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明恩溥当时在英美的走红有其时代背景，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则是他本人的作文天才，或曰一个真正的传教士的口才。李景汉当时留学美国的时候读过此书英文原本，他说“因为我欣赏这部书的文体，我就买了一本带回国来”^[16]。《特性》的生动性和可读性是我们不能不承认的。作者也许还是寓华传教士中“最有能耐、最雄辩而有说服力的作家，并因此而享有盛誉”^[17]。另外，作者善于捕捉富于表现力的事例，给人留下不是走马看花、捕风捉影的印象。费正清对明恩溥的评价，要比中国目前对这位传教士的溢誉实在得多：

明恩溥在山东的一个乡村待了多年，试图从中国下层开始推行基督化，并从乡村这个层面来观察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中国人的素质》先是于19世纪80年代以系列文章的形式写成，后于1894年成书出版。该书是中国生活在美国中产阶级眼中的经典写照，书中关于中国社会差别的叙述十分引人注目。该书同时标志着一个新的阶段，成为后来的社会学分析的基础。明恩溥把作为文化差异的“贫穷”与“社会团结”，写得特别精彩。^[18]

明恩溥的成功是毫无疑问的。本文的疑问则是：当今的一些出版社甚至学者拔高明恩溥的历史依据何在？笔者首先要指出的是史密斯论中人云亦云、“以讹传讹”的现象。《特性》本身的历史价值只有在历史的关照中才能得到正确的估量。如果我们综观西方的中国形象史，或许能够更好地把握《特性》究竟是怎样一部作品。下面，我们就来简单回顾一下历史：

被耶稣会士高度理想化、被启蒙思想家推崇备至的中国，最终在18世纪中期验证了一个古老法则：物极必反。就像赫尔德当时所说的那样：钟摆这下摆到了另一边^[19]。时过境迁，在欧洲四处蔓延的不只是对中国的“不信”，更多的是“相信”：人们几乎只相信那些对中国充满敌意和蔑视的掠影与论说。这种遍及欧洲的反启蒙时代中国观，使此前对中国文化的高度评价变得黯然无光。换句话说，正面中国形象被负面形象所取代。不名誉却至关重要的、持久的礼仪之争，导致1775年左右在华耶稣会士传教团被解散，耶稣会士在华活动一百多年后被迫离开中国，思想领域的中西交流几乎彻底中断。曾经被西方所称道和爱戴的中国，慢慢与欧洲疏离，对欧洲思想界的影响也在逐渐衰退。当然，这时的生疏不是中西初识之前的一无所知，而是钟摆的另一端：所有中国事物，都被描述为不文明、低劣、滑稽、可笑的东西。尤其自18世纪下半叶起，负面中国形象逐渐占据上风。19世纪受过教育的欧洲人，远不如他们17、18世纪的前辈了解中国，他们似乎对处于西方文化圈之外的中国没有多大兴趣。这在很大程度上源于新的历史发展所导致的欧洲中心主义的膨胀，源于从事文化交流活动的耶稣会士的离走与传教纪闻的中断，耶稣会士的中国报道是18世纪下半叶之前欧洲了解中国的最重要的信息来源。

虽然耶稣会士离开了中国，但是远非所有欧洲人都离开了。新的一代来华者以其游记填补了耶稣会士留下的空缺。这些多半踏着前辈商人脚步的来华“朝圣者”，首先是重商主义之来势汹汹的代理人。他们感兴趣的是贸易，中国却竭力抵制贸易。随着运输技术的发展而不断增长的国际货物交往，必然使中西矛盾日益激化。不用说，谁反对文明、重商主义和贸易，只能被打上落后的烙印。在那些后来者那里，人们自然难得真正的文化交流文献；他们写下的文字，多半是关于被中国官府扣押的商人，或者抄没的船运货物，甚至南中国海的海盗等。反对中国闭关政策的商人所写的纪行，加上那些虽经启蒙时代却依然吸引庶民的“中世纪游客”所编写的猎奇读物或漫画式小品，都对负面中国形象起了很大作用。尤其是18世纪中期的安森（G．Anson，1697—1762）《环球航行记》（1748）^[20]与世纪末马戛尔尼（G．Lord Macartney，1737—1806）率领的英国使团成员的各种记述，极大地破除了耶稣会士传播的中国神话，成为后来不少人揶揄或抨击中国的重要依据^[21]。

鸦片战争的炮舰打开了中国的大门。接二连三的不平等条约，除了从中国割去良港之外，还有明文逼迫中国接受西方人传教。然而，明末清初之西人传教与鸦片战争后的传教活动有着巨大区别。16、17或18世纪的传教活动，基本上属于个人行为，传教士的背后没有政治力量的支持。传教活动的成败，一般取决于个人的处世能力和对异土的适应能力。19世纪中期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传教士在西方强权的庇护下来到中国，他们不必再像利马窦之辈“毫无保留”地适应中国状况。因此，他们对中国的态度和看法也完全不同于他们16、17世纪的前辈。另外，就总体情形而论，他们的文化教养也不如耶稣会士。其后果是傅吾康（W．Franke）所指出的那种现象：在大多数中国人的眼里，基督教与其说是宗教，毋宁说是为西方强权政治利益服务的工具。“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鸦片与基督教是外人用毒计和暴力引进中国的两大罪恶。”^[22]鸦片与基督教的联系，早已生动地体现于1833年的一个场景：英国在华最大的贩毒公司渣甸洋行（Jardine，Matheson ＆Co．）的一艘轮船在厦门北部靠岸，著名传教士郭实腊（K．Gützlaff，1803—1851）是船上的译员，他在船舷这边给中国人分发基督教宣传小册子的同时，另一边船舷处正在卸着鸦片^[23]。

一般而论，19世纪的绝大部分中国人视传教士为不受欢迎的人，这种状况“更由于大多数传教士笨拙的、自以为是的举止而急剧恶化——少量传教士的名誉之举除外”^[24]。此起彼伏的教案及敌对情绪是很难转换为美好形象的。形象学研究告诉我们，两国人民各自对于对方的看法（“他者形象”），尤其在肯定／否定、好／坏、亲善／排斥的总体倾向上，有着明显的对应之处，原因很简单：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换言之，他国形象的褒与贬，除了政治、社会和历史原因，还受到心理状态的影响^[25]。19世纪的大部分传教士充满了“时代精神”，以高人一等的姿态俯视中国没有文化的“异教徒”，视其为未开化的土著。“19世纪甚或20世纪的许多传教士之著述的最大特点，就是不得要领地、带倾向性地、仇视地贬斥中国人及其文化。”^[26]明恩溥的《中国人的特性》便是这类著述的“集大成”之作。书中充斥着民族偏见和文化歧视亦即对中国人的丑化、鄙夷和非议，常将中国人喻为低人一等的动物，如“狗熊”“蜘蛛”之类。如前所述，明氏语言是很形象的：“人们曾评价一位著名的钢琴制造家，说他‘就像他的乐器一样——规矩，正直和高贵’。在中国，能够遇到这样的人物吗？”^[27]他在书的最后一章谈论中国急需什么，以及如何拯救中国的时候，对中国人的总体判决是：“他们缺乏的是人格与良心。”^[28]一个基督徒和布道者说出这样的话，他是知道其分量的，也知道这个结论在基督教势力范围的“爆破力”的。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历史“巧合”：当初耶稣会士褒扬中国的目的之一，是为了有利于他们在本土传扬传教的重要性；后来的明恩溥之辈耻笑中国，也是为了在本土突出其在中国布道的意义。

有学者认为，“经过半个多世纪的长期积累，才于1894年出现了史密斯这部最系统、深刻、独到的研究著作——《中国人德行》”^[29]。这种说法是值得商榷的。不错，明氏的书确实是时代的产物，其中有不少明恩溥与农民接触所得的印象，也有第一手材料；但就形象和“特性”本身而言，并不如此。综观西方中国观的整个历史发展，我们可以看到，《特性》是谈不上独到的，它其实只是历史上各种欧美中国形象的大杂烩；或者说，明氏只是把不同的中国形象作了分类编排，显得更为系统化、专题化，当然也更生动。另外，“研究著作”之说在很大程度上也是跛脚的，明氏的书只是因为通俗读物无需注明出处而已。19世纪的美国人论及中国问题时，引用英国人的中国纪闻和论说，实为便捷和常有之事。安森航行记和马戛尔尼使团的各种记述，给美国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尤其是使团总管巴罗（Sir J．Barrow，1764—1848）对中国充满鄙夷之情的《中国之行》（1804）^[30]，是一部在美国读者中影响深远的作品。另外，多马斯当东（Sir G．Th．Staunton，1737—1801）的《英王派往中国皇帝使团的真实记录》（1797）^[31]，以及19世纪美国在华著名传教士韦三畏（S．W．Williams，1812—1884）的《中国总论》（1848）^[32]，都是整个19世纪美国人长期阅读和引用的书籍^[33]。鸦片战争之后，西方列强纷纷进入中国，西方读者对中国的兴趣急剧增长^[34]，《特性》之类的读物时有刊行，例如当时德国小有名气的作家格施泰克（F．Gerstäcker，1816—1872）于1848年出版的“畅销书”《中国：国家与人民》^[35]与明氏《特性》颇为相似，而且也是先在报刊连载，然后集印成书；无独有偶，格氏作品与明氏的书一样，也是27章，只是这位德国作家没有明恩溥那么刻薄和辛辣^[36]。格施泰克在《中国》“后记”中说，此作以多种英语书刊为蓝本，故言其“译自英语”^[37]。格施泰克说这句话的时候，明恩溥才三岁。

当然，我们不能否认明恩溥对当时英美社会中国观的巨大影响，但是这同“深刻”或“独到”是两回事。明恩溥只是用“第一流”的包装贩卖了古董。明氏论述明显带有当时大部分在华传教士的特色。为了显示暴力干涉与传布基督教的“合法性”，歧视性地把中国人描写成肮脏、低劣、虚伪、可笑的人，似乎是顺理成章的事。《特性》中几乎不见理论和历史探讨，一些好像有些“理论”意味的陈述，只能显示书作者与他人的区别：他人者，即是孟德斯鸠、孔多塞、赫尔德、黑格尔、马克思等思想家；区别则在于那些人更“年长”且为大家。

在此，我们有必要讨论一下明氏之作是否属于“惊动世界之作”。在笔者所见的学界相关论说中，所谓《特性》之“国际上的巨大影响”，仿佛已经成了不刊之论。一般而论，“惊世之作”是指那些在世界范围产生巨大影响的作品。不可否认，《特性》1890年在上海结集成书之后，曾在美国和英国多次刊行，一版再版，成为英语世界有关中国的畅销书；而且时至20世纪20年代，此书依然是在华西人最喜爱的五本读物之一，这是《教务杂志》的说法^[38]。我们首先需要确认的是，英语世界不是整个世界（当时英语的影响也不像今天），教会不是整个社会。其次，《特性》是一本“关于中国的”读物，当时并未“惊动世界”。再次，此作当初之所以成书，是因为它在《字林西报》连载以后得到了在华西人和英美读者的欢迎；之后，它曾长期成为来华传教士的必读之作。这里牵涉到接受美学问题，也就是读者的需求与期待。对于这三个问题，辜鸿铭曾有一段精彩的论述：

在中国，那约翰·史密斯们极想成为凌驾于中国人之上的优越者，而阿瑟·史密斯牧师则为此写了一部书，最终证明他们确实比中国人优越得多。于是，阿瑟·史密斯牧师自然成为约翰·史密斯非常亲爱之人，他那本《中国人的特性》，也就成了约翰·史密斯的一部圣经。^[39]

应该说，辜鸿铭的这段话所说的意思是不难理解的，这是接受美学中谈论作者与读者关系的一个常见论点。另外，中国提及明氏之作的文章中常见罗斯福总统对史密斯的夸奖之辞，认为所赠之书《中国人的特性》“迥非它书所能比拟”^[40]。这可视为对赠书者表示谢意时的客套，亦可看作辜鸿铭所说的现象。而在英国，辜氏则援引了英国记者斯特德（W．Stead，1849—1912）的话：“正是约翰·史密斯和他的邻居现在统治着大英帝国。”^[41]《中国人的特性》在日本曾有涩江保译本《支那人气质》、白神彻译本《支那的性格》、关浩辅译本《支那人气质》三种，前者刊行于1896年，后两部译作发表于1940年。这两个时间在中日关系史上的意义是许多人都知道的；上引辜鸿铭之说同样适应于日本。另外，史密斯之作还有德、法、俄等译本，它们是否也有如同在英美或日本的同样命运，或如1903年作新社译本那样默默无闻，还有待进一步考证。总之，从笔者所见到的文献来看，所谓“国际上的巨大影响”，似乎还缺乏足够的凭据。世界上翻译成多种语言的三流作品或通俗读物是很常见的，它们很少能够“惊动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