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章 丈夫、父亲、儿子
第13章 丈夫、父亲、儿子
1988年,钟扬和张晓艳结婚了,两个24岁的年轻人开始了有家的新生活。
一切来得并不容易。1984年,两个人一起分配到武汉植物所。不到一年,张晓艳调动到中科院上海植物生理所,那是她的故乡。留在武汉的钟扬天天想念她,后来动员她回到武汉植物所,“植物分类学有很多事情要做”。张晓艳也珍惜与钟扬的感情,但那个年代,一旦调回武汉,再想回上海工作就太难了。上海有她的父母,都需要照顾,一走牵动很多。爱情的力量终究是伟大的,分别的第三个年头,张晓艳下定决心,返回了武汉植物所。钟扬喜不自禁,后来说张晓艳“在我的‘召唤’下返回武汉,成了我家的‘领导’”。
结婚总应该有个浪漫的求婚仪式,可是钟扬没有。张晓艳说,她是“有点‘被胁迫’地领了结婚证”。
那天她从外地结束工作返回武汉,钟扬到火车站迎接,乐呵呵地说:
“我把证明开好了。”
“什么证明?”张晓艳一头雾水。
“我们的结婚证明啊。”钟扬说得挺轻松。
张晓艳吃了一惊。“我还没同意呢,你怎么就把这个证明开了呢?”
“没有问题,大家都觉得可以了,到时间了。”他很笃定。
钟扬和张晓艳
钟扬就这么把“领导”忽悠过来了,从此29年,相伴相依。
两口子都是热爱事业的人,都很忙。结婚以后,野外考察、观测培育、分类分析,还到美国访学三年,小小一个家庭,犹如一个工作站,思路都在科研上。2001年,钟扬调入复旦大学,张晓艳大大舒了口气。熟悉的家乡,黄浦江两岸璀璨的万家灯火,是个安家的好地方。2002年9月9日,一对双胞胎儿子出生了,两夫妻升级,成为爸爸妈妈。
孩子出生时钟扬不在医院,他到外地参加973项目申请讨论会。生命科学学院的两位女教师奔到上海市妇产科医院,看到“这对双胞胎从手术室中被抱出来,很小,都不到4斤,被送到了保温箱中”。半夜2点多,钟扬急匆匆赶来,看着躺在床上的张晓艳,怜爱的眼神里充满内疚。错过了孩子出生的第一时间,钟扬决心每逢生日,都要和妻子孩子一起过。但这一条很少兑现,即使是在2012年9月,双胞胎的10岁生日,陪着孩子的只有张晓艳和她的父母3人,钟扬有急事去西藏了。
孩子取什么名字?这件事钟扬责无旁贷,他说,早想好了,“大的叫云杉,小的叫云实”。都是植物,云杉是裸子植物,云实是被子植物。世界上能结种子的植物只有这两种,被子植物的种子长在果肉里面,裸子植物的种子露在外面。这两兄弟的名字,横盖天地,把爸爸妈妈的事业全包含进去了。钟扬的学生们听说了,一片欢腾,有个研究生在生命科学学院贴告示:“钟扬教授和张晓艳博士的遗传学实验取得巨大成功,结果为两新种: 钟云杉、钟云实。”
钟扬开心得合不拢嘴。和张晓艳结婚十来年,一直到处奔忙,38岁了,一下子来了两孩子,能不高兴吗?这生命深处的欣喜随着孩子的成长越来越浓郁,让钟扬万里奔波时,也有一份来自远方的温馨。两口子给孩子起的小名叫大毛、小毛,无论是谁,无论什么时候,只要提起大毛、小毛,钟扬就温柔地笑起来,“眼睛都笑得看不见了,咧着大嘴,幸福得像个傻子一样”。傻乐中的他四处向人宣传用植物起名字的好处:“我认为只要有可能应当都用植物给孩子命名。一来花花草草那么多,植物志那么厚,要想重名都难;二是不用动脑,就有一外国人能发音的英文名和拉丁名,今后国际交往多方便;三是如果蔚然成风,会给分类学在社会上带来多大的影响啊。最不济,就算我辈吵吵闹闹,恩恩怨怨,低头不见,抬头也只当没看见,到了孩子们那一辈,一看名字就象找到了组织,就能聚在一起说说这个的爹,那个的娘,该有多好。”
大毛、小毛一天天长大,渐渐有了差异。哥哥数学不错;理性思维能力强。弟弟敏感度高,感受丰富。大毛喜欢吃肉,小毛偏好素食。10岁出头的时候,兄弟俩第一次到爸爸的研究生院办公室,看书问问题。没过几天,大毛独自去研究生院找爸爸,在几幢楼里转来转去,硬是辨不清方向,只好哭着回家了。弟弟完全不同,方位感超强,他后来也去研究生院,熟门熟路一清二楚。兄弟俩初中都爱玩儿,要考高中了,哥哥迅速收了心,一门心思做练习。弟弟的数理化总是差把劲儿,却也不着急,还挺关心各种社会新闻。这些年上海的房价腾腾上涨,小毛一看,担心自己将来没房子住,去武汉看爷爷奶奶的时候,会小心翼翼地问:“爷爷,你这么大的房子,以后给谁呀?”爷爷又好气又好笑,跟他说:“都给你,都给你!”小毛这才放心地玩儿去了。
钟扬与妻子及双胞胎儿子合影
钟扬实在太忙,带孩子几乎全靠张晓艳。张晓艳理解他,不怨他,“他的生命肯定是透支的,几乎每天都要忙到很晚才睡。他说没有办法,就有这么多的事情等着,因此,他经常半夜一两点钟还在回邮件”。
张晓艳只是希望他不要无休无止地忙下去,找了钟扬最难割舍的理由:“我说你错过了陪伴儿子成长会遗憾的。”
钟扬默然无语,最后还是说:“现在有更重要的工作,我停不下来……”
什么是更重要的工作?“开始他说援藏,我以为是一期三年。然而每次援藏延期,他都有无可辩驳的理由,‘要培养一支高端研究人才队伍’,‘要把学科带到一定高度’”——钟扬的“更重要”永远在延伸,让张晓艳心疼又担心:“钟扬一年在家的时间最多也就150天,其余时间都在出差,西藏、上海两头跑,即使在上海,大部分时间也是在办公室忙到深夜。”
面对妻子的辛苦,钟扬满怀歉意。2015年5月中风之后,他对张晓艳说:“再给我10年的时间,我就歇下来,不会这么忙了。”虽然这么说,张晓艳不敢相信他,“知道他是停不下来的人”。
张晓艳是改革开放之后的新一代知识分子,20世纪90年代曾留学美国,是植物学专业博士,同济大学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攻生物信息学。她的工作同样很忙,还要带两个孩子,每天生活像打仗一样,里里外外辛苦。钟扬心里过意不去,郑重地对张晓艳说:“孩子15岁以前,你就多管一点,15岁以后交给我来管。”张晓艳也不让他多分心,只期待他有时候和一家人出去走走,享受一下天伦之乐。钟扬答应着,但老是找不出时间,往往答应了又临时有急务,遗憾地缺席。他去世以后,张晓艳整理照片,伤感地发现,全家人的最后一张合影,竟然是12年前的。
钟扬深爱着妻子,尽一切可能分担她的压力。2017年1月以后,上初三的大毛忽然从贪玩电子游戏的热度中冷下来,要求给他加大学习力度。钟扬把他送到一家书院,每周六强化训练各科课程。看着大儿子忽然发奋,每天只睡五小时,钟扬担忧他的身体吃不消,周六挤时间去书院接他。书院的老师看到的,是一个又柔又暖的父亲,他轻手轻脚地帮儿子理书包,揉揉孩子的肩膀,小声问他累不累……平日那雷厉风行的粗犷,此时无影无踪。夏季中考,大毛一举考上复旦大学附中,张晓艳高兴坏了,奖励大毛去美国参加夏令营。
12年前的全家人最后一张合影
小毛不同,2017年暑假,钟扬把他送到拉萨去,这是小毛每年的“必修课”。小毛在上海也不是上普通的初中,而是上海的西藏中学,全校就他一个汉族学生。张晓艳的同事知道后很奇怪,觉得钟扬夫妇是不是有点儿偏心于大毛。然而熟悉钟扬的人都知道,他对小毛有着很高远的期望。小毛灵气飘逸,看到他的人都说,一眼看上去就是个“天马行空的孩子”。他和钟扬小时候一样,在同学中颇有号召力,是个“孩子王”。小毛的天性被钟扬看在眼里,认定他长大以后特别适合到西藏去,继承自己的追寻,在雪域高原打开新生命。父爱如山,想得很远很远。
钟扬写的《在失联的日子里》,记下了自己对大毛、小毛的深爱。那一天是他的51岁生日,2015年5月2日:
中午12点整,一种从未有过的疲倦向我袭来,我只要在1点以前到银行给小儿子存入100块钱就可以上床睡一觉了。小儿子在上海的西藏中学读书,他所有的同学都是父母在西藏当地存进生活费,他们在上海每个月从卡里取来使用。我和儿子尽管在同一个城市,但也用这种方法来给他生活费。这是一件小得不能再小的事情了,我跑到银行,却发现今天是周末,这家银行没有开门,于是我就坐了半小时车去学校找他。今天是学校男生“放风”的日子,我在学校只见到了他班上的女生们,而学校外,一批批走过的都是高年级的男生们。我到他取钱的银行时,已经超过了规定时间15分钟。我知道,说不定他已经失望地离开了。大雨之下,我打着伞,在银行边上的拉面馆(这是他和藏族同学最喜欢去的地方)来回走了几圈,最后还是决定退回银行等他。眼看着他们两小时的“放风”时间即将过去一半,我在银行门口透过浓重的雨帘目不转睛地盯着每一个路过的孩子。突然,我发现了小毛那瘦小的身影,他没有穿校服,他说校服太普通了,爸爸可能会看不见。他今天穿的衣服并不防水,但很鲜艳,他顶着大雨来到银行。没有见到爸爸,他就去吃了凉面,并给两位同学带了满满两碗六块钱的凉皮。我把他头上的水简单擦干净,像多数家长跟十几岁的孩子并没有过多的交流一样,我只是简单地问他:“六块钱的凉皮就算周末的改善生活吗?”他回答:“是的,同学们很喜欢。”办完了银行的事,我觉得还有时间,就问他是不是还想去外面吃点东西。但他说今天的凉面吃得很饱了,不想吃了。我想也许是大雨和在雨中行走的不便冲淡了他的胃口吧。在一个屋檐下,一位老大妈在卖菠萝,我花20块钱买了两个菠萝,削好切好,在回学校的路上却没有找到有人卖小袋的盐巴。宿舍里有两个同学,其他几个还在补习功课。我和小毛拿着饭碗到小卖部,让售货员阿姨舀一勺盐来洗去菠萝的涩感。阿姨还很怜惜地说,这孩子很乖很懂事,但太瘦小。我把菠萝用盐水泡好,看着他兴高采烈地吃下,告诉他把另一个菠萝用盐水泡好,等下午三点的课后,全寝室同学分着吃下。他点了点头,说还有一段时间上课,他想去洗个澡。雨还在淅淅沥沥地下着,我没把他送到教室,只是看着他穿着短裤和我给他新买的拖鞋走进浴室,才转身回返。说实话,自从他独立生活以来,比孪生的哥哥足足矮了10厘米,他要我买的最多的东西是部队用的压缩饼干,因为课间唯一能偷偷拿出来吃的就是压缩饼干了。至于我给他从拉萨带回的两箱尼泊尔方便面(类似我国的干脆面),更被他慷慨地送给了全班的每一个同学。他没有像我一样15岁离开父母,而是12岁不到就离开了我们去过集体生活。作为全校唯一的汉族学生,他所遭受的文化冲击,肯定不比我们当年去美国来得小。我相信有一天,他和哥哥能在不同的人生道路上做得比我强。
舐犊情深啊!多么疼爱的心情,多么殷切的希望!小毛都明白,他不说,他默默地努力着。
与小毛分别,钟扬应邀参加朋友为他举办的生日小宴。不料晚上7点20分,他突发脑溢血,被送进了医院。当夜9点,大毛赶来了,生死线上的钟扬流下了眼泪:
9点左右,大儿子来了,他的身高已接近一米七,是一个阳光、健壮的小伙子。但不知为什么,我老是觉得,他是一个真正的小孩儿,没有任何人生的阅历。在今天,他显然吓坏了,甚至大人们在走廊外议论我的病情时,他也守着我,默默地不肯离开。他的手已经像大人一样大,但是没有力量,我的右手已经完全离开了我的身体,只能用左手摸着他的头顶,就这样不说话地待着。在这个浑浑噩噩的夜晚,我仿佛又看见小毛拎着凉粉,穿过街道的瘦弱身影。据说,那夜,小毛打了一夜电话,也没有听见我的声音。他无法想象,5个小时以前见过的父亲,已经到了一个陌生的医院,当了一个他出生以来就没见过的病人。他也许不得不要开始走自己的人生道路了。想到这,泪水禁不住浮上了我的眼眶。
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钟扬的心,为孩子而碎。
孩子的背后,是无限付出的母亲,钟扬深深知道这一点。每逢张晓艳的生日,他都给大毛、小毛一些钱,让他们去给妈妈买一份礼物。这是张晓艳最幸福的时刻,因为钟扬的爱,因为全家人的温暖。像所有的女人一样,她喜欢丈夫孩子在一起热热闹闹的生活,喜欢看着大毛、小毛围着丈夫,叽叽喳喳问各种问题,喜欢看着丈夫乐呵呵地给两个儿子讲这讲那。什么是家?家就是油盐柴米,家就是没大没小,家就是说不完的话。
多年付出的,还有钟扬远在武汉的父母。
钟扬心里,父母是温暖的怀抱,也是点亮成长的火把。1971年1月,钟扬第一次随父母回到祖籍——湖南省新宁县丰田乡故里坪。在城里长大的他到处都感到新鲜,水牛、果树、河里的鱼、山上的鸟……父亲不让他随意玩儿,带着他干农活儿,要让他在农田里体会“粒粒皆辛苦”。故乡还很穷,家里住的是简陋的草房小院。爷爷把正屋腾给钟美鸣、王彩燕夫妇住,自己带着小钟扬住在牛棚上面的简屋,四面透风。钟扬听爷爷讲乡下的生活,老人经历过很多苦,但很乐观,很顽强,相信自己的手,相信勤快的劳动能改善日子。父亲书法很好,而且坚持写日记,他也以此要求孩子,教他一笔一笔写好字,一篇一篇写心得,并做精心指点。他写了几十年的字,他要求儿子也每天写,每天都有硬指标,必须练一版钢笔小楷,一大版毛笔楷书。买不到碑帖就自己制。父亲曾经花了三个月时间,把柳公权的楷书集字为文天祥《正气歌》,临摹了很久,然后仔细教给钟扬。父亲不仅要让钟扬学习知识和艺术,更要让他在正气浩然中一天天长大。父亲珍惜自己的家风,他告诉钟扬,钟家古代出过钟繇、钟子京两大书法家,写不好字,愧对先人。他还告诉孩子,钟扬的三叔公钟召南是抗战时期的黄埔军校毕业生,一毕业就上前线,在浙江金华与日军拼刺刀,危难时刻守住了阵地。钟扬的童年、少年,走过了春风化雨的滋润,父母对于他,是精神的种子,是生命的绿荫。
1984年8月,钟扬分配到武汉植物所,一年多后,父亲钟美鸣调到武汉的水果湖第一中学当书记,一家人喜笑颜开,团聚了。老两口特别舒畅,孩子能在身边,冷暖都能看到,比什么都高兴。钟扬也深知父母这些年的不易,总是多找时间回家,帮家里干活儿。水果湖第一中学的副校长罗林回忆,“那时钟扬在中科院武汉植物研究所也有宿舍,但每周都会回来帮父母做家务。钟扬父母住五楼,老房子又没有电梯,钟扬是家中独子,几乎包揽了所有重活,抬米、搬油,还经常陪着钟妈妈上街买菜。我们同事都特别羡慕钟家能培养出这么个好儿子。钟扬是小区里远近闻名的学霸,而且人品好,非常懂礼貌。即使后来在研究所当了领导,也丝毫没有架子,给人印象就是一个很务实的学究”。
2001年,钟扬和张晓艳去了上海,老两口的家顿时静了下来,只能靠电话联系了。钟扬后来又去了西藏,到处跑,很少有时间回武汉。哪怕回去,也常常在夜里,匆匆赶到,然后开着笔记本电脑,熬夜赶写文案。2016年快到除夕,钟扬打电话回家,问候父母。
父亲问他:“你春节能不能回来?”
钟扬说,他还在澳大利亚,工作任务太紧,不一定赶得回来。
父亲非常惦念他,伤情地说:“扬子,我已经80了,还能和你过几个春节啊?!”
说完挂上了电话。
除夕下午,钟扬和张晓艳、大毛、小毛赶回了武汉,老父母笑得那么舒心!
2015年5月,钟扬脑溢血,尽管渡过了难关,父母的心却再也没有放下。老两口看不见他,全靠微信天天提醒他爱护身体,尤其是不能再去西藏。又奔忙在上海、西藏之间的钟扬不知该如何回答,说真话,父母更悬心,说假话又于心不忍。没办法,只好装聋作哑,少回复。老父母着急啊!2016年的一天,母亲王彩燕只好提起笔,给他写了一封长信:“扬子,你现在仍然太忙,工作第一,对身体重视不够。想到你的身体,我就急。不能去上海,不能为你去做点什么,心有余而力不足了……”
任何伟业后面,都有无数平凡的付出。
张晓艳知道,“他有一个很大的梦”,不怨他。
父母知道,“他为国家做事,就让他去忙去,守着我们两个老人,那样的人没有出息。这么多年,我们总是这么想,让他去……”
钟扬的去世,父母、妻子、孩子都难以承受。张晓艳与公公婆婆经常在深夜打电话,开始都是互相宽慰,最后都是失声痛哭。
钟扬挚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孩子,他没有给家里创造豪华的生活,他在复旦校园旁边的底层公寓,用的都是30多年前的老家具、老电视机。他给家人的是心底的真情,这真情没有华丽的渲染,像雪莲花一样纯。
妻子和孩子太难忘,2017年9月9日,是大毛、小毛的15岁生日。小毛还在山东的高中,钟扬给他快递了蛋糕,又和妻子、大毛一起去餐馆庆生。他知道大儿子爱吃牛排,点了大大的一块,看着大毛香喷喷地吃下去。一家人聊得非常开心,钟扬眉飞色舞地说,西藏大学的生态学学科上了教育部的“‘双一流’建设学科名单”,是西藏的第一个,“所有的辛苦都是值得的”。不一会儿,没等其他菜食上齐,钟扬接到电话,不得不先走,“跟西藏大学来的同事谈点工作”。张晓艳习惯了他的这种“突发”动作,也不遗憾。她说,“我当初选择了他,也是看中他是个有志向的人,他心怀伟大事业”。
这样的时光多美好!他的音容笑貌犹在眼前。张晓艳说,“回首33年,从与他相识、相爱,直到今天,有太多太多美好的回忆。直到我们在这里缅怀钟扬,我依然感到,他并没有远去。钟扬还在的时候,有时到了凌晨两三点,我会想,他怎么还没回家呢?是啊,他工作太忙了,也许现在还在某个遥远的地方忙碌着呢”。孩子也伤心地怀念他,钟扬去世后半年整,2018年3月25日夜里,小儿子云实给远去的父亲发了一条微信,哭泣的表情铺满了整个手机屏幕,上面只有一句话:“老爸,你知道你现在在哪儿吗……”
钟扬去世之后,张晓艳到复旦大学研究生院院长办公室,整理丈夫遗物。看着办公桌上满满的报告、图表、项目申请、讲稿,她仿佛看见钟扬往日的忙碌,看到他奋斗终生的梦想。他的事业还在途中,西藏大学、复旦大学的师生们正在继续他的遗志,酝酿着更多的行动。张晓艳萌生了一个想法,和钟扬父母商量之后宣布,将138万元车祸赔偿金全部捐出来,成立“复旦大学钟扬教授基金”,奖励复旦大学和西藏大学的优秀师生,为未来添能量。
她并不富裕,她甚至连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都没有,住的还是爸爸妈妈买的套间,100多平方米。2001年与钟扬到上海后,买过一套住房,后来需要钱贴补两个儿子读书,卖掉了,此后一家四口和岳父母挤着住。今后的日子里,张晓艳还要抚养大毛、小毛,照顾钟扬和自己的父母,他们都是年过八旬的老人。然而她毫不犹豫,钟扬父母毫不犹豫,她的孩子也毫不犹豫。
她代表全家说:“这也是钟扬希望看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