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章 在国外的日子里

第10章 在国外的日子里

1992年，钟扬受派出国，到美国北部五大湖地区的密歇根州立大学访学，导师是国际著名植物学家约翰·比曼（John Beaman）教授。

两个人的见面充满科学家的欢畅。比曼翻了翻钟扬的简历，问他：“为什么选择分类系统学这样的传统学科？”

钟扬的回答是冷幽默：“在我知道的生物学家中，植物分类学家是一群最高寿的人。”

比曼哈哈大笑。

比曼教授手头有一个美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NSF）资助课题：“等级分类学数据库设计”。钟扬此次前来，和他合作，就是要完成这个项目。研究工作进行得很顺利，28岁的钟扬锐气十足，已经是中国科学院系统最年轻的副研究员，前几年在武汉植物所出版了专著《数量分类的方法与程序》（1990年），主持了“计算机在植物学中的应用”“湖北及邻近地区珍稀濒危植物数据库”“数量分析方法在进化植物学研究中的应用”等多项开拓性科研项目，与比曼教授的研究方法和路径十分相合。两个人默契而熟练，独自创新了一系列可用于分类信息系统（TIS）的数据模型、询问系统和算法，建立了一种新型植物分类信息数据库。研究成果撰写为论文，发表于国际植物分类学最权威的TSXON杂志，受到广泛关注。在美国全国卫生基金会（NSF）的演示会上，比曼和钟扬的这套系统得到一致好评，予以通过。这相当不易。NSF是公共卫生、安全、环境保护领域的标准制订、产品测试和认证服务方面的权威机构，得到它的肯定，这个数据库很快就在互联网上运行，提供服务。

科学研究之外，钟扬也在这所面积达22平方公里的校园里吸收着新的精神养分。密歇根州立大学风景很美，清澈的红杉河从校园蜿蜒而过，沃顿表演艺术中心、博物馆、图书馆、高尔夫球场、室内运动场、体操房、游泳池、网球场、教堂……到处是青春的色彩。这是座老学府，1855年建校，起初的主干学科是农业，原来的校名是密歇根州立农业和应用科学大学，直到1955年百年校庆时才改名密歇根州立大学。学校的学生有45000多人，人数排名美国第6。学生来自全美和世界120多个国家。校园所在的东兰辛市只有5万人，除了密歇根大学的师生，其余大多是兰辛市搬来的居民。兰辛是密歇根州政府所在地，通用汽车公司在北美规模最大的汽车中心也在这儿，很多人白天工作在兰辛，晚上开车回东兰辛，夜里灯光闪闪。钟扬在这里结识了不少来自各国的学者，也乐于为大家服务，很快与环境融为一体。不久，妻子张晓艳也奉武汉植物所之派，来到密歇根州立大学，小两口再次团聚，日子更温暖了。

钟扬和张晓艳在国外的日子

密歇根州立大学有500多名中国学生，还有来自国内各院校和科研单位的访问学者。大家很想多联系，让身处异国的日子四通八达。那时候，互联网还是很稀罕的东西，1969年才连接了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斯坦福大学研究学院、加利福尼亚大学和犹他州大学，虽经20余年拓展，20世纪90年代的初期还是昂贵而稀少的存在。密歇根州立大学的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办了一份《密友》杂志，刊载中国国内的消息，交流师生们的学习与工作情况。这样的事情是钟扬的老本行，他从小学开始写稿，中学开始编辑校刊校报，大学是中国科大的投稿能手，在武汉植物所更是写文章、写歌词的“大腕儿”，《密友》杂志当然少不了他，把他当作了“壮劳力”，从选题、组稿、撰稿到印刷、发行，他事必躬亲，忙得不亦乐乎。尤其是发行，他一家一户去送，和大家交换对刊物的看法，顺带聊天讲段子，让异乡异地的同胞们享受着喜悦。当时正在密歇根大学工程学院攻读博士学位的周继明回忆说：“钟扬的情绪感染了我们许多人，他忘我工作的热情和能量，使我们都知道这是一个要成事业的人。”

让大家真正大吃一惊的是几年后，钟扬夫妇要回国了。那年头，从欧美、日本回国的学者都买几个大件家电，电冰箱、彩电是少不了的。在中国国内，当时一台大彩电要三四千元，进口的更贵，要五六千元，而大学教授一个月的工资不到1000元。把在美国挣的钱带回国，在国内凭相关单位的证明，到特别设立的仓库提货，流程很顺畅。然而钟扬夫妻买的不是自家用的电器，而是电脑、复印机、传真机，两口子要把这些统统捐给武汉植物所，改善所里的研究条件。这真是闻所未闻，几乎无人理解。周继明后来写道：

那时的访问学者每月从国家拿几百美元的生活费。大家都省吃俭用、努力存钱，以便在回国时能买几大件，像电视、冰箱、洗衣机、音响，诸如此类。这几乎是每个人的生活方式和省钱目标。钟扬也省吃俭用，但与别人不同的是，他把省下的钱都买成了办公用品，如复印机、传真机、电脑等，要把它们捐赠给他的工作单位中科院武汉植物所。他的行为已经是很异类了，更令人吃惊的是，他竟然把晓艳辛辛苦苦挣的钱也捐赠了。晓艳是持J2签证来美国的，有合法的工作许可。对于钟扬的行为，晓艳只能摇摇头，并不去同他吵闹，因为她知道这就是钟扬。后来钟扬告诉我，他的捐赠很不顺利，物品在海关久久不能放行。海关的人不相信有人把自己省吃俭用省下的钱拿来捐赠。那时候做捐赠的都是亿万富翁，如李嘉诚、邵逸夫这类人。海关不相信一个非富非贵的人也要捐赠，怀疑是否有通过捐赠来逃税之嫌。确实，普通人很难理解思想特立独行的人。

张晓艳当然只能“摇摇头”，她心里完全理解他。武汉植物所的计算机设备都是20世纪80年代前期配备的IBM5150，使用中早已力不从心。武汉植物所研究员李伟记得，当时和钟扬在技术室用计算机编程，慢得急死人，有一回到最后关头居然数据全乱了，只好又从头来。钟扬吃了不少计算机的苦头，给所里买一台效能更高的，是他长久的心愿。实际上张晓艳也很希望这样做，在所里经费紧张的情况下，自己花钱买，带回去，也是两个人最好的选择。夫妻俩带回来的这些新设备，果然发挥了重要作用。武汉植物所建立的“计算生物青年实验室”是中国科学院武汉分院的第一家，钟扬为主任。他用这些设备提升了实验室科研条件，大大促进了研究效率，培养了一批青年人才。

周继明和钟扬夫妇依依不舍地告别，他难忘这个豪爽快意的朋友，再也没有谁会提着24罐一箱的啤酒，撬开他的宿舍门，彻夜畅聊。密歇根州立大学的中国学生和学者们也难舍他，都祝福这夫妻俩回国顺利发展，做他们放不下的事业。大家都知道，密歇根州立大学反复挽留过钟扬，他是一个难得的人才。只要钟扬点点头，就能长期在美国住下去，但是他执意要回国，对妻子说：“美国吧，你可以这样想象，可能是你的一个比较有钱的亲戚，或者是一个朋友。我们可以过去学一点东西，对吧？我们的工作、我们的热情、我们的整个事业还是在中国的。”

2000年，钟扬转到复旦大学工作，国际交往更多。第一次受邀出国，是当年12月出访加拿大女王大学（Queen's University）。女王大学声名显赫，是加拿大最难考入的“老四所”（The Old Four）大学，平均录取分数线全加拿大第一、第二位，与中国的清华、北大、复旦有校际合作。复旦给钟扬的任务，一方面是学术交流，另一方面是给复旦大学与女王大学的交流加温，加深合作力度。钟扬去了女王大学，给那里的同行做学术报告，参观实验室，时间排得满满当当。紧张之中，他还抓紧一切机会，拜访更多的教授。随行的青年教师任文伟觉得奇怪，这些“工作外”的拜访有必要吗？钟扬跟他解释：“你别看两校领导已经见面，还有‘轰轰烈烈’的签约仪式，但国际合作真要落地、要可持续的话，一定要找到能实实在在、有共同兴趣的教授，合作最终还是靠人。另外，国际合作不能急，要慢工出细活。唯有如此，合作才能长久。”

从女王大学回来后，任文伟很快体会到钟扬的远见。通过在女王大学拜访过的几位重量级教授，复旦和女王大学的交流越来越扎实，生命科学方面的合作成果更为显著。钟扬不幸去世后，万里之外的女王大学生物系教授王宇翔非常难过，他在朋友圈写下这样的话：“钟扬老师天堂有灵，他还将走在自己最热爱的路上。刚刚和钟老师发表了一篇青藏斑头雁的文章。几年前一起在青海湖工作神聊的音容笑貌历历在目。一生非凡璀璨，活得精彩！”女王大学驻中国办事处主任张志尧教授真情怀念：“钟扬教授是最早与女王大学有交谊的复旦学者。我们与复旦大学最早的合作，他既是见证人，也是参与者。他曾几次到访女王大学，他极高的学术天赋与学术修养非我所能评断。但他为人热情，异于常人的睿智幽默风趣历历在目。”

也就在2000年12月的加拿大女王大学之行的归途，钟扬在东京转机的72小时里，去拜访著名的分子系统发育学权威长谷川政美教授。长谷川比钟扬大20岁，1973年获得东京大学博士学位后，长期在日本文部省的日本数理统计研究所工作，兼任日本东北大学生物系统科学系教授、东京大学生物科学教授。这位喜欢“漫步山野”的前辈学者与钟扬一见如故，谈得十分投机。两年后，长谷川邀请钟扬去日本数理统计研究所做“客员教授”，同时撰写分子系统发育方向的博士论文。一同去的还有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的任文伟，他跟随长谷川教授进行博士后研究。

任文伟回忆，那段日子过得有滋有味：“我们同在一个办公大楼。非常有幸有三个多月的时间和钟老师在一起体验留学生活。钟老师经常拉着我到他的住处小酌一番，他做得一手好菜，所以每次去他‘自诩’自己主攻川菜，宫保鸡丁是他的拿手好菜。有一次，我邀请他一起参加我们留学生会馆中国留学生的聚会，他在聚餐时露了一手‘钟氏宫保鸡丁’，果然艳惊四座。钟老师和留学生们一起海阔天空畅谈留学生活。他说他自己爱吃，所以在家学到的第一个生存技能就是做菜。自从学会做菜，走遍天下都不怕了。”

钟扬在做菜

做菜确实是钟扬的强项。小学、中学的时候，他的父母工作繁忙，经常没办法按时下班，回家给自己的独子做好吃的。钟扬跟着父母学了几个简单的菜，无师自通地琢磨起来，独自练习，日子长了真成了一个像样的烹调能手。但做饭提供的能量，他都用在研究和工作上。在东京的时间，比在国内充裕些，他接受了上海科技出版社的约稿，着手翻译DNA（脱氧核糖核酸）发现者之一詹姆斯·沃森的科普著作《基因·女郎·伽莫夫》。他边翻译边思索，经常有些独到的发现。有一天他问任文伟：

“阿伟，你知道为什么沃森在纪念DNA双螺旋结构发现50周年的这本书中竟然很少提及他的具体研究工作，反而一直在写他在追女朋友过程中的感情困惑、挫折？”

任文伟也没想过这些，不知该如何回答。

钟扬继续说：“他也很少提及和伽莫夫一起商议创立‘RNA领带俱乐部’之类的轶事，好像只是不经意间提及与某个同事和朋友一起讨论了一下学术上的问题。看他这本书，搞科研看上去非常轻松和简单，似乎诺贝尔奖落在这个25岁年轻人头上是一个意外的幸运。”

任文伟感觉钟扬在追问的是一个不简单的问题，仔细听他讲。钟扬说：“其实不然，沃森当时所在的剑桥大学卡文迪许实验室，出了近30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在书中提到的20多人中，绝大部分都是诺贝尔奖的获得者和未来的诺贝尔奖获得者。所以和什么样的人在一起非常重要，经常会有精彩的思想火花迸发出来。沃森就是在与这些大咖整天的‘闲聊’中，‘不经意’地发现了探索生命奥秘的钥匙。”

和什么人在一起确实太重要，任文伟和钟扬在东京近距离接触，感受到强大的推力。他赶紧向钟扬学习，利用晚上的空余时间翻译了长谷川教授的两本科普著作。其中的《听基因讲祖先的故事》，生动描述了分子人类学发展的千辛万苦，还有一个个柳暗花明的故事。任文伟抓住钟扬担任校对，钟扬一口答应，又增加了很多忙活。这本书2005年在上海出版，复旦大学遗传学泰斗谈家桢教授专门写了序，高度评价这本书“深入浅出地介绍了分子人类学的诞生与发展，在生物进化和化石证据构筑的人类进化的背景下，用大量生动有趣的故事和精美图片描述了分子人类学的产生、原理、相关技术和故事，并交织了科学与宗教、化石证据与分子证据的矛盾冲突，具有较高的科学性和可读性”。颇有缘分的是，这本书出版后的两年，长谷川应聘到复旦大学担任全职教授，那年他63岁。

钟扬向任文伟谈到剑桥大学卡文迪许实验室“出了近30位诺贝尔奖获得者”，绝不是随口一提，而是在日本反复思考的问题。钟扬来到日本的2002年，正是日本掀起“诺贝尔旋风”的年份。2001年3月，日本政府制定了第二个《科学技术基本计划》，提出日本“应在以诺贝尔奖为代表的国际级科学奖的获奖数量上与欧洲主要国家保持同等水平，力争在未来50年里使本国的诺贝尔奖获得者达到30人”。国际上很多人把这看作“狂想”，日本在2001年之前的百年中，一共只有9位诺贝尔奖得主，下面50年要翻三倍多，这怎么可能呢？连诺贝尔化学奖得主、日本名古屋大学教授野依良治都讽刺这样明确的高产指标是“没有头脑”，因为科学研究具有不确定性，“不能像生产丰田汽车一样生产诺贝尔奖”。令世人没有想到的是，紧接着的2002年，日本得到了两个诺贝尔奖： 京都岛津制作所的主任实验员田中耕一获得化学奖，东京大学教授小柴昌俊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这还只是开头，从2003年到2016年，日本又获得了15个诺贝尔奖，震惊世界。尤其是从2014年到2016年，日本连续获得诺奖，横跨化学、物理学、生理学和医学，获奖人数高达8人。

钟扬对日本科技界并不陌生。他1989年第一次出国，就是到日本京都参加国际植物物种生物学会议，“自此就一直关注日本科学家及其科学技术的发展”。在中国与日本之间的多次往返，钟扬注意到“他们发表在《自然》（Nature）、《科学》（Science）等国际顶尖期刊上的论文并不多，其中有些论文没有发表在所谓高影响因子的刊物上，甚至还有论文并未发表在英文刊物上”。典型的例子是毕业于名古屋大学的益川敏英，他虽然任职于著名的京都大学汤川理论物理研究所，却不会用英文在国际刊物上发表文章，看不懂外文刊物，英文口语也近乎哑巴。就这样一个“土生土长”的教授，却因为提出了“小林-益川模型”获得2008年诺贝尔物理学奖。“为什么这样的科学家也能折下科学的桂冠？”钟扬很疑惑。2010年冬季，他作为访问教授再到日本数理统计研究所，“其间用了大约3个月时间，着重思考日本科学家为何会获得诺奖”。他关注到，“一个很重要的、但不太为国人所知的原因就是诺贝尔奖评选规则——如果某项研究进入诺奖评审程序，一定要了解当时的真实情况或原始记录，不管用什么语言记录，是否发表或发表在哪里，只要谁最先提出，当时记录了，就会被认定。这里，‘原创’才是最重要的。”

钟扬在日本访问留影

什么是原创？钟扬想到，任何高端研究，都离不开原始数据，“当你有了大数据，也许还可以开展数据驱动型科研或者说基于大数据的科研，而一些非常宝贵的数据可能导致原创性成果。以前写成论文是原创，现在分析数据也是原创。我们要抓住机会多做原创性的事情，多思考基本的科学问题”。而在中国大学里，肯下力气做这种基础性工作的人太少太少。“目前我国的科学教育工作基本上都是围绕考试和考核（甚至是‘选秀’）进行的。我们太看重‘选秀’之后的那些头衔。似乎没有这些头衔，别人就看不起你。像刚才那位不懂英文的日本科学家，我们很惊诧的是他竟然在名古屋大学获得了博士学位。而在我国，这样的人可能在幼儿园阶段就输在起跑线上了。我们一方面看到我国发表的论文越来越多，但另一方面原创的思想并不多。在全世界范围内，官员和管理者的影响面都是比较大的，他们会引导科研方向，决定科研经费的走向，但由于他们中的很多人已远离科研第一线，所以热衷于采用影响因子之类的‘硬指标’来评价科研论文。对刊物影响因子的过分依赖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我们还没有足够的自信，因为我们不能通过自己的眼睛来判断论文的水准，而只能通过他人的标准来评价自己”。

钟扬的结论是： 要从最基础的部分改进观念，拓宽中国科学研究的本土基础，多下一些构筑底部的苦功夫，“去关注某些原来没有关注过的东西”。他举过一个例子： 在国外，野外训练几乎是植物学家的第一道门槛。曾经在澳洲有一位新西兰裔著名教授拒绝了钟扬的一个学生的留学申请。“对方嫌我们底子太薄，说我们研究生去野外训练的时间太少。而他本人，高中的时候就把南极、北极都去过了。后来我才知道他父亲是新西兰古生物学会主席”。

要在大自然中培养一代新型植物学家，这是一切原创的根本。在日本的经历，使钟扬更清楚地看到自己在西藏采集种子、在雪域高原开拓植物学研究处女地的意义。他的目标并不是诺贝尔奖，任何奖励都是一种手段，激励人们去揭开未知，为世界争自由。他看到的是诺贝尔奖背后的价值导向：“给人类带来最大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