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一粒种子可以造福万千苍生”

第7章 “一粒种子可以造福万千苍生”

2002年之后，钟扬每年到西藏忙碌150多天，大部分时间都在找植物种子。

《光明日报》记者颜维琦2015年8月采访钟扬，钟扬“轻描淡写”地说：“一般你是不会在这个时间找到我的。现在正是在西藏野外工作最好的时候。”他所说的“这个时候”，是5月到8月，正是西藏万物生长的旺盛期，从河谷到高山，都打开了植物的五彩多姿。

为什么如此热爱？钟扬说得浪漫诗意，似乎是简单的兴趣：“我对幸福的简单定义是兴趣与职业没有‘错配’。许多人受职业所困无法远游，但生物学家却可以一边工作，一边遍访祖国大好河山。喜欢旅游，又做了植物学家，对我而言这就是幸福。”

他诙谐轻松的表达背后，却是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辛，甚至是生死线上的拼搏。

钟扬看到的是，全世界的生态处于危机中，种质资源急速萎缩。他想做一件抢救性的事业，与时间赛跑，尽最大力量采集留存西藏的植物种子，能给人类留下希望。

很多人不理解，甚至他的同事和学生们也不能理解。作为一位顶级植物学家，完全可以守在实验室里，让别人去做采集种子的“初级劳动”，自己专力于“高端研究”，做实验出论文。他的藏族博士生拉琼回忆：“现在的科学家都做些高精尖、高大上的研究，立即可以验证假设、发表成果的，所以做他的博士生时甚至我们都觉得烦了，因为你去野外采种，采得再多那都不是你的‘成果’，成不了论文，毕不了业啊！”另一位博士生南蓬也记忆犹新：“我们实验室和他身边的同事都说钟老师疯了，放弃了当时非常热门的研究领域——生物信息学，选择一条既艰苦危险，又没有足够科研经费支持，更不能发表高大上论文的科研道路。他说：‘现在许多植物都濒临灭绝，可人们还叫不出它的名字，真的很遗憾。’”

钟扬何尝不想多做些尖端的植物学研究？但他心里发急，面临着大自然种质资源的大量流失，他将采集种子这种“70年代的老先生才会干的老掉牙的事”看得很重，视为刻不容缓的历史使命。他的学生耿宇鹏追忆：“一次外出采样，钟老师说去阿里。

钟扬在西藏野外采集种子

我们都提出质疑，别人都不去阿里，那里海拔太高、生活条件太苦，而且物种较少，辛苦一天只能采几个样。钟老师却说，正是因为别人不愿去，我们必须去!”

古代圣贤说：“虽千万人，吾往矣！”钟扬亦是如此。

做一件大事，首先要确定价值观，看到其中的历史分量。钟扬对种子的感情，是在实践中生长出来的。他来到复旦，参与“上海市农业生物基因中心”的研究工作，与罗利军教授去云南、贵州、湖南的山区采集水稻种子。那些地方缺水，水稻的产量不高，但很有耐旱性。“我们收集了大量农家土生土长的品种，也把它进行杂交，最终获得了一个新的品种，叫杂交旱稻。袁隆平先生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发明奖一等奖的同时，我们获得了国家的二等奖”。钟扬说，这个杂交水稻的意义不是得奖，而是“今后在上海地区和江南地区缺水的情况下，我们也可以获得这样的种子资源”。钟扬将这样的工作简练地概括为“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人类太需要这样的“栽树”者。

工业革命兴起以来的250余年，地球上发生着梦幻般的变化。马克思、恩格斯1848年写的《共产党宣言》中说：“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过去哪一个世纪料想到在社会劳动里蕴藏有这样的生产力呢？”

可是伴随着生产力的奇迹般上升，人类活动对大自然的征用与破坏也与日俱增。仅仅从“轮船的行驶”这个角度，19世纪大西洋、太平洋上疾驶着成千上万条捕鲸船，每条船的建造，要砍掉2000棵百年的橡树，摧毁600英亩树林。短短几十年的穷追猛打，露脊鲸、弓头鲸等被斩尽杀绝。从更大的视野看，这种毁灭发生在整个地球。科学家们认为，地球上约有100万种动物、50万种植物，还有更多的微生物。这还只是有限的勘测观察得出的结论，有的科学家甚至认为，地球上的物种可能高达500万到5000万种。然而物种再多，也需要生生不息，需要新生与衰亡的平衡与循环。而现状是，在人类活动的强烈干扰下，近代以来大自然中的物种灭绝速度比自然灭绝速度快1000倍，比自然形成速度快100万倍。仅仅在2011~2012年，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公布的年度世界濒危物种目录又增加了2000个物种，每天有5个物种摇摇欲坠，每分钟有20公顷热带雨林消失。科学家统计，200多年来，已有760多个物种在地球上绝迹，被列入濒危名单的有593种鸟、400多种兽、209种两栖爬行动物以及20000多种高等植物。

钟扬是植物学家，他感到沉痛。当他第一眼看到西藏的雪山和河谷，就为之振奋，他说：“青藏高原是国际生物多样性的热点地区，到这样的地方去收集种子很可能有它的特殊意义。首先，在全世界第一批确定的二十几个生物多样性的热点地区，我国就有三个，其中最为重要的是以横断山区为特征的青藏高原。青藏高原的植物有多少呢？目前我们按科的等级，它有212个科。意思是青藏高原在科的水平的植物，占到了我国的32.9%，约占1/3。西藏的面积占我国的1/7，但是它的植物，在科的等级占到了32%，在属的等级占到了38%，超过了1/3。其中，青藏高原一共有将近6000个高等植物物种，就是能够结种子的，占到全国的18%。更为重要的是，其中有1000个左右是只有在西藏才有的植物，我们称之为特有种。不仅数量很大，而且质量非常好。”

这些“数量很大，而且质量非常好”的高原种子若是能够保存下来，那将是对人类多大的贡献！他说，“在我们植物学界，那就是真正叫希望的种子”。他担心，“由于全球环境的破坏和人类的剧烈活动，很可能在我们对生物多样性有所了解并且加以利用之前，有的植物就已经消失了”。他要告诉人们，“这些种子看起来非常小，但是在显微镜、扫描镜下，都特别漂亮、特别美丽，无论是结构还是色彩。这些东西表明什么呢？种子可能给我们的生活，或为我们今后的建筑，或为我们的艺术，或为我们的材料科学，提供崭新的思路”。他此时的心境很单纯：“肯定有人会问，你收集这么多种子，对我们普通人来讲意义何在呢？收集这些种子实际上是为了应对全球的变化。假设一百多年以后还有癌症，假设那时候大家发现有一种植物有抗癌作用，然而由于地球气候的变化，这个植物在西藏已经没有了，但是一百多年前有个姓钟的教授好像采过了。都一百多年了，姓不姓钟有什么关系呢？是不是教授又有什么关系呢？但是届时如果终于发现了那个罐子，那个罐子里面有多少？5000粒。拿出来一种，只有500粒能活，最后种起来以后只有50粒能结种子。但是那个植物不就恢复了吗？”

钟扬在西藏野外采集种子

多像一个美丽的童话！一个大地之子，要寻找森林中的种子，送给几百年之后的人！

钟扬要带着队伍出发，十万火急。他反复对学生们说：“如果我们不保护生物多样性，可能有些物种它本来是可以治疗某些绝症的，但是我们还没有发现它，它就已经因为生物多样性被破坏而消失了。”全球气候正在变暖，青藏高原的雪线一天天后退，大量低层植物向上蔓延，高寒植物岌岌可危。钟扬太忧虑，“植物是最容易受到影响的”。

一切时不我待！

2002年，钟扬招收了他的第一个藏族博士生扎西次仁，两个人商定的博士论文题目是《西藏巨柏保护的遗传学研究》。师徒俩的第一步，是到西藏的西南部搜集巨柏的种子。收集的过程中，结识了一位英国同行，担任过悉尼大学植物学系的主任，正在武汉的华中科技大学任职。这位英国植物学家建议钟扬和英国皇家邱园的科学家进行合作，于是，钟扬带着两位助手去了邱园。很巧的是，邱园的接待者是一位叫蔡杰的中国人，交流十分通畅。在邱园看种子库、查资料，钟扬有个相当震惊的发现： 整个邱园，没有一粒来自中国西藏的种子。

这就太遗憾了。邱园，正式名称是“英国皇家植物园”（The Royal Botanic Gardens， Kew），创建于1759年。它拥有将近5万种植物，占全球已知植物的八分之一，为世界之最。园内有26个专业花园和6个温室园，其中标本馆藏有700万份植物标本，涵盖了地球上近98%的属。这样一个顶级植物园，西藏的植物全体缺席，是整个人类的巨大损失。钟扬团队和蔡杰一起写了一篇文章，寄给英国著名的《自然》（Nature）杂志，“呼吁世界科学家重视西藏的种子”。呼吁不但引起国际注意，也加速了中国建设种质资源库的进程。2004年，中国科学院启动建立“中国西南野生生物资源库”，很快成为亚洲第一、世界并列的三大种子库之一。

从邱园开始的国际合作不断延伸，钟扬后来还与挪威的斯瓦尔巴全球种子库建立了联系，更加意识到保存种子的极端重要性。斯瓦尔巴全球种子库与邱园不同： 邱园在伦敦三区的西南角，属于大都市圈；挪威的这个种子库距离北极圈只有1000多公里，建立在北冰洋的斯瓦尔巴群岛的首府朗伊尔城。这里居民只有1800多人，北极熊倒有5000多头。全域平均气温零下7.9度，最冷的1月平均气温零下17度，是个极不适于人类居住的地方。因此朗伊尔城有个独一无二的法律： 不准死亡，老人和病人到更南的其他地方生活，孕妇在临产前一个月必须离开。这么恶劣的自然条件，反而成了保存植物种子的最佳地点。种子处于天然的低温环境中，不受气温变化的影响，可以长期保持生机。2006年，这里开始建造专门保存全世界农作物的种子库，“确保全球粮食安全的最后一道防线”。这个种子库的景象与邱园截然不同： 邱园姹紫嫣红，而斯瓦尔巴种子库位于朗伊尔城外的半山坡上，高于海平面130米，要进入核心区，需要通过一条恒温零下18度的隧道，长达122米。核心区的地窖里是一排排金属架，架上摆放着一个个规格一致的种子盒，种子盒里是由特殊金属箔制成的合成“劳斯莱斯种子袋”。坚固的种子库可以抵挡原子弹的爆炸冲击，自带恒温功能的种子袋在空调系统失效的事故中也能确保零下18度。斯瓦尔巴全球种子库投资浩大，主要赞助商是国际IT业巨头比尔·盖茨夫妇。

钟扬从斯瓦尔巴全球种子库感受到全人类的忧患意识，更想到一个长远的问题： 随着全球气候变暖，西藏的主要农作物青稞会不会受到威胁？他说，“青稞现在面临着巨大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来自全球环境变化。科学家已经做过分析，在过去的60年间，青藏高原的年平均气温上升了二点几度。一方面这是个喜讯，这二点几度会导致农业增产。你如果有机会再到西藏旅游的话，就会发现西藏的山变得更绿了，而且我们平常的植物在周围长得更好了。但是凡事有一个极限。如果气温再这么继续升高，我们预测当年平均气温提高四度的时候，西藏的农业将面临崩溃。在这样一种特殊的情况下，我们一定要研究一个应对的措施。因为我们无法改变全球气候的变化，所以只能想如何去应对它”。大面积种植的青稞尚且如此，那些在气候变暖中的高原植物，命运就更加危急。

钟扬制定了长期的种子采集计划，第一步是：“沿着海拔2000多到3000米，我们慢慢地来搜寻这个种子。由于遗传之间的杂交问题，不同的个体和不同的品种花粉之间有可能产生杂交。我们规定两个样之间的空间距离不得小于50公里，让它们之间隔开。这样我们一天要走800公里，每走过50公里看见一个种子赶紧收集几颗，装上麻袋，然后开车去另外一个点。”如此进行，一天采集16次，每年在西藏的150天里大约跑3万公里，十来年积累了40万公里。这听上去很顺畅，不过纸面数据背后的实际过程千难万险，有说不尽的辛苦。

钟扬在西藏野外采集种子

按照邱园制定的标准，每一个种子样本都要收集5000颗种子，这在西藏的南部、东南部容易一些，而在东部和东北部就相当困难。西藏的地势西北高、东南低。西北部受西风环流影响，降水稀少，东南部受印度洋暖湿气流的滋润，降水频繁。西藏地区的植物都是在第三纪喜马拉雅山和青藏高原隆升过程中逐渐发育起来的，强烈的地形反差，使西藏的植物种类分布贫富不均，东南部的青山河谷中，墨脱的冷杉、雅鲁藏布江河谷的巨柏、各种菊科、禾本科、豆科、毛莨科、杜鹃花科植物迎风招展。随着地势向西北抬升，植物的主力军转为乔木、小乔木，最后攀援到海拔4200米以上，干燥寒冷的气候，几乎只有巴掌高的小灌木和维管束植物，占西藏土地面积将近一半的羌塘高原，维管束植物种类仅有300余种。面对这样的植物分布，钟扬团队的采集点大致分为东南与西北两个方向，东南占了四分之三。两个方向，各有各的甘苦。

东南部森林茂密，河流湍急，野花盛开，各类植物种子美不胜收，仅仅在南迦巴瓦峰一带就有植物210科、1106属、3768种，其中竟有热带性质485属，占整个西藏总属数的43.85％。但美景之下，是年轻而活跃的地质脉动。漫漫300万年的沧海桑田并没有停止，至今西藏的海拔还在以每年7厘米的速度上升，采集种子要面对太多的意外，山体滑坡、河流泛滥、山石飞滚、道路坍塌、风暴袭击……好端端的一条路，有时候突然滑下一坡泥石流，十几辆车淹没无踪。钟扬的队伍一般有4个人左右，租来的两辆吉普车，车的后半部装种子。车在西藏东南部的山水丛林中穿行，视线美美的，突然一个拐弯，有时就看到车辆冲出路面，掉到江里。开车到了采集点，人要爬山，到各种树木草丛中寻找适合的种子。有一次来到一个谷底，转了一圈回到停车的地方，发现一块大石头正好砸在车顶上，大家都惊出一身冷汗。

来到西藏的西北部，景象大变，缺氧、植被稀薄，找种子的难度加大许多倍。这里生长着一些极为顽强的植物，特别是在永久积雪带下缘，海拔高达4800米以上，风寒气冷，却仍有400余种植物在冰水斑斑中生长。这里全年只有两三个月达到10摄氏度，这些苦苦支撑的植物抓紧这几十天时间奋力成长，快速完成从发芽到开花结果的生命周期。这给钟扬和同伴们的采集工作带来了曲折和苦恼，他的博士生德吉说：“在西藏高原，属种鉴定很困难，有些植物必须等待花期才能鉴别它的种属。”而这是一种漫长的等待，“即使同一个物种，在不同的海拔梯度上的生长周期不同，拉萨的开花了珠峰的还没开，那么就得分开采，今年没采到再等来年。距离太近的样本基本上在遗传关系上是一样的，那么你也不能采，只能往前走”。往前走的目的，是多采集到一些不同地质环境里的同一族群植物种子，采集得越多，越能反映同一种植物的遗传多样性，也能给人类留下更多的生物基因。但多走也不一定有收获，上海辰山标本馆的研究员葛斌杰解释其中的道理：“西藏的种群数量比较少，不知道下次碰到会是什么时候，所以在同种里多采会有难度。”

再难也挡不住钟扬和伙伴们，他们每次出发，都做好了吃大苦的准备。野外没有条件做饭，他们就带上干饼，一种慢火烘烤出来的死面饼子，结实难消化。钟扬笑道：“正因为不好消化，在野外长途跋涉时才不会总是感觉到饿。”他还打趣说，干饼没有滋味，但人饿了，它就相当美味，因为“饥饿就是最好的味精”。山里处处有危险，钟扬万分注意保护同伴们的安全，吉普车在路上奔波时，别人累得不行，趁机打盹，他经常不睡，坐在副驾驶位子上，和司机说话，目的是防止司机睡着出事故。有一天采集路上，路面颠簸，德吉在车里和钟老师讨论自己的博士论文，发现钟老师眯着眼，好像睡着了。她知道老师太累，赶紧打住，没料到老师一会儿闭着眼问：“你怎么不说了？”

吉普车不大，有时候采集的种子多，车里空间紧张，钟扬就睡到装种子的口袋上面，一会儿就能呼呼入眠。坐在前面的学生很羡慕，很想也试试这貌似舒适的“卧铺”。有个学生真的和钟扬换位置，没想到一睡上去，种子把身体戳得到处痛，随着车子的不停摇晃抖动，简直是一种刑罚。这一下他才明白，老师是把能好好休息的座位给了别人，宁可自己难熬。学生太感动，钟扬却不在意：“我早就练出来了，一躺上去就睡着，你们没这个福分。”

这类“福分”钟扬经受得太多！他一路讲笑话，讲课，采集到的种子都是讲课内容，让大家深入理解。在藏北高原，他的高原反应时不时发作，却总是不承认，一边喘着粗气一边爬山，让同伴们深受鼓舞。德吉说，“我们身体也吃不消，高原反应很厉害，可看到钟老师那么投入，我们都忘了高原反应，只顾干活儿了”。艰苦中更能体会什么是欢乐。德吉的回忆里，最兴奋的是在从珠峰6000米的雪线地带找种子下来，终于在山坡下做了一锅米饭，大伙儿开心透了，都抢着往碗里盛饭，什么菜也没有，吃得就是那么香。钟老师也抢，大口大口地吞，满眼都是满足的笑。这一程是多么苦啊！博士生拉琼一直难忘，碎石滚滚的搓板路，走路一步一闪。夜里住在简陋的牦牛皮帐篷里，刺骨寒风呼呼钻进来，每个人盖着三床被子还是瑟瑟发抖，终夜难眠。德吉记得，“我们七天是一碗米饭都没有吃上，吃的是干饼子、榨菜、水。采样完了之后，马上要整理标本，晚上也不能休息。我们回到帐篷里面，还要把标本压着，标本每个都要做记录。高原上酒精灯点不着嘛，我们就拿手电筒、手机照着写”。

除了艰苦，更难承受的是忙了一天一无所获。在西藏采集种子具有极大的随机性、偶然性。虽然每次出发，钟扬都会准备一份工作清单，列出要采集的植物种类，但西藏高海拔地带的植物稀少，分布无规律可循，几百里地跑过去，常常空手而归。英国邱园制定的国际标准是每种样本的种子数量采集5000颗，但在西藏就太难以实现，有的种类不得不降低到500颗。在有的地理环境下，500颗也太难，只好一次次去寻找，努力达标。这又增加了几倍难度，吃了更多的苦头。钟扬写过一篇散文《藏北的窗》，记下那餐风宿露的日子：“那年8月，我们的考察队沿着泥泞小道穿越羌塘草原……半夜，一阵胸闷将我从睡梦中惊醒。我急忙唤醒同屋的博士生老王，说‘开点窗吧’。他应声起床。黑暗中，却听‘哐当’一声巨响，一股寒风扑面而来——糟糕，老王把整面窗户从二楼推了下去……第二天清晨，队伍重新启程，车开了回头看，熟悉的土墙，挂满经幡的玛尼旗杆，旅馆老板一家子挥舞告别的手臂。那后面，一缕晨光正巧投进洞开的窗口，心头顿时涌起暖意。”

有的植物种子不在枝头上，而在地下。人们熟悉的根茎植物萝卜、块茎植物马铃薯、鳞茎植物洋葱、球茎植物芋艿等等，都要从地里挖出来。西藏美丽无比的虎头兰，就是典型的球茎植物。采集这一类植物种子，有时候要动用打桩机、钻探机。此时的钟扬俨然一个工程队长，指挥现场的施工队伍。2011年，《中国民族报》的记者这样描绘钟扬在海拔5200米的米拉山口：

耀眼的阳光照得人睁不开眼睛，强烈的紫外线像锋利的刀片划在脸上，严重缺氧更让人感觉一阵阵眩晕和耳鸣。

“哎呀，老天爷真照顾我们，看，那边的风景多美！开工吧！”钟扬笑着对大家说。

在青藏高原10年里，钟扬练就了一身“硬功夫”： 即便在海拔6000米的地方，基本上没有高原反应。

科研组当天的工作是采集土层中的植物。一台手扶式的打桩机隆隆作响，滚滚的黑烟呛得人一把鼻涕一把泪，一根直径约8厘米的钢管一点一点地钻进坚硬的土里。

“哈哈，还真有点腾云驾雾的感觉呀，再过一会儿，就飞起来了！”钟扬一手扶着机器，一手抹了一把脸，笑着说。看着他“彩绘”的脸，旷野上传来大家欢快的笑声……

就在采样管即将拔出地面的时候，千斤顶出了故障，钟扬和拉琼副教授开始用手拔。“一二——三！一二——三！”钟扬的头上、脖子上青筋跳动，嘴唇发白。

夙夜契阔的劳顿，极度消耗着钟扬的身体。他的心跳只有每分钟44下，黝黑的脸色写满高原的风吹雨淋。学生们都不忍心，劝他多休息，让年轻人自己去跑。德吉说，“其实很多艰难的采种地方钟老师并不用亲自跟来，但老师每次都坚持和同学们一起工作”。她印象最深的一次，要去海拔5300米的卡若拉冰川，采集那里夏季雪线以上的植物标本。开始爬最后1000米，好几个小伙子累垮了，瘫倒在地。钟老师因为高原反应一步一喘，还是不停地给大家鼓劲，小伙子们都咬着牙站起来继续走。

在采集种子的饮苦食淡中，也有意外的奇特情形。钟扬念念不忘的是采集“光核桃”的故事： 光核桃表面光滑，极其难吃，是藏药中的一种药材。钟扬觉得，它抗虫、抗病、抗旱、抗寒，“没准将来它可以跟水蜜桃嫁接形成新品种”。于是他带着学生收集了8000颗光核桃，装了两大麻袋，运回拉萨大学的实验室里。“如何把里面的种子取出来成了一个关键。如果有自动化方式就非常好，但是没有，也没有合适的尺寸。所以我就摆在门口，铺了一个台子，所有路过的汉族、藏族、老师、学生，每个人必须尝一尝。尝多少呢？7颗。我们认为如果超过了10颗，很多同志一辈子都不想再见我了。这7颗拿了以后，他们都非常淳朴，特别是藏族朋友，一边吃一边‘呸呸’，然后告诉我这个东西不能吃。他们说： 老师，你采错了，它真的不能吃，而且很不好吃。确实，我也知道不好吃，因为它以前就是猴子吃的。可是我们必须这样把它吃完，用牙刷好好地把边给刷干净，刷完了以后用布把它擦干，擦干以后必须晾干，因为不能曝晒，曝晒以后种子质量就会坏”。就是靠这样“发动群众”，钟扬把5000颗光核桃种子送到了昆明的中科院“中国西南野生生物资源库”，存下了一个希望。

钟扬在西藏野外采集种子

钟扬在西藏采集植物种子16年，他不停地行走，林芝、日喀则、那曲、阿里，从海拔6000多米的珠峰高地到雅鲁藏布江大峡谷，都有他的足迹。当地人都叫他“钟大胆”，什么地方都敢去，说他“用生命在上班”。他去了很多中国植物学家从未到过的地方。2013年，他紧随墨脱公路的开通，抓紧赶去进行补救性采集，使这块7万平方公里的植物垂直带谱不再隐藏在神秘之中。

很多人难以想象，他为什么能坚持这么久？

熟悉他的人们，有各自的理解。

有的人看到了“初心”。钟扬的学生南蓬回忆：“2006年，我们参加了由四川大学牵头的高校标本数字化项目。当年复旦的任务是植物标本7万份，动物标本3万份，科技含量不高但工作量极大。钟老师当时说，这是一个工程项目，科学需要自由探索，而工程要求严谨高效。为了完成这个项目，钟老师带我们去了解了四川大学、武汉大学和中山大学这几个标本存量更多的学校，发现他们有一些共同的特征： 有一个专门的标本馆，有专人管理和标本录入室，而我们因条件所限并不具备这些。我们遇到了瓶颈，两个月过去了，我们还没有进展。我知道，每当我们遇到困难或困惑时，钟老师总是很乐观，用一种特有的钟氏幽默笑着对我们说，车到山前必有路，活人怎能被尿憋死呢？讨论了几周，钟老师想到，不少学生都有自己的电脑，这就可以充分利用，先将所有标本进行拍照，将照片分发给学生，让他们在自己宿舍里完成标本录入。这样既保护了标本不被损坏，也使录入者更加自由，提高了效率。我们还效仿工程管理结构，成立多个项目小组，并制定了三级管理措施。这些都受到了参与项目的各个学校的赞赏，被誉为高效的复旦工作流程。在整个标本项目的实施过程中，钟老师发现西部地区的标本和种子少得可怜，特别是我国植物资源非常丰富的青藏高原几乎没有收入。从此，钟老师踏上了采集植物标本和收集植物种质资源的道路。”

有的人看到了“希望”。钟扬的研究生顾卓雅说，“钟老师对很多事情很坚持，比如收集种子给种子库，制作植物标本给标本库。有时候，他们不明白为何要拿出这么多时间四处奔波，做一些没有短期科研产出的研究，但钟老师常说‘希望把科学的种子，把珍贵的生物多样性保存下来，为世界留下更多宝贵的标本。一个基因可以为一个国家带来希望，一粒种子，也许在未来的某一天，就可以造福万千苍生’”。

有的人看到“挽救”。2015年，钟扬对记者说，“一天到晚采种子，眼前没有任何经济效益，一辈子也不一定能看到它的用途。但一百年后可能会对人类有用，如果一旦消失，就再也挽救不回来。现在许多植物都濒临灭绝了，人们还叫不出它的名字，真的是很遗憾”。他为此定义了自己的人生价值，真情写道：“一百年以后，我肯定不在这个世界上了，但是我们的种子还在，它会告诉我们后代今天有关生命的故事。”

他非常明白，一路的筚路蓝缕，不会给自己带来优渥的生活和声誉，但他不在乎，他的坐标系是人类的那些甘当铺路石的奉献者。钟扬曾受邀给复旦的EMBA班做演讲，讲什么呢？他选了一个题目： 《基因？进化？哲学》。演讲中他盛赞一位美国女科学家——罗莎琳德·富兰克林，她用X光晶体衍射拍到了DNA的照片，“那是双螺旋结构的一个X形的对称的断面”。富兰克林将照片送给正在研究DNA的詹姆斯·沃森，使他确认了DNA的螺旋结构，进而分析得出了螺旋参数。沃森因此与人一起获得1962年的诺贝尔奖，而富兰克林却在1958年因病去世了。钟扬说，“她和这些荣誉无缘……在刻着那些寥若晨星的大名的科学丰碑的背面，是多少无名的奠基者在做着搬运工的工作，但历史只会筛选出一篇文章或一座奖杯作为铭记的参考，错过了就永远错过”。钟扬接受这种“错过”，他愿当面向未来的“搬运工”，他不能接受的是“空白”。当他踏入墨脱距离印度只有25公里的陡峭山坡，眼望这一片植物学家从未来过的茂密山林，他满怀开拓者的喜悦。当他在珠峰和日喀则之间骑了十几天马，进入草木茂密的嘎玛沟，将这里不为人知的植物详细记录，他舒了一口大气，欣慰漾在笑容中。

一双50多元钱买来的皮靴，伴随他走遍西藏的土地，他的丰硕成果，属于全世界。2010年上海世博会，英国国家馆的设计，参照了邱园的意象，由6万根含有植物种子的透明亚克力杆组成巨型“种子圣殿”，随风摇动，变换着光泽和色彩。这“种子圣殿”的种子，有40%是钟扬团队提供的，彰显了中国西藏植物的魅力。在全球化的今天，中国力量与中国承担是最积极的力量之一，钟扬团队16年来为人类采集了上千种植物的四千万颗种子，大部分送入中国西南野生生物资源库，这里有五个零下20℃、湿度15%、总面积220平方米的冷库。所有的种子被密封放入罐中，低温保存。钟扬和中国植物学界的不懈努力获得国际同行的高度评价，英国邱园和中国西南野生生物资源库建立了相互备份的合作关系，第一批来自邱园的353份备存种子送到昆明入库。合作的国家随后源源不断，“把鸡蛋放进别的篮子，互相备份”，美国、巴西、加拿大、澳大利亚等40多个国家又陆续送来1200多份备存种子。中国的种子也远赴他国，备份在一个个精心构建的库房中，钟扬“造福万千苍生”的普世心怀，正在变为现实。

大家太怀念他，他还有更远的计划。16年的风尘仆仆，他带领的团队采集了1000余种高等植物种子，占全西藏蕴藏量的近五分之一，他想再跋涉10年，达到三分之一。然后再接再厉，达到四分之三。为了这个远景，他艰难竭蹶，风吹日晒改变了他的模样。中国实验动物学会理事长秦川说，“我们曾和他开玩笑，说他可以当藏族同胞了，因为从他的形象、穿戴看比藏族人还像藏族人”。

世界上总有一种人让后来者追忆，例如列宁格勒瓦维洛夫全俄植物栽培研究所的科学家。那是一个种子库，存着很多农业植物样本。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列宁格勒被德军围困28个月，150万人死于饥荒。这所种子库的科学家宁可饿死，也不动库里的一颗粮食种子。为了亿万人的未来，他们将种子看得高于一切。

钟扬属于全人类，他采集的种子可以保存长达400年，他的精神将与那些种子一起开花结果，永远生机勃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