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人岁献葡萄酒”的艺术考古与文物印证

汉家海内承平久，万国戎王皆稽首。
天马常衔苜蓿花，胡人岁献葡萄酒。^[1]

唐代天宝末年进士鲍防这首吟诵胡人献贡盛况的《杂感》诗，成为描写中外交流的名篇传播久远，其中所说的“胡人岁献葡萄酒”作为一个非常引人注目的现象而著称于世，为唐人所熟悉和喜爱。葡萄酒是汉唐盛世“善商贾”又“喜嗜酒”的西域胡人从中亚带入中国的一种外来“贡品”，西方学者早有所论述^[2]，近年来国内论述文章也渐多^[3]，本文则利用多年搜集考古出土的胡人抱盛酒皮囊俑等典型文物，再现其艺术形象，并作出新的文史印证。

一　葡萄与葡萄酒进入中国之始

考古发现证明，葡萄树种子和葡萄酒首先是由苏美尔人在美索不达米亚（两河流域）创造出来，随后在公元前4000年传到了埃及^[4]，之后东传至古波斯帝国（阿契美尼德王朝），但也有一些考古学家认为波斯可能是最早酿造和流行饮用葡萄酒的国家，伊朗扎格罗斯山脉一个村庄曾出土过7000年前喝葡萄酒的罐子。公元前5世纪时波斯王公大臣和各地权贵首领宴请时，国王爱用形制各异的金杯赐予他们大量的宫廷葡萄酒。前518年大流士迁都波斯波利斯，宫殿入口浮雕上刻满了四方属国手捧葡萄酒进贡的队伍。中国新疆地区也可能很早就种植了葡萄，1987年新疆和静县察吾乎沟1号墓地出土有公元前8世纪——前5世纪的彩陶，上面绘有蔓藤葡萄纹。^[5]2003年在吐鲁番鄯善县洋海墓地也曾发现距今约2500年的一根长1.15米的葡萄藤标本。^[6]

中国内地知道葡萄和了解葡萄酒的年代，大概晚至西汉武帝（前140——前87年在位）时期，是张骞出使西域后带回了葡萄的种子加以培植，并报告葡萄可以酿酒。《史记》和《汉书》中直接提及种植葡萄的有且末国、难兜国、罽宾国、安息国和大宛国，酿有葡萄酒的则有安息和大宛，其中对于大宛之葡萄和葡萄酒的描述更为具体。《史记·大宛列传》记载：“（大宛）有蒲陶酒。……（大）宛左右以蒲陶为酒，富人藏酒至万余石，久者数十岁不败。俗嗜酒，马嗜苜蓿。汉使取其实来，于是天子始种苜蓿、蒲陶肥饶地。”^[7]《汉书·西域传》则说张骞死后十多年，贰师将军李广利征服大宛后，大宛缔结和约派遣质子入侍汉朝，“岁献天马二匹。汉使采蒲陶、目宿种归。天子以天马多，又外国使来众，益种蒲陶、目宿离宫馆旁，极望焉。”但是，不管是叙说张骞直接引入葡萄，还是声称其死后由汉朝使节引入，中国开始零零散散种植葡萄，无疑是在汉武帝时期。《汉书·匈奴传》说：“元寿二年（前1），单于来朝，上以太岁厌胜所在，舍之上林苑蒲陶宫。”到了西汉后期，葡萄纹样已经成了中原一些地区喜闻乐见的装饰图案。

西域葡萄酒究竟何时输入中国，史无明文。《汉书·西域传》指明“闻天马、蒲陶则通大宛、安息”，只是指当时能引进域外的葡萄，和胡麻、苜蓿等园艺植物一样种植，葡萄酒不见得是同时进入中国的，因为制作葡萄酒是一门技术。《后汉书·西域传》说：“粟弋国属康居。出名马牛羊、蒲萄众果，其土水美，故蒲萄酒特有名焉。”张华《博物志》卷五记述：“西域有葡萄酒，积年不败，彼俗云：可十年饮之，醉弥日方解。”这都说明在汉人眼里，葡萄酒还是一种未掌握酿制方法的传说中的神奇美酒。《后汉书·宦者列传》和《续汉书》均记载，灵帝时（168-188年在位），孟佗将十斛西凉州葡萄酒进献给宦官中常侍张让，立刻被任命为凉州刺史。这个“贿酒索官”的记载说明迄于2世纪后期，西域葡萄酒的酿制方法至多在河西走廊的凉州有传入，但当时中原本地酿造的葡萄酒还极少，所以作为珍贵贡品继续依靠域外输入京师朝廷。在新疆塔里木盆地尼雅遗址曾发现大面积葡萄园痕迹，在库车以东汉代哈拉墩遗址内发现地下有8个盛酒大缸的“酒库”，在片治肯特还曾发现7-8世纪的一套完整的酿造葡萄酒的设备^[8]，这都证明西域是输往中原的葡萄酒的原产地。

北魏时期葡萄酒随着胡人沿丝绸之路不断输入中国，《魏书》卷五二《李孝伯传》记载当时赏赐给王公大臣的物品除了貂裘、骆驼、骡马等，“蒲萄酒及诸食味当相与同进”。显然，葡萄酒与其他外来名贵食品一起被作为贡品进献朝廷，朝廷再分赐给臣僚，说明所献葡萄酒仍被视作稀罕珍品，中原王朝并没有学会葡萄酒酿造法与存放法。《晋书·吕光载纪》说前秦吕光攻入龟兹（今库车）时，见其地葡萄丰饶，“胡人奢侈，厚于养生，家有蒲桃酒，或至千斛，经十年不败，士卒沦没酒藏者相继矣”。吕光用二万头骆驼将葡萄酒和外国珍宝、奇技异戏、殊禽怪兽一起装载，运回凉州姑臧。这里的“养生”即指喝葡萄酒有保健功效，可调和味觉，有利于降低西域食肉民族血液中的脂肪含量，“酒藏”即指存储葡萄酒的大酒窖。

6世纪中叶，葡萄酒可能依然是从域外输入，至少也得从西北边远地区输入。《酉阳杂俎》卷一八《木篇》记载的葡萄故事很有趣。历仕西魏、北周的骠骑大将军庾信（513-58l）曾对东魏、北齐使节尉瑾说：“我在邺城时曾经大得葡萄，奇有滋味。”旁边的陈昭问葡萄是什么形状？徐君房回答：“类似软枣。”于是庾信说：“你们没见过这类物品，为何不说它似生荔枝呢？”魏肇师摆出典故曰：“魏武有言，末夏涉秋，尚有余暑，酒醉宿酲，掩露而食，甘而不饴，酸而不酢。道之固以流沫称奇，况亲食之者。”见多识广的尉瑾介绍道：“葡萄此物实出于大宛，从汉代张骞开始所致。有黄、白、黑三种，成熟之时，子实逼侧，星编珠聚，西域多酿以为酒，每来岁贡。在汉西京，似亦不少。杜陵田地五十亩，其中有葡萄百树。今在京兆，不属于禁止砍伐的树林。”庾信说：“葡萄是园种户植，接荫连架。”陈昭接着问：“其味道是不是像橘柚？”庾信回答：“津液奇胜，芬芳减之。”尉瑾最后总结：“金衣素裹，见苞作贡。向齿自消，良应不及。”这番对话证明北朝末期在北齐首都邺城（今河北临漳县附近）、北周首都京兆（今西安市）等地均种植有葡萄，但贵族官僚中也有人从未见过葡萄或者品尝过葡萄滋味，故知葡萄在中国的种植仍不普遍，或许只限于北方的几个地区。而且葡萄育种栽培与酿造储藏不能脱节，采摘晾存不当易霉烂，中原汉人不了解这些环节，当时经常从西域输入醇正的葡萄酒，正说明中国内地尚未掌握葡萄酒的酿造方法。

二　葡萄酒酿造法在唐代的传入与流布

《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二记载贞观二年（628）玄奘到达素叶城时，受到西突厥叶护可汗宴请，“命陈酒设乐，可汗共诸臣使人饮，别索蒲萄浆奉法师。于是恣相酬劝，窣浑钟椀之器，交错递倾，……别营净食进法师，具有饼饭、酥乳、石蜜、剌蜜、蒲萄等，食讫，更饮蒲萄浆”。这说明玄奘眼中已经观察到发酵酿造的葡萄酒和不带酒精稠浊状的葡萄浆有着很大区别，至少表明他在长安未见过这类稀罕的饮品。而在胡人庆祝收获的节日时，经常是要“饮醇美葡萄浆”。粟特人诸多节庆中，有一个就是葡萄酒节。每年五月十八日乃是“巴巴花拉”节，又作“巴米花拉”节，意即“饮醇美葡萄浆”，二十六日“卡林花拉”节，意为“品尝葡萄”，此节从五月一直延续至八月九日，可能从葡萄开始种植贯穿到收获，祈求神灵恩赐营养丰富的饮料。宋陈旸《乐书·胡部》卷一五八《拂菻》说：“每岁蒲桃熟时，造酒肆筵，弹胡琴，打偏鼓，拍手歌舞以为乐焉。”美国波士顿美术博物馆藏传安阳出土北齐石棺床雕刻的葡萄园内胡人执“来通”（rhyton）饮酒图，就是欢度葡萄收获节的真实写照。^[9]

《册府元龟》卷九七〇记载，贞观二十一年（647），各国进贡方物很多，有许多珍果草木杂物都是以前没见过的，于是朝廷命令详细记录，其中西突厥首领阿史那贺鲁从西域进贡巨型葡萄，“叶护献马乳蒲桃一房，长二尺余，子亦稍大，其色紫”。如此大的葡萄肯定会让唐人吃惊。

史书首次记载唐朝在长安自酿葡萄酒，是唐太宗贞观十四年（640）：“葡萄酒，西域有之，前世或有贡献，及破高昌，收马乳蒲桃实于苑中种之，并得其酒法，自损益造酒，酒成，凡有八色，芳香酷烈，味兼醍醐。既颁赐群臣，京中始识其味。”^[10]这表明当时不仅种植优良的马乳葡萄，而且自酿葡萄酒，口感馥郁满厚，色泽有八种之多。

这条史料记载得十分清楚：唐太宗征服高昌国（今新疆吐鲁番地区）后，中国人掌握酿酒法开始自制葡萄酒并让君臣品尝。也许是将俘获的高昌酿酒师作为技术工匠押至京师劳作。高昌和长安两地早有密切交往，又位于丝绸之路沿途，吸取中亚波斯酿酒法比较近便。从高昌传来的葡萄酒酿造法，可能与以前的酿酒法不同，当时高昌使用“踏浆之法”，即用脚踩破或用木棒捣碎葡萄颗粒使果汁与果皮和酵母接触后发酵的方法，与今日欧洲小型酒厂使用的方法非常相似^[11]，与中原内地用稻米酿酒不同。但自“贞观酿酒”后，未见唐官方正式酿制葡萄酒的记载，也没有葡萄酒长久封存置放的史料。可能当时仅有少数人略知门径，酿出的酒质量也不会太好，且如果师徒传授不甚紧密，极容易使葡萄酒酿法失传。

唐太宗时期酿造葡萄酒无疑是域外葡萄酒制法传入中国的一个突出事例，但它还是宫廷养生保健范围的酿造。唐代的葡萄酒酿造业事例大多见于民间，而这才是真正具有经济意义的关键性转折。王绩《题酒店壁》诗其三曰：“竹叶连糟翠，葡萄带麹红。相逢不令尽，别后为谁空？”色泽晶红艳紫的葡萄酒能在当时的酒店销售，说明民间之酿造和销售葡萄酒已经在唐代北方出现，小酒店如果不能长期从域外进口成品葡萄酒，就可能自酿一定数量的葡萄酒销售。在这首诗之五中还提到了酒家胡：“有客须教饮，无钱可别沽。来时长道贳，惭愧酒家胡。”证明胡人可能熟悉酿酒法。

李肇《唐国史补》卷下记载8世纪初至9世纪初之间的各地名酒时云：“酒则有郢州之富水，乌程之若下，荥阳之土窟春，富平之石冻春，剑南之烧春，河东之乾和葡萄……”足知产于河东（今山西永济）的乾和葡萄酒乃是全国的名酒之一，其葡萄酒酿造历史发端或可追溯至开元年间以前，笔者曾考证“乾和”一词是突厥语“盛酒皮囊”或“装酒皮袋子”的音译^[12]。6世纪中叶，突厥人兴起于阿尔泰山南麓，在亚洲北部建立起一个庞大的游牧民族汗国后，其势力范围囊括和涉及了诸多国家，和大批粟特人混杂相处。定居西域的“胡人”享用葡萄酒对游牧的突厥人产生了巨大影响，“乾和”这个外来词正说明“胡人岁献葡萄酒”使用的是骆驼或马匹身上驮驭着的盛酒皮囊，突厥和粟特民族对葡萄酒的传播交流共同起到了重大作用。

李白（701-762）《对酒》诗所反映的则是开元时代出现于江南的葡萄酒：“葡萄酒，金叵罗，吴姬十五细马驮。青黛画眉红锦靴，道字不正娇唱歌。玳瑁筵中怀里醉，芙蓉帐底奈君何。”诗中提到的葡萄酒和叵罗（酒碗）都是西域名产，然而吴地不种植葡萄，故自酿的可能性较小，或是来自北方输送，也可能来自域外的“胡人岁献葡萄酒”。李白在《金陵酒肆留别》诗中也曾提及“吴姬”：“风吹柳花满店香，吴姬压酒劝客尝。金陵子弟来相送，欲行不行各尽觞。”金陵（今南京）酒店的吴姬“压酒”显然是将酒醪通过糟床压榨过滤掉，即酒家将自酿连糟吃的浊酒变为“清酒”再请客人喝，十分清楚地表明这不会是葡萄酒。尽管在盛唐时期葡萄酒的销售或酿制已出现在北方几个胡人居住的地区，但可能还没有南移到长江地区。

葡萄酒的质量，七分在葡萄原料，三分在酿造工艺。唐代葡萄种植见于各地，但比较分散，不可能形成有规模的葡萄酒酿造原料栽培区。各地出土的葡萄镜以及葡萄题材的壁画、雕塑、织锦、地砖等，说明唐人对葡萄的认识比较广泛。文人们诗赋描述也比较多。李颀《送康洽入京进乐府歌》：“长安春物旧相宜，小苑蒲萄花满枝。”崔颢《渭城少年行》：“棠梨宫中燕初至，葡萄馆里花正开。”张谔《延平门高斋亭子应岐王教》：“昨夜蒲萄初上架，今朝杨柳半垂堤。”这都指京城地区种植葡萄的情况。《酉阳杂俎》前集卷一八《木篇》记道：“贝丘之南有蒲萄谷，谷中蒲萄，可就其所食之。或有取归者，即失道，世言王母葡萄也。天宝中，沙门昙霄因游诸岳，至此谷，得蒲萄食之。又见枯蔓堪为杖，大如指，五尺余，持还本寺植之，遂活。长高数仞，荫地幅员十丈，仰观若帷盖焉。其房实磊落，紫莹如坠，时人号为草龙珠帐焉。”对葡萄树的叙述既详细又神奇，说明当地人认识葡萄但还不熟悉，分不清龙眼藤、玫瑰香藤等葡萄的区别，也说明不同的葡萄树在盛唐天宝之前就已种植。葡萄在当时中国某些地区成为常见的事物，但估计适合酿酒的葡萄种类并不多^[13]。

葡萄酒酿造属于胡人的“专利”，是手工作坊或个体经营酒店的本钱，作为一种谋生的手段往往会秘不传人。大量胡人来华后要生存，必须依靠自己独特的手艺。遇到战乱动荡或其他突发原因，胡人迁徙四处流动，葡萄酒制造作坊也会随之移动，其酿造术汉人自然也无法清楚。例如太原曾是胡人聚居的城市，“突厥九姓新内属，杂处太原北”^[14]，辖区内有“攘胡”“西胡”县府。《新唐书·地理志三》记载太原土贡有葡萄酒。白居易曾诗咏“燕姬酌葡萄”，并自注“葡萄酒出太原”。^[15]

当时在长安胡人开设的酒店很多，被称为“酒家胡”。李白曾经“五陵年少金市东，银鞍白马度春风。落花踏尽游何处，笑入胡姬酒肆中”。他在《前有樽酒行》中感叹：“胡姬貌如花，当垆笑春风。笑春风，舞罗衣，君今不醉将安归。”观看着胡姬饮酒，不酩酊大醉不离开，表明胡姬酒店当时对文士们有着吸引的魅力。那里除了胡姬的美貌和歌舞，无疑还有美酒佳酿，不同于汉人开设的酒店，胡人会尽可能拿出故乡的特产和酿酒技术之所长，以揽客挣钱。刘复《春游曲》“细酌蒲桃酒，娇歌玉树花”^[16]即是说此。尉迟偓《中朝故事》记载长安富商王酒胡，曾纳钱三十万贯助修朱雀门，朝廷欲修安国寺，皇帝敕命舍钱一千贯者，撞钟一下，“王酒胡半醉入来，径上钟楼，连打一百下，便于西市运钱十万贯入寺”。尽管不知“王酒胡”在长安是否贩卖葡萄酒，但“酒胡”名字暗示他与西市胡人酒业关系密切，其钱财实力绝非一般。

葡萄酒正是西域盛产而中土稀见的产品，其特殊的香味吸引着中原汉人前来品尝，理所当然会成为胡人酒店中的主要特色。鲍防写于天宝末年的“胡人岁献葡萄酒”诗句，所指“胡人”有可能包括了粟特和突厥等其他民族，但说明这时期仍然长年累月地从迢迢万里之外运入成品，《新唐书·地理志四》记录西州交河郡（今吐鲁番）土贡葡萄酒浆，只是当地的“每年常贡”，不包含粟特等外蕃额外进贡或贸易的葡萄酒。法国学者童丕（Eric Trombert）先生认为，盛唐时期“粟特人通常所带的商品是马、皮毛和其他易于携带的贵重物品，而不是葡萄酒。这个时代确实不再需要从如此遥远的地方运酒来：凉州已能生产上乘的葡萄酒，而最好的是吐鲁番的酒”^[17]。这个结论还可讨论，当时葡萄酒仍是西域中亚占据主流，即使中原内地酒肆胡人就地酿造葡萄酒，也可能规模小、产量低、味道涩，而且为了垄断葡萄酒经营，他们不可能积极向汉人推广自己的酿酒法。

根据敦煌文书《沙州伊州地志》（S．367）记载，贞观时康国大首领康艳典带领众多胡人定居鄯善，新建的移民聚落就叫“蒲桃城”，推测此地是一个葡萄种植区。7-10世纪高昌回鹘文文书中有很多租佃、买卖葡萄园的内容，或用葡萄酒抵押、买卖物品的内容，说明葡萄酒不仅起着等价交换物的作用，并且酒税还是官府征收的一种重要税赋，其征收数量之巨，常以千斛计^[18]。所以在丝绸之路各民族进行贸易时，葡萄酒也是一个重要的买卖商品。葡萄酒的酿造与葡萄园的经营是一体的，吐鲁番有关土地的文书中保存了不少葡萄种植经营的内容，例如《吐鲁番出土文书》第3册《高昌张武顺等葡萄亩数及酒租帐》反映了当时高昌对葡萄园种植者“储酒”“得酒”征收酒租的形态。酿酒作坊一般均由葡萄园主开设，雇用专业酿酒工匠操作，其成品首先要上交“酒租”，剩余的才可上市交易。而汉地中唐以后各处“榷酒”收取酒税，对私自酿酒惩罚尤严，禁止手工作坊随便酿酒营销，开成元年（837）十二月禁止“河东每年进葡萄酒”，又不准汉人与“诸色人”“蕃客”互市交往^[19]，这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葡萄酒的民间流传。

三　“胡人岁献葡萄酒”的造型艺术再现

葡萄酒在唐代进入了一个“输入热潮”，特别是在玄宗时期最为频繁，例如《册府元龟》记录开元十五年（727）史国使节的贡品就是胡旋女子和葡萄酒——美女必须要加美酒，这符合皇帝爱好酒色的口味。从国际背景上看，这时阿拉伯人对中亚诸国步步进逼，昭武九姓胡人频频入贡是借汉兵联唐军，将保卫国家的救援希望寄托在唐朝皇帝身上。葡萄酒作为贡物表明它当时还是中国的稀罕饮品。《通典》等史书所记贡品食物中，只有少量葡萄或干葡萄，没有葡萄酒，这也证明葡萄酒不是常贡物品。从商业上说，证明中原各地葡萄酒酿造业还不兴盛，即使有胡人酿造也是少量的，葡萄酒出售在唐代仍远未达到普及的程度。

现有的历史文献没有唐朝官方正式设置葡萄酒酿造部门的记载，上层人物“细酌蒲桃酒，娇歌玉树花”并不代表葡萄酒的酿造已在全国大规模普及。9世纪末叶，阿拉伯商人苏莱曼到达广州时记载中国人：“他们喝自己用发酵稻米制成的饮料，因为中国没有葡萄酒，中国人既不知道这种酒，也不喝这种酒，所以也就没有人带葡萄酒到中国来。在中国，人们用米造醋、酿酒、制糖以及做其他类似的东西。”^[20]这种说法当然与北方有葡萄和域外输入葡萄酒的史实不符，但是对于当时中国南方的大部分地区来说，可能是正确的，因为阿拉伯商人经海道到达广州，只可能见到当时华南局部的生活状况。中国史书记载进口市舶商品中大量的是香料类、牙角类、琉璃类、药材类等，对葡萄酒罕有记录。^[21]由此可知，刘禹锡吟诵葡萄是“珍果出西域，移根到北方”，“酝成十日酒，味敌五云浆”^[22]，所言不虚；而唐代南方的大部分地区并不种植葡萄，也不流行葡萄酒。

蔡鸿生先生曾利用穆格山出土粟特文酒帐和考古发现的中亚片治肯特、花剌子模、塔什干、苏都沙那等地7-8世纪葡萄酒坊的遗址，说明中亚两河流域确是西域葡萄酒的生产基地，他指出，唐太宗破高昌得葡萄酒法之后，开元年间西域继续入贡葡萄酒，杨贵妃在御苑歌会上依然“持玻璃七宝杯，酌西凉州葡萄酒”，“这就说明，经过七八十年之后，仿制葡萄酒的品质还是不能与贡品葡萄酒抗衡的”^[23]。即使进献皇家佐餐的葡萄干内地葡萄也是无法比肩西域的。宋陶谷《清异录》卷下“酒浆门”说唐穆宗喝了葡萄酒曾感到非常美妙，称赞道：“饮此顿觉四体融合，真太平君子也。”尽管我们不知道皇帝喝的葡萄酒是否来自西域贡献，但至少证明晚唐时期已不像盛唐那样“胡人岁献葡萄酒”，皇帝也很少喝葡萄酒了，这才会发出饮后太平君子飘飘欲仙的感叹。

葡萄酒作为流动的资产，既是饮品，又是酬神的供品，也是对外交往的贡品，所以胡人富贵之家“藏酒至万余石，久者数十岁不败”。一般来说，葡萄酒很难长年存放，质量特别好的酒才具有陈年封存的潜质，由于酿造选用的良种葡萄、酿酒技术运用、酒罐的容量和储存酒的温湿度等条件都会影响葡萄酒存放的年代，所以很难大量地存放葡萄酒。由于西域胡人具备长年储酒的能力和技术，奇货可居，葡萄酒便成为输往中原的重要物品，尽管数量不一定很大，但是其认知度和品牌形象对汉人无疑有着很大的吸引力。新疆喀什疏附县发现5-6世纪胡人捧叵罗喝葡萄酒图案的黑灰石墨材质雕刻品，被人误定名为“化妆调色石盘”^[24]，其实是因为不明其用途。封存葡萄酒坛口时会用布蒙盖，糊上泥巴或石膏封口，然后用刻有浮雕的滚印（封签）在湿软泥巴上按压留下封签印记。这样的石刻滚印曾在苏美尔人遗物中发现很多，印度亦有，它就是今天葡萄酒标签的原型。

葡萄酒作为西域绿洲地区园艺种植的附属产品，质量受每年的气候等因素影响很大，而陈年收藏的保存条件是决定酒浆能否高质量的关键因素。长途运输中容器更是一个关键条件，所以当使用酒篓、酒罐等效果不佳时，采用皮囊装酒就是防热防晒常用的一种封存做法（也是增大容量的一种手段），尤其是皮囊可紧紧扎住袋口细颈处，以保护葡萄酒不露色、不走味。

中国古代把皮制的口袋称为“鸱夷”。《国语·吴语》：“取申胥之尸，盛以鸱夷，而投之于江。”韦昭注：“鸱夷，革囊。”后来用来盛酒的皮囊，亦叫作鸱夷，《汉书·陈遵传》：“鸱夷滑稽，腹如大壶，尽日盛酒，人复借酤。”颜师古注：“鸱夷，韦囊以盛酒。”但由于中原并不长于畜牧，所以皮囊不普遍。

皮囊的制作无疑是中亚胡人的特长。西域畜牧业发达，胡人剪毛为裘，割皮制衣，善于制作与使用毛皮毡类物品，从衣裘裤靴到车马具都离不开皮革制品，制革业与人们生活密切相关。西域工匠掌握用硇砂软化皮革的技术，制作的皮物光滑色红，加工后的野马皮、獐子皮等都非常名贵，回纥人称之为“斜喝里”，汉人译为“徐吕皮”^[25]。特别是粟特人精于传统工匠技艺，把持着“韦匠”（熟制皮革工艺）行业，掌握鞣制皮革的技术，称为“赤韦”^[26]。洛阳胡人抱朱色彩绘皮囊即是实物典例。皮制的口袋既坚厚又柔韧，精巧耐用，造型美观，盛装液体不漏，适合牲口驭驮，汉人形容为“酒囊饭袋”，其实正是游牧民族或商贾行程中必须携带的附件。由于装酒皮囊自身要比木桶或陶罐重量轻得多，所以一直是丝绸之路上的储运工具，唐代诗人张祜《雁门太守行》中曾有“驼囊泻酒酒一杯”之句^[27]，出土的大量载物骆驼陶俑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最直接用皮囊装载葡萄酒的记载是回鹘文文书《蒙·铁木耳借葡萄酒契》：“羊年三月二十二日，我蒙·铁木耳因交利息而需要葡萄酒，从图力法师那儿借了半皮囊葡萄酒，秋初时节我将如实地还他一皮囊葡萄浆……”^[28]此外，还记录30“坛本”（tambin，回鹘容量单位）即相当一皮囊葡萄酒的容量。丝绸之路上的胡人每年都要用牛羊皮或薄薄的马臀皮制作规格不等的皮囊，装葡萄酒、马奶酒、羊奶酒、果酒、蜂蜜酒等，有时挤出新鲜牛奶、马奶倒入大皮囊用特制棍子搅拌起泡沫，直到发酵变酸成为新酿的酸奶酒。使用皮囊就是防止燥热挥发散失酒香果味，防止密封性减弱使酒被氧化。

1957年和1958年秋季，西安大明宫麟德殿西北库藏遗址出土了一批装酒的坛子，并发现有160余块白石灰质的“封泥”，墨书“进酒一瓶”等字，其上还钤有朱红色印文，标明时间为穆宗长庆四年到宣宗大中十二年之间，进贡地点有云南、河中、华州、凤翔、磁州、湖州、睦州、润州、潭州等地^[29]。这说明各地仍向长安朝廷进贡用粮食酿造的酒，而且使用坛罐长途运输，靠石膏和泥巴封存酒坛罐口，不像葡萄酒那样使用皮囊。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再来审视考古出土和现存收藏的抱皮囊酒袋的陶俑艺术形象，对“胡人岁献葡萄酒”带来的诗意幻象不仅容易理解，而且“抱袋胡俑”“抱瓶童俑”之谜可以迎刃而解，并可以纠正原来的误释。

河南洛阳出土的唐彩绘抱皮囊胡人俑（见图5），高35.5厘米，原书笼统解释说是“抱袋男俑”^[30]。此俑头戴卷檐披肩风帽，深目高鼻，满脸胡须，胡人特征非常突出。俑左腿屈膝盘跪，右腿下蹲着地，怀中抱着一个盛酒皮囊，左手扣住囊袋底部，右手曲举紧抓囊袋口，皮囊袋纹的折痕刻画得相当清晰，如果松手仿佛酒液会随时倾倒出来，而盛酒皮囊用朱色彩绘是皮革加工的真实写照。

美国西雅图艺术博物馆收藏的胡人抱酒皮袋俑（见图6），高38厘米。^[31]此俑高鼻深目，黑色络腮胡须，头戴唐人的黑色幞头，身着紧身翻领胡服，右脚蹬皮靴，左腿弯曲盘坐，怀中抱着的酒囊似乎很重，左手托底，右手紧捏拧着的袋口，似乎不仅要防止酒液倾覆倒出，而且要小心轻轻一拽会随时滑落，突出了献酒者小心翼翼的神态。原收藏者猜测这个胡俑是抱粮食口袋的造型，显然是不对的。

美国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收藏的胡人抱皮囊俑（见图7），高33.6厘米。^[32]此俑头戴圆形帽子，高鼻深目，身穿开襟坎肩，似乎是席地而坐。右足蹬靴子，左腿压在身下，怀中皮酒囊很大，所以胡人只能右手扶着酒囊下部，左手托举着细颈出口处。由于原图为黑白照片，我们不知道颜色，保管者介绍为唐三彩，从图中看也确是如此。

加拿大多伦多安大略博物馆收藏的唐三彩胡人抱皮囊俑（见图8），高36厘米^[33]。胡人高鼻深目，头顶有桃形头发，下颚布满短须，眼睛直视，表情严肃，身穿大翻领开襟胡服。其右腿弯曲着靴，左腿单膝跪下，左手搂着皮囊下部，右手紧握皮囊上部，细颈处有拧紧的螺旋皱纹。整个胡俑造型呈标准的三彩褐釉色。原收藏者仅按一般通例解释为胡商俑，没有说明它为何如此造型。

1956年西安东郊唐代段伯阳墓出土的白瓷胡人抱皮囊俑（见图9），高23.5厘米，腹围33厘米，现藏陕西历史博物馆。^[34]此俑原标题为“白瓷人形尊”，这是收藏保管者误判造型而定的名称，保管者认为这是一个实用器皿鱼形瓶，显然是不准确的解释。笔者认为这个西域少年是献酒者，他深目高鼻，头上盘满小辫，额头装饰串珠，身着圆领紧身短袖衫装，翻领和袖口都饰有褶纹，胡人形象栩栩如生，从衣装上审视，像是精心打扮过的献礼进贡者。胡人少年左腿半跪地下，双手斜抱一个小型皮囊袋，囊袋口呈荷边形张开，皮囊外部装饰有凸起圆形花卉图案，腹内酒液仿佛要从口中倒出。整个器形釉色白中泛青，艺术造型非常美观，颇具西亚风格。

2001年比利时布鲁塞尔展出的胡人抱鹅形皮囊俑（见图10），高31.5厘米，原文解释“8世纪早期唐三彩，一个外国人抱着一只鹅，一根管子强行插入喂养鹅的张开的嘴”。^[35]一些欧洲学者按照西方思维判断这是填鸭式喂养鹅以获取肥鹅肝的方式。这正说明人们不清楚盛酒皮囊的造型与用途，凭空想象而已。

1958年河南洛阳市洛北大渠吕庙村出土的唐三彩中（见图11），有高13.3厘米的抱物坐姿男俑，博物馆人员介绍是“三彩人荷灯”或解释为“三彩人执荷叶注”^[36]，实际上可能都是误释，笔者观察认为仍然还是抱皮囊酒袋坐俑，只不过是这个皮囊下部较细，而皮囊口很大，造成是荷叶形象的误判。男俑面貌像胡人，腿着条纹绿色长靴，坐在腰墩上，左腿屈膝踩在墩上顶着皮囊侧面，两只手抱着皮囊细颈出口部，真正的状态似乎是倒出酒后皮囊内还有剩余液体的形象。

河南巩义市黄冶窑址出土的抱皮囊俑（见图12），高6.5厘米，现藏巩义博物馆，定名为“抱物俑”^[37]。这个俑整体施黄釉，因有破损，面部不清楚，疑似有卷须，身着窄袖长衣，右手托抱皮囊底部，左腿斜屈，右腿盘坐地上，皮囊口张开，并有褶皱纹贯穿。毫无疑问，这也是献酒者的造型。

1987年山西长治市唐李度墓出土景云元年（710）唐三彩抱鹅壶女子坐俑（见图13），高34厘米，现藏长治市博物馆，原标题为“抱鸭壶女子坐俑”^[38]，在展览陈列时藏品者解释是两手抱大口鸭形壶的女子。这个坐姿少女正面脸形端庄，内穿半臂坎肩，斜披外衣，一只衣袖塞于后腰带，编发集股交盘在脑后，类似蕃胡“辫发髻”。值得注意的是，这个鸭形壶实际上仍是皮囊酒袋，只不过其下部皮囊外部做成鸭子或天鹅形状，与图6的鹅鸭皮囊造型相同。

罗马私人收藏的唐三彩抱酒囊皮袋妇人俑（见图14），高36厘米。^[39]这个女性穿着完全是一个汉族妇女形象，眼神凝视，头梳双环高髻，身着彩花长裙，领口呈三角敞开，袖口宽大，左手戴有玉镯或金镯。她坐在凳子上，左手扶抱皮囊下部，右手托举着皮囊上部出口处，而皮囊外部是一个鹅形或鸭形，羽毛刻画凸出而栩栩如生。

河南开封市博物馆收藏的唐三彩抱皮囊酒袋女俑（见图15），高26.5厘米。^[40]这个女俑脸面丰满，直鼻小口，圆眼睁大，头发中分梳有双髻，身穿交领窄袖襦，肩披帛巾，脚穿长筒靴，左腿屈蹲，右腿跪地于小圆锦毯台上，怀抱鹅形开口皮囊，左手扶皮囊颈部，右手抱皮囊底部，也是单腿跪献酒袋的造型。

从以上10余件单独的抱皮囊酒袋陶俑来观察，它们或是采取西域传统的“胡跪”方式^[41]，或是抬腿盘踞而坐，均呈现出进献贡品的恭敬姿势。其中有6件的陶俑形象可以明确为胡人，其中除了一件是穿着华丽的西域少年外，5件似乎都是带有商业倾向的胡商形象，他们都是一只手托底或抱底，另一只手拽着皮袋上口，而且皮袋细颈处均有拧旋的褶皱，防止袋口松脱，从胡商跪倒在地的费力状态来看，装酒的皮袋很沉重，这为我们对当时胡人献酒基本造型比较格式化的了解增添了新的视野。

特别是几件抱鹅形皮囊酒袋的女俑（见图16-17），值得关注。据《南部新书》辛集记载：“贞观末，吐蕃献金鹅，可盛酒三斗。”《册府元龟》卷九七〇《外臣部·朝贡》也说贞观二十年（646）吐蕃“作金鹅奉献，其鹅黄金铸成，高七尺，中可实酒三斛”。这个金鹅能盛酒三斛，可能就是制作精良的鹅形皮囊壶。吐蕃人自龙朔元年（661）与唐朝争夺西域一些地区之后，也喜好饮用葡萄酒，据《贤者喜宴》《西藏王统世系明鉴》等书记载元和十年至开成元年（815-836）在位的吐蕃王热巴巾赞普，就因为贪恋西域葡萄酒过量，醉卧宫中宴席而被臣下达那金刺杀^[42]。吐蕃人与西域粟特人早有往来，受西域传入葡萄酒的影响，制作便于运输的盛酒皮囊也应是常有之事，但鹅形皮囊为人们提供了实物形象，不是以前误判的所谓“鸭壶”。皮囊装物的缺陷是有皮革味，但是皮囊外部作为鹅形，是基于鹅与雁相似的寓意，比喻葡萄酒运输要有快速传递之意。

图16　1987年唐三彩抱鸭壶女子俑背面，右足曲抬，头后编发，山西长治市博物馆藏	图17　唐代抱皮囊女俑，2003年法国佳士得亚洲艺术拍卖图录

图18　北齐抱瓷瓶胡人俑，2008年3月纽约NohraHaime画廊展出	图19　唐三彩胡人抱角杯，四川邛崃窑址出土

当时从西域运来中原的酒既有大量的葡萄酒，也有“三勒浆”之类外来的“洋酒”，还有随身携带的马奶酒、果酒、蜂蜜酒等，尤其是加入了蜂蜜的葡萄汁更容易发酵变成酒精饮料。胡商带来的葡萄酒有几种可能：一是直接进奉给皇家内库，或是达官贵人之家；二是贩卖给酒家胡的酒店；三是在长安、洛阳等大城市市场上出售；四是供应给边塞军旅：“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43]他们通过不同途径将葡萄酒渗入到中国社会。

四　唐以后葡萄酒酿造业的缓慢发展

唐代以后由于中西交通衰落不振，呈现出“蒲萄酒白雕腊红，苜蓿根甜沙鼠出”^[44]的黯然失色景象，葡萄酒酿造业在中国日趋萧条甚至有时还有萎缩。尽管“葡萄酒”这一名词在北宋的使用十分普遍，但大多是文人对前朝“葡萄酒”盛世的赞美和向往，除了京畿朝廷有少量赏赐近臣，葡萄酒在民间还是比较珍贵的，“引南海之玻璃，酌凉州之蒲萄”达不到家喻户晓的程度。宋代编纂的《太平御览》卷九七二记述“葡萄酒西域有之，前代或有贡献，人皆不识”，说明宋代中原地区对“进奉”“贡献”的西域葡萄酒已经淡忘很久了。

“凉州”由于当时陷于西夏的掌握，已不再为“中国”所有。“葡萄酒”的生产地，较前朝有了稍稍的不同。刘敞《公是集》卷一七说：“蒲萄本自凉州域，汉使移根植中国。凉州路绝无遗民，蒲萄更为中国珍。”辽宁法库叶茂台辽墓曾发现过封贮的红色葡萄酒液体^[45]，但是随着北方疆域变化，只有并州（今山西太原）还是进献中原朝廷“葡萄酒”的主要来源。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三九：“熙宁五年十月，提举市易司言：晋州差衙前押进奉蒲萄，而晋非所出，尽买于太原。欲令在京计置，仍令泽州封桩价钱，听本司移用。中书拟从其请，上批：蒲萄无用，更勿收买。”冠于四方的太原葡萄酒由此也走向衰落。南宋时并州也不在版图之内，葡萄酒只可在文人著述中追寻一二。

金代元好问（1190-1257）在其《蒲桃酒赋》序中说贞祐时期（1213-1216），安邑（今山西运城东北）盛产葡萄，这里曾是唐代河东“乾和葡萄酒”的产地，但是“安邑多蒲桃而不知有酿酒法”，说明葡萄酒酿造法失传很久了。《元好问全集》卷一记载他曾见过从西域回来的人说，大食人绞榨葡萄浆封口埋之，成酒后愈久味道愈佳，有的人家甚至藏有千斛葡萄酒。所以元好问作赋吟诵感叹葡萄酒酿法的失传，“世无此酒久矣”。

南宋彭大雅、徐霆在1235年和1236年出使蒙古时，在大汗窝阔台（1229-1241年在位）所见到的葡萄酒尚系从外国进贡，非常珍贵，“又两次金帐中送葡萄酒，盛以玻璃瓶，一瓶可得十余小盏。其色如南方柿漆，味甚甜，闻多饮亦醉，但无缘多饮耳。回回国贡来。”^[46]“回回国”指中亚的河中地区花剌子模国。

《马可·波罗行纪》则记载在元初至少中国的南方尚不流行葡萄酒。第一〇六章说太原“其地种植不少最美之葡萄园，酿葡萄酒甚饶，契丹（中国）全境只有此地出产葡萄酒”。第一五一章说杭州“此地不产葡萄，亦无葡萄酒，由他国输入干葡萄及葡萄酒，但土人习饮米酒，不喜欢葡萄酒”。^[47]

由于西域和中亚商人不断来到北方草原，元朝蒙古贵族对葡萄酒也具有了兴趣，他们称葡萄酒为“孛儿”。《鲁布鲁克东行纪》记录了1253年法国圣方济各会士鲁布鲁克前赴蒙古拜见大汗蒙哥（1251-1259年在位），在宫廷里蒙哥款待他们喝红酒，味道就像法国拉罗歇尔地方的葡萄酒^[48]。当时蒙古贵族主要饮用特拉辛纳（米酒）、哈剌忽迷思（马奶酒）、布勒（蜂蜜酒）等，葡萄酒也是饮料之一，但在蒙古还不是日常的主流饮料，因为蒙古人依靠其他民族的商人贩送葡萄酒，而不会自己种植葡萄酿酒。

在北方草原丝绸之路上，远途运酒由于瓷瓶笨重、木桶易漏、陶罐易碎以及密封材料质量差，游牧民族中一直还在使用盛酒的皮袋囊，元代蒙古人称之为“开普塔尔格克”（captargac）。耶律楚材有《寄贾搏霄乞马乳》诗：“天马西来酿玉浆，革囊倾处酒微香……浅白痛思琼液冷，微甘酷爱蔗浆凉。”说明皮囊里的马奶子酒味道是不错的。蒙古人喜欢饮用以马乳酿的马奶子酒（汉译马湩），其色白味微酸^[49]；又从被征服的钦察人那里学会了酿造黑马奶酒，称为“细乳”，是供奉宫廷的上品。但大汗饮用的葡萄酒主要是依靠西域贡给，延祐年间（1314-1320）忽思慧《饮膳正要》卷三记载葡萄酒“有西番者，有哈剌火（吐鲁番）者，有平阳（今山西临汾）太原者”；质量还是“哈剌火者田地酒最佳”。^[50]因此当时草原之路频繁运输，“驿传劳费”^[51]。

葡萄酒在元代流行和葡萄酒酿造法在民间的普及，恐怕是元代中期以后的事情了。“葡萄逐月入中华，苜蓿如云覆平地”，自忽必烈开始，葡萄酒在中原地区东传南渐逐步流行，定都于“大都”（今北京）后，据《元典章》所载“大都酒使司于葡萄酒三十取一，至元十年抽分酒户”。至元二十年（1283），元朝廷开始在祭祀太庙中敬献葡萄酒。《元史·世祖本纪十三》记载至元二十八年（1291）五月，“宫城中建葡萄酒室及女工室”。这一“葡萄酒室”的设立，是葡萄始入中国以来千年间，朝廷内首次明确生产葡萄酒的记载，但它似乎还不是中国迈向葡萄酒酿造业普及化的关键性一步^[52]，因为宫城内制造的葡萄酒不可能成批推向社会。特别是元代在中原交通运输方便情况下，内地使用盛酒皮囊的情况也渐渐减少了，更多的是使用瓷瓶、瓷罐，贵族饮酒则讲究用玻璃瓶、玛瑙瓶。“紫驼峰挂葡萄酒，白马鬃悬芍药花。”元代户部侍郎贡师泰这首诗描写皇帝赏赐给他的葡萄酒，运送工具已不是皮囊而变成挂篓装瓶罐了。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原集宁城故址出土的刻有“葡萄酒瓶”四字的瓷瓶，说明元代后期运输葡萄酒时放弃了盛酒的皮囊。

有意思的是，葡萄酒的药效在明清时期也开始被人们认识。李时珍《本草纲目》中记载葡萄酒“暖腰肾、驻颜色、耐严寒”。葡萄酒作为唯一的碱性酒精饮料，对伤寒、白喉、斑疹、疟疾、败血病、肺炎等病症都有药疗特效。^[53]清代初期，传教士不时地将葡萄酒进呈皇帝，大臣以被赏赐葡萄酒为荣。康熙四十八年（1709）皇帝害病体弱时，进入中国宫廷的耶稣会传教士南怀仁等就跪奏劝他喝“西洋上好葡萄酒，乃高年人大补之物，即如童子饮乳之力”。康熙每日进几次葡萄酒，喝后“甚觉有益，饮膳亦好”，竟然身体大安，遂下谕各省征求进献洋酒。^[54]这也反证了葡萄酒直到清代前期仍不普遍饮用，虽然各国传进的葡萄酒增多，但往往作为“贡品”，民间饮用很少。

1907年法国天主教圣母文学院修士们开始在北京颐和园北面黑山扈教堂种植酿酒葡萄。1910年，法国传教士沈蕴璞聘请酿酒师里格拉在北京阜成门外马尾沟法国圣母天主教堂建立了北京第一家葡萄酒窖，生产的法国口味葡萄酒仅用于教会弥撒和教徒饮用。当时教士在弥撒仪式上爱引用《圣经》里的话“面包是神的身体，葡萄酒是神的血液”，意思是把面包和葡萄酒当作维持生命的基本食粮。尽管教堂成为推进葡萄酒的中心，但直到20世纪30年代，使馆、饭馆等才有少量供应。这又反证了民间市场的葡萄酒份额不大。^[55]

总之，葡萄酒是一种外来文化，虽然它不是一种人们赖以生存的酒精饮料，但葡萄酒的传入是汉唐文化的反复积淀，有着外来文明的元素。我们以上所举的10余个抱皮囊俑，气韵生动，造型独特，充分阐明了“胡人岁献葡萄酒”的艺术对象，通过造型风格可以看出艺术家以写实手法精心雕刻了献酒入贡人物的细微特点，它们不仅有男女区别、老少区别、民族区别、姿态区别、服饰区别等，而且每个陶俑的脸部表情都不一样，单独的雕像犹如有本人的灵魂和生命永久留驻，使千年之后的人们审视观赏时仍感叹不已。我们可以说，唐代陶俑艺术所展现的一切特色，都是以人为主体的，而胡人或其他杂胡民族形象艺术最直接地表现出唐代文明本身对外来文化的包容与理解，外蕃献酒的艺术形象通过雕塑家之手而凝结于历史时空中，尽管后人对此奇特创意懵懂不知，有人将进献葡萄酒胡人俑解释为“胡人尊形器”^[56]，北京琉璃厂古董商还将此类造型胡俑称为“抱插花花瓶童俑”，但我们将俑图与史诗相互印证，文学与文物还原交缠，就是在破解造型之谜的同时，纠正以往的误判，让历史的记忆不再断裂而展现于人们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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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鲍防《杂感》，《全唐诗》卷三〇七，中华书局，1960年，第3485页。鲍防（723-790），洛阳人。大历年间著名诗人。天宝十二载登进士第，历任河东节度使，京畿、福建、江西观察使，以工部尚书致仕。

[2] [美]劳费尔著，林筠音译《中国伊朗编》“葡萄树”，商务印书馆，1964年，第44页。[美]谢弗著，吴玉贵译《唐代的外来文明》“葡萄与葡萄酒”，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第309页。

[3] 芮传明《葡萄与葡萄酒传入中国考》，《史林》1991年第3期。苏振兴《古代中西葡萄、葡萄酒考略》，《华南农业大学学报》2004年第1期。陈习刚《唐代葡萄酒产地考——从吐鲁番文书入手》，《古今农业》2006年第3期。《葡萄、葡萄酒在古代中国的传播》，《新疆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6期。《隋唐时期的葡萄文化》，《中华文化论坛》2007年第1期。这些文章大致认为“葡萄”虽早在西汉中叶就引入“内地”，而酿造“美酒”却要在数百年后的唐代，五代以后还曾一度中衰。

[4] [日]古贺守著，汪平译《葡萄酒的世界史》，百花文艺出版社，2007年，第11页。

[5] 马承源等主编《新疆丝路考古珍品》，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年，第224页。

[6] 闳成《西域葡萄种植及其东传》，《吐鲁番学新论》，新疆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972页。

[7] 蒲陶，即葡萄，又写作蒲桃、蒲萄、葡陶。葡萄作为外来语发音，其来源有不同说法。希腊语学者罗念生认为其直接源于希腊语Botrytis（义为“一串葡萄”）；有人认为来自地名Bactria；劳费尔认为它是波斯语budawa对音，而中亚粟特语Butao的意思是“藤蔓”。孙机先生认为葡萄一词应是大宛语budaw的对音，见《寻常的精致——文物与古代生活》，《我国古代的葡萄与葡萄酒》，辽宁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191页。

[8] Д．阿布杜罗耶夫《中亚古代葡萄种植业和酿造业》，《中亚研究》1985年第1期。

[9] 孙机认为此刻石葡萄荫下饮酒的为首者是穿胡服的鲜卑人，而不是中亚人。见《中国圣火》，辽宁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186-187页。

[10] 《唐会要》卷一〇〇“杂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2134页。宋代钱易《南部新书》丙卷记述：“太宗破高昌，收马乳蒲桃种于苑，并得酒法。仍自损益之，造酒成绿色。芳香酷烈，味兼醍醐，长安始识其味也。”中华书局，1958年，第24页。现代葡萄酒有红色、白色、麦秆黄、柠檬色、淡金色、桃红色、紫色、深宝石色等，马奶子葡萄“造酒成绿色”是其中一种色泽，类似后来法国勃艮第起泡葡萄酒，口感清新，余味悠长。

[11] 蔡鸿生教授分析汉唐时期“中亚的葡萄酒制法有两种，一是葡萄与果汁合酿，另一种则用葡萄汁熬制”，见《唐代九姓胡与突厥文化》，中华书局，1998年，第31页。

[12] 拙作《崔莺莺与唐蒲州粟特移民踪迹》，见《唐韵胡音与外来文明》，中华书局，2006年，第57页。

[13] 目前世界8000多种葡萄中适合酿酒的只有200余种，其中世界三大名贵品种有“红葡萄皇帝”之称的赤霞珠（Cabernet Sauvignon）、“红葡萄皇后”美乐（Merlot）和“红葡萄王子”西拉（Shiraz），以及“贵族”品种的黑比诺（Pinot Noir）等等。

[14] 《新唐书》卷一二七《张嘉贞传》，中华书局，1975年，第4442页。

[15] 白居易《寄献北都留守裴令公》，《全唐诗》卷四五七，中华书局，1983年，第5182页。

[16] 刘复《春游曲》，《全唐诗》卷三〇五，第3469页。

[17] [法]童丕《中国北方的粟特遗存——山西的葡萄种植业》，《粟特人在中国——历史、考古、语言的新探索》，中华书局，2005年，第211页。

[18] 王炳华《吐鲁番的古代文明》，新疆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60页。又见[俄]拉得洛夫《回鹘文献纪念文集》中所收10世纪葡萄酒税收文书，列宁格勒，1928年。

[19] 《册府元龟》卷一六八《帝王部·却贡献》，第2028页；卷九九九《外臣部·互市》，第11726页。

[20] 穆根来等译《中国印度见闻录》，中华书局，1983年，第11页。

[21] 对隋唐五代海外贸易的地域与进出口商品结构的分析，见黄启臣主编《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史》，广东经济出版社，2003年，第164-181页。唐代航海来华的阿拉伯水手可能还不知道葡萄酒能减少或预防船上败血病的功能，15世纪地理大发现时代航海家才开始给船员配备葡萄酒，利用葡萄酒药用功效保护人们的健康。

[22] 刘禹锡《和令狐相公谢太原李侍中寄蒲桃》，《全唐诗》卷三六二，第4090页。

[23] 蔡鸿生《中外交流史事考述》，大象出版社，2007年，第24页。

[24]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收藏，原为新疆疏附县阿克塔拉采集，长19.6厘米，5-6世纪。不知为何定名为“化妆调色石盘”，大概是石墨材质就推测与化妆调色有关。在美国“走向盛唐”展览和韩国“中国国宝展”上都将这块石墨雕刻翻译为：Tray with drinking scene，显然是望图生义。

[25] 程大昌《演繁露》卷一，中华书局，1991年。

[26] 《吐鲁番出土文书》第2册第17页记录为“赤违”，韦即违，意为熟制的兽皮。吐鲁番文书中多次出现“赤韦”“赤违”“赤威”等专有名词，即绛红色的皮子。从事鞣制皮革的“韦匠”与皮匠是两个不同手工业行当，韦匠用硝鞣制皮革，用一种叫“苏”的绛红色植物染料染色，成品柔软光亮，外观好看。而皮匠主要掌握缝制皮革制品技术。从吐鲁番文书来看，高昌的韦匠和皮匠都是由粟特人把持垄断。见宋晓梅《高昌国——公元五至七世纪丝绸之路上的一个移民小社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343页。

[27] 张祜《雁门太守行》，《全唐诗》卷五一〇，第5796页。

[28] [日]山田信夫《ゥイゲル文契约文书集成》（编者：小田寿典、梅村坦、森安孝夫），大部分文书为高昌回鹘时代，大阪大学出版会，1993年，第112-113页。又见伊斯拉菲尔·玉素甫《葡萄在古代吐鲁番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吐鲁番学新论》，新疆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582页。

[29] 《唐长安大明宫》，科学出版社，1959年，第42页。

[30] 俞凉亘、周立主编《洛阳陶俑》，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5年，第259页。

[31] 《海外遗珍》（陶瓷·四），台北故宫博物院编辑出版，1993年，第18页。

[32] 《海外遗珍》（陶瓷·一），台北故宫博物院编辑出版，1986年，第67页。

[33] Silk Roads·China Ships，Royal Ontario Museum，Toronto，Canada，1984．

[34] 香港艺术馆编《丝绸之都——长安瑰宝》，香港市政局出版，1993年，第23页。

[35] TL． Oxford Authentication，Artcade Gallery-Corinne Van Der Kindere，Orientations，2001．

[36] 洛阳博物馆编《洛阳唐三彩》，河南美术出版社，1985年，第103页。洛阳文物局编《洛阳陶俑》，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5年，第347页。这两本图录所载坐姿男俑为同一造型，但拍摄角度各有侧重，一说高14厘米，一说高13.3厘米。

[37] 《河南唐三彩与唐青花》，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393页。

[38] 《大唐王朝女性の美》展览图录，大阪市立博物馆、中日新闻社，2004年，第78-79页。唐代雕塑工匠对这个坐姿少女有着细心刻画，除了脸庞、发髻、衣服外，还突出了她紧扶盛酒皮囊的小手。

[39] Chinese Ceramics Bronzes and Jades，in the Collection of Sir Alan and Lady Barlow，By Michael sullivan，London，1963．

[40] 《河南唐三彩与唐青花》，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222页。该女俑通体施棕色、绿色、黄色、白色四种釉。笔者在香港讲学时，曾在香港艺术馆注意到徐展堂先生私人的唐三彩藏品中也有此类相同造型抱鹅形皮囊女俑，见《徐氏艺术馆：陶瓷篇Ⅰ——新石器时代至辽代》图录，香港徐氏艺术基金，1993年。

[41] 关于“胡跪”，慧琳在《一切经音义》卷三六中解释“右膝着地，竖左膝危坐，或云互跪也”。但在献酒胡俑造型中左右腿跪坐可以互换变化，新疆柏孜克里克胡人供养跪像壁画及其他中亚画像皆可印证。

[42] 王尧、陈践《吐蕃简牍综录》，文物出版社，1986年，第37页。

[43] 王翰《凉州词二首》，《全唐诗》卷一五六，第1605页。

[44] 贯休《塞上曲二首》，《全唐诗》卷八二七，第9315页。

[45] 孙机先生提示笔者注意考古发现的辽代葡萄酒，见辽宁博物馆等《法库叶茂台辽墓记略》，《文物》1975年第12期。

[46] 彭大雅、徐霆《黑鞑事略》，中华书局，1985年，第20页。

[47] 冯承钧译《马可·波罗行纪》（中册），中华书局，1954年，第424页、580页。

[48] 何高济译《鲁布鲁克东行纪》第二十九章，中华书局，1985年，第272页。

[49] 《元史·百官志》中提到一种乳酪叫爱兰乳酪。现在中亚吉尔吉斯斯坦有一种饮料用煮沸的奶和水制成，并使之变酸，仍称之为airan。人们喝完后舌头有杏仁味道，即使醉人也能使腹内舒畅，利尿，对以吃牛羊肉为主食的民族有保健作用。

[50] 忽思慧著，李春方译注《饮膳正要》，中国商业出版社，1988年，第250页。

[51] 《永乐大典》卷一九四二一，《经世大典·站赤》，世界书局，1962年。

[52] [日]岩村忍《元代葡萄酒考》，见《蒙古史杂考》，白林书房，昭和十八年。

[53] 关于葡萄酒药效的论文较多，有的国家古代医生把葡萄酒当作药物开给病人，时至今日，日本的药房里还有葡萄酒出售。

[54] 蔡鸿生教授指示笔者阅读方豪《红楼梦新考》中对康熙品尝葡萄酒进补之事的考释，特此致谢。见《红楼梦研究参考资料选辑》（第3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76年，第996-1000页。

[55] 《葡萄酒在中国》专题，见《中国葡萄酒》2007年第1期，第29页。

[56] 李知宴《唐代瓷窑概况与唐瓷的分期》，《文物》1972年第3期；李知宴《唐三彩生活用具》，《文物》1986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