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讲 反抗和压抑作用

第十九讲
反抗和压抑作用

女士们，先生们！要进一步理解神经官能症，需要更多经验。我们再来看两件咄咄怪事，有了去年的听课基础，你们理解起来应当不会太困难。

首先，我们想治病救人，帮病人摆脱痛苦，他们却持续地对治疗进行激烈反抗。这令人难以置信，而且我们最好不要告诉病人的家属，因为他们只会把这当成医生的借口，认为我们在为治疗旷日持久又不见效果找理由开脱。患者本人百般反抗，却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如果能让他们意识到个大概，已是极大的成功。试想，病人深受病症之苦，眼看亲人一同受罪，为治病花了许多时间、金钱和自我突破的努力。他们一心渴望痊愈，怎会在帮助自己的人面前讳疾忌医呢？一点都不合情理！如果有人不相信，我们无须多加解释，因为类似的先例并非没有：每个牙疼难忍前去就医的人，眼看牙医举起钳子挥向病齿，总忍不住举起手臂反抗。

病人的抵抗方式多种多样，十分巧妙，不易辨识。这要求医生时刻保持警惕，针锋相对。在精神分析治疗的过程中，我们采用的技法与释梦相似。我们设法让病人在安静的状态下心无旁骛地观察自我，鼓励他们依次说出自己的所有感受、想法和回忆。我们明确地告诫病人不得筛选和屏蔽任何念头，不管这种想法令人不适、难以启齿、不重要、不相干还是无意义。我们敦促病人追随意识的表面，不对联想的内容做任何评判，并告诫他们治疗能否取得成功，尤其是治疗时间的长短，完全取决于他们对基本分析规则的执行力和忠实度。从释梦的技法，我们已经知道那些引发忧虑和反驳的念头往往能帮助我们了解潜意识的内容。

分析的基本规则一确立，便成了抵抗的攻击目标。患者会千方百计摆脱规则的束缚。他们一会儿宣称自己什么都想不到，一会儿又说想法太多，不知从何说起。接着，我们会惊奇地发现他们一会儿反对这一点，一会儿又批判那一点，实际上他们谈话中较长的停顿已经泄露天机。随后，病人承认自己确有难言之隐，他无法启齿，只得违背自己无话不说的诺言。或者他们会说，自己的确想到了些什么，但那件事跟自己无关，是别人的事，所以不说也罢。或者，他们想到的事情的确不重要，太愚蠢和荒谬，我肯定不愿听到他们这种想法。他们这样找出了五花八门的借口。对此我只能说：既然答应坦诚相见，就必须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不过，病人多少会有所保留，以防治疗将他的内心暴露得体无完肤。有一个我认为聪明绝顶的人，甚至将自己一段亲密的情史隐瞒了数周之久，在触犯了金科玉律后，辩称这是他的私事。当然，分析治疗不允许法外开恩。否则，好比一面在高市广场或斯蒂芬大教堂设置禁捕区，一面又在维也纳城里四处搜寻某个罪犯。这样一来，罪犯肯定会跑到避难地。一次，我曾破例允许一位颇有建树的男子有所保留，因为他是一位军官，曾立誓不能泄露某些信息。他对此自然十分欣喜，我却不然；从此，我决心不再做类似尝试。

强迫症患者懂得如何用多心和疑虑使分析规则变得无用。恐惧歇斯底里症患者偶尔也故意说一些无关紧要、对分析没有任何帮助的联想，使规则看上去荒谬不经。我不想跟你们细述应对这些困难的方法。重要的是，在我们一再坚持下，病人被迫遵守基本游戏规则，于是他们的反抗又转向另一个领域。这是一种智性的反抗，它强调分析的困难和不确定性，这也是不学无术的世人常有的偏见。患者异口同声地引用相关学术文献，对我们提出批评和指摘。对于外界的议论，我们自然有所耳闻。这简直是在水杯里兴风作浪，可有些患者就是愿意相信。他们乐于向我们请教，与我们争辩，也欢迎我们给他推荐更多专业文献，让他们有更深的了解。只要分析不涉及他们自身，他们就愿意成为精神分析的拥趸。我们将这种求知欲视作一种反抗形式和转移话题的方式，坚决不为所动。强迫症患者还有另一种特殊的反抗策略。他们任由分析顺利进行，在病情日趋明朗时，我们却发现治疗没有实际进展，症状也没有任何减轻的迹象。这时我们才发现，抗拒来自患者的怀疑，它在关键时刻给了我们致命一击。病人仿佛在说：这一切都很好很有趣，我愿意继续配合下去。如果这都是真的，我的病情肯定会改观。但我一点都不相信这是真的，只要我不相信，我的病情就不会改观。这种想法会持续很久，直到我们发现，与它展开决战。

智性的反抗不是最糟的，至少我们有方法应对。此外，病人懂得在分析范围内进行反抗，如何克服这一点，才是最困难的分析任务之一。病人不作回忆，而是改变生活中的观点和情感，以敷衍医生的治疗。他们会从素材中提取经验，假如病人是一个男子，他通常会借鉴自己与父亲的关系，将医生代入父亲的位置，在他面前为自己争取人格和判断的独立。他们一方面想与“父亲”平起平坐，甚至超过他，一方面又不愿第二次在人生中背上感恩的重担。有时，我们会隐隐感觉到患者在找医生的茬，想让他自感无能，彻底征服他，而不是真心求医。女性患者善于与医生搞性暧昧，以达到反抗的目的。这种暧昧到了一定程度，对治病的兴趣便不复存在，配合治疗的义务也被抛之脑后。面对必然的拒绝，尽管对方措辞谨慎，她们的妒忌和失落感依然会破坏与医生之间的融洽关系，以致分析失去最为主要的动力来源。

我们不应片面地评价这类反抗。它们包含了患者过往最重要的素材，若对其善加引导和利用，能为分析提供最有力的支撑。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素材总是先为反抗和抵制治疗服务的。可以说，最积极的抵抗来自患者的性格特征和自我态度。我们会了解到这些性格特征如何与神经官能症的条件发生关联，并应其需要显现出来。有些平时并不显山露水的性格特征，往往会在这时显露痕迹。你们千万别以为抵抗的出现会对治疗产生威胁。事实上，我们知道抵抗一定会出现，只有当我们不能将它坐实并展现给患者时，才会感到不满。我们其实很清楚，只有克服这些反抗情绪，对病患的分析和治疗才能真正见效。

此外，你们还要知道患者会利用治疗中的一切偶发情况无事生非，可能是某件令人分心的事情，可能是对分析心存成见的某位权威的一句话，也可能是某种有意无意出现的机体不适。要知道，他们还会将病状的改善作为减少付出的借口。这下你们该明白分析治疗所要面对的抵抗大致都有哪些形式和手段了吧！不过，这依然不是全部。我之所以不厌其烦地说这些，是想让你们知道观察神经官能症患者反抗治疗而得到的经验，正可作为神经官能症动力学的基础。布劳尔和我过去曾用催眠术作为心理治疗的手段，布劳尔的第一位患者就是完全在催眠状态下被治愈的，我曾一度效仿他的方法。不得不承认，这种方法简单易行，省时省力；但结果容易反复，不易持久，所以我最终放弃了催眠术。由此我明白，只要采用催眠术，我们就不可能了解疾病的动力学。在催眠过程中，反抗的存在是医生感知不到的。催眠击退了反抗，为分析开辟了一定空间，反抗依然集聚在这一区域的边缘，像强迫症患者的怀疑一样，难以攻破。所以我说，真正的精神分析在放弃来自催眠术的帮助后才得以开展。

既然断定反抗的存在如此重要，那我们必须谨慎行事，反思一下我们对反抗的认定是否太草率。也许在某些神经官能症病症中，联想的确会因其他原因受阻；也许对我们前提的反对确有一定道理，我们不应简单粗暴地将这种智性的批判视作反抗放到一边。不过，我们绝没有草率行事。我们有机会观察心存疑虑的患者在反抗出现时和消失后的状态。在治疗的过程中，反抗的强弱程度不断变化。接近一个新的话题时，反抗会增强；对此进行研究时，反抗达到顶峰；分析完成后，反抗减弱。只要治疗手法不是特别失当，就不会引起患者孤注一掷的反抗。同一个人在治疗的过程中会多次放弃和重拾自己的批判态度。如果我们迫使潜意识中新的、令他感到不快的内容进入他的意识中，他便会极力反抗；即便他之前已经表现出理解和配合，也会重新撕破脸。为了反抗，他甚至不惜付出一切代价，表现得像一个情绪化的笨蛋。如果我们帮助他顺利克服这种反抗情绪，他又会重新恢复理智。患者的批判情绪不是独立产生的，它受情绪操纵，受反抗欲指挥，因此并不值得我们重视。对让他感到不适的，他会坚决反对，显示出很强的批判性；对合乎胃口的，他立即对此深信不疑。也许人人都是如此，只不过被分析者由于受到了很大的压力，才显得愈加情绪化。

我们究竟该如何看待患者不愿症状消失和身体痊愈的心理呢？在我看来，我们遇到了强大的阻力，它不允许状态发生改变；当初迫使患者进入病态的，必定是同一股力量。病症的形成有一个过程，根据我们的经验，想消除病症，必须还原这一过程。从布劳尔的观察中，我们知道症状出现的前提是某种心理活动没能正常进行，无法出现在意识中，于是症状作为替代物出现。这下我们知道那股力量究竟在什么地方起作用了。必然有一股力量阻止相应的心理过程进入意识中，它被留在潜意识里面，在那儿兴风作浪，诱发病症。正是同一股力量在治疗之中极力抵抗，以免潜意识中的东西被引入意识。这就是我们所感知到的抵抗。这一以抵抗的方式出现的病态过程，被称为压抑作用（Verdrängung，又译为“排挤作用”）。

接下来，我们必须进一步了解压抑作用的过程。它是症状形成的前提，是我们陌生的现象。假设我们现有做某事的冲动，它遭到了批驳和指责，于是我们失去了做此事的动力。这个念头是苍白的，但它作为回忆保存了下来。这整个决断过程是由自我主导完成的。但如果同一种冲动受制于压抑作用，它会保留自己的力量，不会留下回忆。另外，压抑作用可绕开自我，独立完成。因此，这个比喻并没有道出压抑作用的本质。

要想形象地理解压抑作用这一概念，我们必须先明白一些理论前提。首先，我们必须从“潜意识”一词的描述性意义过渡到它的系统性意义。即我们认为一个心理过程的意识性和潜意识性只是它的某一属性，并非不可兼得。假设这一过程留在了潜意识中，那它没能进入意识，也许只是命运的征兆，而非命运本身。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一点，我们不妨假设所有的心理过程——只有一则例外，我们以后再谈——都先有潜意识阶段，随后才进入意识。好比照相机拍摄的图片先有负片，随后才被冲洗成正片。并不是每一张负片都会得出正片，所以并非所有的潜意识心理过程都会进入意识。方便起见，不妨这样说：每一个心理过程都先属于潜意识系统，随后才可能进入意识系统。

为了便于理解，我们不妨将这想象成一个空间体系。假设潜意识系统是一个宽阔的前室，所有的心理冲动都聚集于此。与之相连的有一个较小的客厅，这是意识的地盘。在两个房间之间有一个守卫，它会打量和审查每一种心理冲动，禁止令他不喜的冲动进入客厅。你们很快会发现，一种冲动究竟是直接被拒在门外，还是混进门后又被赶出来，其实只是一个警觉性和先知先觉的问题，并没有太大分别。借助这一场景，我们可以继续扩展术语。潜意识里的冲动是处在另一个房间里的意识注意不到的，它们最初停留在潜意识中。如果它们想跨过门槛，却被守卫赶回来，就无法进入意识，我们说它们受到了压抑；但即便是那些被守卫放入客厅的冲动，也不一定是意识的，它们必须首先引起意识的注意。所以，我们不妨认为第二个房间属于前意识体系。这样一来，意识化的过程仅仅具有描述性的意义。我们说某种冲动受到压制，意味着它没有被守卫从潜意识系统中放入前意识系统。至于这个守门人，正是我们想要消除压抑时遇到的抵抗力。

你们肯定会说，这套想法既鄙陋又虚幻，不具有任何科学的说服力。我知道这个比喻比较粗糙，而且也知道它是错误的；要是没搞错的话，我们已经有一套更好的说法作为替代——不知道你们是否还会将那套说法视作天方夜谭——但至少这是个有助于理解的方案，像安培在电流里游泳的小人模型一样，只要有作用，就不应被摒弃。我可以肯定地告诉诸位，比喻中的两个房间、站在其间的守卫和作为观众站在客厅里的意识，都十分接近事实。你们必须承认，这套潜意识、前意识和意识的说法，至少比下意识（unterbewußt）、旁的意识（nebenbewußt）和内在意识（binnenbewußt）之流要客观、易懂许多。

在我看来，更重要的是，为了解释神经官能症症状提出的这一心理装置模型还具有普遍性，可用来解释正常的心理功能。对此，我们暂时没空细究，但如果通过研究病态的心理关系有望对正常的心理活动知晓一二，我们对症状形成心理学的兴趣也许又会上一个台阶。

另外，你们可有发现我们假设的两套系统以及它们与意识的关系究竟依据何在？潜意识和前意识之间的守卫，就是掌管显性梦境的审查作用。诱发梦境的日间残念，对应了潜意识中的素材，它在夜间睡眠状态下受到潜意识和被压制的愿望的影响，借助它们的力量形成潜在的梦意。在潜意识系统的掌控下，这些材料经由压缩作用和转移作用的加工，成为在正常的精神生活中和前意识系统中的未知事物，或者仅在少数例外情况下能进入前意识。工作方式的不同是两套体系的基本特征。前意识和意识之间的关系，成为了归属的标志。梦早已不算病态的现象，它可以出现在所有健康人的睡眠中。我们从梦的形成和神经官能症症状中推测出的心理装置结构，也必须被套用到正常的精神生活中进行验证。

关于压抑作用，且说这么多。它是症状形成的前提条件。我们知道，病症替代的正是受压抑作用排挤的事物。但从理解压抑作用到理解这种替代物有一个过程。另外，随着压抑作用的出现，我们又面临新的问题：哪些心理冲动容易受压制？压抑作用的力量来自何处？又有何动机？对此，我们目前仅知一点：在研究抵抗行为时，我们听说反抗的力量源自自我，源自已知和未知的性格特征。这也是压抑作用的力量来源，或者说至少是来源之一。除此之外，我们所知不多。

我要讲的第二项经验将为我们继续提供帮助。通过分析，我们大致可以知道神经官能症症状的目的。这对诸位来说也并不新鲜，因为我已经举过两例说明这个问题。可两个例子又能算什么呢？你们当然可以要求我再举两百个乃至无数个例子，只是我不会照办。你们要么求助自己的经验，要么就在这点上相信精神分析家一致的说法。

诸位应当还记得，我们对这两个案例的深入分析都揭示了患者性生活的隐秘。在第一个例子中，我们清楚地认识了症状的目的或倾向；在第二个例子中，由于另一因素的影响，目的可能不是很明显，这一点稍后再谈。我们从两个例子中观察到的状况，也适用于其他案例。每一次分析都会将我们引向患者的性经历和性愿望，每一次我们都可以断言，病症有同一个目的，那就是性欲望的满足。症状是病人用来满足性欲望的方式，它们被用来替代生活中得不到的满足。

想想第一位患者的强迫行为。这位女士心爱的丈夫不在身边，由于他的缺陷和不足，他们无法一道生活。但她又必须对丈夫保持忠诚，无法用另一个男人取代他的位置。强迫症正好给了她想要的东西，即提升丈夫的地位，否定和美化他的不足，尤其是阳痿。所以，她的病症同梦一样，也是愿望的满足；与梦不同的是，所有的神经官能症症状满足的都是性欲望。至于第二位患者，你们至少明白她的睡前仪式旨在阻止父母性交，以防止一个新婴儿诞生。你们或许也猜到，她有意取代母亲的位置。所以，她的病症本质上也是消除性满足的干扰因素，实现性愿望。至于刚才提到的复杂之处，我们马上再谈。

各位！我不愿抛出一个具有普遍性的观点，事后又对它加以限制，所以我必须提醒诸位，我所说的压抑作用、症状的形成和它的意义，都是基于三类神经官能症——恐惧歇斯底里症、转变性歇斯底里症，以及强迫症得出的，目前仅适用于它们。我们惯于将上述三类疾病统称为转移性神经官能症，并以此限定精神分析的治疗范围。精神分析还没有对其他精神病类型做很好的研究，一方面是因为有些精神病显然无法治疗，另一方面则是因为精神分析还是一门年轻的学科，它费时费力，而且别忘了不久前还只有一个人深谙此法。不过，我们一直在努力攻克其他类型的精神病难题，但愿不久的将来，我可以证明我们的假设和结论同样适用于其他病症，由它们得出的结论并无矛盾，反倒能够互为印证。如果我现在所说的内容暂时只针对以上三种转移性神经官能症，那请允许我再强调一下症状的价值。一次对致病原因的对比研究得出的结论可简化为一个公式：患者得病是因为在现实中不得志，其性欲望没能得到满足。现在你们将发现，这两个结论其实是互补的。症候出现，就是以替代的方式满足生活中所未能实现的愿望。

我说神经官能症症状都是性满足的替代品，自然会招致各种非议。今天我只谈其中两点。你们如果接触和分析过许多神经官能症患者，或许会摇头对我说：你的结论在许多例子中不大适用，患者的症状似乎有着相反的意图，更像是排斥或消除性满足。此言不虚，但精神分析的事实往往比我们的期望复杂。如果它十分简单，就不需要精神分析为我们指点迷津了。例如我们的第二位患者，她的某些仪式的确有禁欲和打压性满足的特征。她将钟挪开，为了避免在夜间勃起；小心防止花盆坠落，是守身如玉的表现。我分析过的其他的睡前仪式中，这种负面情绪甚至更显著，仪式简直是用来对抗性回忆和性诱惑的工具。但我们知道，对于精神分析而言，对立并不意味着矛盾。完全可以扩展我们的一些说法，称症状的目的不是性满足，就是性压制。歇斯底里症多以积极的方式满足性欲望，而强迫症则以消极的方式实现禁欲。如果症状既可以为性满足服务，又可以为它的对立面服务，这种两面性或两极性就很好地解释了一种我们尚未来得及说的机制。要知道，症状其实是妥协的结果，它代表了两股相互作用的倾向；无论是被压制的倾向还是起压制作用的倾向，都在症状的生成过程中起过作用。症状可能偏向前者，也可能偏向后者，但极少完全只受其中一者影响。在歇斯底里症中，两种目的通常携手并进；而在强迫症中，两种目的也许会相互牵制，所以症状会体现出两面性，同时包含两种互为对立的行动。

第二点疑问不那么容易解答。如果你们对各类病症有相当的了解，会发现替代性的性满足这一概念必须延伸到极限，才能支撑我们的结论。你们肯定会强调说，病症并没能实现真正的性满足，往往只是再现了某种感觉，或是表现了某种由性情结引发的幻想。此外，所谓的性满足常常具有幼稚的特征，甚至不值一提，与手淫行为有些类似，或是会让人联想起某些肮脏的、从童年开始就被禁止的陋习。你们肯定会奇怪，为何某些暴力、丑陋、不自然的欲望的满足也被看成性满足。要对这点达成一致，我们必须先对人类的性生活有彻底的了解，搞清楚到底什么可称为“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