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

后记

本书的内容大部分来源于我在美国亚利桑那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的毕业论文。之所以决定研究中国的社区调解是因为当时的导师Scott Jacobs的一些研究涉及在美国被称为非主流的冲突管理方式之一的调解，又由于我是土生土长的中国人，了解中国文化，于是两相结合决定研究中国的社区调解。恩师对于语言应用于交流，特别是应用于论辩（其中包括调解）的研究颇有深度，使我受益匪浅，因此才可以起心并完成这篇文章。所不同的是，导师擅长使用论辩（argumentation）的理论和会话分析（conversation analysis）的方法，而我选择了话语分析（discourse analysis）的方法和理论来进行中国社区调解的研究。

最早接触话语分析是在著名人类学家Jane Hill的语言人类学课堂上，她灵活地运用话语分析来研究美国西南部印第安文化和拉丁文化及其语言，这堂课打开了我的视野，让我看到话语分析揭示话语背后的社会文化意义的强大而奇妙的功能，后来Jane Hill成为了我博士辅修专业答辩委员会的成员。(https://www.daowen.com)

再后来，我回到中国，开始在西南财经大学从事教书和科研的工作，于2011年获得教育部人文社科立项，而题目也正是从博士论文提炼出来的。经过两年多的项目研究，包括走访成都的众多街道办事处、社区及相关政府机构，我对于成都的社区调解有了更进一步了解。这一次，不仅仅从语言层面、社会和文化层面，而且从政策层面获得了更多的信息，对于成都社区调解的现状也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我意识到现在距离我写作博士论文的时候已经有五、六年时间，中国社会的转型仍然在进行，矛盾冲突也越发尖锐和敏感，有群体化的趋势，比如拆迁户和开发商及政府之间、医患之间、农民工和包工头之间等等，社区调解面临巨大的挑战和压力，所处的尴尬地位也仍然继续。而调解的过程变得异常复杂和琐碎，传统概念中的双方当事人在社区调解员的主持下坐下来谈判的情况，在快节奏的生活秩序下显得不再合适宜，调解员通过人情和威望来说服双方进行和解的中国式调解，也在当今社会人口流动剧增、维权意识深入和人情越发“冷淡”的现状中显得捉襟见肘。在这些现状的催逼下，调解员的自身素质、公正性和中立性，以及调解中的策略运用对于调解的成功与否变得更加重要。我同时也发现，通过话语分析来研究调解员同当事人的互动，从而体会话语背后的动机和目的的研究策略，应该伴以更多的民俗志研究中的观察法，并辅之以采访，才能满足研究当今社区调解的需要。

经过一些修改和重新思考，这本书得以在《南开话语研究》系列丛书出版，在此特别感谢丛书主编田海龙教授，没有他的努力，这个系列不会成形，而没有这个系列丛书的出版，话语分析在中国的研究和学习将有所缺憾。另外，本书的出版还得益于盲审专家的宝贵意见和建议。调查过程中的数据收集、分析和写作过程获得了无数的亲人、朋友和老师（两位导师：Jake Harwood 和 Scott Jacobs）的帮助，就不再一一列举，也一并在此致以诚挚的谢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