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结
本章分析了影响中国与中南半岛地缘文化关系的四个要素。在接下来的四章（第三章至第六章），笔者从四个不同的历史分期入手，分析中国与中南半岛国家地缘文化关系的发展脉络。笔者确信，决策者在制定外交政策时，总是会以先前的经验为指导。[147]
【注释】
[1]谢诗坚：《再论中国侨务政策——答庞萱君》，《南洋商报》2016年4月4日。
[2]朱杰勤：《东南亚华侨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0年，第8页。
[3]张维华主编：《中国古代对外关系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年，第397页；杨保筠：《中国文化在东南亚》，郑州：大象出版社，2009年，第150页。
[4]杨保筠：《中国文化在东南亚》，郑州：大象出版社，1997年，第86页。
[5]暹罗古烧制瓷器之场所。据传，由暹罗素可泰王朝的兰甘亨国王在宋加洛创立。该窑烧制的瓷器别具一格。15世纪开始衰落，1460年和1464年两次遭受战争破坏，生产停止。参见朱杰勤、黄邦和主编：《中外关系史辞典》，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505页。
[6]施荣华：《中泰文化交流》，昆明：云南美术出版社，1997年，第20页。
[7]施荣华：《中泰文化交流》，昆明：云南美术出版社，1997年，第20页。
[8]王介南、姜义华主编：《中华文化通志·中国与东南亚文化交流志》，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29页。
[9]王介南、姜义华主编：《中华文化通志·中国与东南亚文化交流志》，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31页。
[10]杨保筠：《中国文化在东南亚》，郑州：大象出版社，1997年，第139页。
[11]朱振明：《中泰关系发展中的一个亮点：中泰文化交流》，《东南亚南亚研究》2010年第4期，第2页。
[12]张维华主编：《中国古代对外关系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年，第53页。
[13]罗竹风主编：《汉语大词典·第一卷》，北京：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0年，第989页。
[14]参见《宋会要辑稿》，第121册。占城在今越南中南部，当地所植水稻，耐旱，耐涝，早熟，生长力强。宋以前已传入福建地区。参见王家范、谢天佑主编：《中华古文明史辞典》，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317页。
[15]孔远志：《中国与东南亚文化交流的特点》，《东南亚之窗》2009年第1期，第41页。
[16]王介南：《中国与东南亚文化交流志》，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49～150页；客家话，汉语七大方言之一，在客家先民由北向南迁徙过程中逐渐形成。参见岭南文化百科全书编辑委员会：《岭南文化百科全书》，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6年，第135页。
[17]陈玉龙等：《汉文化论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370页。
[18]马树德编著：《中外文化交流史》，北京：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47页。
[19]颂赛：《老挝语中的外来语》，《东南亚纵横》1990年第3期，第30～31页。
[20]王介南：《中国与东南亚文化交流志》，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49～150页。
[21]陈衍德：《论当代东南亚华人文化与当地主流文化的双向互动》，载郭梁主编：《21世纪初的东南亚社会与经济》，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528页。
[22]刘稚：《中国—东南亚跨界民族发展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2007年，第11页。
[23]李河：《抓住主要矛盾、转变政策思路建设西南边境地区文化纽带》，载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文化宣传司、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中心编：《中国少数民族文化发展报告（2014—2015）》，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第51页。
[24]申旭：《中国西南对外关系史研究——以西南丝绸之路为中心》，昆明：云南美术出版社，1994年，第75～76页。
[25]李河：《抓住主要矛盾、转变政策思路建设西南边境地区文化纽带》，载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文化宣传司、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中心编：《中国少数民族文化发展报告（2014—2015）》，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第55页。
[26]刘稚：《中国—东南亚跨界民族发展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2007年，第2～3页。
[27]李河：《抓住主要矛盾、转变政策思路建设西南边境地区文化纽带》，载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文化宣传司、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中心编：《中国少数民族文化发展报告（2014—2015）》，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第55页。
[28]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民族百科全书》，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4年，第2、38、113、166、181、282、354、409、473页；王伯恭主编：《中国百科大辞典5》，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第3758页；贵州百科全书编辑委员会：《贵州百科全书》，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5年，第343、346页；中国辞典编写组：《中国辞典》，北京：五洲传播出版社，2008年，第37、43～44页。
[29]中国辞典编写组：《中国辞典》，北京：五洲传播出版社，2008年，第45页。
[30]范宏贵：《华南与东南亚相关民族》，北京：民族出版社，2004年，第317页。
[31]周建新：《中越中老跨国民族及其族群关系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2002年，第234、236页；克木人，主要分布在越南、老挝、泰国，属蒙古人种南亚类型。参见王伯恭主编：《中国百科大辞典4》，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第3006页。
[32]黄光成：《跨界民族的文化异同与互动——以中国和缅甸的德昂族为例》，《世界民族》1999年第1期，第26页；德昂族，中国的少数民族。1985年9月前统称崩龙，1985年9月经国务院批准，改称为德昂族。散居于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及保山、临沧、思茅地区所辖各县。信仰小乘佛教中的润教派。参见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民族百科全书》，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第65页。
[33]申旭：《老挝史》，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39页。
[34]章立明、赵玲、张振伟等：《南传佛教佛寺管理者的现状》，《中国民族报》2016年3月1日。
[35]赵世林、陈燕、王玉琴：《南传上座部佛教与边疆民族地区和谐社会构建》，《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12期，第100页。佛教戒律规定，僧尼不准从事耕地种植、买卖经商、养蚕纺织等劳作。佛教传入中国之后，僧侣享有免缴租赋的特权，经济上也有自治权，寺院财产作为“法外之地”的公有财产代代相传。寺院经济是在封建帝王培植下发展起来的，一旦与国家的政治、经济利益发生矛盾，便受到封建帝王的控制与打击。自唐代中期开始，僧侣的特权逐渐丧失，开始承担户税、杂徭等负担，宋代以后寺院僧侣则与平民百姓一样，要负担起各种赋役，但寺院经济作为佛教教团的财产却依旧代代相传。参见方广锠主编：《中国佛教文化大观》，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83～184页。
[36]佛教术语。亦称“四圣谛”，即苦谛、集谛、灭谛、道谛。苦谛是说人生世界皆如苦海，具体的有：生苦、老苦、病苦、死苦、怨憎会苦、爱别离苦、求不得苦、五盛阴苦。集谛是说造成人生世界苦痛的原因，即由烦恼而造业，由造业而招惑。灭谛是说解脱苦果的可能，明了集谛之理，断除烦恼之业，即可脱去众苦。道谛是说道是灭苦的方法，修持八正道，即可灭除众苦，而获得涅槃解脱之果。参见任道斌主编：《佛教文化辞典》，杭州：浙 江 古 籍 出 版 社，1991年，第307页。
[37]佛教术语。亦称“十二因缘”、“十二缘起”。指：（1）无明，即不懂得佛教“缘生法”之理，而引起的愚昧无知。（2）行，即因无明而产生的种种不善行为。（3）识，即投胎之时的心识。（4）名色，即胎儿在母体内成长为有认识器官的精神与物质状态。（5）六入，即眼、耳、鼻、舌、身、意生长完备状态。（6）触，指胎儿出世后开始接触事物。（7）受，指人生过程中感受到客观环境所引起的苦、乐、悲等。（8）爱，指人生追求的贪念等。（9）取，指由贪欲而引起的接触色、香、味、触等。（10）有，指由贪等欲望引起的有善不善等行为。（11）生，即来世之再生。（12）老死，指衰老与死亡。参见任道斌主编：《佛教文化辞典》，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318页。
[38]佛教教义。亦称八支正道、八支圣道或八圣道。意谓达到佛教最高理想境地（涅槃）的八种方法和途径：（1）正见。正确的见解，亦即坚持佛教四谛的真理；（2）正思维。又称正志，即根据四谛的真理进行思维、分别；（3）正语。即说话要符合佛陀的教导，不说妄语、绮语、恶口、两舌等违背佛陀教导的话；（4）正业。正确的行为。一切行为都要符合佛陀的教导，不做杀生、偷盗、邪淫等恶行；（5）正命。过符合佛陀教导的正当生活；（6）正方便。又称正精进，即毫不懈怠地修行佛法，以达到涅槃的理想境地；（7）正念。念念不忘四谛真理；（8）正定。专心致志地修习佛教禅定，于内心静观四谛真理，以进入清净无漏的境界。八正道中最根本的一道是正见，即坚定不移地信奉佛教的教义，而其余七道则都是在正见的基础上进行精进不懈的修行。参见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宗教百科全书》，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4年，第13页。
[39]任继愈主编：《佛教大辞典》，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227页。
[40]李晨阳：《佛教在当代泰国政治中的作用》，《东南亚》1996年第1期，第37页。
[41]净慧主编：《南传佛教史简编》，北京：中国佛教协会，1991年，第186页。
[42]申旭、刘稚：《中国西南与东南亚的跨境民族》，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88年，第87页；郑琼：《南传佛教对西双版纳地区傣语传承之影响》，载廖旸：《宗教信仰与民族文化》第4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第309～310页。
[43]《法治宣传延伸到每个边境村寨》，《法制日报（电子报）》2016年3月31日。
[44]杨秀蓉：《南传佛教在云南的传播与发展》，《中国民族报》2014年4月8日。
[45]杨秀蓉：《南传佛教在云南的传播与发展》，《中国民族报》2014年4月8日。
[46]谢玉婷：《独特的“康朗”》，《中国民族报》2015年6月9日。
[47]刀述仁：《重视南传佛教文化的复兴与研究》，《中国民族报》2015年10月20日。
[48]郑筱筠：《“成长的烦恼”——转型时期中国南传佛教管理之困境》，《世界宗教研究》2015年第4期，第11页。
[49]宋蜀华：《论西南丝绸之路的形成作用和现实意义》，《中央民族大学学报》1996年第6期，第6页。
[50]梁志明：《源远流长，多元复合：东南亚历史发展纵横》，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4年，第328页。
[51]黄光成：《西南丝绸之路是一个多元立体的交通网络》，《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2年第4期，第68页。
[52]黄光成：《西南丝绸之路是一个多元立体的交通网络》，《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2年第4期，第66页。
[53]罗二虎：《汉晋时期的中国“西南丝绸之路”》，《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1期，第94页。
[54]张弘：《从西南丝绸之路的线路节点研析其功能及需求》，《学术探索》2015年第7期，第117页。
[55]蜀身毒道是古道路名。汉时自四川（蜀）经云南、缅甸至印度（身毒）的道路。亦称中印缅道。参见朱杰勤、黄邦和主编：《中外关系史辞典》，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425页。五尺道从成都东南起，沿水路到宜宾，经昭通、曲靖、昆明到大理；灵关道由成都经雅安、凉山和楚雄。与正尺道在大理汇合后一路往西，称为永昌道；永昌道出大理，经保山、腾冲到缅甸、印度等地；参见申旭：《中国西南对外关系史研究：以西南丝绸之路为中心》，昆明：云南美术出版社，1994年，第6页。
[56]陆韧：《云南对外交通史》，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97年，第27～28页。
[57]谢彪：《西南丝绸之路——佛教文化最早直接传入中国的通道》，《福建论坛（社科教育版）》2008年专刊，第81页。
[58]季羡林：《中国蚕丝输入印度问题的初步研究》，《历史研究》1955年第4期，第75页。
[59]林超民主编：《方国瑜文集》第一辑，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4年，第44页。
[60]四川百科全书编纂委员会：《四川百科全书》，成都：四川辞书出版社，1997年，第628页；秦孝文王，战国时秦国国君，昭襄王之子，名柱。参见张克、黄康白、黄方东编著：《史记人物辞典》，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16页。
[61]方铁：《简论西南丝绸之路》，《长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3期，第114页；方铁：《边疆民族史新探》，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3年。
[62]郭来喜：《连结中原与南亚的西南古道》，《大地地理杂志》1990年第10期。引自张弘：《从西南丝绸之路的线路节点研析其功能及需求》，《学术探索》2015年第7期，第120页。
[63]中华孔子学会编辑委员会：《中华地域文化集成》，北京：群众出版社，1998年，第795～796页。
[64][宋]《云南买马记》，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六十七，“熙宁八年八月庚寅”条注引；大理国，中国古国名。五代至宋时以白族为主体所建立的封建领主政权。辖今云南全境、四川西南部等地，分八府、四郡、三十七部。农业、畜牧业、手工业及冶金技术与汉族水平接近。其主曾受宋王朝册封，并不断向王朝称臣纳贡和要求互市。吸收汉族先进文化，统治集团通用汉文，盛行佛教。南宋宝祐元年（1253年），元世祖南征云南，翌年末代主段兴智被执遂亡。传二十二主，共三百一十八年。参见陈永龄主编：《民族词典》，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7年，第41～42页。
[65]中华孔子学会编辑委员会：《中华地域文化集成》，北京：群众出版社，1998年，第795～796页；值得注意的是，1285年，元朝在自今广西南宁经越南河内，到达越南中部的通道上设置驿站，其后中南半岛南部各国与中国内地的陆路交通，主要通过云南，改为走经越南与中国广西北上的道路。参见方铁：《边疆民族史探究》，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年，第477页。
[66]方铁：《边疆民族史探究》，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年，第477页。
[67]何新华：《清代东南亚国家贡象研究》，《东南亚研究》2011年第1期，第79页。
[68]方铁：《简论西南丝绸之路》，《长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3期，第119页。
[69]陈炎：《海上丝绸之路与中外文化交流》，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242页；德宏，地名。现云南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的简称。傣语音译，“德”意为“下面”，“宏”意为“怒江”（潞江），合称“怒江下游地方”。指云南潞西、瑞丽、盈江、梁河、陇川一带傣族地区。景洪，又名允景洪。在云南省西南，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首府。参见高文德主编：《中国少数民族史大辞典》，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2517页；蒋风主编：《新编文史地辞典》，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645页。
[70]《云南通志》，通行本为光绪二十年（1894年）刻本。
[71]陈炎：《海上丝绸之路与中外文化交流》，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242页。
[72]方铁：《边疆民族史探究》，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年，第475页。
[73]申旭：《中国西南对外关系史研究》，昆明：云南美术出版社，1994年，第9页。(https://www.daowen.com)
[74]中华孔子学会编辑委员会：《中华地域文化集成》，北京：群众出版社，1998年，第795～796页。
[75]朱杰勤、黄邦和主编：《中外关系史辞典》，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425页。
[76]周伟民、唐玲玲：《中国与马来西亚文化交流史》，海口：海南出版社，2008年，第446～447页。
[77]巫乐华：《南洋华侨史话》，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4～8页。
[78]介永强：《佛教与中古中外交通》，《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5期，第124页。
[79]介永强：《佛教与中古中外交通》，《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5期，第124页。
[80]介永强：《佛教与中古中外交通》，《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5期，第124页。
[81]刘庆柱：《“丝绸之路”的考古认知》，《经济社会史评论》2015年第2期，第46页。
[82]合浦，广西县名，位于广西北部湾东北岸。汉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设合浦县。东汉至宋代为合浦郡治。1987年始归北海市管辖。汉代，是中国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之一。宋元时，是中国与越南互市口岸。清乾隆元年（1736年）在此设廉州海关。参见岭南文化百科全书编辑委员会：《岭南文化百科全书》，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6年，第18页。
[83][西汉]班固：《汉书》卷二十八下，《地理志》，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671页。
[84]周伟民、唐玲玲：《中国与马来西亚文化交流史》，海口：海南出版社，2008年，第50页。
[85]王伯恭主编：《中国百科大辞典5》，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第3895页；谌离国，古国名。名见《汉书·地理志》卷二十八下“粤地”条。参见朱杰勤、黄邦和主编：《中外关系史辞典》，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45页。
[86]陆韧：《云南对外交通史》，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97年，第52页。
[87]梁志明、李谋、杨保筠：《东南亚古代史：上古至16世纪初》，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582页；中太平洋西部边缘的海峡。位于印度尼西亚的苏门答腊岛和爪哇岛之间，沟通印度洋和太平洋的爪哇海。长120.5千米，最窄处22千米，最小深度为30米，最大深度为1080米。参见《海洋大辞典》编辑委员会：《海洋大辞典》，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656页。
[88]庄国土：《论郑和下西洋对中国海外开拓事业的破坏——兼论朝贡制度的虚假性》，《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3期，第71页。
[89]马六甲海峡连接中国的南海与安达曼海，因临近马来半岛的古代名城马六甲而得名。参见卓名信、厉新光、徐继昌等主编：《军事大辞海》上，北京：长城出版社，2000年，第198页。
[90]佚名：《克拉地峡“迷雾”背后》，《江淮晨报》2015年5月24日。
[91]赵朴初：《佛教与中国文化的关系》，《中国宗教》1995年第1期，第23页。
[92]洪修平：《更好地发挥中国佛教文化的积极作用》，《中国民族报》2016年1月19日。
[93]黄夏年：《充分发挥佛教对外服务的民间外交功能》，载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建所50年纪念文集（1964—2014）》（上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112～113页。
[94]黄夏年：《着眼东南亚地区佛教发展新趋势做好云南边疆地区南传佛教工作》，《中国民族报》2016年4月12日。
[95]黄夏年：《充分发挥佛教对外服务的民间外交功能》，载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建所50年纪念文集（1964—2014）》（上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116页。
[96]王伯恭主编：《中国百科大辞典2》，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第852页；贾平安、郝树亮主编：《统战学辞典》，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51页。
[97]黄夏年：《着眼东南亚地区佛教发展新趋势做好云南边疆地区南传佛教工作》，《中国民族报》2016年4月12日。
[98]廖盖隆、孙连成、陈有进等主编：《马克思主义百科要览·下卷》，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1993年，第3179～3180页。
[99]王伯恭主编：《中国百科大辞典6》，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第4574页；孟庆远主编：《新编中国文史词典》，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89年，第52页。
[100]黄夏年：《充分发挥佛教对外服务的民间外交功能》，载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建所50年纪念文集（1964—2014）》（上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116页。
[101]吴立民：《论佛教与中国文化》，《佛教文化》1991年第3期，第24页；思辨哲学，指从抽象思想或概念运动引申和论证一切事物的一种唯心主义哲学。所谓思辨就是不依靠实践和经验而进行的纯粹思维活动。思辨哲学认为，人类的精神（理智、思想等）是事物的本原；具体事物是由精神产生的，是精神的表现形式。参见《哲学小辞典》编写组：《哲学小辞典·外国哲学史部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23页。
[102]赵朴初：《佛教与中国文化的关系》，《中国宗教》1995年第1期，第25页。
[103]麻天祥：《清末民初佛教文化勃兴的原因》，《哲学与文化》1991年第10期，第939页。
[104]魏道儒：《佛教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国宗教》2013年第11期，第537页。
[105]黄夏年：《充分发挥佛教对外服务的民间外交功能》，载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建所50年纪念文集（1964—2014）》（上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114页。
[106]温金柯：《当代中国佛教思想语境下的人文关怀》，《台北城市科技大学通识学报》，第225页。
[107]魏道儒：《佛教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国宗教》2013年第11期，第539页。
[108]刘金光：《东南亚宗教的特点及其对我国对外战略实施的影响》，载郑筱筠主编：《东南亚宗教与社会发展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第24页。
[109]李路曲：《新加坡现代化之路——进程、模式与文化选择》，北京：新华出版社，1996年，第147页。
[110]参见黄火龙、张开勒：《马来西亚佛教》，《法音》1999年第8期。
[111]张文学：《论新加坡汉传佛教与殖民政府的关系》，《世界宗教文化》2013年第1期，第94页。
[112]张跃、张琨：《新加坡文化概论》，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4年，第126页。
[113]阿育王（？—前232），古印度摩揭陀国孔雀王朝的国王。亦称“阿输迦”、“阿恕迦”，意为“无忧王”。在位期间，奉行佛教，使之成为国教；帝须，亦称“目犍连子帝须”。古印度僧人。因精通三藏，被阿育王奉为国师。后又受阿育王委托，发起佛典的第三次结集，阐明戒规。结集后，派弟子末阐提、摩诃提婆、昙无德、摩哂陀、郁帝夜等分赴外国传法，使佛教远播中东、欧洲一带。参见任道斌主编：《佛教文化辞典》，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38～39页；华氏城，印度摩揭陀国首都，位于今印度的比哈尔邦巴特那城附近。7世纪玄奘旅印时，称该城“荒芜虽久，基址尚存”。参见李植楠主编：《外国历史辞典》，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90页。
[114]许清章：《缅甸历史、文化与外交》，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103页；照中国的通常解释，“结集”两个字含有编辑的意义，但是其梵文Samgīti却是“僧众大会”的意思。参见赵朴初：《佛教常识答问》，北京：北京出版社，2003年，第43页；下缅甸，指缅甸南部。
[115]净慧主编：《南传佛教史简编》，北京：中国佛教协会，1991年，第185页；萨尔温江，古河流名。见《清史稿·缅甸传》。源出中国西藏唐古拉山南坡，流经云南名怒江（亦称潞江），入缅甸境称萨尔温江，穿越掸邦高原至毛淡棉注入莫塔马湾。在缅甸境内长1660公里，上游水急谷深，不宜航行，下游85公里可通航。下游的马达班（今译莫塔马），旧译“马都八”，《岛夷志略》、《郑和航海图》作“八都马”，《新唐书·骠国传》作“磨地勃”，扼东西海上交通要冲，自古为中国西南假道缅甸的出海要港。参见朱杰勤、黄邦和主编：《中外关系史辞典》，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682页。
[116]张英：《东南亚佛教文化》，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53页。
[117]古代缅甸骠族建立的国家。故地在今缅甸伊洛瓦底江中下游流域，是一个信奉佛教的文明古国。参见朱杰勤、黄邦和主编：《中外关系史辞典》，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52页。
[118]贾晓明：《傣族和上座部南传佛教》，《人民政协报（数字报）》2013年10月10日。
[119]张永禄主编：《唐代长安词典》，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329页。传入唐朝的骠国乐包括十二首乐曲，译成汉文就是：《佛印》、《赞娑罗花》、《白鸽》、《白鹤游》、《斗羊胜》、《龙首独琴》、《禅定》、《甘蔗王》、《孔雀王》、《野鹅》、《宴乐》和《涤烦》。还有一首《野鹅》，《新唐书》、《唐会要》都未记明相对应的骠国曲名。参见段炳昌：《唐宋时期传经云南的东南亚乐舞》，载云南大学中文系：《东南亚文化论》，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3～4页。
[120]宋立道：《佛教与当代泰国社会》，《世界宗教研究》1995年第4期，第28页。
[121]巴利文是古代印度的一种语言，也是佛陀时代摩揭陀国一带的大众语（俗语）。据说释迦牟尼就是用这种语言说法的，所以弟子们也用这种语言记诵他的经教。巴利语虽已消失，文字却靠佛经而保留了下来。巴利，意为“经典”。参见陈耳东、陈笑呐、陈英呐：《佛教文化的关键词：汉传佛教常用词语解析》，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48页。
[122]钟智翔：《缅甸的佛教及其发展》，《东南亚研究》2001年第2期，第76页。
[123]杜继文主编：《佛教史》，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502页。
[124]钟智翔：《缅甸的佛教及其发展》，《东南亚研究》2001年第2期，第77页。
[125]李晨阳：《佛教在当代泰国政治中的作用》，《东南亚》1996年第1期，第35页；法王，佛教称谓。意为“佛法之王”，原指释迦牟尼，后引申为传法首领，也有用这一称谓称呼一些天神、菩萨、佛，以示崇敬。参见任道斌主编：《佛教文化辞典》，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261页。
[126]学诚：《文明交流互鉴中佛教文化的价值》，《中国民族报》2014年4月8日。
[127]张英：《东南亚佛教文化》，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78页。
[128]张英：《东南亚佛教文化》，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77～78页。
[129]王何忠：《浅谈佛教对缅甸文化的影响》，《云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2期，第70页。
[130]释自懋：《缅甸仰光汉传佛教团体之发展与困境》，慈辉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5年，第9页。
[131]张英：《东南亚佛教文化》，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86页。
[132]李晨阳：《佛教在当代柬埔寨政治中的作用》，《东南亚纵横》1995年第4期，第47页。
[133]张英：《东南亚佛教文化》，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78～79页。
[134]林秀梅主编：《泰国社会与文化》，广州：广东经济出版社，2006年，第186页。
[135]张英：《东南亚佛教文化》，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79页。
[136]王家范、谢天佑主编：《中华古文明史辞典》，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344页。
[137]钟智翔、尹湘玲等编著：《缅甸概论》，北京：世界图书出版有限公司，2012年，第36页；云南大学西南边疆民族历史研究所编印：《西南民族历史研究集刊·第一集》，1980年，第120页。
[138]林锡星：《中缅友好关系研究》，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4页。
[139][日]河上麻由子：《佛教与朝贡的关系——以南北朝时期为中心》，《传统中国研究集刊》2006年第00期，第31页。
[140]参见《宋史》卷七，《真宗纪》。
[141]潘吉星：《中国金属活字印刷技术史》，沈阳：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2001年，第191页。
[142]楼宇烈、张志刚：《中外宗教交流史》，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84页。
[143]华侨华人百科全书编辑委员会编：《华侨华人百科全书·人物卷》，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01年，第419页。
[144]僧璨，隋代僧人（？—606），从禅宗二祖慧可受法，为禅宗三祖。北周武帝灭佛时，往来于舒州（今安徽潜山）司空山十余年，无人知晓。隋开皇十二年（592年）沙弥道信前来求法受学，9年后传法于道信，言“华种虽因地，从地种华生；若无人下种，华地尽无生”，后隐居罗浮山。唐玄宗时追谥“鉴智禅师”。参见萧振士编：《中国佛教文化简明辞典》，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4年，第95页；毗尼多流支（？—594），梵文Vinitaruci，意译“灭喜”，越南禅宗灭喜禅派的创始人。原籍印度乌耆延那（Udyana），曾周游印度学习和研究佛教。陈太建六年（574年）来中国长安，受到陈武帝的接待。后到河南少室山参谒禅宗三祖僧璨，见其不俗，用手三次触碰，但不见三祖性起，知是大器，遂叩拜三次。三祖仍不言语，只是回礼三次。即表示愿意侍师。三祖乃对其曰：“速去南方，不必在此驻留。”于是至广州制旨寺，住六年，译《象头精舍经》、《业报差别经》两部。太建十二年（580年）到越南河东法云寺，译《总持经》一部。但越南有学者认为此经仍为在中国时译出。隋开皇十四年（594年）临终前将心印（意谓不立文字，不依言语，以心为印）传授给法贤。他创立的禅宗派别“灭喜派”，亦称“毗尼多流支派”。参见任继愈主编：《佛教大辞典》，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918～919页。
[145]洪修平：《中国佛教文化历程》，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366页；无言通（？—826），唐代旅越僧人，越南禅宗无言通派创始人。俗姓郑，出生于中国广州，后在浙江婺州（今浙江金华）双林寺出家，再住广州安和寺。受慧能南宗禅，属百丈怀海门下。唐元和十五年（820年）从中国到越南北宁仙游县富东乡建初寺弘法，宣扬无住、无念、无声观心禅法，曾在寺内无声面壁数年，因而建立了无言通派，又称面壁派。参见任继愈主编：《佛教大辞典》，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209页。
[146]梁志明：《源远流长，多元复合：东南亚历史发展纵横》，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4年，第132页；拙公（1590—1644），越南华侨高僧。俗名李天祚，法名海澄，法号圆闻，通称拙公。其佛学渊博，备受敬重。圆寂后，被黎真宗追谥为明越普觉广济大德禅师。参见华侨华人百科全书编辑委员会编：《华侨华人百科全书·人物卷》，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01年，第743页。
[147]Reiter，D.，1996.Crucible of beliefs：Learning，alliances，and world wars.N.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p.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