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讲 症状的意义

第十七讲
症状的意义

女士们，先生们！上一讲我们说到，临床精神病学不太关注单个症状的表现和内容，精神分析却由此着手，发现了症状的意义及其与患者个人经历的关联。神经官能症症状的意义最早由约瑟夫·布劳尔发现，他研究的歇斯底里症案例（1880—1882）从此闻名于世。皮埃尔·耶勒（P.Janet）也独立证明了这一点，而且这位法国心理学家的文章发表在先，因为布劳尔直到十年后与我展开合作时（1893—1895），才发表他的观察结果。孰先孰后这个问题，我们不必深究，因为任何发现都有一个重复的过程，不可能一步到位，成功不一定与贡献等值。美洲就没能以哥伦布的名字命名。在布劳尔和耶勒之前，伟大的精神病学家罗莱特（Leuret）曾说过，即便是精神病人的胡言乱语也有意义，想要理解和翻译它，必须承认其有意义。我承认自己一度十分钦佩耶勒在解释神经官能症症状这方面的成就，因为他提出了病人具有“潜意识观念”（idées inconscientes）这一说法。但之后，耶勒的态度却变得十分保守，仿佛承认潜意识对他来说只是一种遁词和权宜之计，其实并不存在。从那以后，我再也理解不了他的说法，我认为他错失了取得更多成就的好机会。

总之，神经官能症症状和失误行为及梦一样，有自己的意义，与个体的生活密切相关。这句话虽放之四海而皆准，却不是我所能证明的。现在，我举几个例子说明这一点。有类似经验的人，肯定有相同的体会。但是，出于某些考虑，我不会拿歇斯底里症举例，而是选取另一种更奇怪、更常见的神经官能症症状。我先介绍一下，这种病名叫强迫症，它的影响范围没有歇斯底里症那么广，患者不会表现得狂躁不安，而更像心事重重；这种病几乎没有躯体上的表现，所有的症状都出现在心理领域。精神分析学说是基于对强迫症和歇斯底里症的研究提出的，我们的治疗方法在这方面取得了不菲的成就。相比歇斯底里症，强迫症的谜团没有从精神层面蔓延到身体层面，通过精神分析的努力，我们可以看得更清楚、更透彻；神经官能症的部分特点可在强迫症上得到放大。

强迫症的表现，是患者脑海里充斥着他们并不感兴趣的思想，由此迸发出一股莫名的冲动，使他们不得不违心地做无趣的事情，又欲罢不能。这种思想（强迫观念）本身可能并无意义，对患者来说可有可无，甚至常常显得愚蠢可笑；它无一例外是患者思考的结果，尽管患者本身可能对此并不乐见。他们不得不违心地思考和猜测，仿佛面临人生最重要的考验。患者在体内感知到的冲动也许幼稚可笑，但往往有一些沉重的内容，如犯重罪的诱惑。患者不愿承认这种陌生的情感，被它们吓得匆忙逃窜，不得不给自己设定种种戒律和约束，使自己不至于越雷池一步。当然，这种冲动从来没转化为现实，患者的逃避和谨慎总能取得最终胜利。他最后实施的所谓强迫行为，其实都是一些无害的琐事，大多是对日常行为死板的重复，从而使上床睡觉、洗漱、化妆、散步都成了极度无聊又无法摆脱的行为。在不同的强迫症案例中，病态的观念、冲动和行为也不尽相同，往往有一种意图占据主导地位，该种病症因此得名。不过，所有这些强迫症的共性显而易见。

这的确是一种很有趣的疾病。我相信，即便最离谱的心理幻想，也无法企及这一高度。要不是眼见为实，任谁都不会相信这种现象存在。千万别以为对患者好言相劝，说服他们放弃这些傻念头，做些更理智的事情，会有成效。要知道，他们何尝不想如此。他们完全同意你们的看法，却仿佛受到一股力量的驱使，只能情不自禁地做出一些有别于常态的举动。对此，他们只有一种办法，即将矛盾转移，用较好的想法替换愚蠢的念头，将某一种迂腐的禁忌转化成另一种较为平和的禁忌。总之，他可以转移强迫性，却无法消除它。强迫症的主要特征之一，是所有的症状都可以被转移直至失去原形。另外，心理活动的对立趋势（两极化）在这一病症中也尤为突出。除了积极和消极的强迫行为之外，强迫症患者还会越来越多疑，以致对常理也产生质疑。久而久之，患者会表现出犹豫不决、疲软乏力和自由受限等特征。另外，强迫症患者此前多精力丰富、固执己见，智力水平高常人一等。他们往往对自己有较高的道德要求，行事追求准确，更容易自责。所以诸位不难想象，即便只求对这些错综复杂的症状和特征半知半解，也少不了付出一番艰苦努力。我们的初步目标，是理解和分析强迫症的一部分症状。

说了这么多，你们也许想听听当代精神病学对强迫症问题的看法。遗憾的是，精神病学除了给不同类型的强迫症一个名称，再无更多建树。它仅仅强调，患有强迫症的病人是发生了退化的人。这显然是用偏见代替解释，无法使人信服。要知道退化的人很容易表现得与众不同，所以我们便认为有类似症状的人异于常人。但我们不禁要问：与歇斯底里症患者等其他神经官能症患者及心理障碍患者相比，强迫症患者真的“退化”了吗？这么说未免有以偏概全之嫌。要知道，许多有卓越成就的伟人患有强迫症。通常情况下，许多人对这一点讳莫如深，伟人的传记也多有失实之处，所以我们很难了解他们的真实情况。但总有一些人愿做真理的狂热信徒，会向我们亲口承认自己的强迫症习惯，爱弥尔·左拉（Emile Zola）是一个最好的例子。^[1]

这一情况也为精神病学所知，它称这些人为“退化的伟人”。这番说辞固然美妙，但借助精神分析的手段，我们发现这些特殊的强迫症症状和常人的一般病症一样，可以根治。我本人就曾屡次取得成功。

现在，我给诸位举两个分析强迫症症状的例子，其中一个来自我过去的观察，我还没能找到更好的例子来替换它；另一个例子则是我新近得来的。讲述这类案例务求详尽，最好能面面俱到，所以不宜举例过泛，只以两例为限。

一位年近三十的女人患有极严重的强迫症，要不是突生变故——这一点也许以后还会讲到——我或许可以为她提供些帮助。这个女人每天都要重复数次如下行为：从自己的房间跑到隔壁，在房子中间桌子旁的某个特定位置站好，然后摇铃唤来自己的侍女，随便吩咐她做些什么，有时候甚至什么都不吩咐，就独自走回房间。这固然算不上令人痛苦万分的症状，但也唤起了我们的好奇心。对这一行为的解释，是在没有任何医生的外来帮助的情况下，以最直接、无可争辩的方式得来的。我不会猜测强迫行为的意义，更不会提出这方面的建议。每次我询问患者为何要这么做，这到底有什么意义，得到的回答都是“我不知道”。可有一天，我打消了她心底一大疑虑后，她仿佛突然开窍了一般，说自己知晓了其中缘由。她曾在十多年前与一位年龄大她许多的男子结过婚，新婚之夜，她发现男子有阳痿的毛病。那天晚上，他无数次从自己的房间来到她的房间，一再尝试性交，都无功而返。第二天早上，他生气地说：难道要让侍女在收拾床铺的时候看笑话不成？说着，他顺手拿起放在边上的一瓶红墨水，将里头的液体倒在床单上，却偏偏没倒在合适的位置。起初，我不明白除了不停地从一个房间走到另一个房间以及女仆的出现之外，这段回忆与患者的强迫行为有什么关联。接着，这位患者将我带到了她邻室的桌子旁，将上面的红斑指给我看。她解释说，自己之所以站在桌子旁，是为了让侍女看到那块红斑。这样一来，新婚之夜的场景与她的强迫行为之间的紧密联系终于证实了，但其中还有许多疑点有待解答。

首先，这位女患者显然将自己与丈夫视为一体；她模仿丈夫的行为，从一个房间走到另一个房间。接着，为了保持一一对应的关系，我们必须假设她用桌子和桌布替代了床和床单。如果对梦的象征性没有足够的了解，这看上去似乎有些牵强。但在梦中，桌子经常作为床的替代物存在。桌子和床都象征着婚姻，可以相互替换。

此前我们已经证明强迫行为是有意义的，它是对某个有意义的场景的重复和再现。我们不能就此止步不前。继续深究两者之间的关系，我们会了解更深层的东西，即强迫行为的目的。她这样做的核心目的，显然是要将侍女唤到跟前，让她看到那块红斑，而不是像丈夫说的那样，让侍女看笑话。这一次，她所扮演的丈夫无须在侍女面前感到惭愧，因为那块红斑出现在正确的位置。由此可见，她并不是简单重复这一过程，而是做了改进，使其趋于合理。这样一来，她在试图更改那一夜另一个不幸的事实，即由红斑的位置可以推知她丈夫的性无能。所以，这番强迫行为背后的语言是：不是这样的，他无须在侍女面前感到羞愧，他没有阳痿。她像做梦一般，借助眼前的行为实现了自己事先的愿望，并想借此消除加在自己丈夫身上的不幸。

我能给诸位介绍的这位患者的其他情况，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我们能了解到的其他情况，都支持她强迫行为的这种解释。这位女士数年来一直与丈夫分居，内心一直在挣扎是否要诉讼离婚。但她其实并不想离开他，所以强迫自己忠于丈夫，甚至不惜断绝与外界的一切联系，以免受到诱惑；可以说，她早就原谅了丈夫的无能，并在幻想中放大了他的形象。所以，她最隐秘的病因，是想让丈夫不受人言所伤，使夫妻分居有据可循，使丈夫可以继续过舒适体面的生活。对这一无害的强迫行为的分析，带领我们走近了这一疾病的本质，使我们得以窥见强迫症的隐秘。我想让诸位在这个案例上多停留一段时间，因为如此有利的前提条件并不那么容易获得。患者在没有分析师指引和介入的情况下，一下子便为自己的症状作出解释；强迫行为指向的这段经历，并非发生在容易被忘记的儿时，而是发生在成年时期，并牢牢地附着在患者的记忆中。评论界对我们症状分析的种种批评，都被这个案例化于无形。这样的好事并不常有。

还有一点！诸位有没有注意到我们是如何由这个不起眼的失误行为走入患者的内心世界的呢？一个女人最隐秘的便是新婚之夜的经历，我们得以直击患者性生活中的隐私，难道只是无足轻重的巧合吗？当然，可能是我选例不当。且让我们不要太快下结论，再来看第二个迥然不同的案例，里头提到的“睡前仪式”也是一种极具代表性的强迫行为。

一位十九岁的少女天资聪颖，家境优越。她是父母的独生女，从小接受良好的教育和智力开发，原本性情活泼好动，近些年却不知不觉出现了神经官能症的症状。她极易与母亲起争执，时常垂头丧气，人变得犹豫多疑；最后，她甚至不敢一个人去广场和上街。总之，她的病情很复杂，医生至少诊断出两种疾病，即广场恐惧症和强迫症。这一点，我们无须多加停留，只需注意这位少女发明的令她父母也头疼不已的睡前仪式即可。从某种意义上说，每个正常人都有一定的睡前仪式；只有在特定条件得到满足的情况下，才能安然入睡。由醒入睡的过程，在每晚都以特定的形式循环反复。健康人的睡眠条件是可以理解的，如果外界状况发生改变，他们可以毫不费力地作出调整。病态的仪式却一成不变，患者即便作出很大牺牲，也要将其进行下去。乍一看，这种行为在道理上说得通，只不过跟常人的睡前行为相比，显得有些过于小心。但仔细一看，我们会发现这些理由都站不住脚。仪式背后的条件根本无法用常理解释，甚至与之矛盾。我们这位女患者为了在夜间安睡，决心将一切声音来源隔离在外。所以，她做了两件事：将室内的大钟关停，将其他的钟表移到室外，甚至连小小的一只手表也不能放在床头柜上；她将花盆和花瓶小心地在桌上摆好，以防它们夜间不慎坠落，干扰她睡眠。她知道这一切只是做做样子，手表即便放在床头柜上，也不至于让她听见什么声响，何况我们都知道，规律的滴答声不但不会影响睡眠，还能促人入睡。她自己也承认，担心花盆和花瓶在夜间自己坠落，有杞人忧天之嫌。而睡眠仪式的其他部分甚至会使她得不到清静。她要求将连通自己房间和父母房间的门保持半掩状态，为达到目的，甚至不惜在门口放置不同的物体遮挡，这似乎反而会招致更多噪声。但最主要的睡眠条件还在于床本身。她要求床头的长枕绝不能触碰到木质床背，小枕头必须呈菱形放置在软垫上，而她的头则正好躺在菱形的对角线上。睡前，她必会将羽绒被抖一抖，使床尾那头的羽毛堆积得很厚，然后再小心地将羽绒摊匀。

请允许我在叙述中省略一些细节，它们无关紧要，不会给我们新的收获。不过有一点你们不应忽略的：整个仪式进行得并不顺利。她总担心有什么事没做好，所以一再检查和重复，一会儿担心这一点，一会儿又怀疑那一点。这样做的后果是，每次没一两个小时睡不着觉，甚至还连累父母在一边惊魂未定，不敢入睡。

分析这个案例可没有上一个案例那么容易。我必须给少女一些暗示和建议，但她每次都否决我的说法，或对此表示不屑。但过了这一阶段之后，她开始思考各种可能的原因，收集自己的想法和回忆，最终发现了此间关联，从而自行给出解释。完成这一切后，她开始逐渐放弃那些强迫行为，并在治疗结束之前彻底终止了自己的睡前仪式。你们必须知道，我们今天所做的分析工作绝不会死磕某一个症状，直到将其彻底搞透；有时候我们不得不将手头的话题放在一边，随后再重新将它拾起。我现在给你们讲述的症状解释，其实是许多结论综合后的结果；研究中途不断受到干扰，持续了数周乃至数月才得出结论。

患者逐渐意识到自己将钟表当成女性性器官的象征，所以才要在夜里移开。钟表当然还有别的意义，它之所以被用来象征女性性器，是因为它周期性的运动过程和有规律的间隔。女人自夸经期规律时，常会说像钟表一样准时。可我们这位患者却害怕在睡眠中受到钟表滴答声的干扰。钟表的滴答声等同于性兴奋时阴蒂的勃动，事实上，她在睡眠中曾数次受到阴蒂勃起的困扰，所以将钟表在夜间移开的禁忌，正来源于对勃起的恐惧。同样，花盆和花瓶等容器也是女性性器官的标志，所以防止它们在夜间坠落的确有意义。我们知道，在订婚时打碎一个罐子或碟子的风俗一度广为流行。每个宾客取走一块碎片，以示自己对新娘不再有非分之想，这一风俗或许源于一夫一妻制的婚姻传统。对于这一仪式，少女也有许多回忆和联想。她年幼时打碎过一个玻璃罐或陶罐，划伤了手指，流了好多血。长大后知道了性的秘密，她开始担心自己在新婚之夜不会流血，被人认作不是处女。所以，她害怕打碎花瓶的行为，其实源自一种错综复杂的情结：她一方面害怕受伤流血，一方面又害怕自己在初次性交时不出血会让人质疑其贞洁。所以她这些行为，与隔离噪音其实并没有太多联系。

此后的某一天，她突然明白了长枕不能接触床背的含义，从而道出了睡前仪式的本质意义。据她说，长枕代表女人，垂直的木质床背则代表男人。她有一个将男女分开的奇特想法，说白了就是想将父母分开，使他们无法交合。睡前仪式出现之前的童年，她曾以更直接的方式达成这一目的。她假装害怕，要求将父母和自己的卧室之间的门保持敞开。这一戒律也被保留到现今的仪式中。她借助这种方式偷听父母的响动，也曾因此失眠数月。这还不够，她时不时会睡到父母的中间，从而将“长枕”和“床背”真正隔开。长大后，她无法再舒舒服服地躺在父母中间，于是假装害怕，诱使母亲跟她交换位置，独自睡到父亲身边。此后的幻想也由此而生，其后果在仪式中可见一斑。

如果长枕代表女人，那将所有的羽绒抖到被子底部，使其隆起的行为，便有了意义。这显然代表怀孕，可她又小心地将隆起的部位抹平，这是因为她多年来一直害怕父母再生一个孩子，对她产生威胁。另外，如果长枕象征母亲，那小枕头只能代表女儿。为何小枕头必须在长枕上摆放成菱形，她要躺在菱形的对角线上呢？她很快想到，菱形常被画在墙上，表示女性的生殖器。于是，她便扮演了父亲的角色，将自己的头视作男性的阳具。（参见以砍头象征阉割的比喻。）

诸位也许会说，这个少女的想法可真够邪恶的。这一点我承认，但你们不要忘了，这些念头不是我捏造出来的，我只是对它们解析了一番。这样的睡前仪式十分特别，它与幻想的一一对应关系，经由我们的分析，已经显而易见。但在我看来，诸位更应该注意的是，在仪式中作祟的不是某一种幻想，而是许多种有着某种关联的幻想的结合。另外，仪式中的规定时而积极、时而消极地反映了性欲望，一部分是性欲的代表，一部分则是对欲望的反抗。

如果将仪式与病人的其他症状正确地联系到一起，我们还能分析出更多内容，但这不是我们的意图。诸位只需记住，这位少女早年与父亲有一定的性联系，可能正是因此，她才会对自己的母亲充满敌意。值得注意的是，对这位患者症状的分析再次联系到她的性生活。随着对神经官能症症状的意义和目的了解的深入，这一切便不足为奇。

借助以上两例，我向诸位证明了神经官能症症状与失误行为和梦一样具有意义，且与患者的个人经历有密不可分的联系。这个结论意义非凡，我能指望诸位光凭两个例子便对此深信不疑吗？不可能。可是，你们又怎能要求我继续举例，直到说服你们为止呢？这是不可能的，按照分析之前两例的详尽程度，我至少要花五个小时，才能将这一点说透。所以，我只能举例说个大概，并恳请诸位参阅相关文献，如布劳尔在歇斯底里研究中对第一个案例的经典解释、荣格对早发性痴呆症的惊人结论（当时荣格还是一位纯粹的精神分析家，而非预言家）以及专业刊物上的相关文章。类似的研究并不少见。对神经官能症症状的分析、阐释和解读深深地吸引了精神分析家，甚至使他们忽略了神经官能症在其他方面的问题。

你们中若有人做了类似尝试，必将发现许多相似的证据，但可能会碰到一个问题。我们知道，症状的意义在于其与患者经历的关联。症状的形成愈有个性，这种关联便愈紧密。我们的任务，是要找到那些无聊的想法，以及漫无目的的行为背后对应的经历，从而为其辩护和正名。走到桌旁摇铃唤来侍女的患者，她的强迫行为极具代表性。但与此完全不同的症状也十分多见。有些“典型”症状是患者所共有的，它在所有的病例中都有几乎一致的表现，个体差异并不存在或极不明显，以至于我们很难将它与患者的个人经历联系到一起。让我们将目光重新投回强迫症。第二位患者的睡前仪式既有很多具有代表性的特征，也有个性化元素，所以我们可以对它作历史化的分析。但所有的强迫症患者都有重复某项行为的倾向，他们大多生性孤僻，喜爱清洁自身。我们已经不再将广场恐惧症（地形恐惧症、空间恐惧症）归为强迫症，而将它们看作恐惧歇斯底里症，这类患者在发病时会单调地重复同样的行为。他们害怕密闭的空间、宽阔的广场或狭长的街道，要是有熟人陪伴或车辆尾随，他们便有了安全感。但除了这些基本共性，单个患者的症状或情绪各有千秋，甚至相互矛盾。有人只害怕狭窄的街道，有人独惧宽阔的街道；有的人只有人少的时候才敢上街行走，有的人则要人多时才敢出行。歇斯底里症也是如此，除了个体的特征表现之外，患者的病症也有许多共性，不易靠追溯患者的病史来解释。别忘了正是由于这些典型的症状，我们才做出诊断。可如果在面对歇斯底里症的病例时真的只将一个症状与某一两种经历联系到一起，例如认为某种歇斯底里的呕吐是因某些恶心的印象所致，我们接着就会发现呕吐还有截然不同的原因。我们很快发现，歇斯底里症患者呕吐的原因其实是我们未知的，我们分析出的历史原因，其实只是患者受内心所迫，信口编造的借口。

这样一来，我们不得不面对一个遗憾的事实，即某些个性化的神经官能症症状的意义确实可以用它与个体经历的关系很好地解释，但我们的分析方法却并不适用于那些典型症状。何况我还没有将历史化症状分析的困难对你们一一道来。我也不打算那么做，因为虽然我无意隐瞒或粉饰什么，但我不想让你们在研究初期便陷入迷茫无助的境地。我们现在的确处于理解症状意义的初级阶段，所以我们必须在现有收获的基础上，稳步推进，力求解开更多谜团。我能做的，是宽慰你们：这样那样的症状其实没有本质区别。如果说个性化的症状与个体的经历相关，那么那些典型的症状未尝不可用人类的典型经历去解释。神经官能症的某些常见行为可能是人类的共性反应，只是患者受疾病所迫做出了更出格的表现，如强迫症中的反复行为和怀疑情绪。总之，我们没有理由沮丧，只需深入挖掘即可。

在梦的学说中，我们也遇到过类似问题，只是我之前没有多说。潜藏的梦意十分丰富，因人而异，我们已经详细地论述过分析的结果。但有一些“典型”的梦是人类共有的，其内容大致相同，对分析造成困难。跌落、飞行、滑翔、游泳、受阻、裸露和惊悸之梦，因对象不同会有这样那样的解释，其中的共性和典型特征我们还没来得及分析。我们注意到，这类梦同样是由某些共性成分加上个体元素生成。或许从其他梦那儿得来的解释，也可以用在这类梦境上。对此我们不必勉强，只需顺其自然便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