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章 211房间的研究生院院长
第12章 211房间的研究生院院长
2012年7月,钟扬就任复旦大学研究生院院长。
研究生院在校园里的8号楼,一幢建于20世纪50年代的老建筑,大坡顶青砖墙,颇有书院气氛。钟扬的办公室在211房间,14平方米左右,坐北朝南。
“当官”对于钟扬并不陌生。1987年,33岁的他就担任了中科院武汉植物所副所长,副局级干部。2003年,他又担任了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常务副院长。2009年,受聘西藏大学长江学者,要任命他为西藏大学挂职副校长,他坚决推辞,最后无奈担任“校长助理”。2012年,复旦大学要让他担任研究生院院长,条件是他必须彻底从西藏回来,专心专力,他不同意,结果复旦还是任命他当研究生院院长,因为民意测验中他呼声最高,人才难得。
从此,钟扬的发条又扭紧了一大圈。2010年起,他是中组部第6批援藏干部,每年要到西藏大学工作将近150天。在复旦这边,他要上课、带研究生、泡实验室,担任研究生院院长,陡然多出来千头万绪的事务,他压力山大。
钟扬在研究生院办公室
他知道很难,可还是接受了组织的安排,原因十分简单: 多年带研究生的经验,使他明白,研究生培养中,有太多的问题需要解决,甚至急如星火。
复旦大学是一所研究型大学,是中国培养研究生的重镇,在校32000余名学生中,本科生13000多人,研究生将近20000人。全校的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有35个,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达41个。可以说,研究生教育是复旦教育的大半边天。研究生院院长的责任很重,工作的成败,直接关系到整个学校的培养水平和学术质量。
钟扬搬进院长办公室,带了一箱方便面。办公室的人们都感到奇怪: 偌大的旦苑餐厅就在100米之外,随时可以就餐,院长还需要方便面救急?钟扬不解释,他心里清楚: 今后的日子,时间贵如金,经常会半夜三更守在办公室里干活儿,只能靠这些方便面了。
大家很快就跟着新院长忙起来。他带着研究生院的干部,到各个院系调研,听取师生对研究生教育的意见。全校的院、系、所、实体研究中心60多个,附属医院12家,一圈下来,钟扬发现了不少问题,和大家逐一讨论,逐渐形成了思路和共识,要干点儿新事了。
首先是FIST课程(Fudan Intensive Summer Teaching,复旦集约型暑期教育)。这是钟扬担任院长之后,研究生院大力推进的新型课程。课程的特点是高密度、国际化、大师授课。2013年夏季开办的首期FIST有44门课,理科14门、文科18门、医科7门,还有跨校区、跨学科或公共学位课程5门。授课的专家中,有国际数学最高奖项菲尔兹奖获得者1人,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7人,教育部“长江学者”、国家“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千人计划)等等50余人。豪华的阵容,引来了大量研究生,对课程的需求也越来越大,到2017年,课程达到120多门。FIST课程采取“集中授课、夏季为主、聘请名师、对外开放、计算学分”的方式,向复旦全校甚至全上海的研究生开放,同时也接受世界各地的研究生。进入FIST项目的课程要求很高,每门课要求有3位教师,其中至少要有1位获得诺贝尔奖或菲尔兹奖(国际数学最高奖项)或图灵奖(计算机领域的国际最高奖),或者是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杰出青年学者、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讲座教授、“千人计划”学者、重大项目首席科学家(理工医科)、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课程需要具备科学研究的前沿性,尤其注重方法论研究、跨学科交叉,而且要明白清晰,让研究生们通过短期强化学习,开拓知识视野,打开创新思路。入选的每门课程每年资助3万~6万元,在复旦各类课程中资助数额最高。
钟扬所拟fist课程设想
FIST课程的受欢迎程度是惊人的,前来授课的名师来自全球。学生也多种多样,不少来自欧美大学。每门课基本上5天讲完,信息量极大。学生们白天听课和讨论,晚上必须查资料,拓展理解,第二天再上课、再讨论——这样的紧张学习,在研究生教育中是前所未有的,听课的人们都耳目一新。
钟扬就任研究生院院长后的这第一把火,经过了深思熟虑。在他看来,本科生阶段还是属于“通识教育”,不断地扩大知识面,沉淀和选择自己的专业兴趣。而到了研究生阶段,才进入发现问题、研究问题,锻炼团队组织和协作能力的阶段。他感到中国研究生教育的最大短板,是学生发现问题、寻找课题的能力普遍较弱。在复旦,他审阅过大量研究生论文,“发现他们首先写不好的就是引言部分。如果你问学生为什么研究这个问题,学生第一句就说是老师让我做的”。能不能找到一个快速有效的教育方式,促进研究生的“问题”意识,在这个最基本的环节上提高培养质量,在他看来就是一个当务之急。解决这个难题的入口,就是课程改革,以学生的发展需求为本位,提供高浓度的新课,让研究生们在“问题”的前沿地带打开学术视野,触发原创思维。
钟扬把这种方式归纳为“问题驱动型”的培养方式,一改以往“导师驱动型”的旧貌。在旧的模式中,导师研究什么就开什么课,研究生只能老老实实听,课题也都是“老板”说了算,研究生跟着干活儿就行。这种“因人设课”的状况缺乏科学体系,产生了大量的重复性、任意性课程。有位哲学学院教授学术水平很高,在海德格尔的研究领域影响很大。但请他来上面向全体研究生的“哲学导论”课,一个学期都讲海德格尔,不是哲学专业的学生就消化不了,因为没有受过正规的哲学史教育,知识和理解都跟不上。这在中国高校中不是个别现象。2015年1月,华东师范大学公布的“全国研究生课程质量调查报告”中,各校学生对研究生阶段的课程设置满意度非常低,一半比例的研究生认为“课程低水平重复”,认为“完全忽视了学生的发现问题能力、解决问题能力”也达到50%。钟扬深知这种状态的普遍性,痛感“很多时候,研究生的课程并没有严格的审核制度,包括教授们的授课内容,既没有相互之间的交流,也没有严格的审核制度”。因此他要从研究生课程的“供给侧”实行改革,按照“阶梯式”教育方法的原理,针对不同年级、不同专业研究生的知识结构,理顺课程体系,把研究生课程建设引入“发现问题,探索问题,解决问题”的轨道上。他期待通过自己和研究生院同仁们的努力,能够为全国研究生教育带来新风,“如果每个学校有10%甚至30%的课程采用这样的方式,那将会给整个研究生教育体系带来很大的改观”。
复旦领导层大力支持钟扬的改革,明确肯定“复旦大学尝试FIST课程,就是为了挤出现有研究生课程中的水分”,在经费的支持上不遗余力。FIST课程也深受研究生们喜爱,连各地高校的青年教师也被吸引,纷纷加入到听课的队伍中。
这课程看起来顺风顺水,但任何开创性的工作都是众人夸赞,看上去红红火火,其实难关很多,充满密如蛛网的麻烦细节。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的胡春阳教授记得这样一件事: 他牵头的首批FIST课程“人际传播理论与实践”邀请到美国人际传播领域的4位领军学者: Kory Floyd教授、Dianna Stover教授、Brian Spitzberg教授和Kathleen Czech教授。其中一位提出,来中国的时候要坐商务舱。按照复旦相应的财务管理规定,无法报销这个等级的机票。日期迫近,胡春阳急忙写邮件给钟扬,钟扬很快回复:“公款我解决不了你的问题,但我可以把我个人的飞行积分转给这位教授,让他升舱。”钟扬随即给中国东方航空公司打电话,把这件事办成了。
“哪有一个教育管理者,细到这么小一件事,都给你帮助。”胡春阳连连感叹。
FIST课程之外,钟扬上任之后,研究生院新建立的机构是“研究生服务中心”。“服务中心”全天服务12小时,一年365天无休,研究生随时可以来,反映任何问题。钟扬要求研究生院的全体人员都要把自己当作“服务中心”的一员,尽心尽力为学生服务,“宁可我们工作累一点,也要尽力方便学生”。钟扬还请了校外的专家教授到复旦研究生服务中心来,与学生一对一面谈,让学生尽情表达自己的意见,请校外的“医生”进行诊断。钟扬自己也常常坐班接待学生,解决他们的各种疑难。有的学生会预约他,要求大清早见面,他会备好一份热乎乎的早餐,让学生先吃完再谈,一边看着吃得香甜的学生,一边还不忘提醒:“年轻人嘛,要多睡点觉。”来和他交流想法的研究生之多,让他的藏族博士生德吉惊叹:“老师的办公室繁忙得就像医院门诊室,学生们排着队进去请教问题。”
研究生服务中心
这样的交流使他能够直接了解研究生培养中的各种问题,这些问题他都拿到各个分管部门去讨论,商量解决办法。他开会的速度像个风车,每天一大早就来,在院长办公室处理一下急务,然后到几个部门的会议转一圈,拍板解决各种问题,一天下来,时间排得满满的。等大家都下班回家了,他又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写自己的研究论文。半夜一两点,钟扬开始回复各种邮件,大部分来自研究生,从不耽误。一开始,复旦很多研究生都很奇怪,怎么总是在半夜三更收到钟院长的邮件?后来习惯了,也就安之若素。回复完邮件,已是月高星稀,钟扬这才步行回家。研究生院的门卫早已睡下,暗红色的电子门紧锁着。钟扬因此动用了院长的“特权”,办了一张门卡,每天可以不麻烦门卫半夜起来。
也正是在服务中心的第一线交流中,钟扬深深感受到学生们有个很大的难关,是如何选择自己的生活道路。大部分硕士生学的都是自己的本科专业,而这些本科专业的最初确定,往往是模糊的,大多不是学生的真心热爱,往往来自社会舆论或父母的决定。他发现很多学生都有苦恼,“从小你跟爸妈不一致很苦恼,读书以后跟老师不一致很苦恼,上班以后跟领导不一致很苦恼”。一个不快乐的人,怎么能够在事业上百分之百投入呢?钟扬看到了教育中的痼疾,看到很多青年学子考入复旦读研究生,表面上很光鲜,心里却茫然一片,没有自己明确的坐标。没有坐标就容易跟风,社会流行什么就跟什么。留学也是一种流行,不少人想去美国留学,这本来不是坏事,全球化阶段,人是世界的。但若是不明白为什么要去,只是看到大家都去,于是坐立不安,这就陷入了盲动。钟扬为之叹息,他知道这是历史的必然过程,是一种急不可待的“暴发”心理,反映出文化上的不成熟。他说:“我想起来我父亲,他出生于湖南偏远山区的一个农民家庭,读了一个不要钱的师范院校。到我是第二代,不用像他那样为离开农村而放弃一切了,但我还是认为在国外受教育是理想之一。到我儿子这代,也许就视美国为平常物了。我记得杨振宁先生说过,他父亲是芝加哥大学毕业的,他不会只是为了到芝加哥大学而放弃一切,他有更高的追求。这个就是family tree(谱系树),一代一代地积累,可以叫evolution(进化)吧。但我们很多人只相信‘暴发’,教育上revolution(革命)。自己大学都没读过,儿子一定要上剑桥,标准定得过高,心态就不容易平和。对待财富也是。这些可能都需要反思。”
为了和研究生们交换思想,尽可能地拓宽学生们的价值观,他很愿意在服务中心和学生聊天,这也是他的特长。学生们爱听他说,他说的和别人有些不一样。钟扬有个不变的观点: 人生要多尝试,给自己多一些选项,多一些自由。有个女同学本科学的是英美文学,硕士阶段很想读植物学,非常犹豫。钟扬笑着开导她:“那个所谓的专业,不就是高考前你爸和你妈两个,拿着铅笔在报纸上戳来戳去戳出来的吗?说不定他们戳定的是计算机,后来被学校录取成英美文学呢,这不是意外嘛!”他希望学生有“跨界”的能力,寻找不同专业之间的最佳连接点,走出自己的新路。他常举的一个例子,是他在美国访学,到山里进行植物采样,看到一个女博士“在山间石头上比我们蹦得快”,终于忍不住问她:“你大学是学什么的?”结果她说她本科学的是芭蕾舞,研究生读了植物学。钟扬特别感慨,这才是快乐学习,在不同学科的“跳来跳去”中发现自己的学术定位。
钟扬反复鼓励学生在专业选择上打破常规,并不仅仅着眼于新型学术人才的教育,他更重视培养一种敢于独立思考、敢于主动选择的精神。研究生阶段,年轻人都有了一定的知识积累和社会体验,能不能走出“服从”的惯性,独立探索研究路径,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学术问题,而是有没有独立前行的精神力量。在没有担任研究生院院长的时候,他就在考虑这个难题。2011年春,他在接受一家杂志的采访时就提出犀利的疑问:“为什么我们能生产这么多博士,却很难产生杰出的科研成果?”他的结论是:“我们的科学研究强调独立思考不够,过于强调集体思考。国家先有目标,再是校长怎么想,科研处长怎么想,最后才轮到你怎么想。美国是相反的。你跟他说:‘我们来做这个课题吧。’他会问:‘这个课题跟我个人有什么关系?’个人思考,但最后是集体行动。最后能合在一起的人,显然是经过独立思考,认为只有跟你合在一起才能搞好的人。”
为了畅通地与研究生们交流,钟扬每天都登录复旦大学的BBS,看看学生们有什么想法和意见。看到需要对话的话题,他会发些议论。然而他有个困难: 打字实在太慢。他说话是湖南腔,拼音总是写不准确,又不会五笔输入,只能手写输入,一个帖子要写很长时间。他自嘲地说,自己练的是“一指禅”功夫。他哪有这么多时间?无可奈何,他就写在纸上,让熟悉的研究生代替自己发在BBS上。这引起了学生们的严重怀疑: 怎么钟院长的帖子,发言人经常更换,是不是冒牌货?钟扬听闻大笑,开心地说,冒牌也没什么,“只要不是恶性的、重大的、需要学校领导来谈话的,我不会追究”。学生们终于搞清楚钟老师在输入法方面的难处,纷纷留言,请钟院长再接再厉,“再努力三年,钟老师就能达到菜鸟水平了”。
钟扬在研究生院
作为研究生院院长,钟扬深知,最好的带动,是身体力行,在研究生培养上做出表率。在研究生中,大家都知道他是个“接盘侠”,别的导师不要的学生,他都收下来,绝不放弃。生命科学学院的杨亚军教授说,“他是少有的敢收转导师学生的人,我想每个学生家庭都会感谢他”。因为这“菩萨心肠”,他门下的研究生非常多,生命科学学院分管研究生培养工作的副院长卢大儒教授有点儿为难: 复旦对每个研究生导师的学生数量有限制,多了要查问。
“后来我就去了解,才发现事情的真相。”卢大儒说,“当学生和老师进行双向选择时,较差的学生,或者不太好调教的学生,老师不喜欢,就会‘流落街头’。还有学生跟导师相处以后有一些矛盾,提出转导师。这样,问题来了,谁来接盘?这时,身为研究生院院长的钟扬总是负责解决最后的兜底问题。他总说‘有问题我来’,这是他的一种责任与担当。他说以后在他的位置上,必须承担这个责任,这个位置必须要有这种担当。”
担当不是一句空话。“接盘”过来,钟扬根据每个学生的特点,为他们量身定制一套个性化的发展规划,让他们发现自己的特长。这活儿很细,但善于采集种子的钟扬极为耐心,他说:“培养学生就像我们采集种子,每一颗种子都很宝贵,你不能因为他外表看上去不好看就不要对吧,说不定这种子以后能长得很好。”对于少数民族学生,他就更用心了,总是万般鼓励,前拉后推,给他们信心。钟扬的博士生徐翌钦记得,这些少数民族同学“底子薄,知识基础与上海本地学生有一定的差距,刚开始都是抱着试一试的想法联系了钟老师,钟老师总是鼓励他们报考自己的研究生,他说,‘读我的研究生基础差一点没关系,我帮你补,你只需要有一颗热爱植物学的心’”。
研究生院新的课程改革和以身作则,给院里的各个部门带来了震动,引发出管理方式、院系研究生培养评价机制、研究生培养方案调整、资源调配等一系列新问题,方方面面都需要改革。改革必然有风险,敢不敢尝试考验着研究生院的每个人。钟扬总是鼓励大家放手干:“你们做的事只要是有利于人才培养的,出了问题我来负责。”他说到做到,雷厉风行,遇到问题绝不绕着走。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尝试开办全校第一个全英文博士项目,尝试招收更多的国际学生,但相关的政策规定有很多限制,办学困难重重。问题反映到研究生院,钟扬亲自出马,大力协调学校各个部门,终于打通了所有的障碍。
研究生院院长职务的繁忙,使他的时间变得越来越紧张。超负荷的工作压力,让他也形成了自己的减压方式。他有时候会看看电视节目里的娱乐节目,都是不费脑子的轻松内容。他的侄女到上海来,惊奇地发现伯伯居然看《吐槽大会》,一边看,一边读文件,“如果是无关紧要的文件,而且反面是空白的,他就会留下来。如果是重要的文件,但仍有大片空白,他就会把空白处按照标准的四边形剪切下来。然后放在手边”。这些留下来的或剪下来的废纸,都被他用来当作日程安排表,写满需要落实的工作,然后一项项完成。这样一心两用的“轻松”时段对他来说终究是稀少的,他的主旋律是到处奔忙。他的办公桌旁总是放着一个行李箱,行装一应俱全,随时可以出发。他的藏族博士生拉琼回忆,“他的工作,需要兼顾上海和西藏,所以专门摸索出一个飞行计划表,还跟我得意炫耀。比如,上海到成都最晚航班是凌晨两点到达,在机场休息室眯两个小时就到四点,正好有成都飞拉萨的第一班飞机可以安检了,早上七点起飞,九点半到达,直接开始工作,一点不耽误事儿。那时候,钟老师小小得意的样子,我忘不了”。有时候到机场的路上,钟扬也要见缝插针地工作。他的实验室面向中学生开放,有的中学生会给他写信,要求当面求教,他时间实在排不开,就约在去机场路上的快餐店或酒店大堂,边吃盒饭边谈。
他自己如此忙,往往忘记了别人和他的“时差”,让别人也跟着他的速度冲刺。中科院物理研究所的曹则贤教授讲起曾经发生的一件事: 有天下午钟扬给他电话,请他第二天上午9点到复旦给研究生做讲座。但曹教授晚上在北京还有课,上完课再去上海,时间已晚,航班订不到了。钟扬仿佛中国民航的调度员,马上说,“今晚有一个北京飞杭州的航班,你晚上讲完课,马上飞去杭州,然后从杭州机场去杭州火车站,在火车站呆一晚上,第二天早晨乘第一班火车到虹桥,早上九点钟你就能赶到复旦,没有问题的”。曹教授直摇头,说要是别人提出这样的要求,简直不可忍受,太无礼了。但钟扬这种工作狂人,说出来是那么自然,也没法拒绝,只好遵照老朋友说的办。
转速如此飞快的钟扬,却在一件事上不惜“浪费”时间,那是复旦大学每年的研究生毕业典礼。他坚持站在正大体育馆的主席台上,穿着红色的博导服,一个个念出3000多名博士生的名字,看着他们10个人一组,上台接受校长和德高望重的博士生导师颁发的博士学位证书。
他说,这是对学生的尊重,学校以他们为光荣。研究生院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研究生们的这一光辉时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