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越南
越南的李、陈、胡、莫等朝的第一代皇帝均为华裔。其中，李朝第一代皇帝李公蕴[4]、陈朝第一代皇帝陈煚的祖先都是福建人。胡朝的创建人胡季牦[5]的祖先是浙江人，而莫朝的创建人莫登庸的先祖是广东人。[6]
越南建国之后，“交州不再充当中国海外贸易港的角色”。[7]宋朝的邕州和钦、廉等州逐渐成为新的交通枢纽。其中，钦州港是当时广西对中南半岛国家最重要的对外贸易港口。[8]凭借跨境通道，尤其是水路跨境通道的便利，中越两国的地缘文化交流日趋频密，呈现出双向、多层次的态势。
越南文化对中国的器物文化产生过重要的影响。例如，越南制造玻璃的技术，早在3世纪就传入了中国南方。[9]另据《明史》记载，明朝永乐年间营建北京，越南人阮安始终参与，并发挥了重要作用。[10]比如，从正统二年（1437年）正月开始，阮安负责修建北京的九门城楼。至正统四年（1439年）四月，门楼、城濠、桥闸完工，这是北京的内城九门的前身。正统五年（1440年）三月，阮安奉命重修北京的奉天、华盖、谨身三殿和乾清、坤宁二宫。正统七年（1442年），阮安又奉命设计、修建北京的宗人府、吏部、户部、兵部、工部、鸿胪寺、钦天监、太医院、翰林院等建筑。正统十年（1445年）六月，阮安奉命督造北京城墙，即后来北京内城的城垣。[11]由此，学者认为，北京的旧城就是按照阮安的设计营造的。[12]
与之相比，中国文化在多个层次对越南产生了更为深远的影响。先从器物层面来看。越南的古代建筑吸收了中国古代的建筑理念。比如，中国的砖瓦在汉代传入越南。越南北部和中部曾发现大批汉代的砖墓，并发现多处烧砖瓦窑的旧址。[13]此外，越南历代统治者在营建都城宫室时，不仅采用中国的建筑技术，还参照中国的城市布局。[14]其中，越南阮朝首都顺化的宫苑就充分印证了这一点。[15]据研究，“顺化城建筑如北京城一样，也是由三重方形城墙包围，由外到里依次是京城、皇城和紫禁城。”同时，“城中有一条明确的南北向中轴线，并且各重要建筑均坐落于中轴线上”。此外，“京城、皇城与紫禁城各职能划分亦仿效中国北京城，甚至各个宫殿建筑（例如太和殿和午门等）名称也是直接仿效中国来命名”。此外，在越南人的姓氏中约有半数以上是黎、阮、陈、李、范、郑等姓氏，尤以阮、黎、陈为最。这些越南人的姓氏，都是从中国的“百家姓”中借用的。[16]除了借用中国人的姓氏，越南人还模仿中国人，用筷子吃饭。[17]
从制度层面来看，主要表现为中国对越南的单向影响。[18]比如，在法制领域，越南封建统治者将中国的《唐律疏议》作为其制订法律的蓝本。后黎朝的《洪德法典》（颁布于越南后黎朝圣宗洪德年间[1470—1497年]），就是以唐律、唐令为依据，渗透了中国法典的精髓。[19]
再比如，汉字对越南文化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在越南建国之后，特别是李朝之后，汉字对越南文化的影响甚于越南建国之前。[20]1009年，越南的李朝建立，规定汉字为全国的通用文字。[21]从越南的李朝至陈朝（1009—1413年）的400多年中，已知的、用汉文撰写的越南著作多达40余部。[22]其中，越南人黎文休模仿司马迁的《史记》体例撰写了《大越史记》，共30卷；并模仿《史记》夹叙夹议的笔法，比如效仿司马迁在叙事后加以“太史公曰”的体例，黎文休也在文后写下“黎文休曰”、“史臣吴士连曰”。[23]
值得一提的是，越南历史上，相传越南学者阮诠创造了越南国音字“喃字”，与汉字掺杂使用。[24]可是，由于喃字不易在群众中普及推广，主要用于文学创作。其对越南文化发展的影响，无法与汉字相比。[25]19世纪末，越南沦为法国殖民地，汉字才逐步被拉丁化文字所取代。直到1936年，越南政府才最终废除了汉字。即便如此，现代越南语中依然有70%～80%的词汇源于汉语。[26]当人们读到用汉字撰写的越南古代文史书籍时，便会真切地感受到“以中国思想观念和中国式的话语来表达越南现实生活问题的事例”，这“显然给人以置身中国文化语境之中的强烈感觉”。[27](https://www.daowen.com)
越南“以汉文作为书写的主要文体”，“甚难不受到文字所传达讯息所受到的思想的潜移默化”。[28]在越南的“黎、李、陈诸朝，在制度文化方面而始终以中国为师，竭力模仿”。[29]例如，越南历史上的行政区名称多数受中国文化的影响。比如：
丁朝称首都华闾为长安，李朝置为长安府。又如，李朝称首都升龙为应天府，号为南京，这与中国北宋以应天府为南京（今河南省商丘市）完全一致。越南历史上的府名如太平府、承天府、兴元府、重庆府、襄阳府、安庆府、建安府、建昌府、西宁府、广平府、临安府、临洮府、河中府、嘉兴府、嘉定府、中都府等，同名府名均在中国历史上存在过，并且中国名称均比越南要早。[30]
越南在制度文化方面，还效法中国的科举制度。从越南的李仁宗于[31]075年首开科举以来，越南奉行科举制度近千年，直到1919年才被完全废止。需要强调的是，越南的科举制有一个不同于中国科举制的重要特征，即儒、佛、道三教并试。[32]这也反映出佛教在观念层面上对越南文化的深刻影响。
2世纪，佛教已传入越南。6世纪之后，佛教已在越南北方广泛传播。据考证，越南佛教中的“大乘佛教文化主要是沿着中国这条路线逐次南下传入的”。[33]在越南历史上，从未有过中国封建社会中曾经出现过的“灭佛”运动。这也从侧面反映了佛教对越南封建社会的一般官员和民众，始终有着很大的影响。[34]
从939年吴权称王，历经丁朝（968—979年）和前黎朝（980—1009年），国家的权力主要掌握在僧侣与武将手中。更为重要的是，越南李朝与陈朝的历代国王均崇信佛教，有8位国王相继出家为僧。其中，陈朝的陈太宗与陈仁宗先后禅位出家，创立了越南的竹林禅派，并派遣使臣到中国求取大藏经。[35]在此影响之下，“通汉字的僧侣、官员及地方乡绅所接受的宗教思想亦来自于汉传的大乘佛教”。[36]由此可见，汉传佛教对越南文化的影响之深。
19世纪末，中国与越南的地缘文化关系进入了一个历史性的转折。1885年6月9日，清政府与法国政府签订了《中法越南条款》。中国被迫承认法国与越南订立的条约与章程，并正式承认了法国对越南的殖民统治。[37]此后，中国与越南的地缘文化关系的发展进入了一个相对平缓的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