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章 奉献者的最后28个月

第15章 奉献者的最后28个月

2015年5月2日，对钟扬来说，是一道生死线。

这一天，是他的52岁生日。

上午，他胡乱吃了几块饼干，赶到复旦1号楼，参加自主招生考试的面试，报考者都是来自上海的高中生。复旦大学的自主招生前几年规模很大，400名教授参与面试，2016年开始大幅度缩小，全部名额不过155人，理科减少到只有两个人。虽然只有两个考生，学校还是郑重准备，5名教授担任考官，每位考生的面试一小时。

这一天的开始对钟扬来说十分轻松，第一位考生异常优秀，钟扬回忆道：“你能想象，一位高中生已经发表了两篇SCI论文吗？而且都是通讯作者。就算把他放到研究生中也是可以用优秀来形容的。我突然间感觉，他可能就是Bill Gates（比尔·盖茨）第二，因为Gates先生当年据说就是因为研究做得特别好，人生没有追求后才退学的。”

尽管学业优异，钟扬还是问了一个题外话：“你怎么看你的父母？”

考生轻轻地说，他的父母很有钱，但他不愿意过跟他们一样的生活，“他们的知识面，他们的志趣，都跟他今后要当的科学家大相径庭”。

钟扬“突然感到一阵悲哀”，他想起自己的父母，想起“从35岁以后我渐渐体会到父母才是我最好的老师”。

年轻的考生大约感觉到钟扬的不快，神色惶惑。

钟扬安慰他：“你不要紧张，我们就是聊聊天而已，今天是我的生日，现在是早上8点45分，我就是在这个时间出生的。所以我有点走神了，想起了我的父母。”

考生安定下来，自信地继续回答一个个问题。

钟扬给他打了高分，“尽管我跟他不了解，但无论如何，如果复旦大学能得到这样的学生来成为本科生，他也一定会是优秀的学生”。

学生似乎看出钟扬的善意，临走时向他说了一句：“老师生日愉快！”

他无论如何不会知道，“生日愉快”的老师，将迎接人生最严峻的一场考验。

下午钟扬去小儿子的学校看望他，3点多回到家中，马上拿出复旦大学与西藏大学合作协议的草案，一字一句地校对。下午6点半，他禁不住朋友一家人的盛情邀请，去参加为自己举办的小聚餐。地址在浦东，风夹着雨，一路润湿。参加聚会的只有5个人，气氛很随意。7点整，“东方财经”电视频道开始播放采访钟扬的节目，大家顿时活跃起来，边看边说，有一位还拿手机不停地拍录。

就在这轻松的聊天中，钟扬的身体突然发生异常，“我的右腿像灌了铅一样沉重。夹菜的右手只握住了一只筷子，而另一只筷子却掉在了地上。服务员给我拿来新的筷子后，我试图去抓住新的筷子，但却发现再也握不紧了”。

是不是太累了？他的手机此时叫个不停，是朋友发来微信。他想回复，“但右手已经完全不听使唤，激动之中还把手机带到了地上。左手也再次把筷子带到了地上”。

钟扬一瞬间明白，“这绝不是累的缘故，也不是一般的眩晕，这肯定是脑部出血的征兆。医学上，脑部出血常常用脑溢血来表示，与民间说的中风是一回事”。

钟扬在病床上仍坚持工作

不幸中的万幸，在座的朋友中有一位技术精湛的第二军医大学教授，立即驾车将钟扬送往军队的长海医院。钟扬处于恍惚中，“当我被手推车推进急救室，再送进CT检测仪的一瞬间，我开始感受到身体内密密流淌的鲜血，这当然是幻觉。只有当CT的片子出来，我才看到从大脑破裂的血管中流出的殷红血迹化作的CT片上一块块惊人的白斑”。

事后钟扬回想起来，感叹参加这次聚餐实在是生日里的幸运。“在这样一个平凡的节日之夜，参与此间的每一个人，我，我的朋友，随后赶来的一位同事，我们都做到了最好。几乎毫无偏差地实施了最佳的医学抢救——最快的时间，最准确的判断，离我们最近、质量最好的医院”。

那位二军大的教授守了钟扬整整一夜，学生们也闻讯而来，都要求陪护。凌晨3点，钟扬的手机突然响了，陪夜的研究生徐翌钦大为惊讶，以为是有人深更半夜打来电话，仔细一看，才发现是手机设定的闹钟。第三天钟扬醒来，徐翌钦问老师，这是什么闹钟？钟扬说，这是每天提醒自己睡觉的闹钟。徐翌钦呆住了，老师每天都是这个点儿才休息吗？！

钟扬自己大概也有些叹息，后来写下这一夜的经历，“我在句子开头提到了‘我很累’，可能这就是内心真实的感受吧，我只希望能快快休息一下，不要再过每天睡眠3小时的日子”。这是他第一次写下“我很累”，可写完之后，他仍然没有如自己希望的那样“休息一下”，他还是情不自禁地忙碌起来。

5月6日，住院第三天，钟扬让学生拿出电脑，记录下他给党组织的一封信，在信里他写道： 西藏是我国重要的国家安全和生态安全屏障，要建设一个长效机制来筑建生态安全屏障，关键是人才队伍。他建议开展“天路计划”，专门从事青藏高原生态屏障建设。

回顾自己在西藏奔忙的岁月，他感到身体再也不允许自己上雪域高原了。他有些感慨，又写道：“14年的援藏生涯对我而言，既有跋山涉水、冒着生命危险的艰辛，也有人才育成、一举实现零的突破的欢欣，既有组织上给予的责任和荣誉为伴，也有窦性心律过缓和高血压等疾病相随。就我个人而言，我将矢志不渝地把余生献给西藏的建设事业！”

壮士心怀，此刻有多少不甘！

医生严肃警告他，脑溢血之后，人的心脏、脑循环很脆弱，绝对不能再去西藏，否则危险随时都会发生。钟扬老老实实听着，可心里怎么能放下西藏的种子，怎能割舍西藏大学亲爱的同事和学生们？

住在ICU重症监护室里，钟扬不敢看书工作，担心医生的批评。他总是趁学生进来的时候，悄悄布置工作，有时候还要学生拿出笔记本电脑记下来。有一次研究生赵佳媛前来，刚刚拿出电脑，碰巧被护士看到了，被狠狠骂了一顿：“这是重症监护病房，旁边那么多仪器，你拿个笔记本过来看一个重病的病人，你觉得这样合适吗？”赵佳媛恨不得哭出来，看着躺在床上的“罪魁祸首”，半天说不出话。她宁愿护士更凶一些，让自己的老师能够安下心来休养，可他是个闲不住的“工作狂”啊！

让医生吃惊的是，钟扬的恢复情况比预想的好得多。他13天之后就出了院，而且很快就像常人一样走得飞快。但医生说他的身体问题很大，需要精心地调养。长期的高原生活、过高的工作强度，使他的心脏肥大、血管脆弱，每分钟的心跳只有40几下。医生的结论极为明确： 一定不能再进藏工作！

家人、同事和学生们都为他高兴，也纷纷劝他再也不要去西藏了。感动之下，他当面做出三个承诺： 第一，不再喝酒，改变因为长期在青藏高原野外考察形成的喝酒御寒习惯；第二，短期内不再乘坐飞机出差；第三，暂缓去西藏考察。

这一回大家都相信他，身体状况摆在那里，换了谁都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不能不悠着点儿了。然而谁也没料到，9个月后他就打破了第二、第三个承诺，又坐上飞机去西藏干活了。

那是一个傍晚，父亲给钟扬打电话，听到电话里人声嘈杂，好像是机场，惊奇地问：“你在哪儿？”

钟扬有些迟疑，轻轻地说：“我在成都。”

“你怎么跑到成都了？”忽然感觉不好，父亲急问：“你是不是又要去西藏？”

“不是不是，你就别问了。”钟扬赶快说。

钟扬父亲的感觉一点儿也没错，事情就是这样奇迹般地发生了： 他又赶往西藏了！这在医学上是个奇迹，在精神上更超出了想象。对于钟扬来说，这实在是个无可选择的必然，他说：“酒可以戒，但去西藏却戒不掉。”这个“拼命三郎”，又恢复了上海、拉萨两地跑的快节奏。

钟扬的父母太焦急，经常打电话问他在哪儿，身体怎么样。他变得有些任性，常常是一听到父母问这样的问题，他就不高兴地说：“能不能换个话题？”

钟扬在西藏

心细的拉琼能体会钟扬的心情，知道他为什么发急。他有些伤感地看到，中风治疗后回到西藏的老师，“有了很多改变。我们采集标本乘坐的丰田越野车车架高，他上车不像过去那么利索，开始费劲了，我看在眼里。过去他对健康是大大咧咧的态度，比如劝他去体检他会拒绝，笑着说‘不去，吓死人’。这次再来，他带了很多医生开的药，吃药特别认真，随身带着一个透明的塑料小药盒，该吃什么，吃几顿，饭前还是饭后服用，时间剂量严格执行”。有的药用量很大，钟扬自己都感叹：“药是一把一把地吃，把半辈子的药都吃完了。”可不吃不行啊！不必说心脏肥大、痛风这些顽症，小小的感冒也是大患，钟扬不得不小心翼翼：“在高原，连感冒都是致命的，一有感冒症状就要吃药‘压’下去。”

拉琼说：“过去他喜欢品酒，爱喝两杯，重上西藏后，他滴酒不沾了。”

不但不喝酒，连肉也不怎么吃了，一下子瘦了整整30斤。

一切都是为了10年，他对拉琼说：“我还想坚持下去，在西藏再干10年。”10年里，培养更多的藏族研究生，把博士点建设得更扎实，把学科建设得更全面，把种质研究搞得更系统……

对于钟扬所说的“10年”，钟扬曾经的学生、上海市农业生物基因中心博士后夏辉深深理解。他在钟扬去世后感慨地说：“有特色的种子可遇不可求，而青藏高原的种子会充满潜质。钟老师现在做的工作是个铺垫，等收集完了，就是他擅长的数理分析了，未来10年可能硕果累累。”

时不我待，可钟扬知道，身体随时都会崩溃，感觉得到走路已经有一点点失衡。他听从朋友的推荐，专门去向一位“很有些手段”的推拿师求医，并且坚持了一段时间。2016年，他还遵从医嘱，做了一次心脏搭桥手术。他开始前所未有地注重医疗，唯一的目的，就是能在西藏多干几年，只要再给他10年，很多事情就会取得应有的成果，那时他才安心。他开始体会到身体是事业的保障。2016年7月，他在西藏欢迎援藏干部的座谈会上发言，以“援藏干部老队员”的身份，开头就说：“千万不能感冒进藏”，听到这番话，在场的人看到他满脸浮肿，肤色是高原人特有的黑红色，都为之感叹。

钟扬此时说的最重的一句话，道尽了他的心愿：“每个人都会死去，但我想为未来留下希望。”

为了这份心愿，他真是拼了。拉琼手里还有一张日程表，记录了钟扬2017年6月24日的工作密度：

上午到拉萨贡嘎机场；

下午3点半参加西藏大学博士生答辩会；

5点跟藏大同事和研究生处理各种学科建设和研究生论文等事宜；

晚11点回到宿舍网上评阅国家基金委各申请书；

凌晨1点开始处理邮件；

凌晨两点上床睡觉；

清晨4点起床，4点半赶往墨脱进行野外科学考察。

2016年秋，是中央组织部选派第八批援藏干部的时候。西藏大学正处于生态学科大发展、积极申请国家“世界一流学科”建设的关键时期，特别需要钟扬发挥核心作用。但考虑到他的身体状况，实在又不忍再劳累他，研究生处处长单增罗布教授试探着问他：

“你怎么打算？”

钟扬笑着说：“只要复旦那边同意，我没问题。”

听上去有些模棱两可，哪知道钟扬回到复旦，急忙向学校领导申请再去西藏。复旦大学常务副校长金力院士焦虑他的身体情况，不同意。钟扬跑到医院，费尽口舌，让医生开出可以上高原的健康证明，然后拿着证明再去找他。复旦的领导们非常感动，同时充分考虑到西藏大学的需要，千叮万嘱他一定注意休息，勉强批准了。

就这样，继2010年、2013年之后，中风后痊愈未久的钟扬，第三次成为中组部选派的援藏干部。

重新出发的钟扬，这一年多过得更忙。

病后不久，浙江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傅承新开始参与华东生物多样性调查项目，他请钟扬担任课题组的骨干，钟扬二话不说接受了。随后傅承新听人说钟扬刚刚经历了一次脑溢血，大吃一惊，“没敢让他去野外。主要请他负责数据库建设”。

《光明日报》记者颜维琦2015年8月采访钟扬，走进他的研究生院长办公室，只见一群孩子涌出来，他们刚刚听钟扬讲了一课：“怎样才能成为一名学者？”颜维琦坐下后，他有些怀念地说：“一般你是不会在这个时间找到我的。现在正是在西藏野外工作最好的时候。”问其究竟，颜维琦才知道他3个月前经历了一场中风，现在不能去西藏。钟扬说着，拿出自己新写的文章继续讲：“我是学生物的，生物讲究群体效应。就拿高原生态学这个领域来说，再用10年，培养10名博士生，聚集起20个人，肯定能做出有世界影响的成果。”他补充道：“没有持久的热情和长期的投入做不成事情。”

这个话题一打开就收不住。钟扬告诉她，高原反应有17种，他都经历过，结果是“他的心脏跳动已经到了临界值”。尽管如此，他还是不能停止，“我想让西藏的事业有个可持续的发展，那时候我会考虑留在内地帮助西藏”。

颜维琦深深为之感动，眼前这个教授穿着“泛黄的格子衬衫、牛仔裤，身材微胖，面庞黝黑，看上去有些粗犷”，外貌“真不像个教授”。但他的谈吐睿智幽默，思考宽广深远，情怀更让人惊叹。

这一年，钟扬的思路更宽了，他想为西藏大学的建设、为西藏的文化多做一些宣传推广。2017年7月5日，他来到杭州，应著名讲坛“一席”的邀请，讲一讲他在西藏找种子的经历。“一席”的编辑小郭联系上他，问他“想讲什么”。

钟扬说：“如果你们注重热点效应，我可以讲转基因问题。如果是让我自己选，我想讲关于西藏的种子故事。”

“一席”是个充分尊重讲者意愿的论坛，自然没有任何问题。于是，钟扬7月5号上午急如星火赶到杭州，与编辑稍稍一聊，对了对思路，就上台了。

“钟老师的脑子特别快，根本不用提示，他上去就讲，观众都被他感染了，网络上的点击量特别大。”

也是因为这次在“一席”的演讲，更多的人熟悉了钟扬，明白了寻找种子，是一件多么珍贵、又多么不容易的事儿。

不仅是去公众论坛宣传保护种子，钟扬还计划拍电影，将采集种子的意义传播得更远。上海大学电影学院的何小青教授正是这个计划的合作者。她2017年８月７日晚上与钟扬教授详谈三个多小时，讨论如何拍摄一部钟扬和学生在西藏采集种子的纪录片。何小青的印象中，“钟教授面容憨厚和善，大眼睛，戴一副秀气的眼镜，浅浅的胡茬带着一些沧桑感；体态微胖，说话略带湖北乡音。他是我见过的既有渊博学识，又能在最短时间，用最精炼、同时富有文学色彩的语言阐明一门深奥学科常识和系统轮廓的学者”。

颇有意思的是，摄制计划里还包含着采集种子的任务： 拍摄中要采集一种特殊的“种子”——酸奶菌种的实物样本。为什么选择这个品种？钟扬说，“中国大陆生产的酸奶至今都是从国外进口菌种，这意味着每喝一瓶酸奶都要给外国人交专利费”。这是个极不合理的状况，西藏具有出产世界上最好的酸奶的自然条件，酸奶是在空气中完成发酵的，只有那里纯净的空气才能做到最好，而西藏的空气是全球顶级的。钟扬大声说：“要做出中国人自己的酸奶菌种！”

这是一个激动人心的计划，大家越讨论越来劲，钟扬和摄制组立刻建了一个微信群，名叫“西藏科学之旅”。见面结束，兴致勃勃的钟扬回到家里，很快在“西藏科学之旅”微信群里发了一条消息： 此次将再采集5000个样本，范围在拉萨（达孜县、贡嘎县）、墨竹工卡、工布江达、林芝（米林）、波密和墨脱等地，全程超过1000公里。他的两个学生刘天猛（汉族，西藏大学博士生）、边珍（藏族，复旦大学硕士生）也参加。

也正是在这次讨论中，钟扬向何小青提起，他当年夏天去了西藏的墨脱，在墨脱县背崩乡上钞希望小学讲了一堂科普课。这个小学是曾任上海印钞厂副厂长的陈正老人创建的，有160多名门巴族学生和20多名教师。假如条件允许，还应该为这所学校拍个纪录片，因为陈正老人已经去世了，纪念他。钟扬没有告诉何小青，去墨脱特别辛苦，差不多坐了三天车。昼夜温差特别地大，而且食宿都非常困难。带着学生去，钟扬边采种子，一路住简易板房，还要给同行的学生们做饭。他更没有说，在上钞希望小学的科普讲座之后，他看到学校教学条件较差，当即提出个人出资捐助10万元。校长婉言谢绝，情意切切地说： 希望钟教授多来这里，“比起钱，这里的孩子更需要您给他们带来科学的火种”。

对于钟扬来说，更直接的工作还是在西藏。他在上海与拉萨之间频繁来回，全然不顾身体的消耗极限。谁也不会想到，这样的日子会悄然断线。

“藏民”钟扬

2017年9月6日，对于西藏大学的师生来说，是永远难忘的一天。头一天，他急急飞到拉萨，到西藏大学为研究生新生入学开展教育，长达两个小时。晚饭后，他召集研究生们讨论各自的论文选题。6日上午，他和西藏大学的同事们细细商谈学科建设。其中的一个重要事项，是筹备在成都和上海分别设立西藏大学的西藏研究院，让那些因为各种原因不能来西藏进行研究的中外高端人才为西藏的发展做贡献。这个项目将实现“不在西藏生活，却为西藏工作”的创新模式，开辟西藏大学全方位提升的新机制。

忙忙碌碌的节奏中，钟扬下午又赶飞机，夜色里回到上海。人们不知道，这是他最后一次来到西藏。他自己也绝没有想到，这是他与西藏的诀别。

就在钟扬道别西藏大学后的15天，9月21日，教育部、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发布《关于公布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名单的通知》，正式确认公布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名单。公布的“双一流”建设高校共计137所，其中世界一流大学建设高校42所（A类36所，B类6所），世界一流学科建设高校95所。西藏大学的“生态学”，列入“世界一流学科建设”名单。这是一个多么令人振奋的时刻，倘若钟扬在西藏大学，他会不会破例又端起酒杯？

不但是西藏大学，复旦的师生也不知道，钟扬告别大家的时间在无形中逼近。

9月21日，钟扬在复旦的最后一天。这一天，教育部的“双一流”建设名单正式公布，一看到其中有西藏大学的生态学，钟扬春风满面，和复旦大学研究生院的同事们兴奋地谈起建设西藏大学生态学学科的曲折过程，他很自豪地说：“我们已经收集的4000万颗种子里，涵盖了4000多个样本，估计有1000多个物种，占到了青藏高原的五分之一。如果我们的课题组都来做这样的工作，在未来20年，我们有可能把西藏的高原植物，收集到75%。”

第二天他就要前往内蒙古，他临别时叮嘱同事们：“工作节奏不要太快，重要的是照顾好自己的身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