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章 打通科学和大众间的“最后一公里”

第11章 打通科学和大众间的“最后一公里”

钟扬很忙，号称自己过的是“并联生活”。在他千头万绪的“并联”中，有一条线路永远没有中断，这条线路让他和社会大众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让科学的光芒照耀到求知的男女老少。

这就是科普。

他是上海科技馆学术委员会委员，每年要义务进行约30场公益科普讲座。他还是上海不少中学的科学顾问，定期给中学生讲科普故事。新民晚报社与上海市科学技术协会联合主办的公益科普项目“新民科学咖啡馆”，钟扬是这个传播平台的“金牌主讲人”，听众们都称他为“科研大师中最会讲段子的科普达人”。他翻译、撰写、审校了10本科普著作，其中的译作《大流感》，畅销不衰，成为科普中的“网红书”。

有人不解，觉得他一方面在西藏干着采集植物标本这种“老掉牙”的事，又在上海忙活科普这样的“小儿科”，“堂堂一个大教授，干嘛花这么多时间在小朋友身上？”

钟扬说，“科学知识、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要从小培养，现在多一点兴趣，说不定今后就多出几个科学家”。他自己有体会： 小时候他把一套残缺不全的《十万个为什么》翻了又翻，那些有趣的讲解，给他种下了学科学的种子。他相信：“一个小孩子其实很难靠几本书来准确地了解科学道理。不过，书中那些遥远的故事及其承载的有趣知识会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渗透进脑海。在某个不经意的时刻或场合，这些似是而非的知识也许会与新的思想活动碰撞出火花，并以独特的科学气质展现出来。只有此时，长大的孩子才能真正体会到‘春风化雨，润物无声’的人生意境。”

钟扬在向青少年普及科学知识

科普不仅有社会价值，钟扬自身的梦想气质也能在科普中大放光辉。他喜欢讲故事，故事里有欢乐的天性和科学的素养。科普是他和孩子们自由嬉戏的幸福时分，时不时会蹦出曼妙的想象。在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的陈浩明教授眼中，钟扬是个不停“奇思妙想”的人，有一天他问同事们：“大熊猫为什么喜欢吃竹子？”这么深奥的问题众说纷纭，钟扬一本正经地说：“这其实跟老虎爱吃肉是一个道理。为什么吃竹子？因为竹子里面含有抗抑郁的成分，大熊猫得了抑郁症，整天拉着个脸。”这听上去像个玩笑，但是大家将大熊猫全基因组的序列检测出来，又继续进行了3个多月的研究，发现大熊猫神经代谢通路中的多巴胺代谢相关基因有了改变，证实竹子的确含有抗抑郁成分。钟扬的“段子”原来是创意的猜想，为科技创新开辟新局面。

上海科技馆和它的分馆——上海自然博物馆，是钟扬科普活动的主战场。

坐落在浦东中心区的上海科技馆，造型飞动，建筑面积将近10万平方米，位居世界前列。馆内有11个主题展区、4个高科技特种影院、3个艺术长廊、2个主题特展，还有大小不一的几个临时展厅。2001年12月18日，科技馆对外开放，很快成为国家5A级科普旅游景点。

钟扬是上海科技馆的建馆元老，刚从武汉植物所调到复旦，他与科技馆的合作就开始了。科技馆聘他为学术委员会委员，大家马上就发现他是个“有求必应”的人。馆里的人们流传着一句话：“有困难就找钟老师。”无论大事小事，他都不厌其烦。至今老职工还念念不忘：“钟老师什么问题都能解决，即使他自己一时解决不了，无论多忙都会帮我们联系合适的人或机构，让我们最终能解决问题。”钟扬的热情让科技馆的专家和员工很吃惊，从未见过这样投入科普的大教授。

钟扬有自己的尺度，深知“科学”是中国社会发展中的一个短板，五四运动以来，“民主”与“科学”各有各的坎坷，科学思维还远远没有化为民众的常识，他想在中国社会现代化的进程中，解决科学和社会大众之间“最后一公里”的问题。他说：“科学研究必须是严谨的。就好比，转基因研究发展至今，没有哪个真正的科学家会向你保证今后是绝对无害的，对一杯普通的水也是如此无法保证，因为这种100%的保证本身就是不科学的。但是，大众无法读懂这种‘不能保证’的真正含义。这就是科学和大众间的‘最后一公里’。”

清醒的历史使命感，让他义不容辞，付出了全部能量。上海科技馆综合业务处的金懿佳回忆：“2012年，钟老师受聘成为上海科技馆学术委员会专家。他在学术委中非常积极与投入，6年来从未缺席过任何一次学术会议，在培育研究人员，指导研究体系建设、馆的战略发展、人才培养、国际交流、品牌建设及学术研究上，提出了很多富有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他总是背着厚重的行李，不是从机场风尘仆仆地赶来，就是开完会匆匆出发。他专业精深，见解独到，每年都参加馆里的中高级职称评审工作，为所里的几十个重大课题申报提供专业指导。”

上海科技馆办了几份科学杂志，其中的科普类是《自然与人》（2006年改名为《自然与科技》）。2005年，这份杂志邀请几位著名科学家和新闻出版界专家做杂志的编委，41岁的钟扬是最忙的一个。主编周保春回忆：“钟老师在所有编委中是最年轻的一位，然而每次座谈时他的思路之敏捷、立意之高超，给杂志社同仁们留下了深刻印象。虽然日常极为繁忙，钟老师却总不忘记他是编委，总是惦记着杂志社的选题。除了为我们介绍科学家和科普作者外，钟老师还亲自为我们写文章。2009年初，为了纪念生物进化论创始人达尔文诞辰200周年，杂志社刊登了一组相关文章，其中的一篇《美丽实用的分子进化树》就是他亲自操刀的，这也是我们杂志社第一次把钟老师团队的研究成果介绍给公众。”

钟扬做事情的特点是专心致志，用力很深。对于科普，他决不当作“业余”的事情随便对付，他总结在上海科技馆的工作时说，科普需要的是“专业”的态度和“专业”的水平：“做好专业的科普志愿者，一要看从事专业的科技工作者有没有当志愿者的心，二是对于把志愿者作为事业的人来讲，能不能专业水平再提高一点。不要在科普这个‘第二课堂’里，把学校第一课堂里的老故事一遍遍重讲。科普志愿者们要学会用事实去解说科学，而不是单纯地灌输观点。”2011年9月，钟扬接受《文汇报》记者采访，他说他很喜欢美国电影《侏罗纪公园》，因为这部影片正好符合他对科普的理解，“他觉得这是科学家帮助科幻作家提供更大想象空间的典型案例。一位古生物学博士在一万多年前的木兰科植物中发现了DNA片段，文章发表于《科学》杂志，发表后引起了好莱坞编剧的注意，后来这位博士生的导师（加州大学的生物教授）被请去好莱坞，科学家和编剧一起合作，完成了《侏罗纪公园》。在影片开头，科学家设想在琥珀中发现了一只蚊子，而这只蚊子叮咬过恐龙，它的血液中含有恐龙的DNA，这就构成了整个《侏罗纪公园》的基础。”既专业又富于想象力——这才是钟扬理想中的科普。

上海科普的另一个重镇——上海自然博物馆，也是钟扬忙碌不停的地方。

钟扬在自博馆讲解

自然博物馆是中国第一家同类博物馆，源于1868年法国天主教神父韩伯禄创立的徐家汇博物院。1933年，它更名为震旦博物院。1874年，英国人创立了亚洲文会上海博物院（隶属于大英博物馆皇家学会，1949年后改名上海博物院）。1956年，震旦博物院和上海博物院合二为一，成立了上海自然博物馆。新的自然博物馆搬入延安东路上海华商纱布交易有限公司的大楼里，优雅的英国古典建筑风格，与博物馆里的恐龙、剑齿象、鲨鱼不是一个调式，参观完从精致的正门走出去，颇有“洞中一日，世上千年”的沧桑感。这个馆最大的问题是空间不够，27万件展品，拥挤在12880平方米的各个展厅，周末和节假日人都挤爆了。2014年5月，老上海自然博物馆正式闭馆，展品和馆藏搬入位于静安区的新馆，2015年4月向公众隆重亮相。新馆建筑面积达4.5万平方米，外形像一个鹦鹉螺，用这种进化几百万年的生物隐喻“管理自然遗产、守护地球家园”的深义。

2001年之后，自然博物馆转制为上海科技馆的分馆，作为上海科技馆学术委员会委员，钟扬在新馆的内容设计、形式呈现、展品选择上都出了不少力。首先的一项工作，是制作新馆的500多块图文。图文项目负责人之一鲍其泂难住了： 图文文稿的内容涵盖天文、地质、生物、人文、地理等等学科，还必须有准确性、前沿性、可读性，什么人能承担这样的写作？文学人写不出科学性，科学人写不出文学性，两者兼备的人实在找不到，联系了好几家高校，都觉得太难，纷纷婉拒。困难中的图文写作进度极为缓慢，“一天的时间通常只能讨论十几块图文的内容，而整个自然博物馆有将近五百块知识图文”。

上海自然博物馆管委会副主任顾洁燕记忆犹新：“当时其实基本上没有一个专家可以把自然博物馆里的这些内容都吃透，所以我们在跟很多高校和科研院所联系了以后，最后是找到了钟扬老师。钟扬老师当时二话没说，他就说：‘那行，这个事情是上海的，我又是一个植物学家，那我就帮你们一起来做这个事情。’”

后面的日子里，钟扬和大家紧张工作，鲍其泂记得，大家“字斟句酌地讨论每一段内容，我们也很不客气地把最难的部分都留给他。在半年多的时间里，每次听说钟老师从西藏回上海了，我们都会立刻去预约时间，他也总是爽快地答应，哪怕只有半天的时间，也会赶过来和我们一起讨论”。遇到钟扬不熟悉的学科，他就去请自己认识的高手。2014年5月2日，正值“五一”小长假，他又和团队一起加班，还把中国地质大学的王永标教授请来参与讨论，因为“当天要讨论的是他不太擅长的地质古生物部分的内容”。

讨论结束，钟扬请大家去吃“东来顺”，这时伙伴们才知道，那天是他50岁的生日。

自然博物馆对钟扬的热心肠体会最深，一个个难关，在他的努力中都翻过去了。还没搬到新址的时候，博物馆空间尽管小，还是想方设法要增加展品。2010年有人提出来： 能不能征集一条西藏的“温泉蛇”？这事放到往日想都不敢想，温泉蛇长不到1米左右，世界仅在中国有，中国仅在西藏高原有，是易危珍稀蛇类。自然博物馆曾经找了十几年，求助了很多大学、科研院所、标本公司，一无所获。现在不一样了，送上门来的“钟委员”与西藏大学关系那么铁，能不能让他帮帮忙，从西藏找一条，就地制成标本运到上海？

让一个找种子的植物学家去找动物，有点儿难。钟扬说，他去碰碰运气。

2011年圣诞节前喜讯传来，钟老师找到了温泉蛇！大家欢欣鼓舞，赶紧在电子邮件里告诉钟老师如何制作标本、如何安全保存、如何顺利运送。2012年4月，温泉蛇标本被运到复旦大学，小心保存在钟扬的办公室。博物馆派刘漫萍去复旦取回来，她绘声绘色地记下了这次经历：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了久闻其名不见其人的钟老师。

当时他的办公室门是开着的，我探头望去，好像没有人，于是又敲了敲门，这时才听到屋中的动静，我在一堆高高摞起的书本中看到了一个戴着眼镜、头发蓬乱的人。久闻钟老师是复旦的大教授，想象中他应是一个衣冠楚楚的斯文模样，一时不能确定眼前这位就是传说中的钟老师，还特意站在门口高声询问了一句，在得到肯定回答后，我才敢自我介绍并说明来意。他有些费劲地站了起来，这时我看到了他的全貌： 身材微微发福，但没有明显地走形，可算得上魁梧，如果配一身合体的衣服定会气度不凡，不过此时他身上的衬衫是皱巴巴的，休闲裤子也是无处不褶，更为搞笑的是两条裤腿一个长，一个短！

待他笑嘻嘻地让我随便找了个空座坐下，还自嘲办公室的乱，调侃说放整齐了他找不到东西，他这叫乱中有序。在那一瞬间，我就对他产生了好感。他为我倒了杯水，倒水时，走路一高一低的，他随后给我解释说近来他腿疾犯了，行走极不方便，否则他就出去采标本了，一旦出去那就是几个月，在上海根本不可能见到他。我当时还笑说幸好他的身体不允许他这么拼命，才给我一个机会近距离了解他采集温泉蛇的细节。

温泉蛇

在一通翻箱倒柜之后，他拿出一个大号雪碧瓶，这个不起眼的瓶子里就装着我们征集多年而不得的温泉蛇。谈起捕捉温泉蛇时的情形，钟老师眉飞色舞，整个人都像在发光。他说到了与温泉蛇的偶遇，说到了亲自上阵捕捉温泉蛇的惊险。除了详细提供温泉蛇的采集信息，他还接着介绍了课题组在蛇类方面所做的科研工作，另外讲了许多采集标本时发生的逸闻趣事。我又趁机请他再帮助我们采集高山蛙及高原跳蛛的标本，他都允诺帮忙一试。那次见面从3点多一直聊到6点多，3个小时在他妙语连珠中不知不觉地飞逝，临别时我抱歉打扰他那么久，他笑称这时间远没有到他回家的时间，他要很晚才回家呢。与他告别后，走在路上，他那略带南方口音的普通话、洪亮的大嗓门、不修边幅的外形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人果然是不可貌相的。

这类事一件又一件，钟扬都竭力而为。博物馆的“生存智慧”展区计划做一个兰花螳螂展项，项目负责人徐蕾有难处：“虽然大家都知道兰花螳螂的拟态，但我们想要做一个景箱高度仿真再现兰花螳螂的自然生境状态，这就涉及如何采集到兰花螳螂的标本，并复原出真实生境下的其他生物物种。我们并没有去过兰花螳螂的产地，不了解具体的周边环境是怎样的。”

钟老师一打听，马来西亚的沙巴是兰花螳螂的产地，而他门下正好有一个来自马来西亚沙巴的本科女学生小赵。这位小赵刚来复旦时专业基础单薄，没有老师愿意带，钟扬把她收下了。此刻用人之际，钟扬才知道收下这个学生是多么幸运！他立即上网查资料，全面了解兰花螳螂的研究现状，找到了一个很有意义的研究方向，布置小赵去调研，撰写成本科毕业论文。这一举两得的安排让小赵得心应手，又使自然博物馆得到了小赵搜集的照片和资料，成为制作生态小景箱的关键参考。

兰花螳螂的问题解决了，钟扬欣喜之下，还是想起了西藏。徐蕾记得，钟扬提出建议：“自然博物馆可以设计制作一种特制的密闭舱，可以让老百姓在上海就能体验一把高原的稀薄空气和缺氧环境”，他甚至对具体的操作细节都进行了设想。

在自然博物馆，钟扬如同手握一把神奇的钥匙，带着大家打开一扇扇大门，开辟新天地。无论有多大的困难，他都笑眯眯的，给大家带来乐观与信心。有的事情让他满头大汗，他也乐在其中，犹如一个大孩子，和大家一起玩儿。负责科技馆展教工作的宋娴记忆最深的一次是，邀请钟老师参加“达人带你逛（请科学家带着观众参观展区）”活动。参加这个活动爬上爬下，很费劲儿，“他二话没说就答应了，还说‘这个区域我虽然很熟悉了，但还是要提前来走下路线’。那个区域是模拟真实的热带雨林，钟老师有点胖的，爬那个假山其实有点吃力，而且还要边走边向大家讲解，满头都是汗，本来只是招募了20组家庭，走着走着，那个区域的所有观众都跟着钟老师走了，钟老师就是有这样的魅力”。

钟扬在作有关保护红树林演讲

2017年5月18日，是上海自然博物馆所有员工难忘的日子。这是馆里的第一次“博物馆之夜”活动中，钟扬到场做了“保护红树林”演讲。这一夜，他还不顾疲劳，给另外一位专家“救场”。负责这项活动的顾洁燕还清晰地记得：“有位专家临时有事无法带领观众夜游展览。5月16日晚，我给钟老师发微信，请他救场讲讲自然之窗区域，这里有钟老师熟悉的红树林等七个景箱，他22：03给我回信说‘刚回上海，我先看看材料，明天上午联系’。第二天上午，他回复我下午两点后确认，后来下午就给我回信确认了可以过来。钟老师肯定是协调了很多事情才给我们留出了时间。”

这一夜成为钟扬在上海自然博物馆的绝唱，他再也没能回到这个深深挚爱的科普园地，人们只能在温馨的伤感中怀念他。

鲍其泂回忆：“从来没听到过他的任何抱怨和批评，从来没在他身上感受到一丝一毫的负能量。在这个浮躁焦虑的时代，他的乐观与豁达也许是比他的学识更难得的。而在工作中，每当遇到难题时，最常听到他说的一句话是‘没关系，我们一起来想想办法嘛！’这简单的话语总会给我们莫大的信心，因为我们知道钟老师是我们坚强的后盾。上海自然博物馆中的每一块图文都凝聚着他的智慧与心血，能在这个项目上得到他如此给力的帮助，是上海自然博物馆的幸运，也是我们建设团队的幸运；而在项目推进的过程中，能与他有如此多的接触，则是我个人莫大的幸运。”

徐蕾深有感触的是，钟扬在科普中当“主角”的时候神采飞扬，而在当“配角”的场合更加认真，是一片最美的“绿叶”。2016年10月，上海自然博物馆引进英国伦敦自然历史博物馆的“灭绝： 并非世界末日？”巡展，徐蕾负责筹划。开幕式邀请戎嘉余院士来馆做一场关于“生物灭绝的意义”的讲座，需要找一位学术水平高又善于与公众交流的科学家来做讲座的主持人，“第一反应我们就想到了钟扬老师。当时距离开幕式时间已经很近了，他立刻就答应下来，虽然他本人与戎院士并不是很熟，但仍然对院士尊重有加，当天晚上就找我要戎院士的个人简历和讲座内容，甚至仔细到询问戎院士当天讲座的衣着是什么样的，以便配合。讲座是下午举行，我答应他一早看到戎院士的衣着后，就立即告知。为配合戎院士做好主持人，钟老师特意穿上了西服，打上了领带，而这在他的生活中是很少见的，平时他对穿着是比较随意的，基本上一件休闲的衬衫，就是他四季不变的装扮！”

钟扬不但在上海科技馆和自然博物馆这样的市级科普平台上尽心尽力，他还是上海不少中学的“科学队长”，连续多年为中学生讲科学。上海实验中学的学生朱薪宇听过钟扬的一个科学讲座，顿时被迷住了：“当时去听教授讲座，一下子就被钟教授生动的演讲吸引住了，从此我就成了教授年龄最小的学生，并开始跟随他学习科学。听他的课，你永远都不会感到无聊，在钟老师的指引下我慢慢爱上了科学。”朱薪宇和同学们成立了一个“学与做科学社”，请钟扬来做“科学顾问”，钟扬一口答应，说：“做科学传播是件好事情，我当然支持啊！”钟扬除了帮他们解答各种科学知识上的疑难，还给这个社团撰写了一个科普舞台剧脚本，用了不少时间指导同学们排练。在钟扬的启发和带领下，朱薪宇也尝试着进行科学论文的写作，2017年3月，他的论文《西藏拟南芥适应能力分析》获得了第32届上海市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二等奖。之后他又开始新的课题《用杂交方式探讨西藏高海拔拟南芥的适应性》，经过两次实验，成功提取到纯度较高的拟南芥DNA。

中学生们都很喜欢钟扬的讲座： 风趣幽默，各种故事随手拈来，洋溢着知识的美。14岁的高中生陈思涵参加了天明学院组织的“未来科学家训练营”，她这样描写课堂上的钟老师：

他是我人生中认识的第一位大学教授和科学家。14岁的我，以为大学教授都是很牛很牛的那种，可钟老师不是。

他胖胖的，说话声音很大，笑起来哈哈哈哈的。从他朴素的穿着和风趣的谈吐上，你会以为他是邻家阿伯。

可是，一站到讲台上，他就滔滔不绝，讲他最爱的植物，讲他十几年来行走西藏采集种子，讲他的种子方舟，他的红树林……他有着说不完的故事。

他从来不嫌弃我们小，不懂事。有问必答，他还谦虚地说： 别以为科学家就什么都知道，科学家也有不知道的东西，你有问题尽管来问，我们一起探讨。

他从来不说你不行，总是鼓励我们，启发我们独立去思考。你想做什么，去做就是了，谁说的话都别信，信了别人的，你自己就不会思考了。

上他的课，从来不会打瞌睡，感觉还没听够怎么就下课了?短短几天的科学营，他仿佛一个强大的磁场，紧紧地吸引着我。我想着，只要有机会，我一定还要上钟老师的课。

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师赵佳媛是钟扬的学生，她深切理解老师多年来搞科普的内在动力——钟扬是在打造未来，为未来培养具有“批判性思维”的新一代人。她说：“钟老师对‘批判性思维’念念不忘。他觉得对中小学生的科学教育乃至思维教育非常重要，他还想着要把大学专业教材改成适合小朋友的音频故事，想着要为孩子们写一本科学故事书，想着去中学给科学社的孩子们上课，还想着开设更系统化的科学营。”

“批判性思维”不是否定一切，而是推动科学地创新，这才是科普的核心价值。西藏大学生命科学系主任普布也强烈地感受到钟扬的追求，他说：“钟扬教授作为一位有创新思维的科学家，从人品到学问都令人钦佩。他是真正的科普大家，能够让外行很快捷、轻松地就了解复杂的科学知识，甚至能够点燃普通人对科学的兴趣。”

钟扬是一个爱讲故事也善讲故事的人，西藏大学研究生院院长单增罗布感叹：“每次吃饭，都会变成钟扬的单口相声，他有太多故事了，大家吃什么都变得不重要了。”投入科普事业之后，钟扬编故事的才华又多了一个方向，他曾对报社记者兴冲冲地说：“想好了一百个小故事，要为小学生们录下来。这些故事都是从一个问题开始，既有趣又有科学性，引导孩子学会提问。第一个故事已经想好了，就从‘长颈鹿会不会游泳’开始。”他还想写寓言小说，第一篇的名字都拟好了，叫《蜗牛，快跑！》，内容十分有趣：“我可没有写‘全球变暖’，什么北极熊热得受不了了，你一猜就猜出来要写啥了。我写的是‘蜗牛历险记’。蜗牛怕什么？怕全球变咸。你看小孩折腾土蜗牛（鼻涕虫）就给它撒把盐。对蜗牛来说，全球变暖一点问题都没有，打仗也跟它没关。它一直过着和平美好的生活。突然全球变咸了，它身体一点点地缩小。当然，我的小说有一个极光明的尾巴，因为蜗牛特聪明，海蜗牛居然进化成了第一个光合作用动物。其实，写科普也得要创新，这跟搞科研一模一样。”

科普不仅仅是中小学生的事，对于整个社会来说，都是必不可少的启蒙。而中国在科普方面与先进国家的差距，实在是太大。当代世界，全球化的浪潮蓬勃兴起，新科技、新知识层出不穷。发达与落后的一条分界线，就在国民的科学素质上。先进国家无一不倾尽力量，大力普及科学知识，促进公众理解科学，焕发科学创造的激情。美国不仅有联邦政府层面的国家科学基金会，还有以美国科学促进会和史密森尼学会为代表的民间团体，共同发展科普事业。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设立了“研究经费追加科普拨款”制度，保证科普工作的经费来源。美国所有的科技项目,都内含有一个“对公众宣传”专项，以项目带动科学知识的传播。欧盟组织从2007年之后，每年投入经费4700万欧元支持科普。英国政府2008年之后每年用于科普及国际合作的预算高达4000万英镑。欧美国家的各路媒体对科普一直保持着高涨的热情，尤其是美国，科普节目和科普创作成绩斐然，美国《国家地理杂志》（National Geographic）以33种语言出版，发行量高达惊人的3090万册。美国电视《探索频道》（Discovery Channel）直达全球160多个国家和地区，订户30600多万。6000万人口的意大利，位居第一名的杂志是《大众科学》，每月发行量将近80万册。日本科普读物“Popular Science”系列图书，从1988年开始出版至今，多达近300本。俄罗斯虽然经济状况不佳，但科普出版热度不减，科普期刊不下500种，很多是老牌子，包括20世纪50年代在中国非常著名的《知识就是力量》。相比之下，我们在经济高速发展的腾飞期，科普却一蹶不振。早在2006年，《新京报》的一篇文章中这样写道：“上世纪80年代，中国至少有三四十种专业科幻刊物和报纸，一百七八十种科普期刊，每年有数百篇原创的科普科幻作品问世。然而，在之后20多年间，科普刊物锐减，目前仅剩了一家《科幻世界》，成了13亿国民的一根独苗。在力倡科技原创与自主创新民族精神的当下，这是我们共同的悲哀。”

钟扬身为大学教师，曾经多次出国访学，进行合作研究。在国外，他痛切感受到我们在科普教育方面的薄弱。发达国家将“先有科学的幻想、科学的灵感、科学的思维，才有科学的创新和创造”作为社会共识，极为重视科普。美国有400多所大学开设科幻课，是大学的骨干课程之一。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科学家钟扬发奋要在科普上加把劲，给时代点燃科学之火。2003年到2017年，他撰写、翻译、审校了10本科普著作，大受欢迎，其中2008年翻译出版的《大流感： 历史上最致命瘟疫的史诗》（The Great Influenza： The Story of the Deadliest Pandemic in History）成为“网红书”。《大流感》描写了1918~1919年肆虐世界的那次流感大流行，全球死亡约5000万人，甚至有科学家估计高达1亿人。《大流感》的作者巴里（John M. Barry）是《纽约时报》《时代周刊》《华盛顿邮报》的资深撰稿人，他在书里追溯大量的历史资料，再现了那一年大流感爆发的来龙去脉，写得鲜明而沉重，成为美国科学院评选的2005年度最佳科学、医学类图书。钟扬翻译这本书，有内心难解的急迫感，他说，“和人类对峙的另一方叫自然，派出的‘生力军’叫作流感，科学家的任务就是和病毒赛跑”。这里有强烈的象征性，与他在西藏的感受直接相关，他的心灵中，也把自己当作一个和野生种质资源的蔓延式灭绝赛跑的奋争者吧！

钟扬协助做的科普知识展板

钟扬自己搞科普翻译，同时又动员自己的学生加入进来，用团队的力量全速推进。博士生赵佳媛回忆：“于我而言，在钟老师这里受到的最大影响，就是对科普事业的热情。”老师对她要求很高，读她翻译的《林肯的DNA》，“所有内容都要拿着中英文一一仔细校对”。他还要求给翻译的内容加上译注，“如果自己都不懂，怎么让读者看懂？”他对翻译的文学性毫不含糊，一再说：“科普的载体属于文学范畴，你的文学素养也要高。现在好多科学家写科普文章太直白。”

翻译之外，钟扬的另一项经常性活动，是到各种科普平台做讲座，大力宣传科学精神。为了讲得流畅生动，极其善于表达的他也悄悄地训练自己的演讲能力。复旦大学2014级人类生物学博士生孙畅说：“印象最深的是，他说为了让科普讲座生动有趣，表现出脱口秀的感觉，那些脱口而出的段子是在家对着镜子反复练习练出来的。”孙畅有些震惊，心里感慨：“他像是经历了许多坎坷而历练出了泰然自若的气场，带着出世的态度一件件完成入世的事情。”由于知识渊博，加上准备充分，钟扬的科普讲座人气特别高，男女老少都听得明白，明白中又感觉到思维被改变，一点点从常规的惯性中跳出来，换了一种对世界的理解。媒体记录了一次他的关于“基因”与“遗传”的讲座，他是从人们常见的“秃顶”切入，问大家：

“当看见自己的父亲秃顶时，你担心自己会被遗传吗？”

他提到，电视广告中有这样一幕： 一个男人在一个挂满家族照片的走廊里边走边抱怨自己脱发的苦恼。他走到父亲照片前，无奈地说了句：“谢谢你，老爸。”

钟扬否定了这样的理解：“这是个极大的误区。男人遗传的秃顶基因其实来自母亲的X染色体，但其母亲是从她的父亲处获得具有脱发相关基因的X染色体的。所以，如果真的要责怪别人的话，那就责怪他的外祖父吧。”

打趣之后是科学的解释：“秃顶是一个隐性特征，而拥有一头浓发是显性特征，这意味着，只要有一个非秃顶基因，就能拥有一头浓发。由于男人只有一条X染色体，只有一次获得非秃顶基因的机会，女性则有两条X染色体，而两条上都有秃顶基因的概率非常之小，这也是为什么男人比女人更容易秃顶的原因。”

这就是钟扬讲科普的风格： 从大众的生活经验出发，以最新的科技成果打开理解，颠覆那些流行的习见，让大家重新审视自己，审视世界。他的话语是平等的，从不强加于人，参加“新民科学咖啡馆”科普活动的听众们都记得，钟扬常常讲“我说的不一定对，你说的也未必错”。“听他讲科学，没有绝对的宣讲，有的是对话与启发，循循善诱与茅塞顿开，天马行空与万变不离其宗”。他很享受这个过程，把一切当作新型公共空间里的对话，讲的是科学，推进的是民主。

2011年，他在《世界之颠上的断思》中写道：

凤仙花很漂亮，但把它压成标本以后，因为失水太厉害，成为世界上最薄的花之一，像我这般年龄的人根本无法研究，拿到手里，“嗷，嗷，好漂亮”喊两声就都飞了。一个日本著名植物学家在90岁生日那天宣布：“我开始研究凤仙花啦。”他实际上是说：“我现在90岁了，终于修炼到了可以两分钟呼一口气，你们这些人慌慌张张的，不可能干这个事。”这项工作是他96岁完成的。现在搞IT技术工作的人，我估计他们必须尽快赚钱，因为大家没想过40岁以后还能在IT业中干什么。作为植物学家，45岁感觉人生还没开张。我会思考70岁以后干什么。

“70岁以后干什么？”他想得很远很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