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译本序

在2008年8月8日那个闷热的晚上，我正在古老的北京胡同里一间时尚的酒吧中和几位时髦的年轻人一道，通过电视屏幕观看北京奥运会的开幕式。我们感到兴奋和焦虑，但这些情绪很快就被屏幕上不断显现的壮观场景所淹没。这场光彩熠熠的表演盛况空前，巨型LED卷轴、由897名表演者同步演示的活字印刷术、古代兵马俑、丝绸之路的历史、国际知名钢琴家的大师级演奏以及宇航员那未来风格的到场，无一不描绘了中国丰富的历史遗产、文化创新和科技发明。在奏国歌、升国旗的环节，酒吧里的每个人，包括我自己，都站起来自豪地唱着，把自己的右手放在胸口。开幕式结束时，我们去屋顶露台观看了几英里之外体育场上燃放的烟花。

在促使这座传统城市转型的同时又促进公民参与表达对一个全新国家的认同上，北京奥运会作为一个致力于应用尖端传播技术的大规模技术和城市实验室发挥了决定性作用。这一令人难以置信的大型全球活动受到全国乃至全球观众的关注。因此，北京奥运会成为中国公共文化的重要元素，同时也有助于向世界传播一个新中国的媒介奇观——这是一个现代的、先进的、国际化且文化多元化的国家。在目睹这场规模空前的景观的同时，我意识到，本雅明对媒介和现代性的洞见与分析欣欣向荣的中国媒介景观的变化有多么大的关系。

北京是21世纪的首都吗？这可能是本雅明会提出的问题。他被各种形式的传播技术和娱乐产业不断发展所引发的现代性幻象所吸引——从19世纪的拱廊街、全景图、世界博览会、戏剧、报纸，到20世纪初的无线电广播、摄影、百货商店、电影院。他的巨著《拱廊街计划》由19世纪巴黎各方面的材料组成，主要关注媒介在新集体主体的形成过程中所发挥的建设性作用，这些集体主体包括报纸读者、电台听众、大众消费者、事件观众、电影观众等。他在写于1935年的《巴黎，19世纪的首都》中勾勒了这一研究项目的主要方面。在这里，巴黎意味着资本主义商品文化城市的原型，囊括了现代性的奇观。可能潜藏在这部作品之下的意图是引导读者探索他们自己城市的媒介文化，比如亚洲的上海、首尔、东京或孟买，南美的圣保罗和非洲的约翰内斯堡，以及伦敦或纽约。

在本书中，我认为本雅明的媒介批评为各种传播方式的发展及其对人类感知、主观性、审美实践和政治领域的深刻影响提供了独到见解，而这些见解对于掌握当今复杂的媒介景观更为重要。在数字媒介时代，媒介与资本主义现代性之间的密切关系以及技术创新与人类经验转变的密切交叉日益加剧。本雅明的媒介批判有助于我们提出以下问题：新数字技术如何表达现代传播形式？在后人类媒介时代，对传播而言产生和再生产了哪些新的可能性和独特的限制？经历越来越多与新媒介生态学交织在一起的听众、观众和批评者所体验到的新媒介文化是怎样的？尽管本雅明生活在不同的媒介时代，但对于要批判性地分析人工智能、机器学习和物联网所构成的当前全球媒介景观来说，他提出的问题仍然是这个任务的基础。这是我试图在本书中提出的。

当然，本雅明观点的一些方面不应该被接受或不加批判地应用。他的《拱廊街计划》甚至不是一本完整的书。他不合时宜的突然死亡使他的项目并不完整且未被归纳。当今读者的任务是收集媒介景观分散的碎片和人造产物并完成他的项目。为此，他的指导主张需要在不同的技术、文化和政治语境下进行本地化。这可能是这一项目的遗产，不断邀请当代读者，无论他们身在何方，都进入收集、解释和唤醒他们的意识的过程。

我很高兴我能通过介绍本雅明的迷人作品来向中国读者分享我对媒介批判理论的热情。我很感谢译者孙一洲的热情付出。对于本雅明来说，翻译是一种艺术形式，而“可译性”属于“特定作品的基本质量”。我希望本书的中文版能体现本雅明的独特思想不仅是“跨越语言的”，也是“跨越国界的”。

康在镐

2019年4月于首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