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20世纪90年代起，一本百年旧书在中国又被人翻箱倒柜地拿出来重译或翻印，即美国传教士史密斯（中文名字明恩溥，Arthur Smith，1845—1932）的《中国人的特性》（Chinese Characteristics），笔者已经见到10个译本（不包括不同版本）[1]。这一狂译之势，让我想起形象学研究所探讨的形象基本形态中的一种范式：人们在建构他者形象或自我形象时，很懂得追求所谓“时代感”，或曰投其所好地满足受众的需求。这类形象的建构，似乎越是蹩脚和肤浅，越能畅销[2]。有些《中国人的特性》（下称《特性》）译本封面上的“广告词”当属“最高级”，现摘录两段如下：
世界上研究中国民族性最早、最详尽的著作，鲁迅先生力荐“立此存照”的惊世之作。（《中国人的人性》，中国和平出版社）
一部鲁迅先生力荐“立此存照”的书籍，一部逼真描述中国人德行的书籍，一位在华居住22年的美国人的惊动世界之作。（《中国人德行》，新世界出版社）
另有一些译本封底或编辑推荐也是颇为抢眼的，例如：“这部著作代表西方人一个时代的中国观。作者明恩溥曾在华传教和写作凡三十六年，他深入中国腹地，广泛接触了各阶层人群。他所总结和描绘的中国人的素质二十六条，是这方面最早最详尽最珍贵的研究。”（《中国人的素质》，学林出版社）“这是一本外国人了解中国的通俗读物，第一次出版距今已有115年，今天，许多外国人仍将此书作为他们了解中国人的首选读物。”（《文明与陋习：典型的中国人》，书海出版社）[3]
本来，张梦阳先生1980年从鲁迅研究的角度开始关注明恩溥，在《鲁迅研究资料》等刊物上发表译介文章[4]，以后又与人合作翻译全书，是有建设性意义的，并为后来不少译本做了“榜样”。为了认识西方的中国观，挖掘西人对中国历史和社会的记录，黄兴涛、杨念群在其主编的“西方的中国形象”系列丛书中推出此作，亦为开发历史文化史料的有益之举。但是，一本通俗读物在15年时间里，尤其是1995年之后出现诸多译本并一版再版，而且走俏至今，也许堪称中国译书史上的“传奇”。
据本人所掌握的材料和有限的阅读，《特性》既不是对所谓中国民族性最早的论述，也没有惊动世界。至于这本旧书是否逼真描述了中国人的特性，是否属于最珍贵的研究，这是见仁见智的问题，也是对所谓“国民性”的理解问题。诚然，伏尔泰（Voltaire）早就谈论esprit des nations（国民性），赫尔德（J．G．von Herder）亦有Volksgeist（民族性）之说；我们也不可否认共同的语言、文化和历史所造就的人的“共同体”。尽管如此，国际上的大量研究已经表明，我们似乎已经无法相信所谓“集体”特征或德行。陈旧的、18、19世纪盛行于欧美的“国民性”概念，至少在西方似乎早已过时，这或许是中国学界津津乐道于此概念的人所不知道或不愿知道的现实。我们不能排除西方依然存在“国民性”思维模式，但是一般而论，至少在西方学界，谁再拣起“国民性”概念，很可能会被人视为“无知”。尽管当代西方兴许还会有人把《特性》当作消遣读物，然而，“许多外国人仍将此书作为他们了解中国人的首选读物”似乎缺乏应有的考证。
《特性》曾以“Chinese Characteristics”为总题在《North－China Daily News》（《字林西报》，上海）陆续发表，1890年集印成书初版于上海[5]。日本涩江保1896年译本为《支那人气质》；1903年上海作新社出版的佚名译本《支那人之气质》由日译本转译而成（目前中国藏有原译本的图书馆屈指可数）。可是，至今还未发现当时对这个中国译本的直接评论和援引文字，以至于鲁迅那样的知书颇广的人还在临终前建议翻译此书。看来，这是当时“微不足道”的一个译本，也导致20世纪末“初版”全译本的说法。这本今天被不少人捧上天的书为什么长期湮没、无人问津，确实使人纳闷。这或许是史密斯崇拜者不太愿意考虑的问题，却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是谁造就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史密斯热”呢？看来原因并不全在《特性》本身。有学者认为《特性》的时兴“归根结底还在于其自身的历史文化内涵——它当年的风行程度实在远甚于今”[6]。我却以为归根结底为时代的变迁与读者的需求，“风行”国度的转移很能说明这一点：当时它在中国“默默无闻”！其影响几乎只局限于生活在中国的洋人圈内或在作者的故乡，以及“乡音”所及之处。辜鸿铭曾在1898年英译《论语》的一个注释中讥刺了明氏得以成名的“发现”，并在他的英文著作Spirit of Chinese People（《春秋大义》，又名《中国人的精神》，1915）[7]之“约汉·史密斯在中国”一章中唾骂亚瑟·史密斯的荒唐。提倡优生学的社会学家潘光旦似乎对明恩溥颇为欣赏，在《民族特性与民族卫生》（1937）一书的第二篇中节译和归纳了明氏的十五条“中国人的特性”[8]。所谓作品本身的“历史文化内涵”，今天与当初应该没有多大出入[9]。然而，今日中国推介明氏时的一大特色，常常是带倾向性地摘选前人的几句（包括有些不着边际的）话语放在封皮上做广告。
另有学者认为：“《中国人的性格》是西方人介绍与研究中国民族性格的最有影响的著作。这位博学、不无善意的传教士力图以公允的态度叙述中国。他有在中国生活22年的经验为他的叙述与评价担保，他看到中国人性格的多个侧面及其本相的暧昧性。”[10]明恩溥是否公允，各人可有不同的看法；不过，伊罗生（H．R．Isaacs）的读书印象应该是一个许多人共有的、不争的事实：《特性》“几乎完全浸没于恼怒和愤怒的弥漫基调之中，这种恼怒和愤怒针对的是不可理解的邪恶和恶劣，以及对中国人行事方法和中国人性格的迷惑”；中国人的“优秀品性绝不会占主导地位，除非他们［……］彻底采纳外国人带来的福音”[11]。明恩溥写作此书的“22年”（当为18年，明氏1872年来华，1890年《特性》成书，不是许多“版本”所说的1894年成书）中国经历是他本人以及崇拜者深谙的一个“卖点”，也是所谓“逼真描述”的“凭据”。但是我以为，人们对所要看的及所要写的东西的选择（不写什么，写什么，怎么写），往往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例如心理因素和世界观的因素，还有异乡经历的好坏等。换句话说，人们赞扬什么，拒绝什么，以及最终所获得的他国形象的好与坏，永远都是一个诠释问题亦即价值判断问题，常常与生活时间的长短没有多大关系。且以为中西文化交流做出重大贡献的德国传教士卫礼贤（R．Wilhelm）为例，他的主要活动地也在明恩溥“蹲点”的山东，他有25年的中国生活经历作“担保”，其充满历史感和文化底蕴的《中国灵魂》（1926）[12]所呈现的中国人特性与明氏版本截然相反[13]。社会学家李景汉说“明氏虽然把中国民族种种特性一一提出，却没有说明其原因”[14]，恐怕与明恩溥的中国历史文化功底有关，也与他对中国的认识有关：他以为拯救中国的唯一灵丹妙药是基督教的引进。卫氏的中国观，或许也与他的中国经历和世界观有关：这个传教士回国之后曾不无得意地对人说，他在中国没有给一个人洗过礼，反而被中国文化所陶醉[15]。两者的差别当然也与时代有关：前者产生于帝国主义鼎盛时期，后者产生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施本格勒（O．Spengler）之《西方的没落》（1918／1922）成为流行语的那个“颓废”年代。
当今的“史密斯热”或许首先得感谢鲁迅（他是各出版社和书商推销此书的最大广告牌），也得感谢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热中掀起的民族性或国民性改造热潮以及“鲁迅热”，感谢众多读者虔诚的国民性信仰以及真诚的自我文化批判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