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给上海一个红树林的梦
第9章 给上海一个红树林的梦
2005年,钟扬向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申报了一个课题,要在上海建立实验基地,试种红树林。
不少科技专家感到奇怪: 怎么想到这么一个课题,完全不可能啊!一位教授连忙劝他:“不能瞎搞,这个搞不活的。”
这确实是一件看上去异想天开的事情。
红树林(mangrove)是一种常绿灌木和小乔木群落,在热带、亚热带海湾和河口泥滩上处处可见。海水起伏,冲击力很大,为了站住,它的主干上伸长出许多支持根,把自己撑得稳稳当当。红树林的呼吸根浸在海水里,枝干上的种子成熟了,会自动掉到淤泥里,再长出新的小苗。它不能生长在旱地上,也不能淹没在海水里,天设地造地生活在海岸的高潮线与低潮线之间。海水很咸,没有别的植物和它竞争,红树林是适应盐分最强的陆生植物。但它也有个弱点: 怕冷。在赤道地带,它长得很疯,最高的有30多米,越往纬度高的地方,它就越稀少。在中国,到了北纬25度,基本上就看不见了。
要在北纬31度的上海种植红树林,是不是太违反科学家的常识了?
钟扬的勇气,恰好来自常识,不过是一种新常识,那就是气候变暖。他是从加拿大冰酒的危险命运中,看到了红树林“南树北移”的可能。
上海南汇海边的人工红树林
加拿大冰酒(Icewine)是世界葡萄酒市场中的精品,酿造冰酒的葡萄必须来自零下8℃的葡萄园,葡萄被冻成固体状时才能采摘,采摘时间规定在极冷的半夜。压榨出的葡萄汁浓度极高,酿造1瓶750毫升的成品酒,别的品种只需要1公斤葡萄,而冰酒却需要16~20公斤。压榨出来的葡萄汁慢慢发酵,7个月后才可装瓶。如此严苛的标准,使冰酒的产量只占整个加拿大葡萄酒的2%,产地严格限定在安大略省和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两个很小的地域。物以稀为贵,如此稀罕的冰酒,成为加拿大的国宝级品牌。
“令加拿大冰酒生产者没有想到的是,随着人类进入21世纪,冰酒的主要产地之一尼亚加拉变得温和起来,能够稳定保持在零下8度到零下11度的地方渐渐减少,冰酒产业忧患重重。今年我们却发现,具备这样温度条件的地方实际上正在减少。”不仅是加拿大,冰酒最早的出产地德国情况更糟,北部的弗兰克葡萄产区1月份的气温居然高达15摄氏度,当地人形容那些挂在树上的葡萄是“放在坏了的冰箱里的食物”,人人都感到绝望。
西方不亮东方亮,钟扬从冰酒产地的悲剧中,看出了红树林的喜剧: 这不正说明需要高温的红树林有了北上的希望吗?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的曾嵘研究员回忆: 2005年,“当钟老师听到加拿大的冰酒时,就意识到随着全球气候变暖,许多植物也会随着温度的上升而出现北移。随即想到,生长在南方的红树是不是也可以在上海生长?在三亚,他带我看红树林,而后的饭桌上,他兴奋地说,‘现在全球变暖,是坏消息吧,但也有一个好消息——某些原本寒冷的地带能种葡萄了,那我想,上海说不定也可以种红树林呢!你想象一下,要是你家小区也种上红树林,那房价立马暴涨!’我呵呵直乐,以为他只是玩笑,没想到后来他真在上海种上了红树林”。
课题报上去了,没有批准。这也不难理解: 申报其他项目的人很多,都是看得见摸得着的研究课题,这红树林似乎没有什么急迫性。但钟扬很急,他心里知道,这不是什么可有可无的工作,而是关系到上海未来的大事。那时,他在西藏已经进行了5年的植物样本采集,他看到西藏的山有些变绿了,坡地下面的草木慢慢向上蔓延,海拔4000米的原生植物被一寸寸推压,少数向上生长,多数消失。更明显的是,青藏高原的许多湖泊惊人地扩大,20年里从25000平方公里增加到35000平方公里,冈底斯山北麓的色林错,面积从1976年的1667平方公里扩大到2319平方公里,一举成为中国第二大咸水湖。藏北可可西里地区的几个湖群正在连成一片,看趋势将会形成比青海湖还大的湖泊。专家们追根溯源,都认为主因是全球气候变暖,带动了青藏高原的气候转向暖湿化,导致冰川退缩了15%,雪水融化流向平地。
气候变暖,对上海最直接的影响是海平面的上升。从1961年开始,科学家观察到全球海平面每年上升1.8毫米左右。1993年到2003年间,上升速度明显加快,达到每年将近3.2毫米。上海处于太平洋的西岸,沿岸海平面的上升幅度远大于平均值。这意味着什么呢?2017年11月6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气象局气候变化经济学模拟联合实验室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发布的《气候变化绿皮书(2017)》里描绘了远期的各种危害:
工业革命以来全球海平面出现加速上升趋势,近30年是全球海平面上升最快的阶段。全球海平面上升速率分布不均,我国东南沿海海平面上升显著,近5年来上海海平面上升明显加速;预计到2100年全球海平面上升最低幅度为0.3米,最高上升幅度可能超过1米,极端上升幅度可能超过2米;由于全球海平面上升与地面沉降叠加等因素,上海本世纪末相对海平面上升有可能超过1米。
海平面上升对上海防汛防涝基础设施建设、城市水源地保护、沿海海岸带经济发展和洪涝灾害风险损失等城市安全和社会经济领域产生深远的影响。随着未来海平面的持续上升,抗洪防汛标准呈趋势性下降,风暴潮灾害威胁也加大;海平面上升还使得市区排涝能力下降,给城市排水管道、泵站等基础设施的正常运行带来较大的压力;海平面上升导致咸水上溯,使得水资源受到污染,城市用水水源地受到危险,地下水位抬升和土地盐质化加剧;海岸侵蚀导致滩涂淤增减缓,对沿海岸线工程、滨海旅游业造成影响,并且造成洪涝灾害的损失显著增加。
这份《报告》提出明确的建议: 上海要“超前谋划应对海平面上升的防范措施”,不但要有应对海平面上升1米的规划和能力,还要有防范海平面上升2米的长远目标。
钟扬所做的事,就是最扎实的“超前谋划”,他比别人早了11年。红树林的一大作用,就是防风消浪、促淤保滩、固岸护堤,它那些密密麻麻的根系,化解了海潮的一次次侵袭,是名副其实的“海岸卫士”。面对海洋,很头痛的一种生物性危害是“赤潮”,海水里涌现出高密度的浮游植物、原生动物,一眼望不到边。大批鱼类因为赤潮窒息死亡,加剧水质富氧化,衍生出大量有害物质。而红树林存在的海域,几乎从未发生过赤潮。红树林每年每公顷还能吸收150~250公斤的氮和15~20公斤的磷,是水体的清道夫。更为神奇的是,红树林在危难的时候还能救人。2004年12月26日,印度洋爆发大海啸,惊天大潮夺去22.6万人的生命。滚滚大浪冲向印度南部的泰米尔纳德省,当遇上沿岸密密麻麻的红树林,大浪被分解、破碎,阻挡在离海岸几十米的距离外,咫尺之外的村落被完好地保护下来,被称为“红树林的奇迹”。大海啸之后,当地村民深为感动,像敬神一样跪谢这些红树林。这么好的植物,钟扬不相信不能移植上海。他经常举例子: 温州是北纬28度,30年前引种红树林,也初见成效。“只要稍微热一点的海边都有红树林,为什么上海不能有呢”?他不服气。他查了资料,发现上海20多万年前也有红树林,挖出来的化石就是证明。上海也是红树林的故乡,让这久违的海滩植物回娘家,是一件多么诗意的事啊!
钟扬在栽植红树林现场
2006年,钟扬又申请红树林项目,再次受挫。他不泄气,他看着复旦校园道路两旁繁茂的“法国梧桐”,想着它来到上海的历史,对红树林的移植充满信心。上海的“法国梧桐”,源于17世纪的英国牛津,当地人用一球悬铃木和三球悬铃木杂交,培育出二球悬铃木,取名“英国梧桐”,很快被移植到欧洲大陆。法国人把它带到上海,栽到霞飞路(今天的淮海中路)两旁,郁郁葱葱地长大。霞飞路位于法租界,人们把这些英国梧桐叫成“法国梧桐”,种到更多的地方。植物的生命力坚韧,对环境有强大的适应力。“法国梧桐”行,红树林也能行。
坚持终于有了结果: 2007年,上海市批准了钟扬的项目申请,拨下一笔启动资金,红树林可以在东海之滨落地了。
钟扬领着学生,在上海浦东南汇海边找了一片荒滩,开始了童话般的红树林之梦。眼前的海岸都是黑乎乎的淤泥,泥地里长着一蓬又一蓬的互花米草,偶尔冒出几个水泡。他犹如站在海边的浮士德,规划着未来: 200年后,让海岸的红树林像海南岛一样茂盛,上海变成真正的“海滨城市”!
有人笑他很傻,做这种失败率极高的苦行。他不以为然:“既然没有人尝试种过,怎么知道在上海种不活呢?创新就是捅破窗户纸的勇气,我愿意做第一个捅窗户纸的人。”让他一直耿耿于怀的是,2001年初到上海,满心来到海滨的喜悦,到海边一看,心凉了一截:“上海的海边,没有美丽的沙滩,也没有茂密的红树林。”如今有机会给上海换新装,他喜滋滋的。钟扬当然不指望自己能看到那遥远的美景,他说,“我不一定能看到这一幕。这是我们献给未来上海的礼物”。
钟扬从海南买了10种红树幼苗,一共12000株。桐花树、秋茄、无瓣海桑……听上去就很美。太美的开局往往遇上最意外的困境,2008年的1月,拉尼娜现象及异常大气环流带来的雨雪冰冻横扫中国南方,上海1月到2月的平均温度比往年同期下降了2摄氏度。初来乍到的红树林,几乎全部灭绝。侥幸活过来的那些,又被野兔子啃得七零八落。
钟扬大受打击:“第一年栽的时候很痛心。”
做事业的人最需要的素质是永不言败,在别人绝望的时候坚守希望。开春时,钟扬又买回一大批红树林幼苗,和大伙儿齐心协力栽下去。让他特别高兴的事情出现了: 这批树苗顶住了初来的水土适应期,在料峭的倒春寒中没有一棵死去。更神奇的是,随着春暖花开,那些死去的第一批“烈士”竟然又活了回来,“尽管叶子都掉光,只剩下光秃秃的枝干,可是根还在生长”。
钟扬很激动,对前来观看的专家们说:“这批红树林度过了极寒的考验,更证明它能在上海生长。”他还从那些活回来的红树林中得到暖心的启示:“这是一个很好的寓意,人和树都要坚持下去。”
红树林种植基地渐渐成气候了,10亩大小,建了19个大棚,品种也多起来,杯萼海桑、无瓣海桑、红海榄、角果木、海莲、木榄、瓶花木……红树林长起来,整个生态都变了模样,荒凉的海滩出现了新的小生命。钟扬看到,“在种植红树之前,这块地是干的,盐碱都往外泛。有了红树,蝌蚪、田螺都出现了,生物明显多了起来”。
红树林的成长甚至超出了预期: 2011年从珠海接种的两年生桐花树幼苗顺利繁衍,到2016年已经是第三代。另一种红树“秋茄”2016年第一次结了种子,繁衍出第二代。到2016年,最大的树苗已经两米多高,无瓣海桑、秋茄、桐花树、老鼠簕4种红树适应了上海冬季零下8度的寒冷,能在大棚之外的野地里生长了。这是植物学研究中前所未有的突破,是北半球纬度最高的红树林。
海南东寨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负责人钟才荣闻讯赶来,他早就听说钟扬要干这件事,不相信他能干成。眼前的一片片红树让他感动,大夸钟扬这一步走得好。随后的日子里,他到哪里都向同行介绍钟扬的进展,让大家也试试。
钟扬更欣喜的是,培育红树林的艰苦历练,也带出了一支年轻的团队。参加红树林项目的不仅有复旦师生,还有上海虹升农业公司的职工们。大家一开始都不熟悉红树林的脾性,生长习性、种植间距、灌水时间、病虫害处理……都要从零开始。但大家挺过来了,在红树林的落地生根中看到了未来。
钟扬团队培植的红树林
虹升农业公司董事长吉临娟信心大增:“我们已经看到希望了。”
钟扬也喜笑颜开,他告诉大家,以后会更好,通过对红树林不断地保温抗寒驯化,它会一年年增长在上海成长的适应性。这个要害问题解决了,上海大面积推广红树林就没有问题,因为除了气温以外,上海的其他自然条件都能满足红树林的需要。
挚爱西藏的钟扬,竟然还从红树林的初步成功中畅想出另外一种可能。后来他到了西藏山南地区,又开始造梦: 能不能在缺少经济作物的墨脱县引种咖啡?想到这儿,他的豪情又上来了:“三四年后,让你们喝上高原咖啡!”
喜气洋洋中,没有预料到的挫折忽然来了: 因为城市发展,红树林基地所在的南汇嘴公园要建停车场,无法继续使用,需要搬迁到上海东南角的南汇新城镇临港东滩。试验地变小了,从10个大棚变为两个,有些红树无法移过来。经办这件事的复旦教师、钟扬助手经佐琴说:“太可惜,几十棵长到两米多高的无瓣海桑,也没能在搬迁中保留下来。”
这意味着很多事情要从头再来,经历更多的辛劳。钟扬安慰大家:“和自然打交道急不得,为上海栽一片红树林,多辛苦几年都没关系。”
没关系,再出发。2017年5月,钟扬和同伴们将几十棵桐花树幼苗种到临港东滩,让它们直接扎根自然,迎接新挑战。
谁也没有想到,最大的意外是钟扬去世!
整个上海红树林的试验,主心骨是钟扬,他离去了,红树林还好吗?
在一个充满探索的时代里,先锋人物的牵引不仅在于自身的不断前行,还在于精神的感召力,榜样的力量号召着无数的后继者。
虹升农业公司董事长吉临娟来了,坚定地说:“钟老师人已经走了,但是他的愿望,我们要继续完成。”
上海港城开发集团董事长来了,面对绿意浓浓的红树林,表示要在资金和土地上大力支持。
复旦学生们纷纷来到红树林实验基地,他们在钟老师无悔的追求中感受到创业者的伟力。生物科学专业2014级本科生金圣妍回忆,“两年前去看的时候,红树林长势很好,后来才渐渐了解到钟扬老师为上海这片红树林做出的贡献和努力。希望有机会大家都能去看一看那片红树林,那是钟扬老师留给我们、留给上海的财富”。
经佐琴感动之中有深深的感叹:“我之前常向钟老师抱怨资金难周转,他总笑嘻嘻地说:‘没事的!你放心!未来总有人会看到红树林的价值,到时就有人投资啦!’”
他的话真的变成了现实,但他却远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