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部：麻痹之美
由于人们容易被花容月貌吸引，因此会去探寻美丽的缘由，而其中的奥秘更是令人魂萦梦牵。
——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蒙田》（Montaigne）
现在回想起在医学院上解剖课时，我们接触的尸体大部分是面部皮糙肉厚的老年男性。虽然皮肤的质地就像兽皮一样坚韧，但是在其下面的肌肉却纤细精致：橙红色的肌纤维就穿行于皮下脂肪层之间。而我在分离表情肌的时候需要小心谨慎，稍不留神就会将其与皮肤同时剥离。
其实每具尸体之间都存在差异。虽然人在去世后面部皮肤会变得松弛，但是表情肌的特征却能够反映人在世时的状态。其中颧大肌与颧小肌的差异最为明显，而它们的作用是上提嘴角露出笑容。有时候这些厚实强健的肌肉反映了逝者充满欢笑的生活，而那些萎缩成索条状的颧肌则是岁月沧桑的写照。除此之外，面部发育也偶尔会出现不对称的情况，提示患者可能出现过中风或者贝尔麻痹（受损神经导致单侧面神经麻痹）。
当然其他面部肌肉的形态也有助于了解逝者生前的性格特点。例如：皱眉肌（corrugator supercilli）异常发达提示此人经常横眉立目，而由此衍生出具有傲慢之意的形容词“supercilious”。尽管上唇鼻翼提肌的体积很小，但是根据这一长串拉丁语的字面含义不难理解，该肌肉可以提升上唇并且在咆哮时扩张鼻孔。眼轮匝肌呈向心性分布的纤维就像环绕眼睛的土星环，其功能不只是通过眨眼保护眼球表面那么简单，该肌肉用力收缩时可以眯起眼睛以抵御阳光的照射。此外，眼轮匝肌还能够让眼角出现皱褶，产生“鱼尾纹”。由于存在个体差异，因此有些人的眨眼习惯为双侧同步进行，而另外一些人则表现为单侧瞬目。额肌在人们感到恐惧或者沮丧时会让眉毛抬起，并且也是造成额头皱纹如同五线谱的原因。口轮匝肌收缩时可以聚拢嘴唇呈接吻状，而降口角肌下拉嘴角的功能也与皱眉有关。无独有偶，我就曾经在解剖尸体时发现过皱眉肌高度变形的案例。
当我在医学院负责解剖课带教工作时，职责之一就是帮助医学生了解中风或面神经麻痹患者的临床表现，并且为日后从事保妥适（A型肉毒素）注射、面部提升或面部整形的人员奠定基础。总而言之，尽管我参与了大约二三十例尸体的面部解剖过程，但是从未忘记医学赋予的神圣使命。展现面部结构的组织学层次是一个由表及里的过程，而本次旅途的起点始于曾经靓丽的肌肤，终点止于象征死亡的颅骨。鉴于面部肌肉纤巧浮薄，因此在操作时要注意动作轻柔并且尊重逝者的亡灵。
查尔斯·贝尔（Charles Bell）绘制，收录于《论艺术与面部表情的解剖与哲学关系》 （Essays on the anatomy and philosophy of expression as connected with the fine arts），1844年出版
列奥纳多·达·芬奇是一位佛罗伦萨律师的私生子，他于15世纪末期在米兰开启了艺术人生。达·芬奇对于人物面部表情的思考与观察可谓登峰造极，其作品的魅力则延续了数个世纪之久。作为一名画家与绘图师，达·芬奇十分看重人物表情的精准呈现，并且意识到肖像画家只有了解面部肌肉运动的规律才能卓尔不群。此外，他还认为肌肉能够与灵魂直接相通，因此肢体语言也可视为人类精神活动的外在表现：“关节受控于神经，神经被肌肉支配，肌肉为肌腱左右，肌腱是共通感的外延。而共通感就是灵魂基座。”
1489年前后，达·芬奇受赞助人的委托开始酝酿为其父亲米兰公爵弗朗西斯科·斯福尔扎（Francesco Sforza）制作纪念雕像[1]，但是这并不耽误他忙里偷闲整理解剖学论文的注释。当时的达·芬奇志存高远，而其手稿也反映了他在研究人体奥秘时展现出的创意与智慧。达·芬奇希望这篇论文能够解释避孕、怀孕、正常分娩、早产、儿童生长、成年人正常身体结构、男女面相，以及静脉、神经、肌肉和骨骼解剖等问题。于是他提出面部表情变化对于理解人类境况具有重要意义：“现在只需要四张绘画作品就能够反映人类的四种基本境况：例如，喜悦表现为欢笑的同时反映了事出有因；悲伤通过哭泣宣泄的背后也存在各种缘由；战争意味着不同形式的杀戮；而其他内容还包括逃避、恐惧、暴行、鲁莽以及谋杀等行为。”对于达·芬奇来说，他可以通过分析表达情感的肌肉运动来理解其本源。达·芬奇不喜欢在创作时粉饰平庸的美丽：他希望能捕捉到真实的面部表情与运动，而并不在乎这些人物的相貌美丑，如果能发现异乎寻常的表情，那么他就会感到心满意足。从事解剖研究似乎让人更为接近上帝：“你们眼前的作品是大自然精妙绝伦的体现……如果你们能够体会到其中的匠心独运，那么就可以领悟到深藏不露的艺术精髓。”
达·芬奇在后期作品《蒙娜丽莎》（Mona Lisa）中将人物面部表情的细微之处展现得惟妙惟肖。早在1490年初，达·芬奇就在米兰一座修道院的工作室中尝试了这种探索，他在餐厅的墙壁上完成了不朽名作《最后的晚餐》（The Last Supper）。虽然在文艺复兴时期还有其他作者创作了类似画作，但是这些作品在艺术表现上墨守成规，只是简单描绘了十二门徒面无表情地享用晚餐的场景。为了生动展现人物内心世界与表情变化的关系，达·芬奇选择了逾越节（Passover）晚餐这个特殊的时间点——当时耶稣对十二门徒宣布：“你们中有人要出卖我。”
耶稣的这句话让在座的门徒大惊失色，他们的脸上呈现出十二种神态迥异的表情，而我们可以按照三位一组的规律将其分为四组。[2]达·芬奇希望能够充分展现他们面部表情的巨大差异，在画作中的十三位人物中，位于读者视线最左侧的巴多罗买尤为引人注目。他从座位上跳了起来，双手用力撑在桌子上，似乎在疑惑中怒目而视，并且在愤怒时眉头紧锁。安德烈是作品中左起第三位人物，他举起双手掌心向外以示清白，而眉头上扬则反映出内心的沮丧。
贾姆皮特里诺（Giampietrino）复绘的《最后的晚餐》左侧
紧挨着耶稣左侧的人物是一脸茫然的多马，他的表情在降口角肌的作用下显得异常凝重。画中多马的食指朝向天花板，而几天后在耶稣复活时，他曾将信将疑地用这根手指来探查耶稣身上的伤口。坐在耶稣右侧的人物是老雅各布（James the Greater），这场飞来横祸彻底打破了他内心的平静，他在怒气冲冲摊开双臂的时候，眼神忧郁且眉头不展。
贾姆皮特里诺复绘的《最后的晚餐》右侧
据说达·芬奇在创作《最后的晚餐》时参考的人物原型均为当时米兰的社会精英，而这幅作品的价值已经远远超出了记述福音故事或者描摹纪念肖像的范畴，他通过塑造面部表情诠释了人物情感的风云变幻。与达·芬奇同时期的传记作家乔治·瓦萨里（Giorgio Vasari）在其作品中描述道：达·芬奇经常会出没于大街小巷，他对于那些相貌丑陋、面目狰狞或者稀奇古怪的人非常感兴趣，尤其希望能够瞥见他们展现出极端表情的那一刻。他有时甚至会乐此不疲地一路尾随观察对象直到郊外才止步。
1499年，达·芬奇在米兰期间曾卷入一场政治风暴，他被迫离开正在遭受法国入侵的米兰公国去避难。达·芬奇曾经跟随赞助人来到曼图亚（Mantua）、威尼斯、佛罗伦萨以及罗马等地。大约在1510年至1511年冬季，达·芬奇重新回到了意大利北方，受聘于米兰南部城市帕维亚（Pavia）的大学与医学院。此时距他初步开始解剖学研究已经过去20年，现在达·芬奇终于可以信心十足地去实现这份雄心壮志。在人工制冷技术问世前，由于夏季高温会让尸体迅速腐烂，因此解剖工作只能在冬季开展。达·芬奇在帕维亚不仅可以从医院获取数量充足的尸体标本，他还得到了帕维亚大学解剖学教授马肯托尼欧·黛拉·托雷（Marcantonio della Torre）的自愿资助。尽管许多当年在帕维亚完成的解剖学素描图已经失传，但是我们依然可以从保留下来的那一小部分作品中领略其风采。作为解剖学家与制图师，达·芬奇在创作中将视觉、想象以及才能运用至登峰造极的水平。他在解剖学研究中力求客观反映人体构造而并非主观臆测。在达·芬奇看来，人体就是上帝造物的完美化身。
达·芬奇在某页笔记中详尽描述了面部表情肌的功能结构，并且在15年后将这些心得体会用于绘制《最后的晚餐》。其中导致安德烈前额皮肤紧皱的额肌被标记为“恐惧之肌”。此外，巴多罗买、彼得与老雅各布在眉宇间均表现出愤怒的咆哮，而造成这种结果的上唇鼻翼提肌被标记为“愤怒之肌”。达·芬奇在解剖素描图空白处写道：“根据皮肤、组织以及面部肌肉的运动情况，我们尚不能确定这些肌肉运动是否与颅神经支配有关。”他认为面部肌肉可以分成两类：那些粗壮强劲的咀嚼肌由第五对颅神经（三叉神经）驾驭，而那些纤细柔弱的表情肌则由第七对颅神经控制。[3]
第七对颅神经（面神经）与支配听力和平衡的神经伴行在一起，沿大脑半球下方走行并且穿越耳后颅骨到达面部。面神经在途经下颌角下方穿过腮腺（最大的唾液腺）时分为五支，然后呈放射状分布支配表情肌的运动。每位医学生都不会忘记Two Zombies Buggered My Cat（两具僵尸累垮我的猫）这句口诀，其中字母T、 Z、 B、M、C分别代表颞支（Temporal）、颧支（Zygomatic）、颊支（Buccal）、下颌缘支（Mandibular）与颈支（Cervical）。牢记上述分支的解剖部位不仅在处理面部创伤时具有指导意义，而且也可以帮助我们领会面神经麻痹患者出现表情肌运动障碍的原理。
我初次遇到埃米莉·帕金森的时候正好在急诊值班，而她半小时前从位于市中心的办公室打电话预约就诊。身为会计师的埃米莉平日里既要忙于工作还要照料两个年幼的孩子。这天清早醒来时，她明显感到左半张脸不听使唤。埃米莉起床后在卫生间的镜子里看到了自己的样子：除了左侧眼袋轻度下垂之外，她还发现在试图微笑时左侧脸部肌肉运动明显比右侧迟缓。埃米莉以为这是睡觉时面部受压的结果，于是便下楼去准备早餐，她对丈夫说：“你看我这半张脸都睡成这样了。”
埃米莉的丈夫耸耸肩说道：“也许是压迫神经了吧。”
埃米莉在开车上班途中扫了一眼反光镜，她随即意识到脸部的问题根本没有缓解，甚至可以说是越来越严重。当埃米莉心烦意乱地来到办公室时，秘书在看见她后发出一声惊呼：“你的脸怎么了？看上去好像得了中风。”而埃米莉在听到这番话后不禁泪如雨下。
埃米莉在那天早上好不容易才化好了妆，但是她的左侧眼角不停地流泪，把睫毛膏都弄花了。在过去的40年中，由于颧部肌肉的牵拉作用，埃米莉的面部皮肤留下两道皱褶，然而现在她右侧面部的法令纹明显加深，同时左侧面部的法令纹几乎消失。以前，埃米莉在说话时会露出两个像括号一样对称的酒窝，但是这时只有右侧酒窝的形态还勉强维持着。
我请埃米莉做龇牙的动作，以便观察其右侧嘴角的运动情况，然而她的左侧面部随着笑线弧度增大几乎没有反应。尽管她的左侧额纹基本消失，但是表情却显得呆板生硬。此外，埃米莉的左眼也不能正常闭合。此时要进行的最后一项检查是抬眉运动：埃米莉的右侧眉毛可以迅速跃起，可是左侧眉毛只是略微抽动。
现在看来埃米莉的额肌确实不同寻常。解剖学研究发现，人体中的大部分肌肉由对侧大脑支配，例如右上肢的运动就会受到左侧大脑半球的控制。然而额肌却是个例外，左右两侧大脑可以支配任何一侧的额肌。假设患者因中风丧失了一侧大脑半球的功能，那么其双侧抬眉运动并不会受到影响，但是如果一侧面神经出现异常，那么额肌运动将彻底瘫痪。对于埃米莉来说，尽管她的左侧额肌停止运动，但是可以排除中风的可能。
“既然没有中风，那我到底是怎么了？”埃米莉问道。
我对她解释道：“贝尔麻痹是导致你发生面瘫的罪魁祸首，而这种疾病会影响支配面部表情的神经。不过绝大多数患者会在发病几周后逐渐好转。”我特意在此停顿了一下，希望能够帮助她恢复信心。“虽然目前关于贝尔麻痹的确切病因并不清楚，但是由于控制面部肌肉运动的神经需要穿过耳后方一条狭长的骨性隧道，因此即便是轻微的炎症也会产生足够的压力使其功能出现异常。”
“那我该怎么办呢？”
“你需要在接下来的10天里口服类固醇激素，这种药物可以抑制神经周围的水肿。与此同时，我还建议你佩戴眼罩来保护左眼。”
“为什么让我戴眼罩呢？”
我告诉埃米莉：“如果麻痹症状持续加重，那么你很可能将无法眨眼。”
阿那克萨哥拉（Anaxagoras）是古希腊著名哲学家，曾经有人问他如何证实自己已降临尘世，他回答道：“引首以望可见璀璨星空。”根据文艺复兴时期人们的观点，面部仰视是人类的重要特征。[4]相比那些面部为毛发覆盖的祖先来说，人类的发际线将原本裸露的颜面进行了重新划分，因此我们在远处就可以辨别彼此的表情变化。除此之外，人类眼白占据的比例较其他哺乳动物更为突出，而这样可以便于观察对方眼神与眼睑的细微变化。在感官世界里，面部是我们最关注的部分。从古至今，关于面部表情变化的描述经常出现在各种文学作品中：莎士比亚曾在十四行诗中写下“当四十个冬天围攻你的朱颜/在你美的园地挖下深的战壕”；[5]而当代英国作家伊恩·辛克莱尔（lain Sinclair）则将皱纹横生的面部比喻为“长期泡在浴缸里的痔疮垫”。由于面部表情在沟通交流中具有重要意义，因此贝尔麻痹产生的后果远不只尴尬那么简单，它甚至会对患者的社交产生灾难性的后果。
贝尔麻痹得名于查尔斯·贝尔，他是一位19世纪的外科医生与解剖学家，曾经致力于研究第七对颅神经的走行。贝尔出身于爱丁堡的名门望族：他的父亲是一名牧师，而在其三位兄长中，两位是法学教授，另外一位则是当时大名鼎鼎的外科医生约翰·贝尔（John Bell）。查尔斯讨厌上学，但是热爱绘画，于是母亲不得不聘请家教来指导他临摹古典与文艺复兴时期艺术家的作品。(https://www.daowen.com)
1792年，18岁的查尔斯正式拜师约翰踏入医学殿堂。鉴于当时的解剖学插图绘制十分粗糙，因此贝尔冷嘲热讽地将骨骼与肌肉比喻为篱笆桩和破布。现在查尔斯与约翰齐心合力准备在“系统解剖”领域开辟一片新天地，而他也把早年模仿文艺复兴时期名家作品的灵感融入其中。
1809年，拿破仑战争席卷了欧洲，而贝尔正在伦敦从事外科与解剖学工作。那时英军有5000名伤员从西班牙的科伦纳（Corunna）撤回本土。贝尔在闻讯后赶到朴次茅斯帮助救治这些战争幸存者。他夜以继日地忙于为伤员截除坏死肢体，从伤口中取出弹片，以及切除坏死组织。与此同时，贝尔还在手术之余详细记录下痛苦万状的破伤风、腹部利器伤，以及上肢、胸部与阴囊枪伤患者的临床表现。
1815年，滑铁卢战役爆发的消息传到伦敦，贝尔随即起身前往布鲁塞尔帮助救治伤员。他在信中写道：“我简直无法用语言来形容这种人间地狱造成的满目疮痍。”贝尔此次绘制的素描内容更加翔实，似乎他已经置身于残酷的战争之中。此外，他还将作品中涉及的士兵肖像附上实名予以详述。现今保留下来的贝尔素描作品共有45幅，其中两幅描绘面部创伤的画作令人印象深刻，也许当时贝尔曾经仔细检查过这些表情痛苦的伤者面部神经的受损情况。其中一幅作品显示，从一名士兵太阳穴处射入的火枪弹丸将双侧眼眶以及鼻梁后的组织全部击碎。而另一幅作品则展现了子弹对于某位男子左侧面颊造成的损伤。如果他们未能得到正确的手术治疗，那么上述伤者恐怕难以生还。但即便是侥幸逃过一劫，其面部毁损所带来的痛苦也将相伴终生。
查尔斯·贝尔描绘了一位头部受伤士兵的痛苦表情，并在旁边注明该战役发生在滑铁卢
我将埃米莉转诊至耳鼻喉科医生那里继续治疗，他们也认为口服类固醇激素是现阶段唯一有效的方法。1周之后，埃米莉的面神经麻痹症状仍在持续加重，同时她的情绪也跌到了谷底。当我登门去了解埃米莉的恢复情况时，我注意到她在讲话时手指会频繁地将头发拨向前方并试图遮盖患侧面部。埃米莉无奈地表示道：“左眼持续流泪让我没法回去工作，好像我整天就是为了失去这半张脸而痛哭流涕。”
2周以后，埃米莉的病情既没有恶化也未见缓解，可她还是不愿重返工作岗位。她对此解释说：“每个人都会用异样的眼神盯着我，这种关注让我无法忍受。”在确诊6周之后，埃米莉感到嘴角恢复了一丝颤动。她对我说：“尽管现在流口水的情况有所缓解，但是左眼还在持续流泪。”
我安慰埃米莉：“你需要再耐心等一段时间，几乎所有贝尔麻痹症患者都可以完全恢复。”
3个月之后，她的面部康复情况似乎已经停滞不前。到了6个月的时候，我们认为埃米莉的面神经麻痹症状不会再改善了。而在此期间，她没有去上班也很少出门。与此同时，埃米莉还改变了发型，她留起了头发帘用来遮挡左脸。她告诉我：“我不忍心孩子们被这张脸吓到。”
我对埃米莉说：“我会跟整形外科医生就你的病情沟通一下，他们或许有办法让部分麻痹的肌肉收紧。就像你提到的保妥适，有时也用于正常人的面部除皱。”
“你的意思是他们要以毒攻毒吗？”
由于神经受到损伤后很难恢复正常功能，因此我并不确定他们是否能解决埃米莉的问题。但是为了让面部表情恢复常态，最有效的手段就是采用保妥适来麻痹健侧的面部肌肉。我对此解释道：“没错，我知道这种治疗手段听起来很怪异，但是这会让你的左右脸看起来更加对称。”
贝尔曾经立下雄心壮志要成为一代外科名医，并且最终在神经系统解剖领域成为那个年代的佼佼者，而这一切其实均源自他对于完美艺术的不懈追求。在滑铁卢战役爆发前多年，当贝尔为《系统解剖》绘制插图时就已经痴迷于人类表情的研究，而早于贝尔三个世纪的列奥纳多·达·芬奇也有此类计划。贝尔后来根据其研究成果整理出版了《论绘画中的表情解构》（Essays on the anatomy of the expression in painting）一书。该作品在贝尔有生之年曾经反复修订多次，并且其内容也随着他在外科与艺术方面的阅历增长不断更新。当该书的最终版本即将完成之前，正在意大利休假的贝尔又从达·芬奇的作品中获得了灵感并加以完善。曾几何时，达·芬奇也曾被迫在街头寻觅与众不同或者引人注目的角色来完成创作。但是这对于贝尔来说却是易如反掌：他在诊所里就能够见到各色人等。
在查尔斯·贝尔去世30年之后，查理·达尔文这位前爱丁堡大学医学院学生在贝尔研究的鼓舞下立志要继续前人未竟的事业。达尔文在《人类与动物的感情表达》（The Expression of the Emotions in Man and Animals） 一书中写道：“客观而言，贝尔不仅为该学科奠定了基础，还为此指明了发展方向。”在面部表情研究领域，贝尔侧重于从西方艺术名作中汲取精华，达尔文则善于将人文与自然科学融会贯通。达尔文在引言中这样解释：“我也曾经希望从那些见微知著的绘画与雕塑大师的作品中得到启发，但是真正能够令人感到耳目一新的收获却寥寥无几。究其原因，艺术品展现的主基调是完美无瑕，而强烈收缩的面部肌肉会破坏这种美感。”达尔文无意中发现了一个自相矛盾的事实：虽然人们需要通过面部肌肉的运动来表达情感，但是传统艺术造就的理想化作品都是五官端正、面无表情的模样。
达·芬奇是达尔文为之称道的几位艺术家之一，他认为美丽的表现形式应该由波澜不惊与跌宕起伏组成。除此之外，达尔文还在《人类与动物的感情表达》这部著作中描述了《最后的晚餐》中的人物表现，而门徒安德烈苦思冥想的神态尤为引人关注。达·芬奇认为“伟大的艺术需要通过对比来展现其魅力”“你的作品只有兼顾了美丑、老幼以及强弱等元素时才能做到清新自然。”然而假如达·芬奇遇到一位面部不对称的贝尔麻痹症患者，那么他该如何将上述元素融合到作品中呢？
好在埃米莉的老板为她购买了医疗保险。我推荐她去的整形外科诊所十分高档，房间里铺着名贵的地毯，候诊室摆放着真皮沙发，此外桌上还有各种时尚杂志。诊所的墙上挂着的宣传海报风格类似于时尚杂志的封面，只不过“隆胸手术”与“腹部整形”成了杂志封面的主角。
埃米莉笑着对我说：“整形外科医生的办公室真是气派，感觉比你上班的那栋楼面积都大！”
注射开始之前，整形外科医生先让埃米莉在诊床上躺好，然后开始用酒精棉签为她的眼角、面颊与口角消毒。接下来，他用小型注射器从药瓶中抽取了部分肉毒杆菌素溶液。埃米莉对我说：“医生告诉我由于注射器的针头非常细小，整个治疗过程几乎感觉不到疼痛，而且实际情况也的确如此。”整形外科医生将上述溶液分次注射到埃米莉右侧面部下方的几个点，这样可以有针对性地麻痹部分颧肌与眼轮匝肌，以及达·芬奇笔下的恐惧与愤怒之肌（额肌与上唇鼻翼提肌）。他对埃米莉说：“肉毒杆菌的麻痹作用可以持续4～5个月，如果你觉得疗效满意，那么可以继续注射。”
我问埃米莉：“你觉得效果怎么样？”
“你自己来看看。”她在把遮挡左脸的头发帘撩开的同时目光凝视着我。我注意到她面部不对称的情况并不明显。“现在我微笑时右脸不再那么僵硬了。”埃米莉边说边试着对我做了一个微笑的表情，“这样我的脸看上去会比较平和，同时整个人也显得年轻许多。”
“那么你觉得还会吓到孩子吗？”
“没有，当然没有啦，”埃米莉开心地笑了起来，“我现在状态很好，已经回来上班了。”
无论是在学生时代还是后来做带教老师，我在从事解剖工作时都会仔细观察这些逝者的容颜，希望能够从中发现他们生前的痕迹。当然这种谨慎的习惯也让我在日后的临床工作中受益匪浅。我只要遇到那些皱纹早现的患者就会认真分析出现此类情况的原因。此外，我也会努力辨别愤怒与恐惧、多疑与软弱，以及焦虑与痛苦之间的区别，并且向那些脸上洋溢着笑容的人们讨教幸福的真谛。同时我也意识到放松自信的表情要比心浮气躁的状态更利于医患沟通。
达尔文曾经在描述面部表情时写道：“怒不可遏只能增加心中的愤恨，而胆战心惊则会让恐惧蔓延。”根据心理学研究结果，愤怒或者恐惧的表情可以诱导产生相应的不良情绪。只要达·芬奇笔下的“愤怒之肌”或者“恐惧之肌”开始收缩，我们就会表现为怒不可遏或者惶恐不安。然而我并不认为抑制恐惧或者愤怒情绪的宣泄能够对心理疏解起到积极作用。
几个月后，我在诊所又见到了埃米莉，不过这次她不是来复查面部恢复情况，而是因为膝关节受伤前来就诊。我注意到埃米莉的面部麻痹又恢复到治疗前的样子，想必她一定是没有再继续注射保妥适。为她做完膝关节检查后，我忍不住问她为什么要放弃治疗。
“被你发现啦！”她边说边撩开遮挡面部的头发帘。我注意到她的右脸法令纹非常明显，而眼角周围的鱼尾纹更是波及了同侧额头。
“你已经厌烦注射保妥适了吗？”
埃米莉对我说：“不完全是这样。当我敢于面对现实的时候，内心就越发觉得坦荡。况且我也不愿意一辈子戴着面具生活。”
【注释】
[1]斯福尔扎是意大利历史上最著名的雇佣军指挥官；在那个军阀割据的年代，他经常带领其私人武装在意大利境内攻城略地。
[2]达·芬奇当时在修道院一堵潮湿的墙上绘制了《最后的晚餐》，该作品到了16世纪中期就处于严重破损、无法修复的状态，许多艺术家想尽办法来复绘这幅名画，而贾姆皮特里诺于1520年完成的作品最为当时的人们称道。
[3]颅神经走行需要穿越颅骨或者头骨的孔隙，而脊神经则是由椎问孔发出。
[4]托马斯·布朗（Thomas Browne）爵士明确指出这纯属无稽之谈。在低等动物比目鱼中，其眼睛的位置要比人类更加靠上，基本上是直接指向天空。出自梁宗岱译本《十四行诗》。——译者注
[5]托马斯·布朗（Thomas Browne）爵士明确指出这纯属无稽之谈。在低等动物比目鱼中，其眼睛的位置要比人类更加靠上，基本上是直接指向天空。出自梁宗岱译本《十四行诗》。——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