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章 他驾着方舟找种子去了
第16章 他驾着方舟找种子去了
2017年9月25日上午,拉琼到西藏大学的钟扬宿舍,静静整理房间。三天后,钟老师就要回到拉萨,他心里充满了欣悦。西藏大学的“生态学”入选“‘双一流’建设学科名单”,这是多大的喜事啊!从老师到学生,都盼望钟老师回来,大家庆祝一下,筹划事业的新发展。
不远处的西藏大学理学院里,刘星教授也翘首以待。钟扬已经和他约定,9月28日回到西藏大学,围绕“建设世界一流学科”这个大目标,开一个隆重的动员会;随后,学术骨干一起到复旦大学,一起再开个推动会;之后再到武汉大学,开一个合作会。多方协同,把生态学做成世界顶级,这是多么激动人心的前景!
几千里之外的复旦大学,也在等钟扬。研究生院副院长楚永全给钟扬发微信: 近期党支部组织生活,大家想请钟院长讲一次党课,带大家学习黄大年的先进事迹。钟扬于9月24日23时56分回复:“我26日出差回校,下午4:00给大家讲黄大年。”为什么要请钟扬来讲?楚永全说:“钟院长和黄大年很熟悉,由他来讲黄大年是非常合适的。而且钟院长有着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心,勤奋忘我,在我心目中,他就是我们身边的黄大年。”
复旦大学研究生院综合办公室副主任包晓明正在忙着,“9月25日,周一,我上午特别忙。10点多有一位考生家长一定要见院长,经常有这样固执的家长找我们,无论跟她怎么解释政策都没有用,一定要见到院长,院长说的话她才相信。我向先梦涵主任请示,先主任说院长出差去了,今天可能会回来”。
包主任接待完考生家长,喘了口气,立刻又到复旦大学北墙外的上海市肺科医院取药。这是钟扬交代的,是藏族学生急需的药品。“肺科医院那天的病人很多,挂号、收费都排了很长的队。因为往遥远的拉萨邮寄东西不容易”。
南京理工大学的钟扬“发小”、作家黄梵也在等待。钟扬给他订了9月29日去拉萨的机票。这趟旅行曾被黄梵反复推辞:“我为什么不愿意去西藏呢?因为我有严重的高原反应,我去青海只要去三天就头疼欲裂,没法行动。但这次他说至少作为一个作家,必须要去一趟西藏。而且,他承诺陪我三天,跟我同进同出。他还会带我去看一些常人看不到的风景,做一些交谈。”钟扬想和他谈什么?是西藏的文化发展。之前不久,钟扬被冰岛格陵兰大学聘为特聘教授,催生了他一个想法: 冰岛是观测地球暖化的“最佳地点”,而西藏又是观测地球暖化对植物影响的“绝佳地点”。两个“佳”加起来,可以进行对比研究。钟扬“希望我作为一个作家能够参与到他的计划中——作为一个旁观者见识一些陌生的领域。他说这对我写作很有帮助。”
等待钟扬的还有复旦大学举办的一个“市场精英训练营”,都是来自经济管理第一线的青年才俊,闻说钟老师讲课生动活泼,纷纷要求请他来讲一场。主办者与钟扬联系,开口还有些忐忑,不知道忙碌的他会不会拒绝,没想到他一口答应,顿时落了心。
大家都不曾料到,就在这殷殷的期待中,一场车祸陡然发生: 9月25日清晨,钟扬遭遇不幸。警方通报,“这起车祸发生在鄂尔多斯市下辖的鄂托克前旗,时间为25日清晨5点至6点间,当时钟扬所乘车辆与一辆铲车相撞,造成一人(钟扬)死亡”。
鄂托克前旗位于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西南部,地处蒙陕宁三省区交界。钟扬路过这里,是前一晚结束了一场在鄂托克前旗的城川民族干部学院的讲座,赶往银川机场飞到上海。城川民族干部学院于2017年7月刚刚成立,由中央民族大学与内蒙古自治区政府合作共建,是一所年轻的干部学校。钟扬一直有个心愿,要为少数民族地区多培养一些人才,他一收到这所学院的邀请,便不辞劳苦地奔来了。他讲的是“干部创新思维与能力的培养”,一个白天讲了两场,夜里稍作休息,清晨便匆匆去宁夏银川机场。
真是最不该出车祸的地方: 道路笔直宽敞,天色微明,一切都处于顺利状态,然而灾难就是这样毫无征兆地降临!
复旦大学的官网庄重地换成了黑白色。
最悲痛的莫过于他的家人。25日上午10点,张晓艳突然听到钟扬出车祸的消息,完全不敢相信,她不停地告诉自己,只是一次事故,还是会逢凶化吉。但直觉还是告诉她,这次是真的了。在接到一位朋友的慰问电话时,她不由自主地叹了口气,仿佛自言自语地说:“这概率太高了。”
张晓艳带着两个儿子立刻赶往银川,心碎地看着钟扬的遗容,颤颤地问:“你答应过,儿子15岁以后就归你管,你的约定呢?……”闻者无不落泪。张老师是个坚强的人,她在银川的追悼会上强忍泪水,一字一顿地说:“钟扬,从我认识你的那天起,就知道,你是为科研而生,为事业而生,为理想而生。你的人生,属于科学,属于国家,属于人类。”知夫莫如妻,她在最痛苦的时刻,说出了最真情的话。
大儿子云杉起初不知道为什么去宁夏,大人们都瞒着他。然而铺天盖地的网络消息到了他的手机上,孩子刹那陷入迷茫。云杉流着泪,在自己的QQ空间写下:“父亲,我们还没有长大,你怎么敢走!”
一家人,从此少了顶梁柱。刚刚十几天前的9月9日,一家四口还过了一个孩子15岁的生日,顷刻阴阳两隔。钟扬小儿子在守灵夜又给父亲发了微信:“爸爸,你终于可以回家休息了!”
消息传到拉萨,已经是25日下午1点多。拉琼收拾好钟扬的房间,“准备坐下来歇一会儿,突然接到电话,得知了老师的噩耗。我永远忘不了9月25日那天中午,得知噩耗的时刻: 我在宿舍沙发上躺下午休,手无意中点开了手机的电台app,正好在播钟老师的科普讲座录音‘长颈鹿为什么会游泳’,熟悉的语声中,我迷迷糊糊睡着了,却又突然被急促的铃声惊醒——消息传来,钟老师离开了我们!是不是真的?我反复确认,脑子一片空白,抬头四下看,他的帽子、衣服还挂在门口,仿佛什么都没改变。说好了29日一回学院就开会讨论生态学学科建设‘双一流’的方案。可是钟老师,那个追赶时间的人,真的走了!”
扎西次仁第二天匆匆赶到银川殡仪馆,面色肃穆地给钟扬敬献了一条洁白的哈达,然后深深地磕了三个头。他的妻子在拉萨,去门孜康星算所为钟扬老师算了个藏式卦,卦上说钟扬老师会转世成一名佛像雕塑师。
扎西次仁在追悼会上向恩师敬献哈达
包晓明刚刚从肺科医院取了药,中午回到研究生院的办公室,只见楚永全副院长“正在和研招办的姚主任交代事情。楚院长神色严峻地看了我一眼。我想,他们真是辛苦,中午还不休息,其实那时候楚院长大概已经得知消息,准备要去银川处理事情了。我把脸擦擦干,开了点热空调,睡在躺椅上,准备休息一会儿。打开手机,一位院系的领导问我‘知道吗?钟院长在鄂尔多斯出大事了’,我问他‘什么事’,他说‘生死攸关’。我想,钟院长人那么好,一定命大福大,即使出了车祸,休养一段时间也会好。正在忐忑不安的时候,听见办公室的门响了一下,我赶紧起来,原来是先主任,她神色严峻地对我说,你赶快给钟院长准备一篇简短的生平,越快越好。我的脑袋轰然一声响,难道钟院长真的去世了吗?一般只有给逝者准备生平的。我努力克制自己,不要胡思乱想,找出了最近的一份报奖材料,说来也奇怪,我给钟院长报过无数的奖,每次他都不修改一个字,一次通过,比报新闻还利索,新闻稿他常常逐字逐句地修改。我知道他不在乎名利,把公家的事看得比私人的事重要,我甚至怀疑他从来没有好好读过自己的报奖材料。但是7月份的时候,评奖单位要求准备一份非常详细的生平,包括他历次获奖的记录,有些奖项的年份不清楚,我还仔细地跟他核对了,请他本人过目。我找出那篇材料,在15分钟之内就准备好了一篇生平,发给先主任,邮件发出去之后,我呆呆地坐在办公桌前,脑子里仿佛一片空白,但又不由自主地浮现出很多有关钟院长的回忆。我在问自己,院长真的走了吗”?
他真的走了吗?谁也不愿相信……
花圈铺满广场
9月28日的银川市殡仪馆灯光通宵不灭,第二天是钟扬的追悼会。从全国各地赶来的几十所大学、研究所的学者、学生为钟扬守夜。花圈太多,无法摆进灵堂,只能铺在场外,700多个花圈一片雪白,如雪如莲。大家望着钟扬微笑的遗像,仿佛听到他在演讲《播种未来》中的声音:
“任何生命都有其结束的一天,但我毫不畏惧,因为我的学生会将科学探索之路延续,而我们采集的种子,也许会在几百年后的某一天生根发芽,到那时,不知会完成多少人的梦想。”
人们深深地钦佩他,也深深地为他的早逝而惋惜。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园党委书记、副所长杨永平感叹道: 他和钟扬都做青藏高原植物研究,都援藏,年龄也差不多,2007~2012年间,他们在青藏高原采集植物种子,他主要在藏北,钟扬主要在藏东南。现在杨永平担任青藏高原第二次综合科考生物生态组的牵头人,如果钟扬没有去世,他肯定也会参与到青藏高原第二次综合科考,发挥引导作用。可惜啊!
赶到银川的拉琼悄悄写下这样一段话:“十几年来他总是没日没夜地从复旦穿梭于西藏、青海、甘肃和内蒙古这些国家需要却又是偏远欠发达少数民族地区,整天忙碌于这些地区、民族的教育、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最后也倒在了少数民族地区,走完了他辉煌的人生路程。”
作为离他最近的人,复旦的师生更为难过。研究生彭博在网络上深情写下:“10月的羊湖秋水湛蓝,在湖畔找种子的那个人却再也回不去了……”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石磊感叹:“一位不知疲倦、心系国家的植物学家就这样匆匆地走了!他踏遍山野、丛林、湿地、雪域采集的种子,将长出广袤无际的新绿。”
复旦大学研究生院的老师们都等待钟扬的英灵归来,每天晚上大家离开办公楼的时候,都习惯性地抬头看看211房间的那扇窗。房间里的灯再也没有亮过,却好像仍在发光。
9月26日早上,钟扬的藏族学生边珍受命到他的办公室整理遗物,看到他的电脑还开着,显示的是9月28日上海至拉萨航班信息查询的页面。
复旦校园里的悼念千纸鹤
9月30日,钟扬的骨灰运回上海。复旦师生上百人到机场迎接,机场的商务车直接把人们送到停机坪。飞机降落时,雨猛然大起来,水雾腾腾。钟扬夫人和他的两个儿子,捧着蒙着红布的遗像,捧着骨灰盒,一步步走下来。现场的人都很心疼,因为看到两个儿子的神情“都有点发呆”,才15岁啊!已是傍晚时分,车队开向上海西宝兴路殡仪馆,车很堵,但这一程大家都希望堵车的时间长一点儿,这是钟扬和复旦师生在一起最后的时刻。
悲痛之中,人们都在深情地怀念他,想起他的音容和心怀。
黄梵最忘不了的,是钟扬还没有实现一个充满悲剧英雄气氛的电影梦。他曾经鼓动黄梵写一个“失败者”的电影剧本:“通过一个科学家去西藏寻找雪莲的故事,把登山和植物研究结合起来,然后通过这种结合体现一种精神。我们过去对登山、对科学的研究,都会赋予一种所谓成功的意义。登山一定要成功,科学研究攻关一定要成功——他觉得这是一种比较糟糕的观念。他说其实登山,有时候失败比成功更有价值,它体现的是一种精神;在科学研究方面也是,你做了很多次攻关都成功不了,但它体现的这种精神是代代相传的。有些人的成功是为了成功而成功,这个就带有很浓的欺骗色彩。”黄梵叹息,这个剧本“本来今年年底可以完成的,现在看来要成为永久的遗憾了”。不仅如此,钟扬自己也有文学创作的打算,黄梵说:“他以前跟我聊过,要写一本书,关于喝酒的散文。因为他国际交流非常多,跟各国学者喝酒机会非常多,他有很多喝酒的经验——比如跟俄罗斯、美国、日本的学者该怎么喝。他想通过写跟各国学者喝酒来体现不同的文化,不同的学术环境。当时我觉得这个想法蛮好的,就说你赶快写,写了以后我找个出版社给你出。其实也不用我找,出版社肯定追着他要。”
钟扬不但想写喝酒,更想写一部关于自己家族的小说,他甚至把名字都想好了,叫《根》。他想退休以后就写,这个打算多次告诉朋友们,然而时间却如此急促地中断了。
作为钟扬的“忘年交”,陈家宽这位把钟扬从武汉植物所引进复旦大学的老学者连连叹息。他说钟扬意外出事,“从某种层面上来说,是必然”,因为这已经是第三次了。“第一次是在海南出差考察红树林的时候,他在住宿地煤气中毒,急救过来了;第二次是2015年中风。当时他跟第二军医大学的一些老师在吃饭,那天正好是他生日,然后他的筷子掉了,他还没有意识到中风,还好跟医生们在一起,立马送医抢救,逃过一劫”。陈家宽悲伤之中也为他这位挚友感到自豪:“这么多年来,我跟他合作几乎没有。君子之交淡如水,但我们的关系不是一般的关系,可以用‘心心相印’来形容。我懂得钟扬,他53岁做了100岁的人都做不到的事,他拼命地做、拼命地赶。”
王朝宾先生敬书
扎西次仁心里牢牢地记着,钟扬与他讨论过生死问题。
那是一次关于天葬的对话。
扎西次仁问:“老师,你如果以后死在西藏的话,怎么办?”
钟扬:“我可以天葬吗?”
扎西次仁:“当然可以,听说有些外国人死在西藏也天葬了啊!”
钟扬毫不犹疑地说:“那你就把我天葬吧!”
扎西次仁大声说:“如果我在后的话,一定办到!”
一定办到!扎西次仁告别张晓艳和她的两个儿子,背着钟扬的部分骨灰回到拉萨。他按照藏族的仪式安葬了钟扬,部分骨灰制成了佛塔嚓嚓,在一个藏历吉日安放在拉萨市郊的山上,旁边是一座幽静的寺庙。
还有一部分骨灰,扎西次仁依依不舍地洒入了雅鲁藏布江。那一天,是钟扬的“七四二十八天”祭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