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奋斗在西藏大学
2002年春天，钟扬来到拉萨，直奔西藏大学。来这所大学，他已经期待一年了。
2001年，在教育部的统一安排下，复旦大学承担了对口支援西藏的任务。刚刚去过西藏的钟扬立刻报名。看他那么兴奋，别人有些惊异，他说：“研究生物的人当然应该去西藏，青藏高原有2000种特有植物，是每个植物学家都应该去的地方。”等他报完名，才发现这个项目的对口单位是西藏民族学院，地处陕西咸阳，紧靠着西安。他火速撤回申请，“研究青藏高原的生物多样性，怎么能到关中平原去搞”？他想去的是西藏大学，把西藏大学夸了又夸：“西藏大学的条件得天独厚，即使其他学科无法超过国内最好的大学，但高原生物学肯定能够做好。”
他有自己的渠道。把他介绍给西藏大学的是复旦大学的老教授吴千红，他担任过复旦大学生物多样性研究所所长、中国生态学会常务理事。20世纪70年代他支援西藏，在那里结识了从湖南来的西藏大学动物学副教授刘少初。这条稍微有点儿拐弯的人际关系，使钟扬与西藏大学联络上了。
拉萨的白云又大又白，仿佛触手可及。那时候的西藏大学处于大发展的前夜，校园里热流滚滚。2000年8月，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教育部部长陈至立来了，做出了“重点支持西藏大学建设”的指示。2001年6月，中共中央第四次西藏工作座谈会提出了“集中力量办好西藏大学”的要求。西藏自治区政府立即成立了西藏大学改扩建工程领导小组。未来在前头，能量在点燃。
2017年5月4日，钟扬与西藏大学理学院教授拉琼等合影
钟扬没有找校领导，他一个也不认识，直接来化生地系。转了一圈，有些惊讶： 藏大的理科太单薄了，全部加起来只有6位教授，他最关心的植物学学科，竟然是个“三无”专业： 无专业教授、无博士学位老师、无任何国家科研课题。
这不奇怪。西藏大学的历史不长，发展很曲折。1951年，进藏的解放军在市区的江苏路36号办了个藏文干部训练班，这地方先后变成西藏军区干部学校、西藏地方干部学校、西藏行政干部学校。1965年又有了根本的变化，转成了西藏自治区师范学校。10年之后，变为西藏师范学院。又过了10年，终于在1985年7月升级为西藏大学。后来又陆续合并了几所学校： 西藏艺术中专学校、西藏医学专科学校、西藏民族学院医疗系、西藏农牧学院（2016年又独立出去）。在这一历史背景里，几乎看不到系统的理科根系，缺乏展开科学研究的基础。这不是西藏大学的特殊情况，全国范围内，从师范学院转为师范大学的都有类似情况。中国的大学1952年进行了分类化的大调整，模仿苏联模式，文理、工科、师范、医学、农林，功能和层级清清楚楚，理科基本上都在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等“综合性大学”里。进入21世纪，中国的大学屡经分合，基本形成了研究型大学、研究教学型大学、教学型大学三个层级。教学型大学大多是原来的师范类，主要任务是培养中学、小学教师，研究性工作不是主要职责，尤其是需要大量资金、科研人员支撑的理科，几乎是空白。事关重要的师资队伍，高端研究性人才更为稀缺。20世纪90年代初，藏族学生拉琼从西南师范大学生物学专业本科毕业，直接分配到藏大生物系做教师。这在内地大学不多见，至少也要硕士毕业吧。
拉琼说：“当时甚至还有很多老师是大专毕业的，在那里教本科生，教得很简单。”
西藏大学研究生院院长单增罗布教授回忆，“那时候的西藏大学理科真是很简陋，没有什么人搞研究，大家把教学对付下来就不容易了”。
看到找上门来的钟扬，理科的老师们心里淡淡的。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国家的调派下，从北京、上海、天津来过不少援藏教师，都是干上一两年，就回去了。不回去不行啊！不说别的，高原缺氧这一点就够人受的。最好的秋季里，大气含氧量只有内地平原的62%，冬季就更少了。在这儿工作超过两年，有的人心脏变得肥大，肺功能也严重受损。况且这里的科研条件很差，有的人也担心自己专业荒废，急着走。
这也是人之常情，不难理解。西藏的特殊地理环境，莫说一般人，连探险家都视为畏途。近代著名探险家、瑞典人斯文·赫定能够在“进去就出不来”的新疆罗布泊三进三出，到了西藏，就不行了。他在《亚洲腹地旅行记》中写道：“此时立于辽阔的西藏高原之巅，这是地球上最大也最高的山脉群落。由于空气稀薄、缺乏牧场，队伍的抵抗力一下子给击垮了，我们最困难的阶段由此开始。几乎每一天，路边都躺着被舍弃的驮有重物的牲口。”
钟扬能坚持下来吗？关键在于能不能和并不信任他的西藏大学教师们融为一体，取得看得见的成绩。他只能试着来，和大家一边采集植物样本，一边寻找突破点。藏族同事扎西仁次回忆：“他当时到了这里，什么都没说，只做一件事，就是带着我们一起去野外考察。他血压高，身材又胖，到西藏第一年，高原反应特别厉害，头晕、恶心、无力、腹泻，但是从没听他说起过这些。”
老师们都在观察他，都对他的吃苦精神印象深刻。拉琼说，那时候“钟扬每次都是早晨天刚亮就出发，和同事一起到野外考察，一直到晚上八九点钟才收工休息。为了把包里的空间省下来装野生植物采样，他每天只带两个面包、一袋榨菜、一瓶矿泉水”。细微处最见人的本性。藏大的老师们觉得这个上海来的教授不一样，特别低调，虽然才37岁，而且发表了那么多高端论文，当过副局级干部，却那么朴素勤劳，干起活儿来像一个农民工。更感人的是，来到西藏，他在心里把自己看作一个地道的藏民，取了一个标准的藏族名字： 索朗顿珠，意思是“有福德、事业有成”。他有时会摸着自己越来越黑的脸颊，笑眯眯地说，他穿起藏袍，“进布达拉宫不用预约、不用买票，走藏族通道即可”。藏族人的性格豪爽直率，站在世界最高原，阳光倾泻，里里外外都是透明的。他们看人不讲别的，唯一看你真诚不真诚。来到高原，有没有长期打算，能不能落地生根，不是看你喊出多少豪言壮语，而是行动。渐渐地，同事们不仅熟悉了他，而且感到在教学和科研上有了一个新的标尺，获得了新的推动力。2003年，西藏大学将理科相关系科合并起来，正式成立理学院。理学院要向上面推荐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专家，大家一致推选钟扬，钟扬连连推辞，后来才不得不说：“十几年前，我就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了。”大家又吃惊又感动： 钟老师从来不讲自己获得的荣誉，真是太谦逊了。
藏大的学生也特别喜欢他。有的学生初见钟老师，听说是个复旦来的名教授，心里惴惴不安，不大敢说话。可一听他上课，心境焕然一新，充满了欢乐感。有个学生的记忆中，钟扬是那么富于号召力：“第一次见钟老师，是在一个大教室里。他黝黑微胖，像一座山，很有气场和力量。中气十足的带上海口音的普通话，激情澎湃的语境，使原本昏昏欲睡的我瞬间清醒了。这个教授太酷了！接下来的两个小时，我笔直地坐着，竖起耳朵听他的每句话。每次讲课，都结束了，学生们还意犹未尽，不肯离去。”他们哪里知道，钟扬是大受复旦学生欢迎的段子手，上起课来，风趣活泼的故事，那是一个又一个。但钟扬的目的不仅仅是让学生享受学习的快乐，更重要的是，他为学生们点燃科学之火，让西藏丰厚的自然资源和古老文明获得年轻一代的理解，释放出前无古人的能量。在他的眼中，少数民族学生研究家乡的生物多样性有得天独厚的条件，是其他地方的学生不可比拟的。他说：“我相信百分率。优秀的人总是那么几个，在一个群体里面，适合做一件事情的优秀分子比例大致是固定的。比如说，会唱歌的人不会因为音乐学院的增加而增加。在我的学生中，如果一个西藏来的学生跟一个北京来的学生比，在知识结构方面西藏学生显然差一点，但聪明程度很可能要强一些。为什么？现在的北京孩子中，可能前三个优秀分子出国了，前几十个去北大清华了，最后轮到我手上的说不定排100多名了。但是西藏学生中跟我读的人，一般都是前几名，若是按照比例来看，他们的聪明程度肯定高于北京来的学生。”因此他特别想多招一些藏族研究生，多年来上课时一直不忘做“广告”，2012年之后他甚至会有这样的风趣表达：“欢迎你们报考复旦大学或者西藏大学植物学，这好像是我们八项规定以后比较少有的公费旅游的专业。大概能跟我们专业媲美的也只有烹饪系，他们还可以公款吃喝。”
钟扬在藏大和学生一起吃饭
钟扬深深知道，只做好这些是远远不够的，西藏发展离不开科学技术这个第一生产力，西藏大学的发展，离不开科研这个根本。他不是国家组织的正式援藏干部，是自己跑去“非对口支援西藏”，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和西藏“自由恋爱”。西藏大学研究生院院长单增罗布后来说得很直白：“2009年钟扬受聘西藏大学长江学者以前，他就是个单干户。”单干户有特别的困难： 没有专项经费，没有科研系统的体制支持，没有固定的团队。他必须尽快找到一个推升西藏大学理学院科研水平的突破点，然后由点到线、由线到面，开创新的局面。
他找到副教授琼次仁，鼓动他申请2002年度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琼次仁吓了一跳：“申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这怎么可能？”
“怎么不可能？我和你联合申请，试一试。”
别的老师听说了，感到不可思议。拉琼回忆：“大家都觉得国家项目对我们来说就是神话，和我们不可能有任何关系。”
钟扬也知道难度很大。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非同一般，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由中国科学院89位院士致函党中央、国务院建议建立的，是国家最高等级的科研基金。想申请到这项基金，不但需要在基础科学研究方面有深厚的积累，而且申请人还必须具备强大的研究能力和良好的环境条件。但钟扬有自己的考虑： 没有第一步就没有第二步，先从高起点上探探路，不但找出差距，还能积累经验。
申请书交上去了，最后被淘汰了，第一步很沉重。理学院的老师们不感到意外，哪有这种一步登天的好事？琼次仁有些难过，钟扬安慰他：“万事开头难，我们明年再申请。”他和琼次仁认真分析了申报失败的原因，认为根源还是在没有充分发挥出西藏的资源优势，从项目选择、植物样本收集整理、理论总结各个环节，都需要补实补强。两个人反复讨论，确定了一个很有开拓性的项目：“西藏大花红景天的居群分布、化学成分变化及地理信息系统研究”。这个项目有极强的西藏地域特点，是外地植物学家难以深度展开的。
钟扬和琼次仁再次出发，加大了野外考察的密度，千辛万苦搜集到一批新的原生植物样本，获得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随后，钟扬对项目申请书改了又改，“当时他常常一边插着氧气管，一边连夜修改申请报告”。2003年，这个项目申报一举成功，成为西藏大学建校以来获得的第一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而且是其中的重点项目，是有史以来西藏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中获批的最大项目！
整个理学院喜气洋洋，人人看到了自己的希望，看到在西藏搞科研，有自己不可替代的优势。西藏大学的领导们更为震动，他们这时候才知道，理学院里藏着个上海复旦来的教授，用自己的“业余时间”跑到藏大来，搞出了这么大的动静！
局面彻底改变了。钟扬说，“当时的西藏大学申请课题没有基础，老师们也并不相信我能够做些什么”。得到这珍贵的第一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犹如打开了一个前景广阔的入口，一切皆有可能。这时人人都明白，不是没能力，而是要找对路，只要发挥出西藏的比较优势，就能在世界有一席之地。
此后一发不可收，钟扬每年3月份都有一项雷打不动的工作： 帮着西藏大学的教师填写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申请书。他去找每一位理学院的老师，动员他们申请。只要填表申请的，他一律资助2000元。不但奖励，还和他们坐下来字斟句酌，尽量做得完美。有了琼次仁的成功，大家也燃起了挡不住的热情，人人争先。2003年之后，西藏大学每年都能申请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2010年多达4个，理学院的科研水平，也蒸蒸日上。大家都感谢钟扬，钟扬却感谢琼次仁，感谢藏大同事们的艰苦努力。他后来满怀感恩地说：“我们的成果里，留下了琼次仁太多的辛劳。没有藏族同志真心实意的合作，我们很难在青藏高原扎下根，今天的一切更无从谈起。”
谁都没有料到，2004年，琼次仁一次高海拔地区的野外考察归来，浑身不得劲，到医院一查，是肝癌加胃癌，已经转移了。西藏大学把他送到成都的大医院医治，琼次仁和钟扬这一对老伙伴分开了。钟扬心里焦虑，盼望琼次仁出现奇迹，还和自己一起干事业。他往返于西藏、上海之间时，每次都在拉萨灌上一大桶山泉水，送到成都琼次仁的病床前。每次两个人都会说上很多话，回忆一起野外考察的日日夜夜，期望以后还能一起到大山里找种子。然而病情没有逆转，琼次仁说话越来越虚弱了。
“钟老师，我还没和你合作够啊！”琼次仁握着钟扬的手，眼眶湿润了。
钟扬望着他，心里阵阵发痛，安慰的话都说不出来。
“我走时，你抬我！”琼次仁说出了最后的交代。在藏族传统里，这是一个人对朋友的最深的情意。
琼次仁去世了，钟扬送别他，惋惜自己失去了一个好伙伴，惋惜藏大失去了一位优秀科学家。他更加期望与别的同事加倍努力，把琼次仁留下的事业持续下去，结出硕果。这时候，钟扬门下有一位藏族博士生扎西次仁，他正在做的博士论文是《西藏巨柏保护的遗传学研究》，钟扬决心从这篇论文着手，开辟学科建设的新空间。
扎西次仁是西藏大学理学院的教师，是琼次仁的好友。琼次仁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消息传来，正是黄金秋季，钟扬已经去了上海，回复旦继续自己的工作。他的工作节奏，是每年5月开始，在西藏采集种子，进行植物学研究。这主要是西藏冬季氧气稀薄，西藏大学有全国各地的学生，考虑到青年人的身体健康，藏大的寒假漫长，从12月下旬到3月上旬，足足90来天。相应的是暑假很短，只有20来天，这可以使钟扬充分利用复旦大学的暑假（几乎两个月），在西藏大学连续工作。5月是西藏万物生长的翠绿时节，千千万万的植物花朵如诗如画，正是植物学家的天堂。琼次仁告诉扎西次仁，他马上要去上海找钟老师，商量下一步如何推进和完成这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扎西次仁并不熟悉钟扬，琼次仁对他说，钟老师学术上特别厉害，年纪轻轻，已经发表了很多篇SCI论文，有的还发表在国际最顶端的《科学》（Science）和《自然》（Nature）上。
扎西次仁顿生敬仰，立刻说要和琼次仁一起去上海，拜见一下这位年轻的大科学家。
于是两人兴冲冲地飞到了上海。
这是一次在复旦的见面，愉快轻松，钟扬带着两个远道而来的人去一家小餐馆，越聊越投机。钟扬三言两语就讲清楚了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如何将分子生物学应用在生态学中，让从未接触分子生态学的扎西次仁大为兴奋，对这个领域特别感兴趣。回宾馆的路上，他鼓足勇气，问钟扬愿不愿意收他做博士研究生。
怎么会不愿意呢？钟扬太高兴了！扎西次仁有不一般的学术背景，他刚刚从挪威卑尔根大学回来，硕士学位，学的是传粉生态学和群落生态学方向，导师Torstein Shohel和Jone Birke都是有名的教授。在卑尔根大学，扎西次仁系统学习过数量统计学，熟练掌握了各种排序方法。这正是钟扬在武汉植物所时期的老本行，两人的学术路径重合度极高。
钟扬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他，这一答应竟成莫逆之交。扎西次仁只比钟扬小四个月，当时两个人都是39岁。从这天开始，两个人共同度过了西藏大学难忘的光辉岁月： 建成藏大理学院植物组织培养室，成立生物多样性与生态研究所，藏大入选“中西部高等教育振兴计划”，进入国家“211工程”重点建设大学行列……在这期间，师徒俩围绕博士论文《西藏巨柏的遗传多样性与精油化学成份变异及其保护生物学意义》的写作，在藏东南地区沿雅鲁藏布江两岸跑了三年，把这一带的3万多棵巨柏一一登记在册，对这些巨柏的野生种群一一标记分析，历史上第一次彻底摸清了西藏巨柏的家底，为中国植物学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2008年，扎西次仁在复旦大学获得植物学博士学位，回到西藏，担任西藏大学研究生导师、西藏种质资源库主任、西藏自治区高原生物研究所研究员。
钟扬和学生拉琼合影
扎西次仁培养成功了，钟扬又盯上了拉琼。拉琼是个“70后”，西藏大学着力培养他，2003年把他送到挪威卑尔根大学读硕士，课题是“青藏高原生物多样性研究”。2006年他学业圆满结束，回到西藏大学。
钟扬看到他，像捡到了个宝贝，珍惜得不得了，有这样国际教育背景的年轻教师，还是太少啊，将来都是藏大理学院的顶梁柱。
拉琼见到钟扬，还是在挪威归来之后。钟扬知道他刚从挪威留学回来，连忙提醒他：“你刚从挪威拿到硕士学位，回到西藏，千万别把英语给丢了啊！”随后拉琼和藏大的几个老师陪钟扬去逛街，钟扬在一个卖衣服的地摊前停步，蹲下去看了看，挑了一条牛仔裤，厚厚的布料，29块钱。
拉琼和几位老师互相看看，眼光里都是不解：“我们一开始都很奇怪，一位从上海来的大教授怎么这么小气？”
再往后，看到钟扬为了发动理学院的教师申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不惜给每个人2000元申报资金，才知道他对自己随便打发，对事业可是倾尽所有，这个人太不一般了！拉琼当然很想跟着钟扬读博士，但回国以后事情太多，有没有充分的时间到复旦安心读书，却是个大问题。他在犹豫，钟扬替他着急，不断地催他，这一催就是三年。“2009年有一次，他在拉萨飞上海前在机场突然给我电话，又催我说，这个读博的事你考虑得怎么样了？”
世界上只有学生央求老师收自己读学位，像这样追着别人当自己学生的，恐怕也只有钟扬。拉琼说，他太想培养藏族学生了，“钟扬对培养藏族学生有着特殊的热情”。他自己说，“我希望打造一种高端人才培养的援藏新模式”。钟扬相信藏族学生对高原大地的淳朴热爱，只有这种热爱，才能保证他们毕业后扎根西藏，成为西藏科学事业的可靠后备梯队。2017年夏天，钟扬自豪地说：“我说那个地方是高原，特别地慢，培养人特别慢。今年我的第五位博士德吉毕业了，藏族博士，也是我培养的七个少数民族博士中新近毕业的一名。我在复旦大学可以培养很多博士，但是他们不一定对我们刚才所说的种子，或者像这样高劳动强度的、低回报的工作真的有那么大帮助。但是在西藏，我培养的藏族博士，他们毕业以后，至少这五个里面有四个都留在了西藏大学，都在西藏工作。”
都在西藏工作——这是钟扬最大的幸福，也是他最深切的心愿。他珍惜好苗子，一看到就不能放弃。西藏大学文学院党组书记、理学院原院长徐宝慧回忆：“他每年都要问我：‘推荐的研究生中有没有藏族学生？能不能动员优秀藏族学生选择读研？’他经常给我讲，西藏要发展，必须培养专业人才。”钟扬的心里，装着一盘大棋，他说，曾经一些被派到西藏来的内地学者专家，来了以后带动了一大片，但一走又归于沉寂。这种“候鸟”式援藏缺乏连续性，很多情况下都是不断地从零开始，低水平循环。他决心从自己做起有所改变，“援藏不能停留在低水平的重复建设上，更不能是‘包办婚姻’、行政命令。没有持久的热情和长期的投入做不出事情，学术援藏要从培养高端人才做起，着眼学科建设，盘活人才培养一盘棋。这样，才能改变西藏高等教育的状况”。
拉琼在钟扬的不断“催逼”中，感受到一种阔大的心怀，他收拾好行装，来到复旦，成为钟扬的博士生。他在复旦攻读五年，获得博士学位后，又回到西藏大学，现在已经是藏大理学院生态学专业的博士生导师。
2012年，钟扬又收下了一位女博士生，她是西藏大学理学院化学系的德吉，2008年引入的急需人才。这个漂亮聪明的江孜姑娘，在浙江大学读了7年，又去澳大利亚访学，学术背景极好。第一次见面，钟扬和她一交谈，发现她知识很扎实，在药用化学方面有系统的训练，培养前景很大。欣喜之下，他动员她读自己的博士，这倒把德吉吓了一跳。她听说上海来的这位老师学术上造诣很深，自己这个“80后”只有仰着头看的份儿，哪敢想到读他的博士呢？况且还有一个很现实的困难： 她的孩子刚刚进幼儿园，照料和培养都需要大量的时间。能到上海四五年，把这个博士学位读完吗？
她回家和当军人的丈夫说了这事，丈夫坚决不同意，又带孩子又读书，那太辛苦了！眼看这事不行了，她的公公说话了：“读书这么好的事情怎么能放弃？专业水平提高了，能给国家多做些贡献，要去！”公公是位藏族老共产党员，看问题颇有大局意识，在家里很有权威，就这么一锤定音。
德吉2012年秋天来到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成为植物学博士研究生。五年里，她多次回西藏和钟扬团队一起采集药用植物种子，并且在麻黄中成功地分离出抗癌物质。这一成果获得了国际权威机构的验证，受到业内广泛的关注。2017年6月23日，复旦大学举行研究生毕业典礼，德吉从院长钟扬手中接过了博士学位证书，给老师献上了一条洁白的哈达。毕业后她回到西藏大学担任理学院的副教授，主持着多项国家科研项目，成为藏族新一代女科学家中的佼佼者。
德吉和导师钟扬合影
德吉万万没有想到，仅仅毕业三个月，就传来了老师遭遇不幸的消息。9月25日中午，她正在网上递交西藏自治区科技计划项目，项目本上还写着老师的名字，她不能接受这个事实。“我的老师不会这么走了！”随后的十几天里，她每天都把老师的讲课录音拿出来听，边听边流泪。高原风寒，她一直想带着老师去定制一件藏袍，让他在采集种子的路上少受些苦，可是，现在他就这么去了，多少叹息，多少怀念！她深情地写下这样的话：“希望千盏酥油灯点亮您的路，祈祷您超度为佛，因为您永远是我们藏族学生心中的佛！”
在钟扬的持续努力和西藏大学同仁的共同奋斗中，藏大的生态学学科大踏步前进。2009年，钟扬获批西藏大学长江学者，成为藏大首位获得者。在受聘仪式上，他说“很荣幸来到世界最高学府工作”。从此他在藏大终于有了正式的名分，在复旦大学与西藏大学之间建起了高层级人才培养的坚实链接。在仪式上，他毅然宣布，“西藏大学植物学的博士点不批下来，我坚决不走”。闻者无不动容，但又很担心，藏大的理科，那时候一个硕士点都没有呢！然而，一年后的2010年，钟扬所主持的学科梯队获批教育部创新团队；2011年，西藏大学获批植物学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予点；2013年获批生态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点；2017年9月21日，教育部印发《关于公布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名单的通知》，西藏大学的生态学光荣地列入“‘双一流’建设学科名单”，这也是西藏大学唯一进入名单的学科。如诗的过程，如梦的结果，分分秒秒显示着藏大的力量，饱含着钟扬不辞辛苦的付出。拉琼说：“钟老师忙到什么程度？我亲身经历就有好多次。比如有一次去北京参加教育部创新团队评审答辩，钟老师和我是代表，他被工作绊住，我先去的北京，答辩时间到了，他却因为堵车迟迟未到，只能由我上台讲PPT，讲了五六分钟，他才急匆匆赶进答辩会议室，继续接着讲。那天，我本来约好了同学，准备答辩结束后一起吃饭、逛街，住一晚上。没想到一完事，还没等答辩结果宣布，钟老师就拖着我往机场赶，要回上海完成新的重要工作。下楼—上出租车—在车上订最近航班机票，三步动作一气呵成，到了机场还有十几分钟就起飞了，来不及定心吃饭，就买了肯德基外卖，跑着带上机舱。当时其他旅客肯定都记得有这么两个人跑得气喘吁吁，一到座位上坐下，就急着拿出汉堡，大口吃得香甜。没办法，太饿了，空乘服务员用奇怪的眼神看着我们都顾不得了。”
但钟扬从来不说自己的付出。他身高体胖，血压偏高，头痛头晕是家常便饭。写一篇稿子，在复旦只需要半小时，在西藏却需要耗费好几个小时。远在武汉的父母为他的身体日夜担忧，武汉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西藏大学理学院副院长刘星记忆难忘： 2015年秋，他在藏大钟扬的办公室听到钟扬母亲打来电话，隐约听到老人家说，“……你身体不好，别又上（西藏）去了”。钟扬答应着，连说“放心、放心”。放下电话，却对刘星说，自己已经想好了，还要留下来，当第八批援藏干部。说完他问刘星：“这里的博士点要评估了，需要多一些懂专业的人一起推动，你能不能留下来？”两个人谈到深夜，刘星感动万分，决定留下来，也参加第八批援藏干部，为藏大一直干下去。
2012年，复旦大学要任命新的研究生院院长，校内很多人推荐钟扬。复旦派人到西藏大学，了解他的工作业绩。复旦的态度是，研究生院院长工作繁忙，不可能两头兼顾，钟扬只能二选一。钟扬毫不迟疑，立刻表态，如果因为担任院长必须离开西藏，他宁可继续在藏大工作。这就是他的风格，在这之前，他坚决推辞担任西藏大学挂职副校长，被反复劝说后，勉强担任校长助理。他一定要让自己每年有150天在西藏找种子，一定要让更多的时间留给野外考察。经过16年的艰苦奋斗，西藏大学的植物学研究已经走到国内前端，拥有了植物学博士生导师1名，副教授4名，讲师5名，大多数老师都去国外学习和研究过，具有国际视野。他还不满意，他有更高的目标。2017年夏，他描画过自己追求的前景：“再给我10年时间，我可以组建出一个西藏当地的10人团队，再加上来自北欧训练的10位左右科学家，组成一个生物多样性研究团队，将可以做出更大的贡献。”
为了这个宏远的目标，钟扬一直做着长期的努力。他知道未来在青年，学科学的动力来自后浪推前浪。他说：“我有一个梦想，为祖国每一个民族都培养一个植物学博士！”他还想培养一流的硕士生、本科生。在西藏大学，他私人出资发起了“西藏大学学生走出雪域看内地”活动。2013年5月，领着30名西藏大学贫困学生到复旦大学参观访问，与复旦学生交流，他的想法很简单：“我不要求他们学到什么，只是想让学生们增长见识，看看外面的世界，看看不同的学习环境。”不少学生是第一次离开西藏，回来后都加大了学习力度，发奋要“到复旦读研究生”。钟扬还带着一批藏族学生去武汉大学学习，当地消费水平比拉萨高得多，部分学生感觉困难，钟扬自掏腰包，给他们每人发放了1000元补贴，让他们安心交流。浙江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傅承新记得钟扬对他说过的话：“把科学研究的种子播撒在藏族学生心中，留下一支科研团队，西藏的生态学研究才能走得更远。”傅承新感叹：“到了西藏，他就收不住脚了。”
钟扬确实“收不住脚了”，他的每一步都在打造未来。他说，“在藏大申请一个生物学博士点或许没有那么难，但是要将这项研究推向国际水平，不是一朝一夕能完成的。毕竟我们国内学者拥有青藏高原生物研究的先天优势，我相信这个梦想总有一天会实现”。
每一年钟扬要在上海与西藏之间穿梭几十次。为了充分利用时间，钟扬经常选择半夜从上海到达成都的航班，在机场候机楼靠着长椅小眠两小时，又匆匆赶上第一班飞机去拉萨。机场的工作人员至今还记得这样一个中年男人，睡得那么香，又是那么疲惫。谁能想到，这都是他自己找来的苦！他信仰“苦中作乐”，对莘莘学子这样说过：“科学研究是一项艰苦的事业。我们不应该否认进行某些科学的研究就是要比其他科学更苦一点，例如，医学比较艰苦，我们不应该掩盖这种艰苦，但科学家的特质则是从中提取快乐！换句话说，如果你对科研工作不能苦中作乐，应该趁早改行。”
西藏大学的师生们永远不会忘记，曾经有一位来自复旦大学的植物学教授，头戴旧遮阳帽，穿着磨得发亮的冲锋衣，背着硕大的双肩包，脸色黑红，风尘仆仆地走在采集种子的归途中，走在去上课的小径上。
他不是曾经，他是永远，为了一个梦想，永不停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