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环境美学
在《生态美学与景观感知及评估》中，戈比斯特将哲学作为他生态美学思想的第二个来源，但确切地说，他所言之哲学主要是指环境美学。环境美学对他的影响主要涉及两方面内容：一是从理论上论证将科学知识引入审美欣赏的合法性，卡尔森的科学认知主义立场是其代表；二是强调体验对于欣赏生态系统的重要性，阿诺德·伯林特的交融美学（aesthetics of engagement，又译为“介入美学”“参与美学”“结合美学”等）是其代表。
1.卡尔森的科学认知主义立场
科学认知主义和肯定美学（positive aesthetics）是卡尔森的代表性主张，而这两个主张之间又有紧密的联系。卡尔森利用科学认知主义论证肯定美学的主张，他的思路可以概括为：将肯定美学作为区分自然和艺术的标志，而后通过和艺术欣赏类比，确立科学知识在自然欣赏中的合法性与中心地位，从而论证“所有原生自然从本质上说在审美上都是好的”[13]这一命题。
卡尔森的科学认知主义对戈比斯特的影响有二：
第一，科学认知主义为戈比斯特批判风景美学、走向生态美学提供了理论依据。科学认知主义认为科学知识能为自然欣赏提供正确的范畴，这就将科学知识置于自然欣赏的中心地位，从而为自然欣赏确立了相对客观的标准。而且科学认知主义认为科学知识能揭示自然的肯定性的审美特性，如秩序、平衡、统一、和谐等，这使得自然欣赏有深度、不肤浅，因此科学知识“对恰当的自然审美欣赏而言是必不可少的，没有科学知识，我们就不知道要如何恰当地欣赏自然，就可能错过其审美特性与审美价值”[14]。这一思想对戈比斯特的影响体现在，戈比斯特认为风景美学之所以存在审美价值和生态价值的潜在冲突，从本质上说是因为风景审美欣赏是不恰当的，它没有如其本然地欣赏自然，而是将其当作艺术看待，这样做的后果是“景观某些方面的审美价值根本无法直接感知到，只有通过知识和经验才能获取它们的意义和价值”[15]。而生态美学通过整合审美价值和生态价值，能如其本然地欣赏自然。
第二，科学认知主义对科学知识的强调，使戈比斯特将其作为扭转风景审美偏好、构建生态审美模式的一个必要条件。卡尔森认为，自然欣赏和艺术欣赏是同构的，如果艺术欣赏需要相关艺术知识，那么自然欣赏也需要相关科学知识。科学知识的作用和艺术批评、艺术史知识在艺术欣赏中发挥的作用是相似的，而这确立了科学知识在自然欣赏中的合法性。戈比斯特将审美体验作为美学的研究对象，他的生态美学思想始终围绕审美体验展开。因此从审美体验涉及的两类主体来看，科学认知主义对他的影响体现在：一方面，戈比斯特认为景观研究者作为景观审美体验的制造者，应当掌握丰富的科学知识，运用多种设计方法和管理实践，使恰当的审美体验成为可能。他以黄石超级火山为例并指出，“景观的研究者、设计者和管理者，同生态学家、地质学家、历史学家以及了解‘热点’对于一个被给定的景观的重要性的人进行合作至关重要。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更好地解释景观生态过程和生态功能的意义，从而有助于欣赏、保护它们”[16]。另一方面，这些人还要向审美体验的接受主体—公众宣传科学知识，而公众也应当主动了解科学知识，以此丰富审美体验，恰当地欣赏自然。
2.伯林特的交融美学
伯林特的交融美学是一种非认知的美学，虽然交融美学一般被认为是一种与科学认知主义相对立的美学立场，然而它也影响到了戈比斯特。
交融美学对戈比斯特的影响有二：
第一是审美方式。交融美学摒弃了传统的二元论思维，要求在审美体验中多种感觉形式相融合，形成通感（synaesthesia）。在这个过程中，人们“通过身体与场所的相互贯通，成为环境的一部分”[17]。戈比斯特在此基础上，批判了风景美学在审美方式上存在的缺陷，并构建出一种更全面、更丰富的生态审美模式。他指出，风景美学始终将自然当作静止不动的风景画，只关注自然的视觉特性。在审美欣赏中，人被动地接受风景，而非主动参与其中，以这样的方式欣赏自然，会忽视自然中很多微妙的、需要依靠视觉之外的感官感知的特性。为了对自然进行更深层次的欣赏，需要发展一种生态的审美模式。这种模式要求参与者以视觉、听觉、嗅觉、触觉等多种方式感知自然，与自然形成积极的对话。
第二是美学的研究方法。伯林特的美学研究以审美体验为中心，因此他倡导一种适合研究审美体验的方法，即描述美学（descriptive aesthetics）。这种美学“既有叙事性，又是现象学的，还能够唤起感情，有时甚至具有启发性”[18]。在他看来，“这些文字绝不仅仅是情感的任意流露，而是一种认真的尝试，通过它引导我们的知觉，增加我们对审美领域的理解。描述美学将敏锐的观察和动人的语言结合起来，鼓励读者面对生动的审美际遇”[19]。而且描述美学还具有理论深度，能加深人对审美体验的理解，从而提供一种有价值的审美探究模式。而戈比斯特的生态美学如他所言，是一种应用型生态美学（applied ecological aesthetics），他认为景观审美体验研究可以借助哲学研究成果，但不能沦为哲学思辨。景观研究者必须“扩展我们的一系列方法，以识别出各种审美价值。我们要走出实验室，超越运用照片代替实地的视觉偏好研究，转向田野调查，在那里我们可以发现生态美学微妙的、具有象征性的、更深层次的价值”[20]。而且戈比斯特将这种方法付诸实践，以此深化、完善自己的理论主张。《黄石超级火山：对景观的风景美、生态学和审美体验的反思》一文就是他运用现象学描述的方法研究审美体验的结果。他通过驾车、行走、静坐三种景观体验模式考察黄石公园的风景之美，进而反思他此前对风景美学的批判。
综上所述，戈比斯特吸收了环境美学的学术资源，从理论上说明在生态美学中科学知识和审美体验不可偏废。戈比斯特进而论证了这两个要素如何使得生态美学超越了风景美学：就其本质而言，生态美学以自然科学为基础，这保证了它能如其本然地、恰当地欣赏自然；就其审美方式而言，生态美学要求多种感官参与到审美体验中，人与景观积极互动，这使得生态审美体验更加丰富而深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