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狩猎俑中的胡人猎师形象研究

狩猎是古代人类一种由生存谋食演变到武艺操练、体育娱乐的活动方式，具有娱乐刺激和军事演兵的双重性质。从商周以来，各个王朝的君主都有“游猎”“畋猎”的爱好。^[1]唐代狩猎之风在中国历史上最为普及狂热，在两京畿辅地区，王公贵族、朝臣百官的狩猎与民间贫穷猎户为谋生而狩猎有着天壤之别，而且被绝大多数人视为一种高尚勇敢的行为，刘商《观猎》云：“梦非熊虎数年间，驱尽豺狼宇宙闲。传道单于闻校猎，相期不敢过阴山。”^[2]通过狩猎锻炼，不仅可以选拔善战武士，而且能够培养游牧民后代所具有的沉着勇敢、视死如归的精神。这并不是北朝以来鲜卑人的发明，游牧民族都有这样的规则。帝王贵族秋狝冬狩是“驰骋之乐”，射隼追兽则为“四季之娱”，它既继承了中国传统的畋猎练兵方式，又吸纳了外来文化狩猎刺激性的一面，是当时豪华生活中的一种休闲享乐方式。

唐人的狩猎是一项大型的群体活动，从中可以得到荣誉感和骄傲感，“黄土原边狡兔肥，犬如流电马如飞。灞陵老将无功业，犹忆当时夜猎归”^[3]。在这种场合，擅长助猎的胡人频频出现，他们作为扈从跟随主人，携带猎豹、猞猁、鹰鹞等活跃于猎场上。考古出土的唐代狩猎俑以纪实性的雕塑反映了当时狩猎之风，其中胡人形象被塑造得姿态传神、栩栩如生，本文试以典型出土文物分析胡人的身份与作用。

一

唐初中原地区包括狩猎在内的野外生活习俗深受突厥等草原民族影响，因为游牧民弯弓射箭勇猛娴熟，辨别动物踪迹经验丰富。唐太宗李世民“少好弓矢”，擅长骑射，封秦王后经常“猎于九嵏”“游畋仲山”“猎于清水谷”，贞观五年（631）太宗打猎于长安西南郊昆明池，规模盛大，“蕃夷君长咸从”，有些周边民族首领率部行程万里主动前来参加狩猎合围，借以表示服从配合。唐太宗对随行的高昌国王麹文泰说“大丈夫在世”有三件乐事，其中之一便是“草浅兽肥，以礼畋狩，弓不虚发，箭不妄中”^[4]。贞观十一年，太宗射猛兽于洛阳苑，群豕突出林中，太宗引弓四发射中四豕，有一雄野猪冲至马镫下，民部尚书唐俭投马搏之，太宗拔剑断豕，颇为自豪地表示格斗猛兽无所畏惧。^[5]贞观十四年，“太宗幸同州沙苑，亲格猛兽，复晨出夜还”^[6]。正如太宗在《出猎》诗中所说：“琱戈夏服箭，羽骑绿沈弓，怖兽潜幽壑，惊禽散翠空。”太子李承乾甚至喜爱苑内娱猎、骑射游畋而厌书废学。齐王李元吉非常喜爱鹰狗狩猎，出门常载捕兽大网三十车，宣称“我宁三日不食，不可一日不猎”^[7]。所以唐初王公贵族中间盛行着炽烈的狩猎之风。

唐代帝王贵族的狩猎，既有规模庞大的正规“畋猎”，又有小股灵活的随意打猎，仲冬季节举行的田猎还被纳入国家五礼之一的军礼之中，从《大唐开元礼》《新唐书·礼仪志》记载可知，当时田猎的出征准备、狩猎实施、获猎分配、聚会赏赐等均有一套复杂的程序。狩猎要涉及骑术（奔跑追逐）、箭术（硬弓射猎）、刀术（劈杀砍击）、武术（徒手搏击），还涉及与猛兽较量时所采取的隐蔽布阵等战略战术，从一天到五天以上，进行个人武艺与集体竞技的配合发挥，比如鹿哨诱敌、策马布围、搜山爬树、人墙围猎、突杀困兽等等，号角声、马蹄声、射箭声、呐喊声混合在一起，震撼山野。

图5　唐懿德太子墓壁画驯鹰图	图6　唐懿德太子墓壁画驯豹图	图7　唐懿德太子墓壁画架鹰逗犬出猎图

图8　陕西三原李寿墓道壁画狩猎合围野猪图（局部）	图9　陕西咸阳底张湾唐代薛氏墓壁画牵猎犬图（局部）

唐代每次行围狩猎人数都在几百或千人以上，行围、合围时组织严密，各队人马从五六十里以外就开始包围獐、鹿、狼等动物，逐步缩小包围圈，最后将动物赶到狩猎主人的行营附近。侍从在围歼中依次追射哄撵野兽，再由主人亲自向围中猎物发箭，以便满足主人的狩猎兴趣。唐玄宗《校猎》诗就说“一面施鸟罗，三驱教人战”“月兔落高矰，星狼下急箭”。杜甫《冬狩行》描写狩猎“夜发猛士三千人，清晨合围步骤同。禽兽已毙十七八，杀声落日回苍穹”^[8]。如果包围的野兽过多或者挣扎逃脱的猎物太多，则不再追赶，以备下次围猎。

唐代狩猎大多在秋冬举行，因为秋冬季节飞禽走兽往往膘肥体壮，野外又木凋草枯，便于追寻猎物。龙朔元年（661）秋，唐高宗于陆浑县亲自射矢，布围、促围、合围后猎获四鹿及雉兔数十只。禁军卫队在围猎时大规模出动，被认为是练兵的重要途径，能综合训练士兵的体能耐力、胆略战术、抓捕技巧。唐玄宗年轻时博猎走马、擎鹰携犬，登基后又将狩猎作为“顺时鹰隼击，讲事武功扬”，屡次渭滨狩猎，并以精通“呼鹰逐兔为乐”的姚崇作为“猎师”与他一道偕马臂鹰^[9]。但是讲武阅兵与狩猎合作劳费很大，供承猎事要治道修桥、整治猎车等，动辄费用数万，何况动用兵器也产生一些副作用，所以大历十二年（777）十月诏令：“禁京畿持兵器捕猎。”

图10　唐胡人骑马带猎豹俑，乾县永泰公主墓出土	图11　胡人带猞猁狩猎俑，乾县永泰公主墓出土

在上层贵族王公的风尚引领下，京城权贵富家子弟常常以“侠少”面貌驰骋于猎场，有些还作为“长杨羽猎”或“殿前射生”加入禁军给达官贵人陪猎。张籍“少年从猎出长杨，禁中新拜羽林郎”，不仅“射飞夸侍猎，行乐爱联镳”，而且以“臂鹰金殿侧，挟弹玉舆旁”为荣耀，所以公子哥儿“锦衣鲜华手擎鹘”，朝野市井狩猎声势很盛。这也给当时的艺术家记录畋猎出行活动留下了创作主题。于是，驾鹰呼犬、骑从簇拥、人马喧闹的场景再现于墓道壁画和陪葬陶俑之中。

1961年陕西乾陵永泰公主墓出土的狩猎俑，与1971年出土的章怀太子墓狩猎出行图壁画，1971年懿德太子墓壁画上的驾鹰驯犬图和牵豹行走图，1973年李寿墓出土的狩猎合围图^[10]，以及1953年唐代薛氏墓出土牵猎犬图，相映生辉，给我们留下了一个长风万里、天高气爽、绿树浸染、草浅畜肥的想象空间，特别是狩猎的好时光，正所谓“君夸鹰眼疾，我悯兔心忙。岂动骚人兴，惟增猎客狂”^[11]。虽然我们看不到画匠描绘的围猎、网捕、索套、烟熏、火攻等多种狩猎方式，但是狩猎的大型场面已经历历在目，狩猎者伏背勒缰驰骋原野，饲禽者臂上架托鹰隼，驯犬者怀抱细腰猎狗，驯豹者骏马后臀锦毯上卧踞猎豹，一一映入人们眼帘。

图12　唐彩绘陶胡人骑马狩猎俑，乾县永泰公主墓出土，陕西乾陵博物馆藏	图13　唐三彩胡人骑马狩猎俑，乾县章怀太子墓出土，陕西乾陵博物馆藏

图14　唐三彩胡人骑马狩猎俑，乾县章怀太子墓出土，陕西乾陵博物馆藏	图15　唐三彩骑马带犬狩猎俑，乾县永泰公主墓出土

如果说墓道狩猎壁画中胡人形象十分鲜明，那么出土的胡人狩猎俑立体形象更是栩栩如生，较之平面壁画要生动得多，值得我们具体观察。^[12]

1．彩绘胡人骑马带犬俑，永泰公主墓出土。犬蹲在马臀部圆垫上，这种犬可能就是知名的“波斯犬”，又称“细狗”，在狩猎时非常凶猛，速度极快，也是西域各国为迎合唐朝贵族王公等狩猎的需要，向唐朝贡献的主要礼品之一。

2．胡人骑马携豹狩猎俑，永泰公主墓出土。猎豹跃扑趴在马后臀部上，粗眉虬髯的胡人正侧身回头断喝，这种猎豹主要用来猎取麂鹿、羚羊、野猪等，需要花费很长时间来驯化和训练^[13]，这是以波斯为代表的西亚人的专长。唐人虽然也把豹子作为勇敢的象征，将“骁骑”改为“豹骑”、“威卫”变为“豹韬卫”，但用来狩猎的豹子还是依靠外来已驯服的贡品。谢弗认为唐代“文献中有关猎豹的记载非常少见，这说明猎豹的使用只限于宫廷的范围，而且使用的时间必定也非常短暂”^[14]。猎豹比金钱豹要小，它在狩猎时不是直接追击猎物，而是左右奔驰，跑“之”字形线路，麂兔类很难逃过猎豹的追捕。^[15]

图16　唐彩绘釉陶胡人骑马吹口哨俑，陕西礼泉唐郑仁泰墓出土，昭陵博物馆藏	图17　唐彩釉陶胡人骑马吹口哨俑，陕西礼泉唐郑仁泰墓出土，昭陵博物馆藏	图18　唐三彩骑马射猎俑，乾县懿德太子墓出土

图19　唐射猎陶俑，乾县李重润墓出土	图20　彩绘胡人骑马射猎俑，乾县永泰公主墓出土

3．胡人骑马狩猎载物俑，永泰公主墓出土。胡人梳辫盘发于头顶，浓眉高鼻，络腮短须，马鞍后携带有大雁、野兔等物，应是猎后收获。注意马头额顶上竖立的鬃毛，整齐直立，表明这是贵族家才使用的马匹，证明狩猎者的身份与地位。

4．胡人骑马携带猞猁俑，这两件俑均为章怀太子墓出土。胡人梳长粗辫盘发脑后，身着翻领胡服，一个马鞍后带有裹卷毡毯，上立一只似猞猁的动物，正准备出行狩猎。另一个腰缠干粮袋，以备狩猎中使用。猞猁狲（大山猫）比一般家猫要大，狩猎时与猎兔狗一样发挥着重要作用，很快就能抓住奔跑的猎物。

5．胡人骑马吹口哨俑，昭陵郑仁泰墓出土。这个胡人狩猎者似乎是一个驯鹰师角色，他在吹口哨呼叫猎禽回归，也有可能是叫回飞出去侦察引诱其他小动物的鹞子。唐人捕捉训练猎鹰的技艺很高，当幼鹰移栖时，他们利用鸽子来进行侦察诱惑，然后使用猎网捕捉幼鹰。而对付更容易驯服的雏鹰，方法就更简单了，只要将尚未离巢的雏鹰从它们的巢中捉来即可。不管是幼鹰还是雏鹰，都要被装上玉或者金以及其他雕镂金属做成的尾铃，而鹞子则佩戴着刺绣的项圈，所有猎禽都配以皮革、青丝的脚带以及鹰笼。驯鹰则讲究食之半饱，经过几个月的训练，即可“擒狡兔于平原，截鹄鸾于河渚”了。猎人的一双胳膊都绷有护臂，而不是薛逢《侠少年》中说的“绿眼胡鹰踏锦韝，五花骢马白貂裘”，这说明应是比金雕、苍鹰要小的游鹘、猎隼、鹞子之类，可以捕捉鹌鹑、鸟雀等。

图21　唐三彩骑马架鹞子狩猎俑，乾县懿德太子墓出土	图22　唐三彩绞胎狩猎骑俑，乾县出土

6．骑马射猎飞禽俑，懿德太子墓出土。这个射猎人面相不像胡人，但他满弓搭箭，扣在弦上，颇似唐代诗人薛逢赞美的“金鞍俯鞚尘开处，银镝离弦中处声”；或是张祜企羡的“黄云断塞寻鹰去，白草连天射雁归”；崔颢曾描写骑马射猎“还家行且猎，弓矢速如飞。地迥鹰犬疾，草深狐兔肥”^[16]。

7．骑马手臂擎鹰俑，懿德太子墓出土。随从者身着胡服，双手擎起鹰隼，如果说养鹰猎兔非常痛快，而训练野性幼鹰的“熬鹰”过程往往比较费事^[17]，尽管狩猎者雕塑无法细刻出鹰帽、爪套及爪链，但鹰隼环视四周、跃跃欲试的形象已经表现出来。徐夤《鹰》：“害物伤生性岂驯，且宜笼罩待知人。惟擒燕雀啖腥血，却笑鸾皇啄翠筠。狡兔穴多非尔识，鸣鸠脰短罚君身。豪门不读诗书者，走马平原放玩频。”^[18]诗中“笼罩”指为猎隼戴上眼罩和头罩，防止猛禽受惊，可惜陶俑和壁画一般都不表现。

《隋书》卷三《炀帝纪》记载大业四年（608）九月“征天下鹰师悉集东京，至者万余人”。为什么要征集这么多“鹰师”到京城，史无详载，估计与大规模狩猎有关。当时隋炀帝将骠骑府改为鹰扬府，骠骑将军改为鹰扬将军，车骑将军改为鹰击郎将，极力提倡鹰鹖奋扬形象，并四处巡游，北筑长城，西击吐谷浑，车驾进入晋北、燕北，浩浩荡荡，以此震慑北方突厥民族。

《魏书》记载北魏中央机构设置专职狩猎的“游猎曹”（羽猎曹）和“鹰师曹”。从敦煌文献看，沙州归义军政权下也设有鹰使，负责养鹰狩猎及贡鹰事务。^[19]《册府元龟》卷一六八《帝王部·却贡献》载长兴二年（931）九月辛亥敕：“近日诸色人不禀诏条，频献鹰隼。……其五方见在鹰隼之类，并宜就山林解放，诸色人等并不得辄将进献。”可见地方多为贡献鹰隼而专门设有鹰使。此外，中原地区有不少猎户号称“猎郎”，弓马娴熟，供奉官府，秋冬之季捕禽捉兽，有时没有官衙命令不得归农耕田。张读《宣室志》卷八曰：“唐林景玄者，京兆人，侨居雁门，以骑射畋猎为己任。郡守悦其能，因署为衙门将。曾与其徒数十辈，驰健马，执弓矢兵杖，臂隼牵犬，俱猎于田野间，得麂鹿狐兔甚多。”但是汉人猎户往往是挖设陷阱捕捉野兽，与胡人骑马狩猎方式大不相同，而且是父子狩猎代代相传，唐代“五坊色役户”就属于这类特殊专业人户，其社会身份与地位不高，但仰仗朝廷官府，不负担其他徭役。唐令之《赋役令》明确记载“采药师、猎师、宰手、太常寺音声人、陵户……并免课役”^[20]。

《旧唐书·王毛仲传》记载唐太宗贞观时期，选拔官户及“蕃口”少年骁勇者，着虎纹衣，跨豹纹鞯，每次游猎令持弓矢于御马前射生，跟随射猎禽兽，号称“百骑”“千骑”，后来演变成为羽林禁军的一部分，“少年从猎出长杨，禁中新拜羽林郎”^[21]。这种“蕃口”骁勇者或许就是胡人。

钱起《校猎曲》：“长杨杀气连云飞，汉主秋畋正掩围。重门日晏红尘出，数骑胡人猎兽归。”^[22]因此在我们看到的唐代狩猎队伍中，夹杂着几个满脸髯须的胡人，令人不由想到来自西域中亚的胡人训练鹰犬非常在行，“五年驯养始堪献，六译语言方得通”。也许他们就是向唐朝进贡助猎动物时被留下来的“猎师”。

二

在1991年西安金乡县主墓出土的彩绘俑中，八个狩猎俑中就有五个深目高鼻胡人形象者，两个骑马抱犬男胡俑，两个骑马架鹰男胡俑，一个骑马带豹男胡俑。还有一个骑马带猞猁的女俑虽不是胡女像，但更趋于北方民族“蕃人”形象。^[23]

1．胡人骑马袒肩抱犬俑（见图23）。胡人高鼻深目，络腮浓髯，双眼圆瞪，张口露齿作呵斥状，袒裸粗壮左臂做有力握拳动作，他怀抱蜷卧的猎犬，而猎犬则机警地聆听着胡人的呐喊声，淋漓尽致地刻画了狩猎者粗犷剽悍的性格。

2．胡人抱犬狩猎俑（见图24）。胡人髯须较短，但仍是满脸络腮，左手握举勒缰，右臂捋袖抚抱猎犬，高鼻深目，直视前方。

3．胡人擎举鹰鹖俑（见图25）。这个胡人随从小臂上擎起一只鹰鹖，从这种鹰鹖体形来看，可以快速勇猛追击苍鹭、野鸭等猎物，在狩猎者手上时又乖顺服从，被誉为具有贵族风范。《朝野佥载》卷五说喜爱狩猎的唐太宗自己饲养的一只白鹘号为“将军”，经常让这只隼鹘在殿前驱杀燕雀。自古以来白羽毛的隼鹖就是最珍贵的猎鹰，刘禹锡《白鹰》：“毛羽斓白纻裁，马前擎出不惊猜。轻抛一点入云去，喝杀三声掠地来。绿玉觜攒鸡脑破，玄金爪擘兔心开。都缘解搦生灵物，所以人人道俊哉。”^[24]

4．携带猞猁狩猎女俑（见图26）。这个女俑头梳倒垂双髻，弯眉朱唇，腰系长条粮袋，足蹬黑色高靴，身后花毡上蹲踞着一只双耳直竖猞猁，目视远方显得聪明伶俐，文静中透着机敏。猞猁也是狩猎不可或缺的助猎动物，比猎豹容易饲养与训练，西亚波斯人一贯以善于调教猞猁而闻名。

5．驮获猎物女俑（见图27）。女俑头梳垂髻，侧脸抬头露出自信神态，内穿半臂外着圆领窄袖袍，左手控缰，身后驮有猎物，究竟是死鹿还是野羊不好判断。

6．骑马狩猎胡俑（见图28）。胡俑头戴黑色幞头，双目圆睁，身微前倾，低头直视前下方，右手前指，似乎机警地发现了猎物的动静。或许这个胡人是专门侦察、侍守的猎师，头顶骄阳，身临风险，经验异常丰富。

7．胡人狩猎携豹俑（见图29）。胡人髭胡卷曲，目光炯炯，侧头远眺，右手后甩策马，左手前伸控缰。身后圆形垫毯上趴伏的猎豹，后腿弓起，耸尻敛肩，好似立刻要扑向猎物。这只猎豹外观高雅而匀称，肌肉发达，臀部中等，腿长有力，眼大警惕，显示出速度、力量和平衡性的和谐。

8．胡人架鹰狩猎俑（见图30）。深目高鼻的胡人无髯须，头发中分梳绾成辫髻横盘脑后，右手架鹰注视前方，似乎正在寻找猎物准备放鹰，一脸紧张的神色。按照古代驯猎方法，猎鹰可分为冲出去、扑出去、放出去几种方式，所以专门有投鹰人、抛鹰人和放鹰人的区别。

这些狩猎俑表现的是正在出猎，他们连骑缓辔，停马驻立，似乎是在等待主人的指令。这些狩猎人都没有携弓、提弩、持刀，只是架鹰携鹞，带猞猁，载猎豹，说明他们都是些随从主人狩猎的扈从，属于主人侍陪类奴仆，而且各有分工，各司其职。真正的主人始终没有露面，仅从不到10个狩猎随从来看，不可能看到“围猎”那样盛大规模的狩猎场面，他们只是高度凝练了狩猎的典型场面而已。

我们分析他们不是打猎途中小憩，因为没有坐卧俯仰的人马，不像是刚从喧闹的狩猎场上歇息下来的样子，也不是狩猎之后满载而归、策马徐行的悠然自得的样子。或许他们正在寻找猎物，有几个人目光好像在登高望远，机警地做出狩猎前的预备。

应特别注意的是，狩猎群体中有两个女性骑马者，女骑手要保持或调节自己与马的平衡以及对马的控制、与坐骑的交流、对马反应能力的刺激等难度更大。这两尊女性骑马俑，不仅表现了女骑者的自信心，而且也显示了女骑者放松的神态。李白《幽州胡马客歌》：“妇女马上笑，颜如赪玉盘。翻飞射鸟兽，花月醉雕鞍。”^[25]王建《宫词》：“新鹰初放兔犹肥，白日君王在内稀。薄暮千门临欲锁，红妆飞骑向前归。”^[26]韩偓《从猎》：“猎犬谙斜路，宫嫔识认旗。马前双兔起，宣示羽林儿。”“小镫狭鞭鞘，鞍轻妓细腰。有时齐走马，也学唱交交。”^[27]女性骑马狩猎在北朝就已经盛行，韩偓《北齐》：“后主猎回初按乐，胡姬酒醒更新妆。”^[28]从考古发掘现场观察，一些骑马的女乐伎手弹箜篌、持拨琵琶、口吹觱篥、敲钹奏乐，与骑马狩猎俑摆放在一个壁龛里，似乎表现的是猎获凯旋的情景。有个朱唇微笑的双髻女俑的身后还横驮一只死鹿，这是后世狩猎图中没有描绘的情景。这些女性究竟是汉人女子或是唐诗中描述的“裹头蕃女”^[29]还难确定，唐文宗太和九年（835）五月辛酉“入朝回纥进太和公主所献马射女子七人，沙陀小儿二人”^[30]。由此可见，当时专门进献的马射女子是回纥女性。杜甫《哀江头》：“辇前才人带弓箭，白马嚼齿黄金勒。翻身向天仰射云，一箭正坠双飞翼。”当然宫苑里也有宫女内人用软弓学习射猎鸭鹅等水禽，王建《宫词》：“射生宫女宿红妆，把得新弓各自张。”^[31]但她们只是为了陪同皇帝游玩，并不是真正狩猎。

王建《宫词》：“粟金腰带象牙锥，散插红翎玉突枝。旋猎一边还引马，归来鸡兔绕鞍垂。”^[32]韦庄《观浙西府相畋游》：“十里旌旗十万兵，等闲游猎出军城。紫袍日照金鹅斗，红旆风吹画虎狞。带箭彩禽云外落，避雕寒兔月中惊。归来一路笙歌满，更有仙娥载酒迎。”^[33]这种射禽逐兽大有收获后的凯旋，将野外宴会推向另一个欢聚高潮，众多随侍架火烤肉，大伙搬酒举杯，“欢呼拜舞自论功”，收获猎物不多时还要地方官员杀牛宰羊提供野宴所需。每次狩猎者收获都是很高兴的事，张祜诗云：“残猎渭城东，萧萧西北风。雪花鹰背上，冰片马蹄中。臂挂捎荆兔，腰悬落箭鸿。归来逞余勇，儿子乱弯弓。”^[34]他把狩猎收获兴奋地记录在诗歌之中。

唐代狩猎之风影响极大，正统儒臣屡屡进谏并没有产生大的阻力或减弱这种娱猎活动，连诗人文士也经常以观猎为荣。李白《观猎》：“太守耀清威，乘闲弄晚晖。江沙横猎骑，山火绕行围。箭逐云鸿落，鹰随月兔飞。不知白日暮，欢赏夜方归。”李白《秋猎孟诸夜归置酒单父东楼观妓》：“骏发跨名驹，雕弓控鸣弦……邀遮相驰逐，遂出城东田。”王昌龄《观猎》：“角鹰初下秋草稀，铁骢抛鞚去如飞。少年猎得平原兔，马后横捎意气归。”杨巨源《和裴舍人观田尚书出猎》：“圣代司空比玉清，雄藩观猎见皇情。云禽已觉高无益，霜兔应知狡不成。飞鞚拥尘寒草尽，弯弓开月朔风生。”姚合《腊日猎》：“健夫结束执旌旗，晓度长江自合围。野外狐狸搜得尽，天边鸿雁射来稀。苍鹰落日饥唯急，白马平川走似飞。蜡节畋游非为己，莫惊刺史夜深归。”张祜《颜郎中猎》：“忽闻射猎出军城，人着戎衣马带缨。倒把角弓呈一箭，满川狐兔当头行。”杜牧《赠猎骑》：“已落双雕血尚新，鸣鞭走马又翻身。凭君莫射南来雁，恐有家书寄远人。”张祜《观徐州李司空猎》：“晓出郡城东，分围浅草中。红旗开向日，白马骤迎风。背手抽金镞，翻身控角弓。万人齐指处，一雁落寒空。”薛逢《观猎》：“马缩寒毛鹰落膘，角弓初暖箭新调。平原踏尽无禽出，竟日翻身望碧霄。”韦庄《观猎》：“苑墙东畔欲斜晖，傍苑穿花兔正肥。公子喜逢朝罢日，将军夸换战时衣。鹘翻锦翅云中落，犬带金铃草上飞。直待四郊高鸟尽，掉鞍齐向国门归。”特别是北方蕃地“看猎临胡帐，思乡见汉城”^[35]，常常是胡汉飞骑相驰逐，臂鹰捧隼侍猎围，这是一个值得炫耀的场面。

那些能装备齐全副狩猎行头的贵族王公，是非常让人羡慕与钦佩的。《开元天宝遗事》卷下说：“申王有高丽赤鹰，岐王有北山黄鹘，上甚爱之，每弋猎，必置之于驾前，帝目之为‘决云儿’。”狩猎者骑着西域送来的骏马，带着中土百姓没有见过的猎豹，怀抱细长腰的波斯名犬，马背上配着中亚的圆毡毯，手擎的白锦毛胡鹰更为名贵，尤其是还跟随着高鼻深目的胡人“猎师”作为侍从，那是多么荣耀和显贵，引得文人雅士纷纷赞叹，撰赋写诗描述这种豪奢劲头。难怪张广达先生说唐代风靡一时的豹猎“可以断定是受到了西亚的影响”^[36]。

驯化禽兽的胡人猎师，其来源一直不明。据《册府元龟》九七〇《外臣部·朝贡》记载，各国进贡的方物中，除了献良马外，还屡屡出现狮子、猎豹、名犬等。例如开元十年（722）“波斯国遣使献狮子”，“渤海献鹰”；开元十四年“安国遣使献豹雄雌各一”，“康国王遣使献豹及方物”；开元十五年“史国献胡旋女子及豹”。如此等等，不胜枚举。而从不记载凶禽猛兽这类助猎动物的调教驯护人员，这当然是一个很大的遗憾，但我们也认识到渤海、靺鞨等东北地区奉献鹰鹖，安、康、米、史等中亚粟特国家都进献猎豹名狗，而且天宝六载（747）波斯一次献豹四只、大食献豹六只。数量较多正反映了当时为满足皇家狩猎需要以及王公贵族的狩猎之风盛行。所以，笔者认为遣使朝贡的队伍里肯定应有助猎动物驯服者。不管是蕃人还是胡人，都熟悉犬豹鹰鹘等动物的习性，他们不仅善于饲养，而且嗅惯气味，否则因寒暑不适或处置不当会使笼中的动物羽脱爪坏、骨伤腿断，甚至在运输途中受惊死亡。

唐代皇宫禁中有五坊宫苑使，《唐会要》卷七八：“五坊，谓雕、鹘、鹰、鹞、狗，共为五坊，宫苑旧以一使掌之。”“开元十九年，金吾将军杨崇庆除五坊宫苑使。”^[37]其后朝廷重臣纷纷担任此职，争相为皇帝搜集行猎宠物以求受宠。大历十四年（779）五月诏：“鹰、隼、豹、貀、猎犬，皆放之。”当时为了豢养这些狩猎动物，专门设有“五坊户”。尽管我们不知五坊户中是否有入籍的胡人，但训练狩猎禽兽要达到“下攫狐兔腾苍茫，爪毛吻血百鸟逝”^[38]，大概少不了要有饲养专长和调教经验的胡人，如来自昭武九姓胡的安珍曾任内五坊使押衙。正像高适《营州歌》：“营州少年爱原野，狐裘蒙茸猎城下。虏酒千钟不醉人，胡儿十岁能骑马。”^[39]李益《胡儿歌》：“六州胡儿六蕃语，十岁骑羊逐沙鼠。沙头牧马孤雁飞，汉军游骑貂锦衣。”^[40]令狐楚《少年行》：“少小边州惯放狂，骣骑蕃马射黄羊。”^[41]刘商《胡笳十八拍》：“髯胡少年能走马，弯弓射飞无远近。”^[42]胡人从小耳濡目染，崇尚武艺，受到追逐动物的捕猎训练，这是毋庸质疑的。

我们知道，从秦汉以来，中国人就已经掌握了捕捉和训练凶禽猛兽的技艺，雏鹰幼兽从小就开始被进行圈养驯服^[43]，但是比起草原上的游牧民族还是相差较远，来自东北供鹰的渤海人和驯服禽兽的西域胡人显然更有经验，野生动物调教需要长年累月人畜之间的信赖，依靠外来的行家里手是北魏隋唐以来北方地区王公贵族狩猎的普遍做法。况且助猎猛兽凶禽绝大多数不是出自唐朝本土，而是来自遥远的边荒绝域，其他游牧民族显然比中土汉人有着更高一筹的训练苍鹰、猎犬的技艺，至少扑空率低、成功率高。所以孙机先生指出：“我国在狩猎中使用猎豹和猞猁的做法大约曾受到西方的影响，懿德墓壁画之牵豹人与金乡县主墓狩猎俑中都有深目高鼻的胡人，可以作为旁证。”^[44]

三

在1998年9月美国纽约佳士得拍卖会上，预展的唐代狩猎俑令人吃惊，被西方人认为是伟大的自然主义的杰作，它不仅造型生动，而且彩绘鲜艳，颇有王维《出塞》的意境，“居延城外猎天骄，白草连山野火烧。暮云空碛时驱马，秋日平原好射雕”。据说，其来源于20世纪90年代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区的盗掘物，属于偷运出境流失海外的彩绘陶俑。^[45]

这是一群或者称为一组的骑马狩猎俑，共有8骑，其中有4骑胡人形象。^[46]

1．胡人首领狩猎俑（见图31）。为首的胡人身穿浅黄色翻领胡服长袍，腰系蹀躞带，足蹬斜边长靴，额头上系有黑布带束勒头发，颇像岑参《胡歌》里描写的“黑姓蕃王貂鼠裘，葡萄宫锦醉缠头”。他一手牵缰绳，另一手举至头上，似乎招呼狩猎同伴一起出发，淋漓尽致地表现了狩猎者首领的形象。他骑的马臀上蹲立着的一只长条虎纹小猎豹，很像是西亚经常使用的雪豹，可专门用来轰撵隐身在林薮中受惊吓的小禽兽，或是扒掘獾窝、豪猪窝。

2．胡人抱犬狩猎俑（见图32）。两个胡人抱犬者，都是满脸须髯，均头戴唐朝黑色幞头，各自抱有一个细腰长条波斯犬，一个胡人浓眉深目直视前方，一个胡人脸部下倾微低，仿佛正等待一声令下即刻出发。其所抱波斯犬非常善于猎取麝麂类小动物，是西域各国向中国皇帝进献的传统贡品。

3．携带猎豹狩猎俑（见图33）。两个汉人相貌的“黄衣小儿”的坐骑背上均坐卧着一只小猎豹，但这两只小猎豹是圆斑点豹，与胡人为首者坐骑上的黑色虎纹“雪豹”似乎不同。

4．带弓韬狩猎俑（见图34）。左边两个人腰挎藏弓的虎纹弓韬，可是没见箭袋。薛逢《猎骑》：“兵印长封入卫稀，碧空云尽早霜微。浐川桑落雕初下，渭曲禾收兔正肥。陌上管弦清似语，草头弓马疾如飞。岂知万里黄云戍，血迸金疮卧铁衣。”^[47]

值得注意的是，雕塑工匠可能有意识塑造了4匹白马和4匹棕红色骏马，7匹马剪鬃，只有1匹为披鬃，确实是独具匠心，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的表现。这8个狩猎俑不仅腰系蹀躞带，而且还有人戴着防冻耳套，与他们身着长袍也相匹配，说明他们是在深秋或初冬进行狩猎的，“日隐寒山猎未归，鸣弦落羽雪霏霏”（刘商《观猎》），与金乡县主墓出土的狩猎俑身着单衣甚至赤裸上身有所不同。唐广德二年（764）诏令“禁王公百官家及百姓，着皂衫及压耳帽子，异诸军官健也”^[48]。这大概是安史之乱后的新禁令，以区别官军服饰。

令人疑惑的是，这组狩猎俑中没有架鹰擎隼的人物造型，或是因盗窃者没有全部卖出，或是墓室中原来就没有驯养苍鹰陶俑，而按照一般布局不应该缺少，因为狩猎时不会不带鹰隼。崔颢《雁门胡人歌》：“解放胡鹰逐塞鸟，能将代马猎秋田。”^[49]有名的猎手出猎时甚至双臂各擎举一只雕鹰。猎师所调教训练的鹰隼“纵令啄解丝绦结，未得人呼不敢飞”^[50]。

近年山西太原隋代虞弘墓出土石椁浮雕“射猎图”^[51]和陕西西安北周安伽墓出土的石榻浮雕“狩猎图”^[52]，都描绘了人兽之间或兽兽之间激烈厮杀的场面，写实而传神的狩猎形象与西亚、中亚的射猎传说故事或许有关。然而，唐代雕塑表现的狩猎场景可能不同，唐代狩猎俑与西亚波斯银盘上表现的马驰弓绷欲射或是持枪奋力刺杀的形象不一样，不是与狮虎等动物拼杀搏斗，也不是追逐仓皇逃窜的猎物，更不是狩猎者狂奔飞驰、似光如电的速度。唐代陶俑凸显的是出门狩猎前静态或是狩猎后收获的情景，很少有持戈搏兽、徒手捕兽造型，似乎不愿表示血淋淋的搏斗屠杀场面，而是一种单纯享受作乐的活动。这可能就是雕塑与壁画的差别吧。

也许是雕塑的局限，狩猎陶俑出行场面中没有牵驼拉马的形象配合，一般来说，狩猎队伍应该携带穹庐、炊具等物品。狩猎后“玉马欣然返，明驼载以归”，乾陵章怀太子李贤墓壁画《狩猎出行图》中就有携带物品的骆驼跟着狩猎者一起奔跑的场景，一只骆驼背驮物品，一只携带帐篷。所以笔者怀疑在墓葬出土现场，考古人员忽视了狩猎陶俑的队伍摆放搭配，而把这些陶俑分开割裂，只留下单个狩猎俑，其他牵驼拉马者被认为与狩猎无关，甚至作为丝绸之路的商人牵驼俑，这很可能是一场误判。

四

王维《观猎》“风劲角弓鸣，将军猎渭城。草枯鹰眼疾，雪尽马蹄轻”作为千古名句被千年传诵，实际上唐代诗人描写狩猎过程诸如放鹰猎兔的诗歌还很多。例如白居易《放鹰》：

十月鹰出笼，草枯雉兔肥。下韝随指顾，百掷无一遗。鹰翅疾如风，鹰爪利如锥。本为鸟所设，今为人所资。孰能使之然，有术甚易知。取其向背性，制在饥饱时。不可使长饱，不可使长饥。饥则力不足，饱则背人飞。乘饥纵搏击，未饱须絷维。所以爪翅功，而人坐收之。圣明驭英雄，其术亦如斯。鄙语不可弃，吾闻诸猎师。^[53]

“韝”指驯鹰放鹰者所戴的臂套。“絷”指用绳索拴住禽兽爪足。所以猎鹰腿爪装有皮、丝做的脚带，猎豹则佩戴有金属、皮革做的项圈。特别是作者讲的“鄙语不可弃，吾闻诸猎师”。这种“鄙语”指的是狩猎时的粗话、行话，源于对北方游猎民族的蔑称；而这个“猎师”可能就是专业猎户或驯猎者。贯休《村行遇猎》：“猎师纷纷走榛莽，女亦相随把弓矢。南北东西尽杀心，断烧残云在围里。鹘拂荒田兔成血，竿打黄茅雉惊起。”^[54]说明“猎师”这一称呼比较普遍。猎豹、猎犬、猎鹰等兽性突发不听指挥，会使猎师在主人面前脸上无光，所以需要具有调教捕捉技艺的行家里手，其中自然有不少胡人。

李白《行行游且猎篇》：

边城儿，生年不读一字书，但知游猎夸轻趫。胡马秋肥宜白草，骑来蹑影何矜骄。金鞭拂云挥鸣鞘，半酣呼鹰出远郊。弓弯满月不虚发，双鸧迸落连飞髇。海边观者皆辟易，猛气英风振沙碛。儒生不及游侠人，白首下帷复何益。^[55]

刘禹锡《连州腊日观莫徭猎西山》：

海天杀气薄，蛮军步伍嚣。林红叶尽变，原黑草初烧。围合繁钲息，禽兴大旆摇。张罗依道口，嗾犬上山腰。猜鹰虑奋迅，惊鹿时跼跳。瘴云四面起，腊雪半空消。箭头涂鹄血，鞍旁见雉翘。日暮还城邑，金笳发丽谯。^[56]

图37　手举猎鹰俑，陕西乾陵陪葬墓出土	图38　唐狩猎彩绘俑，陕西西安出土，《东方艺术》2004年10月号刊出

韩愈在徐州辅佐从猎时所作《雉带箭》：

原头火烧静兀兀，野雉畏鹰出复没。将军欲以巧伏人，盘马弯弓惜不发。地形渐窄观者多，雉惊弓满劲箭加。冲人决起百余尺，红翎白镞相倾斜。将军仰笑军吏贺，五色离披马前堕。^[57]

当时文人经常参加狩猎活动，他们将逐兔呼鹰的狩猎看作青春豪迈、自由奔放的象征，看作是不怕死的气质。骏马轻貂，雕弓短剑，秋风落日，驰骋平冈，既可以挥鞭意气，又可以目无坚壁，奔涌血脉，舒展筋骨，逐渐内化出一种生活态度，一种精神风范。章孝标《少年行》：“平明小猎出中军，异国名香满袖熏。画榼倒悬鹦鹉嘴，花衫对舞凤凰文。手抬白马嘶春雪，臂竦青骹入暮云。落日胡姬楼上饮，风吹箫管满楼闻。”^[58]没有亲自参加过狩猎是不会写出如此生动的诗句的。如果众人狩猎时在助猎鹰鹖犬豹身上押注豪赌，就会在刺激之外更增加新的刺激。

胡人是主人的骁悍爪牙，狩猎时既要会侦察猎物踪迹，使用猎网、猎夹驱赶套陷动物，又要防止主人猝然发生意外，起到保护侍卫作用。当然，参加狩猎的胡人不全是随从。例如大历时诗人卢纶描写冬天浑狩猎合围时，“前林有兽未识名，将军促骑无人声。潜形踠伏草不动，双雕旋转群鸦鸣”。特别是将军的部曲“娑勒”舍鞍解甲生擒豹子的故事非常有名^[59]，其中说道“阴方质子才三十，译语受词蕃语揖”，可见除了娑勒为其他民族外，还有言语不通需要翻译的异国质子。还有一些跟随打猎的人是“败虏降羌”，即战争中的俘虏，他们作为降服的奴仆部曲为主人效劳。

唐代狩猎往往采取追逐射猎、挖坑设陷、张网捕猎、焚烧搜猎等法，但主要还是采取围猎方式，而且不局限于禁苑之中。龙朔元年，唐高宗李治狩猎于陆浑县，在山南布围，由于大顺府果毅王万兴没听统一指挥擅自促围，惊跑了猎物，面临治罪斩杀，被高宗特赦放免，并作《冬狩诗》记录。围猎规模经常很大，“六飞驰骋，万骑腾跃”，不仅因地设有数次围猎，而且需要“五日而合”的“长围”，为防止“断围”还派人“监围”。仅从史书记载来看，唐两京畿辅周边均是狩猎之地，长安周围的骊山、雍城、麟游、陈仓都曾是围猎之地，东都洛阳周边也是狩猎之地。所以唐代不像清代那样仅在木兰围场内狩猎，或是专门饲养禽兽供王公贵族打猎。围猎时为了表示君王的仁慈之心，往往在畋猎最后关头“开一面之罗，展三驱之礼”，“禽止三驱”，对那些幼小老弱或怀孕飞禽走兽不逮不射。在长安禁苑中还会“禁止多杀”。

唐代贵族百官狩猎完之后继续赏赐筵宴，但是否携带家眷，结伴游玩，史无明载。清代有些满洲贵族在京郊狩猎时喜爱携带家眷及戏班，狩猎后扎立帐篷，饮酒弹唱，全家聚餐，享受猎物。唐代骑马伎乐俑表现的有可能也是随主人狩猎凯旋进行演奏的乐人，金乡县主墓中那些骑马女伎人表现的阵势即是如此，以前仅仅把她们列为出行伎乐俑，可能理解过于狭隘。

当然冬狩围猎是很辛苦的，既要面对山冈悬崖仔细搜索，又要蹑手蹑脚潜行追踪，夜间朔风，不许出声；天降微雪，不能躲避；围猎士兵挨饿受冻，驱禽赶兽，遇到主子怜悯时才能放散，等待主人打到猎物时才能赏物。有时遭遇流矢乱射，有时碰到困兽穷搏，为了主人的喜好，不知有多少围兵要付出代价。早在北朝时期地方官府甚至将狩猎列入夫役杂徭之中，东魏冀州刺史尉景“发夫猎，死者三百人”^[60]，可见发夫役出猎致死者很多，危险性极大。西魏河北郡（今山西平陆）郡守裴侠放免长期供官府役使的猎夫30名^[61]，说明地方官府将狩猎作为夫役征发，类似唐代的杂徭了。

由于帝王纵猎冲散兽群，分别擒获，所以往往践踏庄稼，蹂躏农户，劳费民役修道供食，又极具冒险性、危险性，所以臣僚经常谏言罢猎。蕃将执失思力就进谏太宗“为四海父母”，万一坐骑颠簸闪失，得不偿失，太宗对蕃将说这样的话感到惊异，执意继续狩猎逐鹿，执失思力脱下头上巾带阻挡马前，才阻止了太宗打猎^[62]，从而作为大事记录于史书。元和五年（810）十一月，宪宗“频出游畋”，吏部郎中柳公绰献《医箴》讽谏“畋游恣乐，流情荡志。驰骋劳形，叱咤伤气。惟天之重，从禽为累。不养其外，前修所忌”^[63]。但这一时期的狩猎估计也就是在禁苑内外跑跑走走而已，晨去暮归，不像唐前期那么阔大不羁，国力减弱又兵师减少，不再有宏大的禁军陪侍围猎。长庆四年三月赦文：“鹰犬之流，本备蒐狩，委所司量留多少，其余并解放。仍勒州府更不得进来。”^[64]此后逐渐取消了各地进贡苍鹰猎犬的惯例，野外狩猎日益减少。

但是唐后期，皇家饲养狩猎的飞禽已成为一项社会弊政。元和三年七月“朱超晏、王志忠皆品官，放纵鹰隼入长安富人家，旋旨其居，广有求取”。宦官借为皇帝收取“贡鸷”“贡鹞”骚扰各地，“贞元末，五坊小儿张捕鸟雀罗于闾里者，皆为暴横，以取人钱物。至有张罗网于门，不许人出入者；或有张井上，使不得汲者”^[65]。这些五坊使官借口不许惊吓皇家供奉鸟雀，在乡间田地、城镇酒肆到处欺殴百姓，索赔钱物，成为勒索民间的一大弊害。因此，唐廷臣僚一直言辞激烈地批评朝廷狩猎，痛斥饲养猎狗、猎豹、猞猁、鹰鹞等，他们曾屡屡指责狩猎的血腥场面，斥责这种特殊的娱乐消遣方式。连佛寺僧尼《上皇劝善断肉文》中也讲述戒杀功德、反对狩猎：“禀性虽千种，含灵物一般。从头皆觅悟，那个不求安。兔走缘防箭，禽飞怕弹丸。那堪鹰犬逐，更被网罗缦。”

唐代的狩猎之风无疑达到了高峰，继承了北魏以来胡人参与狩猎的传统^[66]，其中西域胡人又带来新的助猎方式。戎昱《塞上曲》：“胡风略地烧连山，碎叶孤城未下关。山头烽子声声叫，知是将军夜猎还。”^[67]此后其他游牧民族建立的政权，都继承了这一遗风，辽、金、元、清都是如此。宋代苏轼还写有《江城子·密州出猎》描画了“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的狩猎场面。清朝经康熙皇帝的提倡，通过狩猎演练军队，定“秋狝”之制，即每年秋天打猎的制度，在木兰围场狩猎遂成定制。而入关后的行围出猎的军事演练和体育锻炼的双重意义显而易见。明清时期通过西域陆路自伊斯兰国家来的使节或商人的入境贡品中仍少不了狮子、猎豹、猞猁狲等助猎动物，而从中国带走的则有赏赐给他们的海东青等鹰隼。^[68]

总之，狩猎享乐是古代上层贵族酷爱的风尚与爱好，其中的动物土贡经济与消除兽害因素另当别论^[69]，并不是主流导向且极为有限。狩猎是一种杀戮刺激活动，满足的是一种消遣奢侈热情。正因如此，唐代狩猎活动才对艺术家有着强烈的吸引力，而那些雕塑工匠又善于从现实生活中汲取艺术灵感，他们表现贵族打猎主题，即使不见主人，也能用凶猛迅疾的细狗、矫健敏捷的猎豹、蹿跳入云的猞猁、冲天欲飞的鹰隼直接传达狩猎气势非凡的排场，而在塑造的各色胡人狩猎俑以剽悍的侍从的骑马姿态中，也可见胡人猎师的形象，展现出来的都是狩猎者惊心动魄的狩猎方式和贵族的狂热激动，再次为唐代崇尚胡风提供了一个有力的旁证和有趣的默证。

---

[1] 溯源历史传说，夏王太康去洛水北岸狩猎，竟数月不归城邑。《周礼·大司马》说：“仲秋教治兵以狝田，致禽以祀祊；仲冬教大阅以狩田，献禽以享蒸。”《国语·齐语》说春秋战国时“春蒐以振旅，秋狝以治兵”，《春秋左传·隐公五年》也说：“春蒐、夏苗、秋狝、冬狩，皆于农隙以讲事也。”说明“田猎”练兵习武已成为一项重要活动。但按照《礼记》“天子不合围，诸侯不掩群”的规则，要限制对动物的捕杀量，从而狩猎转变为以娱乐为目标的综合性活动。

[2] 刘商《观猎》，《全唐诗》卷三〇四，第3464页。

[3] 罗隐《题新榜》，《全唐诗》卷六六五，第7624页。

[4] 《唐会要》卷二八“蒐狩”，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611页。

[5] 《唐会要》卷二八“蒐狩”，第612-613页。

[6] 《贞观政要》卷一〇《畋猎第三十八》，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285页。

[7] 《新唐书》卷七九《高祖诸子传》，中华书局，1975年，第3546页。

[8] 杜甫《冬狩行》，《全唐诗》卷二二〇，第2325页。

[9] 《大唐新语》卷一，中华书局，1984年，第10页。

[10] 张鸿修《中国唐墓壁画集》，岭南美术出版社，1995年。

[11] 和凝《题鹰猎兔画》，《全唐诗》卷七三五，第8400页。

[12] 《神韵与辉煌——陕西历史博物馆国宝鉴赏》（陶俑卷），三秦出版社，2006年。又见《丝路胡人外来风——唐代胡俑展》，文物出版社，2008年。

[13] 张广达《唐代的猎豹——文化传播的一个实例》，该文依据阿拉伯文献和法文译本《论狩猎：本世界大人物们之与旷漠野兽的交往》，详细论述了阿拉伯人对奇塔豹捕捉、驯化、调教的过程。见《文本、图像与文化传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3页。

[14] ［美］谢弗著，吴玉贵译《唐代的外来文明》第四章《野兽》“豹与猎豹”，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第197页。

[15] ［法］阿里·玛扎海里著，耿译《丝绸之路——中国——波斯文化交流史》（中华书局，1993年，第220页）认为：波斯古代传说，猎豹和猞猁狲都是印度孔雀王朝瓶沙王时期首先驯养成功的。据英国皇家兽医学院在《自然》报告说猎豹加速与灵活变向是其撒手锏，而不是单凭绝对速度。

[16] 崔颢《古游侠呈军中诸将》，《全唐诗》卷一三〇，第1321页。

[17] 《唐代的外来文明》第五章《飞禽》“鹰与鹘”，第214-218页。

[18] 徐夤《鹰》，《全唐诗》卷七一〇，第8173页。

[19] 俄藏Дх．06051号，图版见《俄藏敦煌文献》第1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俄罗斯科学出版社东方文学部，2000年，第333页。

[20] 《天一阁藏明钞本天圣令校证（附唐令复原研究）》下册，卷二二《赋役令》校录本“不行唐令15”，中华书局，2006年，第272页。

[21] 张籍《少年行》，《全唐诗》卷三八二，第4286页。

[22] 钱起《校猎曲》，《全唐诗》卷二三九，第2689页。

[23] 《唐金乡县主墓彩绘陶俑——盛唐贵族生活场景的再现》图版77-96，陕西旅游出版社，1997年。《唐金乡县主墓》，图版72-84，文物出版社，2002年。

[24] 刘禹锡《白鹰》，《全唐诗》卷三六一，第4084页。

[25] 李白《幽州胡马客歌》，《全唐诗》卷一六三，第1697页。

[26] 张籍《宫词》，《全唐诗》卷三八六，第4357页。

[27] 韩偓《从猎》，《全唐诗》卷六八〇，第7789页。

[28] 韩偓《北齐》，《全唐诗》卷六八二，第7821页。

[29] 花蕊夫人《宫词》：“裹头蕃女帘前立，手把牙鞘竹弹弓。”《全唐诗》卷七九八，第8980页。

[30] 《册府元龟》卷九八〇《外臣部·通好》，又见《旧唐书》卷一七《文宗纪》，中华书局，1975年，第558页。

[31] 王建《宫词》，《全唐诗》卷三〇二，第3440页。

[32] 王建《宫词》，《全唐诗》卷三〇二，第3441页。

[33] 韦庄《观浙西府相畋游》，《全唐诗》卷六九七，第8019页。

[34] 张祜《猎》，《全唐诗》卷五一〇，第5797页。

[35] 雍陶《送于中丞使北蕃》，《全唐诗》卷五一八，第5918页。

[36] 张广达《唐代的豹猎》，第36页。

[37] 《唐会要》卷七八“五坊宫苑使”，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1682页。

[38] 柳宗元《笼鹰词》，《全唐诗》卷三五三，第3956页。

[39] 高适《营州歌》，《全唐诗》卷二一四，第2242页。

[40] 李益《胡儿歌》，《全唐诗》卷二八二，第3211页。

[41] 令狐楚《少年行》，《全唐诗》卷二四，第325页。

[42] 刘商《胡笳十八拍》，《全唐诗》卷三〇三，第3452页。

[43] 笔者2004年在黑龙江考察民族文物时，海东青的饲养传人介绍，驯鹰技术往往是祖传世家的秘技，鹰鹞对猎物的征服欲望需要一定适应时间，所以驯鹰把式也有一个低空飞行抓获猎物的耐心过程，平日放鹰时不能喂得过饱或过少，一个驯鹰人一生驯鹰一般不会超过五六十只，只有依靠游牧狩猎民族才熟悉擅长这些驯鹰技术。

[44] 孙机先生认为“不晚于公元前2世纪上半叶，我国确已驯养猎豹”。见《孙机谈文物》“猎豹”，东大图书公司，2005年，第45页。

[45] 佳士得公布的拍卖价为35万——45万美元。遗憾的是，中国有关文物部门没有依据国际惯例提出追索的要求。

[46] “Fine Chinese Ceramics and Works of Art”，Christie’s New York，1998，p．315．

[47] 薛逢《猎骑》，《全唐诗》卷五四八，第6326页。

[48] 《唐会要》卷七二“军杂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1540页。

[49] 崔颢《雁门胡人歌》，《全唐诗》卷一三〇，第1326页。

[50] 章孝标《饥鹰词》，《全唐诗》卷五〇六，第5752页。章孝标另一首《鹰》：“穿云自怪身如电，煞兔谁知吻胜刀。可惜忍饥寒日暮，向人爪断碧丝绦”，对鹰的调教描述得非常有趣。

[51] 《太原隋虞弘墓》图版30椁壁浮雕第3幅，图版33椁壁浮雕第4幅，图版43、44，图版47椁壁浮雕第6幅局部，图版78、79、80、88、90等等，都表现了胡人狩猎场景。文物出版社，2005年。

[52] 《西安北周安伽墓》（文物出版社，2003年）图版30左侧屏风第2幅“狩猎图”，图版49正面屏风第2幅“射狮图”，图版50正面屏风第2幅“刺野猪图”，图版67右侧屏风第1幅“狩猎图”，均为胡人和突厥人狩猎追逐的情景。

[53] 白居易《放鹰》，《全唐诗》卷四二四，第4665页。

[54] 贯休《村行遇猎》，《全唐诗》卷八二六，第9309页。

[55] 李白《行行游且猎篇》，《全唐诗》卷二五，第333页。

[56] 刘禹锡《连州腊日观莫徭猎西山》，《全唐诗》卷三五四，第3972页。

[57] 韩愈《雉带箭》，《全唐诗》卷三三八，第3786页。

[58] 章孝标《少年行》，《全唐诗》卷五〇六，第5756页。

[59] 卢纶《腊月观咸宁王部曲娑勒擒豹歌》，《全唐诗》卷二七七，第3150页。傅璇琮认为“诗中所写擒虎壮士娑勒，当是浑瑊的部将白娑勒”，见《唐代诗人丛考》，中华书局，1980年，第507页。

[60] 《北齐书》卷一五《尉景传》，中华书局，1972年，第194页。

[61] 《周书》卷三五《裴侠传》，中华书局，1971年，第619页。

[62] 《新唐书》卷一一〇《执失思力传》，中华书局，1975年，第4116页。

[63] 《唐会要》卷二八“蒐狩”，第617页。

[64] 《唐会要》卷二八“蒐狩”，第618页。

[65] 《唐会要》卷七八“五坊宫苑使”，第1682页。

[66] 《魏书·安同传》附子原记载辽东胡人安原“太宗时为猎郎，出监云中军事”。北魏前期专门设有“猎郎”一职，选拔颇为严格，但猎郎多为鲜卑人。

[67] 戎昱《塞上曲》，《全唐诗》卷二七〇，第3023页。

[68] 1419年《沙哈鲁遣使中国记》记载了明代皇帝放猎鹰追捕鹤之事，其中谈到皇家的驯鹰人，也涉及赏赐外国使者中国鹰的记载。作者还指出“商人们从中国进口鹰”。见《丝绸之路——中国波斯文化交流史》，第68-69、99-100页。

[69] 黎虎《北魏前期的狩猎经济》，《历史研究》1992年第1期。乜小红《略论唐代统治者的畋猎》，《武汉大学学报》2009年第3期。但对狩猎护田有效控制野猪、野兔等动物数量，防止其泛滥成灾很少叙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