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略传播的立法合理化

1995年，《欧盟数据保护指令》将被遗忘权定义为“有关公民可以在其个人数据不再需要时提出删除要求”^[21]的权利。2014年5月13日，在谷歌诉冈萨雷斯的判决中，欧盟法院首次历史性地援引和使用此概念，使被遗忘权得到全球的关注，也彰显出欧盟国家开始采取国际新战略传播方式。

被遗忘权“是隐私权在互联网时代延伸出来的一种新的权利类型”^[22]。被遗忘权的立法理念建立在个人的隐私权上，这在立法的基础上拥有了最广泛的社会支持。

新战略传播模式涵盖政治、经济、文化、宗教、NGO、社会系统和体制等各个层面。从整体上看，社会传播日渐被分为两大体系：一种是去中心化的社交媒体传播；另一种就是为巩固信息和权力关系而存在的战略传播。从运行机制上看，这两大体系具有明显的区别：前者是自下而上的；后者是自上而下的。目前两大体系正逐渐呈现融合趋势，社交媒体也被权力入侵，参与到战略传播的竞争行列中。

在所有的战略传播手段中，法律由于带有较少的意识形态和持久的执行效力，成为独树一帜的客观存在。传统、规范和法律共同塑造着一个民族的内在和外在认知，“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更是成为全人类的常识。然而，法律背后体现的是制定法律的人或集团的利益和权力，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法律作为一种战略手段在国际传播中占有独特的地位。

一项立法合理化的过程是战略传播在立法层面发挥作用的关键。立法与权力紧密结合，国家通过技术、国际缔约、经济手段和外交方式来保持立法的合理性条件，并使之在表面上看起来与权力无关。合理化的立法为战略传播塑造了有效的框架，它规范并锻造统一标准的社会共识，以在公众的观念里达成战略一致。