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七讲 移情作用
第二十七讲
移情作用
女士们，先生们！我们的讨论已临近尾声，你们心中肯定有所期待，但不应受其误导。你们肯定以为，我带你们通览了林林总总的精神分析材料后，总不至于在课程将结束时对治疗只字不提。毕竟，要推行精神分析，还需要疗效上见真章。我当然不可能对这个话题避而不谈，但你们还必须了解一个观察得来的事实，否则我们对疾病的理解就不完整。
我知道，你们不想听详细的技法，也不想知道如何将分析用于治疗。你们只想大概知道，精神分析治疗究竟如何实施，并大致取得了怎样的效果。你们当然有权知道这些，但我不会直言以告，而是坚持让你们自行推断。
想想看！你们已经了解了疾病的所有基本前提和致病因素。治疗的影响可以从何处入手呢？
首先是遗传的倾向。我们对此论述不多，因为这一点其他学科已经有过详尽的论述，我们也没有什么可以补充的内容。但你们可千万别因此以为我们小看了遗传因素的作用，作为治疗师，我们可以清晰地感受到它的力量。无论如何，遗传是我们无法改变的，也是限制我们发挥的先决条件。
其次是童年经历的影响。在分析时，我们经常提到这一点，但这也已经属于过去，不是我们可以改变的。
再次便是我们所说的“现实的失败”，如因爱的缺失而造成的生活不幸、贫穷、家庭纷争、婚姻失败、社会关系不融洽和苛刻的风俗要求。
这已经为干预治疗提供了足够的切入点，但成功的治疗，必须像维也纳民间传说中的约瑟夫国王那样，以权威的力量施加仁慈的干预，使万民心悦诚服。可我们是谁，哪有如此法力？我们也是社会中可怜的弱势群体，靠行医养家活口，甚至无力像其他医生一样为穷人提供免费治疗，因为我们的治疗费时费力，往往还不讨好。不过，你们也许仍然相信上述某方面可为治疗提供切入点。假如苛刻的社会风俗造成了患者的“失败”，我们可以在治疗中鼓励他们，甚至直接指示他们摆脱这层束缚，令他们将社会所推崇，但却往往无法实现的理想状态抛诸脑后，以实现个人的满足和痊愈。只要在性生活中能够纵情享受，神经官能症也会不治而愈。只不过这样一来，我们的治疗肯定也会背上有违人伦的骂名。为了满足某个个体，它伤害了大众的利益。
可是，女士们、先生们，你们这种错误的观点究竟是从何得来的呢？劝患者放纵性欲当然不是一种可行的治疗手段。我们知道，许多患者之所以得病，是因为力比多冲动和性压抑之间、欲望和禁欲观念之间存在难解的矛盾。无论助哪一方击溃对手，都解决不了最终的问题。我们知道，在神经官能症患者那儿，禁欲占了上风，其后果是被压制的性冲动化为症状表现出来。如果我们扶持性欲，那被赶到一边的性压抑会化为症状。所以，无论帮助哪边，内心的矛盾都没有真正得到消除，总有一方没得到满足。仅有少数病例症状轻微，只要医生一出手，就可以消除矛盾；不过实际上，这样的案例也根本无须分析治疗。即使无须医生的帮助，患者也能自主脱离困境。你们也知道，一个禁欲多年的年轻男子如若打算以非法的方式达到性交的目的，或者一个欲望得不到满足的女子想从别的男人那儿得到补偿，通常也无须事先征求医生或分析师的同意。
在这件事上，人们往往忽略了至关重要的一点，即神经官能症患者的病态冲突不是正常的心理斗争。两者虽发生在同一块土壤上，却无法相提并论。两股致病的力量一股存在于前意识和意识层面，一股存在于潜意识中，所以很难调和。冲突双方像北极熊和鲸鱼，极少有打照面的机会。两者只有被摆在同一个层面，才具有决定性意义。我认为，实现这一点正是治疗的首要任务。
此外，如果你们认为分析治疗致力于为人生提供建议和指引，那肯定是听信了不实之言。恰恰相反，我们尽可能避免扮演导师的角色，更希望患者能够自己做出决定。正因此，我们建议他们在治疗过程中，暂时不要做找工作、投资、结婚或离婚等人生的重大决定，将一切推迟到治疗结束后再谈。这一定大大超乎了你们的想象。只有在面对某些年幼和无助的人群时，我们才会取消这条限制。对这些人来说，我们既是医生，也是教育者；我们深知自己责任重大，行事时便又多了几分谨慎。
虽然我极力主张神经官能症患者在治疗过程中不应纵欲，你们可千万别以为我们赞成社会对他们的道德束缚，至少我在两者之间没有偏颇。我们不是改革家，只是普通的观察者；我们带着批判的眼光去观察，所以实在难以拥护传统的性道德，赞成社会解决性生活问题的方式。我们很容易证明社会为了道德要求做出了过多牺牲，采取的手段既不明智，也难见实效。我们从不在病人面前吝谈性问题，并希望他们能跟其他人一样，能够不带偏见地对事物有自己的判断。如果在治疗结束后，他们能在纵欲和禁欲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我们就心安了。我们相信，一个人如果能认识和实践真理，即便其道德标准可能与社会通行的标准有所差别，也能抵御一切不道德的危险。此外，我们极力避免高估禁欲对神经官能症的影响。只有少数因性失败导致力比多淤积的病例，才能通过并不难实现的纵欲解决。
总之，你们不能将精神分析的治疗效果归为纵欲，而需要换一个角度。我在极力驳斥你们的看法时提到的一点，或许可指引你们走上正确的道路。当时我说，我们或许应该用意识取代潜意识，让潜意识中的内容进入意识中。这样一来，压抑作用就会消失，症状形成的前提不复存在，病态的冲突也降格成了容易解决的普通矛盾。这正是我们希望能给患者带去的心理改变，只要心理状态有一分改观，患者就能有一分受益。如果压抑作用或类似的心理过程不再反复，我们的治疗便算达到了目的。
我们的努力目标还可用不同的方式表述：使潜意识意识化，消除压抑作用，填补记忆空白，其实说的都是一回事。不过，这点结论恐怕不能让你们满意。在你们看来，神经官能症患者经精神分析治疗康复之后，应该变成一个全新的人，而不是仅仅多了一些意识，少了一些潜意识。你们或许小看了这种内在改变的意义。痊愈后的神经官能症患者的确成为了一个全新的人，但同时他也还是原来的人，是他在有利条件下能够成为最好的自己。这已经是很了不起的成就。如果你们知道为了实现这个微小的改变需要付出多少努力，就绝不至于轻视其在心理层面的意义。
请允许我离题片刻，提一个问题：你们可知道什么是治本？它指的是不直接针对病症表现，致力于消除病症根源的过程。精神分析是否旨在治本呢？这个问题不容易回答，也没有意义。只要分析治疗不直接以消除症状为目的，就接近于治本，反之就不是。但从另一个角度说，精神分析也并不治本，我们在找到压抑作用这一本源之后，又进一步挖掘原因，追溯到了与体质和发展相关的欲望。假设我们可以用化学手段施加干预，可以随意提升或降低力比多的量，可以牺牲一种欲望，以使另一种欲望得到加强，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治本，而精神分析则在其中起着侦查病情的作用。众所周知，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无法对力比多过程施加干预，所以我们的分析治疗针对的是另一个过程，而非现象的本源。但是，这与直接着手消除症状又相差很远。
怎样才能用意识替代患者的潜意识？我们曾以为这很容易，只需推断出潜意识中的内容，展示给患者即可，但这已被证实是不可取的短见。我们和患者对潜意识有不同的认识，将我们对潜意识的理解灌输给他们，不会对他们的潜意识产生影响，就像打偏的拳头一样，基本没有任何效果。我们必须将潜意识类型化，先在他们的记忆中找到压抑作用的根源，再消除压抑作用，从而使意识得以替代潜意识。压抑作用又该怎样消除呢？于是我们便进入了第二个阶段，首先要发现压抑作用，再消除由此带来的抵抗。
抵抗如何消除？还是老办法，推断出它的存在并展示给患者。抵抗或来自我们试图消除压抑作用，或来自早期反作用力所产生的压抑作用的影响。所以，我们还像从前一样，进行分析、推断和告知，不同的是这一次我们将注意力集中在正确的位置。反作用力或抵抗并不属于潜意识，而属于自我。自我即便不愿存在于意识中，也必须与我们合作。我们知道，“潜意识”一词有双重含义，一种是现象意义，一种是系统性意义。这听上去似乎复杂难解，其实只是之前知识的重复。我们早已做好了相关的准备。我们希望通过分析让自我也认识到这一点，从而放弃抵抗，收起反作用力。在这种情况下，究竟有哪些欲望会与我们展开合作呢？首先，是患者痊愈的欲望，这驱使他与我们齐头并进；其次，是来自患者理智的帮助。我们的分析增强了他的理智程度，他只要能看到希望，便能辨识出抵抗和压抑作用的所在。如果我说“抬头看，天上有一只气球”，这肯定比仅叫你们抬头看天更能引导你们的目光。同理，学生第一次看显微镜，教师必须告诉他们该看什么，否则即便镜下有物，他们也看不出个究竟。
事实上，这一前提适用于歇斯底里症、恐惧状态、强迫症等多种神经官能症。通过寻找压抑的所在，发现抵抗，再将其展现给患者，我们的确完成了消除抵抗，废除压抑作用，从而使潜意识成为意识的任务。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清楚地看到患者内心产生了激烈的交锋。在位于同一心理区域内的这场正常的心灵交战中，一方要求维持反作用力，一方则要求将它收起。前者是造成压抑作用的旧动机，后者则是旨在以我们的方式解决矛盾冲突的新动机。我们成功地唤醒了导致压抑的冲突，对原已盖棺定论的过程进行修正。一方面，我们提醒患者之前的选择足以治病，并承诺他们可由另一条途径恢复健康；另一方面，在获悉了第一点之后，各种关系都发生了改变。此前的自我懦弱而幼稚，将力比多的要求视作威胁；如今，自我变得强大而富有经验，还有医生在一旁施以援手。所以，被唤醒的冲突理应有更好的出路，而非生成压抑作用。诚如我所说，这种疗法对歇斯底里症、恐惧神经官能症和强迫症有不错的疗效，也从侧面证实我们是对的。
不过，对另一些有相似关系的疾病，我们的治疗方法却从未能取得突破。这些疾病的根源也是自我和力比多的冲突；这种冲突也诱发了压抑作用，尽管从类型学看有不同的特征。同样，我们可以找到压抑作用在患者生活中出现的时间节点。我们采用老方法，向病人做出同样的承诺，给他们提供同样的帮助，也使他们看到希望。同样，前后的时间差别，也有利于以另一种方式解决矛盾。尽管如此，我们却未能消除抵抗，废除压抑作用。我们的精神分析治疗，似乎未能对妄想症、忧郁症和早发性痴呆症患者产生影响。问题究竟出在哪里？肯定不是患者理智程度的不足。治病固然要求患者具有一定的心智能力，但那些敏感的妄想症患者显然不缺乏这方面的能力。患者也不乏其他欲望推动。例如，忧郁症患者与妄想症患者不同，他们深知疾病给自己带来的痛苦，却依然在治疗面前不为所动。我们无法理解眼前的景象，甚至要怀疑我们是否真的理解了其他神经官能症的形成条件。
如果我们长期与歇斯底里症和强迫症患者打交道，还会遇到第二件蹊跷的事情。用不了多久，我们便会发现这类病人在我们面前有异常表现。我们以为已将所有与治疗相关的欲望都考虑在内，可以理性地看待医患关系，对其有全方位掌控，但似乎某些始料未及的事物偷偷溜了进来。这些不速之客有多种形态，下面让我从最常见也最易理解的形式讲起。
我们发现，患者原本应当只求从痛苦和矛盾中获得解脱，却突然对医生本人产生了浓厚兴趣。他们不再关注自己的疾病，反而将一切与医生相关的事物都当成自己的要务。有那么一阵子，他们变得极易相处，特别配合治疗，对医生本人不吝感激之情。某些时候，他们甚至会出人意料地表现出性格中细致和优雅的一面。这样一来，医生也对患者产生了一定的好感，暗自庆幸自己走了好运，能与这样一位好病人打交道。如果医生有机会与患者家属交谈，肯定会从他们那儿听说病人对他赞不绝口，可见患者也经常在家人面前夸赞医生。家属会说：“他就听您的话，愿意相信您，您的一句话，在他那儿都是圣旨。”可就在这一片赞扬声中，偶尔也会有一个不和谐的声音出现：“他就知道说你的事情，满嘴都是你，时间长了未免也有些无聊。”
医生当然会谦逊地以为，病人对他赞不绝口一方面是因为看到了希望，另一方面是因为治疗开阔了他们的眼界，丰富了他们的见识。与此同时，分析治疗也取得了极大进展，患者很快便领会了医生的暗示，圆满完成了治疗的任务，各种回忆和联想从他们口中泉涌而出。他们对自己症状分析的准确性和说服力，甚至连医生都为之大吃一惊，因为在健康的世人千方百计排斥精神分析时，这些患者却欣然接受了新的心理学知识。既然医生和患者相处融洽，患者的病情也得到了全方位的改善。
好景不长，坏事总有一天会到来。治疗终于遇到困难：患者声称自己再也想不出更多东西了。我们明显感觉到患者心不在焉，不再遵守规则，不再未加批判地说出联想到的一切。他们游离于治疗之外，好像从未与医生达成过协议；显然，他们有了不愿告人的心事。对于治疗来说，这样的情况是十分危险的，分析显然遇到了抵抗。那究竟发生了什么呢？
如果我们得以重新掌控局势，便会发现造成这种障碍的原因是患者对医生产生了强烈的感情，而这既非医生的行为，也非治疗中医患关系可以解释的。患者的这种柔情究竟以何种形式表现出来，又有着什么样的目的，当然因其与医生之间的关系而异。如果患者是一位少女，医生是一位少男，这种柔情可能表现为正常的爱恋。这其实不难理解，一位少女与男子独处，向其敞开心扉，倾诉私密之事，而后者又占据了有利位置，是对其施以援手之人，两情相悦便没有什么不妥。这种情况下，我们甚至常常忽视了患有神经官能症的少女其实并不具有正常的爱恋能力。医患之间的差距越是悬殊，如果患者依然对医生有这类情感，就越是令人诧异。如果是一位婚姻不幸的少妇恋上了一位尚未婚娶的男医生，下定决心离异后委身于他，或是与其秘密同居，那也勉强说得过去。在精神分析之外，类似的事情也时有发生。只是那位少妇或者少女对治疗的态度可能有些出乎我们意料：她们从一开始就知道只有爱情才能让她们康复；治疗一开始，她们便希冀与医生的交往能给她们的生命带去尚未有过的爱情。正因此，她们才努力配合治疗，不惜道出难言之隐。这下我们终于恍然大悟，原先的谜团也都迎刃而解了。不过，这样的供词的确让我们吃了一惊，也使我们的估计失去意义。我们是否忽视了整个问题中最重要的一环呢？
随着经验增加，我们愈加无法否认这一足以令我们的科学蒙羞的事实。头几次的时候，我们还以为这是分析治疗中的巧合，并非出于患者的本意，但久而久之，我们竟然发现患者对医生的柔情竟然出现在每一个案例中，甚至在某些情况下，这种现象已经显得有些荒诞可笑，例如许多上了年纪的女患者也动情，双鬓斑白的老医生也没被放过，何况有些时候，我们明确知道患者根本没有受到引诱。这样一来，我们不得不放弃巧合一说，转而承认这种现象与神经官能症的实质有着最为紧密的关联。
这个我们不得不承认的新事实名叫移情作用（Übertragung）。我们认为柔情是被转嫁到医生身上的，因为治疗的情境根本无法合理说明这一切。我们猜测，这种感情早已在他处萌生，借助病症滋长，并在治疗过程中借机转移到医生身上。这种移情作用可以表现得轰轰烈烈，也可以细水长流；被爱的愿望，在年幼的少女和年老的医生之间还可以表现为想要成为对方所疼爱的女儿的愿望；同样，性欲望也可以转化为持久而纯粹的理想化友情。某些女士懂得如何升华自己的移情作用，将其以合乎情理的方式表达出来；有些人的移情作用只能以离经叛道的原貌出现。不管怎样，这些表现的起源是相同的，这一点我们再清楚不过。
在对移情作用展开研究之前，我们需得先将其表现补充完整。男性患者会有什么样的表现？我们希望这里头至少不会有性别差异和性吸引所带来的麻烦。可答案是：男女患者的表现其实相差不大。男性患者也依赖医生，高估其能力，对他言听计从，并对他周围的人心存妒忌。当然，在男性医患之间，移情作用多以升华后的方式出现，发展出同性恋的案例仍属少数。在男性患者身上，医生们更多地观察到一种在女性患者那儿并不常见的移情作用表现方式。这是一种带有敌意的或负面的移情作用，乍一看去似乎与之前的叙述相矛盾。
我们首先得明白，移情作用从治疗开始之初便已产生，并一度成为推进治疗的最强动力。只要它对治疗有利，人们便不会注意到它。可如果形势发生转变，它必会引起我们的注意。我们发现，在两种情况下，移情作用会改变对治疗的态度：一是柔情过于强大，暴露了其自身来源，显出性需求，从而遭到内心的抵抗；二是柔情被敌意取代。敌意往往出现得比柔情晚，如果两者同时存在，就会产生矛盾情感，这也是大多数人在亲密关系中的正常感受。敌意与柔情一样，都是与他者的情感联系；就像顽抗虽较顺从更为激烈，却都依赖旁人而存在。病人对医生的敌意自然也是移情作用的一种，因为治疗的情境不足以诱发这类情感。负面移情作用的存在，从侧面证实了我们对以柔情为表现的正面移情作用有正确的判断。
移情作用从何而来，对我们造成了怎样的困难，应当如何被我们克服和利用，这都是在详细讨论分析技法的时候才会涉及的话题，今天我只能简略谈谈。我们当然不能屈从于病人因移情作用而提出的要求，但粗暴地拒人于千里之外，也有违我们的初衷。要克服移情作用的影响，我们不妨向患者证明其情感并非来自现在的情境，也并不针对医生本人，而是之前情感的重复。在这一个基础上，我们再要求患者将情感的重复转化为回忆。这样一来，无论是柔情还是敌意，我们都可将原本会对治疗造成威胁的移情作用善加诱导，使其成为促使患者敞开心扉的敲门砖。请允许我再多说几句，以解开你们心中的疑惑。我们不应忘记，患者的病症不会停滞不前，而是像一个生物一样不断进化和发展。治疗的开始并不意味着发展的结束，可当治疗对患者产生影响时，病症的全新表现便集中在与医生的关系上。移情作用好比是一棵树木质部和韧皮部之间的形成层，新组织在这里生成，树干也由此变得越来越粗。一旦移情作用有了这般意义，对患者回忆的分析工作就必须退居次席了。可以说，我们要针对的不是患者本来的病症，而是新出现的神经官能症，因为后者替代了前者。医生见证了病症的诞生和成长，而且本身就是病症的作用对象，所以也在其中游刃有余。病人的一切症状都失去了原来的意义，转而适应新的、与移情作用相关的意义。或者说，只有能适应变化的症状，才会被保留下来。所以，治愈了新出现的神经官能症，便等于治愈了病人最初的症状，分析治疗也就此达到了目的。患者若能摆脱被压制的欲望冲动与医生正常相处，那一旦医生悄然退去，他们也可以保持健康。
移情作用对于歇斯底里症、恐惧歇斯底里症和强迫症等疾病的治疗有非同一般的意义，所以这些基本被统称为“转移性神经官能症”。在治疗过程中对移情作用有足够了解的人，都不会怀疑神经官能症的症状是受压制的冲动所致，也坚信一切都是性欲使然。可以说，只有了解了移情作用，我们才最终得以确信症状是力比多的替代性满足。
现在，我们有理由对之前的动态治疗过程进行修正，使其与我们的新认识保持一致。我们发现患者的内心存在抵抗力，而患者正在与其做正常的交锋；这时候，他需要一股强大的推力，使局势朝有利康复的方向发展。否则，他便可能重蹈覆辙，使原本已经进入意识中的事物重新受到压制。要与病魔做斗争，光靠患者的理智是不够的，它不够强大，无法胜任这份工作；最后，这项任务还得靠患者与医生之间的关系来完成。如果移情作用是正面的，患者会将医生视作权威，对他的一切说法深信不疑。如果不存在移情作用，或者仅存在负面移情作用，医生和他的观点就不是患者所愿意倾听的了。信任的产生都在重复同一个过程，它起源于爱，最初并不需要任何理由。如果理由来自深爱的人，那患者只会在最后才用批判的眼光对其进行审视。没有爱的支撑，任凭什么理由也无法产生影响。只有当一个人能将力比多投向其他对象时，他才是一个理性的人。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对于某些自恋到一定程度的患者，再好的分析技法也无法奏效。
正常人都具备将力比多投向其他对象的能力，神经官能症患者的移情倾向只是夸大了这种普遍特性而已。具有如此普遍性和意义的人类行为，如若一直没有受到关注，绝对是不可思议的。事实上，伯恩海姆的催眠现象学说，就建立在独到的观察之上。他指出所有人都具有可暗示性，这里的可暗示性其实就是移情倾向，只不过范围有些狭窄，没将负面移情作用包括在内。但是，伯恩海姆说不出暗示究竟是什么，又是如何产生的。对他来说，暗示是一个说不清来历的大前提。“可暗示性”与性欲和力比多行为的关系，并不在他的认知范围之内。我们必须承认，由于我们并没有将催眠术纳入分析的技法内，所以只在移情作用中看到暗示的影子。
现在，我要暂停片刻，听听你们的看法。我注意到，有一个念头早已在你们的脑海里蠢蠢欲动，如果不将它说出，恐怕你们都没有耐心继续听我讲下去。你们会说：“这下你终于承认自己跟催眠师一样，借助暗示的手法开展工作了。我们早就料到了这点。既然如此，你为何要绕上一大圈，一会儿回忆过去，一会儿发现潜意识，一会儿又分析和还原扭曲，如果最后能够见效的只是暗示，我们又何苦花费这许多精力、时间和金钱呢？你为何不学那些催眠师，老老实实地针对症状施展些暗示便好？就算你找借口说，绕了一大圈有助于我们发现某些心理现象，可谁又能保证这些发现都是事实呢？它们不都是暗示在不经意间的产物吗？你难道不能直接迫使患者如你所愿，做你认为正确的事情吗？”
你们的指责十分有趣，我必须对此做出回应。今天时间不允许，我们下一讲再谈。你们一定会看到我的正面回应。现在，我必须将开了头的话题结束。要知道，我曾允诺借助移情作用这一事实，解释为何我们的治疗技法在自恋性神经官能症那儿无功而返。
其实答案很简单，你们会发现谜团并不难解，一切其实都互为因果。观察表明，自恋性神经官能症患者并不具备移情能力，或者能力有限，从而拒医生于千里之外。这并不是说他们对医生有敌意，而是因为他们无所谓的态度。正是因此，他们不受医生的影响。医生的嘱咐如石沉大海，不会给他们留下任何印象。所以我们的治疗方法可在其他人那儿引起病症冲突的更迭，帮助他们克服压抑作用的抵抗，却无法在这些人身上见效。他们习惯我行我素，往往早已借助一己之力做过恢复健康的尝试，却最终还是落入病魔之手。对此，我们爱莫能助。
通过对这类患者的临床观察，我们发现他们已经完全放弃外部对象，其对象力比多已经全部转化为自我力比多。因此，他们与第一组神经官能症患者（歇斯底里症、恐惧症和强迫症）有本质区别，他们在接受治疗时的表现证实了这一点。这些人不会有移情的表现，所以也无法被我们治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