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西藏,我来晚了!”

第5章 “西藏,我来晚了!”

2001年8月,钟扬组织了一次6个人的西藏之行。

6个人都和生态学、植物学有关系: 北京大学的顾红雅教授,中山大学的施苏华教授,复旦大学的钟扬教授、张文驹教授、青年教师任文伟,还有一位重要人物,是日本数理统计研究所的长谷川政美教授。他们都是第一次到西藏,看到的一切都是那么奇异,那么久远,那么宏伟!

视野充满传奇色彩,但走下飞机的感觉还是有点儿头昏脑涨。高原反应的临界点是海拔3300米,拉萨高度是3600米,体质敏感的人,此时会心跳加速,浑身发飘。钟扬也有点儿头昏,但他是个喜欢鼓舞别人的人,他笑呵呵地说:“我不晕,因为我体积大,身体里储藏的氧气比你们多。”

他绝对不会想到,他来到的西藏高原,将会是他此后生命的一半。他一次又一次飞到这里,每年辛勤奔波150多天。他的人生大戏,这里是最大的舞台。

一行人顺利住进拉萨的宾馆。这里是著名的阳光城,8月的光芒亮闪闪的。很快入夜,气温坐了滑雪板一样飞快地降落,白天还可以穿长袖衬衣,晚上竟要加厚外套了。

半夜里,宾馆里突然一阵混乱,有个日本游客的高原反应越来越重,人都快昏过去了。导游几乎呼喊: 懂日本语或英语的出来当翻译,赶紧联系医院,抢救旅客。

钟扬闻声而动,跑出去帮忙,很快解决了问题。

高原,一切都是那么不同。瑰丽和危险相伴相生,钟扬来到这里的第一天,就看到了神秘的一角。

第二天,一行人从拉萨驱车远行160多公里,游走听闻已久的著名高原湖泊羊卓雍措。车子越开海拔越高,快到大湖的时候,盘山道一个劲儿往上爬,最后到达4900米,才算看见了蓝幽幽的湖水。钟扬脸色发白,晕眩、恶心、头痛……高原反应终于从身体里涌出来,他赶紧加了一件外套,给自己挡挡风。

他后来说:“高原反应有18种,我每年都会遇上几种。”这一次,只是小试锋芒。

幸好后面的旅程是从拉萨向南,墨竹工卡、林芝、鲁朗,走的是西藏最秀美的黄金线路。

选择这条路线,主要原因不是景色美丽,而是一个6个人都关心的问题: 西藏的植物资源。

2006年3月钟扬获得博士学位,与导师长谷川正美合影

长谷川政美教授是研究分子系统发育的著名学者,主要研究如何在DNA水平上追溯生物界各类群的进化史,并通过构建“系统发生树”来研究不同生物体之间系统发育关系。这正好与复旦大学的生物多样性研究、与钟扬的分子系统发育研究有高度的叠合性。2000年12月,钟扬到加拿大女王大学进行学术访问,回国的时候在日本东京停留了72小时,专门去数理统计研究所拜访长谷川政美。交谈中长谷川提到,他一直在不同尺度中寻找不同生命之树的“根”,而中国的青藏高原,是进行这种研究的绝佳之地,也是生态学家和进化学家寻“根”的最佳空间。

说者无意,听者有心。钟扬想起一件有关西藏的往事。那是在1993年,钟扬参加国家基金委的一个会议,来自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的周浙昆研究员在会上发言,谈到了西藏。周浙昆回忆:“1993年我们从西藏墨脱考察归来,当时国家自然基金委分管植物口的朱大保先生,邀请我和孙航在基金委的一个会议上做了关于西藏墨脱考察的报告。会后的交谈中,钟扬说对我们在墨脱的考察非常向往,希望自己也有机会到西藏工作。让我没有想到的是,他竟然真到西藏大学去工作,将自己对西藏的向往迅速落实到行动中,援藏去了西藏大学,而且一待就是16年。”

听到长谷川政美教授如此重视西藏,钟扬对西藏更加向往。道别这位日本学术前辈的时候,他暗暗地想,回国后先组织一支专家队伍,到西藏去仔细看看,到底那里的植物资源状况如何。经过一番联络,一拍即合,6个人到齐了。

队伍终于来到了西藏,钟扬看到的都是惊喜。这里是一个神奇的植物王国,从钟扬熟悉的植物分类学角度看,高等植物有5000多种,科、属、种数分别占了全国的32.9%、38%、18%。地势、水系环境、气候的巨大落差,使这里生长着维管束植物中的几乎所有门类: 蕨类、裸子植物、双子叶被子植物、单子叶被子植物……喜马拉雅山南翼的林芝、波密、墨脱、察隅一线被称为“西藏的江南”,海拔大部分在1200米以下,郁郁葱葱的山谷里生长着完整的雨林、季雨林,甚至有难得一见的热带省藤。顺着山坡看上去,层层叠叠的常绿阔叶林和针阔混交林密密匝匝,雾气中隐约显露出更高山上的冷杉、云杉。山势攀升到4800米以上,气象为之一变,高山永久积雪晶晶闪亮,树木都不见了,只有400来种抗寒性极好的高山植物稀落而顽强地坚持着。这些植物对于研究“系统发生树”来说是最好的对象,它们生长期短,只有两三个月,可以完整地观察极端环境条件下的植物发育过程。

2004年钟扬在西藏

钟扬一行人没有跑很远,主要在林芝一带考察。尽管路途不算远,却也有太多的发现: 高高的巨柏,山坡上的江孜沙棘、大花红景天,江边的杜鹃花……钟扬太兴奋了,作为一个植物学家,他发现了自己的新大陆。多年从事植物分类学研究,他太了解整个世界生态的灾难性恶变。十几年后,他在演讲中解释自己为什么要到西藏采集种子,描述出一幅令人忧患的画面:“地球的8万种植物面临着灭绝的危险,这占到当今已知植物种类的20%。专家们估计当今生态多样性消失的速度是物种自然消失速度的1000~10000倍。地质史上前五次的物种大面积灭绝都是因为天灾,与自然条件的突变相关,而导致当前第六次大面积灭绝的是人祸,其中大量碳排放引发的全球变暖、城市的扩张、农业的单一化、化学化、转基因作物推广,则是导致物种灭绝的主要因素。”在世界大部分地方都陷入生态危机的时候,与工业化相对隔离的西藏,还有这么丰饶的植物资源完整性,他怎么能不激动呢!

让他陶醉的还有西藏淳朴的民风。在纯净古老的鲁朗镇,公路边走着四个放学的藏族小孩子,他们看见外乡人,丝毫没有警惕,欢快地跳起了藏舞,以表示欢迎。钟扬和同伴们感动不已,拿出包里的小礼品,送给孩子。

在一片等待收割的青稞地边,钟扬照了一张像。画面中,37岁的他目光望着远方,似乎正在下决心,谋划着未来与西藏的相依相存。

回到拉萨,眼看要结束西藏之行,钟扬心里很不平静。站在布达拉宫的高台上,雪山苍茫,拉萨河蜿蜒远去。那些山、那些河水、那些起伏的丛林……目光看不见的地方,有数不尽的植物宝藏。一个植物学家,怎么能远离自己的研究对象?他知道,青藏高原的植物资源,“从来没有被彻底盘点过”,要做这项工作,会遇到太多难以预见的困苦甚至灾难,需要无畏的勇气和坚毅的行动力。

一个前所未有的决定在他心里酝酿。他想到中国植物学、生物学的研究状况,心里很不安。后来他对采访者说:“上海的生物多样性在全中国排倒数第一,排倒数第二的是北京。然而,这两个生物多样性最低的地区却集中了我国研究力量的一半。这意味着我国有一半的生物学家待在本身没有东西可研究的地区,而这一半人可能是生物学领域顶尖的学者,他们必然要把目光投向西部广袤的大地。随着国内的生物学研究与国际接轨,国内生物学家也面临着越来越激烈的竞争。在我国一旦发现某种具有较大研究价值的生物,一定会吸引外国学者涌入。目前,我国生物多样性排名第一的地区是云南,其后是四川、西藏等地。作为国家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拥有丰富生物资源的西藏,由于种种原因并没有对国外完全开放,这几乎等于说,西藏是特定条件下留给我国科学家的一块研究宝地,这是青藏高原吸引我的一个重要原因。”

他想到了问题的关键: 西藏是一块丰饶的植物学研究的空白之地,外国人不能来,以往中国顶尖学者又不曾来,自己还年轻,能不能把终生的事业献给这里?献给这里就是献给全民族,献给全人类!

想到这里他豁然明朗,大声感叹:“青藏高原,我来晚了!”

钟扬在西藏

回到上海,钟扬一直在寻找再去西藏的时机。契机来得很快,2002年,上海市的农业投资项目“上海市农业生物基因中心”正式启动,中心主任罗利军想尽快把这个基因库完善起来,急于寻找各种植物基因。虽然他从事水稻遗传的基础与应用基础研究,还是知道藏医有一本叫《晶珠本草》的藏药书,这本书出现于160多年前,著者是藏族药学家帝玛尔·丹增彭措。这本书共收载天然药物1220种,比李时珍《本草纲目》中收录的还多423种。《晶珠本草》里的天然药物种类绝大部分产自青藏高原,很多是特有物种,从植物学的眼光看,真是无价之宝。若是能按照这本书去西藏找药用植物,对于上海农业生物基因中心来说,真是太有价值了。

谁去做这个事呢?罗利军想到了钟扬,听他说过很想去西藏进行植物学研究。他和钟扬很熟悉,一起搞过“杂交旱稻”的种子收集和杂交培育。钟扬在一次演讲中也提到这件事:“我自己本人也参加了上海市农业生物基因中心的工作,我和罗利军教授一起,到处去收集旱稻。在我国的云南、贵州、湖南这些山区里面,农民在缺水的时候也种一些水稻。它看起来产量并不高,可是实际上有很好的耐旱性。我们收集了大量农家土生土长的品种。我们也把它进行杂交,最终获得了一个新的品种,叫杂交旱稻。袁隆平先生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发明奖一等奖的同时,我们获得了国家的二等奖。”

让钟扬趁着这个渠道,到西藏采集一些药用植物,那不是很方便的事情吗?

罗利军的想法比较简单:“当时我们就觉得不仅是农业资源,应该拓展到生命科学。我手头有点经费,就给了他这个项目,让他对照着书尽可能去收集资源。”

让罗利军没有想到的是,钟扬的计划比他的更大,他要“自发在藏大组织团队去采样”,干一番大事业,而不是“一件事”。

这是一个相当不容易的决定,它不仅仅是个技术活儿,也是涉及文明、文化的探索性活动。

对于钟扬个人来说,这是研究方式、研究路径的根本性转变: 从研究所、实验室,转入青藏高原广阔的天地,用自己的一步步攀登,去发现和采集珍贵的种质资源。这样的工作,在很多科学家看来,是得不到什么高端的成果的,时间都用在路上了。这样的繁重劳动,应该交给专门的采集者,科学家只需要等待他们的收获。钟扬与挚友黄梵讨论过这个问题,黄梵写道:“在登山界,有两种方法: 喜马拉雅式登山和阿尔卑斯式登山。喜马拉雅式登山,领队就是保姆,车辆、线路、吃、住等都由领队考虑,登山者只管走,背不动会有背夫帮忙背;而阿尔卑斯式登山的精髓是: 不依赖他人,不靠外界的补给,完全或主要靠登山者自身力量去攀登。英国人乔·辛普森是阿尔卑斯式登山的坚决践行者。而对于植物学家来说,也有两种途径来研究课题: 一种是利用各地标本馆已有的标本和种质库储存的样本,或是交给一些服务于科研单位的采集力量,回到实验室研究;另一种是亲自采集,全程自行把控。钟扬是后者的践行者。两年前,钟扬和我聊起乔·辛普森,他说那是他的偶像。”

一定要亲自动手,不辞万里迢迢,要做一个植物学界的乔·辛普森——这就是钟扬的选择。在钟扬看来,找种子的人里面,也有很多“喜马拉雅式登山”的“成功者”,但不足为训。他曾经提到英国著名的“种子猎手”威尔逊,此人1899年来到中国,为维彻花木公司采集植物种子,在四川藏区足足跑了12年,采集了数百种西方人从未见过的花种。他的采集队伍有专业保镖、轿夫,还有挑夫、马队、勤杂工,等等,多达30余人。钟扬从内心拒绝这样的“成功者”,他要走一条亲力亲为的新路。

光有这个选择还是行不通。高原环境,采集种子不可能由一个人进行,必须要有稳定的团队。钟扬在复旦有很多学生,但不可能让这些学生长期在西藏进行植物样本采集。这还不是最核心的问题: 哪怕复旦的学生能够长期来,比起组织藏族团队进行采集,在文化上还是有非常大的差异。青藏高原的自然生态环境极为脆弱,藏族的传统生态伦理思想极其强调人的生活依赖于自然,任何一个物种都是人与自然大循环的一部分,不能任意侵害。因此藏族群众对自然界动植物的采集食用,都有发自天性的文化谨慎,不会过度利用。外来者没有这种潜意识,没有微妙的尺度,有意无意间就伤害了自然与人的平衡。

武汉植物所的李伟研究员是钟扬的知己,他特别解释说:“任何采集,哪怕是科学采集,也是对植物资源的伤害。藏族人很清楚这里面的利害关系,采集植物不会集中在一块儿采个精光,他们总是很精心地采集到一定分寸,就停止了。钟扬知道这一点,所以他在西藏组织当地的采集团队,依靠他们的传统智慧。”

钟扬也曾考虑过,请登山队帮助自己采集种子。有的植物在6000来米的高度,一般人去采集危险而任务艰巨。但找到了登山队长,人家一口回绝: 登山队有自己预定的路线,根本不可能为了找种子满山乱跑。这更坚定了钟扬的信念: 一定要在西藏培养一支既能采集种子、又能进行生物多样性研究的科研队伍。这也是历史的经验。20世纪70年代,由中国科学院牵头,曾组织了一支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队,对西藏的地质、地理、生物资源进行了全面考察,专家队伍涵盖了50多个专业领域。考察完了,除了很少数,绝大多数专家们都回到内地,研究工作大部分不能继续下去。

钟扬在西藏

钟扬想做一件前所未有的事,要在西藏把一支队伍带起来,“从飞鸽牌变成永久牌”,打造高原植物学研究的学科巅峰。钟扬在复旦的同事卢宝荣与罗利军都认为,这大概是钟扬最大的贡献,“他为西藏培养了一批当地的采集生力军。虽然我国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就开始在组织科考队考察各种极端环境下的生物资源,但是西藏并无本土的科研力量做这些事”。

熟悉钟扬的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陈浩明感叹,他身上有一种梦想的气质,喜欢做别人没有想过的事情,去西藏,就是他最遥远的梦。特别难得的是,“钟老师不仅是一个善梦者,更是一个追梦者、践行者”。

为了这个梦想,他开始打理行装,要去西藏干一番新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