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路商队驼载“穹庐”“毡帐”辨析

考古出土和文博界收藏了大量北朝、隋唐骆驼载物俑，在很多骆驼背上负载的物品中，有被人们广泛定名为“货架”“物架”“鞍架”“货板”“挡板”的多层木排条。笔者经长期观察发现，那其实就是“穹庐”“毡帐”支撑架子（也有人称为网状编壁，蒙古语叫哈那），是丝绸之路、草原之路上商队驼帮不可缺少的野外住宿必备物品，张设时从驼背卸下置于地面，移动时驾于驼背两边驭驮物品之下，就摆放位置与程序来看，主要是为了折叠张合节省负荷空间，与骆驼载重的“货架”“物鞍”没有多大的关系。

一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吴玉贵先生曾在1999年发表过大作《白居易“毡帐诗”所见唐代胡风》，从白居易描写的10余首“毡帐诗”入手，指出毡帐与汉唐北方草原游牧民族的关系，特别是详细讨论了“北朝穹庐之制”与突厥兴起前后“毡帐”在黄河流域及以南地区的传播，论述精备，给人印象很深。^[1]白居易太和七年（833）《青毡帐二十韵》一诗尤其受到后人瞩目，宋人程大昌做过考证^[2]。

白居易原诗写道：

合聚千羊毳，施张百子弮。骨盘边柳健，色染塞蓝鲜。北制因戎创，南移逐虏迁。汰风吹不动，御雨湿弥坚。有顶中央耸，无隅四向圆。旁通门豁尔，内密气温然。远别关山外，初安庭户前。影孤明月夜，价重苦寒年。软暖围毡毯，枪摐束管弦。最宜霜后地，偏称雪中天。侧置低歌座，平铺小舞筵。闲多揭帘入，醉便拥袍眠。铁檠移灯背，银囊带火悬。深藏晓兰焰，暗贮宿香烟。兽炭休亲近，狐裘可弃捐。砚温融冻墨，瓶暖变春泉。蕙帐徒招隐，茅庵浪坐禅。贫僧应叹羡，寒士定留连。宾客于中接，儿孙向后传。王家夸旧物，未及此青毡。^[3]

这首诗对毡帐的形制、用途和人们在毡帐中日常起居的情景做了描述，它既有待客宴饮场地之用，又有保暖御寒之用。主要有几点可注意：

1．“合聚千羊毳”，“毳”为鸟兽的细毛绒，白居易《红线毯》诗云：“太原毯涩毳缕硬。”“毳帐”即为毡帐，《新唐书·吐蕃传上》：“有城郭庐舍不肯处，联毳帐以居。”毡帐乃塞外游牧民族生活住宿必用之品，有时又称为“穹庐”“拂庐”。

2．“施张百子弮”中“百子弮”即“百子帐”，“弮”是圈弓的意思。构造以柳木条编弓为圈，互相连锁可张可合，因为圈多故叫百子弮，不一定真有百圈之多。“骨盘边柳健”也就是说，毡帐支撑的“骨盘”是用柳木条编成的。这种骨盘用若干根柳木条和毛皮绳连接成方块形，用时将其拉展开便成为圆形围墙，搬迁时折叠在一起。

3．“色染塞蓝鲜”，表明毡帐外表颜色是被染成蓝色。从骆驼俑背上装载的“穹庐”、毡帐架子来看，有些是绘有颜色的，或蓝或绿。

4．“有顶中央耸，无隅四向圆。”毡帐顶耸周圆，周围覆盖以毛毡，它形似一个圆锥体，能防寒保暖，抵御风沙，较好地保持帐内温度；在大风雪中阻力小，帐顶不积雪，不存水，不仅适于游牧生活的需要，也适于商客贩运的需要。

5．白居易《夜招晦叔》诗云：“碧毡帐上正飘雪，红火炉前初炷灯。”指毡帐内一般要就地挖设火炉，帐篷若小则不设火炉，“银囊带火悬”，即以“银囊”贮火取暖。

白居易《青毡帐二十韵》是他62岁在洛阳任太子宾客分司时描写的毡帐，这种毡帐可能与丝路商旅胡客或是草原牧民使用的穹庐、毡帐有所不同，但基本构造不会差别太大。

穹庐、毡帐多为移动式，构造既简单又科学，从后世留传的毡帐架子看，它通常高2.5米，直径约4米，由上下两部分构成。由若干细木杆编制的网状圆形转壁与顶部，用厚羊毛毡覆盖，再用牛毛绳从四面绑缚；顶部有天窗，直径约1米，上面多雕刻美丽的花纹，能通烟气，采阳光。不过，除了官府运输驼队和军队所用毡帐，北朝隋唐以来草原丝路上商队骆驼所载的“穹庐”“毡帐”一般不会太大，因为双峰驼一般驮载250公斤左右的东西，主要是运载商队货物，不会携带过于庞大的毡庐。仅从字面上看，“穹”指中间隆起四周下垂的空间，“庐”指搭建在原野上的棚舍，都是比较简陋的。

从骆驼携带的毡架来看，穹庐、毡帐具有制作简单、容易拆卸、便于搬运的特点与优点。上路时，拆卸的毡帐多用牲畜驮运。而骆驼上的穹庐毡帐很短时间就能搭盖起来，看起来外形很小，毡帐底座直径多为2米到3米不等，不会占地太大。但帐内使用面积却很大，冬暖夏凉，能抵挡风吹雨打，很适合经常移场放牧的游牧民居住和商道丝路上胡客携带使用。正如唐代诗人刘商《胡笳十八拍》中说的：“狐襟貉袖腥复膻，昼披行兮夜披卧。毡帐时移无定居，日月长兮不可过。”^[4]

图3　安伽墓欢聚野宴图（线描）	图4　安伽墓商队相聚图（线描）

二

对近年来出土的北朝、隋唐的虞弘墓、安伽墓、史君墓等仔细观察，都可见“穹庐”“毡帐”图画屡屡出现。

在1999年发掘的虞弘墓中，椁壁浮雕第五幅中心区，呈现了一大庐帐的后半部。庐帐中间高，两面幔布呈低坡斜下拉开，通过剖面雕绘法表现了庐帐外形和帐内场地，这种帐庐是整个画面的中心，实际已被装饰成帐幔式活动大厅，有利于众多胡人跳舞演出和举行宴会。^[5]

在2000年发掘的安伽墓中，围屏石榻图案里共雕刻了五例帐篷，其中三例为圆形穹庐，两例为方形庐帐。圆形穹庐周壁呈弧形，装饰虎皮纹，门宽大，顶部绘花叶并贴金，显然是临时帷幔支撑状态，便于拆卸搬运。而方形庐帐顶部为坡度平缓的两面坡，白色织物围成的顶壁，也是依靠木柱支撑，安装简单。^[6]值得注意的是，圆形穹庐内只铺有地毯，显得很局促；而方形庐帐内摆放有铺毯的榻，并有靠垫类的隐囊，这些家具或为藤条等材料编制，可折叠，易于携带。从整个围屏画面来看，其中不仅表现了粟特人与突厥人相会酒宴娱乐的场景，而且正面屏风第五幅商旅图中骆驼、毛驴负物休息时，支起穹庐顶虎皮毡帐野宴的场景非常明确。毡帐内还有帷幔，地面铺有红黑花地毯，这应该是我们了解胡人商队骆驼背负穹庐毡帐的最好信息。

在2003年发掘的史君墓中，石椁北壁反映的商队野外露宿和贸易场景中，中心位置为一穹庐毡帐，并有门帘上卷，毡帐内仅坐一盘腿商队首领，手握长杯，与帐外一位跪坐圆毯上头戴毡帽的长者相对饮酒，毡帐门前卧一回首犬。毡帐下方商队中有四个男子在交谈，其中一位肩上搭有货物，两匹驮载货物的骆驼正在卧跪休息。^[7]

这些带有粟特风格的墓葬绘画雕刻在中原地区流行了很长时间，入华的画家雕刻匠应该有着现实生活的“底本”，起码他们在表现穹庐毡帐的场景上有中心画面，突出了毡帐的重要位置。日本滋贺县美秀美术馆（Miho Museum）藏北朝屏风画像石之“粟特与突厥盟誓图”（G板）大穹庐、“萨保夫妻宴饮图”（E板）穹庐帷帐、突厥人野地休息图（C板）小穹庐等，穹庐毡帐都处于核心位置，胡人与突厥人的骆驼载货出行活动正与这些穹庐密切相关。^[8]由于受石雕绘画面积的局限，穹庐毡帐的细部刻画不可能细致入微，但一般来说，丝路商队胡客支撑穹庐毡帐时应有严格的次序。

首先，选择适宜宿营的地方。商队毡帐夏天多选择在水草肥美的地方搭建，冬天多选择在山坡避风处或其他低洼地搭建。特别是为了防止雨雪的浸泡，要按照“春洼、夏岗、秋平、冬阳”的规律配装毡帐，保证像白居易说的那样“汰风吹不动，御雨湿弥坚”。

其次，根据毡帐大小先画一个圈，然后沿着画好的圆圈铺好地盘上的圆毡毯。这种圆毯往往就是从骆驼背上取下的覆盖物，白天是骑驼人的坐毯，晚上成为铺底的睡垫，一物两用。白居易毡帐诗说“侧置低歌座，平铺小舞筵”，即大毡帐里可以铺设“小舞筵”这种圆毡毯，经常有胡人男女在毡毯上跳胡旋舞或胡腾舞。有时出土的图画受透视规律局限不好在毡帐画面内表现舞蹈场景，故画在帐外跳舞。

再次，确立毡帐进出口，保障“旁通门豁尔，内密气温然”。穹庐的门分毡帘和钻洞两种，依据毡帐的大小不等，决定高低。往往大的穹庐毡帐才用木门，而且有木杆围墙。

然后支撑张设支架。从骆驼背上取下用柳木条交叉编结而成的支架，展开后用系带固定内围，安插椽子支撑木圆顶，如果铺衬内层毡最好。

同时用长约3米的柳条棍或椽木支撑顶部，与支架按圆形衔接在一起绑好，结成伞骨形顶架，搭盖顶棚套毡。若有小口圆形天窗，则可用以通烟、通气和透光，夜间或雨雪天用毛毡覆盖。

此外，冬天“软暖围毡毯”，将支架底部围毡保暖防止漏风，夏天则掀开通风凉快。

最后用毛索、鬃毛绳、皮索或麻绳围紧加固，系外围腰带，大功告成。这便是一顶浑然一体的穹庐毡帐了。

穹庐毡帐的大小规格，是由每顶毡帐所用支架的数量多少决定的。通常分为从四、六到九、十或十二个支架的毡帐，就是同一个类型的毡帐也以支架长短分大中小三个规格。如果是大型的毡帐要比小型的多十根柳木条。商队一般都喜欢住五六个支架的毡帐，否则大型毡帐会增加骆驼携带的负担。而大型毡帐过去在草原上是罕见的，大业三年（607），隋炀帝北巡榆林，为震慑突厥人与其他民族部落，命令宇文恺制造大帐，“其下坐数千人，帝大悦，赐物千段”^[9]。这种千人毡帐与平时游牧人所用穹庐相比反差极大，在举办大会时的作用自然是夸耀于戎狄，威吓北方异族。

毡帐的最大优点是拆装容易，搬迁简便。架设时将支架拉开便成圆形的围墙，拆卸时将支架折叠合回，体积便缩小，又能当牛车、马车的车板，所以受到商队喜爱也是意中之事。

按照传统习惯，商道丝路上驼帮商队的作息时间，通常是根据从穹庐毡帐露天窗口射进来的阳光的影子来判断确定。毡帐上支撑的几十根柳木椽子中，每两个椽子之间形成的角度为六度，恰好与现代钟表的时间刻度表完全符合。这不仅说明在生活实践中掌握了几何学原理的制毡手工业者的高超技艺，也说明这些能工巧匠已将天文学应用于生活实际之中。

三

由于考古出土的骆驼载物俑上携带穹庐、毡帐围壁支架的很多，我们仅选几例典型代表作为说明。

图5为1964年河北曲阳北魏韩贿妻高氏墓出土彩绘骆驼俑，其携带的“木排”又宽又厚重，长度比例也超出一般穹庐支架。

图6为1984年陕西咸阳胡家沟侯义墓出土的西魏骆驼俑，高20厘米。^[10]这个俑突出了木排的位置，上面仅搭了一束丝，但是表现了毡帐支架的坚固结实。

图7为1959年西安中堡村出土唐三彩载物骆驼俑，其细长支架被塑造成两头高高翘起的形象，与实物形象已相去甚远，成了一个象征符号。^[11]

图8为河南偃师山化乡关窑村出土的唐代骆驼俑，高51.5厘米，但木排比例较为短小。类似的造型较多，常常被人们误判为托底的驮架，称作“托板”。^[12]

图9为1971年陕西礼泉唐代郑仁泰墓出土的彩陶骆驼俑，木排前后微翘呈弓形，也符合穹庐圆形支架需要。原图录撰写者解释为“驮架”，即驮架上横置纹饰华丽的袋囊。^[13]

图10为洛阳出土绿釉载丝骆驼俑，高50厘米，编纂者解释在一束丝绢和驮囊下“垫有夹板”，即认为长木排的穹庐支架是两侧的“夹板”。^[14]

图11为1998年香港文化博物馆“汉唐陶瓷艺术”展中展出的唐彩陶载物骆驼俑，此次展览中将该文物骆驼峰背上的“穹庐”解释为前后翘起的“鞍架”。实际上前后翘起说明穹庐毡帐支架是弯的，撑张开时正好为圆形构架。^[15]

图12为1948年长安裴氏小娘子墓出土的唐牵驼俑，驼高37厘米，陕西历史博物馆藏。怪兽头囊袋下横放穹庐长支架，有人认为是横置的“搁板”。^[16]

图13为西安博物院展出南郊唐墓出土的载物骆驼俑，高52厘米。这里只选其局部。

类似的例子还有许多，不再一一列举，需要辨别的是：

1．骆驼身上究竟有没有货架呢？笔者估计为装卸一些易碰碎的物品时，也可能有固定的货架。敦煌第45窟南壁西侧盛唐壁画“胡人商队遇盗图”中有从驴背上卸下的带货架的物品^[17]，晚唐“明皇入蜀图”中也有从马背上卸下的货架，但那样的货架是应该能搂住筐匣底部的、有衬托的固定木架，绝不是现在这样放在驼背两旁高高翘起的整齐木条排状。有的驼背上装一个圆筒形竖立囊架，便于内置货物，这可能是特殊的货架。盈鞍叠箧与穹庐支架并不相同。

2．骆驼载物经常有香料、黑檀木、象牙抛棒等大件物品露出驼背外，但绝不是靠所谓的货架来支撑的，即使丝绸绢帛皮毛等货物，也应有固定的包装。为什么水壶、干肉、野兔等直接挂于驼背两旁，而不装进防风防沙的背囊呢？雕塑工匠大概为了显露出骆驼运载物的状况，故意将纺织品等物品放在驼背两侧，但这已是艺术塑造而不是实际生活状况了。

3．以前被人们解释为丝绸之路上运载的一股股“生丝”或一束束“束丝”，有的判断可能不完全准确。如果真是“生丝”那也应该装入皮囊布袋中，不会挂在外面任凭风吹日晒、雨淋霜打。有的骆驼背上可能是生丝，一般较粗；而摆放在外较细的可能是牛毛绳或鬃毛绳，是用于固定“穹庐”帐篷四边的。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张庆捷先生曾利用考古资料分析胡商驮货有五种形式，他对出土陶骆驼上的驮载方式的细节分析很有见地，遗憾的是，他仍然认为“在驼背两侧搭一个两排木条或窄木板组成的驮架，架上再装丝卷或者丝绸等货物，如东魏茹茹公主墓、太原北齐娄睿墓、张肃俗墓等出土陶骆驼，这是最普遍的一种载货形式”^[18]。他也注意到“有一种骆驼所载的用木条制成的驮架，在夜晚住宿时，还可能被用来搭撑毡帐”。不过，他后来又继续认为那是骆驼货物架、驮架^[19]，离破解此谜只有一步之遥。

我们不妨再追溯一下北魏以来一直有名的“突厥帐”，这种称霸北方草原的突厥人的起居之所，构成了漠北独特的人文景观：“畜牧为事，随逐水草，不恒厥处，穹庐毡帐，被发左衽，食肉饮酪。”^[20]蔡鸿生先生认为这是草原文明与农业文明大异其趣的标志，充分反映出蕃、汉之间的差异。^[21]笔者完全同意将穹庐毡罽与土木房屋分别作为游牧、农业不同文化类型的分界标准。

《太平广记》卷一七三引《谈薮》，礼部尚书范阳卢恺兼吏部，选达野客师为兰州总管。客师辞曰：“客师何罪，遣与突厥隔墙。”恺曰：“突厥何处得有墙？”客师曰：“肉为酪，冰为浆，穹庐为帐毡为墙。”“穹庐为帐毡为墙”一语中最难得的是“毡”。毡作为搭建帐篷的重要材料，是游牧民族用动物粗毛经湿热挤压缩成的块片状垫衬材料，汉人多不制造，汉代以来匈奴、突厥等民族多用之，因此毡帐往往是匈奴、突厥的代称。汉唐时期人们一直将放弃“毡墙毳幕”作为改变游牧生活方式最重要的标志，汉人、唐人都把穹庐毡帐看作“鸟居”“行屋”，用于露宿野外，不是固定居所。但是御寒挡风保温的穹庐毡帐确实有便于移动的流动性特点，这就使得穹庐毡帐的“胡居”外来风吹进了中原，在大型活动时使用。

当时“突厥帐”对唐朝影响很大，唐太宗儿子李承乾为太子时曾在皇宫内张设穹庐，“（太子）好效突厥语及其服饰，选左右貌类突厥者五人为一落，辫发羊裘而牧羊，作五狼头纛及幡旗，设穹庐，太子自处其中”。麟德二年（665）十月，唐高宗从东都洛阳出发赴东岳泰山封禅，“从驾文武兵士及仪仗、法物，相继数百里，列营置幕，弥亘郊原，突厥、于阗、波斯、天竺国、罽宾、乌苌、昆仑、倭国及新罗、百济、高丽等诸蕃酋长各率其属扈从，穹庐毡帐及牛羊驼马，填候道路”^[22]。这说明帝王出动时，跟随的人员皆住宿于“穹庐毡帐”。

《资治通鉴》卷二一六记载唐玄宗时著名蕃将哥舒翰“每遣使入奏，常乘白橐驼，日驰五百里”。由此曾建立过被称为“明驼使”的传递组织。据明人杨慎《丹铅总录》卷十三的考证，“明驼使”的任务是用一种奋蹄快行的骆驼来负担传递公文书信。《酉阳杂俎》说这种骆驼：“驼卧，腹不帖地，屈足，漏明则行千里，故称明驼。”又《杨太真外传》卷下说此驼“腹下有毛，夜能明，日驰五百里”，故称作“明驼”。杨贵妃还曾私自用“明驼使”将交趾上贡的龙脑香传递给安禄山。这些记载中的“明驼”是否经过专门奔驰训练的波斯白色单峰驼，虽不可全辨，但骆驼运输所属分为官府和私人还是可信的。

由于骆驼分属官府和私人，所以饲养状况不同，携带的穹庐毡帐也有所不同。私人携带的东西比较齐全，牵驼人一路喝风吸尘，饮露披霜，住帐篷过关口，翻大山宿野外，都离不开帐篷。骆驼商队一般应该结成驼帮，便于互相照顾，大的驼队还应有“知驼官”负责骆驼的医疗。官府的和私营的骆驼的来源是不一样的，据敦煌文书《唐天宝年代敦煌郡会计牒》反映，当时沙州官府养驼、用驼都有规定，骆驼与牛马一样不允许私自宰杀。大多数胡商有几座毡帐，一座住人，一座做仓库或做饭烧奶。唐人慧琳《一切经音义》卷八二解释穹庐时说：“戎蕃之人以毡为庐帐，其顶高圆，形如天象穹隆高大，故号穹庐。王及首领所居之者可容百人，诸余庶品即全家共处一庐，行即驼负去，毡帐也。”敦煌148窟、360窟壁画上就有帐庐形象，白色的圆形穹顶内有交叉的骨架，庐帐顶上还有天窗，并加有毡盖，庐帐内铺有毡毯。

我们注意到，唐代文献和吐鲁番文书都说明，客馆（驿站）是官办的机构，是用来接待公务在身的往来客使的，胡商或其他蕃汉客商等人员不在其接待范围内，没有资格享受官府的招待，所以胡商等必须自备帐篷住宿，或是寻找其他民房休整。尤其是他们进入唐境以后前往京城的旅途中，按照唐朝规定还不许随便与官民私相接触，这就愈发迫使胡商只能自我安置，帐篷成了不可缺少的物品。

在那“胡天雨雪四时下，五月不曾芳草生”的情况下，“更闻出塞入塞声，穹庐毡帐难为情”^[23]。正因为穹庐毡帐在汉晋隋唐时代普遍盛行，才成为雕塑工匠直接塑造的艺术对象，只不过在塑造时有些夸张以致有所变形。

四

穹庐毡帐一直是我国古代北方游牧或者半游牧民族最常见的居住形式。至少从匈奴开始，架设简单的穹庐毡帐就被广泛使用，匈奴称毡帐为“穹庐”“穷庐”“穹闾”“弓闾”，《史记·匈奴列传》：“匈奴父子乃同穹庐而卧。”西汉桓宽《盐铁论·论功》中说匈奴穹庐“织柳为室，旃席为盖”。汉武帝元封六年（前105）江都王刘建女儿细君公主远嫁乌孙时，公主歌咏“穹庐为室兮旃为墙，以肉为食兮酪为浆”^[24]。“旃”就是“毡”，可知乌孙也是以毡帐为室。三国魏晋时乌丸、鲜卑等东胡民族“居无常处，以穹庐为宅，皆东向”^[25]。柔然、吐谷浑、高车等民族都是“所居为穹庐毡帐”。南朝南齐派使节到北魏，回到江南后描述拓跋鲜卑毡帐：“以绳相交络，纽木枝枨（支架），覆以青缯，形制平圆，下容百人坐，谓之为‘繖’（伞），一云‘百子帐’也。”^[26]

隋代薛道衡用“毛裘易罗绮，毡帐代帷屏”的乐府诗句感叹北方民族居住特点。实际上，当时有相当多的游牧民族都以毡帐为基本生存必备品。尤其是毡帐便于搭拆、易于移动，适合游牧民族草场转移时轻骨架配装式快速分合。山东青州傅家画像石上第一石“商旅驼运图”中的骆驼背上刻画的平行线条就是用于表现行旅所用的毡帐“木骨”^[27]的。太原北齐娄睿墓墓道东西两壁出行图中胡人商队骆驼背上的平行圆木条更是被清楚地描绘为毡帐围壁支架^[28]。唐乾陵章怀太子墓狩猎壁画上奔跑骆驼也有表示毡帐支架的弯翘平行线。穹庐、毡帐作为流动性强的居住处，制作毡帐所用的毛毡应是游牧民族生产的特色。史载“突厥事祆神，无祠庙，刻毡为形，盛于皮袋，行动之处，以脂苏涂之。或系之竿上，四时祀之”^[29]。北齐尔朱荣属下刘灵助也曾“刻毡为人像，画桃木为符书，作诡道厌祝之法”^[30]。“刻毡”本身就说明毡不仅是一种载体物质，而且可用于神像崇拜。至于驮囊上出现的怪兽头型图案，西方学者解释为“魔鬼面具”^[31]，强调其精神作用，需要另行讨论。

图19　北魏灰陶骆驼俑，见2006年11月德国纳高拍卖图录	图20　东魏彩绘骆驼俑，见2006年纽约苏富比中国艺术拍卖图录	图21　卧驼俑，北齐娄睿墓出土

西域一些半游牧半定居的民族中，毡帐也是一种重要的民居形式。城郭内外都有人居住穹庐毡帐。擅长经商的中亚粟特人在长途跋涉中，自然要利用可以折叠张合的毡帐——张设时就地安置，移动时畜驮车载均可。例如以毡帐著称的吐火罗国，“有屋宇，杂以穹庐”，“无城郭，后稍为宫室，而人民尤以毡庐百子帐为行屋”^[32]。据估计，西域各国和北方游牧民族已经有专门制造穹庐木架的部门或者工匠。林幹先生早就指出制造构建穹庐的木架是匈奴木器业部门的重要职责之一^[33]，还有人认为“其制作有赖张掖郡的木材供给”^[34]。其实突厥人也有以木器或木车装配的手工业，专门掌握草原式庐帐木架的特殊工艺，以之作为辅助性的生产部门来为自己服务。

图22　昭陵陪葬牛进达墓出土载物骆驼俑，背有囊袋，丝绸、悬挂水罐行囊，以及沿途猎获的野鸡、野兔等	图23　骆驼背上携带猴子陶俑，陕西礼泉郑仁泰墓出土

图24　鸣驼俑，西安西郊中堡子村出土	图25　唐三彩骆驼俑，洛阳关林58号墓出土

具有移动特点的毡帐不仅与游牧民族有密切联系，也与商旅交通息息相关。输送军用物资需要昼夜兼程，毡帐更是不可或缺的必备物品。一些出身武将或者本身就是蕃将的墓中出土的骆驼载物俑，很可能就与军事辎重队中物资运送有关。

《黑鞑事略》记载的元代蒙古游牧人的穹庐形式，对了解隋唐时期突厥帐也有参考价值：

“穹庐有二样：燕京之制，用柳木为骨，正如南方罘罳，可以卷舒，面前开门，上如伞骨，顶开一窍，谓之天窗，背以毡为衣，马上可以载。草地之制，以柳木织定硬圈，径用毡挞定，不可卷舒，车上载行，水草尽则移，初无定日。”这是宋人对两种毡帐差异的清楚描述，一种可以折叠（卷舒）用牲畜驮载，另一种毡帐用车载行不能卷舒。由此可上溯推知，突厥人实行“草地之制”也是所谓“马载穹庐”与“突厥毡车”并重，这种流动性宿营用具，是北方草原民族都有的“辎重”之一。

10世纪以后，《蒙古秘史》中称蒙古包为“斡鲁格台儿”或称“失勒帖速台格儿”，意思是有天窗的房子和有编壁的房子。在现代蒙古语中，编壁“失勒帖速”为“哈那”一词取代，“格儿”一词泛指一切房屋；“斡鲁格”一词则专指蒙古包天窗的毡帘。

元代是蒙古包制作发展的极高水平时代，蒙古贵族所用的大型“宫帐”又称“斡儿朵”“斡鲁朵”，亦作“窝裹陀”。这种大型毡帐与普通蒙古包相比有三个特点：

其一，容积很大。普通蒙古包高约2米，宽4-5米，元代的斡儿朵则高大得多。据西方传教士鲁布鲁克记叙：“他们把这些帐幕造得很大，有时宽为三十英尺。我有一次亲自测量一辆车的轮距为二十英尺，当把帐幕放在车上时，它在轮的每侧至少伸出五英尺。我估算一下，每辆车用廿二匹牛拉一座帐幕……”^[35]这种用22头犍牛所拉的蒙古包犹如一个巨型“行宫”。

其二，富丽堂皇。《黑鞑事略》徐霆注云：“霆至草地时，立金帐，其制则是草地中大毡帐，上下层用毡为衣，中间用柳编为窗眼透明，用千余条索拽住，门与柱皆以金裹，故名。”《蒙古秘史》云：“王汗毫不介意地立起了金撒帐。”撒帐即细毛布，此处为细毛布做成的金碧辉煌的巨帐。这种经过装饰的宫帐也叫“金殿”。蒙古可汗的大帐为召集贵族、宗室的重要场所，能容纳几百人或上千人，所以内部悬挂绣有金丝图案的垂幕，帐内立柱和门槛都用黄金包裹，因此又称为“金帐”。

图27　毡包模型，山西大同北魏2号墓出土	图28　毡帐模型，山西大同北魏2号墓出土

其三，造型区别。宫帐的架子，是在顶部插入顶杆（乌尼）并竖起哈那（编壁）制成的，外形像人的脖子，鲁不鲁乞称蒙哥汗的宫殿为“有颈发屋”。宫帐上面呈葫芦形，象征福禄祯祥；下面呈桃儿形，桃儿形模仿天宫。如今成吉思汗陵寝地还保存有这种宫帐的造型，表现了蒙古民族特有的建筑艺术。

但是一般牧民蒙古包形制还是为可迁移式，用木架和毛毡搭成的下圆柱形、上圆锥形结构，包内直径4-6米，总高约3米。他们常用骆驼皮将木条连成易于开拉的菱形格，构成圆形底壁的骨架“哈拉”，再用辐射状木杆构成圆锥形顶部结构；并由弓形十字连接成突起的蒙古包“套脑”，构成供采光通风的天窗。然后在整个框架外面围上毛毡，用毛绳扎紧，组成可防风阻雨、保暖采光的完整的蒙古包。因此，蒙古包是宜于拆卸和组装的毡帐，适合牧民在“春洼、夏岗、秋平、冬阳”的各地之间来回搬迁，从而为明清时代的草原牧民承袭下来。

蒙古包的形成经过一个漫长的历史时期，其来源无疑与匈奴、突厥等历史遗留有联系。例如，鲜卑人使用穹庐毡帐选择朝东方向张设，奚人常用车辆载毡帐，吐谷浑“户帐为屋”多为方形而不用圆形穹庐，吐蕃人“其国都城号为逻些城，屋皆平头，高者至数十尺。贵人处于大毡帐，名为拂庐，寝处污秽，绝不栉沐”^[36]。不同民族有着不同的毡帐类型，大体与游牧生活发展阶段相适应，与当地毡帐制作材料相适应，在毡帐便于流动方面，各民族的想法则是一致的。当然在搬运装载穹庐毡帐上分为畜驮、车载等不同途径，北朝隋唐骆驼背上负载穹庐毡帐的形象可说是一个时代的典型代表。

总之，不管是骆驼陶俑，或是壁画、画像石中出现的驼背上负载的多层密集排列木条，都不是以前所说的载物货架。穹庐毡帐从写实到写意有一个抽象的变化，我们应该注意穹庐毡帐的写实性和象征性之间的区别，注意早期工匠的体察入微以至后来创作的随心所欲，注意艺术夸张造型乃丝路商旅与骆驼背负帐庐的真实生活记录。各类图录著述之所以普遍皆说穹庐毡帐为驼载货架、物架，均为不做深入辨认的误判，长期以讹传讹没有得到纠正，近来有不少文物图录继续人云亦云沿袭此类说法，本文专门辨析盖源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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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吴玉贵《白居易“毡帐诗”所见唐代胡风》，《唐研究》第5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此文惜未有文物配图，还是文字概念上描写的毡帐。

[2] 程大昌《演繁露》卷一三“百子帐”条。程氏解释“百子帐”非有子孙众多之意，而是穹庐“棬柳为圈，以相连琐，可张可阖，为其圈之多也，故以百子总之，亦非真有百圈也”。吴玉贵认为“百子”是鲜卑人称呼毡帐的译音，而“穹庐”是源于匈奴人的译音，这种考释可能更接近原意。但将柳条木编制成一个个网状栅栏，相互联结可以伸缩，则是毡帐支架形制。

[3] 白居易《青毡帐二十韵》，《全唐诗》卷四五四，第5141页。

[4] 刘商《胡笳十八拍》第五拍，《全唐诗》卷二三，第301页。

[5] 《太原隋虞弘墓》，文物出版社，2005年，第106-109页。

[6] 《西安北周安伽墓》，文物出版社，2003年，第24页，图23、图24；第33页，图29；第34页，图31。

[7] 《从撒马尔罕到长安——粟特人在中国的文化遗迹》，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第61页。

[8] Miho Museum，SouthWing（南馆图录），1997，pp． 247-257．中文版见《艺术史研究》第4辑，荣新江文后所附图版，中山大学出版社，2002年。

[9] 《隋书》卷六八《宇文恺传》，中华书局，1973年，第1588页。

[10] 《陕西古代文明》，陕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92页。

[11] 《走向世界的唐代文明》展览图册，临时澳门市政局印制，2001年，第86、87页。

[12] 《偃师文物精粹》，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7年，第185页。

[13] 香港艺术馆编《丝路之都——长安瑰宝》，香港市政局出版，1993年，第191页。又见《咸阳文物精华》，1971年昭陵郑仁泰墓出土另一载物骆驼，文物出版社，2002年，第111页。

[14] 《洛阳文物精粹》，河南美术出版社，2001年，第171页。

[15] 《汉唐陶瓷艺术——徐展堂博士捐赠中国文物粹选》，香港临时市政局编印图录，1998年，第105页。

[16] “长安の秘宝”展图录，日本セゾン美术馆，1992年，第68页。

[17] 《中国石窟·敦煌莫高窟》三，第133图，文物出版社，1987年。

[18] 张庆捷《北朝隋唐的胡商俑、胡商图与胡商文书》，见《中外关系史：新史料与新问题》，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195-196页。

[19] 张庆捷《北朝入华外商及其贸易活动》，见《4-6世纪的北中国与欧亚大陆》，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28、32页。

[20] 《隋书》卷八四《突厥传》，第1864页。

[21] 蔡鸿生《唐代九姓胡与突厥文化》之“突厥帐”条目，中华书局，1998年，第192页。

[22] 《册府元龟》卷三六《帝王部·封禅二》，中华书局，1960年，第393页。

[23] 戎昱《听杜山人弹胡笳》，《全唐诗》卷二七〇，第3011页。

[24] 《汉书》卷九六下《西域传下》，中华书局，1962年，第3903页。

[25] 《三国志》卷三〇《乌丸鲜卑东夷传》，中华书局，1982年，第832页。

[26] 《南齐书》卷五七《魏虏传》，中华书局，1972年，第991页。

[27] 《青州博物馆》，北齐线刻画像石，文物出版社，2003年，第177页。

[28] 《北齐东安王娄睿墓》，文物出版社，2006年，第25页，图18；第31页，图23。孙机先生提示笔者仅这一个图示就可以认定为穹庐毡包的支撑架子。

[29] 《酉阳杂俎》卷四，中华书局，1981年，第45页。姜伯勤先生根据这条史料记述，认为突厥人接受了粟特人的祆教信仰，骆驼俑背上怪兽头面型驮囊就是“盛于皮袋”的祆神。见《中国祆教艺术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第225-230页。但梁丰女士指出“刻毡为形，盛于皮袋”可以解释为把毡制的祆神放在皮袋里。随葬的骆驼载囊俑的墓主人很多是汉人，而信奉祆教的粟特人未必都随葬这种俑。见《炎黄文化研究》第3辑，大象出版社，2006年，第242页。孙机先生也指出驼囊上兽面装饰与祆神无涉，见《丝路胡俑外来风——唐代胡俑展》，文物出版社，2008年，第9页。

[30] 《魏书》卷九一《术艺传》，中华书局，1974年，第1959页。

[31] Elfriede Regina Knauer，The Camel’s Load in Life and Death——Iconography and Ideology of Chinese Pottery Figurines from Han and Tang and Their Relevance to Trade along the Silk Routes，Akanthvs． 1998．

[32] 《册府元龟》卷九六一《外臣部·土风二》，第11305页。

[33] 林幹《匈奴通史》，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44页。

[34] 张彤《蒙古民族毡庐文化》，文物出版社，2008年，第6页。

[35] 何高济译《鲁布鲁克东行纪》，中华书局，1985年，第210页。

[36] 《旧唐书》卷一九六上《吐蕃传上》，中华书局，1975年，第522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