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荣格借鉴和吸收中国思想的最直接的来源，是他同“智慧学派”的交往，尤其是凯瑟林和卫礼贤的著述对他的深刻影响。凯瑟林以尼采精神猛烈抨击现代“客观性”、“技能文化”和“欧洲精神”，只注重物质世界，将人变成技术的奴隶，摧残人的心灵。他的纲领性著述《什么是我们的当务之急，我要做什么》开篇便说：“毫无疑问，欧洲文化及其对人类发展的重要性将寿终正寝。”[24]他带着施本格勒（O．Spengler）《西方的没落》（1918／1922）之感受预言道：“宗教性、道德性以及所有心灵依托受到消亡的威胁。”他坚信西方世界不可能自己走出危机，一再呼吁“精神与灵魂的重圆”，并视之为拯救欧洲的唯一方法：“我们的当务之急是重新综合精神与灵魂。”在凯瑟林看来，现代西方人只有达到中世纪的人或东方人曾经达到的境界那样，才能在更高的意识层面上得到“修复”[25]。他所说的东方，首先是指中国：
中国造就了迄今最完美的、却以平常面貌表现出来的人，而这样的成就主要在于中国人在其保守的总体状况中，将心灵品质置于精神品质之上；当然其精神也很高贵。在那里，民族的完美程度要求把智慧表现为典雅，美被看作衡量内涵的标尺，道德性则体现出教养程度。尤其是生活这个中心问题被置入道德性之中，一切都确实以本质为中心。中国那种不知比英国高出多少倍的巨大引力，证明其重心是在正确的位置上。[26]
以上文字也几乎可以视为《一个哲学家的旅行日记》的主要思想。凯瑟林在这部轰动一时的著作中谈论“中国灵魂”时说：“我们的政治文化是受外在制约的，是一个强迫个体安分守己的体系所带来的结果，而不是心灵所生；其延续也与心灵无关。中国人的政治文化则依托于内在涵养。”[27]尤其在《创造性认识》（1922）一书中，作者详尽探讨了“人本文化”（Seinskultur）和“技能文化”（Könnenskultur），并得出结论说：“如同现代西方创造了迄今最高的技能文化，古老的中国创造了迄今最高的人本文化。”[28]凯瑟林所期待的是“人本文化”与“技能文化”的融合。
前文援引凯瑟林对西方近现代文明的批判，旨在更好地理解荣格评论《金华秘旨》的基本思想。他所看到的也是中国精神的原发性，中国思维的人本性和本真性：“中国人的洞见根植于最纯粹的、真实的、实在的生活，源于那远古的、与最深层的本能密切相关的中国文化生活。这是我们永远无法模仿的，”因为“西方文化本身已经百病缠身”。[29]中国人的本真性是什么呢？
为了获得解脱，这些人究竟做了什么呢？就我所知，他们什么也没有做（无为），而是听其自然，就像吕祖所传授的那样：人不放弃自己的常事，仅按其本身规律运转。放任自流、无为而为，这也是埃克哈特主张的听之任之。这些成了我打开通向道之大门的钥匙：人在心理上一定要能做到顺其自然。对我们来说，这确实是一门真正的艺术，一门许多人一无所知的艺术。他们的意识总是处在帮助、修正、否定的劳作中，无论如何也不会让心理得到片刻的安宁。[30]
这部文献依托于千年之久的古老文化，这一文化有机地建立在原始本能的基础之上，因而在它那里，开化未久的、野蛮的日耳曼人所拥有的那种暴力伦理完全是陌生的，也不存在对本能的粗暴压制，而这种压制却歇斯底里地充斥并毒害着我们的精神。随本能生活的人，也能离开本能，而且同他顺应本能一样自然。假如我们逐字逐句地追随中国教导，那么，本书便成了我们所追求的、英雄式的自我征服。事实完全不是这样。[31]
在此，我们可以用卫礼贤著名的《中国灵魂》（1926）中的一段话来同荣格的观点做对照：
中国的生活智慧是拯救当代欧洲的良药。这是因为（虽然听起来很奇特）中国古老的生活智慧具有童年的力量。虽然中华民族极其古老，但并未暮气沉沉，而是如同孩子一样天真无邪地活着。这种天真无邪绝不是无知和原始。这是一种扎根于生存本源、喷涌生命源泉的天真无邪。因此，中国人首先考虑的，不是他的作为和贡献，而是本质的力量。这种生存不是没有生气的，而是生气勃勃的具体现实。无意中体现出自然而然的、毫不做作的状态，其作用更为强大，让人安宁而从容。[32]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的欧洲人渴望外界与心灵的真正和谐，无疑是对“疲于奔命”[33]的彻底否定。对那个时代的许多人来说，中国的“人本文化”和生活哲学几乎是拯救欧洲的灵丹妙药。荣格看到了欧洲人的两条出路：中国人可以用他们的整个文化做担保，他们所走的漫长路程也是其所能做的最佳选择。而西方人没有担保可言，在精神、伦理和宗教领域，一切都在与自己对着干；人们失去了平衡，而且被失重感和虚脱感所困扰。于是，要么模仿中国，这是一条比较简单的路；要么重回中世纪，这是一条比较艰难的路[34]。不过，荣格自己的选择是很明确的：
我们已经着手创建一门心理学亦即一种科学，它会给我们一把钥匙，解读东方仅仅借助非正常心灵状态已经发现的事物。[35]
所谓“非正常心灵状态”，就是把心念集中于最深层的“光”（“金华”），从而使人从外部和心灵的一切纠缠中解脱出来，从感情和理智的一切纠缠中解脱出来，这是一种“解放”的感觉[36]。荣格用内丹学中“光”的意象，展现集体无意识的深层状态，尤其是“自性”（德：Selbst；英：self）的圆满境界，而“道”则是集体无意识之最完满的原始意象。这也应该是人类共有的：“正如人体的构造具有超越所有种族差异的共性，心理也有超越所有文化差异和意识差异的共同根基，我曾称此根基为集体无意识。这种全人类共有的无意识心理，不是由可以意识的内容组成的，而是各种能够导致某些相同反应的潜在素因。”[37]
荣格对《太乙金华宗旨》能够译成德语感到庆幸，卫礼贤没有让这一充满高见的珍宝消失在专家学者的书案之中，或者成为汉学家卖弄学识的资本[38]。
卫礼贤具有不囿于本行的人才有的风范，这使他的学识与人类连在一起，而且始终如此。否则，他怎能彻底摆脱欧洲人甚或传教士的狭隘视野呢？怎能在刚接触到中国灵魂的秘密，就感觉到其中深藏着对我们来说十分珍贵的东西，并为这一瑰宝而放弃他的欧洲成见呢？
正是卫礼贤从东方给我们带来了新的光明，他意识到了这一文化使命，清楚地知道东方对诊治我们的精神痛苦能够给予多少。
在欧洲人说教的嘈杂喧嚣声中，卫礼贤这位中国使者让人领略了他质朴的语言，这是纯粹的善事。人们可以发现，他的语言受到草木一般质朴的中国精神的熏陶，其深刻性能够体现在朴实的语言之中。它让人看到伟大真理的平易之处，深刻道理的简单之处；它把金华幽香带到我们这里。它轻缓地在西方的土壤里移植了一株嫩苗，让我们在骄横狂妄所引起的长久痉挛之后，能对生命和意义有一种新的感受。[39]
【注释】
[1]荣格：《纪念卫礼贤》，见荣格、卫礼贤编：《金华秘旨——一部中国的生活之书》修订二版，第Ⅺ页（C．G．Jung，“Zum Gedächtnis Richard Wilhelms”，in Das Geheimnis der goldenen Blüte．Ein chinesisches Lebensbuch，übersetzt und erläutert von Richard Wilhelm，mit einem europäischen Kommentar von C．G．Jung，Zürich：Rascher，1938）。
[2]李约瑟：《中国之科学与文明》（十五），陈立夫主译，台北：商务印书馆，1985年，第223、233页。
[3]（1）（清）邵志琳编《吕祖全书》第六十四卷第二十七册、第四十九卷第二十三册：《先天虚无太乙金华宗旨》；（2）（清）陈谋编并修补《吕祖全书宗正》第十八卷第九册、第十卷第七册：《先天虚无太乙金华宗旨》；（3）（清）蒋元庭（予蒲）编《全书正宗》第十六卷、第二卷：《孚佑上帝天仙金华宗旨》；（4）（清）蒋元庭（予蒲）编《道藏辑要》（室集），《金华宗旨》（道藏辑要）；（5）（清）闵一得编《道藏续编》二十三种（四册）第一种（第一册）：《吕祖师先天虚无太一金华宗旨》；（6）姚济苍（合道子）编印《太乙金华宗旨》（书名为《长生术》）；（7）慧真子编印并注《太乙金华宗旨》（书名为《长生术续命方合刊》）。参见艾斯波西多：《清代金盖山龙门派的成立与〈金华宗旨〉》（Monica Esposito，“The Secret of the Golden Flower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Longmen Lineage at Mt．Jin’gai during the Qing Dynasty”，见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中国宗教文献研究国际シンポジウム报告书》（Dec．2004），第259—274页。另见景海峰：《试析荣格评论〈太乙金华宗旨〉的意义》，《中国哲学史》1999年第3期，第105页，注⑤。
[4]卫礼贤之妻萨洛莫·威廉编：《卫礼贤——中国与欧洲的精神中介人》，第366页，以及萨洛莫·威廉为该书德文第5版所写的序言，见卫礼贤、荣格：《金华养生秘旨与分析心理学》，通山译，东方出版社，1993年，第11—12页。另参见通山译本的“中译者说明”。
[5]参见克利雷翻译并注释的《金华秘旨——一部古代中国的生活之书》“导言”，载克利雷译《道家经典》卷三，波斯顿：Shambhala，2000年，第276页（Thomas F．Cleary，The Secret of the Golden Flower：The Classic Chinese Book of Life［Introduction］，in The Taoist Classics，trans．by Thomas F．Cleary，Vol．Three，Boston：Shambhala，2000）。
[6]《太乙金华宗旨》诸多版本在辗转誊抄过程中产生的一些差异是不可否认的，但是两个道派系统的版本除第一章外，其他各章的文字大致相同。
[7]荣格、卫礼贤编：“荣格评论”，《金华秘旨——一部中国的生活之书》，第65页。
[8]张钦：《内丹学的西传及对分析心理学的影响》，《宗教学研究》1999年第2期，第27页。
[9]荣格、卫礼贤编：《金华秘旨——一部中国的生活之书》“荣格评论”中的“基本概念”章节。
[10]荣格：《纪念卫礼贤》，见荣格、卫礼贤编：《金华秘旨——一部中国的生活之书》修订二版，第XV页。
[11]库齐乌斯：《赫尔曼·凯瑟林伯爵》，《残缺的雕像：作品拾遗》，斯图加特：DVA，1957年，第247页：“作为真正的、精神界的唐吉诃德，凯瑟林在他的所有著述中与丧失灵魂的当代亦即虚无主义所带来的灾难作斗争，鞭笞各种精神的代用品，它们要么属于欧洲遗产，要么源于匆促的日常生活。”（Ludwig Curtius，“Graf Hermann Keyserling”，in ders．，Torso．Verstreute und nachgelassene Schriften，Stuttgart：DVA，1957）
[12]Richard Wilhelm，Chinesische Lebensweisheit，Darmstadt：Otto Reichl，1922．
[13]卫礼贤：《我与荣格在中国的相遇》，转引自萨洛莫·威廉编：《卫礼贤——中国与欧洲的精神中介人》，杜塞尔多夫、科隆：Eugen Diederichs，1956年，第370—372页（Richard Wilhelm．Der geistige Mittler zwischen China und Europa，hrsg．von Salome Wilhelm，Düsseldorf－Köln：Eugen Diederichs，1956）。
[14]荣格、卫礼贤编：《金华秘旨——一部中国的生活之书》修订二版“前言”，卫礼贤翻译并注释，荣格评论，苏黎世：Rascher，1938年，第Ⅴ—Ⅶ页。
[15]诺斯替教（Gnosticism），或称灵智派、灵知派、神知派。罗马帝国时期在地中海东部沿岸各地流行的一种秘传宗教。起源于公元1世纪，盛行于2—3世纪。早期基督教建立了教义神学之后，诺斯替思想即被斥为“异端”而不断遭到排斥和清除，但是它在西方神秘主义传统中总是时隐时现。
[16]卫礼贤、荣格：《金华养生秘旨与分析心理学·英译者前言》，通山译，东方出版社，1993年，第3—4页。
[17]荣格：《回忆，梦，思考》，亚菲记述并编写，苏黎世、斯图加特：Rascher，1962年，第201页（Erinnerungen，Träume，Gedanken von C．G．Jung，aufgezeichnet und herausgegeben von Aniela Jaffe，Zürich und Stuttgart：Rascher，1962）。——曼荼罗（Mandala），梵文原意“圆圈”，在古代印度指疆土和祭坛，后来演化为复杂的、依一定方式配列的图样。荣格用它来描绘各种圆满的意象，并认为道教的“道”是“集体无意识”最为完满的一种原始意象，印证了曼荼罗象征的圆满性。环流（Umkreisung der Mitte），指沿圆周的运动，也标志着对圣境的界定。太阳获得活力之后开始它的行程，道开始运转便主宰万物。周围的一切都服从中心的指令。
[18]荣格：《纪念卫礼贤》，见荣格、卫礼贤编：《金华秘旨——一部中国的生活之书》修订二版，第ⅩⅧ页。
[19]同上书，第81页。
[20]荣格、卫礼贤编：“荣格评论”，《金华秘旨——一部中国的生活之书》，第4—5页。
[21]同上书，第7—8页。
[22]景海峰：《试析荣格评论〈太乙金华宗旨〉的意义》，《中国哲学史》1999年第3期，第110—111页。
[23]荣格、卫礼贤编：《金华秘旨——一部中国的生活之书》“荣格评论”，第57页。
[24]凯瑟林：《什么是我们的当务之急，我要做什么》，《哲学作为艺术》，达姆施塔特：Otto Reichl，1920年，第257页（Hermann Keyserling，“Was uns not tut，was ich will”，in ders．，Philosophie als Kunst，Darmstadt：Otto Reichl，1920）。
[25]同上书，第257、264、279页。
[26]凯瑟林：《什么是我们的当务之急，我要做什么》，第267—268页。
[27]凯瑟林：《一个哲学家的旅行日记》，慕尼黑、维也纳：Langen Müller，1980年，第409页（Hermann Keyserling，Das Reisetagebuch eines Philosophen〔1918／1919〕，München／Wien：Langen Müller，1980）。
[28]凯瑟林：《创造性认识》，达姆施塔特：Otto Reichl，1922年，第221页（Hermann Keyserling，Schöpferische Erkenntnis，Darmstadt：Otto Reichl，1922）。
[29]荣格、卫礼贤编：“荣格评论”，《金华秘旨——一部中国的生活之书》，第4页。
[30]荣格、卫礼贤编：“荣格评论”，《金华秘旨——一部中国的生活之书》，第15页。埃克哈特（Meister Eckhart，1260—1327），中世纪德意志神秘主义思辨神学家。
[31]荣格、卫礼贤编：“荣格评论”，同上书，第53页。
[32]卫礼贤：《中国灵魂》，法兰克福：Insel，1980年，第434页（Richard Wilhelm，Die Seele Chinas，Frankfurt：Insel，1980）。
[33]荣格：《纪念卫礼贤》，见荣格、卫礼贤编：《金华秘旨——一部中国的生活之书》修订二版，第ⅩⅥ页。
[34]荣格、卫礼贤编：“荣格评论”，《金华秘旨——一部中国的生活之书》，第18页。
[35]同上书，第48页。
[36]同上书，第31、49页。
[37]同上书，第8页。
[38]同上书，第1页。
[39]荣格：《纪念卫礼贤》，见荣格、卫礼贤编：《金华秘旨——一部中国的生活之书》修订二版，第Ⅸ、す—よ、ⅩⅥ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