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三讲 症状形成的途径

第二十三讲
症状形成的途径

女士们，先生们！在外行看来，症状便是疾病的本质，消除症状是痊愈的标志。医生则致力于将症状和疾病区别对待，主张消除症状并不等同于治愈疾病。不过，在症状消除后，疾病中所剩下的就只有产生新症状的能力了。所以我们暂且站在常人的立场，将了解症状的基础等同于理解疾病。

症状——我们这儿指的当然是心理症状（或精神性症状）和心理疾病——总体来看是对人类有害或至少无用的行为，它经常为当事人所厌恶，让他们饱受其苦。它的主要损害在精神方面，给人带去很重的精神负担，要克服病症又不免花去一番心思。单是这两点，就能耗去一个人绝大部分精力，以至于他无法顺利完成其他重要的生活任务。既然行事成功与否取决于可供支配的力量究竟有多少，你们不难发现，“患病”本质上是一个实用角度出发的概念。如果站在理论的角度撇开量的问题不谈，那可以说我们大家都有神经官能症，因为正常人身上也具备症状形成的条件。

我们已知神经官能症的症状是围绕力比多新的满足方式产生冲突的结果。两股分散的力量在症状中完成合流，以形成症状的方式达成妥协。所以，症状具有很强的生命力，因为它的存在受到两方面的支持。我们还知道，冲突的一方是受现实所制、没能得到满足的力比多，它必须借助其他方式得到满足。如果即便它愿意屈就于一个新对象，现实却依然不允许这样的行为，它不得不走上退化的道路，从已被克服的性组织和已被放弃的性对象身上寻求慰藉。在退化的过程中，力比多还受到固置作用的吸引，不断回归原位。

性倒错和神经官能症正是此时分道扬镳。如果退化没有引起自我反感，力比多回归到某种反常的满足状态，尚不至于引起神经官能症。可如果支配意识、运动神经和心理活动实现的自我不同意退化发生，新矛盾便又出现了。力比多遭受挫折，根据快乐原则，它的能量必须得到发泄和疏导。它必须逃脱自我的束缚，此时唯有停留在已经退化成功的发展状态上不变，才能抵御来自自我的压制。这样一来，它不仅摆脱了自我和规则，也摆脱了在自我影响下形成的教化。只要有获得满足的可能，它便很容易被引导；在来自内外失败的双重压力下，它开始变得叛逆，期望回到从前的好时光，这是它的本性。此时，力比多将它的能力转嫁到属于潜意识系统的观念中，这受到所有潜意识过程，尤其是压缩作用和转移作用的约束。这里的关系，与梦的形成过程的关系完全相同。潜意识中形成的梦其实是实现某个潜意识愿望的幻想，有一种（前）意识活动对其加以审查，显性的梦境就是相互妥协的结果；同样，潜意识中力比多的替代物也必须面临来自前意识中自我的审查。来自自我的反对就是一股相反的作用力，它迫使力比多的替代物选择一种合适的表达方式，使双方的意志都得到一定体现。于是，症状就是潜意识中性欲满足多次扭曲后的结果，它由两层相反的意思巧妙地混合到一起。在最后这点上，梦和症状的形成过程还是存在区别的。在梦的形成过程中，前意识的目的是保持睡眠状态，不让有碍睡眠的事物进入意识，所以不会严厉地禁止潜意识中的愿望和冲动。它相对宽容许多，因为睡眠者的处境并不危险，睡眠状态决定一切都不可能成为现实。

你们注意到，力比多之所以能摆脱冲突，是因为存在固置作用。固置作用的退化特征使得力比多可以与压抑作用周旋，获得疏导和满足。当然，相互妥协是这一切的前提。经由潜意识和从前的固置点，力比多终于得以巧妙伪装，从现实中获得极为有限的一丝满足。请允许我对力比多的这条最终出路再赘述几句。首先，你们要注意到在力比多和潜意识之间，在自我、意识和现实之间都出现了紧密的联系，这是起初所没有的；其次，我之前和接下来所说的话，都只适用于歇斯底里症症状的形成过程。

那么力比多究竟能在哪儿找到固置点，以抵御外来的压迫呢？婴儿性欲中的行为和经历、已经被摒弃的部分冲动和儿童期被放弃的性对象都是力比多回归的方向。儿童期具有双重意义，一方面，孩童天生的欲望和本能在这一时期初现雏形；另一方面，外来的影响和偶发经历激活了其他欲望。在我看来，区分这两者很有必要。天生欲望的表现自然不会引起任何争议，但从分析治疗的经验中，我们不得不承认儿时某些完全偶然的经历也可以引起力比多的固置。我认为这在理论上完全说得过去。体质因素自然是祖先经历留下的财富，其实也是后来习得的，否则便没有遗传一说。习得的特征代代相传，怎么可能传到眼下这一代就消失呢？然而，与祖先和成人时期的经历相比，儿时的经历不但不应被忽视，还应当引起我们特别的关注。它们发生在一个人尚未发育完全时期，所以更容易造成严重伤害，产生创伤性的后果。卢克斯（Roux）等人对发展机制的研究表明，给一个正在分裂的胚胎细胞扎上一针，会造成严重后果；同样的事情发生在动物幼体或成熟体身上，则不会有任何影响。

此前，我们将成年人力比多的固置视作神经官能症成因中体质因素的代表，现在它可以分为两部分：遗传的体质因素和童年习得的倾向。我知道学习者对图表一目了然，所以用下图来表示这层关系：

由于一种或多种部分冲动的强势表现，遗传来的性体质可有多种不同的表现。它与儿时经历形成一个“互补系”，与成年人的倾向和经历这对“互补系”大致相仿。两者中间都有极端案例，也有相互替代的可能。说到这里，我们不禁要问：力比多最明显的倒退表现——退回从前的性组织——是否主要受遗传体质的影响？这个问题我们最好暂且搁置，等研究过神经官能症的各类形式后再谈。

分析研究表明，神经官能症患者的力比多常与儿时的性经历相联系。这对于人类的生活和疾病都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在治疗过程中，这层意义并没被忽视；但除此之外，它却存在被误解的危险，使我们倾向于片面地从神经官能症的角度看待生活。当力比多被迫离开原来的位置，回归儿时的经历，其意义已经大打折扣。这样一来，另一个相反的结论便呼之欲出了：力比多的经历当时并无意义，而是在退化之后才获得意义。在论述俄狄浦斯情结时，我们也面临过类似的两难选择，当时我就已经对此表明了立场。

这一次，我们也不难选择。退化作用大大增加了儿时经历中的力比多量，也增强了其病理学意义，这一点毋庸置疑；但如果仅以这一点为标准，也很容易引起误会。我们尚需将其他因素纳入考虑范围。首先，观察结果毫无疑问地表明，儿时经历具有自己的意义，其作用在儿童期即有体现。儿童也会患上神经官能症，与成人的神经官能症相比，其在时间上的回溯特性不再那么明显，病症往往直接伴随创伤性经历而来。对儿童神经官能症的研究可以预防对成人神经官能症的某些误解，就像我们在研究梦时，也会将孩童之梦视作理解成人之梦的钥匙。同时，儿童神经官能症的常见程度大大超乎我们的想象。它经常被我们忽视，被看成冥顽不灵的表现，在幼儿园里为权威压服。若干年后回过头再看，神经官能症的迹象其实十分明显。它通常以恐惧歇斯底里症的方式出现，这究竟意味着什么，我们下次再谈。分析表明，患有神经官能症的儿童如果在成年后再次发病，往往会是原本不太明显的儿时病症的延续。当然，在某些例子中，儿时的神经质会一直延续下去，使人终身染病。在少数例子中，我们当场便可断定孩童的神经官能症，并对它进行分析。更为常见的情况却是，我们必须等到患者成年之后病发，才回过头来确认他儿时便已染恙；当然，我们这样做也是十分小心谨慎的。

第二，如果儿童期没有能够吸引力比多的东西，它就不可能回归童年。我们推测的位于发展道路上的固置点，只有集聚了一定的力比多力量，才有意义。我要提醒诸位，就儿时和后来的经历而言，其强度和病理学意义之间也存在类似的互补关系。在某些例子中，致病的主要原因只有儿时的性经历，这种印象造成了创伤性的效果，只要能够恢复常人的性体质和不成熟性，疾病便可治愈。而在另一些案例中，问题的关键全在于日后的矛盾冲突，即便在分析时强调儿时的印象，也是力比多退化的结果。也就是说，除了“发展障碍”和“退化”这两种极端情况，大多数神经官能症都是两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有些教育家试图通过提前介入儿童的性发展实现预防神经官能症的目的，这层关系肯定会引起他们的兴趣。他们以为只要将全部的注意力集中在孩童的性经历上，尽量延缓孩童性发展的过程，使其不接触到这类事物，便算尽了预防神经官能症的一切努力。可我们知道，神经官能症的致病因素十分复杂，光考虑一个因素，尚不足以影响全局。对孩童的性经历严加防范是没用的，因为它不但无法左右性体质，实施难度也比教育者想象的要大许多。这样做反倒带来了两层不容小觑的风险：约束太多，性压制过于强烈，其实弊大于利；面对青春期汹涌而来的性需求，孩童反倒会显得手足无措。所以，对孩童采取的预防措施究竟有多大益处，仍然是个疑问；改变对现实的态度是否能有成效，也是未知数。

我们还是回到症状上来。症状是失败的性满足的替代物，它因力比多倒退回发展早期产生；在这个过程中，回归原始的对象选择和性组织也是不容忽视的两个因素。我们之前说过，神经官能症患者沉浸在过去难以自拔；现在我们知道，在他的过往有一个力比多得到满足和快乐的时期。他在一生中不断回想，试图通过记忆和想象回到婴儿期。症状重复了幼稚时期的满足，但在由冲突带来的审查的影响下，这种满足感发生扭曲，通常让人感到痛苦，也含有致病的成分。由症状带来的满足是人们陌生的，所以患者不以为乐，反以为苦。这一转变也是心理矛盾的一部分，症状正是在它的影响下产生的。原来让一个人乐此不疲的事，现在反倒引起他的厌恶和反感。这种意义的改变其实早有先例，只是它虽寓意深远，本身却并不起眼。婴儿小时候喜爱从母亲的乳房吸奶，几年后却对奶味深恶痛绝，这着实让不少教育者头痛不已。如果牛奶和乳制品饮料上漂浮着一层奶膜，甚至会引起孩子的憎恨。这层奶膜极可能让小孩联想到自己从前所热衷的母亲的乳房，其中自然少不了断奶的创伤性经历。

还有一点使症状在我们眼里变得很奇怪，它一点都不像性欲的满足，甚至根本无法与常人所理解的满足联系在一起。症状大多没有对象，所以也失去了与外界的联系。我们认为这是背离现实原则，回归快乐原则的结果。同时，这也是回归性冲动的第一种满足方式——自体享乐的举动。它用身体的改变代替了外部的改变，即用一种内在活动去取代了外在活动，用适应替代行动，这从种系发展的角度看是一种十分重要的退化。随着分析研究深入，我们对症状的形成还将有新的了解，到时候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这一点。另外，我们还记得在症状形成的过程中，影响梦的形成的两大潜意识过程——压缩作用和转移作用也在发挥作用。与梦一样，症状也代表了愿望的幼稚满足。但在极度压缩的情况下，这种满足可能仅剩下一种感觉或刺激，而在极端转移作用的影响下，它的表现可能仅限于整个力比多情结中的一个小细节。因此，我们虽然每次都能证实力比多的满足，却无法从症状中看出这一点，也没什么好奇怪的。

我之前说过，我们还将了解一些足以使我们感到惊讶和不解的新内容。从对症状的分析之中，我们已经对幼稚的经历有了一些认识，知道力比多附着于此，症状也由此而生。但令人吃惊的是，这些幼稚的场面不可尽信。没错，它们在大多数情况下都不真实，有时甚至与真相完全相反。没什么比这一发现更能让精神分析名誉扫地了，它甚至会让我们怀疑病人的动机，因为我们的分析和对神经官能症的理解都基于病人的自述展开。此外，还有一事也令人不解。如果次次分析都能得出真实的幼稚经历，那我们每一步都走得相当踏实；如果这些经历每次都被证明是病人虚构和捏造的幻想，那我们可以放弃这条道路，另觅他途。可是，真实的情况两者皆非。事实证明，由分析重构的儿时经历有时完全错误，有时又完全真实，而在大多数情况下，它都是真相和虚构的结合。所以症状表示的经历，有些确有其事，也会对力比多的固置作用产生影响；有些却是患者的想象，我们自然不能将其作为病症的起源。这确实令人很难取舍。也许我们可以从类似的发现中找到线索：在分析前，人们记忆中的童年片段本就有掺假的成分，或者说本就真假参半。我们毫不费力就能证明错误存在，所以有一点至少值得宽慰：这一始料未及的打击并非分析的错，而是病人本身的错。

经过一番仔细思索，我们大致可以明白其中的问题所在。罪魁祸首是轻视现实、忽视现实和幻想之间区别的念头。如果病人捏造故事来敷衍我们，我们会有一种受侮辱的感觉。我们认为现实与幻想有天壤之别，并赋予现实至高无上的地位。患者正常思考时，也会有这样的想法。可当他们说出症状背后的愿望，回想童年的经历时，我们却开始怀疑其中是否有幻想的成分。随后，我们通过某些迹象做出判断，接下来我们的任务就是让患者也明白这一点，这绝不是一件容易做到的事情。如果开门见山地说，他已经开始用幻想来代替事实，以掩饰童年的真实经历，就像各个民族都用传说来掩盖自己的历史一样，我们便会发现他们谈兴锐减，这绝不是一个好现象。要知道，患者也想了解事实，不愿随意想象。可如果我们缄口不言，直到他将一切讲完，让他以为我们研究的正是他童年的真实经历，那便要冒险他推翻之前的说法，嘲笑我们易于轻信。对于将事实和幻想等而视之，不去深究童年记忆到底是真是假的建议，他们很难理解，但这却明显是唯一正确的态度。而且这么做也有一定的真实性：事实上，患者的确有此念想；这种念想的意义绝不逊于患者的真实经历。它虽没有在物质上发生，却具有一定的心理真实性；我们慢慢会发现，在神经官能症的世界中，心理真实才起决定性作用。

有些场面总会出现在神经官能症患者的童年经历中，其重要性不言而喻，有必要重点介绍一番。这些典型场面包括：观察父母性交、受另一个成年人引诱和遭受阉割的恐吓。你们可千万别认为这在现实中不可能发生，相反，稍微年长一些的患者家属都可以证实这一点。例如，小孩不知羞耻，调皮地在人前玩弄自己的阴茎，这时父母或看护人就会威胁他，说要将他的阴茎或那只不安分的手剁掉。再三盘问下，父母们往往愿意承认这一点，并认为这些恐吓起到了教育孩子的作用。如果孩子年纪稍长，这段经历便被准确地保留在孩子的意识中。母亲或其他女性家庭成员说这类话时，往往会将父亲或医生摆上台面，叫他们来做这件事。法兰克福儿童医生霍夫曼（Hoffmann）的《蓬头彼德的故事》一书因有助于了解孩童的性问题和其他情结闻名于世，深受人们喜爱。书中，作者提出对那些喜爱吮吸手指的孩子，要割掉其大拇指以示惩罚，这其实是阉割的一种变形。但是，一般的孩子受此威胁的频次，绝不像神经官能症患者所认为的那样多。这其实不难理解，孩子们受到暗示，知道自体享乐的满足是被禁止的；同时，女性的性器官又给他们留下了深刻印象；两者结合到一起，威胁便在遐想中出现了。另外，即便是在中上层社会长大的孩子，也不是没有目睹父母或其他成年人性交的可能性；我们以为他们懵懂无知，他们却可以在长大后理解这些印象，并对此做出反应。可如果他们可以详细描述性交的过程（这光凭偷窥是不太可能的），或者认为性交便是后入式的（有这类想法的孩子占了多数），那这显然只是他们的幻想，其依据是对动物（狗）性行为的观察和青春期内未能得到满足的窥视欲。有些患者甚至想象自己在娘胎里便观察到了父母性交的场面，真可谓极尽想象之能事。更有趣的是受人诱惑的幻想，这往往不是幻想，而是真实经历；幸运的是，它并不像最初的分析结果所展示的那样频繁。相对于成年人，孩童更容易被大孩子或同龄人引诱。如果一个女孩有受诱惑的经历，这一行为的实施者往往是她父亲；这样的幻想本身并没错，其动机不言自明。孩子通常借助这种被引诱的幻想掩饰自己在自体享乐期的性行为。只需想象一个渴求的对象出现在这一最初的时期，他便不必为手淫自感羞愧了。另外，你们千万别以为父亲性侵孩子这样的事情只会发生在想象中。大多数分析师都经手过这层关系被认定确凿的真实案例，只不过这些行为其实发生在儿童期后半段，却在幻想中前置了。

这一切只会让我们觉得，类似的儿时经历是神经官能症的必由之路。如果它真实发生了，自然最好；如果没有发生，必有所暗示，证明其存在于幻想中。最后的结果总一样，时至今日，我们仍未发现儿时经历中的大多数成分源自幻想还是现实，会有什么差别。两者间依然是互补关系，不过大概是看上去最陌生的一对互补关系了。患者为何会有此幻想？其素材又从何而来？它来自欲望，这点似乎没什么疑问，但为何幻想的内容一成不变，仍亟待解释。对此，我确有一个答案，我知道在你们看来，这肯定是荒唐的。我称这类幻想为“原始幻想”，它们是一个种系共有的财富。当个体经历捉襟见肘时，它便可以援引先人的经历。在我看来，我们今天所认为的幻想，如引诱孩童、由窥视父母性交点燃性欲和阉割的威胁，乃至阉割本身，都是古代真真切切发生过的，孩童只是在幻想中借助史前的经验填补了个人经验的空缺。我们不得不一再怀疑，相比其他学科，神经官能症心理学才是一个更好反映人类发展历史的信息来源。

各位！说到这里，我们有必要看一下幻想的起源和意义。我们常对它赞不绝口，却不清楚它在精神生活中的作用。诸位知道，人类的自我受到外部窘境的影响，逐渐开始重视现实，遵循现实原则行事。在这个过程中，人们被迫暂时或永远放弃许多本可用来获取快感的对象和目标（不只是性对象）。可放弃快乐绝不是一件易事，人们必须得到补偿。于是，一种心理活动逐渐产生，所有被迫放弃的快乐来源和获取快感的道路都以超脱现实之外的形式存在于其中。每一种追求都通过这种形式得到满足；显然，虽明知一切并不属实，幻想愿望满足的过程仍会给人带去快感。在幻想中，人类可不受外界的束缚和限制，这是现实中的人们完全不可能做到的。这样一来，人们交替作为追求快乐的动物和理智的生命存在。现实中获取的微不足道的满足，无法使人类放弃幻想。冯塔纳（T. Fontane）曾说过：身旁若无帮手，则孤掌难鸣。幻想就像在一片因农业、交通和工业变得满目疮痍的土地上开辟了一片绿洲和自然保护区。借助这片自然保护区，人们得以不必忍痛割爱，放弃从前的精神状态。一切都可以在这个区域内随心所欲地生长繁衍，即便那些无用和有害的思想也不例外。幻想就是这样一片不受现实原则管束的绿洲。

幻想最广为人知的产物就是所谓“白日梦”，此前我们介绍过它。白日梦是那些自大、好胜和性愿望在意念上的满足，这些愿望在现实中越受压制和排挤，在幻想中就越枝繁叶茂。幻想带来的快乐，本质是在不受现实约束的情况下重获快感。我们知道，这些白日梦正是夜间梦境的缩影和范例。夜间的梦无非是由夜间重获自由的欲望操控，是夜间心理活动扭曲的白日梦。我们还知道，白日梦不一定都是意识的，潜意识中也有白日梦。潜意识中的白日梦正是夜间梦境和神经官能症症状的源泉。

听了下面这番话，你们就会明白幻想对于症状形成的意义。我们说过，经历失败后，力比多退化回从前固置的位置。我们不会收回或修改这句话，但会补充一些新内容。力比多怎么才能找到回归固置点的道路呢？其实，所有被放弃的对象和发展方向并没有在真正意义上被放弃，它们及其附属品依然存于幻想中。力比多只需进入幻想，就能从中找到回归固置点的路。幻想有一定的容忍度，虽与自我矛盾尖锐，但只要符合一个条件，就不致产生冲突。这其实是一个量的条件，可力比多的回归却打破了这一平衡。在力比多的帮助下，幻想的能量大幅提升，它开始要求更多权利，想进入到现实中。这样一来，它与自我的冲突便难以避免了。无论这些幻想从前属于前意识还是意识，它们现在一方面受到自我的压制，一方面又为潜意识吸引。力比多也从潜意识的幻想进入潜意识中，回到最初的固置点。

力比多回归幻想是症状形成的一个中间环节，它理应有一个特殊的名称。卡尔·古斯塔夫·荣格曾用“内倾性”这个词恰如其分地描述了这一过程，但后来又胡乱为这个词添加了许多其他含义。我们仍然坚持用内倾性形容力比多脱离真实满足，拥堵在原本无害的幻想中的过程。内倾者虽然不是神经官能症患者，却已处于一个相对不稳定的状态；如果淤积的力比多找不到其他出路，他稍有不慎便会患上神经官能症。同样，神经官能症患者的满足往往并不真实，又习惯于忽视现实和幻想间的差别，这都是在内倾阶段就已经注定的特性。

你们应该注意到，我通过之前的论述，又在神经官能症的致病因素中增加了一环，即力量大小这一数量因素。这点也是我们必须考虑的，因为仅对病因进行定性分析是不够的，换句话说，我们不能只对心理过程进行动力学解释，还要从经济的角度进行解释。我们必须承认，即使内在条件已经具备，两股冲动间的关系若没有紧张到一定程度，冲突也不至于爆发。体质因素的致病意义正在于被允许进入系统中的部分冲动量的多少；我们甚至可以设想，同样，量的因素也对神经官能症的抵抗力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它决定了一个人有多少未被使用的力比多可保存下来，也决定了有多少力比多可经升华作用转移到非性目标上。心理活动的最终目标，从本质上说是追求快乐，避免痛苦，从经济的角度看则是疏导积聚在心理模型中的刺激，以免引起不快。

就神经官能症症状形成的过程，我想说的就是这么多。只是，我还要借此机会重申一点：这儿说的症状形成仅适用于歇斯底里症。对强迫症来说，虽然基本情况没有变化，却依然有较大差异。对欲望需要的反制作用已经在歇斯底里症中有所体现，这在强迫症中愈加明显，乃至在临床上表现为反作用（Reaktionsbildungen）。其他我们尚未研究到的神经官能症种类，区别越加明显。

在下课前，我还想提请诸位注意幻想的另一面，这一定会引起你们的兴趣。从幻想回归现实有一条捷径，那便是艺术。艺术家从本质上说是内倾者，与神经官能症患者相差不远，他们的内心受到格外强烈的欲望需求的排挤，一心要追逐名利、财富、权力和女性的青睐，却苦于找不到满足愿望的途径。于是，他们像其他愿望不能得到满足的人一样，脱离现实，将自己所有的兴趣、力比多转移到幻想的世界中，其实一条腿已经迈上了走向神经官能症的道路。他们最终没有患病，肯定是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许多艺术家的能力因神经官能症而部分受阻，也是常有之事。或许艺术家的体质天生便能产生很强的升华作用，或是造成冲突的压抑作用不是很强烈。不管怎样，艺术家都不是唯一一群生活在幻想中的人，他们有自己的方法从幻想中回到现实。幻想是所有人的避风港，所有未能得到慰藉的满足，都可以在这儿得到宽慰。可是，不是艺术家的人从幻想中获得快乐的能力十分有限。受压抑作用的无情影响，他们的快乐来源仅限于进入意识中的白日梦，艺术家则自有一套手段。首先，他们能对白日梦进行加工，剔除个人色彩和让人感到陌生的事物，将它拿出来与他人共享。还有办法巧妙地掩饰作品那遭人唾弃的灵感来源。此外，艺术家具备惊人的能力，可将自己的作品打磨得与幻想中的观念完全一致。通过对外展现自己潜意识中的幻想，他们获得许多快感，并得以暂时摆脱压抑作用的束缚。如果艺术家能完成这一切，他便能用自己潜意识中的快乐源泉给他人带去慰藉，享受他人的感激和崇拜，并终于通过幻想得到自己梦寐以求的事物：荣耀、权力和女人的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