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孔雀冠与外来造型艺术

唐代孔雀冠与外来造型艺术
1991年西安唐金乡县主墓出土的骑马戴孔雀冠拍鼓女俑[1],成为开元十二年(724)盛世时代妇女首冠的标志,前朝后代都很少出现这种孔雀冠帽的形象,故人们称其为罕见的传奇文物。但是,近年笔者又发现有新的类似唐代文物陆续面世,因而唐金乡县主墓的孔雀冠并不具有“唯一性”。那么为什么要用孔雀形象作为冠帽?其含义仅仅是孔雀形象鲜艳漂亮吗?究竟是什么人要戴孔雀冠?本文试做一专题分析。
一 孔雀冠的含义
房千里《南方异物志》记载唐人对孔雀观察的描述:这篇短文讲述了孔雀的产地、形状、鸣叫声、群居生活、习性特点、雌雄区别等等,虽然孔雀有炫耀自己羽毛的特性,但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孔雀有随着音乐起舞的癖性,“闻人拍手歌舞则舞”。
孔雀,交趾、雷、罗诸州甚多。生高山乔木之上。大如雁;高三四尺,不减于鹤。细颈隆背,头载三毛,长寸许。数十群飞,栖游冈陵,晨则鸣声相和,其声曰“都护”。雌者尾短,无金翠;雄者三年尾尚小,五年乃长二三尺。夏则脱毛,至春复生。自背至尾,有圆文,五色金翠,相绕如钱。自爱其尾,山栖必先择置尾之地。雨则尾重不能高飞,南人因往捕之,或暗伺其过,生断其尾,以为方物。若回顾,则金翠顿减矣。山人养其雏为媒,或探其卵,饲以猪肠生菜之属。闻人拍手歌舞则舞。其性妒,见采服者必啄之。

图1 金乡县主墓骑马伎乐女俑正面,西安东郊灞桥区新筑乡出土

图2 金乡县主墓骑马伎乐女俑背面(局部)
早在汉代时,中国人就传说孔雀来自遥远安息帝国的条枝。《太平御览》卷九二四引《晋书》说3世纪初年,有一只西域贡献的孔雀,善“解人语,弹指应声起舞”。近年来新疆地区出土的许多汉晋时代的纺织品中[2],就有非常精美艳丽的孔雀图案,有的孔雀翩翩起舞、与人戏嬉,有的孔雀左右对称、成双成对,有的孔雀扬尾开屏、惟妙惟肖,这些出自西域或中亚工匠之手的作品,不仅是人们喜欢孔雀之类珍禽图案的表现,而且可能是内地汉人逐步了解孔雀来源的一条渠道。
随着佛教传入中原,汉文佛典中开始出现“孔雀冠”的记载。姚秦罽宾三藏佛陀耶舍等翻译的《四分律》说:“时有孔雀冠婆罗门,至阿难所问讯已在一面坐……”[3]天台沙门释允堪述《四分律拾毗尼义钞辅要记》:“孔雀即孔雀冠婆罗门也,问阿难汝世尊何故为诸比丘制增戒学……”[4]作为“孔雀冠”出现在佛经里,说明印度婆罗门出身的佛僧曾戴过这种冠帽。在1世纪中叶犍陀罗首都西尔卡普穹顶庙中就发现了戴孔雀冠的头像。[5]出产蓝孔雀非常有名的印度、斯里兰卡,一直通过佛教式贡品将孔雀、赤白鹦鹉等珍禽连同佛典、佛画、贝叶一起奉送给中国晋隋间各个王朝。[6]
与蓝孔雀有别的绿孔雀则出自我国云南和缅甸、孟加拉等地,据《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记载,哀牢(今云南保山、德洪)物产有琥珀、水精、蚌珠、孔雀、翡翠等。《三国志·吴志》则载绿孔雀这时作为神奇禽鸟被吴国征调,永安五年(262)吴国遣使赴交趾征调三千只孔雀作为“土贡”。山西太原北齐徐显秀墓壁画出行仪仗图中,分别绘有男侍手举孔雀羽毛制作的大扇以及女侍手执的孔雀尾羽小扇[7],由此可知,此时孔雀尾羽进入中国内地被使用的情况已经很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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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孔雀纹银盒,西安何家村出土 | 图4 孔雀纹银盒线描图 |
隋唐时期随着中原移民对岭南、交趾以及印度支那的了解熟悉,孔雀与鹦鹉、斑竹等珍禽一道作为年贡被源源不断送往长安。唐人称孔雀为“越鸟”,李白《独漉篇》诗云“越鸟从南来,胡鹰亦北渡”,形象地说明了当时对南北方珍禽的对比认识。唐诗中赞颂孔雀的作品也不断出现:“越鸟青春好颜色,晴轩入户看呫衣。一身金翠画不得,万里山川来者稀。丝竹惯听时独舞,楼台初上欲孤飞。刺桐花谢芳草歇,南国同巢应望归。”[8]这首诗讲到孔雀听到丝竹乐器演奏时会翩翩起舞。
孔雀不仅一身金翠、色艳尾大,而且头顶簇立羽冠、风度高耸,是“百鸟之王”华贵魅力的象征,在唐代经常被视为富丽珍禽的形象刻画在日常用品上,何家村出土的唐金银器中,孔雀图案的银方盒非常精美[9],虽然是当时人日用使用的器物,但装饰纹线以左右对称的孔雀为主题,羽毛细腻,尾巴高扬,反映了唐人对孔雀的喜爱和欣赏。

图5 新疆吐鲁番孔雀联珠纹织锦

图6 新疆尼雅孔雀、狮纹饰

图7 新疆山普拉龙狮孔雀纹
由于孔雀五色尾羽金翠华美,唐朝举行国家朝会大典时配备孔雀大扇,取代了原先的野雉羽尾,所以尚辇局官员要求地方年年进贡。尤其是皇帝册封仪式时,“孔雀扇分香案出,衮龙衣动册函来”。这是薛逢描写宣政殿唐宪宗册封尊号盛礼的诗。传临摹唐张萱《武后行从图》上就画有侍从举孔雀扇的图形。孔雀羽尾的富丽堂皇似乎成为了皇家的表征。
种种迹象表明官府、民间都喜爱孔雀,因而孔雀有可能随着南客、越商或是印度商人以及胡商的携带转贩运进中原,从而成为流行一时的新奇喜好。波斯通过海路早就与南海诸国有着商贸联系,交易中珍珠、麝香、孔雀等都是贵货,滇缅印古道上天竺商人与波斯胡商来往频繁,完全可能将孔雀以及孔雀图案的织锦等产品传入西域以致流行中原。
但是孔雀冠出现在陶俑中,则是前代很少见的现象。为何在唐代突然出现,看法不一。有人认为孔雀冠形象来自狩猎时捕获的孔雀等飞禽,有着迷惑猎物的伪装功能;也有人认为孔雀冠源自南方少数民族原始崇拜中对吉祥鸟的美化;还有人提出因为北方并无孔雀生息,长安京畿地区若有孔雀也是南方进贡之物。笔者认为,孔雀冠应是随着唐代疆域扩大和丝路贸易繁荣后,人们视野开阔,吸纳印度佛教文化或是西域文化后而出现的新冠饰。
不管何种原因,竖颈扬头的孔雀冠戴在伎乐人头上,“闻歌起舞”的含义应该是非常明确的。
二 孔雀冠造型
孔雀中雄者展尾开屏,雌者长尾拖地,神气活现,炫耀羽毛,每逢春天不停地做出种种姿态优美的舞蹈动作,因而备受人们关注。唐诗云:“动摇金翠尾,飞舞碧梧阴。”[10]雄孔雀有着形体高大、后尾金翠的特征,符合乐舞者的欣赏要求。唐人使用孔雀形象制作冠帽,确实别出心裁,既有“闻歌起舞”的象征意义又有吉禽精变的美化作用,既结合了中国传统鸟类神话故事的人格化色彩,又吸纳了外来文化中特别是佛教神话对孔雀善良、智慧的赞美。

图8 新疆尼雅孔雀绢帽实物(现状)

图9 新疆尼雅孔雀绢帽复原品
我们从文物中可以分析:
1.唐金乡县主墓中出土的骑马伎乐俑中,头戴孔雀冠的伎乐女俑,身穿圆领窄袖粉白色绘花长袍,袍衫前胸、后背、双肩及双腿分别绘有圆形团花,脚蹬黑皮短尖靴,双手持红色腰鼓作拍击状,端坐马背昂首前视。这件孔雀冠尾羽长披背后,孔雀伸颈翘首远眺,其长尾羽毛由天蓝、浅绿、红、黑诸色绘成,羽端大形眼斑十分醒目,描绘异常逼真。[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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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 唐伎乐彩俑,香港九如堂藏 | 图11 伎乐彩俑,香港九如堂藏 | 图12 彩绘孔雀冠骑马手持鹦鹉女俑 |
2.台湾震旦博物馆收藏的一组唐彩绘女乐俑,2003年曾在台北进行展览。[12]这些奏乐女俑身着描金服饰屈腿而坐,有的弹琵琶,有的吹筚篥,有的抱琴,有的击钹,有的吹笙,其中一个女子头戴孔雀冠,手捧红色小腰鼓正在击打。[13]她们都穿着绣金边的圆领襕衫,估计是为了通过服饰华丽突出这批艺术演奏家的档次。
3.香港《九如堂古陶瓷藏品》图集中,有四个唐代灰陶加彩伎女俑。[14]女俑全部头戴红蓝绿交间孔雀形冠,冠边涂施金彩,孔雀尾巴拖至后背。身上前胸、双臂侧、大腿两侧以及后腰都绘有红色圆形缠枝团花图案,说明伎乐人穿着非常艳丽,应是演出服装,而且她们均着女式小黑靴。在姿势表现上,她们均为跷腿坐姿,手持琵琶、笙、钹和腰鼓等乐器,面颊丰满,细眉秀目,朱唇施粉,神态自若。其中一个乐伎女俑背部为特写,清楚地显示了孔雀冠冠的全貌。这组四个伎乐俑全都戴孔雀冠,与单个戴孔雀冠者相比,似乎更为广泛地突出了孔雀形象造型。
4.陕西唐三彩博物馆收藏的唐代陶俑中,亦有一个骑马戴孔雀冠的女俑。[15]骑马女俑身穿翻领胡服,足蹬黑色长靴,鞍鞯华丽。尤其是这个女俑头脸微偏,右手捧一只小鹦鹉,而不是腰鼓或其他乐器。或许反映的是乐伎出外游玩的状态,正在陪伴主人寻欢作乐,所以尽管头戴孔雀冠,但没有携带腰鼓之类的乐器。
5.台湾典藏杂志社编辑出版的《2004年中国文物拍卖大典》,封面刊登了头戴孔雀冠骑马伎乐俑,也是手抱鼙鼓,女伎脸庞圆润,孔雀冠高耸,身着灰白衣袍,足蹬黑靴。从马鬃为三花来看,似是初唐陶俑。[16]尽管我们还不能确定这件骑马孔雀冠伎乐俑是否真品,其来源是否可靠,但可作为旁证说明可能普遍存在此类艺术造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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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 唐彩绘描金乐俑,台北聚英雅集2003年展出,《亚洲艺术》2003年第5期刊出 | 图14 孔雀冠骑马伎乐俑,台湾典藏《2004年中国文物杂志社拍卖大典》刊出 |
将上述四例头戴孔雀冠的乐伎女俑与唐金乡县主墓出土的骑马戴孔雀冠女俑作一对比,可发现她们的冠帽基本一样,都是当时乐伎演奏中必戴的冠饰。虽然伎乐姿势动作不同,分为骑马行进与坐部两种,但都还是演奏的基本姿态。
为什么戴孔雀冠女伎手拍腰鼓?大概因为鼓是一种有力量的击打乐器,“钲鼓则古者振旅献捷之乐”,草原民族骑马驰骋时鼓声响起容易令人振奋。《旧唐书·音乐志》记载:“腰鼓,大者瓦,小者木,皆广首而纤腹,本胡鼓也。”双手拍击腰鼓实属龟兹部胡乐,应是胡乐风俗的真实反映。
一般来说,冠帽使用金属丝支撑硬胎,使人疑惑的是,唐代孔雀冠究竟是用什么材料制成的?是用硬挺厚实的毛毡或者坚韧皮子缝制的,还是用丝网或布绢缝制的?孔雀首昂然挺立,是否有藤竹桦木支撑和填充物固定?孔雀斑眼尾披后长拖至背,是否插嵌孔雀翎制作的?我们都不得而知,只期望有一天能发现考古实物。
可喜的是,1995年新疆尼雅遗址一号墓地五号棺内出土了一件暂定名为“凤头形”的绢帽实物,高17.6厘米、直径18.8厘米,绢帽上半部红绢所谓“凤头”的部分比较接近孔雀冠的造型,上有动物毛发及珠饰,证明早在汉晋时期西域精绝国可能就有孔雀冠帽使用。[17]这座墓的主人是位年轻女性,梳八根黄褐色长辫,头戴“凤头形”圆筒平顶绢帽,两边下垂淡绿色耳披。对帽顶前伸立体造型有“凤头”“鸡头”“鸟形绸冠”等不同判别之说,但笔者认为异国女子不会将汉俗“凤”“鸡”运用到此帽上,根据新疆尉犁营盘、吐鲁番、山普拉、尼雅等地已发现的同时代许多“孔雀”图案的纺织品,结合头部棕红、蓝黑色彩和蜻蜓眼料珠串装饰来分析,应是当时流行的孔雀造型。
史书更清晰地记载了龟兹孔雀名闻四方的情况。《魏书·西域列传》说龟兹“土多孔雀,群飞山谷间,人取养而食之,孳乳如鸡鹜,其王家恒有千余只云”。《北史·西域传》也有类似记载。龟兹乐又是北朝隋唐间传入中原最著名的乐曲之一,龟兹人完全有可能将孔雀形象设计到音乐女伎的头饰冠帽中,以此作为独特的标志。若判断无误,这就使我们终于有了了解唐代孔雀冠造型渊源的途径——直接受西域的影响,还是与外来文化传播密切关联。
三 孔雀冠使用
唐代伎乐女俑出现佩戴孔雀冠现象,不仅说明当时在伎乐演奏中流行这种冠帽装饰,而且孔雀冠也成了伎乐女性的一个标志性符号。“衣毛为飞鸟,脱毛为妇人”,在唐人的思维中,天上的飞鸟、地下的家禽都可以幻化成好音乐的女性出现在时人的视野中。从上述孔雀冠文物推测,这是盛唐之前伎乐俑中的一个普遍现象。
在金乡县主墓一组五件骑马演奏乐伎俑中,戴孔雀冠的女伎由于孔雀形象突出,非常引人注目,她应该是出行仪仗乐队行进中一个引导者。相比之下,工匠塑造这类坐部女俑时,不塑造花锦胡帽、翻檐胡帽,不雕刻倭堕髻、双垂髻,而是有意使昂首引颈的孔雀成为手持乐器的乐伎的帽饰,甚至不惜掩盖唐代妇女最盛行的插钗绾簪、步摇金翠的高髻,舍去了轻便的帷帽,其目的就是要用高傲耸立的孔雀象征,它比采用羽毛装饰更加丰富华丽。北朝以来,女性伎乐一直流行双耳高髻,假髻和假头套也都很流行,用纶巾裹头亦很时髦,杜甫《即事》:“笑时花近眼,舞罢锦缠头。”在这冠帽巾帔百花齐放、富丽堂皇之中,女性孔雀冠一枝独放,姿容凸显,可谓是冠中之花。
观看这些戴孔雀冠伎乐俑时,我们注意到了冠帽与服装的搭配。当时表现人物时构思巧妙,所有的演奏乐伎都没有穿抹胸长裙、宽博外衫,或是折枝花朵、浓晕额翅;而是胡袍窄袖和圆领襕衫,下穿长裤,脚蹬软靴,一副英俊潇洒的打扮,表情生动活泼。这是盛唐流行的款式。《新唐书·车服志》说开元中“奴婢服襕衫,而士女衣胡服”,这与中晚唐追求丰腴的美人之态,或是簪花仕女的雍容华贵,绝不相同,打破了传统的“时世高梳髻,风流澹作妆。戴花红石竹,帔晕紫槟榔。鬓动悬蝉翼,钗垂小凤行”。这说明她们不是一般的歌姬舞女,而是颇带胡风的演奏乐伎,她们虽然同为艺人,但又有区别。
必须提到的是,这种孔雀冠伎乐俑不是一般墓葬里所能见的,除了金乡县主这类皇亲贵戚外,它们至少也是达官贵人家庭才能享有的丧葬待遇。《唐六典》卷二三《将作监》“甄官署”条明确规定陶俑烧制和使用有着身份等级的区别:三品九十事,五品六十事,九品四十事,“音声队与僮仆之属,威仪、服玩,各视生之品秩所有”。官府制作的明器精致色丽,造型构思奇特,非一般官员所能轻易得到,非民间作坊所能企及。因此,孔雀冠伎乐俑非常少见,可谓陶俑珍品,盛唐之后就更为罕见了。
孔雀冠伎乐俑严格上说,应该是“音声仆从”或“从驾乐人”,尽管打扮得光鲜艳丽,孔雀冠耸立,还有演技之长,实际上地位很低,是侍候主人的角色。出行时,她们与仪仗卤簿一样,是达官贵族的“室外行奏”配角;居家时,她们则是为主人服务的“堂上坐奏”伎乐。
美国学者谢弗在名著《唐代的外来文明》中指出,佛教文学,特别是孔雀王概念的出现,大大丰富了对孔雀的形象化描写。玄奘曾讲过如来就是孔雀王,啄泉注池,解救热渴之群体。真言密宗中最受欢迎的女神就是“大孔雀明王”,她不仅被列为密宗本尊之一,也是孔雀王退魔复活再生的典范。汉译佛教经典中皈依尊敬孔雀王的句子很多,像阎立本、吴道子等大画家也都创作过孔雀王的画像。骠国纪念神圣孔雀王的乐曲也通过献乐传入唐朝,甚至骠国乐工手执的乐器上也装饰孔雀形象。[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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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5 印度阿育王时代孔雀石刻 | 图16 印度阿育王时代孔雀石刻 | 图17 罗马墓葬中的孔雀台 |
北京大学东方学研究院王邦维教授也提示笔者注意印度孔雀王朝(前317——前189)创始人旃陀罗·笈多的宗族就以孔雀为名,据说他的母亲名字就叫孔雀,孔雀王朝就是印度人自己的称呼,不是汉译的名字。佛教徒和印度教徒都认为孔雀是神话中凤凰的化身,象征着阴阳结合以及和谐的女性容貌。佛教还经常描述佛祖骑着开屏孔雀吞食害虫为人间消灾解难。佛经故事中佛母大孔雀明王的造型,形象优雅,和蔼可亲,甚至以具有诗意的孔雀为坐骑,因而印度文学用孔雀象征爱情非常普遍。孔雀覆羽作为女性的装饰物也异彩纷呈,有的孔雀彩女还是性爱隐喻。古代印度盛产孔雀,不仅有人崇拜孔雀,而且佛经中就有以孔雀为名的经典,例如义净翻译的《佛说大孔雀咒王经》等。[19]
令人惊异的是,希腊神话中天后赫拉(Hera)喜爱孔雀,最初萨摩斯人献给赫拉的祭品就是孔雀[20],因而孔雀成了婚姻女神赫拉的圣鸟。罗马时代孔雀是早期基督教美术作品中常见的动物图案,例如4世纪后半叶罗马地下墓室建筑北壁祭台上就有一对孔雀装饰画。[21]当时欧洲基督教美术装饰正在起步发展,从教堂壁画、天井、长廊到墓葬石室、修道院石棺上,绘画、雕塑并举,在罗马市立博物馆8世纪的大理石石棺上布满葡萄叶纹,棺面中心十字架旁的雕画左右相称,孔雀口衔生命源泉杯沿,孔雀尾巴长长拖起成为最大图像。[22]如果说雕刻人物与临终祈祷文有密切关系,那么孔雀作为正面装饰图像象征着救世主耶稣复活,描绘了殉教者死后在天国乐园树荫花草中休憩,用孔雀赞美和平、丰饶、幸福的观念,或是用孔雀象征受到基督恩宠的人类“复活”再生。尽管东西方孔雀造型艺术表达的主题有区别,但是早期基督徒教学拼花镶嵌中与服饰中都使用孔雀羽毛图案。初期基督教主题艺术无疑受到东方因素的影响。
让人难解的疑点是,唐代墓葬出土的天王俑中也有头戴类似孔雀翎尾冠的装束,例如西安出土的盛唐墓葬贴金镇墓天王陶俑,头戴侧翻翅盔,盔顶上饰尾翼高翘的孔雀尾翎[23]。洛阳唐墓出土的三彩镇墓天王俑,也是身穿紧身盔甲,头戴高耸的孔雀翎盔。[24]此类头戴翻檐软盔顶上装饰孔雀翎造型者还有许多[25],并且天王往往是高鼻深目、神态凶猛的胡人形象。那么究竟是武官鹖鸟冠,还是朱雀盔,或是鸾凤样,或是孔雀冠呢?其造型细部不一,孔雀尾翎和鹖鸟雉尾混杂难辨,研究者解释也众说纷纭。如果这类天王俑真是头戴孔雀冠,那么是否与佛教艺术有关呢?期望高明者进一步指出其造型的象征含义。

图18 新疆楼兰出土五星出东方织锦,右为孔雀图案
归纳上述,唐代是一个充满艺术活力的时代,女性帽冠也从世风中撷得无限生机,专门从事表演的伎乐人更是独领风骚,而孔雀冠形象的含义就是能闻歌起舞。如果说唐代伎乐俑中戴孔雀冠是当时生活的真实写照,那么这种孔雀冠帽也不是仅仅为了式样鲜艳好看,而是有着吸纳异族风情与外来造型艺术的文化含义。五代以后这种头上的装饰不再出现,文化审美的流变由此可见一斑。
[1] 《唐金乡县主墓彩绘陶俑》,陕西旅游出版社,1997年,第62-63页。
[2] 感谢新疆考古所于志勇先生提供了多幅汉晋时代纺织品图片,其中三幅孔雀图案历历在目。
[3] 《大正藏》之一一《律部·四分律》卷五八(第四分之九)。
[4] 《大藏经》第44册《四分律拾毗尼义钞辅要记》卷三。
[5] [巴基斯坦]穆罕默德·瓦利乌拉·汗著,陆水林译《犍陀罗艺术》,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80页。
[6] [日]河上麻由子《佛教与朝贡的关系——以南北朝时期为中心》,《传统中国研究集刊》第1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
[7] 《北齐徐显秀墓》,“出行仪仗图”,文物出版社,2005年,第36-37页。
[8] 李郢《孔雀》,《全唐诗》卷五九〇,第6853页。
[9] 《花舞大唐春——何家村遗宝精粹》之“孔雀纹银方盒”,文物出版社,2003年,第196页。
[10] 武元衡《四川使宅有韦令公时孔雀存焉暇日与诸公同玩座中兼故府宾伎兴嗟久之因赋此诗用广其意》,《全唐诗》卷三一六,第3550页。这首诗称孔雀为“越禽”,是“南国使”送来的礼物。
[11] 《唐金乡县主墓》,图版59、60,文物出版社,2002年,第54-55页。
[12] 台北云中居“汉唐天音”展,《东方艺术》2003年第9期。
[13] 台北“聚英雅集”展,《亚洲艺术》2003年第5期。
[14] 《九如堂古陶瓷藏品·陶器篇》,人民美术出版社,2007年,第154-155页。
[15] 齐跃进《寄宝斋藏海外回流文物珍品》,2009年,第5页。
[16] 《2004年中国文物拍卖大典》,台湾典藏杂志社,2004年。此戴孔雀冠伎乐俑做工粗糙,比例失调,特别是三花马躯体有裂纹,胎质疏松,令人怀疑。
[17] 许辉、刘雅琴《民丰尼雅凤头形绢帽复原研究》,见《西域异服:丝绸之路出土古代服饰复原研究》,东华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95-99页。修复者认为人戴上此帽后重心较难维持平衡,推断该帽不适用于日常穿戴,仅于祭祀、庆典、墓葬等特殊场合使用。笔者同意此说法,应是年轻女子歌舞表演时的穿戴。
[18] [美]谢弗著,吴玉贵译《唐代的外来文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第222页。
[19] 感谢王邦维教授的提示解答,使笔者愈加相信孔雀冠的来源与印度、西域的文化密切联系。
[20] [德]泽曼著,周惠译《希腊罗马神话》第二章《神祇》,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5页。
[21] 《世界美术大全集·西洋编》第7卷(西欧初期中世の美术),小学馆,1997年,第96页。
[22] 在西方希腊神话中,孔雀象征着赫拉女神;在东方中国、日本文化中,孔雀被视为优美和才华的体现。
[23] 《中国文物精华》,文物出版社,1997年,第136页。
[24] 《中国美术全集》卷26《雕塑编4·隋唐雕塑》,人民美术出版社,2006年,第187-189页。
[25] 《中国古代镇墓神物》,文物出版社,2004年,第212、215、218-227页。针对孔雀冠造型艺术,笔者曾专门请教我的老师孙机先生,承蒙先生指出应注意唐代镇墓天王俑中的孔雀特征,究竟是孔雀还是鸾凤的样式有待进一步推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