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社会的应对措施
艾滋病问题刚出现时，并未得到国际社会的重视。曾经担任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的哈夫丹·马勒（Halfdan Mahler）评论说：“刚开始很多人拒绝相信这一危机正向我们袭来。我知道这一点，因为我也是他们中的一员。”[92]到80年代中后期，国际组织终于开始行动了。在联合国系统下，先后由世界卫生组织与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承担组织国际合作、应对艾滋病传播的任务。
首先简要地介绍一下两个机构的成立和承继关系。1986年，世界卫生组织的全球艾滋病计划（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s Global Plan on AIDS，WHO/GPA）正式启动，成为艾滋病问题上第一个多边国际合作机制。它的负责人乔纳森·曼（Jonathan Mann），在哈佛大学取得医学博士学位，是一位广受尊敬的流行病学专家，曾在扎伊尔从事艾滋病的研究工作。而且，他还是一位富于个人魅力的活动家和外交家。[93]他在任四年，将全球艾滋病计划由一片空白发展成拥有两百多名全职雇员、拥有丰厚预算的庞大项目。但是，曼与当时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中岛宏（Nakajima Hiloshi）之间却存在着尖锐的个人矛盾，甚至达到了无法共事的地步。中岛宏不满曼的高调，不仅刻意压制曼宣扬的通过实现人权来保障健康的观点，还针对他与全球艾滋病计划的工作设置了繁复的程序阻碍，曼连出差、会议申请都受到限制。这场矛盾终于以曼递交辞呈、拂袖而去告终。而他离任时言辞激烈地指责世界卫生组织，认为其处理艾滋病问题上“日常业务”（business as usual）式的拖沓风格和对问题的不重视导致了全球艾滋病问题的恶化。[94]
由于未能达到设想中遏制艾滋病传播的目标，国际社会对全球艾滋病计划的不满日益增多。原本支持这一计划的政府最终将其视作世界卫生组织中的“肿瘤”，认为相对于其他联合国机构而言，它不能开展有效的工作。[95]最终，联合国所属其他机构的艾滋病计划负责人，坚决地要求对全球艾滋病计划的工作进行检查，并创立一个独立的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以取代全球艾滋病计划正在进行的活动。
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1996年正式开始运转，很快就被视作全球范围内在艾滋病问题上最重要的国际合作机制。目前，共有包括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署、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世界粮食计划署、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联合国人口基金、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事处、国际劳工组织、联合国科教文组织、世界卫生组织和世界银行等10个合作机构（cosponsor）共同参与工作。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延续了全球艾滋病项目提出的基本目标，即“预防艾滋病的传播，提供关怀、降低个人的易感性以及减轻艾滋病的影响”。它的成立使得联合国系统有了一致的全球艾滋病应对战略、明确的部门分工以及统一的财政预算。与全球艾滋病计划一样，新的机构也有一位有力的领导者——来自比利时的医学专家彼得·皮奥特（Peter Piot）。自规划署成立之日起，他便担任执行主任一职，直到2008年退休，为这一国际机构服务了十余年。
全球艾滋病计划与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分属世界卫生组织与联合国，作为合作机制最大的优势就是广泛的代表性。尤其是全球艾滋病规划署，在很短的时间内帮助许多发展中国家建立了全国性的艾滋病预防项目。到1987年10月，151个国家在卫生部下设立了全国性的艾滋病应对项目。世界卫生组织向提出请求的134个成员国派出了使团，建立了70个短期项目，并帮助61个国家规划三到五年的中长期计划。[96]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继承了这一优点，目前，它在绝大多数的国家都设立有合作项目。
但是，从运作的角度看，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与全球艾滋病计划有两大区别。第一，与全球艾滋病计划将艾滋病问题看作公共卫生问题主要与各国卫生部门合作不同，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力图将这一问题置于更广阔的社会经济发展背景下加以应对，寻求与更多的国内部门合作。这从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的合作机构中就可以看出。第二，在与成员国的合作方式上，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改变了“外国人在发展中国家执行项目”的直接介入形式，而以政策开发、研究、技术支持、宣传倡导和协调为主。[97](https://www.daowen.com)
上述多边机制在组织国际合作、应对全球艾滋病传播方面有以下几点功能：
第一，在国家间起到沟通信息的作用。在全球艾滋病计划下，各国就以统计临床艾滋病患者人数的方法向世界卫生组织通报本国的传播情况。但是，这一评价依据可靠性差，一来许多艾滋病问题严重的发展中国家汇报的完整性差；二来随着抗逆转录病毒疗法的使用，艾滋病毒感染者可以长期处于无临床症状的阶段，病例数愈发不能反映实际的传播情况。20世纪90年代以来，艾滋病传播情况的监测主要依据血清学检测中艾滋病毒阳性的比例来评估。[98]在采纳了新方法后，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发布的《全球艾滋病报告》成为反映艾滋病在各国以及全球传播程度的权威数据来源。此外，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还收集全球的艾滋病防治实践经验，确定那些已经被证实有效的政策和策略，并在具体分析和酌情采纳的基础上向其他国家推广。
第二，为国家以及其他国际组织开展艾滋病防治项目提供指导与协调。由于艾滋病传播是一个新出现的、涉及许多部门的问题，一些国家政出多门的现象非常严重。与此同时，一些国家组织，如世界银行，在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援助时也要求它们在国内设立相应的计划申请与执行机构。这造成许多国家中机构重复设置、职权划分不清的现象。尤其在乌干达、塞内加尔等已经有比较成功的全国性艾滋病防治项目的国家，国际组织的要求反而造成了其管理上的混乱与效率的降低。[99]为了解决上述问题，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提出了各国建立全国艾滋病问题委员会（National HIV/AIDS Councils，NAC）的建议，并提出了国家政策协调的“三个一”原则，即“制定一个协调全社会抗击艾滋病的行动框架，成立一个全国性的权威协调机构，以及建立一个监测和评估机制”。这一原则在2004年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召开的会议上得到各国的签署，成为一项国际性的规范。[100]
第三，最早关注联合国维和部队中艾滋病传播问题。针对联合国维和部队中艾滋病毒感染率高的问题，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专门针对维和人员宣传艾滋病预防的相关知识。1995年，世界卫生组织发布了《保护自己，远离艾滋》（Protect Yourself Against AIDS）的小册子分发给维和人员。1998年，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与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部共同出版了这一宣传册的第二版，并特意设计成便于随身携带的样式。这一宣传册不仅包括了艾滋病感染的相关数据、预防艾滋病的基本知识、急救的注意事项，还包括附带注释的维和人员守则的相关条款，如“不应涉足不道德的性行为，如对当地平民或联合国工作人员的性虐待或性剥削”。[101]
最后，鼓励发达国家贡献资源，以帮助发展中国家应对艾滋病问题。尽管全球艾滋病计划与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的主要任务并不是筹措资金，但是它们仍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募集以及分配援助的功能。全球艾滋病计划的一个具体目标就是动员发达国家为多边合作提供更多的财政支持，[102]在最高峰时，它募集到的资金占世界卫生组织总预算的三分之一。与之相比，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有更为稳定的年度预算，而且，它的机构规模更小、行政开支也相对更少，这意味着能够有更多的资金被直接用于发展中国家。
可以说，在艾滋病问题上，国际社会已经有了基本的合作框架。已有的国际多边组织，如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是这种多边合作机制的依托。在二十余年的时间内，以全球艾滋病计划与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为代表的多边合作机制，已经在国际范围应对艾滋病传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