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湘地域出土唐代胡俑的特色^[1]

唐代胡人在湖湘地域的活动，史书记载往往缺失，在中古外来文明的链条中缺少了一环。这一方面是因为湖湘地区的胡人数量不如北方多，另一方面是因为在传统偏见下胡人的存在与活动并不记入史册。但是湖湘地区出土的胡俑却自成体系、风格独特，迥异于北方的胡人俑，有着鲜明的地域特色。自中唐起，湖湘各个窑口的产品外销于南亚和西亚各国，其独树一帜的胡风艺术以及陶瓷上独有的外来装饰手法，充分体现了中古外来文化的兼容并蓄特点。

一

早在汉代，湖湘汉墓中就有胡人奴婢俑的出土，尽管数量不多，但造型令人瞩目。例如湖南衡阳县道子坪东汉墓出土有两个牵马俑，从“俑的形象和装束来看都是胡人”^[2]。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遣策记载：“胡骑二匹匹一人”“胡人一人操弓矢”，说明墓主人拥有三个胡人。

1958年长沙金盆岭出土西晋永宁二年（121）胡人对坐奏乐俑，两人跪坐毡毯上，皆头戴西域传统的高尖帽，一个抚筝弹拨，另一个口吹筚篥状乐器，说明当时胡人演伎乐已经在豪门大族家中演出。

进入中国的胡人一般会保持自己的信仰，湖湘地区出现过有关胡人祆教流行的遗痕，见于唐代笔记小说《柳毅传》。这篇传奇为贞元年间（785-805）所撰，其中有记载洞庭湖主“与太阳道士讲火经”的故事。陈寅恪先生非常敏感地抓住了这一线索，他在阅读《柳毅传》时批注了“火祆教”三字^[3]，而祆教恰恰是波斯以及西域胡人崇拜的宗教。胡商们做生意四处游走，无论是从北方陆路南下或是从广州海路北上，都有条件到达岳阳至长沙一线或者延伸到江西洪州一带。长沙是南北商贸交汇地域，是胡商趋之若鹜的地区。胡人信奉的“三夷教”中的拜火教即火祆教，是中唐以后流行的一大宗教，“火之传异，神之传形”，很有可能祆教神职人员“穆护”以“讲火经”之名曾在湖湘地区传播火祆教经典。

蔡鸿生先生根据唐大历三年（768）杜甫入湘《清明》诗中“胡童结束还难有，楚女腰肢亦可怜”句，指出胡童在当地玩耍，离不开父母抚养，说明当地有胡人聚落存在，这有助于证明火祆教在湖湘地区的传播。^[4]

殷尧藩《潭州席上赠舞柘枝妓》：

姑苏太守青娥女，流落长沙舞柘枝。坐满绣衣皆不识，可怜红脸泪双垂。^[5]

诗中跳柘枝舞的女子非常引人注目，任二北先生曾考证《长沙女引》为《柘枝引》，何昌林先生也在《唐代舞曲“屈柘枝”——敦煌曲谱“长沙女引”考辨》一文中指出，《长沙女引》的音调与我们所听到的花鼓、花灯的音调十分接近，此曲实即流播巴蜀湘沅的《柘枝曲》的音调^[6]。由此可证明，敦煌曲谱中记录的“长沙女”很有可能就是流落在长沙的胡人女子，而长沙地区出土的貌似胡人女子的艺术形象，绝非一般随意制作。

图3　唐三彩胡俑，江西永修县军山垦殖场出土	图4　着幞头胡人瓷俑，唐长沙窑出土

唐代湖南籍诗人李群玉《长沙九日登东楼观舞》：

南国有佳人，轻盈绿腰舞。华筵九秋暮，飞袂拂云雨。翩如兰苕翠，婉如游龙举。越艳罢前溪，吴姬停白纻。^[7]

“绿腰”就是“六幺”“录要”，原为西域传入中原的一种祭神胡风舞蹈。这种羽衣蹁跹的异域舞蹈竟然使得越女“前溪舞”、吴姬“白纻舞”均败下场来，可见其流播之广，不仅风靡大江南北，甚至深入了长沙的闾里市井。

《全唐文》卷七六八卢肇《湖南观双柘枝舞赋》：

潇湘二姬，桃花玉姿。献柘枝之妙舞，佐清宴于良时。……则有拂菻妖姿，西河别部。

当时文人描述她们跳柘枝舞有拂妖姿，拂本身就是东罗马（拜占庭）的称呼，可见其深受外来文化之影响。西河别部统指河西走廊武威、酒泉、敦煌异族“别部”聚集地，这里流行的舞蹈仍是其他民族的特色。

图5　长沙窑贴人物纹瓷壶	图6　长沙窑贴人物纹瓷壶

图7　长沙窑贴花胡人吹筚篥壶（局部）	图8　长沙窑贴花舞蹈人物纹壶（局部）

图9　长沙窑贴花舞蹈人物纹壶，湖南衡阳市司前门出土	图10　长沙窑贴人物纹瓷壶

图11　胡人奏乐纹壶，长沙市考古研究所藏	图12　长沙窑贴花舞蹈人物纹壶（局部）

从地理上看，波斯、大食商人活动的舞台基本上都位于长安、洛阳以南运河沿岸城市以及沿海大都市，如果说广州、泉州、扬州等城市是胡商登陆之处或是贸易买卖之处，那么长沙、洪州、武昌则分别是胡商过路之处或是瓷器窑口订货之处，所以胡商在长沙可能只是流动性聚集，而没有滞留形成聚落殖民，留下像广州那样“蕃坊”的史料记载和较多的墓葬文物遗迹。

特别是8世纪盛唐以后，波斯、大食商人与西域粟特胡人分别主导着南北方不同地区的贸易。北方主要是粟特“胡商”的势力范围，他们是陆路“驼马贩运”的主力，南方则是波斯、大食“胡商”的活动范围，他们是“南海蕃舶”的主力。但是南方蕃商来源广泛，宗教信仰亦多样，《中国印度见闻录》记载晚唐黄巢攻破广州后，杀死寄居在城内的外国商人，不管是高达十二万人之多或是二万人之多，其中都包括伊斯兰教徒、犹太教徒、基督教徒、拜火教徒等，这说明广州是胡商蕃客的贸易据点。他们聚居在广州，以岭南为中心，北上深入到长沙、洪州、武昌一线进行贸易。长沙也是中唐以后商贸中心，唐诗描写道：“金园宝刹半长沙，烧劫旁延一万家。楼殿纵随烟焰去，火中何处出莲花。”^[8]

长沙窑的唐代瓷器被大量运往南海的商路，证明波斯、印度等地订购了长沙窑产品。长沙窑为了适应海外订户，在瓷器上增添了许多胡腾舞、胡旋舞的艺术形象，著名的“黑石号”沉船装载的外销瓷器中就有“湖南道草市石渚盂子有明樊家记”的题记碗。“石渚”是唐代长沙一个繁荣的草市，按照唐代诗人李群玉《石潴》一诗，即指长沙铜官窑生产地：“古岸陶为器，高林尽一焚。焰红湘浦口，烟浊洞庭云。迥野煤飞乱，遥空爆响闻。地形穿凿势，恐到祝融坟。”^[9]目前长沙望城区石渚考古发掘的窑业遗物也证明了这一点。^[10]

长沙窑兴起的三个重要原因：安史之乱后唐朝经济发达地区由北方转移到南方，丝绸之路被吐蕃、回鹘等控制迫使唐人开拓海上交通的国际贸易，大规模长途贩运陶瓷利用水路可降低成本。

与唐代陶瓷“南青北白”相比，北方的邢窑白瓷和南方的越窑青瓷备受青睐，长沙窑瓷器本名不见经传，但唐后期却异军突起，与前两者共同形成对外贸易的三分天下局面。

长沙窑主要是外销中东阿拉伯地区，即唐代称为黑衣大食、白衣大食的国家，以及印度等国家和地区，中唐德宗贞元年间出使黑衣大食的宦官杨良瑶被称为“中国最早航海下西洋的外交使节”^[11]。1984年在陕西泾阳发现的《杨良瑶神道碑》记载其“充聘国使于黑衣大食，备判官、内傔，受国信、诏书”，充分证明了唐朝使团出使黑衣大食的“通海夷道”。当时为了共同对付吐蕃在西域的进攻，唐朝确定了与大食联合的策略，因而从广州前往黑衣大食首都巴格达的海路变得活跃便捷起来，经济也随着政治关系而繁荣起来，至少海路上没有过多敌对国家的劫掠堵阻。

所以为了适应外销的需要，长沙窑等吸收了大量伊斯兰艺术和印度艺术元素，开发出许多北方唐三彩所没有的艺术新产品。例如长沙铜官窑发明了釉下彩绘，有花鸟画、动物画、人物画、山水景物画、写意画等，有些壶瓶上直接写有经艺术变形的阿拉伯文字。这些新品题材丰富、生动简洁、色彩绚丽，是当时瓷绘艺术的奇葩。又例如长沙窑最早开创了模印贴花技术，在伊斯兰陶器的影响下，在陶泥上模印出各种图案与花纹后，粘贴在瓷壶的系纽或流下，再施以彩釉。

长沙窑这种新颖的陶瓷，后来居上，一跃成为外销瓷中的领先者。波斯湾西拉夫（即尸拉夫）港口发现了大量约为9世纪中期的长沙窑外销瓷，伊拉克萨玛拉、阿曼苏哈尔以及埃及开罗附近的福斯塔特等地也都发现了长沙窑外销瓷器及瓷片。这证明当时需求量非常大，长沙窑的外销瓷成了风靡一时的畅销产品。

但是，长沙窑也有着致命的缺陷，就是质量问题。大规模的生产顾不上精雕细磨，许多胡人俑造型粗糙，人脸不清只有轮廓，尤其是长沙窑外销瓷介乎陶与瓷之间，胎质疏松，瓷化不高，远不如长安、洛阳等地的陶俑、三彩俑等造型细腻，也无法与邢窑、越窑等精美瓷器相比。况且中唐以后湖南相当大的区域内也出现人口逃亡状况，主要是因为赋税与徭役重，为了避税许多人流动迁徙，这对烧制陶瓷的工匠自然也有影响。社会动荡中人心也浮动不安，不利于制造技术的积累提高。所以长沙窑仅靠低廉的价格并不能长久取胜，进入北宋后就淡出了人们的视线，直至停滞衰落，逐渐沉寂。

二

湖南制陶业早在汉代就已经有了长足的发展，西汉黄褐色釉陶和东汉绿釉陶器都是精美无比的代表。1958年长沙金盆岭出土了西晋永宁二年（302）的一批陶俑，有持兵器骑俑、对坐俑、奏乐俑等，造型生动，惟妙惟肖。^[12]特别是湖南岳州窑（湘阴窑）、长沙窑等古窑址出土的瓷器有着自己的独特风格，虽名不见经传，可精品屡现，无论是青色釉、褐色釉或青黄釉，均鲜艳美观，有些器皿釉下还绘有深褐、深蓝或绿色花纹，成为湖南陶瓷标志性的文化符号。

笔者2009年、2011年分数次考察了长沙窑、湘阴窑、醴陵窑等窑址以及湖南省博物馆、岳阳博物馆、湖南省考古研究所、长沙市考古研究所等机构入藏的胡人俑。^[13]近距离观察的收获令人感叹，它们不仅提供了特别的研究视角，而且改变了笔者对湖湘地区文化圈的认识。

以下是胡人俑带给我们的启示：

1．胡人骑马俑（见图13）。1983年湖南长沙南郊烂泥冲出土，长沙市博物馆藏。^[14]

2．架鹰胡人俑（见图14）。1976年湖南长沙咸嘉湖唐墓出土，湖南省博物馆藏。^[15]

这个立俑头戴幞头，浓眉凸眼，高鼻，满脸络腮胡须。头部偏右，面带微笑，着唐人常穿的圆领直裾长袍，腰中系带，背后系结，右手自然下垂，左手微举，上架一鹰，脚穿履靴。该胡俑的穿着打扮与西安地区出土的胡人狩猎俑非常相似，应是墓主人生前狩猎活动中调教猎鹰的胡人猎师。北方架鹰狩猎活动很普遍，南方是否也是如此呢？

胡人端坐马背，头微向左侧，卧眉豹眼，直视前方，连鬓胡须，头戴幞头，身着长袍，束系腰带，左手下垂，右手抬至腰上作牵马状。胡人长相威猛凝重，面带笑容，神态却不温和，给人惊异之感。剪鬃马通体施青釉，从马具装饰来看不是一般平民装备，至少是达官贵人家中所有。这个胡人应该是进入湖湘地区后服侍主人的扈从，作为出行仪仗前导，震吓路人。这在北方非常普遍，但在南方比较少见。

3．招手胡人俑（见图15）。湖南湘阴县唐墓出土，湖南省博物馆藏。

胡人侍立，头戴幞头，突眼高鼻，全脸胡须直竖，给人勇猛威武的感觉。左手置前似握物，右手平举向上，手心向前为招手状，面部表情传神，仿佛正在与人打招呼。雕塑者手法细腻，胡人身上服装线条刻画简洁，脚穿短靴，与汉人穿履着鞋不同。

4．侍卫老胡俑（见图16）。湖南长沙烂泥冲唐墓出土，长沙市博物馆藏。

胡人双目圆睁，下颌胡须稀疏，嘴巴微张，一副饱经沧桑的老态毕现。尽管老胡头戴冠顶，身穿袍服，有着唐代官吏的装束，但其双手抱剑拱于腹前，或是双手握圆鞘长剑置于胸前，剑鞘顶尖立于两足之间，似乎在为高官贵族守家护院。

5．拱手胡人俑（见图17）。1958年湖南长沙赤岗冲唐墓出土，湖南省博物馆藏。

这个老年胡人俑头戴进贤冠，粗眉凸眼，高鼻，张嘴露齿，上唇八字胡，下颌络腮胡。上身穿交领宽袖短襦，腰系宽带，下着束腿裤，赤脚穿草鞋，双手拱礼置于胸前，一副忠心耿耿的老臣形象^[16]。

6．胡人牵驼俑（见图18-21）。湖南省博物馆藏。

图18　胡人牵驼俑	图19　胡人牵驼俑，湘阴窑出土

图20　胡人牵驼俑	图21　胡人牵驼俑

这类牵驼俑在1956-1958年出土的湘阴窑、长沙窑陶俑中屡见，虽然陶俑与骆驼俑比例不当、造型比较粗糙，但是形象生动，胡人满头鬈发，耳戴大环，双手作拉驼状，骆驼回首张望。这是反映北方墓葬中的牵驼俑，还是反映南方使用骆驼运输的真实状况，需要进一步探讨。

7．胡人侍立卫士俑（见图22-26）。岳阳桃花山唐墓及其他地区皆有出土，应为岳州窑、长沙窑等出品。^[17]站立的胡人皆浓眉大眼，络腮胡，虽穿着不尽相同，但均头戴唐人幞头，多叉手，视为敬礼状。也有武士持武器状，似乎保卫着主人。

图22　唐持杖胡人老年俑，长沙赤岗冲出土	图23　胡人俑，湖南岳阳唐墓出土

图24　唐墓胡人俑，湖南岳阳出土	图25　胡人俑，湖南岳阳唐墓出土	图26　唐代胡人武士俑，湖南岳阳出土

8．胡人蹲跪俑（见图27-29）。长沙市考古研究所藏、铜官窑博物馆藏。

图27　胡俑，长沙考古所出土	图28　胡人俑，铜官窑出土

图29　胡人蹲跪俑，湘阴窑出土	图30　湖南出土胡人俑，《文物》2006年第11期刊出

这类胡人俑残破不全，胡人直瞪双眼，两腮胡须，浓眉仰脖，半蹲半跪的“胡跪”形象栩栩如生，同类胡俑中出现这种艺术形象者很少。另一件断臂胡人俑也是蹲跪姿势，因残破无法过多推测。

9　胡人儿童俑（见图31-39）。出土单位与博物馆收藏较多，不再一一列举。

图31　胡童俑	图32　青釉抱尖底器瓷俑，唐长沙窑出土	图33　小胡俑，湖南省博物馆藏

图34　胡俑，湖南省博物馆藏	图35　青釉褐彩盘坐瓷俑，唐长沙窑出土	图36　裸体俑座陶灯，唐长沙窑出土

图37　青釉胡人瓷坐俑，唐长沙窑出土	图38　青釉褐彩着高帽瓷俑，唐长沙窑出土	图39　青釉绿彩胡人瓷俑，唐长沙窑出土

唐代南北方都有童子俑制作，长安等地均有出土，这可能是工匠们为了适应家庭对儿童启蒙的需要制作的儿童瓷塑玩具，但是只有湖湘地区出土了大量充满稚气的胡人童子俑，有的戴帽，有的露顶，脸谱多彩多姿，手艺独具一格。

为什么制作这些胡人儿童俑，内销还是外销，还需要进一步探讨。

10．胡人牵马俑（见图40-41）。长沙郊区出土。胡人深目高鼻，满脸髭须，头束长巾，穿短服长靴，左臂裸露，双手作牵马状。另一个牵马俑肩背包袱，作远行状态。马后臀还印有“大吉”二字，符合唐代养马制度中“诸王公公主家马印文，宜各取本号”的马印规定^[18]，这反映了墓主拥有骏马的状况及用马匹俑陪葬的心态。

图40　胡人牵马俑，长沙窑出土	图41　胡人牵马俑，长沙窑出土

长沙已发现的隋唐五代墓有500多座。1952年长沙出土的唐文宗太和六年（832）的纪年墓中，出土了墓主王清的墓志铭，记述其祖籍太原，从汝南寓居长沙的简单事迹^[19]，这不仅有助于了解湖湘地区的唐人迁徙活动，而且对了解北方人习惯于胡风胡俗带来的文化影响的过程提供了材料。

另外，长沙市考古研究所收藏的出土滑石印模（见图42），也有圆毯胡人“胡腾舞”的精美造型。滑石是湖南本地特产，胡人吹笛、跳舞的形象印模究竟是制作时有外国订购者参与设计，还是海外专门定做的摹本模式呢？

有学者认为长沙窑有四大技术贡献：一是发明了釉下彩绘工艺，二是成功地创烧了以铜为着色剂的铜红釉色，三是开创了釉下彩绘装饰花鸟、诗词、俚语等瓷绘的先河，四是开创了模印贴花。^[20]笔者更倾向它的贡献在于对人物陶俑的造型模仿与创造。湖湘胡人俑既有自己的特色，比如墓葬中屡屡出现老胡持剑俑、胡人俑均穿戴唐人服饰而无翻领胡服、窑址中发现很多天真可爱的胡人儿童俑，但又有很多缺失，比如北方胡人俑中常见的背囊持壶的胡商俑、手足舞蹈的昆仑奴俑、风尘仆仆的胡人骑驼俑等造型，均不见于湖湘胡人俑之中。如果丧葬品脱离了特定的区域就会失去自身的含义，订购者选择丧葬品时是否专门需要这类奇异器物？

三

以前由于史料缺乏，学术界对“蛮荒旧楚”的南方胡俑并不关注。安史之乱后，南方由于没有直接受到战争的破坏，经济损失并不显著，特别是湖南物产较为丰饶富裕，成为京畿长安的供应地。《旧唐书·刘晏传》记载“潭、衡、桂阳必多积谷……漕引潇、湘、洞庭，万里几日，沦波挂席，西指长安。三秦之人，待此而饱；六军之众，待此而强。”可见湖湘地区物质生产不仅是首都的保障，也是中唐军队的后盾。

但是从长安、洛阳、扬州、广州的交通史料来看，这几处都有大量胡商活动，或是由贩易形成移民聚落。洪州（南昌）作为大庾岭沿赣江进入长江流域的必经之地，就有不少胡人。

唐人赵璘《因话录》卷六记载：

洪州优胡曹赞者，长近八尺，知书而多慧。凡诸谐戏，曲尽其能。又善为水嬉，百尺樯上不解衣，投身而下，正坐水面，若在茵席。又于水上靴而浮。或令人以囊盛之，系其囊口，浮于江上，自解其系。至于回旋出没，变易千状，见者目骇神竦，莫能测之。恐有他术致之，不而真轻生也。^[21]

洪州为当时南方胡人杂居之地，与湖南毗邻，这个名为曹赞的“优胡”无疑是昭武九姓粟特人，他不仅知书聪慧，而且身高近八尺，表演的杂技使人惊叹不已。“优胡”巡游四方以奇技谋生，应是当时的著名人物。江西省博物馆藏有出土的唐代胡人俑，对此有真实的反映。

王国维在其名篇《西胡考》中曾指出：“《北梦琐言》卷七载蔡押衙诗云：‘可怜洞庭湖，却到三冬无髭须。’以其不成湖也。是唐人以谓须为胡，岂知此语之源，本出于西域胡人之状貌乎？”^[22]因而推测隋唐以来“深目多须”或“鼻高眼深”者均被识别为西域胡人。

如果说中唐后沿海路而来的波斯、大食商人主导着中国南方的贸易，那么西域粟特胡商则在北方长安、洛阳等地占据着优势。波斯和阿拉伯人喜好的陶瓷必定印着自己的文化痕迹。在湖南长沙窑中出土的“胡人女子”图像陶器（储钱罐）残片，令人惊奇，实属罕见。绘图上仅残留的胡人女子金发卷披，脸庞圆润，右手执竿搭在肩上，被誉为“桫椤卷发女郎”。从“黑石”号沉船上打捞出的圆盘上有卷发胡人形象，说明当时的外销瓷文化选择上有着特殊要求。还有湖南省考古研究所藏有的异国情侣图案陶瓷残片，描绘有一对男女面对面相视，男子为须髯卷翘的胡人，女子为高髻簪花、脸颊施绯的美人。李建毛先生认为这是一桩唐代涉外婚姻画面，说明当时跨国婚姻比较普遍^[23]。

《唐律疏议》规定中国人禁止与“化外人”私下通婚，但实际上胡人蕃客娶汉人女子为妻妾者很多，只是禁止将汉人妇女带回外国。胡蕃女子嫁给汉人没有法律禁止，但是胡妇蕃女嫁给汉人的实例史书记录很少。《旧唐书》卷一七七记载卢钧为广州刺史时禁止蕃人与中国人通婚，以避免引起矛盾纠纷。那么陶瓷器皿上绘有的胡人女子头像，究竟是对外贸易销售需要艺术装饰呢，还是有针对性地取悦外国消费者呢？或是给中国人欣赏呢？这些问题的答案尚不得而知，但是胡人女子绘像提示我们可能有胡女在长沙生活，工匠将她们的形象绘画于瓷碗上，是为了展示胡女的外来风采。

图43　胡女绘画俑残片，湖南省博物馆藏	图44　长沙窑胡人像，“黑石”号打捞出水	图45　长沙窑址出土胡人男女情侣绘画残片，湖南省考古研究所藏

《太平广记》卷二五六引《云溪友议》载唐陆岩梦《桂州筵上赠胡女诗》：“自道风流不可攀，那堪蹙额更颓颜。眼睛深却湘江水，鼻孔高于华岳山。”用湘江水调侃胡女的眼睛，莫不是“以胡入湘”的注脚？王仁裕《荆南席上咏胡琴妓》：“红妆齐抱紫檀槽，一抹朱弦四十条。湘水凌波惭鼓瑟，秦楼明月罢吹箫。”此外，还有咏叹“洞庭琵琶女”的诗句，这都表明湖湘地区“以胡入湘”的现象不足为奇。

但是为什么史书没有记载湖湘地区的胡人活动呢？出土的唐代墓志碑铭文物也很少。“况长沙大郡也，江山亘千里，道途控百越，有主人焉，有大宾焉，浑浑四来，击楫摩轩。”^[24]长沙“跨南楚之富沃”，历来是南北通衢、集贸大市，如此便捷的商贸线上的胡人却寥寥无几，商胡势力弱小得令人百思不解，有待新的出土文物揭秘。

湖湘地区胡人俑有以下几个明显特点：

1．从类型上说，有成人俑与儿童俑之区别。儿童俑大量出现，这是北方胡俑中较少见到的。儿童俑有的谦恭献媚，有的神态伤心，在异国情调中显现出小孩的憨态可掬，胡人儿童的机灵、天真一览无余。

2．从造型上说，有精细与粗糙之区别。湖湘胡人俑往往制作较为粗糙，不像长安、洛阳陶俑那样刻画细致、造型逼真，胡人没有喜怒哀乐的明显容貌，筋骨分明。

3．从时间上说，虽有湘阴窑与长沙窑的前后区别，但是许多有“开元三年”至“咸通八年”“乾宁五年”等纪年文字，表明工匠们时间观念非常强，唐朝制品的证据无可争议。胡人俑即使无文字刻画，也不影响它的断代和价值判断。

4．从地域上说，有北方俑与南方俑区别。北方胡俑雕塑风格追求动感神韵，湖湘地区出土的胡俑大多略显简单。

5．从釉色上说，长沙窑没有彩绘胡俑，大都是灰青色素色胎，单一纯色陶俑较多。与北方彩绘陶俑或三彩胡俑相比，湖湘地区工匠制作的胡俑不够细腻，虽然釉下彩绘突破了过去单色釉传统，但是在胡人俑身上很少看到彩绘技法的使用。

6．从装饰手法上说，长沙窑有釉下彩、模印贴花、刻画花几种，直接借用阿拉伯、印度的生活元素加以艺术化，特别是贴花胡人艺术形象带有异域宗教气息，并配有椰枣树、桫椤树、联珠纹等造型，这是北方胡人俑所没有的装饰。

7．从服饰上说，湖湘胡人俑大都是头戴幞头身着唐服的胡人形象，不像北方胡人俑经常头戴高尖帽、身穿翻领胡服，这表明湖湘地区胡人经过“汉化”，已融入当地生活之中，不再保持本民族的服饰了。

8．从设计理念上说，湖湘地区陶俑有着平民意识，不像是为贵族王公单独定做的，高度和规模都远远不如北方一些达官贵人墓葬中出土的胡人俑。

整个湖湘陶瓷为适应外销获取更多经济利益，装饰艺术趋向均与外来文化元素兼容，阿拉伯文题款直接丰富了中外文化的内涵，并被淋漓尽致地发挥。

图47　阿拉伯文瓷罐	图48　青釉铠甲骑马俑，四川万县唐永徽五年墓出土	图49　胡人俑，四川万县唐永徽五年墓出土

长沙窑瓷器的外销以前总被认为是五代宋以后的事，实际上在唐代海路畅通情况下，已有大量外销。1998年在印尼勿里洞岛海域打捞的“黑石”号沉船中发现的约6万件瓷器，长沙窑制品占八成之多，其中既有“宝历二年七月十六日”的字样，又有“真主的仆人”等阿拉伯文字和异域风情的瓷器，真实地反映了长沙窑瓷器在晚唐时畅销西亚的事实，见证了湖湘地区与9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贸易状况。^[25]值得注意的是，“黑石号”上还有“胡人驯狮”香炉和胡人伎乐八棱金杯，胡人形象夸张，颇有戏谑意味。

在唐代外销瓷中，与河北邢窑、河南巩县窑、陕西耀州窑相比，湖南长沙窑除了常见的碗、盘、壶、罐、盂、枕、托盏、文具等外，最鲜明的就是有人和动物的雕塑，而胡人造型更是突出，或许是为了对外销售，或许是应外商订货需要，因为长沙窑产品远销至伊朗、伊拉克、埃及等地，如果为投其所好，制作这些胡人俑也就不奇怪了。事实上，胡人儿童俑可能是外销的，成年胡人俑造型则有可能是供国内丧葬订货使用。

湖湘地区陶俑艺术不仅出现在湖南一省，在四川、湖北、江苏等地也发现有类似风格的陶俑，与北方诸地出土的胡人俑有明显差别，形成了一个湖湘陶俑文化圈。1979年万县驸马坟唐墓出土的胡人俑、骆驼俑等，与长沙的唐俑几乎相同。^[26]湖北武昌也有类似的胡人俑出土。^[27]可见，我们不能局限于在湖湘地区考察胡俑，而应扩大范围，从整个中国南方地区来研究湖湘诸窑的胡人俑。

唐宋时期在南海贸易中活跃的阿拉伯人、波斯人一直有着很大的影响力，他们对闽粤、湖湘的直接或间接影响都是值得研究的。我们研究海上丝绸之路不能只见物不见人，运输贩卖的商品从造型到装饰固然要研究，但更重要的是通过出土文物来认识人，“透物见人、以器喻人”，这就是我们重视湖湘地区胡人俑的原因。

汉代陆路丝绸之路的开辟，为东西方互相了解交流打开了通道；中唐后海上陶瓷之路则为世界了解中国铺设了沟通的新线路。在这个世界文化大循环的商品流通中，没有外来异质文化对湖湘地区陶瓷器皿的渗透融入，中国长沙窑要想成为丝瓷之路的代表是绝对不可能的。文化交流一定是双向的、相辅相成的，所以我们说“湖湘文化，丝路一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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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文为2017年5月16日湖南大学岳麓书院与湖南省博物馆联合主办的“岳麓书院讲坛”上的演讲。

[2] 《湖南衡阳县道子坪东汉墓发掘简报》，《文物》1981年第12期。

[3] 陈寅恪《读书札记二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第232页。

[4] 蔡鸿生《学境》，博士苑出版社，2001年，第97-98页。

[5] 殷尧藩《潭州席上赠舞柘枝伎》，《全唐诗》卷四九二，中华书局，1960年，第5577页。

[6] 《敦煌学辑刊》第7期，1985年。

[7] 李群玉《长沙九日登东楼观舞》，《全唐诗》卷五六八，第6579页。李群玉，湖南澧州人，约生于唐宪宗元和三年（808），卒于唐懿宗咸通三年（862）。

[8] 张谓《长沙失火后戏题莲花寺》，《全唐诗》卷一九七，第2022页。

[9] 李群玉《石潴》，《全唐诗》卷五六九，第6585页。

[10] 湖南考古研究所张兴国陪同笔者考察了石渚考古出土的铜官窑陶瓷器，其中诸种器皿与“黑石号”沉船出土的长沙窑碗碟相同。特此致谢。

[11] 张世民《中国古代最早下西洋的外交使节杨良瑶》，《唐史论丛》第7辑，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

[12] 见湖南省博物馆编《湖南省文物图录》图版112-121，湖南人民出版社，1964年。

[13] 几年来，在长沙市文物局局长曹凛、长沙市文物考古所所长何旭红、岳阳楼管委会副主任李建平以及湖南省博物馆、湘阴窑博物馆、岳阳博物馆等诸位馆长陆续带领下，考察圆满结束，特此感谢。

[14] 见湖南省博物馆编《湖南省文物图录》，湖南人民出版社，1964年，第142页图版。

[15] 《长沙馆藏文物精华》，“唐胡人俑”，湖南美术出版社，2007年，第78-79页。

[16] 《唐会要》卷七二“诸监马印”，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1546页。

[17] 《岳阳唐宋墓》，“胡人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21页。

[18] 湖南省博物馆《湖南长沙咸嘉湖唐墓发掘简报》，《考古》1980年第6期。

[19] 《湖南古墓与古窑址》，“长沙隋唐墓”，岳麓书社，2004年，第149、361-362页。

[20] 林梅村《丝绸之路考古十五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34页。

[21] 《因话录》卷六，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第111页。

[22] 王国维《观堂集林》卷一三《西胡考》（下），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313页。

[23] 李建毛《湖湘陶瓷·长沙窑卷》，湖南美术出版社，2009年，第216页。

[24] 符载《长沙东池记》，《全唐文》卷六八九。

[25] 谢明良《记黑石号（Batu Hitam）沉船中的中国陶瓷器》，见《台湾大学美术史研究集刊》第13期，2002年，第1-59页。其他关于“黑石号”沉船中长沙窑异域胡风瓷塑的文章较多，大同小异，不再摘引。

[26] 《天府藏珍——四川馆藏文物精华》，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2009年，第176页。《全国出土文物珍品选1976-1984》，图374、375，文物出版社，1987年。

[27] 权奎山《武昌郊区隋唐墓出土陶俑的分期》，见《庆祝宿白先生九十华诞文集》，科学出版社，201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