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元时代“胡人”形象俑研究

元代“胡人”就是色目人，泛指来自西域中亚、波斯、阿拉伯以及欧洲的族群人种。终元一代，他们既是族群政治的受惠者，又是蒙元民族矛盾的牺牲品。学术界近年来关于色目人的研究成果不断推出^[1]，但都是从文本文献到传统典籍，很少结合出土文物研究，更少对陆续发现的元代“胡人”形象陶俑进行仔细分析，本文试从“文物补史”“图像证史”层面上做一填补，为学术界提供不可缺少的证据。

一

“色目”一词从初唐以来在文献中屡屡出现，意思是“各色名目”，当时是将“色目”作为形容词使用的^[2]。到了宋代，“色目人”已成为一个专有名词，指姓氏生僻的所谓杂姓人物。元代忽必烈时期，“色目人”所指已从初期西域人、中亚人延及欧洲人在内的各类外族的专名，并且运用极为普遍，陶宗仪《辍耕录》列有31种色目人^[3]，但在汉人眼中他们都是异类“胡人”。

“色目人”的称呼是汉族人认知当时世界和外来人种的产物，是汉族概念和汉语范围内的词汇，但是也有不同看法^[4]，认为在族群划分时“色目”与蒙古语“合里·亦儿坚”（qari irgen）所涵盖的意思一致，即蒙古人对其他种族的称呼后缀均带有“合里”一词，证明汉语“色目人”就是蒙古语“合里”的译语。不过，“合里”作为广义的“色目”，目前还没有直接的蒙汉对译史料。

我们从元代历史文献中可知，蒙古人为区别外族部落在名称上缀加“色目”一词时往往还加有“回回”名称，如《元典章·兵部》：“行省、行院、行台的路里达鲁花赤、畏吾尔、回回色目官人……”，《宪台通纪》也记载“回回诸色目人”。“回回”最早出现在北宋时期，指西域回纥人，但在元代基本是对西域伊斯兰教信徒的通称，这对我们理解“色目人”的范畴很有借鉴意义。

元代统治者将其治理的人民分为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四等，并根据这四个等级分别做出入仕晋官、禁令刑罚、赋役纳税等规定。利用民族差异进行有效统治是元朝统治者的基本思路，蒙古人、色目人常常被列为一个品级，汉人、南人则被划为另一个等级。由于蒙古军队征服西域在先，故视色目人为“国人”；占领中原于后，而视汉人、南人为“非国人”；另外，忽必烈旧臣中阿里海牙、叶仙鼎、孟速思等畏兀儿战将和擅长理财的西域人形成一个集团，所以色目人地位高于汉人。然而随着蒙古部族内部的融合和元朝逐步对大蒙古国的扩展，蒙古人之外的等级界限不时出现模糊，属于第二等级的色目人，如果没有世袭特权的“根脚”，不少人也会有坠落至下层之变化。

色目人不是都有着尊贵的地位，他们来自西域、中亚的各个国家与部落，虽有部分人属于上层阶级，能跻身蒙古的第二等级，可是由于职业、身份等境遇不同，也有很多“色目人”随军进入中原后沦落为低下阶层，其中担任万户府达鲁花赤地方军政长官下属的很多，低级县尉中色目人年少者充任的也很多^[5]，甚至有为奴为仆者。如果色目人再犯有奸盗、诈伪、驱良等罪行，照样判处刑罚被人鄙视。特别是西域中亚地区奴隶买卖盛行，1953年新疆吐鲁番出土的元代回鹘文契约文书中，记录了当时名为忽都鲁的畏兀儿女人被卖给帖忒灭里兄弟为奴和另一个名叫斌通的畏兀儿人被转卖给汉名“大圣都通”的人为养子，从几份奴婢买卖文契看，他们多从事家内劳动，是新主人家可以转卖的依附人口。^[6]

忽必烈建立元朝后，蒙古贵族逐渐从草原向中原汉地转移，附和与效忠蒙元朝廷的北方汉人“贰臣”官僚也得以升迁晋级，一些新贵家庭中开始使用色目人为属吏或奴仆，特别是为蒙元帝国立下军功的汉族官僚家庭，许多原本就是燕赵齐鲁豪绅地主^[7]，家中奴仆成群，上下等级森严，出现了使用色目奴婢的现象，社会等级取代了族群藩篱。反映在墓葬中的“胡人”形象俑，就是借展示当时色目人形象的视觉艺术造型，来突出族群等级制度下的身份高低。

二

我们根据陕西、山东、河南等地元代墓葬中出土的“胡人”造型陶俑，在不完全统计的情况下，举出一部分事例来供学术界关注与讨论：

第一，胡人蹙眉站立俑（见图2）。

由西安文物稽查队追缴的元代黑陶俑共10件，六件人俑四件马俑，最吸引人的是两个站立的“胡人”形象者，一个似持武器武士俑或侍卫俑，是双腿叉开站姿，另一个戴文吏交角方帽，小交领内衣外罩方口长袍，束带曳袍，双手握拳。两个胡人都是深目直鼻，蹙眉睁眼，嘴角紧抿，满脸胡须，一副凶横神色。^[8]雕塑匠可能继承了对胡人面相“眉深若蹙、状若悲秋”的传统印象，与其他恭顺温和侍候俑对比，有意凸显出鲜明的族群特征。

第二，胡人下层胥吏俑（见图3）。

这个高25厘米的元代黑陶胡人俑，深目高鼻，头发向后梳理成辫，满脸长髯，身着交领右衽长袍，足蹬靴子，双手交错放于胸前，有人判断可能是牵曳马或牵骆驼的侍从。^[9]但这是沿着唐代胡人牵马俑形象的思路做延伸，实际上这个胡人俑更趋向于典型的侍从形象，应是个下层胥吏的造型。

第三，胡人持卷文吏俑（见图4）。

1955年山东济南祝甸出土的元代胡人陶俑，高29.2厘米，现由山东博物馆收藏。这个胡人全脸有着浓密的络腮须髯，高鼻深目，头缠的长巾为典型的西域“裹头”，身着长袍，手拿文卷，摆臂前行，仿佛正在急急赶路为主人呈报文本，整个雕塑造型动感极强，是元代黑陶俑中较为突出的艺术作品。^[10]

第四，胡人骑驼击鼓俑（见图5）。

这件胡人骑驼击鼓黑陶俑，1978年发掘出土于陕西户县元泰定四年（1327）贺氏墓，墓中共出土60多件牵驼、牵马俑等，其中胡人骑驼击鼓俑最为引人注目，胡人头戴尖顶帽，深目高鼻，满脸须髯，骑在骆驼上手持鼓槌，扬举击鼓，应是为主人出行开路的仪仗队的成员。元代色目人乐工演奏的“回回音乐”，从宫廷到王公贵族之家曾经流行一时，尤其是熟悉音律的畏兀儿人表演出类拔萃，受到达官贵人的赞赏。所以，这件“胡人俑”生动地再现了当时西域色目人入华后所从事的职业。^[11]

第五，胡人牵缰驭马俑（见图6）。

陕西历史博物馆收藏的这件“胡人”牵缰驭马俑，胡人深目鹰钩鼻，秃顶脖长，胡须较少，一只手扬起抓住缰绳，另一只手紧拉不松，做出牵马的动作。^[12]胡人身穿长袍，前胸下摆系有皮类围裙，腰缠粗带，脚蹬系带皮靴，似乎是一个兢兢业业的熟练马夫。

第六，胡人执礼侍立俑（见图7）。

内蒙古呼和浩特白云鄂博博物馆收藏。在一群侍立俑中，有的牵马，有的牵狗，有的抬轿，但是众多侍立者都是规规整整的形象，其中这个“胡人”侍立者手放胸前执礼等候主人出行^[13]。令人瞩目的是，“胡人”头缠典型的阿拉伯长带，扎紧绕顶一圈。胡人脸庞留有修齐过的胡须，眉毛浓厚，头后留有浓粗的大长辫，究竟是阿拉伯人还是西域其他民族人种，不好判定，但是双眼炯炯有神，是一个年轻人的形象。

第七，双胡人牵双驼俑（见图1）。

2009年8月西安市长安区韦曲夏殿村元代刘黑马家族墓地出土的元代“胡人”俑，是发掘元大德六年（1302）刘元振及妻郝柔合葬墓时发现的。^[14]在众多陶俑中，有两个戴大檐圆顶“钹笠帽”的“胡人”，曳缰绳牵着两匹骆驼，昂首站立。这两个胡人深目高鼻，全脸胡须，留有长辫椎髻，他们身着右衽长袍，神态自若，一副桀骜不驯的样子，而他们所牵的骆驼也披有花毡类鞍鞯，非同一般商贸所用，两胡人应是为生前墓主人服务的近侍。

第八，缠头胡人牵驼俑（见图9）。

2002年西安曲江乡孟村基建清理一座元墓时，发现前室陶骆驼旁有“胡人”牵驼俑一件，胡人头缠长巾，浓眉外凸，深眼高鼻，阔嘴须髯，身穿交领紧袖长袍，腰束布带打结，右手握拳抬臂至胸前，作拉缰牵驼状，似为一个年龄较大的西域色目人。^[15]

此外，1956年西安曲江池至元三年（1266）段继荣及夫人刘氏墓出土有元代胡人俑，1964年西安沙坡元墓出土胡人骑驼俑。^[16]1973年焦作出土一批元代陶俑中有胡人俑。^[17]1987年延安虎头峁元墓出土戴圆帽鹰鼻卷须胡人俑。^[18]河北元墓出土的零星陶俑中亦有胡人形象者。平凉崆峒山景区还发现有元代胡人石像。虽然“胡人”俑都按照蒙古人辫发、椎髻习俗梳妆，并穿戴元代流行的由“胡帽”改进的大檐圆顶“鞑帽”、长袍服，但与脸庞圆胖的蒙古人面相显然区别较大，从雕塑的形象来看地位和身份都不高，为了再现主人亡灵的哀荣，陪葬主人也许是他们最终的归宿。

元墓出土的“胡人”俑，无论是造型艺术还是精致程度，相比隋唐时期的胡人俑显然逊色很多，但是继承了隋唐陶俑一些塑造方法，简练写实、比例准确。虽然蒙古族以马背游牧文化为特征，可在汉族世侯官僚墓葬中仍采用了中原墓俑方式，特别是“胡人”俑的出现促使我们进一步思考当时社会中色目人的不同际遇以及族群等级制度中的变化。

蒙古人占领中原后，色目人协同驻守在各地营所，他们追随蒙军行猎，践踏庄稼桑枣，随意拘民为奴，强行求索酒食，特别是挟蒙古人之势力，大显威风。但散居在各地的色目人并不构成群体社区，加之中上层与下层分化很大，色目人与汉族通婚日渐增多^[19]，尤其是一些色目人入华后“爱慕华风”，将名字改为汉名，连丧葬也仿效华俗。

色目人移民众多，内部的阶级分野严重，有“根脚”的特权者与一般劳动者差别很大。据《元史》记载，有1050户斡端（于阗）、可失合儿（喀什噶尔）工匠在甘肃、陕西屯田，乞儿吉思（吉尔吉斯）700户在合思合屯田，畏兀儿人在南阳屯田，合剌鲁军士在襄阳屯田，以及钦察、康里、斡罗思等色目人在中原从事农业生产。手工业、商业、矿业的色目人工匠也很多，从事的职业可说是五花八门，工奴、家仆、乐人、艺人、卜人等不少^[20]，特别是有“西域国手”承担雕工塑匠。像刘黑马、刘元振的曾祖是蒙元时期的汉人世侯刘伯林，刘黑马又是元太宗窝阔台所立汉军三万户之首，所以元代“胡人”形象俑的出现，不是偶然的，而是对当时社会的历史背景和贵族丧葬等级的反映。

三

为什么中原地区元代墓葬中会出现造型各异的“胡人”黑陶俑？这些胡人俑的身份标识是官府胥吏、译人通事、衙署随从，还是豢养艺人、家庭奴仆？在多元民族国家的背景下，追溯历史深处的族群生态，无疑是极为复杂的共栖问题，需要继续思考。

我们知道经过唐末大战乱，又遭遇宋金战争和蒙古大军践踏，从河北、河南到陕西关中地区屡屡遭到破坏，宋元之际已“城郭萧条、不见人迹”。1229年窝阔台即汗位后，发民为卒，编为汉军，立汉军三万户，后增至七万户。投附蒙古的汉官转化成“世侯”，大同刘黑马、太原梁瑛、济南张荣、真定史天泽、东平严实、保定张柔、大名王珍、中山邸顺等一批显赫世侯在当时非常著名，不仅有着“分民专土”的特权，而且其内部“爵人命官，生杀予夺”，“都邑长吏，皆其皂隶僮使”，“奴视部下”。^[21]

忽必烈受蒙哥汗命令治理北方后，在河北、河南、山东、陕西等地恢复汉法，使各地重新获得安定。为与宋军交战，他确定河南为蒙军进攻襄樊一带的根据地，关中则为进攻四川的大本营。蒙古大汗周围的汉臣们起着运筹帷幄的作用。^[22]

1259年蒙古伐宋之役，几乎全用汉军，以河北满城张柔的军队为主力，其实就是北方汉人进攻南方汉人。手握重兵的汉人军将们得胜立功后，封官赐地，赏奴占婢，尽享尊荣，引得不少汉人、南人采用蒙古名，想冒充蒙古人求官谋职，也想使用下层色目人服侍自己以光耀厅堂。

过去一些学者不太注意，蒙军班师东徙带回不少西域、中亚、西亚及东欧的各族移民，包括钦察、康里、阿速、斡罗思、大食、波斯等的“色目人”。清赵翼曾指出，元代蒙古、色目人散居各地，与汉人相混，并无限制，因而在中原、江南分布甚广。^[23]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曾考证来自西域的132名色目人注明有部族，大多应是中下层的色目人，他们形成劳作群体，利用特长谋生。^[24]

值得注意的是，色目人中经商者众多，被称为“斡脱”。早在大蒙古国时代，这些来自西域中亚的色目商人就聚集在蒙古汗廷和各级王公门下，为主人搜罗金银珠宝，管理财物，襄理商业，以羊羔儿息或以官钱的营利手段在很短时间内赢得蒙古贵族赏识，双方形成了特殊的政治、经济关系，被人们视为把持政柄的“党羽”。入元以后，西域胡商的贸易特长继续发挥着重要作用，元朝甚至特设“斡脱总管府”和“泉府司”，由这些商人负责出纳金银之事。有些权贵高官家中拥有自己专职的西域商贩（斡脱），让他们从事营利活动。^[25]《元史》与《元典章》中多次提到“贾胡”向元廷“进珍异及宝带、西域马”，当时由南宋入元的“贾胡”沙不丁，专职采买珍奇货物。泉州丁夔作为著名胡商贩运于苏州、泉州之间，为元朝统治集团中高级官僚提供西方奢侈品。^[26]不过汉族对色目商人的普遍印象是狡诈贪婪、嗜财盗国，在当时必然会形成一些胡、汉对立的刻板印象。

笔者认为，元墓中出现“胡人”形象的陶俑，是现实主义的写照，它反映了元代贵族和投降蒙元的高级汉官要彰显自己权贵者的身份。墓中“胡人”陶俑同其他造型俑一样，都在相应的“位”摆放，被置于车前出行或仪仗排场之中，在阴间仍率先侍从主人，而且其造型不是简单重复或是随意塑造，而是有着特殊的时代视觉文化意义。

图12　元色目人俑，束带左悬方形腰牌，右佩囊袋，国家博物馆藏，传1956年西安曲江池西村出土	图13　胡人俑，白云鄂博博物馆藏	图14　元童子俑，海外追索回归文物展陈列

蒙元时代中国版图之大一度超过隋唐时代，当时各族迁徙与混居非常普遍，有学者分析徙居中原之色目人大约亦有三四十万。^[27]“胡人有妇能汉音，汉女亦解调胡琴。”^[28]但是色目人作为汉人眼中传统的“胡人”，除了留下包括伊斯兰文化、基督教文化等遗产外，还在中原墓葬中保留了“胡人”形象的黑陶艺术俑，外来族群血肉之躯化为汉族丧葬习俗之作，以独有的文物图像为我们留下了清晰证史的介质，不仅说明了西域色目人被“华化”的表征，也证明了“胡人”对中原地区社会生活产生过不小的精神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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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近十年来国内学者对元代色目人研究综述》，《宁夏社会科学》2002年第5期。

[2] 《唐律疏义》卷一三《户婚律》，第十三条出现“色目”二字。《南部新书》丙卷记载“大中以来，礼部放榜，岁取三二人姓氏稀僻者，谓之‘色目人’”，实指入唐应试的外国人。

[3] 陶宗仪《辍耕录》卷一《氏族》所列元代色目人31种中有5种是重复的，应为蒙古人的有2种，不见文献记载的有6种，漏落斡罗思、拂、尼波罗等。

[4] 胡小鹏《元代“色目人”与二等人制》，《西北师大学报》2013年第6期。

[5] 蒙思明《元代社会阶级制度》，中华书局，1980年，第45页。

[6] 冯家昇《回鹘文契约二种》，《文物》1960年第6期。耿世民重新考释译文见《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78年第2期。

[7] 到何之《关于金末元初的汉人地主武装问题》，《内蒙古大学学报》1978年第1期。

[8] 《众志成城雷霆出击——2010年全国重点地区打击文物犯罪成果精粹》，文物出版社，2011年，第223、224、226页。

[9] 《陕西历史博物馆新入藏文物精粹》，三秦出版社，2011年，第134页。

[10] 1955年山东济南祝甸出土的元代黑陶胡人俑，为山东博物馆展陈中提供。

[11] 《陕西户县贺氏墓出土大量元代俑》，《文物》1979年第4期，图版6：2。这件胡人骑驼击鼓俑在西安博物院建馆开幕式陈列展出，此图片为笔者现场拍摄，分为正面和侧面。

[12] 陕西历史博物馆保管部藏元代色目人俑，1950年长安韦曲元代泰定三年（1326）耶律世昌墓出土。

[13] 胡人俑照片系内蒙古呼和浩特白云鄂博博物馆收购的这批元墓黑陶俑展出时，笔者现场考察拍摄。

[14] 2009年笔者在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李举纲主任带领下，前往长安夏殿村元代刘黑马家族墓考古工地考察，现场拍摄了这组照片。该墓简报及所公布牵驼胡人俑图片，见《2009年中国重要考古发现》，文物出版社，2010年，第179页。

[15]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西安市曲江乡孟村元墓清理简报》，《考古与文物》2006年第2期。

[16] 1964年西安东郊沙坡出土元墓色目人骑驼俑，现藏陕西历史博物馆。见杨洁《陕西地区出土蒙元陶俑类型分析》，《文博》2013年第5期。李举纲、杨洁《陕西地区蒙元墓葬的发现与研究》，《陕西历史博物馆馆刊》第18辑，三秦出版社，2011年。

[17] 见新加坡文物馆编《宋元明历史文物精粹展》图录，2008年，第53页。《河南古代陶塑艺术》收录焦作西冯封村元乐舞俑，惜未见公布有胡人俑。大象出版社，2005年，第326-328页。

[18] 延安文管会《延安虎头峁元代墓葬清理简报》，《文博》1990年第2期。

[19] 萧启庆《元代多族士人网络中的婚姻关系》，见《蒙元史暨民族史论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

[20] 匡裕彻《元代色目人对中国经济和文化的贡献》，见《元史论集》，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536-551页。

[21] 《元史》卷一四八《严忠济传》，卷一四七《史辑传》，卷一二六《廉希宪传》，卷一五九《宋子贞传》等都有汉人世侯的特权记载。

[22] 萧启庆《内北国而外中国——蒙元史研究》，（上册），中华书局，2007年，第134页。

[23] 赵翼《蒙古、色目人随便居住》，《陔余丛考》，河北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291页。

[24] 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31页。

[25] 修晓波《元代色目商人的分布》，《元史论丛》第6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

[26] 庄为玑《宋元明泉州中外交通史迹的价值》，《厦门大学学报》1956年第1期。

[27] 萧启庆《内北国而外中国——蒙元史研究》（下册），中华书局，2007年，第465页。

[28] 见《元诗选二集》，戴良《九灵山房集》，中华书局，198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