palgrave，2007；Wolfgang Hein，Sonja Bartsch，and Lars Kohlmorgen，eds.，Global Health Governance and the Fight Against HIV/AIDS，New York：Palgrave，2008；Hakan Seckinelgin，International Politics of HIV/AIDS：Global diseaselocal pain，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08。作为著作章节的重要研究文章包括：南娜·波库：《全球性传染病：艾滋病》，载戴维·赫尔德，安东尼·麦克格鲁编：《治理全球化：权力、权威与全球治理》，曹荣湘，龙虎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37—163页；Jayshree Balachander，“Diseases Without Borders：Coping with Communicable Disease，”in Vinay Kumar Bhargava，ed.Global Issuesfor Global Citizens：An Introduction to Key Development Challenges，Washington D.C.：The World Bank，2006，pp.167—185；Laurie Garrett，“Encroaching Plagues：The Return of Infectious Disease，”in Charles W.Kegley，Jr.and Eugene R.Wittkopf，eds.，The Global Agenda：Issues and Perspectives，Boston：Mc Graw-Hill Press，1998，pp.456—464。另外，期刊文章不胜枚举，此处不再一一列出。值得关注的是，2006年第2期的International Affairs就艾滋病问题与国际政治作了整期的专题研究。
[7]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Health for All by the year 2000，Geneva：WHO，1981.
[8]世界卫生组织：《2007年世界卫生报告：构建安全未来》，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7年版，第10页。
[9]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Global Crisis，Global Solutions，”2000，p.10.http://www i.cao i.nt/icao/en/atb/fal/panels/falp3/ip02e.pdf.
[10]这套制度起源于14世纪末期横扫欧洲的鼠疫大流行之后，首先在意大利威尼斯被采用。它规定，自东方归来、即将入港的船只得先在海上停留40天，确定乘船者无人感染瘟疫，方可登陆。意大利文中的“四十”一词为“quaranta”，后来成为英文“quarantine”（检疫）的词源。参见滨田笃郎：《疾病的世界地图》，曾维贞译，北京：三联书店，第28页。
[11]Laurie Garrett，“Encroaching Plagues，The Return of Infectious Disease，”in Charles W.Kegley，Jr.and Eugene R.Wittkopf，eds，The Global Agenda：Issues and Perspectives，Boston：McGraw-Hill，1998，p.459.
[12]Jayshree Balachander，“Diseases Without Borders：Coping with Communicable Disease，”in Vinay Bhargava，ed.，Global Issues for Global Citizens：An Introduction to Key Development Challenges，Washington，D.C.：World Bank，2006，p.174.
[13]Dan Caldwell and Robert E.Williams Jr.，Seeking Security in an Insecure World，Maryland：Rowman&Littlefield Publisher，2006，p.79.
[14]汉斯·摩根索：《国家间政治——权力斗争与和平》，肯尼斯·汤普森、戴维·克林顿修订，徐昕、郝望、李保平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585—586页。
[15]Barry Buzan，People，States and Fear：The National Security Proble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England：The Harvester Press1983，p.3.(https://www.daowen.com)
[16]迈克尔·马斯坦多诺：《学术与治术中的经济与安全》，彼得·卡赞斯坦、罗伯特·基欧汉、斯蒂芬·克拉斯纳编：《世界政治理论的探索与争鸣》，秦亚青、苏长和、门洪华、魏玲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19—220页。
[17]Richard H.Ullman，“Redefining Security，”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8，No.1，1983，p.129，p.133.
[18]Barry Buzan，People，States and Fear：The National Security Proble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p.37.
[19]美国全球艾滋病问题协调人兰德尔·托拜斯（Randall Tobias）接受PBS电视台访问时所说，见http://www.pbs.org/wgbh/pages/frontline/aids/interviews/tobias.html。
[20]Stewart Patrick and Shepard Forman，eds，Multilateralism and U.S.Foreign Policy：Ambivalent Engagement，London：Lynne Rienner Publisher，2002；Antonia Chayes，“How American Treaty Behavior Threatens National Security，”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33，No.1，2008，p.46；Robert Kagan，“Multilateralism：American Style，”The Washington Post，Sep.13th，2002，p.A.39.
[21]苏长和：《中国与国际制度》，《世界经济与政治》，2002年第10期，第9页。
[22]Centre for Health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University of Wales，“Health，Foreign Policy and Security：Current Knowledge and Future Directions，”www.nuffieldtrust. org.uk/ecomm/files/aberystwythconferencereport.pdf.
[23]Stefan Elbe，“Should HIV/AIDS Be Securitized？The Ethical Dilemmas of Linking HIV/AIDS and Security，”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Vol.50，No.1，March 2006，pp.119—144；Susan Peterson，“Epidemic Disease and National Security，”Security Studies，Vol.12，No.2，Winter 2002/3，p.80.
[24]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关于切实加强艾滋病防治工作的通知》，2004年3月16日，国发〔2004〕7号。
[25]光明日报：《胡锦涛主席在八国集团同发展中国家领导人对话会议上的书面讲话》，2006年7月17日，http://www.gmw.cn/01gmrb/2006-07/18/content＿451134.htm。
[26]J.Stephen Morrison，“What Role for U.S.Assistance in the Fight against Global HIV/AIDS？”in Lael Brainard.ed.，Security by Other Means：Foreign Assistance，Global Poverty，and American Leadership，Washington.D.C.：Brookings Institute Press，2007，pp.67—91.
[27]David P.Fidler，“Fighting the Axis of Illness：HIV/AIDS，Human Rights，and U.S. Foreign Policy，”Harvard Human Rights Journal，Vol.17，2004，p.101.
[28]见http://www.csis.org/index.php？option=com＿csis＿experts&task=view&id=2＃testimony.
[29]J.Stephen Morrison，“What Role for U.S.Assistance in the Fight against Global HIV/AIDS？”pp.67—68.
[30]Lisa Martin，“Interests，Power，and Multilateralism，”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46，No.4，1992，pp.777—780；约翰·鲁杰主编：《多边主义》，苏长和等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18—121页。
[31]约翰·鲁杰主编：《多边主义》，第118—121页。
[32]同上书，第125页。
[33]Kenneth W.Abbott and Duncan Snidal，“Hard and Soft Law in International Governance，”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54，No.3，2000，p.449.
[34]约翰·伊肯伯里：《美国：一个自由主义的利维坦》，门洪华译，《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05年第2期，第105页。
[35]伊沃·H.达尔德尔等：《后外交时代——不受约束的美国》，刘满贵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16页。
[36]朱明权：《领导世界还是支配世界？——冷战后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45页。
[37]秦亚青：《理性与国际合作——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历程和学术理念》，载秦亚青编：《理性与国际合作——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8年版，第2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