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结 语
德国的接受美学是作为对作品内涵分析和历史客观主义的反拨而发展起来的。与此相吻合的是，那个时代的人充满社会解放的诉求。话语权的争夺既体现于社会生活，亦见之于文学研究领域。另一个与此相关的诉求是，鉴于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形式主义或内部研究等文论的“衰竭”，人们对旧方法的普遍不满，要求克服方法论危机，把差强人意的文学理论建立在一个更为坚实的、意识形态批判的基础上，并在方法学上思考读者在阅读和把握所有文学作品（不只是文学经典）时所扮演的角色。接受理论在很大程度上给那些所谓“不登大雅之堂”的作品提供了阐释基础，而且呈现出它们被经典阐释方法拒之门外的原因。
接受美学首先关注的是蕴藏于文本的读者模式（隐在读者）和实际读者。它试图解释读者的实际阅读，接受状况被看作社会文化条件以及特定的观念、期待和能力所决定的过程。文本只是文学作品的一端，另一端则是读者对文本意义的“具体化”。接受美学的一些理论建树是显而易见的，尤其是它所创建的概念架构功不可没，人们可以在此基础上继续探索，排除术语上的模糊性和不一致性，建立新的关联并摸索恰当的实际研究。接受美学极大地推动了阅读行为的学术研究，不管是历史学的、社会学的还是文学研究方向的阅读研究，从此获得了新的起点。
康士坦茨学派所发展的接受理论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广泛影响。不管是范式转换还是重点转移，接受理论对整个文学研究的巨大冲击是毋庸置疑的。然而，自20世纪60年代末期起，也就是康士坦茨大学成为接受美学研究中心之后，接受研究的方向迅速分化。除了姚斯的解释学接受美学和伊瑟尔的效应美学之外，有关接受史和效应史的著述不断出现，一些相关文献后来成了重要文集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此时，“经验主义文学研究”（Empirische Literaturwissenschaft）也应运而生，其德国主要代表是极端结构主义者施密特（S．J．Schmidt）和“温和结构主义者”格勒本（N．Groeben）。施密特主要是经验主义文学研究的理论家，而格勒本则综合了经验主义研究的成果。经验主义的接受研究所采用的方法，首先依托于社会学研究和经验主义心理学所发展的方法。解释学派与经验主义学派之间的关系充满了傲慢和疑忌，极大地影响了两个阵营的对话。
在德国专业文学研究中，接受美学在20世纪70年代末期以后就已退到台后。一个可能的原因是，接受美学的一些思考已经成为文学研究的基本资源之一，成了“家常便饭”，因而不再那么引人注目了。而涉及社会、传媒和性别等方面的阅读状况的深入探讨，开始吸引不少学者。另一个原因是，不少接受美学思想很难在实际操作中兑现。与不计其数的接受史研究相比，或统观不可胜数的文本分析，明确采用姚斯或伊瑟尔设想的实际研究少得可怜。姚斯从其《审美经验的简要辩白》（1972）起，尤其是在后来收入其专著《审美经验与文学解释学》的一些文章中，鲜明地展示出他的文学理论向“审美经验”的转向。80年代之后，伊瑟尔不再悉心发展其阅读行为模式，而是重新转向文本分析，比如钻研莎士比亚的历史剧和斯特恩的《项迪传》。这些研究虽然还是建立在他的文本理论基础上，但是几乎完全放弃了其中最著名的概念（“隐在读者”和“空白点”）。另一方面，他重又探讨自己在1970年的《文本的召唤结构》中就已勾勒过的思想，即虚构文本究竟能够具有什么样的人类学功能。
姚斯曾雄心勃勃地倡导文学史研究的“范式转换”亦即“范式革命”。此时，“范式”概念被定义为具有体系性质的科学方法，且比其他理论出色。新的范式力图借助接受美学来揭示以读者为依托的文学的社会功能，从而重新赋予文学以意义和目的。然而，这一新方法对经验中的阅读过程兴趣甚微，它更多地关注阅读过程中的交流形式和情形，以及多义的文学文本中的先在条件。姚斯和伊瑟尔都没能在实践中推行他们的交往理论，原因在于他们没能调适他们自己也运用的文本分析之传统方法与他们的理论之间的关系。其实际操作与“内部研究”极为相近，因为他们几乎只考察文学文本（并不涉及接受状况的文献），没有分清可证实的具体化与料想的具体化之间的差别。
一种新范式总是对其他各种范式的挑战。在探讨一种新范式时，各种方法的捍卫者总会展开激烈的论争，且为一些“本质”问题纠缠不清。康士坦茨学派诞生之后，文学史和文学理论领域内的各路人马都响应了接受美学提出的挑战：艺术自律的倡导者和马克思主义者反对接受美学和效应美学理论家，后者中又分化出经验主义、结构主义和符号学方向的学者，另外还有社会学家和体系理论家，各有各的范式，谁都以为自己的方法无出其右，谁都把自己的方法标识为范式或新范式，且必须贬低他法。倘若强调接受的方法不把自己看作唯一的出路，不以取代其他方法的姿态出现，或许会更有意义，因为生产和接受本来就是一枚硬币的两面。文学研究不能忘却方法学反思与审美经验的辩证关系；只注重读者经验的方法，往往会过于简化审美客体。
【注释】
[1]姚斯：《文学史对文学研究提出的挑战》，《作为挑战的文学史》，法兰克福：Suhrkamp，1970年，第169页（Hans Robert Jauß，“Literaturgeschichte als Provokation der Literaturwissenschaft”，in：H．R．Jauß，Literaturgeschichte als Provokation，Frankfurt：Suhrkamp，1970）。
[2]参见凯塞尔：《语言的艺术作品——文学研究导论》，伯尔尼：Francke，1948年（Wolfgang Kayser，Das sprachliche Kunstwerk．Eine Einführung in die Literaturwissenschaft，Bern：Francke，1948）；施泰格：《阐释的艺术》，苏黎世：Artemis，1955年（Emil Staiger，Die Kunst der Interpretation，Zürich：Artemis，1955）。
[3]魏因里希：《倡导读者文学史》，《水星》1967年第21期，第1026—1038页（Harald Weinrich，“Für eine Literaturgeschichte des Lesers”，in：Merkur 21（1967），1026－1038）。1971年，魏因里希后来又发表《为读者的文学——文学研究论文集》（Harald Weinrich，Literatur für Leser．Essays und Aufsätze zur Literaturwissenschaft，Stuttgart：Kohlhammer，1971）。
[4]姚斯名文“Literaturgeschichte als Provokation der Literaturwissenschaft”的中文翻译五花八门，恍如文字游戏（例如：文学史作为文学学科的挑战，文学史作为文学科学的挑战，文学史作为文学理论的挑战，文学史作为向文学理论的挑战，文学史对文学理论的挑战，作为向文科学科挑战的文学史，作为向文学理论挑战的文学史等），其中不乏误译。在德语中，姚斯文章标题中的Literaturwissenschaft（文学研究）是一个大概念，包括Literaturgeschichte（文学史），Literaturtheorie（文学理论），Literaturkritik（文学批评），Literaturinterpretation（文学阐释）和Editionsphilologie（版本学）。姚斯所说的文学史提出的挑战，是对此前很长一个时期重文本、轻历史之“文学研究”的挑战。
[5]霍拉勃：《接受理论》，周宁、金元浦译，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281页。
[6]艾柯：《开放的作品》，米兰：Bompiani，1962年（Umberto Eco，Opera aperta，Milano：Bompiani，1962）。
[7]姚斯：《文学史对文学研究提出的挑战》，第175页。
[8]伽达默尔：《诠释学Ⅰ：真理与方法》，洪汉鼎译，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364—367页。
[9]施密特：《文本理论——语言交流的语言学问题》，慕尼黑：Fink，1973年（Siegfried J．Schmidt，Texttheorie．Probleme einer Linguistik der sprachlichen Kommunikation，München：Fink，1973）。
[10]霍拉勃：《接受理论》，第325页。
[11]约翰逊：《伽达默尔》，何卫平译，中华书局，2003年，第22页。
[12]伊格尔顿：《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伍晓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64—65页。
[13]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第3版后记》（1972），《诠释学Ⅱ：真理与方法》，洪汉鼎译，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580页。
[14]姚斯：《文学研究中的范式转换》，《语言学通讯》1969年第3辑，第44页（Hans Robert Jauß，“Paradigmawechsel in der Literaturwissenschaft”，in：Linguistische Berichte H．3．1969，44－56）。
[15]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第3版后记》（1972），《诠释学Ⅱ：真理与方法》，第577页。
[16]伽达默尔：《诠释学Ⅰ：真理与方法》，第463页。
[17]伽达默尔：《历史的连续性和存在的瞬间》（1965），《诠释学Ⅱ：真理与方法》，第170页。
[18]伽达默尔：《诠释学Ⅰ：真理与方法》，第637—638页。
[19]方维规：《卢卡契、戈德曼与文学社会学》，《文化与诗学》2009年第7辑，第16—54页。
[20]伽达默尔：《诠释学Ⅰ：真理与方法》，第524页。
[21]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第3版后记》（1972），《诠释学Ⅱ：真理与方法》，第577—578页。
[22]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第3版后记》（1972），《诠释学Ⅱ：真理与方法》，第578页。
[23]伽达默尔：《美的现实性——作为游戏、象征和节日的艺术》（1974），《美学与诗学Ⅰ：艺术是陈说》（《伽达默尔选集》之八），图宾根：Mohr Siebeck，2001年，第94—142页（Hans－Georg Gadamer，“Die Aktualität des Schönen：Kunst als Spiel，Symbol und Fest”，in：Gesammelte Werke 8．Ästhetik und Poetik I．Kunst als Aussage，Tübingen：Mohr Siebeck，2001）。
[24]伽达默尔：《诠释学Ⅰ：真理与方法》，第172—174页。
[25]强调作品的当下存在，莫过于贝克尔（Oskar Becker）的那种偏激的、有关审美体验之绝对瞬间性的观点：它现在是这部作品，它现在已不再是这部作品（伽达默尔：《诠释学Ⅰ：真理与方法》，第135页）。
[26]伽达默尔：《诠释学Ⅰ：真理与方法》，第526页。
[27]同上书，第528页。
[28]同上书，第137—138页。
[29]同上书，第138页。
[30]伽达默尔：《诠释学Ⅰ：真理与方法》，第63页。
[31]同上书，第87页。
[32]伽达默尔：《美学与解释学》（1964），《美学与诗学Ⅰ：艺术是陈说》（《伽达默尔选集》之八），第2页。
[33]伽达默尔：《美学与解释学》，第2页。
[34]伽达默尔：《美学与解释学》，第7页。
[35]伽达默尔：《语词的艺术》（1981），《美学与诗学Ⅰ：艺术是陈说》（《伽达默尔选集》之八），第252页。
[36]伽达默尔：《诠释学Ⅰ：真理与方法》，第119页。
[37]伽达默尔：《美学与解释学》，第1页。
[38]同上。
[39]伊格尔顿：《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第69页。
[40]伽达默尔：《诠释学Ⅰ：真理与方法》，第509页。
[41]伽达默尔：《什么是真理？》（1957），《诠释学Ⅱ：真理与方法》，第62页。
[42]伽达默尔：《诠释学Ⅰ：真理与方法》，第491—513页。
[43]同上书，第501—502页。
[44]同上书，第234页。
[45]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转引自伽达默尔：《诠释学Ⅰ：真理与方法》，第363页。
[46]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第3版后记》（1972），《诠释学Ⅱ：真理与方法》，第578页。
[47]狄尔泰：《解释学的起源》，《狄尔泰选集》之五，哥廷根：Vandenhoeck ＆Ruprecht，1961年，第318页（Wilhelm Dilthey，“Die Entstehung der Hermeneutik”（1900），in：Gesammelte Schriften Bd．V，Göttingen：Vandenhoeck ＆Ruprecht，1961）。
[48]狄尔泰：《解释学的起源》，第319页。
[49]同上。
[50]伽达默尔：《诠释学Ⅰ：真理与方法》，第545页。
[51]同上书，第518页。
[52]同上书，第525页。
[53]同上书，第544页。
[54]同上书，第536—537页。
[55]同上书，第232页。
[56]狄尔泰：《解释学的起源》，《狄尔泰选集》之五，哥廷根：Vandenhoeck ＆Ruprecht，1961年，第318页（Wilhelm Dilthey，“Die Entstehung der Hermeneutik”（1900），in：Gesammelte Schriften Bd．V，Göttingen：Vandenhoeck ＆Ruprecht，1961）。
[57]伽达默尔：《诠释学Ⅰ：真理与方法》，第411页。
[58]同上书，第517页。
[59]同上书，第416页。
[60]伽达默尔：《论理解的循环》（1959），《诠释学Ⅱ：真理与方法》，第67页。
[61]伽达默尔：《诠释学Ⅰ：真理与方法》，第263页。
[62]在“接受美学”的译文和研究文章中，德语概念Horizont的中文译法有“视域”“视阈”“视野”等，即不同译法均指同一个德语概念，本文采用“视野”之译。
[63]伽达默尔：《诠释学Ⅰ：真理与方法》，第411页。
[64]同上书，第414页。
[65]参见伽达默尔：《诠释学Ⅰ：真理与方法》，第417—418页。
[66]伽达默尔：《古典诠释学和哲学诠释学》（1968），《诠释学Ⅱ：真理与方法》，第130页。
[67]伽达默尔：《诠释学Ⅰ：真理与方法》，第265页。
[68]同上书，第233页。
[69]同上书，第266页。
[70]同上书，第230—237页：“作为诠释学任务的重构和综合”。
[71]同上书，第237页。
[72]同上书，第232页。
[73]姚斯：《文学史对文学研究提出的挑战》，第171页。
[74]同上。
[75]姚斯在《文学研究中的范式转换》（《语言学通讯》第3辑，1969年，第44—56页）一文中，诊断了文学研究的危机，再次强调了自己的“读者文学史”设想。在他看来，危机来自只重视作者、不关注读者的研究倾向；然而，读者在文学史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姚斯尤其批判了当时还在盛行的作品内涵研究，诟病它孤立地考察作品，把非文学因素完全排除在外。因此，他提出文学研究的范式转换。他在该文中简要阐释了此前的三种范式：第一种范式是源于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它后来被历史主义这第二种范式所取代，第三种范式是内部研究，即只从事作品内涵研究的美学。姚斯虽未明确提出“接受美学”就是新的范式，但是他的论述结论是显而易见的。——关于姚斯提出的“范式转换”，亦可参见霍拉勃：《接受理论》，第275—297页。
[76]库恩最著名、最有影响的代表作《科学革命的结构》（1962）发表以后，他的“范式”概念很快便超出了其在科学理论中的价值和意义，在各种解释世界现象的模式中被广泛运用。
[77]姚斯：《审美经验与文学解释学·作者序言》，顾建光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第11页。
[78]伽达默尔：《修辞学、诠释学和意识形态批判》（1967），《诠释学Ⅱ：真理与方法》，第287页。
[79]伽达默尔：《古典诠释学和哲学诠释学》（1968），同上书，第139页。
[80]伽达默尔：《诠释学Ⅰ：真理与方法》，第511页。
[81]同上书，第261页。
[82]同上书，第258页。
[83]同上书，第264页。
[84]伽达默尔：《语词的艺术》（1981），第257页。
[85]伽达默尔：《在现象学和辩证法之间——一种自我批判的尝试》（1985），《诠释学Ⅱ：真理与方法》，第16页。
[86]同上书，第8页。
[87]姚斯：《文学史对文学研究提出的挑战》，第197页。
[88]姚斯：《文学史对文学研究提出的挑战》，第203页。
[89]同上书，第176页。
[90]同上书，第183—185页。
[91]伽达默尔：《诠释学Ⅰ：真理与方法》，第411页。
[92]曼海姆：《思维的结构》（1922—1925手稿），克特勒等编辑，法兰克福：Suhrkamp，1980年，第237页（Karl Mannheim，Strukturen des Denkens（unveröff．Man．1922－1925），hrsg．von David Kettler，Volker Meja und Nico Stehr，Frankfurt：Suhrkamp，1980）。
[93]曼海姆：《意识形态与乌托邦》，黎鸣等译校，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289页。
[94]同上书，第273、279、290页。
[95]同上书，第272页。
[96]曼海姆：《变更时代的人与社会》，莱顿：Sijthoff，第132—133页（Karl Mannheim，Mensch und Geselllschaft im Zeitalter des Umbaus，Leiden：Sijthoff，1935）。
[97]曼海姆：《意识形态与乌托邦》，第276、277、278页。
[98]同上书，第277页。
[99]霍拉勃：《接受理论》，第341页。
[100]同上书，第341页。
[101]波普尔：《客观知识：一个进化论的研究》，汉堡：Hoffmann und Campe，1974年，第369—370页（Karl R．Popper，Objektive Erkenntnis．Ein evolutionärer Entwurf，Hamburg：Hoffmann u．Campe，1974．Original：Karl R．Popper，Objective Knowledge：An Evolutionary Approach，Oxford：Clarendon Press，1972）。
[102]姚斯：《文学史对文学研究提出的挑战》，第201页。
[103]同上书，第183页。
[104]同上书，第183页。
[105]同上书，第173页。
[106]同上书，第177页。
[107]姚斯：《文学史对文学研究提出的挑战》，第175—178页。
[108]同上书，第178页。
[109]同上书，第180页。
[110]姚斯：《中世纪文学的他性和现代性》，《论文集1956—1976》，慕尼黑：Fink，1977年，第10页（Hans Robert Jauß，“Alterität und Modernität der mittelalterlichen Literatur”，in：H．R．Jauß，Gesammelte Aufsätze 1956－1976，München：Fink，1977）。
[111]姚斯：《审美经验与文学解释学·英译本导言》，顾建光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第7页。
[112]科塞雷克认为，“经验空间”（Erfahrungsraum）是积淀着往事的今天，“期待视野”（Erwartungshorizont）则指向未知，只可推测不可体验；换言之：“经验空间”连接过去，“期待视野”面向将来。没有经验就没有期待，没有期待亦无经验可言，当代则是过去与未来的连接点。“经验空间”与“期待视野”的能动关系是延续历史意识的保证。参见科塞雷克：《“经验空间”和“期待视野”：两个历史范畴》（1975），载科塞雷克：《过去的未来：论历史时代的语义》，法兰克福：Suhrkamp，1979年，第349—375页（Reinhart Koselleck，“‘Erfahrungsraum’und‘Erwartungshorizont’—zwei historische Kategorien”［1975］，in：ders．，Vergangene Zukunft．Zur Semantik geschichtlicher Zeiten，Frankfurt：Suhrkamp，1979）。
[113]姚斯：《文学史对文学研究提出的挑战》，第169页。
[114]姚斯：《拉辛的〈伊菲格涅亚〉和歌德的〈伊菲格涅亚〉：接受美学方法后记》，《哲学新杂志》第4期（1973），第1—46页（Hans Robert Jauß，“Racines und Goethes Iphigenie．Mit einem Nachwortüber die Partialität der rezeptionsästhetischen Methode”，in：Neue Hefte für Philosophie 4［1973］，1－46）。
[115]姚斯：《文学史对文学研究提出的挑战》，第172页。
[116]同上书，第186页。
[117]同上书，第168页。
[118]曼海姆：《意识形态与乌托邦》，第173页。
[119]姚斯：《文学史对文学研究提出的挑战》，第171页。
[120]同上书，第172页。
[121]同上书，第188页。
[122]本雅明：《文学史与文学研究》（1931），同上书，第170—171页，注○63。
[123]同上书，第196—197页。
[124]姚斯：《文学史对文学研究提出的挑战》，第196页。
[125]同上书，第189页。
[126]同上书，第173页。
[127]同上书，第194页。
[128]姚斯：《文学史对文学研究提出的挑战》，第167页。
[129]同上书，第199页。
[130]同上书，第167页。
[131]曼海姆：《意识形态与乌托邦》，第173—174页。
[132]姚斯：《文学史对文学研究提出的挑战》，第207页。
[133]姚斯：《审美经验的简要辩白》（《康士坦茨大学讲演》第54册），康士坦茨大学出版社，1972年（Hans Robert Jauß，Kleine Apologie derästhetischen Erfahrung．Mit kunstgeschichtlichen Bemerkungen von Max Imdahl，（Konstanzer Universitätsreden Nr．59），Konstanz：Universitätsverlag，1972）。
[134]姚斯：“作者序言”，《审美经验与文学解释学》，第11页。
[135]阿多诺：《美学理论》，王柯平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386页。
[136]阿多诺：《关于诗与社会的讲演》，方维规译，见方维规主编：《文学社会学新编》，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259、260页。
[137]姚斯：《阿多诺否定性美学批判》，《审美经验与文学解释学》，第16、18页。
[138]同上书，第23页。
[139]姚斯：“作者序言”，同上书，第15页。
[140]姚斯：《审美经验与文学解释学》，第33页。
[141]姚斯：“作者序言”，同上书，第13页。
[142]姚斯：《阅读视野嬗变中的诗歌文本：以波德莱尔的诗〈厌烦（Ⅱ）〉为例》，第215—218页。
[143]姚斯：《文学史对文学研究提出的挑战》，第199页。
[144]姚斯：《审美经验与文学解释学》，第189页。
[145]同上。
[146]姚斯：《审美经验的简要辩白》，第46页；姚斯：《审美经验与文学解释学》，第201—231页。
[147]姚斯：《审美经验与文学解释学》，第206页。
[148]马尔库塞：《文化的肯定性质》，《审美之维》，李小兵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41页。
[149]姚斯：《审美经验与文学解释学》，第326页。
[150]同上书，第356页。
[151]同上书，第326页。
[152]姚斯：“作者序言”，同上书，第1页。
[153]姚斯：“作者序言”，《审美经验与文学解释学》，第2页。
[154]姚斯：《文学史对文学研究提出的挑战》，第159—161页。
[155]姚斯：《文学解释学的界线和确认》，见福尔曼、姚斯、潘南贝格编：《文本与解释学》，慕尼黑：Fink，1981年，第462页（Hans Robert Jauß，“Zur Abgrenzung und Bestimmung einer literarischen Hermeneutik”，in：M．Fuhrmann，H．R．Jauß，W．Pannenberg（Hrsg．）：Text und Hermeneutik（Poetik und Hermeneutik Bd．9），München：Fink，1981）。
[156]姚斯：《阅读视野嬗变中的诗歌文本：以波德莱尔的诗〈厌烦（Ⅱ）〉为例》，见姚斯、霍拉勃：《接受美学与接受理论》，周宁、金元浦译，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77页。
[157]姚斯：《文学史对文学研究提出的挑战》，第191页。
[158]姚斯：《阅读视野嬗变中的诗歌文本：以波德莱尔的诗〈厌烦（Ⅱ）〉为例》，第185页。
[159]姚斯：《文学史对文学研究提出的挑战》，第197—198页。
[160]姚斯：《歌德的〈浮士德〉和瓦莱里的〈浮士德〉：论问题与回答的解释学》，见姚斯、霍拉勃：《接受美学与接受理论》，周宁、金元浦译，第143页。
[161]Jurij Tynjanov／Roman Jakobson，“Problemy izucˇenija literatury i jazyka”，in：Novyj Lef（Moscow）12，1928，35－37．
[162]穆卡洛夫斯基：《艺术是符号事实》，《美学篇章》，法兰克福：Suhrkamp，1970年，第146页（Jan Mukaˇrovský，“Die Kunst als semiotisches Faktum”，in：J．Mukaˇrovský，Kapitel aus der Ästhetik（Kapitoly z ceskepoetiky），Frankfurt：Suhrkamp，1970．Original：J．Muka ˇrovský，“Uměníjako semiologickýfakt”〔1934〕，Praha：Fr．Borový，1936）。
[163]迪尼亚诺夫：《论文学演变》（1927），载施特里特编《俄国形式主义》，慕尼黑：Fink，1971年，第432—460页（Jurij Tynjanov．“Über die literarische Evolution”，in：Russischer Formalismus，hrsg．v．Jurij Striedter，München：Fink，1971）。
[164]穆卡洛夫斯基：《作为社会事实的审美功能、规范和价值》，《美学篇章》，第7—113页。
[165]穆卡洛夫斯基：《对话二论》，《诗学篇章》，法兰克福：Suhrkamp，1967，第116—117页（Jan Mukaˇrovský，“Zwei Studienüber den Dialog”，in：J．Muka ˇrovský，Kapitel aus der Poetik（Kapitoly z ceskepoetiky），Frankfurt：Suhrkamp，1967）。
[166]霍拉勃：《接受理论》，第309页。
[167]英伽登：《文学的艺术作品——本体论、逻辑学和文学研究的交界领域考察》，哈勒：Max Niemeyer，1931年（Roman Ingarden，Das literarische Kunstwerk．Eine Untersuchung aus dem Grenzgebiet der Ontologie，Logik und Literaturwissenschaft，Halle：Max Niemeyer，1931）。
[168]英伽登：《对文学的艺术作品的认识》，图宾根：Max Niemeyer，1968年（Roman Ingarden，Vom Erkennen des literarischen Kunstwerks，Tübingen：Max Niemeyer，1968）。
[169]同上书，第50页。
[170]同上书，第49页。
[171]英伽登：《文学的艺术作品——本体论、逻辑学和文学研究的交界领域考察》（1931），图宾根：Max Niemeyer，1972年，第261—263、353—356页（Roman Ingarden，Das literarische Kunstwerk．Eine Untersuchung aus dem Grenzgebiet der Ontologie，Logik und Literaturwissenschaft，4．，unveränd．Aufl．，Tübingen：Max Niemeyer，1972）。
[172]关于“意向之物”（intentionaler Gegenstand）或“纯意向之物”（rein intentionaler Gegenstand）之说，其概念史可以追溯到德国哲学家、心理学家布伦塔诺（Franz Brentano，1838—1917）那里。英伽登主要在分析艺术品时，尤其在其《文学的艺术作品》中运用了这个概念，认为文学作品纯粹是一种意向性的存在方式，或曰意向性的表现。英伽登的这个概念明显借鉴了胡塞尔对“意向之物”的阐释。
[173]英伽登理论的一个不协调之处也是显而易见的：他的现象学经常涉及文学作品在具体化过程中的历史和文化嬗变，而其本体论则是静态的，似乎完全排除了作品创作的历史和社会语境，忽视了作品与创作主体的联系。
[174]英伽登：《文学的艺术作品》，第26页。
[175]纳博科夫：《好读者，好作家》，《文学讲稿》，圣地亚哥：Harcourt Brace ＆Co．，1982年，第5页（Vladimir Nabokov，“Good Readers and Good Writers，”in：V．Nabokov，Lectures on Literature，ed．by Fredson Bowers，San Diego：Harcourt Brace ＆Co．，1982）。
[176]英伽登：《文学的艺术作品》，第51页。
[177]英伽登：《艺术的和审美的价值》，朱立元译，见朱立元、李钧主编：《二十世纪西方文论选》上卷，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388—400页。
[178]伊格尔顿：《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第78页。
[179]伊瑟尔：《文本的召唤结构：不定因素作为文学叙事作品的效应前提》，《康士坦茨大学讲演》第28册，康士坦茨大学出版社，1970年，第7页（Wolfgang Iser，“Die Appellstruktur der Texte．Unbestimmtheit als Wirkungsbedingung literarischer Prosa”，in：Konstanzer Universitatsreden 28，Konstanz：Universitätsverlag，1970）。
[180]同上书，第33页。
[181]同上书，第15、16页。
[182]伊格尔顿：《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第79页。
[183]伊瑟尔：《文本的召唤结构：不定因素作为文学叙事作品的效应前提》，第11、14—16、18页。
[184]同上书，第12页。
[185]同上书，第13页。
[186]姚斯：《审美经验的简要辩白》，第14、35页。
[187]伊瑟尔：《阅读行为——审美效应理论》，慕尼黑：Fink，1994年，第18页（Wolfgang Iser，Der Akt des Lesens：Theorieästhetischer Wirkung，München：Fink，〔1976〕1994）。
[188]伊瑟尔：《阅读行为——审美效应理论》，第21页。
[189]同上书，第29页。
[190]同上书，第27页。
[191]同上书，第43页。
[192]同上。
[193]同上书，第88页。
[194]同上书，第107页。
[195]伊瑟尔：《阅读行为——审美效应理论》，第229页。
[196]同上书，第142页。
[197]同上书，第63页。
[198]同上书，第271页。
[199]伊瑟尔：《文本的召唤结构：不定因素作为文学叙事作品的效应前提》，第6页；伊瑟尔：《阅读行为——审美效应理论》，第267页。
[200]伊瑟尔：《阅读行为——审美效应理论》，第Ⅳ页。
[201]同上书，第143页。
[202]同上书，第153页。
[203]同上书，第143—144页。
[204]同上书，第145页。
[205]伊瑟尔：《阅读行为——审美效应理论》，第168页。
[206]方维规：《“科学时代的戏剧”——重读布莱希特》，《社会科学论坛》2011年第5期，第4—22页。
[207]伊格尔顿：《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第77页。
[208]诺瓦里斯：《杂记125》，见克卢克霍恩、萨穆埃编：《诺瓦里斯文集》卷二，斯图加特：Kohlhammer，1981年，第470页（Novalis，Vermischte Bemerkungen 125，in Novalis Werke，hrsg．von Paul Kluckhohn und Richard Samuel，Bd．II，Stuttgart：Kohlhammer，1981）。
[209]伊格尔顿：《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第77页；霍拉勃：《接受理论》，第375—376页。
[210]伊瑟尔：《阅读行为——审美效应理论》，第62页。
[211]伊瑟尔：《文本的召唤结构：不定因素作为文学叙事作品的效应前提》，第33页。
[212]伊瑟尔：《隐在读者：从班扬到贝克特的小说交流形式》，慕尼黑：Fink，1972年，第9页（Wolfgang Iser，Der implizite Leser，Kommunikationsformen des Romans von Bunyan bis Beckett，München：Fink，1972）。
[213]霍拉勃：《接受理论》，第369页。
[214]伊瑟尔：《阅读行为——审美效应理论》，第154页。
[215]同上书，第60页。
[216]同上。
[217]伊瑟尔：《隐在读者：从班扬到贝克特的小说交流形式》，第101—120页。
[218]同上书，第179—233页。
[219]伊瑟尔：《文本的召唤结构：不定因素作为文学叙事作品的效应前提》，第8页。
[220]伊瑟尔：《阅读行为——审美效应理论》，第133页。
[221]伊瑟尔：《隐在读者：从班扬到贝克特的小说交流形式》，第257—273页。
[222]伊格尔顿：《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第79页。
[223]霍拉勃：《接受理论》，第385页。
[224]同上书，第386—392页。
[225]同上书，第388页。
[226]伊格尔顿：《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第76页。
[227]霍拉勃：《接受理论》，第39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