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旅美学者刘禾教授是较早强调《中国人的特性》之价值以及明恩溥对中国之影响的人，而且似乎同样缺乏必要的考证和令人信服的证据。笔者以为，她先后对史密斯的“推崇”之间存在内在矛盾。刘禾为史密斯英文原著2003年再版本所写的非常简略的“导读”，或许受到张梦阳观点的影响[42]，称《特性》“是第一次从‘科学’的、社会和人种理论的角度分析中国社会之艰难之举”[43]。这种说法似乎属于不得要领之言。而且，这里存在什么样的理论属于“科学”理论的认知问题。假如把此种评论用于史密斯的另一本书、笔者以为比《特性》高出许多的《中国乡村生活》（1899），或许不会过于牵强，后者的副标题便是“一个社会学的研究”[44]。至于称《特性》“作为一个西方人所描摹的最精粹的中国人种图像已被中国人所接受（并保持其权威性达100年之久）”[45]，同样是值得商榷的。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在过去100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中国知道这本书的人也许“没有几个”，知道此作已有1903年上海作新社全译本的更是寥寥无几（对此，所有当今“全译本”的译者都蒙在鼓里）。只是在讨论鲁迅与国民性问题的时候亦即20世纪接近尾声的时候，中国人才“再发现”了这本书，且在原作发表百年之后才出版了所谓“全译本”。
我所说的刘禾观点的内在矛盾，是指所谓科学方法以及“最精粹的中国人种图像”与刘禾此前的一个中心论点之间的矛盾，即中国人的特性是史密斯发明的神话。刘禾在《跨语际实践》一书的第二章中论述了史密斯的《特性》，强调了这位美国传教士对于“中国人的特性之神话的发明”及其此书在“中国人自己再发明此神话”时的重要意义，并认为日译本史密斯之作是“鲁迅国民性观念的首要来源”[46]。因此，对“发明”（invention）与“再发明”（reinvention）的探讨是刘禾论著的重要部分。刘禾的主要观点是：“国民性”概念是西方传教士的话语建构，并在中国启蒙思想家以国民性理论倡导现代文学之前传入中国。可是，鲁迅等人并未认识到传教士话语之殖民霸权话语的本质，却将国民性观念化为己有，成为批判国民劣根性的有力武器，《阿Q正传》则是传教士虚构的中国国民性在文学创作上的兑现。换言之，鲁迅等人所塑造的“国民性”来自传教士的定格塑造，只是一种翻译而已。此乃刘禾“跨语际实践”“被移译的国民性”或“被译介的现代性”等说法的由来，吸引了不少文学青年。
刘禾的本来用意是揭露传教士的殖民霸权话语，并认为史密斯并不在反映现实，而是发明了现实。确实，19世纪，包括史密斯在内的不少传教士是挟着西方中心主义的威风、带着基督教文明的优越感和种族主义的傲慢来到中国的。前文援引的傅吾康的观点，即19世纪许多传教士之著述的最大特点是对中国人及其文化的贬斥，也是有据可考的。不同意刘禾观点的人，或者不少《特性》读者，常常在一个具体“特性”上理直气壮地说：“史密斯说得有理！”“中国人就是要面子！”“这种说法真是太传神了！”“史密斯说的是客观存在”等。我还可以加上一句：“史密斯说的都是真人真事，至少他是这么看问题的。”可惜，这还是解决不了问题，本文不能一一列举的大量研究依然还在证明“国民性”概念是不折不扣的意识形态，也就是“虚假意识”（马克思）意义上的意识形态。反对者依然可以举出大量例子，说明土耳其人、塞内加尔人、越南人、德国人或其他什么国家的人，或许比中国人更要面子，史密斯们也不是不要脸的人，只是行为方式不一样而已。关键是：写什么和不写什么，为什么？关键是“中国找不到正直的人”“他们缺乏的是人格与良心”之类的句子在史密斯那里不是例外或笔误，而是“中国人的特性”！关键是不顾历史和社会的发展程度而在“人种”上寻找根源。在“反映现实”亦即“国民性”概念的理论探讨层面上，笔者与刘禾的观点基本相同。然而我想指出的是，对“国民性”概念的比较普遍的（我指的是世界层面的）反意识形态认识，100年前还没有达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程度，更没有达到当今的程度，史密斯那种水准的人不会承认自己叙述和反映的不是现实，当时的读者也是把他当真的。换句话说，在那个历史时期和语境里，那些实实在在的种族歧视和文化偏见，不是“神话”话语，也不存在发明“神话”之说。
笔者要说的是一个更切实的问题。《跨语际实践》坚信史密斯的书既改变了西方的自我认识及中国形象，也改写了中国人的自我形象。笔者则以为刘禾拔高了史密斯形象。其实，认为中国人的特性是史密斯发明的神话，这种说法是不能成立的。也就是说，刘禾设定的“再发明”的前提是不存在的。如前文所示，《特性》是那个特定的中外敌对时代的拼凑之作，综合了流传和流行的中国形象，毫无“发明”可言。而且，史密斯所总结的中国人的性格，例如爱面子、节俭、勤劳、知足常乐、生命活力、有忍耐性、重视礼节、孝行仁慈、没有时间概念、不重精确、天性误解、没有契约精神、拐弯抹角、因循守旧、柔顺固执、麻木不仁、心智混乱、相互猜疑、不够诚信、缺乏同情、敬畏法律等，早已在安森航行记和马戛尔尼使团的各种记述中随处可见。或者说，史密斯对中国的丑化，早已见之于早期传教士的中国报道，或者难以悉数的马可·波罗仿制品，或者随葡萄牙船队以及后来前往中国的荷兰和英国商人的中国闻见录中对中国的耻笑。我们在杜赫德（J．B．du Halde，1674—1743）的《中华帝国通志》（1735）与卫三畏的《中国总论》（1848）这类影响深远的巨制中，也能够找到不少类似议论。伊罗生说，卫三畏在《中国总论》中“对中国人基本上相同的印象以及耗尽了耐心的同样想法，略迟一些以系统得多的形式出现于明恩溥的《中国人的特色》一书中”[47]，这只能说明史密斯的高超，却剥夺了他的“神话”发明权或专利权。
另一方面，笔者以为用神话的再发明来概括《阿Q正传》的文学创作，并简单地用“移译”解释创作过程，只是对《阿Q正传》之创作的化约而忽略文学创作的复杂过程：“鲁迅根据史密斯作品的一本早期日本译作，将这个传教士的中国国民性理论‘移译’进他自己的文学创作，并成为现代中国小说的最重要的设计师。”[48]刘禾一再强调了传教士的中国观对于中国人的自我认识和认同所起的定格作用。笔者以为，“作为生产者的作家”（本雅明）用特定的思想意识和审美观念对历史的社会关系进行再创作，则更多地置身于文学作品之创作与接受的整体关系之中[49]。我不排除明氏之作可能对鲁迅的（不管是什么形式的）影响，但我以为，如此强调史密斯的价值和作用是很成问题的。鲁迅知道或读过史密斯的书是毋庸置疑的，但是，说鲁迅的确受到史密斯的影响，而且影响如此之大，是要拿出确切证据的。推断21岁时的鲁迅1902年就读于弘文学院的时候曾读过涩江保译本《支那人气质》，从而开始国民性问题的思考[50]，这是远远不够的。笔者至今没有见到令人信服的考证，能够说明21岁时的鲁迅“便仔细研读了本书的日译本”[51]这类颇为肯定的说法。同样，用对号入座的方法说鲁迅的国民性话语与史密斯的观点有直接联系[52]，明显缺乏说服力[53]。
我们应该弄清一个简单的事实，即鲁迅从来没有详尽谈论过史密斯的作品。他在《致陶亢德》（1933年10月27日）的信中，以及在为内山完造所著《活中国的姿态》的序文（1935年3月5日）中，都只是一句话带过了《中国人气质》亦即《支那人气质》，其上下文都是鲁迅颇为睥睨地说及日本的中国形象是史密斯作品的翻版（“再发明”？），并在后一篇文章中把《支那人气质》的作者说成英国人（可能是原版为英语所致）。鲁迅在谈论日本人关于中国民族性的读物时说：“历来他们出得不少，大抵旋生旋灭，没有较永久的。其中虽然有几点还中肯，然而穿凿附会者多，阅之令人失笑。后藤朝太郎有‘支那通’之名，实则肤浅，现在在日本似已失去读者。要之，日本方在发生新的‘支那通’，而尚无真‘通’者，至于攻击中国弱点，则至今为止，大概以史密斯之《中国人气质》为蓝本。”[54]鲁迅还在《马上支日记》（1926年7月2日）中提到史密斯的书，意在取笑日本作家安冈秀夫所著《从小说看来的支那民族性》“似乎很相信Smith的Chinese Characteristics，常常引为典据”[55]。至于鲁迅为何在临终前14天的《立此存照》中希望有人译出史密斯的书，则是在一个比较严肃的语境里：不少中国人视美国电影导演约瑟夫·冯史丹堡的《上海快车》为辱华片。鲁迅却以另一种眼光、也就是自我反省的角度看待“侮辱”，也在这个时候提到了史密斯：“不看‘辱华影片’，于自己是并无益处的，不过自己不看见，闭了眼睛浮肿着而已。但看了而不反省，却也并无益处。我至今还在希望有人翻出斯密斯的《支那人气质》来。看了这些，而自省，分析，明白那几点说得对，变革，挣扎，自做工夫，却不求别人的原谅和称赞，来证明究竟怎样的是中国人。”[56]这些大概就是鲁迅在文字中谈论史密斯的全部内容了。鲁迅先生的话是否一定是金科玉律，这是一个无需多加讨论的问题。然而，鲁迅是否确实“力荐”此书，却是值得探讨的。
笔者以为，根据鲁迅后十年中（他在这十年中写了大量文字）的这些“片纸只字”，加上推断的1902年，是很难得出如下结论的：“对史密斯《支那人气质》一书的重视，是贯串鲁迅先生一生的。”或者：“鲁迅对史密斯《中国人德行》（即《支那人气质》）一书的介绍、推荐和力主翻译，确实是贯串一生，始终不渝，而且越到晚年越是恳切。”[57]至于有人强调的“一个真理——鲁迅如果没有留学日本的经历，没有看过《中国人德行》的涩江保日译本，是不会形成‘改造国民性’思想的。中国也不会出现鲁迅这样的对本民族的精神进行深刻反思的伟大思想家”[58]。对于这一“真理”的讲评不是本文的重点。
断定明氏之作是“鲁迅国民性观念的首要来源”是极不严谨的。何况“国民性”讨论中被看作经典之作的《阿Q正传》发表于1921年，那时正是国民性讨论甚为热闹的时候。且以《新青年》杂志中光昇的《中国国民性及其弱点》（1917）[59]与《新潮》杂志中康白情的《论中国之民族气质》（1919）[60]为例，这两篇力作明白地告诉我们，当时对外来理论的接受以及讨论已经发展到何种程度，来源是多么的丰富，唯独不见一个叫史密斯或明恩溥的美国牧师的名字。清末民初关于国民性的论述及其改造话语十分丰富，出处是多元的，范围也很广泛[61]。梁启超的一些长篇大论，严复译作的不少注释，谭嗣同的激扬文字，还有19世纪中叶以降诸多维新人士的感言，岂是一个传教士的山东排揎所能替代。
【注释】
[1]相关译本如下：《中国人的性格》，吴湘川、王清淮译，延边大学出版社，1991年；《中国人气质》，张梦阳、王丽娟译，敦煌文艺出版社，1995年（新世界出版社2005年再版本更名为《中国人德行》）；《中国人的性格》，乐爱国、张华玉译，学苑出版社，1998年；《中国人的特性》，匡雁鹏译，光明日报出版社，1998年；《中国人的素质》，秦悦译，学林出版社，1999年；《中国人的素质》，林欣译，京华出版社，2002年；《文明与陋习：典型的中国人》，舒扬、舒宁、穆秭译，书海出版社，2004年；《中国人的气质》，佚名译、黄兴涛校注，中华书局，2006年；《中国人的人性》，姚锦镕译，中国和平出版社，2006年；《中国人的素质》，梁根顺译，太白文艺出版社，2007年。
[2]Dietmar Kamper，“Tod des Körpers—Leben der Sprache．Über die Intervention des Imaginären im Zivilisationsprozeß”，in Historische Anthropologie．Zum Problem der Humanwissenschaften heute oder Versuche einer Neubegründung，hrsg．v．Gunter Gebauer et al．，Reinbek bei Hamaburg：Rowohlt，1989，54．
[3]不少刊行此作的出版社多少给人留下哗众取宠之嫌。确实，商业利益才是不少人最根本的利益。
[4]张梦阳：《鲁迅与斯密斯的〈中国人气质〉》，《鲁迅研究资料》第11辑。
[5]Arthur H．Smith，Chinese Characteristics，Shanghai：North China Herald Office，1890．——以后流行的基本上是下列两个版本的重印本：Chinese Characteristics，enlarged and revised edition with marginal and new illustrations，London and Edinburgh：Oliphant，Anderson ＆Ferrier，1892；Chinese Characteristics，enlarged and revised edition with marginal and new illustrations，New York：Fleming H．Revell Company，1894．——关于Chinese Characteristics之英文版本，参见黄兴涛：《美国传教士明恩溥及其〈中国人的气质〉》，见明恩溥：《中国人的气质》，佚名译、黄兴涛校注，中华书局，2006年，第17页。
[6]黄兴涛：《美国传教士明恩溥及其〈中国人的气质〉》，第6页。张梦阳亦认为：“《中国人德行》之所以能够成为一百年来研究中国人的权威性传世之作，史密斯本人的诚实态度、长期努力、科学方法与卓越才华是最根本、最主要的关键性因素。”（张梦阳：《〈中国人德行〉译后评析》，见亚瑟·史密斯：《中国人德行》，张梦阳、王丽娟译，新世界出版社，2005年，第208页）
[7]辜鸿铭：《中国人的精神》，黄兴涛、宋小庆译，海南出版社，1996年。
[8]潘光旦：《民族特性与民族卫生》（商务印书馆，1937）自序，见明恩溥：《中国人的素质》，秦悦译，学林出版社，2005年，附录3，第314—320页：“潘光旦评《中国人的素质》”。
[9]笔者不否认有些作品由于时代的局限而被人忽略的状况，或者一部名著由于时代的变迁而被人重新“发现”、重新阅读。
[10]周宁：“序言”，《中国人的性格》，学苑出版社，1998年，第2页。
[11]哈罗德·伊罗生：《美国的中国形象》，于殿利、陆日宇译，中华书局，2006年，第131—132页。
[12]Richard Wilhelm，Die Seele Chinas，Berlin：Reimar Hobbing，1926．1928年出英文译本：Richard Wilhelm，The Soul of China，John H．Reece，New York：Harcourt Brace ＆Co．，1928（London：Jonathan Cape，1928），而且同样一版再版。
[13]方维规：《中国灵魂：一个神秘化过程》，朱向荣译，见张西平等编：《德国汉学——历史，发展，人物与视角》，“当代海外汉学名著译丛”，大象出版社，2005年，第74—92页。
[14]潘光旦：《中国人的特性》，李景汉序，见明恩溥：《中国人的素质》，秦悦译，学林出版社，2005年，附录2，第312页。
[15]Heinrich Berl，“Der letzte Chinese Richard Wilhelm”，in H．Berl，Gespräche mit berühmten Zeitgenossen，Baden－Baden：Bühler，1946，S．167．
[16]Ibid．302．
[17]杨格非（Griffith John）序史密斯《中国之振拔》，转引自黄兴涛：《美国传教士明恩溥及其〈中国人的气质〉》，第9页。
[18]费正清：《1985年12月在美国历史协会成立一百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见明恩溥：《中国人的素质》，秦悦译，学林出版社，2005年，附录5：“费正清评《中国人的素质》”，第332页。
[19]Horst von Tscharner，China in der deutschen Dichtung bis zur Klassik，München：Reinhard，1939，S．75．
[20]Richard Walter，Anson's Voyage Round the World，London：Martin Hopkinson，1928．
[21]张国刚、吴莉苇：《启蒙时代欧洲的中国观—一个历史的巡礼与反思》，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285—289页。
[22]Wolfgang Franke，China und das Abendland，Göttingen：Vandenhoeck ＆Reprecht，1962，S．66．
[23]Wolfgang Franke，China und das Abendland，Göttingen：Vandenhoeck ＆Reprecht，1962，S．66．
[24]Ibid．，S．68．
[25]Weigui Fang（方维规），Das Chinabild in der deutschen Literatur，1871－1933，Ein Beitrag zur komparatistischen Imagologie，Frankfurt／M，Berlin，Bern，New York，Paris，Wien：Peter Lang，1992，S．44．
[26]Wolfgang Franke，China und das Abendland，S．68。
[27]亚瑟·史密斯：《中国人德行》，第197页。
[28]同上书，第195页。
[29]张梦阳：《〈中国人德行〉译后评析》，第208页。
[30]John Barrow，Travels in China，London：T．Cadel，1804．
[31]George Thomas Staunton，An Authentic Account of an Embassy from the King of Great Britain to the Emperor of China，2vols．，London：G．Nicol，1797．
[32]Samuel Wells Williams，The Middle Kingdom．A Survey of the Geography，Government，Literature，Social Life，and History of the Chinese Empire and Its Inhabitants，New York：Wiley，1848．
[33]姜源：《英国人著述中的中国及其对美国早期中国观形成的影响》，《浙江社会科学》2005年第2期，第160—166页。
[34]马森：《西方的中国及中国人观念——1840—1876》（1939），杨德山译，中华书局，2006年。
[35]Friedrich Gerstäcker，China．Das Land und seine Bewohner，Leipzig：Georg Wigand，1848．
[36]当然，格施泰克的书不是只讲中国人的特性，而如书名所示，是一本概况性的书，谈古论今。因其原于1847年在《青年画报》上发表，这位著名的青年读物作家用的是长者给孩子们讲故事的口气，或如“说书”一样叙说了不少让西人费解的中国人的习性和特色，幽默诙谐，挖苦中带着告诫，让读者不要忘记西方也有一些相似的现象。
[37]Weigui Fang（方维规），Das Chinabild in der deutschen Literatur，14－16．
[38]Chinese Recorder and Missionary Journal，1925，vol．56，299－305．
[39]辜鸿铭：《中国人的精神》，译文转自黄兴涛：《美国传教士明恩溥及其〈中国人的气质〉》，第22页。
[40]见潘光旦《中国人的特性》，李景汉序，第304页。
[41]辜鸿铭：《中国人的精神》，黄兴涛、宋小庆译，转自明恩溥：《中国人的素质》，秦悦译，学林出版社，2005年，附录4：“辜鸿铭评《中国人的素质》”，第323页。
[42]张梦阳：《〈中国人德行〉译后评析》，第208页（评析第一次发表于1995年译本）：“史密斯作为一名严谨的学者，是把《中国人德行》一书中的写作，当作人的科学去研究，当作一门最艰深的学科进行最艰苦的探索。”
[43]Lydia Liu，“Introduction”to Arthur H．Smith，Chinese Characteristics，Norwalk，CT：EastBridge，2003．
[44]Arthur H．Smith，Village Life in China：A Study in Sociology，New York：Fleming H．Revell，1899．（明恩溥：《中国乡村生活》，陈午晴、唐军译，中华书局，2006年）
[45]Lydia Liu，“Introduction”to Arthur H．Smith，Chinese Characteristics．
[46]Lydia Liu，Translingual Practice：Literature，National Culture，and Translated Modernity—China，1900－1937，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5，47－52．
[47]哈罗德·伊罗生：《美国的中国形象》，第130页。
[48]Lydia Liu，Translingual Practice，60．
[49]Weigui Fang（方维规），Selbstreflexion in der Zeit des Erwachens und des Widerstands—Moderne Chinesische Literatur 1919－1949，Wiesbaden：Harrassowitz，2006，S．87－89．
[50]张梦阳：《〈中国人德行〉译后评析》，第232页。李冬木认为鲁迅初读《支那人气质》是1906年，见李冬木：《〈支那人气质〉与鲁迅文本初探》，《关西外国语大学研究论集》第69号，1999年2月。
[51]明恩溥：《中国人的素质》“出版前言”，秦悦译，学林出版社，2001年。
[52]张梦阳：《〈中国人德行〉译后评析》及《再版后记》，新世界出版社，2005年。
[53]这种做法同将写作《马伯乐》的萧红、写作《围城》的钱锺书或者写作《陈奂生上城》的高晓声与史密斯扯在一起没有本质上的区别。
[54]鲁迅：《致陶亢德》，《鲁迅全集》第1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246页。
[55]鲁迅：《马上支日记》，《鲁迅全集》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326页。
[56]鲁迅：《立此存照（三）》，《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626页。
[57]张梦阳：《〈中国人德行〉译后评析》，第204—205页。
[58]张梦阳：《〈中国人德行〉再版后记》，第249页。
[59]光昇：《中国国民性及其弱点》，《新青年》1917年1月，重印本，亚东图书馆、群益书社，1926年，第2卷第6号，第1—11页。
[60]康白情：《论中国之民族气质》，《新潮》（1919—1920），重印本，第1卷第2号，第197—244页。
[61]黄兴涛：《美国传教士明恩溥及其〈中国人的气质〉》，第25—4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