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边塞诗的体裁

在唐代之前，中华民族的诗歌已是高度发达的、成熟的艺术形式和文学载体，统称为古体诗，或称古诗、古风。其中有以《诗经》为代表的四言体，后又有以《楚辞》为代表的骚体，到西汉则产生了乐府之歌词，配合乐谱而吟唱，也有的是因谱配词，称为乐府诗，开创了诗乐新风。其中的横吹曲、鼓吹曲等由于有军乐属性，因此大部分被诗人赋咏为边塞题材的诗歌。北宋郭茂倩的《乐府诗集》汉横吹曲部分收录200 多首诗，边塞诗就有近160 首，且多采用《出关》《入关》《出塞》《入塞》《折杨柳》《关山月》等曲调。这些丰富的体裁形式，使得多民族、多地域的军民士人能够充分展示其历史和文化，也为表现边塞题材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如吴越春秋时期所作的《河梁歌》：“渡河梁兮渡河梁，举兵所伐攻秦王。孟冬十月多雪霜，隆寒道路诚难当。”东汉名将马援在南征武陵溪时写道：“滔滔武溪一何深，鸟飞不度，兽不敢临，嗟哉五溪多毒淫。”（《武溪深行》）建安七子之一的陈琳写道：“长城何连连，连连三千里。边城多健少，内舍多寡妇。”（《饮马长城窟行》）西晋军事将领刘琨的《扶风歌》：“惟昔李骞期，寄在匈奴庭。忠信反获罪，汉武不见明。”北朝著名诗人庾信在《燕歌行》中写出了边塞的真实生活：“晋阳山头无箭竹，疏勒城中乏水源。属国征戍久离居，阳关音信绝能疏。”南朝文学家鲍照在《代出自蓟北门行》中写出悲壮诗句：“时危见臣节，世乱识忠良。投躯报明主，身死为国殇。”南朝诗人刘孝威曾作感慨之言：“顿取楼兰颈，就解郅支裘。勿令如李广，功遂不封侯。”（《陇头水》）仕梁、西魏、北周三朝的王褒有诗：“廷尉十年不得调，将军百战未封侯。夜伏拥门作常伯，自有蒲萄得凉州。”（《墙上难为趋》）

至唐代，一方面继承汉魏以来的乐府诗诗体，一方面开拓新的表现形式的诗歌，称之为新乐府。在以边塞为内容的新旧乐府诗中，王昌龄的《出塞》《从军行》，杜甫的《前出塞》，王之涣的《凉州词》，王维的《渭城曲》，李白的《子夜吴歌》，高适的《燕歌行》，李颀的《古从军行》，岑参的《轮台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等，都取得了很高的艺术成就。隋末唐初，在五言古诗、七言古诗的基础上，通过众多优秀诗人的努力和推动，近体诗的体裁得以发展并逐渐成熟，为后世千年诗歌开创了新的载体，边塞诗的创作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辉煌。近体诗，又称今体诗，分为律诗和绝句，律诗中有五律、七律，绝句中有五绝、七绝。在近体诗中，唐代诗人更是创作出了大量的边塞诗篇。其中五言律诗中张籍的《没蕃故人》、张乔的《书边事》，七言律诗中祖咏的《望蓟门》、温庭筠的《苏武庙》，五言绝句中骆宾王的《在军登城楼》、李贺的《马诗》，七言绝句中岑参的《逢入京使》、陈陶的《陇西行》等，都是优秀篇章。

在不同体裁的运用过程中，一代又一代的诗人尽情展示着他们的才华，抒发出五彩斑斓的诗情，为边塞诗注入了强大的感人力量。同时，各种体裁的不同优势也在边塞诗中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四言诗的质朴雅正，乐府诗的雄浑高远，五古七古的恣肆无拘，近体诗的严谨声律。这些体裁都成为反映边塞内容的重要文学形式，构成了中华文化宝库中光辉灿烂的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