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制度层面

目前，在中国的西南边境地区，尤其是跨界民族的聚居区，文化建设机制亟待改进，问题集中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跨界民族生源的流失。虽然云南省对跨界民族施行了“两免一补”（免杂费、免书本费，以及逐步补助寄宿生的生活费）政策，但是一些跨界民族还保留着刀耕火种的生产方式，甚至在不同程度上还保留着封建制度、村社制度乃至原始氏族制度。^[29]在云南省的跨界民族的聚居区，“相当一部分家庭无力承担子女读书产生的生活费用”。^[30]不仅如此，跨界民族在语言上的障碍，对基础教育的负面影响十分突显。以云南为例，云南的跨界民族在日常生活中主要使用本民族语言进行交流，“对汉语的掌握和使用能力较差，许多边民，尤其是妇女听不懂也不会讲汉语”。据学者对云南跨界民族的田野调查，在云南省景洪勐腊县村寨中发现，“当地许多30岁以上的妇女普通话水平几近于零”。^[31]与此同时，即使是在校就读的跨界民族学生，学习汉语较为吃力，因为他们中的多数人直到入学才开始学习汉语。^[32]

近年来，跨界民族的生源流失，主要是流向中国西南边境的越南或缅甸一侧。究其原因，可以概括为以下两方面。第一，越南政府对跨界民族地区实施特殊的教育政策，比如向跨界民族提供免费教育、新修学校及通往学校的公路，并对入学的跨界民族学生给予生活补助等；第二，与云南接壤的缅甸北部地区，与跨界民族聚居区同属于信奉南传佛教的区域，这吸引了部分跨界民族生源。^[33]

其二，跨界民族的文化产品供应不足。在跨界民族聚居的边境地区，相当一部分民众听不懂普通话。^[34]这种现象在边境村寨尤为突显，因为边境村寨中的年轻人多数外出务工，留守的多数是村寨中的妇女儿童与40岁以上的男子，其中“许多人使用民族语言阅读的能力就很低，更不用说使用普通话去阅读和欣赏文字作品和视听作品”。^[35]换言之，他们需要的是本民族语言的文化产品。(https://www.daowen.com)

从跨界民族文化产品的供应面来看，跨界民族聚居区的互联网普及率还很低。以云南的跨界民族为例，“超过71%的人没有接触过互联网”。目前，主要是通过广播和电视向跨界民族推送民族语的文化产品。以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民族语广播为例，该台有5个民族语广播频率，分别为德宏傣语、西双版纳傣语、傈僳语、景颇语和拉祜语。不过，这些频率“每天分别仅播出45分钟”。此外，“由于播放时长短暂，听众和观众非常容易错过”。结果，“境内许多对象民族甚至不知道本民族广播电视节目的存在”。^[36]

其三，信奉南传佛教的跨界民族聚居区急需能满足信教群众需求的僧才。一直以来，在信奉南传佛教的跨界民族聚居区，僧侣是民族文化的继承者与传播者。但是，近年来，南传佛教地区的僧众人数锐减，同时“愿意终身出家且佛学造诣高的僧侣人数已经严重不足”。^[37]换而言之，有寺无僧的“空寺”现象日益凸显。据学者研究，2012年，南传佛教地区1600余座寺院僧侣只有近万人，平均每寺为6.25人。^[38]同年，西双版纳州的585所佛寺中，空寺有110处，空寺比率为18.8%；在德宏州的520所佛寺中，有471处空寺，比率为90.1%；在傣族聚居的其他城市，比如普洱市和临沧市，空寺率已达到40%左右。^[39]

部分南传佛教佛寺不得不从中南半岛国家引进僧人，以解决“有寺无僧”的问题。比如，德宏、西双版纳、临沧等地的佛寺中已有数量不等的外籍僧人。但是，“对于这些入境的外籍僧侣，地方政府目前没有明确的监管办法，各地民族宗教事务部门没有形成管理上的统一规定”。^[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