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传媒时代的知识分子
主要作品
《超现实主义——欧洲知识界的最后一景》（1929年）
《左翼的忧郁》（1931年）
《论卡尔·克劳斯》（1931年）
《法国作家的当下社会状况》（1934年）
《作为生产者的作者》（1934年）
卡尔·克劳斯
虽然本雅明对波德莱尔的研究阐述了信息产业对资产阶级文学领域的深远影响，但他对奥地利记者和讽刺作家卡尔·克劳斯（Karl Kraus，1874—1936）的描述却专注于特定问题：新闻实践对语言的不利影响。本文的核心基于本雅明对语言理论的长期兴趣，然而这篇文章也揭示了新闻业的政治和经济维度以及资本主义社会中公众舆论的形成。这篇于1931年在自由派报纸《法兰克福报》上分四期刊登的文章《论卡尔·克劳斯》被本雅明视为他最重要的作品之一。从1899年一直到他去世前不久，卡尔·克劳斯一直担任他所创办的期刊《火炬》（Die Fackel）的主编。[36]通过他的激进新闻实践，克劳斯在世纪之交强烈抨击新闻业界对维也纳文化生活的破坏性影响。对于克劳斯来说，维也纳新闻业是建立在“浅尝辄止和腐败”之上的（SW2，350）。文学和文化批评的腐化源于商业化媒体和利益政治的合谋。按照他的激进看法，维也纳报纸只不过是制造公众舆论和随声附和的工具，主要是迎合国家当局的意愿，其次是出于金融和经济公司的利益。个体企业家掌控新闻报道并扭曲了编辑政策，阻碍了独立评论家的成长。在他的讽刺诗中，克劳斯揭开了新闻报道的重压局面并破坏了信息的所有可信性或完整性：
记者
哪张纸还没
找到新闻？
标题已经拟好——
快，去找件事来写！
本雅明同意克劳斯的激进批评，从一开始报纸的制作就与信息的商业价值以及与权力中的政治利益密切相关，总结起来就是：“报纸是一种权力工具。它只能从它所属权力的特征中得出自己的价值；不仅在于它代表着什么，而且在于它的作用，它就是这种权力的表达。”（SW2，440）自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在1922年对宣传和舆论进行的开创性研究以来，我们如今已经可以看到在媒体饱和的社会中，媒介自身开始从事件、信息和公众感知之间“制造共识”这一基本问题。在年代相近的欧洲，本雅明更加关注克劳斯对公众舆论与语言堕落之间相互作用的激进批评。自由民主主义的基础是客观信息流的标题和所有自由公民参与之下舆论的构成作用，本雅明对这一基础提出了挑战。在《单行道》中，本雅明强调：“对于社会存在的巨大装置而言，意见就是机油；人们不应该将机油从涡轮机上一股脑倒下去；人们必须知道在隐藏的轴承和关节处用一点机油。”（SW1，444）在本雅明看来，克劳斯表明了公众舆论在剥夺个人真实语言和批判性评判上发挥了负面作用，将人们归入了当权派。
“公众舆论”一词激怒了克劳斯。意见是私事。公众只对评判感兴趣。要么是评判着的公众，要么就没有公众。但新闻业所产生的舆论之目的正是让公众无法评判，让其态度潜移默化地变得不负责任、不知情。（SW2，433）
当时政治和文学话语中广为流传的舆论概念表明了新闻业对私人和公共领域之间关系的破坏性影响。对于克劳斯而言，客观报纸是虚幻的，用中立、公共责任或公正的标题掩盖以利益为导向的新闻传播。而且，本雅明还强调，报纸导致语言的去主体化，以“客观性”之名写作。克劳斯的批评表明，信息和舆论已经变成了去人格化和客观化的语言形式。在本雅明看来，克劳斯对公众舆论的批评与他反对区分个人和客观批评有关。新闻业“以品位之名”塑造舆论（SW2，407），剥夺了读者判断和破坏性批评的能力。本雅明强调，克劳斯从未提出过任何不涉及整体个性的意见和论点：“意见是虚假的主体性，可以与人区分开并融入商品流通。”（SW2，439）本雅明笔下意见与批判性判断之间的对立代表了记者和批评家的不同地位。记者倾向于在客观性标题下将意见与判断分开，也就是说，是对自己、自己的存在乃至事物的存在都不感兴趣的作者（SW2，434）。语言的新闻使用有很多装饰性的特点，仅仅构成了一个从日常生活的语境中剥离出来的空白话语。正如妓女只关心没有人际接触的“性”，记者则将信息传递给读者以换取金钱。相比之下，批评家帮助读者判断并形成自己独立的想法。本雅明认为：“当你甚至不知道对方是谁时，知道他在说什么就毫无意义。批评家越重要，他就越能避免鲁莽地断言自己的观点。”（SW2，548）本雅明对批评家这一使命的看法源于他对内在批评的独特理解，这是他为了揭示并实现艺术品的不完整意义而自博士论文《德国浪漫主义批评概念》（1919）以来一直在阐述的批评。
在文章接下来的内容中，通过批评克劳斯的激进实践与其保守的语言理论之间的分歧，本雅明与克劳斯保持了距离。他并不满意于克劳斯对公众舆论的激进批判最终有助于保护真实的私人领域免受公共场所影响。本雅明指出，克劳斯过于专注于保护私人领域免受外界“邪恶”的侵害。在本雅明看来，克劳斯对新闻业的批判的保守主义方面根植于他对语言的神话式理解。克劳斯将语言的腐化归因于语言与自然之间的差异所导致的不可避免的过程。在本雅明看来，克劳斯对语言的看法只不过是“柏拉图式的对语言的热爱”（SW2，453），缺乏社会学上的洞察力。克劳斯是一位“反对语言腐化的战士”，但同时“只是生活在语言老屋的追随者之一”（SW1，469）。与克劳斯的自然主义语言观相反，本雅明侧重于交流的社会和政治条件。[37]本雅明对理性主义语言观的批评强调了对语言的逻各斯中心主义方法的神话，在其中只有形而上学构成语言学主体和纯粹沟通的可能性。因此，对于本雅明来说，新闻只能被理解为“发达资本主义世界中语言功能改变的表达”（SW2，435）。对于本雅明来说，克劳斯竭力扭转语言的腐化。克劳斯是一名具有批判精神的记者，但不是致力于改变交流的社会和政治条件的知识分子。
大众传媒时代的知识分子实践
从1931年即他撰写《论卡尔·克劳斯》那一年开始，纳粹成为在德国占主导地位的政治力量，本雅明显然开始更关注政治问题，也更加关注大众传媒与知识实践的交叉。本雅明对媒体之于知识分子角色之冲击的分析涉及政治动荡时期的高度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的背景。但是，他认为，成功的知识分子实践不是通过改进政治或意识形态主张而是通过逐步适应传播技术来实现的。本雅明在研究同时代的知识活动时特别关注综合技术教育产生的写作的技术化与新公众的崛起，从超现实主义者到布莱希特在内的左翼激进分子。本雅明的文章《左翼的忧郁》在被自由派报纸《法兰克福报》拒绝之后，于1931年刊载于社会民主党的期刊《社会》（Die Gesellschaft）上。在该文中，本雅明指出，左翼文学作品仍然深深扎根于诸如个人自由和真实创造力这样的古典人文主义观念，而这些观念早在文艺复兴时期就被阐述出来。对于包括库尔特·图霍夫斯基（Kurt Tucholsky，1890—1935）、瓦尔特·梅林（Walter Mehring，1896—1981）和埃里希·凯斯特纳（Erich Kästner，1899—1974）在内的这些左翼激进作家，本雅明指责他们肤浅地触及表面，为出版业提供商品而不是对抗阶级斗争的武器。本雅明坚称，尽管他们从艺术运动的最前沿激烈批判了资产阶级文化，但他们的著作只不过是“哗众取宠”，因为它们保护了“代理商、记者、部门负责人这些中间阶层的地位利益”（SW2，424）。这些出版物的读者与日报的读者不同。是“被排除在高等教育之外”和“对教育失去信念”的人在阅读报纸或“新杂志”（SW2，653）。事实上，正是左翼出版物吸引着富人并且具有矮化的小资产阶级调调。他们是“悲伤、忧郁的傻瓜，践踏他们道路上的任何人与事”（SW2，426）。作为批评堕落新闻实践的延伸，本雅明强调了左翼激进主义者的文学作品与新闻写作的观赏功能之间的相似性：“从政治上来讲，其作用助长了派系而非党派；从文学上来讲，其作用助长了潮流而非学派；从经济上来讲，其作用助长了代理商而非生产者。”（SW2，424）左翼激进分子只不过是“腐朽的资产阶级模仿无产阶级”（SW2，424），他们的习性源于传统中产阶级知识分子普遍持有的浪漫主义和人文主义观点。在本雅明的激进观点中，他们天真地低估了已建立的社会和文化体系对个体化知识分子的打压力量，并且急切地高估了他们在这一体系中的相对独立性或相对融入性。
在批评左翼的忧郁之后，本雅明开始专注于超现实主义者的作品，他们代表了最激进的欧洲先锋运动之一，试图通过利用先进的传播技术整合生活、政治和艺术的异化社会领域。超现实主义是最早挑战理性/神话、意识/无意识、真实/不真实和自然/文明这些传统二分法的审美实践之一。通过结合神话的辩证法和都市体验，超现实主义者想要解开在平凡的日常生活中体现的颠覆性（且未经教化而野蛮的）能力。超现实主义对写作技术化的试验反对作为语言和交流的理性主义方法的传统人文主义文学实践。本雅明发现他们的作品不能被传统意义上的艺术和文学所掌握。通过创造“示威、口号、文件、虚张声势、伪造”（SW2，208），它们破坏了资产阶级文学文化的基础，而这些基础是建立在理性的认知交流之上的。报纸带来的新知识活动条件使本雅明更加关注文学实践的技术层面。在短篇《报纸》中，本雅明简洁地阐述了信息商业化加剧和维护写作腐化的方式。为了每天新的刺激而产生“读者的不耐烦”（SW2，741），读者的伪参与也得到了加强。报纸编辑部为读者的问题、意见甚至抗议活动设立了新的专栏，读者能够在其中表达自己的意见和愿望。他的分析说明了报纸在多大程度上通过读者的参与实现了信息的伪民主化，并成为“文学混乱”而不是理性交流的舞台。然而，相比于包括卡尔·克劳斯在内的那些与他同时代的保守文化批评者，本雅明揭示了隐藏在报纸破坏性功能中的辩证因素。“因为写作获得广度，艺术就失去深度，新闻业以腐败的方式保持了作者与公众之间的分离，就开始以一种令人钦佩的方式克服了这种分离。”（SW2，505）在他看来，报纸在吸收非选择性读者方面的作用产生了“意想不到的后果”。它削弱了作家与读者之间相当大的障碍，进一步摧毁了“体裁之间、作家与诗人之间、学者与通俗作家之间的传统区分”（SW2，772）。通过报纸，普通人的日常生活被描述成报道并呈现给了公众。本雅明将这种转变称为“生活条件的文学化”（SW2，742）。[38]在苏联新闻业中，本雅明看到了一个特殊的例子佐证综合技术教育如何导致知识专业化。然而，他对“生活条件的文学化”的描述并不局限于苏联一隅。相反，这代表了本雅明对传播技术对文化生活形式影响的更广泛描述中的一个要素。本雅明思想中“技术文明”的突出特点与“文化的平衡”有关，即消除高雅与低俗文化之间的旧界限：
社会旧等级制领域的解体刚刚彻底完成。这意味着最高贵和最精致的内容往往沉降到底部，所以视野更广的人可以在不太深入的书写和造型艺术中而非在公认的文化档案中，找到他真正需要的元素。（SW2，255）
作为作家的公众之出现意味着写作不再是一种深奥的鼓舞人心的活动，而是一种流行的文化实践，文学能力现在不是基于“专业培训”，而是基于“技术教育”，也成了“公共财产”（SW2，742）。仅举一些例子：近年来博客和互联网文学的增长和传播表明写作本身如何成为大众即公共作者的日常文化实践。本雅明并不对这种分化感到遗憾，相反，他揭示了新形成的沟通条件，并展示了报纸如何拓宽集体文化和文学实践的界限。资产阶级文学公共领域的消融也导致了新媒体空间的兴起，大众也被证明是一种多元化的社会行动者，同时充当消费者、观众、公众乃至记者本身。
布莱希特——一位美学工程师
在报纸时代，当公众成为作家时，知识分子成了“生产者”，即文学或美学“工程师”（SW2，780），这是本雅明在德国剧作家和诗人贝尔托·布莱希特身上发现的角色。1929年5月，经来自拉脱维亚的布尔什维克戏剧导演和本雅明的情人拉西斯（Asja Lacis，1891—1971）引见，本雅明第一次见到了布莱希特。对于对马克思主义艺术和文学理论越来越感兴趣的本雅明来说，布莱希特是德国文学颓废传统的继承者，融合了法国现代主义精神与苏联的新社会主义文化。本雅明将布莱希特这位作家描述为“将自己从生产设备的供应者转变为一位工程师，自视其任务为使设备适应无产阶级革命的目的”（SW2，780）。[39]题为《作为生产者的作者》的文章是基于他为1934年4月在巴黎法西斯研究所开讲座而准备却未曾使用的讲稿，重新思考了高度技术文化之中知识分子的活动和任务。本文体现了本雅明如何充分运用技术概念超越艺术讨论中形式与内容之间的传统二分法（SW2，770）。本雅明重新阐述了作为艺术品技术特质的意识形态和审美品质问题的两个层面。
相比于问“一个作品对于当时生产关系的态度是什么”，我更愿意问“作品在各种生产关系之中的地位是什么”。这个问题直接关系到作品在当时的文学生产关系中的作用。换句话说，它直接关注作品的文学技术。（SW2，770）
在此，本雅明的目的是论证，如果没有批判性地考虑它与报纸和广播等大众传媒的关系，艺术品的地位就无法被认识。在读者转变的同时，作者的地位开始在更加技术化的意义上发生变化：其特点变得像“工程师”。广泛接受的“知识分子”概念之核心问题源于其人文主义取向，而未能考虑知识分子在信息生产过程中的地位。作为其对公共舆论批判的延伸，本雅明批评那些试图帮助建立中立立场的知识分子。德国著名作家阿尔弗雷德·德布林（1878—1957）的知识活动就是典型。对于本雅明来说，德布林的知识分子概念与广为流传的知识分子的主导概念几乎没有什么不同，与根据“观点、态度或倾向”所定义的人联系在一起（SW2，773）。[40]这种理解只定位于在无产阶级“之外”的知识分子，预设了一个“恩主和意识形态赞助人”的位置（SW2，773）。相反，本雅明将知识分子置于生产过程“之中”。本雅明反对工具主义语言、技术和媒介观，并以类似的方式批评那些仅将传播技术作为工具的知识分子态度。正如报纸对记者的不利影响表明，在大众传媒时代，知识分子不再具有专门提供知识产品的特权地位，相反，知识分子应该能够使用并利用媒介技术。也就是说，将传播技术“再功能化”。这里的“再功能化”表明，知识活动应该充分采用当前的技术进步，这实质上重新定位了作者的政治倾向：“对于作为生产者的作者而言，技术进步是其政治进步的基础。换句话说，只有超越知识生产过程中的专业化……才可以使这种生产在政治上有所帮助。”（SW2，775）知识分子作为技术工程师的角色反映了他对传播技术的重视高于审美观念。随着“技术教育”之技术条件的发展，公众越来越有可能成为作家、记者和编辑。知识分子与技术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紧密，并使他们掌握技术。通过介绍布莱希特不是作为一名艺术家而是作为一名工程师，本雅明打算更多强调他对技术进步进入艺术[布莱希特称之为“传播技术的功能转型”（Umfunktionierung）]的热情适应而非其政治意识形态（SW2，774）。本雅明对布莱希特的剧场实践特别是史诗戏剧感兴趣，很少出于其政治内容，更多出于其所伴随的技术进步。
然而，本雅明强调知识分子实践的技术属性并不意味着他完全拒绝知识分子在批评意识形态方面的作用，因为意识形态有助于维持主导的不平等社会关系。本雅明在这里强调的是，大众传媒时代的知识活动条件已经迅速改变，因此，知识分子实践的形式应该反映出这些变化。知识分子的模型旨在展示如何实现这一目标。在新的媒介化公共领域中，知识实践与传播媒介密切相关，公众参与的可能性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增长。因此，知识分子遇到各种媒介时，不应将媒介简单地视为传播其观念的手段，而应该视之为观念的制定、投射、转化和再生产的源泉。在大众传媒时代，知识分子的主要活动可以被视为技术再功能化的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