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现实背景

无论是从勒班陀的绘画作品还是从他有关艺术、审美的论述当中，我们都可以看出勒班陀对世界上正面与纯洁之物的肯定，对一切消极和否定之物的拒绝以及他努力建立艺术世界生态现代性的意图。他最初的理想是成为日耳曼语言文学教授，早期发表的几部论著也都是同德国语言文学相关的。他在博士毕业之际确有机会回雅典从教，但他最后选择放下书本拿起画笔，留在自己热爱的海德堡市，并用绘画的方式还原并保留这里的自然风貌之美。这样的决心源于德国美好的自然环境对勒班陀所产生的强烈感染，以及他在求学期间形成的对于具有丰富思想内涵的德国文学的满腔热爱；同时，他的世界观和价值观也深受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学生运动与生态运动的影响。勒班陀在回忆他走上生态艺术道路的历程时说：“德国的绿色深深唤醒了我内心的热情。学生运动使我成了一个具有批判思想的、甚至是革命性的人。文学的学习教导我热爱人类。”^[4]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国际上出现了国家军备扩张及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在冷战、东西方冲突以及德国分裂的过程中，东西方两个势力范围之间不断升级的竞争将世界推向了第三次世界大战的边缘。在1962年的古巴导弹危机中，苏联直到最后关头才在美国的强硬政策之下放弃在古巴部署核武器，中止了一次核战危机。东西方核武器的对抗给人们带来前所未有的恐慌感。整个世界都处在忧虑之中。左翼思想在世界范围迅速传播，亚非拉地区均发生了反抗性的示威甚至革命，而一些右翼政权则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支援下负隅顽抗。越南共和国便是这一时期最具代表性的例子。在包括德国在内的西方社会当中，右翼势力在美国的支持下纷纷蠢蠢欲动。以德国为例，在当时巴登-符腾堡州的议会选举当中，右翼党派德国国家民主党的支持率甚至达到了11.9%。因为很多曾在纳粹时期有过合作表现的社会精英阶层都没有真正受到去纳粹化运动（Entnazifizierung）的影响，他们的职权和社会影响依然存在。在1945年后家庭、学校、司法机构以及大学的实际生活当中，民主受到压制和淡化，威权思想依然在很大程度上起着决定性作用，而媒体还在为这种态势推波助澜。^[5]

出于对自己父辈及祖辈于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在欧洲所犯暴力行为的厌恶，德国的年轻一代对国与家均产生了反感。这一时期的政治、宗教、教育，特别是艺术普遍置人文关怀于不顾。于是，青年人开始主动追求世界和平、伦理价值、友爱、团结、理解、美德和新的艺术。如同欧洲的许多国家，德国也兴起了学生运动。青年人反对一味地追求增长，反叛肆无忌惮的资本主义，抗议对自然的破坏，声讨城市包围对于村庄历史面貌的损害。与此同时，数十万人走上了欧洲各城市街头，举行示威游行，抗议冷战，抗议北约部署核导弹同苏联对峙，抗议世界各地不同规模的战争，抗议核电站以及由工业化和汽车数量增加导致的森林的快速消亡。

另外，1972年罗马俱乐部发布了轰动世界的研究报告《增长的极限》，对世界性灾难的来临作出了预测。在这样的背景下，地球与人类的处境可谓雪上加霜。逐渐死亡的森林、被污染了的海洋河川、被化学物浸染的土地和被破坏了的大气层，这些现象与人们内心的威胁感同样与日俱增。出于不安，人们越来越不关心政治，转而通过宗教祈祷、邻里交流来寻求帮助。相应的，人们对待家庭、工作、学习、健康等日常生活问题的态度变得积极起来，和平成了人们共同维护的对象。人与人之间的联系重新变得重要起来，人们尝试组建公社，有些人甚至搬到农村，并在那里种植农作物，过起自给自足的新生活。这些新的生活理念推动了和平意识和生态运动的发展。

就勒班陀自身而言，学生时代的他喜欢到大自然中去读书，在溪涧河边、乡间小道和山脚下漫步。在阅读过程中，他感受到了书籍当中蕴含的宏大而温暖的人文精神力量^[6]，这种力量又将他引向自然，感受大自然四季轮回的变化。他的内心充满了对大自然的敬仰和热爱。自然的美景不仅令他陶醉，也使他产生了想要留住这些画面、与他人分享这些美景的想法。他迫切地想要留住一切，想要描绘这充满自然规律的画面，目的是为他的同胞再现安全信任、平衡宁静、友爱和超越。这一切都促使他在结束博士学业后不再继续从事学术研究，而是投身到绘画艺术、再现自然中去。勒班陀自己回忆说：“我感觉自己是大自然的特使，去到人类当中，讲述自然的伟大与真理。这听起来天真，抑或极度狂妄，可当时情况确实如此。不过，在我看来，这既非天真，亦非狂妄，而是我的迫切需求。我要将秩序带入一个已陷入脱节状态的世界中去。我要将倒下的重新树立起来，将缺失的补齐，将遗失的重新找到，让可见的东西再次可被表达。”^[7]这种使命感让勒班陀在创作的过程中始终留意着自然的每一分变化，但同时也让他产生了对于自然遭受破坏的忧虑感。针对地球所面临的威胁，为了捍卫生命，勒班陀开始将自己的反思诉诸纸笔，撰写论著，试图找到当代人忧虑感的症结所在，唤醒人们的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